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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围绕《西铭》展开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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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围绕《西铭》展开的论战朱熹围绕《西铭》展开的论战 学习辅助网 www.5730.net ,摘要,在朱熹的学术和人生历程中,张载《西铭》的影响都不容忽视。为了维护《西铭》的道学史地位,朱熹曾与汪应辰、陆子美、林栗、郭雍等人进行论战,这不仅确立了《西铭》的理学地位,同时还将《西铭》“理一分殊”之旨传播到更为广泛的学者之中。 ,关键词,朱熹;《西铭》;汪应辰;陆子美;林栗;郭雍 ,中图分类号,B244.7,文献标识码,A 朱熹一生中,不仅对《西铭》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而且他还与同时代的学者就《西铭》的义理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论战。朱熹之《西铭》论战...
朱熹围绕《西铭》展开的论战
朱熹围绕《西铭》展开的论战 学习辅助网 www.5730.net ,摘要,在朱熹的学术和人生历程中,张载《西铭》的影响都不容忽视。为了维护《西铭》的道学史地位,朱熹曾与汪应辰、陆子美、林栗、郭雍等人进行论战,这不仅确立了《西铭》的理学地位,同时还将《西铭》“理一分殊”之旨传播到更为广泛的学者之中。 ,关键词,朱熹;《西铭》;汪应辰;陆子美;林栗;郭雍 ,中图分类号,B244.7,文献标识码,A 朱熹一生中,不仅对《西铭》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而且他还与同时代的学者就《西铭》的义理问展开过激烈的论战。朱熹之《西铭》论战,从主观动机上讲固然有卫道之意,但在客观上的确促使朱熹对《西铭》的研究更为深入,从而也使得他对自己的《西铭》解义更加坚信,态度也更为坚定。因此,考察朱熹围绕《西铭》展开的论战,对深入理解朱熹的《西铭》研究是很有帮助的。 一、与汪应辰 乾道六年至八年(1170-1172),朱熹用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西铭解》。在此期间,随着对《西铭》认识的深入,朱熹对《西铭》与《东铭》的关系,以及二者在张载思想体系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而朱熹与汪应辰此时的往复辩难,则直接推动了朱熹在理论上对此问题进行阐发和总结。汪应辰在给朱熹的信中说: 朝夕愧惧,《西铭》《通书》两书当置之座右,以求所未至。窃谓“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东》、《西》二铭,所以相为里,而顷来诸公皆不及《东铭》,何也,前示谕“于平易处蹉过”,益见体道之功久而日亲。道无远近高卑之异,但见有不同尔。然方其未至也,虽欲便造平易,而其势有未能者。子闻“一以贯之”之说,因门人之问而曰:“忠恕而已矣。”盖其见得明白,行得纯熟。如饥食渴饮,非有奇异也。毎念此事,非亿度言语所能及,尚幸时有以警发其愚陋也。,1,(P174) 此信可注意者有二:一,在汪应辰看来,《东铭》、《西铭》是“相为表里”的关系,正体现了程颐《易传序》所谓的“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二,以此为前提,他给朱熹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以往的学者言《西铭》而不及《东铭》,汪应辰从“道无远近高卑之异,但见有不同”的角度,了“见得明白,行得纯熟”的道理。反之,尽管朱熹“体道之功久而日亲”,但是由于见道未至,因而“欲造平易”的愿望仍然是难以实现的。实际上,这不仅是对学者割裂《东》、《西》二铭的批评之辞,而且更从“体用一源”的立场对这种偏弊作了深刻的。那么,朱熹是如何回应的呢,他在回信中说: 窃思之,《东》、《西铭》虽同出于一时之作,然其词义之所指,气象之所及,浅深广狭,迥然不同,是以程门专以《西铭》开示学者,而于《东铭》则未之尝言。盖学者诚于《西铭》之言反复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则心广理明,意味自别。若《东铭》则虽分别“长傲遂非”之失于毫厘之间,所以开警后学,亦不为不切,然意味有穷,而于下学功夫盖犹有未尽者,又安得与《西铭》彻上彻下、一以贯之之旨同日而语哉,窃意:先贤取舍之意或出于此,不 莘莘学子必备的交流网站----学习辅助网 www.5730.net 学习辅助网 www.5730.net 审高明以为如何,至于“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之语,则近尝思之,前此看得大段卤莽,子细玩味,方知此《序》无一字无下落,无一语无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盖自理而言,则即体而用在其中,所谓“一原”也。自象而言,则即显而微不能外,所谓“无间”也。其文理密察,有条不紊乃如此。若于此看得分明,则即《西铭》之书,而所谓“一原”、“无间”之实已了然心目之间矣,亦何俟于《东铭》而后足耶,若俟《东铭》而后足,则是体用显微判然二物,必各为一书,然后可以发明之也。先生之意恐不如此,不审高明又以为如何,,2,(P1147-1148)朱熹的回信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第一,《东》、《西》二铭,不可“同日而语”,这是针对汪氏“相为表里”之说。从形式上来看:朱熹认为,二《铭》在词义、气象、深浅等方面都是“迥然不同”的。不仅如此,朱熹还引“程门专以《西铭》开示学者”而于《东铭》则“未之尝言”为例,来自己的判断。很显然,汪应辰所谓“诸公皆不及《东铭》”的质疑,其中必然涉及到某些程门后学。那么,朱熹所倚重的例据,恰恰就成为汪应辰所质疑的对象。也就是说,汪应辰所不满的正是这种重《西铭》而轻《东铭》的作法;而朱熹则正好是以程门的重《西铭》而轻《东铭》来消解汪应辰的质疑。当然,朱熹不会只停留在形式论证的层次上,这也不足以说服汪应辰。从义理辨析上看,朱熹虽然也肯定《东铭》有“开警后学”之功,但其“意味有穷”,于下学功夫“犹有未尽”;而《西铭》则为学者开示了“彻上彻下、一以贯之”之旨,二者地位高下自然不同。这就从义理上回答了汪应辰“诸公皆不及《东铭》”的质疑。第二,汪应辰以程颐“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之说证明《东》、《西铭》“相为表里”、应该并重,而朱熹同样抓住程颐之说,并通过对其微义的重新疏解,来证明《西铭》本身所体现的就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如果非要合二《铭》方能彰显“体用显微”之义的话,那么,这就必然造成“体用显微判然二物”的结果。这样,朱熹不仅否定了汪应辰对二《铭》“相为表里”的判断、对诸公“不及《东铭》”的质疑,而且还否定了汪氏对程颐“体用显微”之说的理解,这无疑是釜底抽薪。 实际上,汪应辰合二《铭》方能体用备的思路,与杨时说《西铭》“言体而不及用”有相似之处,二者都是割裂了“体用”之实。因此,伊川严厉地批评了杨时。朱熹说:“横渠这般说话,体用兼备,岂似他人只说得一边。”,3,(P2370-2371)这可能就是对杨时所犯错误的警惕。总之,在朱熹看来,《西铭》本身就体现了“体用一原”的思想,即“体用兼备”,既不是“言体而不及用”,也非“俟《东铭》而后足”。 二、与陆子美 淳熙戊申(1188)二月,朱熹在《题太极西铭解后》中曾说:“始,予作《太极》《西铭》二解,未尝敢出以示人也。近见儒者多议两书之失,或乃未尝通其文义而妄肆诋诃,予窃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学徒,使广其传。庶几读者由辞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轻议也。”,4,(P146-147)乾道八年(1172),朱熹作《太极解》《西铭解》,却“未尝敢出以示人”。但是,面对部分儒者对两书的攻击之辞,朱熹不得不有所作为。儒者“未尝通其文义而妄肆诋诃”的“轻议”之弊,令朱熹深深感到畏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朱熹公开发表了积压十六年之久的《太极》《西铭》解,并且希望学徒能够“广其传”,一方面期致“由辞以得意”之功,另一方面希望能够矫治学者“轻议”前辈的不良风气。朱熹此举,真可谓用心良苦。那么,这里的“儒者”究竟指的是谁呢,揭开此谜,我们还得先来看朱熹答陆子美的两封书信。 朱熹在淳熙丙午(1186)冬到丁未(1187)初曾有两封答陆子美的书信,?均是回应 莘莘学子必备的交流网站----学习辅助网 www.5730.net 学习辅助网 www.5730.net 陆子美对《太极》《西铭》二书的质疑。也就是说,陆子美在此(朱子二答书)前不久,曾来信与朱熹讨论《太极》《西铭》的有关问题,当然主要是责难性的。这就印证了朱熹《题太极西铭解后》中所说的“近见儒者多议两书之失”的说法。很显然,朱熹所谓的“儒者”,应当首指陆子美。?现在,我们以朱子答书所提供的信息来看二人有关《西铭》的争论。 第一,对前辈立说之态度。朱子答书云: 二书之说,从前不敢轻议,非是从人脚跟,依他门户,却是反复看来,道理实是如此,别未有开口处,所以信之不疑。……今详来教,及省从前所论,正恐长者从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见道理为是,不知却元来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见轻肆抵排也。,2,(P1432-1434) 前书示谕《太极》、《西铭》之说,反复详尽,然此恐未必生于气习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尽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轻于立论,徒为多说而未必果当于理尔。……熹之愚陋,窃愿尊兄更于二家之言,少赐反复,宽心游意,必使于其所说如出于吾之所为者,而无纤芥之疑,然后可以发言立论,而断其可否,则其为辨也不烦,而理之所在无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则于察理已不能精,而于彼之情又不详尽,则徒为纷纷,而虽欲不差,不可得矣。然只此急迫,即是来谕所谓“气质之弊”,盖所论之差处虽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则原于此而不可诬矣。不审尊意以为如何,,2,(P1434-1435) 朱子对《西铭》始终坚持“同情之理解”的态度,而他一贯所反对的就是学者“轻议”前辈。他对陆子美之于《西铭》的态度始终是批评的。一方面,他认为子美有“急迫”之病,即所谓“急迫看人文字,未及尽彼之情”;另一方面,他又批评子美“轻于立论”,其“遽申己意”、“以己见轻肆抵排”之病的根源就在于其“气质之弊”、“气习之偏”。在朱熹看来,前辈文字不是不可以讨论,而是不能“轻议”。只有在“尽彼之情”、“无纤芥之疑”的情况下,才可以“发言立论”。如此,方能真正明达“理之所在”。否则,徒欲纷纷,甚为无益。 第二,乾父、坤母之说。 至于《西铭》之说,犹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论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则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则万物同一父母矣。万物既同一父母,则吾体之所以为体者,岂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为性者,岂非“天地之帅”哉,古之君子,惟其见得道理真实如此,所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推其所为,以至于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谓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与乾坤都无干涉,其所以有取于《西铭》者,但取其姑为宏阔广大之言,以形容仁体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则是所谓仁体者,全是虚名,初无实体,而小己之私却是实理,合有分别,圣贤于此,却初不见义理,只见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语,以增饰其所无,破坏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则其立言之失,“胶固”二字岂足以尽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于一己之私哉~,2,(P1432-1434) 熹所论《西铭》之意,正谓长者以横渠之言不当谓乾坤实为父母,而以“胶固”斥之,故窃疑之,以为若如长者之意,则是谓人物实无所资于天地,恐有所未安尔,非熹本说固欲 莘莘学子必备的交流网站----学习辅助网 www.5730.net 学习辅助网 www.5730.net 如此也。……今详来诲,犹以横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与乾坤虽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尝有二体,但其分之殊,则又不得而不辨也。,2,(P1434-1435) 从朱熹的答书来看,陆子美对“乾父坤母”的批评集中在“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与乾坤都无干涉”,“横渠之言不当谓乾坤实为父母”。实际上,张载之所以称父称母,只是取其“资生资始”之意,并以此来形容乾坤之道。在这个意义上,朱熹《西铭解》所谓的“乾者,健而无息之谓,万物之所资以始者也;坤者,顺而有常之谓,万物之所资以生者也”,,4,(P141)与张载“资生资始”之意应当是一致的。以此为出发点,朱熹认为,人虽是父母所生(这是毋庸质疑的),但父母之所以为父母,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乾坤。扩大到万物来说,其所以“资生资始”的同样也是乾坤。而陆氏之谬就在于,认为人物“无所资于天地”。张载当然不会简单地将天地等同于人物之父母,而陆氏的误解正是源于将“乾称父,坤称母”从字面上理解成了“天是人的父亲,地是人的母亲”。,5,(P50) 朱熹在辩论中其实仍旧贯穿着“理一分殊”的思想。一方面,从反对“横渠不当谓乾坤实为父母”、“人物无所资于天地”之说出发,他力主乾坤父母之实为一体(“未尝有二体”);另一方面,他又考虑到“乾坤实为父母”之说有可能误导学者真的将乾坤与父母等同起来,因而他又强调乾坤父母之分殊“又不得不辨”。但从整体上看,朱熹批评的重点还是在陆子美未能把握“理一”上(尽管从实然的层面说二者未始相离)。实际上,子美之质疑乾坤父母之说,代表了当时从经学立场出发对《西铭》的一种批评,林栗对《西铭》的攻击无疑是这种经学立场的典型代表。下面我们就来看朱熹与林栗之间的《西铭》论战。 三、与林栗 林栗,字黄中,福清(今属福建)人。淳熙十五年(1188)六月一日,林栗来访朱熹。此前,林栗将自己的《易图》、《易解》、《西铭说》寄给朱熹。因此,林栗此次登门,可谓是有备而来。实际上,在此之前,朱熹与林栗已经有过三个回合的长期较量:第一次是隆兴和议中就和、战、守的问题引发的争论;第二次是乾道以来围绕《太极图易说》对周敦颐“太极”思想的论辩;第三次是淳熙十三年(1186)以后围绕邵雍先天学与张载《西铭》展开的激烈论战。? 那么,朱熹与林栗关于《西铭》的论战主要包括哪些问题呢,朱熹在《记林黄中辨易、西铭》对二人的这次论战作了详细的记述。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问题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二人在论战中的心态。“近世士人尊横渠《西铭》过于《六经》,予读而疑之,试发难以质焉”, ?林栗俨然一副论战的架势,其论《西铭》,目的就在于向张载“发难”。在他看来,《西铭》“若邪说诬民,充塞仁义,将有率兽食人之事”。相比于林栗,朱熹的态度就显得比较复杂。从阐发《西铭》义理、维护《西铭》理学地位的角度来看,朱熹的态度的确是谨慎的;但从论辩的语言来看,朱熹言辞不仅激烈,而且还带有几分“戏侮”色彩。这固然与林栗对《西铭》的攻击之辞有关,但“侍郎以礼学名家,岂不晓乎”的反问,足以让林栗颜面扫地,这充分说明了朱熹在对林栗质疑的回应中毫不留情的态度。正如朱熹在《答陈肤仲三》中所说的,“向来辩论,理非不直,所自愧者,初无恳恻之意,而以戏侮之心出之,所以召怨而起闹也。”,2,(P2237)但可以肯定地说,朱熹之应战的出发点还是学术的。 莘莘学子必备的交流网站----学习辅助网 www.5730.net 学习辅助网 www.5730.net 朱熹事后曾说,《西铭》之论,“事之既往,本无足言”,只是出于“恐学者疑于邵、张之学”的考虑,才将二人论战的经过记录下来。 其次,林栗对《西铭》的质疑,包括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林栗认为,张载“乾称父,坤称母”对“乾坤”的解释不合乎《易》之本义。他认为,《说卦》乾为天为父、坤为地为母是一种“取类”,即比喻的说法;而《西铭》之说,则是将乾坤当作天地之“号名”。第二,林栗认为,天地未判之前“浑然无间”,既判之后,则天、地、人、物各有分别,安得“浑然而中处”,第三,林栗指出《西铭》“天地之塞、天地之帅”本原于《孟子》,朱熹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不存在问题。但是,在林栗看来,《西铭》此说虽“语脉出于《孟子》”,但其立说“舍气而言体”、“舍志而言性”,不符合《孟子》之本义。第四,林栗认为《西铭》“同胞”、“吾与”、“宗子”、“家相”之说于理不通,其最大的错误就在于“其亲疏、厚薄、尊卑之不伦”。 再次,朱熹对林栗质疑的回应。面对林栗对《西铭》的逐条发难,朱熹给予断然否决,认为《西铭》“无可疑处”;而且认为林栗之所以有此“致疑”,其关键不在《西铭》本身,而在于林栗“未晓其文义”。他并且就林栗所谓的“宗子”问题进行了解释。在朱熹看来:人都是天地之子,大君就好像天地之嫡长子;根据宗法制来讲,宗子是指有“君道”的人,因而,大君就如同父母(这里指天地)之宗子,而非如林栗所谓的“既为父母,又降而为子也”。 最后,朱熹在追述客问的同时,对“宗子”之说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客以庄子所谓“知天子与我,皆天之所子”来比会儒家所谓的“宗子”,朱子在反驳中点出了伊川论《西铭》“理一而分殊”之说,以示二者不可同年而语。相比于林栗之责难重视“分殊”,朱熹则更为强调“理一而分殊”的整体架构。伊川认为“理一而分殊”是《西铭》的根本所在,林栗攻击《西铭》,尤其是攻击《西铭》混同无别之论、窃取浮屠之说,实际上就等于否定了伊川对《西铭》的基本判断。朱熹在事后再次提揭“理一而分殊”,无疑又是暗示了林栗并没有把握《西铭》的根本精神。所以,在朱熹看来,林栗张皇论说,实属可笑。? 四、与郭雍 郭雍,字子合,号白云先生,赐号冲晦处士,南宋著名易学家。朱熹在南康任上始与之通书论学。《朱子文集》中有朱熹《与郭冲晦》两书,第一书作于淳熙七年(1180年),并未涉及专门的学术问题;第二书,束景南将其列于淳熙十三年(1186),,5,(P839-841)主要是就易学问题进行讨论,但其中涉及到对《西铭》的两点质疑。 第一,《西铭》是否“专为理言,不为分设”。 《丛书》云:“理出乎三才,分出于人道,《西铭》专为理言,不为分设。”熹窃谓:《西铭》之书,横渠先生所以示人,至为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赞之,言虽至约,而理则无余矣。盖乾之为父,坤之为母,所谓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则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为同胞,物为吾与”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谓理一者也;然谓之“民”,则非真以为吾之同胞,谓之“物”,则非真以为我之同类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谓分殊者也。又况其曰“同胞”、曰“吾与”、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圣”、曰“贤”、曰“颠连而无告”,则于其中间,又有如是差等之殊 莘莘学子必备的交流网站----学习辅助网 www.5730.net 学习辅助网 www.5730.net 哉,但其所谓理一者,贯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离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发明之,非一时救弊之言,姑以强此而弱彼也。,2,(P1517) 郭雍认为,《西铭》专为“理”言,而没有对“分”进行论说。这可能与前面提到的杨时批评《西铭》“有平施之方,无称物之义”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朱熹肯定了伊川以“理一分殊”赞《西铭》,是对《西铭》义理的准确把握,“理则无余”即指此。其次,朱熹在对《西铭》名义范畴的具体分析中提出了“理一贯乎分殊而未始相离”的观点,而这正是答书的核心思想所在。最后,朱熹强调指出,张、程发明“理一而分殊”乃“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这就将“理一分殊”从最初的伦理道德范畴提升为形而上学的哲学命题,这自然就非“一时救弊之言”可以当之,更不是单纯强调“理一”而不言“分殊”。 第二,《西铭》是否“止以假涂,非终身之学也”。 “《西铭》止以假涂,非终身之学也。”熹窃谓:《西铭》之言,指吾体性之所自来,以明父乾母坤之实,极乐天践形、穷神知化之妙,以至于无一行之不慊而没身焉。故伊川先生以为“充得尽时,便是圣人”,恐非专为始学者一时所见而发也。,2,(P1517-1518)郭雍将《西铭》看作是学者为学的方便途径,而不是终生修行的准则。朱熹则认为,《西铭》所说的是贯穿人之自生(“体性之所自来”)至死(“无一行之不慊而没身”)整个过程的至深之理,若能够充分践形《西铭》之理就可以达至圣人之境界。而且朱熹在前面已经指出,《西铭》所发乃是“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这就是说,从小到人之生死,大到天地之理,《西铭》都作了很好的说明,学者应该终身奉行。 结 语 朱熹围绕《西铭》而展开的一系列论战,在《西铭》诠释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他与汪应辰的论辩,主要确立了《西铭》与《东铭》的关系问题。朱熹虽然也肯定了《东铭》有“开警后学”之功,但从词义所指、气象所及、浅深广狭等方面来看,《东铭》都是不可与《西铭》“同日而语”。不仅如此,他以“体用兼备”来论说《西铭》,不但有效地回应了汪应辰“合二铭方足以体用备”的质疑,而且也是对龟山以来以“言体而不及用”论《西铭》之说的清理。其次,朱熹与陆、林、郭诸子的论难,虽各有侧重,但基本论题都是围绕“理一分殊”而进行。这些论辩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论辩使得朱熹对《西铭》如何体现“理一分殊”的问题思考地更为深入,理论表达也更为完善;另一方面,朱熹在论辩中极力批评学者未能“尽其情”而横肆抵排的“轻议”弊病,对《西铭》始终坚持“同情之理解”的谨慎态度,这不仅维护《西铭》的理学地位,同时还将《西铭》“理一分殊”之旨传播到更为广泛的学者之中。 (作者单位: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文章来源:宝鸡文理学院学报 社科版) 注释 ? 根据陈来先生考证,一书作于丙午年(1186),二书作于丙午冬或丁未初。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39-240页。 莘莘学子必备的交流网站----学习辅助网 www.5730.net 学习辅助网 www.5730.net ? 余英时认为,这里的“儒者”“必指陆九韶(子美)”;而束景南则认为,“主要指林栗和陆氏兄弟”。林栗自乾道以来即与朱熹就《太极图易说》有过争论,而且在淳熙戊申年(1188)朱子入都奏事之前就曾将自己的《西铭说》寄给朱熹。他虽然与朱熹有过关于二书的争论,但很显然,关于《西铭》的论战,主要是在朱熹写《题太极、西铭》之后几个月中。笔者认为,陆子美的质难,可能是促成朱熹公开《太极、西铭解》的直接动力,但是朱熹此举却并非仅仅针对于陆子美个人,只要是对《太极》,或者是对《西铭》有所质疑的人,很可能都是朱熹批评的对象。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128页;束景南:《朱子大传》,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74页。 ? 关于论战的过程,可以参看束景南《朱子大传》,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74页。朱子曾说:“今者纷纷,正为论《易》、《西铭》而发。”“近得林黄中书,大骂康节数学、横渠《西铭》。”参看朱熹《答刘公度二》,《朱子文集》卷53,第2485页;《答蔡季通六》,《朱子文集》卷44,第1920页。 ? 朱熹《记林黄中辨易、西铭》篇幅较长,不便全引,但本文此节讨论所引,除另行标明外,均出自前者。朱熹:《记林黄中辨易、西铭》,《朱子文集》卷71,第3536-3538页。 ? 朱熹曾说:“《西铭说》极可笑,渠今春寄来,前日纷纷,此亦其一端,后来又尝请对,诋横渠尤力,不答乃退。向非天日清明,此亦足为学者之祸也。”见《朱子文集》卷55,《答苏晋叟一》,第2658页。 参考文献 ,1,汪应辰(文定集,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 ,2,朱熹(朱子文集,M,(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 ,3,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朱熹(朱子全书(13),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5,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学习辅助网 www.5730.net 学习路上必备的交流学习网站 莘莘学子必备的交流网站----学习辅助网 www.5730.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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