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内迁大移民

三线建设内迁大移民 1964年至1980年的三线建设，是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它遍及我国中西部地区13个省市自治区，横贯3个五年，在中国当代史上是一个规模空前的重大经济建设战略。它的发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际局势日趋紧张。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以及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军事冲突，逐步实现我国生产力布局由东向西的转移，中共中央作出了“备战备荒”的建设大三线的重大战略决策。其重要步骤之一就是在中国广大的西北和西南部山区建设工业基地，特别是军事工业基地，以期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能够保存工业生产能力。而地处西南的重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较强的工业基础，很自然地成为了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1964年9月，重庆地区三线建设小组成立。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把重庆地区“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器设备的基地”，以及“以重庆为中心，逐步建立西南的机床、汽车、仪表和直接为国防服务的动力机械工业”的初步设想，规划小组于10月编制出《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该《规划》主要采取与一线相结合的方针，按照“分散、隐蔽、靠山”和“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提出以重庆为中心迁建、新建的项目200多个。计划从上海地区迁入122个，从广州、南京等城市迁入20个，从东北地区迁入27个，从华北地区迁入43个。其中有分属兵器、船舶、航天、电子、核工业等部的90个国防企事业、科研单位，有与之配套的机械、仪器仪表、冶金、橡胶、化工、交通等行业的企事业单位。同时还对重庆原有一些企业进行改建和扩建，增加交通运输等设施。1965年2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由李井泉任主任，其下设由朱光、鲁大东等组成的重庆地区常规兵器配套建设指挥部，负责指挥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 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从一开始便积极贯彻落实中央的战略决策，按照一线支援三线的原则，首先从东部沿海相对发达地区内迁了大批企事业单位。具体实施为:1964年下半年迁建少数工厂作试点，大部分工厂做好搬迁准备，1965年开始大规模迁建。迁建主要采取整体搬迁和部分搬迁的形式，即有的厂全部内迁，有的厂部分车间、工段内迁并与重庆原有厂合并，或在重庆建设新厂。这种内迁，不仅仅是硬件设施的搬迁，还包括这些企业的干部和工人。当时，政府提出的口号是“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身献子孙”，鼓励这些内迁的三线建设者们扎根山区，一代一代地延续对国家的责任。 正是在这种“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政策感召下，数以万计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和解放军官兵，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大西南的深山峡谷，来到重庆这座陌生的城市。他们露宿风餐，肩挑背扛，用十几年的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无数的大中型工矿企业和科研单位，为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仅1964年到1966年，就有中央15个部的企事业单位从北京、上海、辽宁、广东等12个省市内迁到重庆地区，内迁职工达4300多人。按系统分:冶金部有重钢四厂、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第六冶金建设公司共3个单位;煤炭部有煤炭工业科学院重庆研究所、中梁山煤矿洗选厂共2个单位;一机部有四川汽车发动机厂、重型机械厂、华中机械厂、重庆仪表厂、杨家坪机器厂、江北机器厂、汽车工业公司、北碚仪表公司、四川汽车制造厂、花石仪表材料研究所等10个单位;五机部有陵川机器厂、平山机器厂、双溪机器厂、晋林机械厂、明光仪器厂、华光仪器厂、金光仪器厂、红光仪器厂、益民仪器厂、宁江机器厂、川南工业学校共11个单位;六机部有新乐机械厂、清平机械厂、江云机械厂、长平机械厂、永平机械厂、武江机械厂共6个单位;八机部有红岩机器厂、浦陵机器厂、海陵配件一厂、海陵配件二厂、第三设计院共5个单位;石油部有一坪化工厂;化工部有长江橡胶厂、西南制药二厂、重庆油漆厂、四川染料厂、西南合成制药厂共5个单位;地质部有地质仪器厂、探矿机械厂、第二地质勘探大队共3个单位:交通部有交通科学院重庆分院、第二服务工程处2个单位;纺 织工业部有阆中绸厂、重庆合成纤维厂2个单位;建材部有嘉陵玻璃厂;建工部有土石方公司、江苏三公司、华北直属处、第一工业设备安装公司、中南三公司、渤海工程局共6个单位;铁道部有第一大桥工程处:邮电部有上海邮电器材厂一部分并入重庆邮电器材厂。 在迁建的同时，重庆地区还加紧了企业的新建和改扩建，尤其是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及其配套项目的建设。到第四个五年计划结束时，重庆已经兴建了西南铝加工厂、四川维尼纶厂、四川仪表总厂、川江船厂、重庆工具厂、重庆无线电三厂、重庆测试仪器厂、重庆探矿机械厂、四川染料厂、重庆川庆化工厂、重庆长风化工厂、重庆长江橡胶厂等110多个企业和军工单位，发展了川东天然气工业，修建了川黔铁路、襄渝铁路、合川涪江大桥、北碚朝阳桥等交通运输设施，极大地增强了重庆市工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配套能力，使重庆成为了全国重要的常规兵器、仪表、重型汽车的生产基地和西南最大的机械工业基地。 然而，三线建设毕竟是在国家急于备战的特殊情况下匆促上马的，并且受到“文革”动乱的冲击和“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因此也存在规划投资综合平衡不够，布局过于分散，盲目追求高速度，轻重工业比例失调，职工生活配套条件差等一系列问题。但却使我国建立了巩固的西部战略大后方。尤其是大量企业的内迁支援建设，对重庆的工业经济、城市建设、道路交通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在较大程度上加快了重庆现代化的进程，也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陲地区的社会进步。 同时，随着企业内迁，重庆还引进、聚集了大批优秀的熟练技工、科技人才和管理人员。他们的到来，加上重庆原有的科技管理人才，大大增强了重庆地区的科技实力，为重庆建成以重工业为主体，门类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批人才在艰苦复杂的大规模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磨练，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中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大量移民的涌入对重庆的城市文化和人们的生存状态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有机融合，形成了今天重庆人热情好客，开放趋新、接纳五湖四海的宽广和包容的品格。移民带来了移民文化，也带来了新鲜的血液，更带来了移民人的性格。他们吃苦耐劳、艰苦创业，将极大的热情献给这方热土;他们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托起了重庆的辉煌和西部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