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在狱中的一组文献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课程

共产党人在狱中的一组文献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课程 有关共产党人在狱中的自述状一组 文献一: 狱中自述 (1927年4月) 李大钊 李大钊，字守常，直隶乐亭人，现年三十九岁。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秭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幼时在乡村私校，曾读四书经史，年十六，应科举试，试未竟，而停办科举令下，遂入永平府中学校肄业，在永读书二载。其时祖夫年八旬，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不久，祖父弃世。 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校为袁世凯氏所创立，收录全国人士。钊既入校，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学，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亦日益腾高。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卒业后我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暂留上海。后应北京大学之聘，任图书馆主任。历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教授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科。数年研究之结果，深知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今欲挽此危局，非将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废止不可。从前英法联军有事于中国之日，正欧、美强迫日本以与之缔结不平等条约之时，日本之税权法权，亦一时丧失其独立自主之位置。厥后日本忧国之志士，不忍见其国运之沉沦，乃冒种种困难，完成其维新之大业，尊王覆幕，废止不平等条约，日本遂以回复其民族之独立，今亦列于帝国主义国家之林。惟吾中国，自鸦片战役而后，继之以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之变，甲午之战，庚子之变，乃至辛亥革命之变，直到于今，中国民族尚困轭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心时代之政策，因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族;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因此，我乃决心加入中国国民党。 大约在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叛变，避居上海。钊则亲赴上海与孙先生 1 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翌年夏，先生又召我赴粤一次，讨论外交政策。又一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集第一次全国代大会，钊曾被孙先生指派而出席，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前岁先生北来，于临入医院施行手术时，又任钊为政治委员。其时同被指认者，有: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诸人。后来精卫回广州，政治委员会中央仍设在广州，其留在北京、上海之政治委员，又略加补充，称分会。留于北京之政治委员，则为吴稚晖、李石曾、陈友仁、于右任、徐谦、顾孟余及钊等。去年国民党在广州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钊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北京执行部系从前之组织，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已议决取消。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中之全党最高中央机关，现设于武汉，内分组织，宣传、工人、农民、商人、青年、妇女、海外等部。政治委员会委员长系汪精卫，从前只在上海、北京设分会，今则中央已迁往武汉，广州遂设立一分会。北京分会自吴稚晖、于右任等相继出京后，只余李石曾及钊。此时南方建设多端，在在需人。目下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亦只设法使北方民众了解国民党之主义，并且增收党员而已。 此外，则中外各方有须与党接洽者，吾等亦只任介绍与传达之劳。至于如何寄居于庚款委员会内，其愿委亦甚简单。盖因徐谦、李石曾、顾孟余等，皆先后任庚款委员，徐谦即寄居于其中，一切管理权皆在徐、顾，故当徐、顾离京时，钊即与徐、顾二君商，因得寄居于此。嗣后市党部中人，亦有偶然寄居于此者，并将名册等簿，寄存其中，钊均径自润许，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盖彼等似已默认此一隅之地，为中国人住居之所，一切归钊自行管理。至于钊与立石曾诸人在委员会会谈时，俄人向未参加。我等如有事与俄使接恰时，即派代表往晤俄使。至如零星小事，则随时与使馆庶务接洽。 中山先生之外交政策，向主联俄联德，因其对于中国已取消不平等条约也。北上时路过日本，曾对其朝野人士，为极沉痛之演说，劝其毅然改变对华政策，赞助中国之民族解放运动。其联俄政策之实行，实始于在上海与俄代表越飞氏之会见。当时曾与共同签名发表一简短之宣言，谓中国今日尚不适宜施行社会主义。以后中山先生返粤，即约聘俄顾问，赞助中山先生建立党军，改组党政。最近蒋介石先生刊行一种中山先生墨迹，关于其联俄计划之进行，颇有纪述，可参考之。至于国民政府与苏俄之外交关系，皆归外交部与驻粤苏俄代表在广州办理，故钊不知其详。惟据我所知，则确无何等秘约。中山先生曾于其遗嘱中明白言之，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如其联俄政策之维持而有待于密约者，则俄已不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尚何友谊之可言,而且国民党之对内对外诸大政策，向系公开与国人以共见，与世界民众以共见，因亦不许与任何国家结立密约。 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之用款，向系由广州汇寄，近则由武汉汇寄。当徐谦、顾孟余离京之时，顾孟余曾以万余元交付我手，此款本为设立印刷局而储存者。后因党员纷纷出京，多需旅费及安置家属费，并维持庚款委员会一切杂费及借给市党部之维持费。数月间，即行用尽。此后又汇来数万元，系令钊转交柏文蔚、王法勤等者，已陆续转交过去。去岁军兴以来，国民政府之经费亦不甚充裕，故数月以来，未曾有款寄到。必需之费，全赖托由李石曾借债维持。阳历及阴历年关，几乎无法过去。庚款委员会夫役人等之月薪，以及应交使馆之电灯、自来水等费，亦多积欠未付。委员会夫役阉振，已经拘押在案，可以质证。最近才由广州寄来两千元，由武汉寄来三千元，除陆续还付前托李石曾经借之债，已所余无几，大约不过千元，存在远东银行。历次汇款，无论由何银行汇来，钊皆用李鼎丞名义汇存之于远东银行，以为提取之便。 2 党中之左、右派向即存在，不过遇有政治问题主张不一致时，始更明显。其实，在主义之原则上原无不同，不过政策上有缓进急进之差耳。在北京之党员，皆入市党部，凡入市党部者，当然皆为国民党员。市、区党员之任务，乃在训练党员以政治的常识。区隶属于市，积若干区而成市，此为党员之初级组织，并无他项作用。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故只有党之组织，而无工会之组织。在国民军时代，工人虽略有组织，而今则早已无复存在。党籍中之工人党员，亦甚罕见。近来传言党人在北京将有如何之计划，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望当局悟勿致轻信，社会之纷扰，泰半由于谣传与误会。当局能从此番之逮捕，判明谣诼之无根，则对于吾党之政治主张，亦可有相当之谅解。苛能因此谅解而知吾党之所求，乃在谋国计民生之安康与进步，彼此间之误会，因以逐渐消除，则更幸矣～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则。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又有陈者: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谨呈。 李大钊 文献二: 辩诉状 (1933年2月20日) 陈独秀 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帝制，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明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 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决非懦弱的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能实行以血购自由的大业。并且彼等畏憎其素所践踏的下层民众之奋起，甚于畏憎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因此，彼等亦不欲成此大业。只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农劳苦人民一般的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势已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 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即是:一切生产工具收归社会公有，由社会公共机关，依民众之需要计生产消费之均衡，实 3 行有计划的生产与分配，使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较今日财产私有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高度发展，使社会物质力量日渐达到足够各取所需的程度。所以共产主义，在经济学上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度发展的生产制，犹之资本主义较高于封建生产制也。此决非世俗所认为简单的各个穷人夺取各个富人财产之意义。此种生产制，决非我等之空想。经济落后的俄国，已有初步尝试，而获得初步成功。全世界所有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国家无不陷于经济恐慌的深渊，独苏联日即繁荣。此新的生产制之明效大验，众人之所周知也。 中国推翻帝制的革命，先于苏联者七年。今日二者之荣枯，几不可比拟，其故可深长思矣。或谓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是妄言也。此一终极目的，固非旦夕所能完成，亦非“和平”所能实现。为实现此目的而清除道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 一曰:反抗帝国主义以完成中国独立。盖以中国的海关、矿山、工厂、金融、交通等经济命脉，都是直接间接宰制于帝国主义之手，非采取革命行动，击碎此等宰制吾人之镣锁，中国民族工业将无发展之可能。列强的海陆空军威吓着全国大都市，日本更以武力强占了中国领土五分之一，此而不加抵抗，或空言欺骗，均与卖国同科，尚何“民族主义”之足云。 一曰:反抗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盖以军阀官僚自由发动他们的内部战争以破坏经济，自由增加苛捐杂税和发行公债以饱私囊，自由制定法律以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自由任用私人以黜抑人材、毁坏政治效率，甚至自由勒种鸦片、贩卖鸦片以毒害人民。军阀官僚政治不彻底肃清，所谓国家统一，所谓民力伸张，一切都无从谈起。国家不统一，民力不伸张，国外帝国主义之宰制不推翻，国内的军阀官僚之毒害不扫除，即所谓独立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亦属梦呓。中国终于是半殖民地，终于落后而已。 一曰:改善工农生活。盖以近代产业工人及其所领导的农民，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资本家地主及其政府，在物质上精神上抑压工农，即不啻为帝国主义挫折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锋刃。在农业的中国，农民之衰落几等于民族之危亡。倘不没收地主的土地，归诸贫农，农民终岁勤劳只以供地主之剥削，则不独无以挽回农业之就衰及农村之破产，而且农民购买力日弱，直接影响到城市工商业。即令能由城市输资设立农村借贷机关，亦不过向农民增加一种剥削机关而已。 一曰:实现彻底的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盖以贤人政治及保育政策，已不适于近代国家，更不能存在于民主共和国。北洋军阀既废，代之者只应是人民的(权力)，若仍尚贤人与保育，则谁是贤人，堪任师权力保，伊何标准，北洋军阀亦得而尸之。况当外患空前的今日，人民无组织，即无能力，无政治自由，即无责任心，亦不应课以责任。若不立即实现全国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完全自由，实现普选的全权的国民立宪会议，以制裁卖国残民的军阀官僚，一切政权归诸人民，集合全国人民的力量以解决全国危急问题，其何以立国于今日～ 凡此为中国民族利益，为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劳苦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之大纲，予以前和现在都愿意公告全中国，以征求全国大多数人民之赞否。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政党，它的成功，是要靠多数人民之拥护，而不尚少数的英雄主义，更非阴谋分子的集团。予前之所行所为，即此物此志，现在及将来之所思所作，亦此物标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予不忍眼见全国人民辗转悲号于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专制者两重枪尖之下，而不为之挺身奋斗也。 4 今者国民党政府因予始终尽瘁于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并令其检察官向法院控予“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予不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者相反。国者何,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也，此近代资产阶级国法学者之通论，非所谓"共产邪说"也，故所谓亡国者，恒指外族入据其土地、人民、主权而言，本国某一党派推翻某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得谓之"亡国"。"叛国"者何,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漏秘密罪，此等叛国罪状，刑法上均有具体说明，断不容以抽象名辞漫然影射者也。若认为政府与国家无分，掌握政权者即国家，则法王路易十四"联即国家"之说，即不必为近代国法学者所摈弃矣。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人民自由权利的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一非曾经“叛国”矣，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袁世凯曾称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民国者何,民主共和国之谓也，亦即别于君主专制国之称。欧洲各国推翻专制者，流血以争民主，其内容无他，即力争宪法上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之自由权利，及实行不参政不纳税之信条已耳。此不但民主共和国如此，即在民主政治的君主国亦如此，"危害民国"者何,共和政府剥夺人民之自由，剥夺人民之参政权，乃由共和到帝制之先声，罗马历史，十九世纪法兰西及中华民国初年的历史均遗同样之教训于吾人。即或不然，人民无权利无自由，大小无冠之王，到处擅作威福，法律只以制裁小民，文武高等官吏，则在议亲议贵。之列，是以共和其名而专制其实矣。倘实失而存其名，则军阀之魁，民众之敌，亦得以“三造共和”自诩，妄人亦或以"共和元勋"称之，其实毁坏民权，罪即类于复辟，以其危害民主共和国之实质也。若认为力争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权利，力争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以裁判军阀官僚是“危害民国”，则不知所谓民国者，应作何解释, 国民党竭全国人力膏脂以养兵，拥全国军队以搜括人民杀戮异己，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无诚意抵抗，且制止人民抵抗，摧毁人民组织，钳制人民口舌，使之"镇静"，使之"沉着应付"，即使之驯羊般在国民党指挥之下，向帝国主义屈服，宁至全国沦亡，亦不容人有异词，家有异说，而予则主张由人民自己扩大组织与武装，对帝国主义进行民族解放战争，以解决东北问题，以完成国家独立，试问谁为"叛国"～ 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人民之上，视自己为诸葛亮与伊尹，斥人民为阿斗与太甲，日本帝国主义，方挟“以力服人”之政策对付吾国，同时国民党己挟同样之态度以压吾民，最近竟公然以“背叛党国”之罪枪决新闻记者闻矣。而予则力争表示民主共和国实质的人民自由权力，力争实现普选全权的国民立宪会议，力争民主扩大到它的历史最高阶段，予现在及将来都无篡夺民国为“党国”之企图。试问谁为“危害民国”,故予曰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也。 若认为一为共产党人即属犯罪行为，则欧美民主国家若法若英若瑞士等几无此事，各国共产党人莫不有集会、出版、参加选举之自由权利，与一般人民无异，若认为人民反对政府或政府中某一个人，即为有罪，则只远在二千年前周厉王有监谤之巫，始皇有巷议之禁，偶语之刑，汉武帝更有腹诽之罚，彼时固无所谓言论自由也。而廿世纪之民主共和国，似乎不应有此怪现象。若认为宣传共产主义，即“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即为“危害民国”(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此直是欧洲中世纪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与科学家的把戏，彼时固无公认之信仰与自由也。而今日之民国绝不容有此，民国而若容有此，则不啻为日本帝国主义证明其“中国非近代国家”之说之非诬。 5 总之，予生平言论行动，无不光明磊落，无不可以公告国人，予固无罪，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惜之“法利赛”不仇视罗马，而仇视为犹太人之自由奋斗的“热狂党”，今之国民党所仇视者，非帝国主义，非军阀官僚，乃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官僚、始终努力于最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共产党人。日本帝国主义方夺取山海关，急攻热河，而国民党之军队，却向江西集中，其对待共产党人也，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更师袁世凯之故智，威迫利诱，便之自首告密，此并不〔能〕消灭真正共产主义者，只以破灭廉耻导国人耳。彼等此时有权在手，迫害异己之事，固优为之，予唯有为民族为民众忍受一切牺牲，以待天下后世之评判。若于强权之外，复假所谓法律以入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法院若不完全听命于特殊势力，若尚思对内对外维持若干司法独立之颜面，即应毫不犹疑的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内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 民国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 陈独秀 文献三: 自述 (1935年1月29日) 方志敏，弋阳人，年三十六岁。知识分子，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第一次大革命。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曾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潜回弋阳进行土地革命运动，创造苏区和红军，经过八年的艰苦斗争，革命意志，益加坚定。这次随红十军团去皖南行动，回苏区时被俘。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我这几十年所做的革命工作，都是公开的，差不多谁都知道，详述不必要。仅述如下。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晚八时 文献四: 我们临死以前的话 (1935年3月25日) 我们因政治领导上的错误，与军事指挥上的迟疑，致红十军团开入狭隘的敌人碉堡区域，在怀玉山地方，受七倍于我的敌人之包围，弹尽粮绝，人马疲苦，遭受极大的损失。我们急于转回意向东北苏区，一方面接受中央的批评和指示，检查皖南的行动，作出正确的结论。另方面整顿队伍，准备再去执行新的任务。故不避危险，不顾雨雪和饥饿(七天没有吃什么东西)，不分昼夜，绕过敌人之封锁线，但因叛徒告密，与自己的疏忽，在陇首村封锁线上，被敌白军四十三旅俘住，时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四日上午一时。 我们被俘后，即解南昌，脚铐重镣押于军法处看守所。同被囚的，有红十军干部周群同志等三十五人(周群、李树彬、张胡天同志后来，近一月即被敌枪毙)。同囚室的则有我与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同志四人。曹仰山在被俘时负伤三处，入狱后，三日即大病，病 6 了一个多月，现在好一点，骨瘦如柴，远望活像一个骷髅。接着王如痴同志又患肋炎症，热度达摄氏四十度，刘畴西同志也病了，狱中囚人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患病的。只有我小病十几天，整天拿着笔写文章，不管病不病，都要被敌枪毙的。 我们是共产党员，为革命而死，毫无所怨，更无所惧，只有两件事，使我们不能释怀:作过某些错误，但经党指出，莫不立刻纠正，我们始终是党的正确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竭诚的信仰者，我们相信共产国际的伟大和它领导世界革命的正确，我们相信中国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伟大和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我们坚决相信在国际和中央列宁主义领导之下，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必能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全部成功～ 苏维埃的制度将代替国民党的制度，而将中国从最后崩溃中挽救出来～ 共产主义世界的系统，将代替资本主义世界的系统，而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从痛苦死亡毁灭中拯救出来。全世界的光明，只有待共产主义的实现～我们临死前，对全党同志诚恳的希望，就是全党同志要一致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发扬布尔什维克最高的积极性、坚决性、创造性，用尽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学习列宁同志“一天做十六点钟工作”的榜样，努力为党工作～积极开展城市工人运动(这是我党目前工作最薄弱的一环)，不惮艰苦的进行国民党军中的士兵运动(白军博士后不满已到极点)，广泛开展农民运动，争取千百万被压迫的工农士兵群众到党的旗帜之下来～很快实现党所提出“创造一百万强大的红军”的口号，在中国各国开展游击战争，分散国民党的兵力，使国民党像打火一样，这处打不熄，那处又燃烧起来，不能集中大的兵力，来进攻我主力红军。在各地积极创造新苏区，来拥护和援助主力红军，使能很快击破敌人，造成全国的反攻形势，汇集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洪流，冲毁法西斯国民党血腥统治，达到独立自由的工农的苏维埃新中国的建立～ 在此时，如有那些同志不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而消极怠工，那简直不是真正的革命同志，而是冒牌党员。这样的人，是忘记了国民党囚牢里有好几万党的同志，正在受刑吃苦，忘记了国民党的刑场上党的同志流下的斑斑血迹，忘记了我们的主力红军正在川黔滇湘艰苦的战斗，更忘记了千千万万的工农劳苦群众正在饥啼号寒无法生存～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因错误而失败，而被俘入狱，现在是无可奈何的要被法西斯国民党屠杀了。我们要与你们永别了～ 法西斯国民党在用种种威迫利诱的可耻手段，企图劝诱我们投降。投降,你国民党是什么东西～——一伙凶恶的强盗，一伙无耻的卖国汉奸～一伙屠杀工农的刽子手～我们与你们反革命国民党是势不两立的。你法西斯匪徒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 我们现在准备着越狱，能成功更好，不能成功则坚决就死～在法西斯匪徒们拿枪向我们的头颅胸膛发射，或持刀向我们头上砍下之前，即在我们流血之前，我们将用最大的阶级愤怒，高呼下列口号: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卖国的国民党～ 红军最后胜利万岁～ 7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苏联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最伟大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万岁～ 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万岁～ 方 志 敏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写完 六月二十九日密写于南昌军法处囚室 文献五: 多余的话 (1935年5月) 瞿 秋 白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何必说,,,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历史的误会 8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麽“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地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 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O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麽热烈了。我就多读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O年八月)。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的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去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辨“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 9 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还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了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麽别的辨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的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又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结果，中央不得不再招集会议——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的最高领导。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象外间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绝不是要脱卸什麽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担负什麽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麽呢, 10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地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或者报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麽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我是多麽脆弱，多麽不禁磨练呵～ 或者，这不尽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麽,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 11 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麽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两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并没有公开地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以致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麽说，我就怎麽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麽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分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致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 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地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星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麽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 12 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研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 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麽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的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喧宾夺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 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一道，作为预备。其它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年——一九三?年)，那时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 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新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 13 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越少。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地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理论之中包含着多麽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这些机会主义的成分发展起来，就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以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不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的确，到一九三?年，我虽然在国际上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相当得到一些新的知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进步，自己反而觉得退步了。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那点知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塞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 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动了。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议论之后，我会感觉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麽简直想不通;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 此后，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的必要，已经没有了～我在十二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尔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同时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麽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 因此，我更不必狂然费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同时，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岐路交错着，再自由任意地走去，不知会跑到什麽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没勇气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在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当我不得不负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到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同时，更有许多以前的同志在这阶级斗争进一 14 步的关口，自觉或不自觉的离开了革命队伍。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不正确的。武汉分裂以后，我们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暴动(一九二七年)，到十一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固然，中国的一般革命形势，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已经开始低落;但是，接着而来的武汉政府中的奋斗、分裂——直到广州暴动的举出苏维埃旗帜，都还是革命势力方面正当的挽回局势的尝试，结果，是失败了——就是说没有能够把革命形势重新转变到高涨的阵容，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 原本个别的盲动现象，我们和当时的中央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对;对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去暗杀豪绅之类的行动，我们总是加以纠正的。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纠正了这个错误，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自然，武汉时代之后，我们所得到的中国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训:例如革命有一省或几省先胜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国主义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联系着等——都是“六大”所采纳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就在“六大”更明确地规定下来。 但是以我个人而论，在那个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对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析，认为富农还在革命战线之内，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点，也已经潜伏着或者有所表示。不过，同志们都没有发觉这些观点的错误，还没有指出来。我自己当然更不会知道这些是错误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讨论农民问题的时侯，才开始暴露我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不幸得很，当时没有更深刻更无情的揭发……。 此后，就来了立三路线的问题了。 一九二九年底，我还在莫斯科的时侯，就听说立三和忠发的政策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同时，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自然，在回国任务之中，最主要的是纠正立三的错误，消灭莫斯科中国同志的派别观念对于国内同志的影响。 但是，事实上我什么也没做到。立三的错误在那时——一九三?年夏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茨基的路线，派别观念也使得党内到处压抑莫斯科回国的新干部。而我回来召集的三中全会，以及中央一切处置，都只是零零碎碎地纠正了立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既没有指出立三的路线错误，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划及实际工作上保证国际路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 老实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点——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逻辑的发展。立三 15 的错误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主义。他表面上认为中国全国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已经到来，这会推动全世界的成功，其实是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和发展苏维埃革命在几个县区的胜利，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发展而取得全国胜利以至全世界的胜利，就是迅速的败亡，所以要孤注一掷地拼命。这是用左倾空谈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因此在组织上，在实际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论上，在工会运动的方针上，在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等等各种问题上……无往而不错。我在当时却辨别不出来。事后我曾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至于象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地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 于是四中全会后，就决定了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我呢，象上面已经说过的，正感谢这一开除，使我卸除了千均万担。我第二次回国是一九三?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时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请了长假休息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再想回头来干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艺的译著等，已经觉得太迟了。从一九二?年到一九三?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到这时候方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力气也已经衰惫了。自然，有可能还是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可是接着就是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的光阴。一九三四年一月，为着在上海养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消闲职务。可是，既然在苏维埃中央担负了一部分的工作，虽然不用出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与一切政策的最初议论和决定，然而要完全不问政治又办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微问一问政治的状态中间，过了一年。 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我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了，既然无关紧要，就算了吧。 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 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继续在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奋斗，为站着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例行公事办了些，说“奋斗”是太恭维了。以前几年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责任，都决不应当因此而减轻的;相反，在共产党的观点上来看，这个责任倒是更加加重了。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 ～ (一九三五?五?二十) “文人”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这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家、作家或是文艺评论家，这是吟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的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正因为他对于当代学术水平以上的各种学问都有少许的常识，所以他自以为是学术界的人。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对于学术是不会有什么贡献的， 16 对于文艺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自然，文人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实际上是高等游民罢了。假如你是一个医生，或是工程师，化学技师……真正的作家，你自己会感觉到每天生活的价值，你能够创造或是修补一点什么，只要你愿意。就算你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罢，你可以做错误。你可以坚持你的错误，但是也会认真地为着自己的见解去斗争、实行。只有文人就没有希望了，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 “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 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 固然，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些，但是我是找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没有什么研究的。一些科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也看过一些，虽然很少。所以这些新新旧旧的书对于我，与其说是知识的来源，不如说是清闲的工具。究竟在哪一种学问上，我有点真实的知识,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的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记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谈话的时侯，说过这么一句俏皮话:“你怎么和三层楼上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等”。其实，这倒是真心话。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当作“客气”或者“狡猾”。 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当一种意见发表之后，看看没有有力的赞助，立刻就怀疑起来;但是，如果没有另外的意见来代替，那就只会照着这个自己也怀疑的意见做去。看见一种不大好的现象，或是不正确的见解，却没有人出来指摘，甚至其势汹汹的大家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怀疑来。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性格。 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侯仿佛很激烈，其实我是很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假使我激烈的辩论，那么，不是认为“既然站在布尔塞维克的队伍里就不应当调和”，因此勉强着自己，就是没有抛开“体面”立刻承认错误的勇气，或者是对方的话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致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在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 17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仅仅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来。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到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 为什么,因为青年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一点游戏和做事的兴总会有的。即时不是你自己的事，当你把他做好的时候，你也感觉到一时的愉快。譬如你有点小聪明，你会摆好几幅“七巧版图”或者“益智图”，你当时一定觉得痛快，正象在中学校的时候，你算出几个代数难题似的，虽然你并不预备做数学家。 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这里，甚至完全用尽，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惫的时侯，对于政治的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 庞杂而无秩序的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和累赘而反乎自己兴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来，感觉生活的乏味。 本来，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譬如说，劳动者的生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权等……一直到春花秋月、崦嵫、委蛇，一切种种名词、概念、词藻，说是会说的，等到追问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就会感觉到模糊起来。 对于实际生活，总象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 “文人”和书生大致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知识。他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要他开口议论一些“国家大事”，在不太复杂和具体的时侯，他也许会。但是，叫他修理一辆汽车，或者配一剂药方，办一个合作社，买一批货物，或者清理一本帐目，再不然，叫他办好一个学校……总之，无论哪一件具体而切实的事情 ，他都会觉得没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来，叫我办苏维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宁都、兴国这一带的所谓“中央苏区”，原来是文化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在刚刚着手办教育的时侯，只是办义务小学校，开办几个师范学校(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细想 一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和儿童教育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国内战争中工农群众教育的特殊问题，都实在没有相当的知识，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够 ～ 近年来，感觉到这一切种种，很愿意“回过去再生活一遍”。 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地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地亲切地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 18 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经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语言”，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所以终于一无所得。 可是，自然而然地，我学着比较精细地考察人物，领会一切“现象”。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地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 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 是不是太迟了呢,太迟了～ 徒然抱着对文艺的爱好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领了。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笼罩了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地用力。书是乱七八糟地看了一些;我相信，也许走进了现代文艺的水平线以上的境界，不致于辨别不出兴趣的高低。我曾经发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意见，都驳杂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时候过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必然的结果。自己写的东西——类似于文艺的东西是不能使自己满意的，我至多不过是个“读者”。 讲到我仅有的一点具体知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地，极忠实地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在汉字方面每字每句地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也比创作和评论方面再来开始求得什么成就，要实际得多。可惜，恐怕现在这个可能已经“过时”了～ 告别 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这窝始终是做不成的。一个平心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你们去算帐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来，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象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清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地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 19 曾经当过政治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不要开除呢, 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是多余的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地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地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0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过一点口风。我始终带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 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了。 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 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 20 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得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的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 我替他们祝福。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实验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结核者(从一九一九年到现在)，时好时坏，也曾经照过几次,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见我的肺部有许多瘢痕，可是医生也说不出精确的判断。假定先照过一张，然后把这躯壳解剖开来，对着照片研究肺部状态，那一定可以发见一些什么。这对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虽然我对医学是完全外行，这话说的或许是很可笑的。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完全落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一九三五?五?二三) 文献六: 21 向忠发供词 (1931年6月22日) 一、自述 我是湖北人，现年五十一岁，是一破产的农家子弟。十四岁入汉阳兵工厂做学徒，共住二十九个月，因与工头不合，被革除。遇一亲戚廖某，介绍入造币厂，共住四年，因厂倒闭，去江西名人王家全家中做佣人，三年多。后来又由他介绍入他所经办的轮船公司任事(九江至南昌往返)。我在轮船公司内因为经东家介绍，故只做了四个月，就升任二副，做了二副二年又升任大副，后因轮船公司与矿物局(汉冶萍)的轮船撞坏了盐道所坐的船，与盐家口角，后经通缉，乃逃至湖北住。湖北住一年多，此时正值造币厂已开工，即入厂做工一年。又因武昌起义，造币厂停工，经人介绍入汉冶萍公司一八0号船上任事，直至一九二三年始脱离。 我入共党的经过是在汉冶萍公司工会，担任工会副委员长时(一九二一年)，由许白昊(此人已死)介绍加入C.P.，七天以后，即任支部书记，“二七”事变以后，提升CP湖北区委。一九二三年失业后，由彭泽湘(现已开除，时为湖北省委书记)介绍任湖北省委书记一月。当汉口市党部成立时与刘百川等负责工作，我担任工人部长，曾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北伐军到武汉时经辞三次始准，后任武汉总工会委员会及市政府工作，到国共分家以后，共党五次大会当选中央委员，因开会通知只发给我一次，心颇不快。七月间在武昌蛇山开中共中央会，后因大发牢骚，中央亦未答复。又因“八一”罢工，我不同意，虽经罗亦农说服，却又将我送到汉口法租界一洋房中禁闭了，此时我见罢工已失败，遂不经共党中央的同意即私逃长沙了。到长沙后，即住乡下一月，后共党中央派朱鹤林带洋一百元陪我到上海了。(在“八一”以后，我曾出席“八七”会议，组织中央政治局，我也是委员之一) 我到上海之后住过一短时期，即被派赴莫斯科。同行者共十四人，我任主席。到俄后参观各处约数月，又去比利时住了数月，再返莫斯科，出席在苏俄召集的赤色职工国际的第四次大会，时苏兆征为主席，我任副主席。未几(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央开六次代表大会，我任主席团，回国后任共党总书记。曾被幽禁一个月(与立三、蔡和森、王仲一等同住)。一九二九年九月(六月,)，共党二中全会开会时，周恩来与李立三在会场上发生意见，开会后两天，又发生争执。我对李的主张虽不同意，但不能反驳他。以后他们二人常有纠纷，我始终为他们来调解的。一月后他们的冲突日烈，无法解决，周恩来决意赴莫斯科报告国际，结果国际答复说:“中国党错误，国际驻中国代表亦错误。”此时瞿秋白等也来了，三中全会由瞿秋白领导，其所措施，下级大为反对，不得已国际派了米夫来华，找我谈话说:“以前种种错误，你都要负责，须受惩罚。” 经过米夫谈话之后，我却没有受处分，因为米夫说:“向忠发是一个工人分子。”此次米夫来华后，自中共中央的组织变更了分工制度，因而一切经费权均不经我手。我的总书记，只不过虚位而已。不久因为罗章龙组织非常会议，米夫召集徐锡根、陈郁谈话，这一次谈话我没参加。米夫返俄后，有一德国人作中国党的国际代表。四中全会的报告，周恩来起草，由我向国际代表报告。而陈绍禹大加反对我，说我是调和主义者。四中全会选举的结果，名义上仍由我来继承六次大会的总书记，但在事实上已经实行了分工制，如沈泽民任宣传，周恩来任军事，赵云任组织，从此各人各管各事，我在共党内不甚管事了。 二、供白 (一)国际,国际共党驻沪东方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刻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巡捕房中。 22 (二)中国,中国共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向忠发、周恩来、陈绍禹、陈郁(已去莫斯科)、卢福坦(即老山东)、徐锡根(去鄂西赤区)、项英(去赣赤区);候补委员:王克全、罗敦贤、张国焘(在赤区)、关向应、顾顺章。 职务:总书记,向忠发;宣传,张闻天;组织朱森;军事,李福春 (三)特务委员会 从前是我和周恩来、顾顺章，但自顾顺章被捕后，经人报告，闻已自首，遂施行改组了。前由顾顺章负责，现改为廖成云负责。其组织如下: 1.廖成云，总负责(前江苏省委);2.赵云(第三科,红队);3.潘汉年(第二科,侦探);4.杨森(第一科社会及各种技术);5.陈寿昌(第四科,交通)。 (四)苏区负责者: 1.苏区中央政治分局 项英;2. 鄂西分局 夏曦;3.鄂豫皖分局 张国焘;4.闽粤分局 邓发。 (五)李立三已经送到莫斯科去了。 (六)各地上层负责者:我因为近来同周恩来不合作，下层的组织及负责人的情况多不知道，现在所能说出的仅限于各地上层负责者: 1.江苏省委兼上海各区委指导:书记 王云程(湖北人，留莫回来);组织 吴致中(湖北人，留莫回来)。上海分七区:沪中、沪东、沪西、闸北、法南、吴淞、上海(码头及海员) 2.浙江,有两个中心县委，无省委组织。1.温江中心县委;2.杭州中心县委(已破坏)。 3.安徽过去有省委，现无。特委有三:安庆、广德、南宁。 4.山东,有省委，五六月破坏，新派二人去，姓名不知。 5.河北,顺直省委由殷鉴负责(从前罗章龙派的非常委员会省委已解散)。 6.满洲,李翔伍。 7.哈尔滨市委书记,伍何敬(河南人，自莫回来)。 8.河南,季中发。 9.湖南,无组织。 10.湖北,只有桥口区委一个(月支三百元)。 11.陕西,只有市委一个(人数不多，惟未与中央发生关系)，近派刘国章前去(此人前为中央与国际代表间领款者) 12.广东省委(包括广西，驻香港)书记蔡和森。 13.四川、云南、福建都不详。 14.察哈尔等特区无人负责。 (七)各地实际情形: 1.以江苏省委较有力量，上海为最，但亦极为薄弱。 人数(党员)除赤区外，约有二万党员，内中大部分挂名和不起作用的，自然亦都算在内。 2.成份:工人占百分之十，农民占百分之六十，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三十。 3.上海方面:党员五百八十人，青年团员二百七十六人，工会党员四百七十人，月缴会费共计二百七十余枚铜元(合银元不满一元)，由此亦可见力量之薄弱了。 (八)军事,从前经中央局决定共七军:第一军毛泽东、朱德;第三军彭德怀、黄公略，总称一、三集团军。第二军贺龙，第四军邝继勋(鄂豫皖)，第五军毛泽东(一部分，力量很小);第六军周郡，第七军李明瑞。总计赤军人数十二万余人，枪枝七万余。 (九)共党经济来源: 23 (甲)国际供给者:国际帮助中国共党每月一万五千元美金，中国五六万元，实际上国际的款项是俄国共党供给的。最近经济的支配权操在周恩来手里，我不知其详。但是从前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时，由我来支配经济，所以我知道的很详细。其分如下: 1.江南局 五千五百元，后又加上一千元。2.南方局 四千二百元。3.长江局 六千元。4.北方局 四千八百元。5.满洲 一千二百元。6.军部 九千元。7.宣传 九百元(印刷费另外)。8.组织及招待 一千三百元。9.红旗报 二千元(现由罗绮园负责)。 (乙)赤区接济者:在赤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再由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前后由我经手有两次，第一次一九三0年六月由闽西运来七百两;第二次一九三0年底由赣西南运来两千零七两。由这两批款内提出八百元组织商业机关，派陈绍禹作老板，现由廖成云负责支付，此外尚有许多大批现金由赤区运来，但都不是我经手的。 (丙)绑票或抢掠:共党的经济有时因国际的关系一时中断，款子不能来，亦有的因赤区的接济者没有到，因此就时常采用绑票和抢掠的方法，这种工作主要是由特务第三科红队负责干的。 (十)附记: 1.喻泽时,交通主任，住戈登路戈登里。 2.李金生,是我的工作负责人，于前星期内被公安局捕获，共有七人，闻现解司令部，他知道我的机关很多，经过此次破坏，各处机关均迁移，因此我也受了国际的严重警告。 3.妇女部,周秀珠住闸北邓托路口同春里七十二号。 4.青年团总书记秦邦宪住古拔路横路三号，开会地点在西摩路。 5.国际接头处及领款机关在忆定盘路。 6.共党现有干部全国不过二百人，在莫斯科者亦不过二百人，人材极感缺乏。 24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