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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水浒传》中三个女性所表现出的妇女观_文学评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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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水浒传》中三个女性所表现出的妇女观_文学评论论文分析《水浒传》中三个女性所表现出的妇女观_文学评论论文 文学评论论文 潘金、潘巧云和阎婆惜是《水浒传》中刻画比较成功的女性形象,她们作为水浒英雄好汉的妻妾嫂,由于自身的“淫乱”而惨遭好汉的杀害并“遗臭万年”。推究根源,与封建社会轻视女性,否定女性地位的流毒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礼记》规定:“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内”指家事、室事);“女子十年不出”(十岁以后就恒居内也);“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治丝茧,织紝组紃,学女事,以供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豆、菹、醢,礼相助奠”。 “古者女师教以妇德...
分析《水浒传》中三个女性所表现出的妇女观_文学评论论文
分析《水浒传》中三个女性所现出的妇女观_文学评论论文 文学评论论文 潘金、潘巧云和阎婆惜是《水浒传》中刻画比较成功的女性形象,她们作为水浒英雄好汉的妻妾嫂,由于自身的“淫乱”而惨遭好汉的杀害并“遗臭万年”。推究根源,与封建社会轻视女性,否定女性地位的流毒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礼记》规定:“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内”指家事、室事);“女子十年不出”(十岁以后就恒居内也);“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治丝茧,织紝组紃,学女事,以供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豆、菹、醢,礼相助奠”。 “古者女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诗?周南?葛覃》毛亨传) 班昭四十余岁着成的《女诫》云:“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功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其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又云:“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两段话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昭然若揭。加上“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三从四德”形成了束缚、压迫妇女的道德。 再如,“三纲五常”中的“夫为妻纲”规定了封建社会中妇女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到了宋代,理学兴盛,对妇女的贞操要求更加严苛。程颐在有人问及孤孀贫穷没有依托,能否再嫁时,说“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卷二十二)更是灭绝人性的。 凡此种种,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从属地位被严格地规定着,女性想越雷池半步,都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谨守妇道,是她们唯一的选择。相夫教子,然后期待着夫荣妻贵或者子富母贵。 百回本水浒中,潘金、潘巧云和阎婆惜的初始身份都不好,潘金是大户人家的使女,潘巧云是夫死后改嫁给杨雄的,阎婆惜则是歌伎。她们生性都有一股不屈服命运的劲头,或者说有着不同于寻常女子的见识。她们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性格里隐藏着叛逆。《水浒传》描写了这三个女性的淫乱,却忽视她们在家庭里两性生活的压抑、苦闷和缺乏,客观上造成了我们对她们的误读。 潘金不满于大户的纠缠,告到主人婆那里,没想到被大户白白地嫁给了武大这个“三寸丁、谷树皮”。命运的无奈使得潘金心中充满了对社会的仇恨意识,“三从四德”在她眼里什么都不算。因为她在清河县“爱偷汉子”,武大就把家搬到阳谷县。看到了武松,潘金激起了对未来的幻想。撩拨武松不成,倒被武松破口大骂,“不识羞耻”,“不识廉耻”。强烈的心理失落感致使她在武大跟前反诬武松。潘金撩拨武松有追求感情需要的合理性,但是她的行为却十分盲目,同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格格不入。武松搬离家后,潘金百无聊赖,偶遇西门庆,王婆为了得到实惠,极力撺掇西门庆和潘金。潘金在西门庆那里寻求的是一种两性间的需求,而非两情相悦。因为西门庆是邪恶的化身,而不像武松是善与美的体现者。在欲火中,潘金已经丧失了理智。奸情败露后,在王婆和西门庆的合谋下,潘金实施了谋杀,也葬送了自身。从武大一方看,短矮而面目狰狞,猥獕不会风流。潘金之于武大确实有“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之嫌。并且武大是个“工作狂”,不去猜夫人心思。捉奸后没有动用武松来制约西门庆。可以说人格缺陷使得武大走上了不归路。从西门庆一方看,他对潘金的爱,纯粹是基于肉体需要,真实的感情成分微乎其微。如果他真的需要潘金作妾,凭借他的办事能力还是不成问的。但是封建社会中“好马不配双鞍,好女不嫁二男”的道德标准严格约束,加上潘金有夫之妇的身份(武大是不可能休妻的)。“穷生盗,奸生杀”,悲剧的结局是可以预想出的。总之,《水浒》对潘金 命运历程的描绘,主观上揭示了淫欲带来的恶果,客观上造成了一种暗示,社会对妇女的迫害只有逆来顺受。 相比之下,潘巧云的命运则悲惨的多。前夫王押司身故后,改嫁病关索杨雄。因为杨雄“一个月倒有二十来日当牢上宿”,潘巧云便和“师兄”裴如海勾搭成奸,为了能够长期私通,还买通胡头陀和迎儿合伙算计杨雄。被石秀识破,石秀先警示杨雄,不想醉酒后的杨雄在潘巧云跟前露了马脚,潘巧云就反诬起石秀来(和潘金反诬武松结果不同的是,潘巧云在杨雄前反诬石秀之后,石秀成了替罪羊,潘巧云的目的是让杨雄不相信石秀的话。武松被反诬,是潘金撩拨武松不成后,潘金巨大的心理失落感促成反诬的)。石秀先手刃了胡头陀和裴如海,然后和杨雄一起,诱逼迎儿和潘巧云说出事情的来龙去脉。潘巧云的心肝五脏也就被杨雄取出挂在松树上。潘巧云的被杀,是因为杨雄认为她“坏了我兄弟情分”,害怕久后被她害了性命。潘金和潘巧云等的悲剧在于,社会存在使她们又找不到比现有的婚姻更合理的家庭两性生活,因此,她们的情感需求很容易异化为一种病态的行为,即为了达到性的满足而放纵自己,甚至丧心病狂。这种畸形的两性生活,结果不只带给他人不幸,也使自己毁灭,从根本上说,潘金和潘巧云也是那个社会的受侮辱和被迫害者。 阎婆惜本是个风尘女子,一家三口来东投奔一个官人不着,流落在郓城县。其父阎公害时疫死了,“无钱津送,停尸在家”,及时雨宋江慷慨解囊。阎婆惜的母亲阎婆是个有见识的女人,来宋江住处谢时,见没有一个妇人,为了能够找个“下半世过活”的靠,把阎婆惜许给了宋江。阎婆惜以卖唱为生,有很深的社会阅历。做事有主见,“有意看上”宋江曾带来家吃酒的同房押司张文远,并冷落了宋江。阎婆拉来宋江劝女儿和宋江和好,问她怎么见了宋江,倒走上了楼去了。阎婆惜应道:“这屋里不远,他不会来!他又不瞎,如何自不上来,只等我来迎接他。”阎婆责怪女儿“性气不好”,“恼得押司不上门”,要她“起来陪句话儿”,阎婆惜说她老母:“你做甚么这般鸟乱,我又不曾做了歹事!他自不上门,教我怎地陪话!”阎婆劝女儿起来把盏酒。婆惜道:“不把盏便怎地我!终不成飞剑来取了我头!” 宋江“年及三旬”,而阎婆惜“年方一十八岁”,年龄差距是有的。但宋江终在王婆的极力撮合下,置办些家火什物,安顿了阎婆惜娘儿两个(宋江终究在县里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像阎婆惜歌伎的身份是难以和他门当户对的)。“初时宋江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向后渐渐来得慢了。”《水浒传》是这样说其中原因的,“宋江是个好汉,只爱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细细玩味“不十分要紧”几个字,我们就能够进一步认清宋江的面目。正值妙龄的阎婆惜在宋江那里得不到正常的情爱,在遇到风流俊俏的张文远后难免会生发情感。得知阎婆惜和张文远两个人的一些风声以后,宋江也没有把当一回事儿,“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气做甚么。我只不上门便了。”在宋江眼里,阎婆惜不过是一个猎物而已。玩腻了,就不再管它死活。宋江掌握着阎婆惜的原典文书,就是说阎婆惜的人身权在宋江那里,又不给予阎婆惜正常的情和欲。阎婆惜之背叛宋江是合情合理的。而阎婆惜借晁盖的书信要挟宋江,竟成了宋江的刀下之鬼,结果是多少有一点冤枉的。看看阎婆惜提出的第三个要求是,要宋江把晁盖送与他的一百两金子给她,宋江说,那一百两金子,我没有肯受。有了再给你。阎婆惜是坚决不相信宋江的话。宋江说,我把家私变卖一百两金子给你,你把招文袋还我。阎婆惜冷笑道:“你这黑三倒乖,把我一似小孩儿般捉弄。我便先还了你招文袋这封书,歇三日却向你讨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讨挽歌郎钱。我这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快把来,两相交割。”阎婆惜坚信“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竟然怀疑宋江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处世风格。接下来阎婆惜威胁要到公堂去,激怒了宋江,宋江抢夺招文袋,争抢中阎婆惜高喊“黑三郎杀人:也!”这声招致了杀身之祸。可以说,阎婆惜在处理这件事情过程中,表现的极不理智,和她平日的智商和老练一点都不对称。 由此可见,水浒通过潘金、潘巧云和阎婆惜的命运的描述,传达了“红颜祸水”论,主张以礼节情,反对越礼忘情。而客观上,她们扭曲的心理和病态的行为,是封建社会对女性迫害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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