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论文 论秦始皇与汉武帝的异同点

论秦始皇与汉武帝的异同点 摘要:秦始皇、汉武帝都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他们在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的具体策略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本文主要在政权方面、思想方面、抗击匈奴、征用民力、改革币制等方面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同时～进一步说明他们不同的是由于秦的暴政而导致政权的瓦解。而汉武帝政权也有因政策不当而危及政权的情况～关键是汉武帝本身能及时认识自己的不足～并能改正它～而使汉政权避免了秦统治那样的危机。 关键词:秦皇汉武、中央集权、思想文化、抗击匈奴、改革币制、民力、暴政 秦始皇(嬴政)，13岁(前247)即位，22岁理政务。从公元前230年至公元221年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完成了统一，定都咸阳，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新局面。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各国争霸混战的局面，使“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人民获得较为安定的生活和生产环境，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不仅如此，秦王嬴政还在他完成统一之后，为巩固统治，制定和推行了许多消除分裂因素的措施，加强了各地区经济、文化联系，为我国长期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这对我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封建社会，以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屹立在世界文明前列，而且能有效地抵抗未来侵略，保持国家的独立，这与公元前3世纪秦统一的开创之功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可见，秦的统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对秦始皇称道“千古一帝”。 在我国历史上与秦始皇齐名的还有西汉另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汉武帝(前156—前87)，即刘彻，前140年—前87年在位，是西汉时期一位有作为的皇帝。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生产发展，西汉封建政府集聚了大量财富。在这个基础上，汉武帝实施了重大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改革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使西汉的经济、政治、民族关系、对外交往等各个方面具有突出的发展，西汉进入鼎盛时期。史称“秦皇汉武”，以此来歌颂秦始皇和汉武帝的丰功伟绩。 同时，秦始皇和汉武帝在巩固政权，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具体策略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战国时期各国最高的统治者都尊号为王。秦王统一六国后，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过五帝，王的称号已不能显示他至高无上的权势和地位，因此更改名号，把古代传说中的神和人最尊贵的三皇五帝的称号合二为一，号称“皇帝”。自此“皇帝”便成为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并废除了子议父、臣 1 议君的“溢法”等等。皇帝在封建国家中享有神圣的地位和最高的权利。 在中央，设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长”，为皇帝的助手，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协助皇帝掌握军队，为全国武装部队之首脑。但实际上，自秦统一中国后，太尉一职并为任命任何人，知识虚设其位而已，这样就可以由皇帝亲自控制军队，权力更加集中。御史大夫管“监察”，主要监察“百官”，又称“副丞相”，实际作用是牵制丞相，提防其专权，这样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者形成相互分权，有相互牵制的形式。最后大权则操纵在皇帝手中。 在地方，早在公元前221年，秦刚刚统一六国后，就在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体制的问题上发生了一场争论。以丞相馆为首的一部分官吏主张实行分封制，廷尉李斯坚决反对，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国纷争，完全是西周分封诸侯所造成的，只有废除分封制，才可能免除祸乱。秦始皇也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于是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在全国确立了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其后陆续增至四十八郡，一千余县，由皇帝直接派官吏治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迁徙豪强:秦灭六国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陆续把所灭的六国的君主、贵族、豪强、大姓，迁往边地或移居他处。统一全国的当年，又迁徙天下豪富12万户于咸阳。把仇视秦王朝的旧贵族迁徙到首都或边地，使之远离本土失去社会依仗，可遏其威势便于监管。因此，迁徙豪富实为当时消除六国残敌死灰复燃危险性的有力措施。同时，由于被徙者亦有罪人黔首，因此也有移民实边、发展和巩固边防的作用。 同样，为了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汉武帝于元朔二年(前127年)采纳了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除嫡长子继承父位外，其他诸子都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把大的王国分为几个小的侯国。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封国越封越小，势力大为削弱，各封国再也无力与中央政权抗衡。后来，汉武帝又“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左官律”规定，凡是在诸侯国任官者，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并不得进入中央任职。以此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防止他们从事非法活动。“附益法”严禁封国的官吏与诸侯王串通一气，结党营私，以达孤立诸侯王的目的。后来，又借口削去半数王侯的爵位。至此，王、侯虽然还存在，但只能“衣食税租”，不得过问封国的政事，封土而不治民。通过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 在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同时，汉武帝也和秦始皇一样采取了打击地方豪强的措施。西汉前期，随着封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地豪强势力大为膨胀。他们利用封建宗法关系，结成强宗大姓，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兼并土地，横行乡里，独霸一方。对这种地方豪强势力，汉武帝采取了限制和打击的政策，一方面继续推行汉初以来迁徙豪强的办法，把他们迁到关中，置于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内实京师，外销奸猾”，做到“不诛而除害”，另一方面利用以严酷著称的官吏诛杀豪强。例如，王温舒为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臧”。通过上述措施，地方豪强势力受到了一定的打击，有的甚至倾家荡产。此后，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了。 2 第二，在加强控制思想文化方面: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在一次宴会上，博士淳于越建议秦始皇效法殷周分封子弟功臣，一旦出现齐国田恒和晋国六卿那样的臣属，可以互相援助，又说:“事不师占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他认为，时代不同，治理的方法也应该不同。李斯还进一步指出，儒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如不加以禁止，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统一就可能遭到破坏，因此提出了“焚书”建议。当时所焚之书包括两部分:一是统一前列国史记，二是百姓私藏的《诗》、《书》和百家语，至于秦国的史书、博士所藏的图书和百姓家藏的医药、占卜 、 种植的书不在内。命令下达三十天后仍旧不烧毁的，脸上刺字罚为城旦。相互谈论《诗》《书》的人，在闹市中斩首示众，官吏知情不报的，与犯人同罪。严禁私学，欲求学者“以吏为师”。李斯的建议得到秦始皇的同意。不久以后，公元前212年，一些方士和儒生对秦始皇皇发表了不满的言论。秦始皇得知后大怒，下令追查、捕捉方士和儒生460人，并全部坑杀于咸阳，。这就是历史上的“焚书坑儒”事件。 与此类似，汉武帝时，经过汉初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能适应地主阶级的要求。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实现大一统的儒家思想便取而代之。于是，儒生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说，孔子修订“春秋”，把统一当做大事，因为这是天地常道，古今通义。为巩固中央集权，汉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其他各家思想都予以排斥。同时，在长安设太学，用儒家经典作为教材。从此，以孔孟为正宗的儒学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攻读五经成了干禄仕进的敲门砖。 当然，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二者虽然都是为了加强思想控制，但汉武帝通过思想上的统一巩固了政治上的统一，光大了儒学;而秦始皇采用法家思想，对其他思想文化进行极粗暴野蛮的破坏，起了钳制思想、摧残了文化的恶劣作用，加速秦的灭亡。 第三，在抗击匈奴方面: 匈奴族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对开发祖国的北方起了重大的作用。他们长期以来在蒙古高原上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战国以来，匈奴逐渐强大，到秦汉之际，匈奴同中原王朝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匈奴贵族常率骑兵不断入边界扰掠，使北方生产遭到破坏。秦统一后，为解除匈奴对秦朝的威胁，秦始皇于公元前215年派大将蒙恬率领30万大军向河套征伐;公元前214年收复了河套西北的广大地区，并在这个地区设置了34个县，重设九原郡。为了进一步巩固这些地区的统治，秦始皇与公元前211年迁3万居民到北河、榆中垦田生产，开拓边疆。这次大规模的移民，在经济上、军事上均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力制止了匈奴奴隶主贵族的抢掠，而且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开发。在同匈奴贵族斗争过程中，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征发农民，修筑西起临洮，东到辽东兴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它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之一，充分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无限的创造力，成为中华民族文明悠久的象征。 3 在西汉初期，西汉政府因国力不足，为抵御匈奴的侵扰，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到了汉武帝时，由于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国家的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已无内顾之忧，反击匈奴贵族的条件完全成熟了。仅从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119年之间，汉武帝对匈奴作战10多次，其中具有决定性大规模战役有3次。第一次发生于元朔二年(前127年)，夺取了河套一带，从内地移民10万人去垦荒，充实边防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第二次发生于元狩二年(前121年)，夺得河西走廊等地，打开了汉通西域的道路，加强了中国与西域各国的文化经济交流。第三次发生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乃粟马十万，令大将军卫青和霍去病各将五万骑私负从马复四万，步兵转者踵军后又数十万人。”分两路大举北伐匈奴，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一直追至漠北，匈奴大败。经过这次战役，匈奴力量大大削弱，已无力大举南下，“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制止了匈奴贵族的残暴掠夺，保护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使北部边境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便利了汉与西域的交流。 在抗击匈奴中，秦始皇不顾当时的国力，用几十万大军攻打匈奴，未能完全解除匈奴的威胁;而汉武帝则得以彻底地击败匈奴，使北部边境得以安定，有利于生产发展。 第四，征用民力方面: 秦政府规定，成年男子每年服徭役一个月，一生要在本郡服兵役一年，到京城或边疆戍守一年，这是最基本的。而秦始皇的大兴土木，四处征讨使用的人力、物力大大超过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所能负担的极限，其典型是建造阿房宫和骊山陵墓。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秦始皇认为咸阳人多，先王的宫廷太小，便在渭水南城岸 上林苑中营造朝宫。先在阿房修筑前殿，东西有500步，南北50丈，可坐1万人，能竖五丈高的旗杆。周围有阁道可以驰行，从前殿下面直达终南山，在山顶上修建宫阙，又修建陵道，直通咸阳。关中建成宫殿一共300座，关外建成宫殿一共四百多座。始皇陵中“宫观百官，奇器珍怪”，“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费民力财力不计其数，修筑陵墓和阿房宫，动用了70多万人，除此之外，修长城，动用30多人力，平百越，开发岭南，动用人力50万以上，当时人口约2000多万，每年被征发服役人数不下三百万人。问题的严重性是十分明显的，大量劳动力脱离生产，人民负担又如此沉重，这就加速了农民的破产，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秦王朝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反抗，“人与之为怒，家与之为仇”。人们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抗斗争，广大农民纷纷拿起木棍、锄头，逃出山林川泽，并同刑徒和奴隶的斗争相汇合。例如英布就同一些徒长、豪杰联合起来，带着一批刑徒逃亡到江中为“强盗”;彭越率领一批青年聚集到巨野泽中;沛县泗水亭长刘邦准备起义。这些小股的农民起义，揭开了反秦斗争的序幕，预示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火即将燃烧全国。 汉武帝在修筑宫殿及抗击匈奴方面，也征用过大量的民力。如建元三年(前138年)，武帝微服出行，在终南山共建十二处行宫。东方朔曾进谏阻止，武帝还因此任命东方朔为太中大夫，授的给事中官职赐给他一百斤黄金，但还是建起了上林苑。尤其在元鼎三年(前116年)春，建成承露盘(高二十七 4 丈，柱围有七人合抱那么大，用铜铸成，用于接神水，据说可以长生不老)。从此，“宫室的兴建，日渐兴盛”。耗费大量民力、物力、财力。另外，在多次抗击匈奴的过程中，也大量征发民力，如在公元前119年出征匈奴，骑兵10万，步兵数十万，战马14万匹，死伤严重，等到远征归来，仅战马“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 第五，改革币制方面 战国时不仅各国自铸货币，而且在一个诸侯国内的各个地区也都自铸货币其形状、大小、轻重各不相同;计算单位也不一样，特别是价值不等，换算困难。秦灭六国后，统一规定，货币分二等，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圆形方孔的铜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统一货币的法令克服了过去货币不统一的混乱状态，便利各地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流。秦王朝统一度量衡对消除各地割据势力的影响，以及促进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也起了重要作用。 汉武帝时期，在财政经济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加强中央对全国经济的控制。汉初，听任郡国自由铸币，造成币制混乱，物价上涨，阻碍了商品的正常交换;另一方面，一些贵族官僚、富商大贾操纵造币之权，富埒天子，威胁中央。例:郡国诸侯王操持铸币权，成为七国之乱的经济基础。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下令宣布禁止郡国铸钱，把钱币大权收归中央，成立专门的铸币机构，铸造五铢钱，钱的质量很高，便于流通，成为当时唯一的合法钱币。 综上所述，秦始皇与汉武帝为进一步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也都取得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秦始皇不顾当时国力，攻打匈奴，修陵墓，筑长城等等;正是由于秦的暴政致使秦朝在短短十几年久覆亡。而汉武帝出击匈奴，大肆征兵、征税也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如元鼎三年(前114年)，“关东地区发生饥荒，出现人吃人的惨状”(摘自《资治通鉴》)。前107关东地区有流民200万无户籍者40万，社会危机尖锐。特别是在汉武帝万年，西汉出现动荡，农民暴动。前99年，流民起义爆发，据《汉书酷吏传》载:“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叚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而且，起义规模扩大。西汉统治濒于危殆。正如司马光所说:“(汉武帝)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震撼了武帝的统治。汉武帝开始意识到必须改变政策，才能稳定政局。前89年，汉武帝毅然颁布承认过失的“罪已诏”。据《资治通鉴谋略大典》载:上(汉武帝)乃言:‘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恃，使天下然苦，不可追悔。自今事由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宣布停止征伐，减轻赋税，除去暴政，集中力量在恢复民力，发展农耕上。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过去了。对自己的错误能及时悔过，改正，这是对一个封建帝王来说是极难能可贵的。 无可厚非，秦皇汉武都是中国历史上有杰出贡献的帝王。他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不同是由于秦的暴政导致秦的灭亡，而汉武帝敢于正视并改正自己的不足，使西汉王朝避免走向灭亡的命运。正如司马光所说:“(汉武帝)有秦之失即免于秦之祸。” 5 主要参考资料: 1.《中国古代史》新版 主编 朱绍侯、张海鹏、齐涛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7第一版 155页—210页 2.《中国古代史》上册 主编 徐高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58页—175页 187页—194页 3、《中国历史教师教学用书》七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主编 马执斌 93页—97页 111页—135页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