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话文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影响

论白话文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影响 摘 要:白话文运动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倡导的一场革新运动。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发展～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也随之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产生了思想启蒙～民粹主义等思潮。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共同变化～并且进一步推动着白话文运动向更为深广的层面进行。 关键词:白话文运动,近代社会思潮,思想启蒙,民粹主义 白话文运动是20世纪初中国文化界兴起的最富有成效的一场运动。从“五四”时代起，白话不仅在文学上成了正宗，而且正是由于语言环境的转变，自由的表达及书写尺度为社会思潮的多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交流环境。白话的文化品格具备大众化色彩，从而使思想交流层面进入了融合与向西方学习的阶段。思想启蒙的开端，现代民族意识的生成以及民粹主义的肇始，使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出现了全新的面貌。 一、 白话文运动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变迁的关系 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变革是以语言文字的革新为起始和标志的，而白话文运动在这场历史文化变革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已经成为公认的和不争的事实。白话文运动引发的语言变革并非仅仅是文学方面，还与社会文化结构的调整、价值观念的转变及近代社会思潮的变迁联系在一起。这种变化的首要标志就是白话文运动把中国文化及文学的变化推向了一种极致，使之成为明显的历史阶段的分水岭。白话文运动为近代社会思潮变迁提供了最佳的语言基础和沟通环境，从而有利于将语言文字与社会思潮进程融为一体去历史的考察和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界，语言文字似乎与社会思潮变革的其他领域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和不协调。这不仅表现在传统的语言形式与变化着的社会生活之间有所隔膜，还表现在一批很早就接受西方文化影响、具有变革意识的文人对于白话文运动所采取的对抗态度，他们或者采取了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或者在态度上显得暧昧甚至保守。严复和林纾就是很好的例子。严复算得上是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的改革家之一，他不仅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等西方思想名著，而且还身体力行，直接启动了中国近代的政治变革运动。从政治主张和思想观念来看，严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中国传统的体系和模式，具有了现代意识。即使在美学和艺术观念上，严复也很推崇和看重其自由的意义。他曾指出过:“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惟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弟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也， 斯为逆天理，贼人道。” 所以，仅仅从政治上的保守来解释严复日后对白话文的态度，或者把这种态度归结于政治观念上的守旧至少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说法。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人们一开始就充分意识到这场语言文字变革的深刻意义。尤其是后来在白话文运动的论争中，对于语言本身文化意义的认识也并不十分清楚。而文言文的自我封闭和停滞使之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恰恰形成一种分裂的局面。当时的中国社会可以说是一个“骤变”的时代。正如胡适所言，“时代变得太快了，新的事物太多了，新的知识太复杂了，新的思想太广博了，那种简单的古文体，无论怎样变化，终不能应付这个新时代的要求”。 与时代的相脱离，使得文言已经难以担当新时代思想的载体，文言实际已成为一种僵死的语言。另一方面，作为文化的基本因子，语言的变迁也必然促进社会、文化的变迁，二者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在愈来愈汹涌的西学东渐大潮中，译介西书是国人主动学习西方解救民族危机的重要途径，在翻译过程中，意译、音译或借用的大量新名词，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五四”前后日译新书的狂潮，中国出现了新名词的“大爆炸”。语言学家的研究表明，“现代汉语中的意译词语，大多数不是中国人自己创译的，而是采用日本人的原译。” 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了本身的内容，语言是思想的直接表现，因此，中国当时出现的新名词大爆炸所隐含的实际是新思想的大爆炸，是一种文化环境的大变更。也正是在这样的变更中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出现了新的特点，社会思潮变迁的体现集中出现在思想启蒙，现代性的生成，民粹主义取向的演进和发展等方面。 二、白话文运动与思想启蒙的兴起 近代白话文运动的触点所在、旨向所归是思想启蒙。近代白话文运动先行者从黄遵宪、裘廷梁到狄葆贤，对这一运动已从朦胧的自发的认识发展到自觉的倡导。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更是近代白话文运动理论和实践上的集大成者。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对通俗易晓文体的认同。这种认同不是缘于“卫道”之目的，而是建立在普及启蒙思想、提高国民素质的出发点上，从而与唐宋诗文革新运动有了质的区别。康有为推崇“古之记事之文”，那种“有详有略，有纲有目，有纪有经，有大题有小注”的文体，又高度赞誉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文用互殊，纲目列胪，可诵可娱”。 “易诵”、“明确”、“可诵可娱”正与面向大众的启蒙思潮主旨相合，这些主张对当时的白话文运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1902 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杂 志，又接受黄遵宪的建议，特辟“杂歌谣”专栏，专门发表一些“弃史籍而采近事”、“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的杂歌谣体诗作，并借鉴民间诗体的通俗化风格，将诗体的改革引向言文合一的道路。 第二，对新文学的倡导与实践。梁启超在《小说丛话》中指出，文学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在对俗语文体普遍认同的情况下，以梁启超为代表，继“诗界革命”后又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提倡创作“新小说”。文体革新、思想启蒙、文学革命三个层面的紧密结合标志着近代白话文运动向纵深阶段发展。梁启超在阐述其“新小说”理论时又强调，“然革命者，当革其精，非革其形式”。并细评之:“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基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梁启超振聋发聩的呼声一语道破白话文运动的内涵实质，指引着白话文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与梁启超的主张相呼应，康有为在其诗作《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中倡言:“新世瑰奇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为白话文运动推波助澜。“革其精神”、“新意境”、“造新声”是近代白话文运动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下“， 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等诸口号相继提出。 正如梁启超所言:“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顺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诗。”整个文学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格局，面向国民充满时代精神的近代白话文运动到此达到高潮，新文学的创作与尝试也进入了丰收期。把握时代脉博，文人创作表现出可贵的自觉意识。以“揭发伏藏，显其弊恶”为目的的“四大谴责小说”的刊行，以黄遵宪为代表“新诗派”的崛起，新杂剧、新传奇的涌现，都说明白话文运动的卓然功绩。文体以崭新的题材、崭新的主题、崭新的风格，开创了一代新文风，标志着近代新体散文的勃兴，这是近代白话文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也加速了中国文学自身的现代化进程。 第三，开放型的视野和思维方式。康、梁之后，近代白话文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开始把天赋人权、人类平等诸学说演成白话，用资产阶级民族理论宣传爱国启蒙思想，给近代白话文运动又注入新的活力和内容。之后，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始了又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他们直接从西方资产阶级近代科学中寻求精神食粮，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倡导新文化运动，从而将文体革新运动推向一个新的制高点。在文体革新问题上，1917 年1 月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集中阐明其见解: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 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陈词滥调;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胡适的这些主张正是建立在康、梁文体革新理论之上，而胡适的贡献则是将其理论更明确化、系统化，从而为白话文运动指明了具体明确的目标。 2月陈独秀撰写的《文学革命论》，则提出文学革命在文学革命问题上，1917年 的“三大主义”，认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从这一点出发，陈独秀力主推倒藻饰阿谀的“贵族文学”、铺张堆砌的“古典文学”、深晦艰涩的“山林文学”。文学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宏观视角的一致，充分说明近代白话文运动是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基础，而后者却是前者的系统化、明确化、深入化。1918年5月，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上。作者用浅近通俗的语言，揭露和控诉了吃人的封建礼教，这表明随着白话文运动的深入，文体革新、文学革命、思想启蒙三个层面的结合已经上升至一个新的境界。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在近代白话文运动中已涉其境:早在1915 年前后，陈独秀在芜湖办起了白话报，胡适在《国民白话报》、《安徽白话报》上发表多篇文章。 正是基于早期办白话报、写白话文章的实践，他们能得以借鉴前人的经验，敏锐地把握正确的方向，引导现代白话文运动，来推进以“科学”、“民主”为宗旨的又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作为连接两次思想启蒙运动的载体，近代白话文运动的意义也正在于此。由白话文运动引发的思想启蒙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开始转型的先声，由此中国近代社会出现全新的思想潮流，现代国家意识与社会思潮中的现代性开始生成。随着新的社会意识在全社会铺展开来，现代民族国家意识随着语言的国际化沟通有了全面的发展。独立而完整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为白话文推行创造了更加有利环境。有了这样的社会意识支撑就使得白话文运动具有了广泛的民粹主义倾向。 三、白话文运动与民粹主义取向的出现 五四时期，一般认为是一个知识分子高举科学、民主、个性解放大旗，对芸芸众生“振臂一呼，应者云聚”的启蒙时期。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单就知识分子而言，他们要面临的是“如何做导师”和“如何做学生”的两难:一方面要做大众的启蒙者，一方面却又崇拜民众的道德力量。作为启蒙者，他们排众数而张个人，“国民性”问题成为其祭旗的入口;作为民粹者，他们又慑于民众的原发性力量，匍匐在这个历史巨人的脚下。这种“启蒙者”与“民粹者”身份的“双重变奏”成了五四前驱们身上特有的文化景观。从功能层面来说，做“学生”的便利之处在于可以借助民众的力量 推动某种改革，但无情否定知识者自身所留下的隐患也被近百年的历史所证实。 为了给白话文正名，五四前驱选择民众语言作为白话文的主干，强调他们的语言表情达意深刻精妙，并且和实际生活息息相关。钱玄同说:“我近来坚决的相信活泼自由丰富的理想的国语，定要用民众的活语言做它的血液。我所谓民众的活语言，便是教育家们所最看不起的鄙卑村俗，不合文法的语言。”至于文学用语，他则认为应该以民众的活语言为骨干，因为它活泼、自然、美丽。为撼动文言的统治地位，面对强大的保守势力，他们强调来自民间的语言文字的重要价值，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常常采用“石条压驼背的方法”，不把话说到“十二分”不肯罢休。断言唯有这种语言才最精细、深刻、明白，无形中把“民众”之外的其他语言一律排斥在外了。 语言文字革命的目的有两个:一要踢开死尸，专讲活话;二是要扭断镣铐，恢复自由。可是针对片面注重民间语言的现象，周作人曾就事论事地指出，政治上的向往民间，和语言乃至文学上的“到民间去”乃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假如以现在的民众知识为来规定国语的方针，用字造句以未受国民教育的人所能了解的程度为准，这不但是不可能，即使勉强做到，也只能使国语更为贫弱，于文化前途了无好处。其实‘为民众’的工作原也是必要的，但那是‘往民间去’的一项事业，与国语改革运动并不是一件事。 民粹主义在白话文运动期间的蔓延反映在文化的大众普及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上，同时白话文的普及也在民粹主义的环境中愈发铺展开来，以更加席卷的姿态在语言文字使用的层面上成为主流，体现出语言环境与社会思潮间的互相推动。 结语 总之，20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变迁提供了沟通的语境和便利的交际环境，从而使近代社会思潮在时代背景与语言环境中逐步变迁，由思想启蒙伊始，逐步开始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成与现代性的开启。基于此，则扩大了社会思潮引入的视野，进而衍生出民粹主义取向。在近代社会思潮的诸多变迁之下，白话文正式成为通用语言并且其影响力更加深入。白话文运动引发的社会思潮变迁有着实际的政治意义，这既是白话文运动产生的前提，也是其发展的动力，倡导者从中吸取精神能量，接受者从中获得心理认同;其过程具有开放性，各种政治主张、社会思想流派、学术观点同时并存，这是白话文运动滋生的源泉。语言变迁与社会思潮变革间的相互促进与影响在白话文运动与近代社会中得到充分体现。 参考文献: [1]严复.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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