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战争描写特点成因的非文学性分析（学术论文）

左传中战争描写特点成因的非文学性（学术） 《左传》中战争描写特点成因的非文学性分析 历史是客观的，但史书却可以是带有主观色彩的。一部纯客观的史书是基本上不可能被写出来的，也不会有人有兴趣看的。只记下一大堆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什么事的不是史书，是流水账，史学家们要做的是从纷繁复杂的事件中拉出自认为正确的隐秘连线，再把这些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来 。史学家们并不一定都是历史的亲历者，即使是也不可能巨细无遗的经历所有，所以，结果是:钉死的不容抗拒的客观历史被一种叫“主观”的东西重新排列组合甚至打磨抛光，散发出了变换无穷的绮丽色彩。如果对这种色彩进行光谱分析，我们会发现众多诸如想象、联想、猜测、细节描写、侧面描写之类的词，综合起来，我们一般简单的称其为:文学色彩。 简单来说，《左传》作为一部人们极为重视的史书，和《公羊传》、《谷梁传》相比，它的地位是有些超然的。不同于看起来有些语焉不详干巴巴的《春秋》，《左传》内容更加丰富更加生动活泼，而所记述事件的真实度又大于其他两传，换而言之，它在史学价值和文学性的统一上做的较好。这种方式的继续发展下去，《史记》就作为一个巅峰出现了。尽管体例不同，但史学色彩与文学色彩相交融的思路却是一脉相承的。 不过，问题在于，从开始的分析可以看出，史书是客观和主观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的产物。而用其他像“历史”、“文学手法”之类的词来替代这句话中的“客观”、“主观”是种简单到近乎错误的思维，会对人们的思考产生或多或少的局限。例如，人们对《左传》中战争描写的通常的评价是成就突出，影响深远，具有一定的道德化神秘化色彩，大篇幅深入揭示了战争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加入次要事件中的细节描写，使叙事生动传神，在战争场面的描写上则一笔带过，最多也只有一些小篇幅侧面描写(如晋齐鞍之战中对主帅旁两位亲兵的描写)。多数时候，这种特点只被看作文学手法分析，但是，这真的只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写作手法吗,当然是否定的，这种特色属于“主观”，但它的形成却受着当时种种几乎被人们完全忽视的客观因素制约，是近乎必然的。 首先，来看看为什么在战争的起因酝酿及后果方面着墨最多。原因大致如下:?这是由作者对这部书的定位和自身身份决定的。《左传》作为对《春秋》的注解补充，内容必须要丰富许多;一个史官(也有人认为是多人编著)的身份和他作为史官所接受的教育决定了他能接触到众多完整的政治性文书档案并从政治角度思考探究(关于这一特质，越是出色的史官现的越明显)。那么，一些颇具传奇色彩的次要事件中的细节又是从何而来呢,其实很容易想象，就是今天所谓的“坊间传闻”。对于一个需要注意趣味性的史学家来说，坊间传闻当然是个很重要的信息源。?这是由作者本身所处的思想氛围决定的。作为孔子亲自施政过的地方，鲁国可以说是深受儒家思想浸润，强调道德对战争结果的影响这种思维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 接下来，要来看看为什么在战争的起源酝酿后果方面展现了高超技艺的《左传》却不怎么对战争场面进行描写。笔者认为，最大的原因在于:当时的战争场面没有什么可写的。 粗略来说，战争场面主要受这几个要素影响:参与人数、持续时间、兵种、武器配置、战术模式、可作战的空间。 从参与人数来讲，春秋时期即使是大规模的战争，参与人数仍不过数万，战车数百乘。城濮之战流传千年，晋出战车不过700乘，而且这还是春秋中期诸侯争霸开始进入白热化阶段后的事，平时想看到一场旌旗蔽空尸横遍野的大战并不容易。 从持续时间来讲，即使不考虑后勤补给和运输能力的普遍低下而导致的难以支持长期战争，一场战争也最多不过数日就可以分出胜负。就算是攻坚战，土夯且有严格高度限制的城墙是不可能经受长时间攻击的，也难以有效修复。 从兵种来讲，非常单一，基本上只有步兵，战车兵，从赵武灵王开始的中国骑兵尚未出世，有记载的海军战斗仅有一例，只到春秋晚期吴国水军才成规模。 从武器配置来讲，长、短兵器，远距离打击兵器均有配置，但长兵器是使用颇为不便的长戈(2,3米)，后来在长期征战中逐渐演化成杀伤力更大使用更简单的勾、戟。(同为长兵器的矛出现早于戈，较短，多用于投掷而非戈勾戟那样可同时用于直刺、侧啄、横割);短兵器使用较少，多为由来已久的青铜刀(剑产生相对较晚);远距离打击兵器则以种类异常繁多的弓箭为主。仅此而已，没有更多(斧钺等在周朝已向礼器转变)。那么作战将是可想而知的简单。 从作战模式来讲，春秋时期的战争主要作战方式是车步兵结合作战。交战双方事先“结日定地”，以战车为核心摆好“堂堂之阵”，然后击鼓冲击、厮杀，讲究“君子不重伤”(不再伤害受伤的敌人)，“不禽二毛”(不捕捉头发花白的敌军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取胜)，“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势的敌人)。胜负一般只取决于第一次相互冲击的结果。一句话，带有部分观赏性质，较有秩序的会战。在这种情况下，加之周朝的盾甲等防御性武器的高度发达(司甲之官，位列五兵之首。左传?昭公十五年:“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在皮甲大规模使用的情况下，只能用青铜做箭镞弓箭在当时可以起到的杀伤作用并不大。 从可作战的空间来讲，春秋时大大小小诸侯国百余，城楼林立。可供作战的空间狭小，以运动为精髓的种种精妙战术战法既不可能被提出，也不可能被实现。面对面的会战不是单掉的落后战法，而是最适合当时情况的战法。直到春秋晚期和战国，在所遗留下来的诸侯国屈指可数的情况下，战场空间大为拓展，真正意义上的远距离机动作战才成为可能，战场情况才真正变化莫测起来，即使仍然在面对面交锋的战场上，战阵也由《左传》中记载的“三阵”和“五阵”发展为更为复杂完善的“八阵”。而一系列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司马穰苴、吴起、孙膑、尉缭)和一批流传千年的兵法(孙子兵法、司马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燎子、六韬)都出现在也只能出现在这一时期。 综上，《左传》中对战争描写的特色不是一种刻意为之的手法，而是在单调的客观战争场面现实和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作者主观思维相互作用下的必然产物。同时作者的身份是一位(或多位)居于庙堂之上的史官，他(们)不可能亲自参与即使单调但仍极为残酷的战争，既不可能体会也不可能想像一个人在战争中的感受，于是对战争胜负的分析便囿于道德、仁义等形而上的东西，兼有神秘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