许孚远与晚明关学的心学化_赵均强

许孚远与晚明关学的心学化*赵均强摘要明代中期，尽管湛若水、王守仁心学在关中都有传人，但关学仍以程朱理学为主流。不过，自万历十三年许孚远督学关中之后，王之士、冯从吾、张舜典等人的理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学化取向，关学由此进入心学时代。清初大儒李颙的崛起，是晚明关学心学化的自然延伸。关键词关学许孚远冯从吾王之士张舜典中图分类号B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627(2015)02－0080－07作者:赵均强，男，1966年生，陕西凤翔人，历史学博士，西安文理学院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西安710065许孚远(1535—1604)，字孟中，号敬庵，明季浙江归安(今浙江湖州)德清县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身经世宗、穆宗、神宗三朝，官至兵部侍郎，赠南京工部尚书，谥恭简。就学术源流看，许孚远师从唐枢，唐枢师从湛若水，属湛学一脉。但另一方面，许孚远理学又深受王学的影响。湛若水与王守仁生于同时代，学术交往密切，并为心学宗师。不过，二人毕竟是两家，他们的心学也有诸多不同。湛学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旨，王学以“致良知”为宗旨。湛学调和朱陆，虽从心性入手，但偏于程朱“居敬穷理”的工夫。王学上接陆九渊，偏于内心体认，与程朱相去较远。由于湛、王两家同属心学，立说又各有偏重，以后的湛学发展便走在折中湛、王的路上。湛氏门人之一的唐枢，其学以“讨真心”为宗。《明儒学案》一方面认为唐枢所谓“真心即良知也，讨即致也，于王学尤近”;另一方面又认为唐枢之学湛、王互补，力图达到“两家之学，俱无弊矣”①的境界。事实上，唐枢之学以王学本体补足湛学工夫，以湛学工夫补足王学本体，的确也有“出入王、湛两家之间，而别为一义”(《明史·儒林二》)的特点。在调和王、湛这点上，许孚远与乃师唐枢毫无差别。许孚远接受了阳明良知说，认为“致得良知彻透时即知是止，讨得至善分明处即止是知，初非有本体、工夫，亦非有偏全、先后之别”。与此同时，他又反对现成良知，十分强调下学工夫，认为“昔人学问失之广远，故儒者反而约之于此心。其实要反约，又须博学详说而得之，非谓直信此心，便可了当是也”②。《明史》亦云:“孚远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明史·儒林二》)《明史》说许孚远“历兵部郎中，出知建昌府，暇辄集诸生讲学，引贡士邓元锡、刘元卿为友。寻以给*①②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末民初关学重要文献及其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3BZX051)、2013年陕西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关中书院的历史与文化传统研究”(项目编号:13JZ078)的阶段性成果。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十《主政唐一庵先生枢》。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一《侍郎许敬庵先生孚远》。事中邹元标荐，擢陕西提学副使”(《明史·儒林二》)，而冯从吾说:“岁乙酉，德清许敬庵先生督关中学，讲学正学书院。”①乙酉年，即明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经邹元标推荐，许孚远由知建昌府提拔为陕西提学副使。万历十六年(1588)，因出任应天府丞，许孚远离开陕西②。许氏在陕三年，尊儒重道，聚会同志，提倡讲学，“凡寓内后进之士，思挹台光而聆绪论者，不翅如泰山北斗”③。在这些聆听者中，最年长的王之士是许孚远师友，而生于同年的冯从吾、张舜典则是许孚远弟子。在许氏影响下，关学“一变至道”(刘宗周语)，完成了从程朱理学到湛王心学的转向，进入到一个心学时代。因王之士、张舜典之学久湮罕闻，人们对冯从吾理学的认识也不到位，因此，这个转向一直为关学研究者所忽视，明代关学流变模糊不明，本文试钩沉之，以抛砖引玉。一、许孚远与王之士王之士(1528—1590)，字欲立，号秦关，学者称秦关先生。其先咸宁人，五世祖时迁居蓝田。嘉靖三十七年(1558)举人，此后京试屡次不第，遂潜心理窟，以道自任，不复科举。万历七年(1579)，之士51岁，虽身体病弱，步履艰难，而向道之心愈笃，遂入京，与诸同志讲学于都门萧寺。此后，又取道曲阜，瞻仰阙里，遍拜先师及诸贤祠墓，久之始归，由是秦关之名动海内。万历十八年(1590)卒于家，享年63岁。先是，因赵用贤、王以通等以海内隐逸举荐，朝议诏授国子监博士，但除目至，之士亡故已四月。所著有《理学绪言》等十九种，编为《秦关全书》。因《秦关全书》已佚，王之士理学今已无从得知其详，但于零星史料之中，犹可窥其一鳞半爪。之士早年之学，有家学，也有师承。“父旌，号飞泉，官代邸教授，明理学，有《语录》藏于家。先生幼承庭训，七八岁即知学，教授公授之《毛诗二南辄解》，辄为诸弟妹诵之，教授公喜有子。后治《大戴礼》，兼通《易》。为诸生，以文名庠校间。”④王旌之学，有《语录》，有经学，据此推测，其学当为濂洛一脉。家学之外，之士又私淑大儒吕柟。吕柟去世时，之士14岁，《明史》谓之士“不及柟门”(《明史·儒林一》)。但受家学影响，他对吕柟十分佩服。冯从吾《秦关全书序》云:“顷先生冢嗣伯敬持先生著作若干种乞余订正，会余病，不任细读，乃留伯敬数日，令门人辈稍微编次以归之，而以《文简公粹言》及《飞泉公语录》列于前，见先生学问渊源所自，其曰‘先师遗训’、‘先君遗训’云者，先生所自命也。”⑤牛兆濂《秦关先生拾遗录序》也说:“先生学本泾野，然泾野没，时先生年十四五岁，……先生学问渊源所自，其曰‘先师遗训’、‘先君遗训’，所自命也。此时文简不别以姓氏，其为泾野无疑矣。”⑥家学师承之外，因蓝田诸吕为之士故乡先正，故之士之学也受其影响。史载之士“又谓:‘居乡不能善俗，如先正和叔何?’乃立《乡约》，为十二会，赴会者百余人，设科劝纠身先不倦，诸洒扫应对、冠婚丧祭礼久废，毎率诸宗族弟子一一敦行之，于是蓝田美俗复兴”⑦。冯从吾亦云:“博士甘贫好学，无愧蓝田。”⑧又云:“余晤先生于正学书·18·许孚远与晚明关学的心学化①②③④⑤⑥⑧冯从吾:《关学编》(附续编)卷四《秦关王先生》。许孚远离陕日期史无明载，但许氏《赠王孝廉序》云:“当余去关中时，欲立年已六十矣”。欲立，即王之士，而王氏生于1528年，则许氏离任时间应在万历十六年(1588)。冯从吾:《少墟集》卷十五《奉许敬庵老师》。⑦冯从吾:《关学编》卷四《秦关王先生》。冯从吾:《少墟集》卷十三《秦关全书序》。牛兆濂:《蓝川文钞》卷三。冯从吾:《关学编》卷首《关学编自序》。院，相与论格物、论未发及《太极》、《西铭》之旨，豁然有当于心。”①总之，王之士早年秉承家学，私淑吕柟，其学应在河东、三原之间，濂洛根柢极深②。然而，受许孚远的影响，在去世前一年，王之士的理学发生了重大转变。许孚远结识王之士在督学关中之前。许氏说:“余初识欲立于都门萧寺。欲立尝病足，且病肺，体羸弱不胜衣，业已谢计谐，置功名于度外，而独以访道求友，轻千里，适四方，余是以有都门之会。”③后许孚远至关中，“礼征先生为多士式，先生亦乐就许先生，合志同方，相为切劘，时多士皆有所兴起”④。对王之士本人，许孚远评价甚高。他说:“曩余守建武，得一贤焉，曰邓汝极孝廉。礼而致之，为盱人士矜式。及余督学关中，得一贤焉，曰王欲立孝廉。礼而致之，为秦人士矜式。汝极博学高蹈，述作之富拟昔大儒;欲立笃信好学，素行狷洁，可质神明，皆余所心服。”⑤许氏离任时，之士抱病往送新丰道中，并以“难之、各自爱”为嘱，依依惜别。次年，听闻许孚远贬谪回籍，之士不顾年老跛足，毅然南出武关，浮江汉，至江西，复东渡浙水，会许氏于浙江德清。闻之士来，孚远以为“如从天而降，喜不能言”，留月余，与子弟朋友晨夕学问。之士“将辞归秦，犹歉然不自足，惓惓以古人赠处之义”相期，而许氏亦以“执中安止之学”相勉。尽管师友情笃，但因王之士笃信濂洛，“惓惓《遗训》是遵，死而后已”⑥，故与许孚远学问不同。因此，许氏对之士理学评价不高，同时又满心希望其理学境界能更进一步。许孚远《送王孝廉序》说:余独念欲立之质与造，使在孔门，当在原宪、子夏之间尤不可及。然皇皇学问如渴如饥，其所未了者何在?吾闻执中安止之学传自虞廷，孔子揭之为至善，子思衍之为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千古圣贤学脉端在于此。今试反之吾心，中耶?止耶?夫憧憧往来，无一息可以断绝，则所谓中与止者，将终不可得而见。若乃无思无为，常寂常感，惟至诚为然，吾党固未可以易及。然而不合体于此，非圣学也。以欲立之精诚，一旦豁然得其所止，更有何事愿交勗焉!欲立之归也，能终以圣学为秦人士宗法，而与横渠张子、吕与叔兄弟、泾野吕先生炳耀后先，则此行真为不孤，非特以慰答朝野之望而已也。⑦这段话写得很含蓄，但意思很明白，大意是说，之士虽对学问如饥似渴，但却未闻圣人本原之学。若本体不明，工夫不合于本体，工夫也就不是真工夫。学问思辨是工夫，但最要紧的工夫却是从心上做起，熄灭人欲。人欲不熄，则不得圣人执中安止之要。许氏殷切希望之士回陕后，在理学修为上有所突破，豁然得其所止。据冯从吾所记，大约在回陕之后，王之士不负所望，他的理学发生了质变。冯氏称:“蓝田王秦关先生，理学醇儒也。其学以尽性无欲为宗，近里著己，甘贫苦节，世共高之。”⑧又说:“先生笃信好学，见彻本原，非沾沾矜一节一善以成名者。”⑨许孚远之学笃信良知，以反身寻求为功，以克己为要。王之士尽性与致良知近似，无欲与克己近似，近里著己与反身寻求近似。若此，则在临终前一年，王之士已由惓惓《遗训》是遵的濂洛之学，转为“见彻本原”、“以尽性无欲为宗”的心学了。二、许孚远与冯从吾冯从吾(1557—1627)，字仲好，号少墟，长安人。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生，万历十七年(1589)·28·孔子研究2015年第2期①②③④⑥⑧冯从吾:《少墟集》卷十三《秦关全书序》。《明史·儒林传》附王之士于吕柟之后，又说之士不及柟门，此说近似。而《明儒学案》以之士为三原殿军，则不知何故，疑有误。⑤⑦许孚远:《敬和堂集》之《送王孝廉序》。⑨冯从吾:《关学编》卷四《秦关王先生》。进士，与邹元标、赵南星、高攀龙、焦竑、董其昌友善，累官至工部尚书。天启七年(1627)，因阉党迫害，卧病卒，终年71岁。次年，崇祯即位，诏复原职，赠太子太保，谥恭定。论者誉为“名儒”(《明史·儒林一》)、“名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少墟集》)、“大儒”①。从吾儿时，其父冯友“手书王文成公‘个个人心有仲尼’诗，命习字，即命学其为人，先生便亹亹有愿学志”②。九岁，拜萧九卿为师。萧九卿，字良辅，别号后山长安人，“涉猎群经，尤长于《易》，至《纲目》、《性理》烂熟胸中，至老犹手不释卷”。十四岁，又师从沈有守学《毛诗》。沈有守，字司直，西安前卫人，学者称沣源先生，“门下执经者甚众”。从吾自谓:“萧先生，余启蒙师;沈先生，余受经师也。”“二先生生平俱以敬谨自持，以严毅教人，即以余之不肖，而不至大有暴弃，皆二先生力也。”③《明史》本传云“从吾生而纯悫，长志濂洛之学”，也说从吾早年从事的是濂洛之学。二十岁，从吾以恩选入太学。归来，适逢“德清许敬庵公督学关中，开正学书院，拔志趋向上士讲明正学。闻先生名，延之。与蓝田秦关王公讲切关洛宗旨，识力之卓荦，大为敬庵器重”④。冯从吾亦谓:“从吾不佞，不能勉自策励，以答老师之知，然绳趋尺步，何莫非老师赐也。”“徼幸以来，日夕兢兢，尤甚于诸生。时时与同志诸君子讲明此理，反复体验，务实得于身心，而资暗学疏，恒不免二三之扰。奈何老师时惠教言，闵其愚而匡直之，幸甚。”⑤及许师亡故，从吾所作祭文中有“从吾等夙奉教于我师兮，谊同立雪之游杨。倏闻哲人之既萎兮，我心尽然而悲伤”之语⑥。如前所述，许氏之学出入王、湛，而湛学偏于程朱。师从许师时，冯从吾有很好的濂洛根柢，而且年轻，所以他的学术转向要比王之士容易得多。黄宗羲谓:“先生受学于许敬庵，故其为学，全要在本原处透彻，未发处得力，而于日用常行，却要事事点检，以求合其本体。”⑦在正学书院，冯从吾往复请益，时时体验，由是深得许氏衣钵，成为湛门后学的杰出代表。与许孚远笃信良知而又深恶援良知以入佛一样，冯从吾也信服阳明良知说。他坚持孟子性善论，明确指出阳明“无善无恶”一语是异端之说。他说:“阳明先生‘致良知’三字真得圣学真脉，有功于吾道不小。‘知善知恶是良知’一语尤为的确痛快，第‘无善无恶心之体’一句，即告子无善无不善、佛氏无净无垢之旨。”⑧阳明主张三教合一，认为二氏皆可为我所用，而冯从吾则认为三教合一是儒学危机根源所在，进而主张三教分门。他说:“向使佛自佛、儒自儒，不混而为一，则谈儒者安得误入于佛氏，辟佛者安肯操戈于吾儒，诋儒者何所借以肆其毁，谈佛者何所借以行其私哉!”⑨这些论说，都上接许孚远而来。湛若水谓心乃是包容万物之心，唐枢以讨真心为宗。许孚远认为:“心者至虚而灵，天性存焉，然而不免有形气之杂，故虞廷别之曰人心、道心，后儒亦每称曰真心、妄心，公心、私心。其曰道心、真心、公心，则顺性而动者也，心即性也。其曰人心、妄心、私心，则乎形气而出者也，心不可谓之性也。”⑩而冯从吾亦云:“心体虽空空洞洞，实万物咸备，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瑏瑡又谓:“圣贤之学，心学也，然心有不可不辨者，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若不辨人心、道心，而第曰只在人心上用·38·许孚远与晚明关学的心学化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瑏瑡刘宗周:《刘蕺山集》卷九《冯少墟先生敎言序》。王心敬:《关学续编》卷一《少墟冯先生》。冯从吾:《少墟集》卷十七《萧沈二先生传》。王心敬:《关学续编》卷一《少墟冯先生》。冯从吾:《少墟集》卷十五《奉许敬庵老师》。冯从吾:《少墟集》卷十七《祭许封君文》。⑩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十一《侍郎许敬庵先生孚远》。冯从吾:《少墟集》卷十五《答黄武皋侍御》。冯从吾:《少墟集》卷一《辨学录》。冯从吾:《少墟集》卷十二《关中书院语录》。功，则遍周法界之说，当与精一执中并传矣。”①许氏以为心性有别，圣学要义在“执中安止”，冯氏人心、道心之辨即根源于此。湛若水随处体认之说偏重工夫，唐枢认为“功夫就是本体”，“岂得先有本体，将工夫去合?又先有工夫，复去见著一个本体?”②许孚远也持同样的看法，而冯从吾则说，《中庸》“首章自天说到人，以本体为功夫，顺言之也。末章自人说到天，以功夫合本体，逆言之也”③。“识得本体，自然可做工夫;做得工夫，自然可复本体”④。“学问晓得主意才好用功夫，用了功夫才得到妙处。若只谈妙处而不用功夫，则妙处终不能到。若泛用功夫而不晓得主意，则功夫亦徒用矣”⑤。“而或又谓本体原自现成，用功即落臆说，是谓天地本位万物本育而我不必位育之也，弃天亵天甚矣”⑥。在本体、工夫关系上，冯从吾既反对本体现成，又反对以功夫替代本体;既强调以本体为功夫，又强调以功夫合本体。这些说法也是对湛门心学的发展。冯从吾心学所以笃实，溯其根源，则远与吴与弼、湛若水心学偏重朱子，近与唐枢、许孚远心学半为朱子学有关。他说:“朱文公之学集诸儒之大成，其功甚大，其所得甚深，即间有智者千虑之一失，无足为文公病也。”⑦“自昔大儒讲学宗旨虽多端，总之以心性为本体，以学问为功夫，而学问功夫又总之归于一敬，君子小人之分只在敬、肆之间。……敬者，圣学之要。”⑧因为朱子学是湛门重视工夫思想的主要来源，而重视下学工夫又是湛、王分门的根本所在，因而冯从吾理学也有偏于程朱的特点。因此，古人或以为“从吾学宗程朱”⑨，“恪守伊川、晦庵钜矱”瑏瑠，真“濂洛紫阳之嫡胤”瑏瑡。或以为“公学虽有宗，然于新建亦极笃信”瑏瑢。焦竑说:“顷得其论著，所为追琢于念虑、检束于躬行者，详哉其言之也，而于性与天道有不数数然者，岂侍御之学而有未至欤?将别有说欤?迨内核于身心而外验之朋辈，乃霍然而寤，始知侍御之自有主谓，而余之所窥有未尽也。”瑏瑣李颙说，阳明“致良知，令人当下有得。及其久也，易至于谈本体而略工夫，于是东林顾(宪成)、高(攀龙)诸公及关中冯少墟出而救之以敬修止善”瑏瑤。“惟先生严毅中正，一遵程朱家法”瑏瑥。焦竑所谓“自有主谓”，李颙所谓“救之以敬修止善”，强调的都是冯从吾心学的朱子学色彩。然而，朱子学毕竟不是冯从吾理学的全部。在冯从吾的理学中，陆王心学是根本，程朱理学是辅助，冯从吾也自述其学“以心性为本体，以诚敬为工夫”，说明他的理学走的是调和朱陆的湛学路线，是一种具有强烈朱子学色彩的心学体系。究其学派，无疑属于会通特征鲜明的湛学一脉。那种或者把冯从吾理学视为朱子学，或者将其视为朱学、王学、湛学、关学会通之学的看法，是不准确的。·48·孔子研究2015年第2期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瑏瑠瑏瑡瑏瑢瑏瑣瑏瑤瑏瑥冯从吾:《少墟集》卷一《辨学录》。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十《主政唐一庵先生枢》。冯从吾:《少墟集》卷十一《池阳语录》。冯从吾:《少墟集》卷四《语录》。冯从吾:《少墟集》卷十二《关中书院会语》。冯从吾:《少墟集》卷十五《关中书院记》。冯从吾:《少墟集》卷十五《答张居白大行》。冯从吾:《少墟集》卷十一《池阳会语》。《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八十一。王心敬:《关学续编》卷一《鸡山张先生》。姜士昌:《冯少墟先生集序》，载《冯恭定全书》卷首。邹元标:《少墟先生集序》，载《冯少墟集》卷首。焦竑:《冯少墟侍御集序》，载《冯少墟集》卷首。王心敬:《南行述》，载《二曲集》卷十。李颙:《二曲集》卷七。三、许孚远与张舜典张舜典与王之士、冯从吾相比，因位卑而地僻，著作又不多，所以声闻不广、影响不大。然而在晚明关学格局中，王之士是从濂洛向湛学的过渡人物，冯从吾是湛学关中嫡传，而张舜典则笃信王学。因此，张氏理学也值得关注。张舜典(约1557—1629)，字心虞，凤翔府人，学者称鸡山先生。万历十七年(1589)举人，谒选开州学正，授鄢陵令，升彰德府同知，而先生以为时局昏暗，遂决然致仕，讲授乡里。天启元年(1621)，升兵部武选员外，仍不出，惟以著书讲学为事。治鄢陵时，刻《濂洛文抄》、《明道先生集抄》，晚著《明德集》、《致曲言》。后病卒，终年73岁。史载先生“自诸生时，即潜心理学，受知督学德清敬庵许公。敬庵，理学名儒也。先生既举于乡，乃自叹:‘斯理不明，世即用我，我将何以为用?’仍裹粮南从敬庵学，因交江右邹南皋、常州顾泾阳二先生，其他缘途名儒，往往造访，以资印证，遂洞见‘明德识仁’之旨。数年归，则冯少墟先生以侍御告归，讲学长安，当事者为建关中书院，乃深与订交，时时商证道术离合异同之故，称莫逆焉。”鄢陵归来，“即家为塾，与有志士究极学旨，不间寒暑。时少墟先生尚居里第，学会益盛。而先生则主盟岐阳，而从游亦众，一时有‘东冯西张’之称。学者尊之，不敢轩轾焉”①。张舜典结识邹元标、顾宪成，与冯从吾友善，但其两度问学于许师，而许孚远既笃信阳明良知说，又是王学修正者，因此，张舜典对王学的笃信，应是师从许师而自身偏好玄妙的结果。张舜典的著作，清初由李颙汇编为《鸡山语要》。其中，《明德集》言体用一源之旨，《致曲言》论即本体以为工夫。在《明德集》中，张氏首揭“明德”宗旨。何为“明德”?张氏说:“明谓自明明物，明尽遍照。即明为德，惟德本明，一性之妙耳。”“德谓心之良能，明谓心之良知，一体而二名，是明德者本性之尊称，即本性之实际也。”为何不以“明明德”标宗而单以“明德”标宗?因为“明德是体，明明德是功，非即本体以为功夫”②。即是说，以“明德”标宗有双重含义:一是凸显本体的主脑作用，二是强调功夫不离本体。据此可见，张氏以“明德”为宗，即是以良知良能为宗。在《致曲集》中，张氏阐述了致曲工夫论。他说:“学利困勉，致曲之人;学问思辨笃行，致曲之功。”③张舜典虽以学问思辨笃行为致曲之功，但究其实际，则其致曲工夫“实发明即本体为工夫之旨”④，而又带有明显的禅学倾向。比较起来，冯、张虽同为心学，但学派不同。王心敬说:“盖少墟恪守伊川、晦庵钜矱，先生则学主明道，……与冯先生意见微别。”⑤若单论宋学渊源，此说似也不错。然而冯、张毕竟是心学，二者的分歧，实不在程颐朱熹与程颢之别，而在程朱与陆王之异。冯从吾说:“乙巳秋，凤翔张心虞孝亷访余山房，而二三门人闻心虞至，亦多朝夕过从，共谈心性之学。……别后因录其相与发明者得八十一章。”⑥张舜典也说:“岁乙巳，至长安访少墟冯兄而商正之，遂留余精舍中颇久，日为辨难”⑦。可见，《辨学录》是冯、张辩论的记录。综合《辨学录》与《鸡山语要》等史料来看，冯、张之异很多，而大要有四点:(1)张氏主张圣贤学问总只在心上用功，而冯从吾认为，“第曰只在心上用功，则遍周法界之说当与精一执中并传矣”⑧;(2)冯氏说“吾儒之学，以理为宗”，“自来吾儒论心，都不曾丢过一个‘理’字。若丢过‘理’字言·58·许孚远与晚明关学的心学化①②③⑥⑦⑧④⑤王心敬:《关学续编》卷一《鸡山张先生》。张舜典:《鸡山语要·明德集》。张舜典:《鸡山语要·致曲言》。冯从吾:《少墟集》卷一《辨学录自序》。冯从吾:《少墟集》卷一《辨学录跋》。冯从吾:《少墟集》卷一《辨学录》。心，则先儒之说皆诬”①，而《鸡山语要》无“理”字，较少朱子学色彩;(3)张氏主张即本体以为功夫，以为“舍当下舍自己别无工夫，亦无本体，即随事点检终成义袭之学”②，以为识得本体则无须穷索、无须防检，而冯氏主张识得本体然后可做功夫，做得功夫然后可复本体，以为“近世学者不论心之懈不懈、理之明不明，而动称不须防检、不须穷索，以为玄妙，是中佛氏之毒而借(明道)先生以自解者也”③;(4)冯氏心学在主观上不杂佛老，以为论工夫可说有说无，但“论本体则全说不得无”④，而张舜典则说“清静无染，无体之体是谓真体”，“明德无内无外，无人无己，无远无近，无声无色，无可无不可，无名无字”⑤，这是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翻版。冯氏也讲静存动察，但明确反对将“道体专属之静，而工夫专在于寂”⑥，而张氏谓明德本体不可以言字、见闻知觉求之，“黙而识之，始露端倪”⑦，“此非偏静，乃立天下之大本之学，渊渊其渊，非深造自得者安能知之”⑧。这种默识，不无禅定之嫌。高攀龙云:“阳明于朱子格物，若未尝涉其藩焉，其致良知乃明明德也。然而不本于格物，遂认明德为无善无恶。故明明德一也，由格物而入者，其学实，其明也是。”⑨马理说:“敬非只是闭门又守静坐工夫，要在随事谨恪做去。若只闭门静坐，即是禅学，有体无用。”瑏瑠以此观之，王心敬所谓冯、张“意见微别”，表面看来似乎是程颐朱熹与程颢之别，而实际上则是湛、王两派之别。其中，冯从吾为许孚远嫡传，属甘泉后学，而张舜典为许氏别传，全心皈依的是阳明心学。四、余论自北宋张载创立关学以至晚清，关中理学凡四变:金元间，奉元路诸君子以程朱理学为宗，此一变;明代晚期，关中学者以湛、王二家心学为宗，此一变;清代嘉道间，李元春以程朱理学为宗，此一变;晚清同、光间，刘光蕡以王学为宗，此一变。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时河东薛瑄以程朱为宗，“清修笃学，海内宗焉”(《明史·儒林一》)。受薛瑄影响，明中期“关学大概宗薛氏，三原又其别派也”瑏瑡。此时，虽泾阳张节受教于湛若水，渭南南大吉为阳明亲炙弟子，但当时关学领袖河东、三原两派都上接程朱，为关洛濂闽之学，心学一直处于边缘，甚至在许孚远督学关中之前，王之士、冯从吾等人也都具有深厚的濂洛根柢。正如本文所言，许孚远督学关中，的确深刻影响了王之士、冯从吾、张舜典等关中学者。晚明关学由程朱理学向湛、王心学的转化固然有许多原因，但许孚远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事实上，若从学术的连续性来看，许孚远的影响还远不止此。就学术源流看，清初李颙的心学，正是晚明关中心学的衍变和延续。如果没有晚明关学的心学化，也就不可能有大儒李颙的出现。李颙出而晚明清初关学的心学时代遂圆满收官。即此而言，许孚远督学关中，影响所及，不仅在晚明，而且在清初。·68·孔子研究2015年第2期①②③⑤⑥⑧⑨瑏瑠瑏瑡④冯从吾:《少墟集》卷一《辨学录》。张舜典:《鸡山语要·致曲言》。冯从吾:《少墟集》卷十三《明道先生集抄序》。⑦张舜典:《鸡山语要·明德集》。冯从吾:《少墟集》卷十五《答杨原忠运长》。张舜典:《鸡山语要·答沈芳杨道尊》。高攀龙:《高子遗书》卷八下。冯从吾:《关中四先生要语录》卷二。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九《三原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