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之背景 ——著名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访谈录 学术资料-中国农村经济

三农问题之背景 ——著名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访谈录 学术资料-中国农村经济 三农问题之背景 ——著名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访谈录 三农问题之背景 著名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访谈录 【作 者】张道刚/夏仕应 【作者简介】张道刚，夏仕应，《安徽决策咨询》记者 【摘 要 题】三农问题 从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到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再到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以及《中国农村基本研究》，著名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研究员孜孜求解三农问题所得出的结论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在三农之外。 有些理论家在探讨三农问题时，往往陷入一个缺乏最基本国情常识的误区，而这使得本来就盘根错节的三农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温铁军研究员一再声称自己并不是什么农村问题专家，而只不过是个农村问题调查员。也正是对这个角色的把握和转换，使得他在从事三农问题研究时，更多地考虑到中国农村真实而特殊的背景，因而，他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多了几份平实、厚重和敏锐。 三农问题是怎么提出的 《决策咨询》:现在许多人都在讨论并关注三农问题，但很少有人知道三农问题为什么提出以及提出的过程是什么。您曾说过，理论界一般只是从自己研究的理论出发，基本上是在知道中央接受了三农概念之后，就按这些概念演绎出一些说法来。其缺陷就是不知道三农问题到底是怎么提出的。 温铁军:三农问题提出的背景可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1989至1991年农民收入连续三年出现增长幅度下降，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农业部范小建司长(现为农业部副部长)骑着自行车跑了20多个县，了解农村问题及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回来后，他向当时农业部部长刘中一做了汇报。认为现在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已经是影响到了政府与农民的经济形势还没有从紧缩银根的政策作用中缓解出来，乡镇企业得到的贷款也是下降的，农村出现了不景气状态，农民到乡企打工的非农就业出路是一年比一年减少。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农民收入呈下降的趋势，农民负担问题开始凸现。所以范小建的调查是非常及时和实事求是的，当时刘中一部长非常支持，赞同农民负担比较重的观点。也就是说，至少那时，农民负担过重以及三农的相关问题已经发现和提出，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十三届八中全会之前，农业部把调查的情况反映给高层领导。在十三届八中全会上，有一些同志就提出要有一些对策性的。也就是说，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已提出了这个问题，农业部的有关调研也点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三农问题在90年代初是有过一次讨论的。 第二次是1993年时任农业部部长刘江同志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杜鹰带领一批搞农村调研的同志到安徽，对安徽的农村开展调查。1978年大包干从安徽发起，十几年过后，安徽的农业到底怎样,蹲点调查3个月。此次调查涉及到了财 政、金融、税收、、工商等宏观部门。最后经大家讨论，形成了《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的调查报告，指出当时像安徽这样的中部农业大省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宏观问题，比如财政、金融、税收等一系列宏观问题。1993年的调查明，农业问题已不可能再就单纯的农业内部来谈，而认为当时在农业上所反映出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宏观环境制约所造成的。 这个由农业部安徽蹲点调查组所提出的报告，得到了农业部领导的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报告，把当时农村的面临的许多问题都点了出来。那时，结合这次蹲点调查，我在《经济日报》上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题目就是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其主要观点就是强调农村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是宏观制约。 也就是说，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后，一批从事农村调研的人所提出的建议，已经引起了当时搞农村问题研究的专家、主管部门及中央高层的重视。由于1992、1993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对于农产品的需求上涨，农民收入又有了恢复性增长。随之，三农问题有所缓解。所以，从1992到1996年，三农问题似乎不再强调了。但这只是矛盾暂时不突出，并不是矛盾不存在。 因此，可以说，对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以及相关的宏观环境问题的认识，亦即现在人们讨论的三农问题，其实在10年前已经提出。 《决策咨询》:这之后，您为什么提出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并认为制约三农问题是人地关系的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 温铁军:由于1993年以后经济进入高涨，大量农民进城，对粮食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因此1994年就作出了提高粮食价格的决策，到1996年再次提价，粮食价格比1993年提高了105,。 在1995年秋粮上市之前，我们对粮食问题进行了调查。认为用这样的政策刺激粮食生产，必然导致1995 1996年出现粮食过剩。在一次全国政协召开的座谈会上，我就把粮食要出现过剩的问题提出了出来。然而，当时许多人并不相信，因此我就结合粮价的调查写了篇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同样认为，粮食问题与财政、金融、外贸等宏观问题高度相关。与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的思路是一致的。由于1996年粮价继续提高、继续刺激粮食高产，因此，当年粮食产量提前实现了2000年粮食产量的目标。从当时来看，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确实挺上去了，以粮为纲的感觉似乎又有了。但其结果是什么呢,由于人口并没有随着粮食产量而增长上去，也就是说，消费并未增长上去。往深里说，有了2000年的粮食产量，而没有2000年的人口。如果按人口每年增加1000多万计算，4年就应该是5000多万人，但事实上并没有这5000多万人消费粮食。因此，必然出现过剩。正是基于此，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一文发表后，被许多报刊转载，大家开始觉得这种提法有意思了。 而此后由于粮食果然出现了积压，重新出现了1984年粮食大规模增产后出现的卖粮难问题。因此，农业问题的矛盾又开始凸现出来，继而引起广泛讨论。1996年末，我写了篇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并认为，只有政策对应解决这两个基本矛盾，或去缓解这两个基本矛盾，三农问题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因此，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概念正式提出。 再次强调一下，这个问题的提出过程由来已久，而且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从1991年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后范小建的调查，到刘中一对调查报告的肯定，再到1993年在刘江部长领导下杜鹰同志主持的农业大省安徽的调查，都指出三农问题主要是宏观政策的问题。 《决策咨询》:这期间，从政策层面来看，决策层对解决三农问题做过一些尝试或试点吗, 温铁军:在1993 1994年期间，我们试验区办公室在安徽太和等地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提出税费改革是农村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但当时是把税费改革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的，那就是免除农民的一切税费，一亩地只缴一百斤粮食。全国当时是22.1亿亩耕地，市场，不用担心粮食的安全问题。正常情况下，政府手中只要掌握1500亿斤粮食就够了。而这2000亿粮食是按公粮方式收的，没有成本。当时全国有5个省份分别布置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有的省认为农民缴100斤粮食不够，提高到120斤，最高的也不超过150斤。这样一来，农民负担是多少,如果把这些粮食折算成现金也就70多元。 可以看出，因为90年代初有过农民负担重的问题，因此从1993年开始农村税费改革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结合的问题已经着手做了。与此同时，我们当时不光是提出问题，不光是进行调查，而且还通过试验把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具体操作。试验课题还包括农村合作金融的问题，乡镇企业股权交易问题，土地流转问题等等。 同时，1993年还在河南搞了商粮供贸物五大流通系统全面改革的流通体制改革试验。也就是说，当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已不在单纯农业领域中做研究了。 客观上看，1995年我们为什么说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1996年又写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其实主要是根据上述的试验课题，根据我们提出的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从客观实际入手，逐步形成农村建筑，而不是就农业谈农业，就粮食谈粮食。因此，《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就是提供了这样的思路。 并且，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大量农民工进城，农民进城引发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也提出来了，因此，国发中心、农研中心等8个单位的部分专家联合研究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涉及城乡二元结构如何突破、城镇化如何发展等课题。到1995年就形成了11个部委联合起来搞小城镇研究，并在昆山召开了第一次小城镇改革与发展的经验交流会。城镇化的具体政策问题相继提了出来。也就说，中央相关部门在农村问题上都有了许多好的研究思路和具体做法，对三农问题一直是关注的。 所以，三农问题的提出不是现在的事，其背景是从1990年以来，随着农村问题不断演化，决策研究的有关部门对这些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而不断地明晰。 由决策层的重视到全社会的关注 《决策咨询》:既然到这时三农问题已经提出，那么决策层和全社会是如何来重视和看待三农的, 温铁军:同时，可以看出，中央对这个问题在政策层面上也是在不断地加强。比如，1998年江泽民同志到苏南视察，指出乡镇企业是农村发展的大战略，同一年又指出城镇化是个大战略。也就是说，我们在政策家庭承包、乡镇企业、城镇化都作为农村发展的大战略肯定下来。尤为重要的是，十五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开宗明义指出，农村改革是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 接着，1999年前后，中央的政策讨论中就明确讲了结构调整是农村经济的重大战略结构调整，而不再是以往的农业结构调整。农村经济的重大战略结构调整，是十五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在决策思路上的一个重大提法，它与以往在决策领域中做的研究和试验是相关的。所以我们说，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问题认识的程度是相当高的。 到1999年12月份，我根据那几年的课题研究和在中国农大做的博士出版了一本书，叫《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副题与那篇文章的标题一样。可以说我的课题和文章获奖，表明了学术界的认可。到这时对三农问题在理论上的梳理大体上清楚了。 2000年初，李昌平给朱总理写了信，把三农问题形象概括为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一下子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使三农问题得到了全社会的重视。李昌平的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和给总理的信，以及由信引发的一系列的事情，就成为了社会广泛反映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搞三农问题研究的人，只使三农问题在决策层有所反映，而李昌平的作用是非常到位地使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到这时，理论成果有了，社会反响也有了，那么，三农问题的提法就正式变成一个不仅为决策层理论界关注，而且变成了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三农问题在政策思路上的变化 《决策咨询》:党和政府历来对三农问题都非常之重视，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十六大之后，三农问题被提到了重要的高度，比如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也是政府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再比如城乡二元结构第一次写进十六大的文件中。这是否说明决策层正在破解三农难题, 温铁军:城乡二元结构的概念第一次写进十六大的文件中，这是一个有非常重大意义的提法，因为这个提法是把城乡差别问题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阻碍。这是我们党清醒地看待中国进入21世纪后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农村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这是对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的清醒认识，是与时俱进的直接表现。 十六大之后，到2020年要全面实现小康，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而重点难点都在农村。今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对这些问题的表述非常之客观，非常之现实，实事求是的党的基本思想路线在十六大和今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上都有明确的体现。三农问题的提法逐渐在党的领导同志特别在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心中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因为今年1月7号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有一个重要的提法，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中。这与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目标结合在一起，把三农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 高度。这对我们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人来说是非常欣慰和深受鼓舞的一件事。接着今年3月份召开的两会，又把三农问题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因为有了这样的高度重视，最近一两年，所有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都在广泛地展开，比如农村教育问题、农村医疗问题、农村税费改革问题、农村基层体制改革问题、农村土地问题、农民权益问题、村民自治的问题等等。尤其是胡锦涛同志在平山县西柏坡讲的两个务必，这对我们关于三农问题严重性的讨论具有高度的指导意义。如果我们好大喜功，文过饰非，不能坚持两个务必，就无法讨论今天严峻而复杂的三农问题。所以说，两个必务是我们今天可以广泛讨论三农问题的重要指导思想。 《决策咨询》:那么，有哪些迹象表明三农问题正在从政策层面上加以解决, 温铁军:我们应该看到，两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三农问题上都有很明确的政策思路。其表现在:十五计划提出以人为本，提出每年要转移农民工进城的目标是1500万，并强调了城镇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说从十五计划以来，中央高层的政策思路是越来越清楚。比如说通过农村税费改革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去年两办文件强调了农民负担一票否决，农民负担是高压线，谁碰就摘谁的乌纱帽。今年国办一号文件出台了打掉一切限制农民工进城的政策，要促进农民能够通过非农就业增加收入，就要破除一切限制和障碍，使农民工进城得到公正的待遇。给农民工以国民待遇的问题正在通过打工的政策得到体现。为此，各地也都做出调整和改革。再比如今年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了财政新增的科教文卫开支，要向农村基层倾斜。 最近，温总理又提出了农村金融改革的问题。信用社正朝着农村合作银行改制。农村金融改革的其他形式也已提上议事日程。国土资源部正在推进各项试验，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直接进入一级市场。其进入一级市场的方式是，公益性的建设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入股;工商企业用地，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租赁。这就是说，把土地的增值收益留给农村。并且中央正在出台文件，严格限制征占范围，只有公益性用地政府出面征用，其他一律走市场。并且强调占用农民的土地，一定要事先公示。 此外，在计划投资上，开始强调和农村、农民直接相关的一些领域要增加投资，财政正在增加向农村的转移支付的力度。 综上所述，中央对三农问题的政策思路越来越清晰，这有利于三农问题的缓解和解决。 重要提示: 文档由 文档精灵 上传，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