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案例

微观经济学案例 内容 微观经济学案例 附件一微观经济学案例分析微观经济学案例绪论1、关于占座现象的经济学分析“占座”这一现象在生活中时有发生，在大学校园里更是司空见惯。无论是三九严冬，还是烈日酷暑，总有一帮“占座族”手持书本忠诚地守侯在教学楼或图书馆门前，大门一开，争先恐后地奔入，瞅准座位，忙不迭地将书本等物置于桌上，方才松了一口气，不无得意地守护着自己的“殖民地”。后来之人，只能望座兴叹，屈居后排。上课的视听效果大打折扣，因而不免牢骚四起，大呼“占座无理”。 问题:1)大家为什么要提前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占座结合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进行分析，并以此分析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否合理和必要。2)分析占座是否符合经济效率，如果不是，如何改进参考阅读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当我们假设所有的人都是理性人时，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制度本身不涉及道德问题，一项制度的指定如果能够满足理性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既实现了普遍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即是一项合理的制度。下面笔者将运用经济学原理对占座行为的合理性予以分析。占座——理性人的选择“占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可以拥有令你满意的座位，可以不必伸长脖子穿过重重障碍捕捉老师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可以不必端起眼镜费神地辨认黑板上的板书，可以不必伸长耳朵生怕漏听了什么，而这一切都意味着当你和你的同学同样用心时，你比他们更容易集中精神，获得更好的听课效果，最终得到更优异的成绩，而这一切都仅仅是因为你占了个好座位。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需要为占座付出一定的代价。你可能无法在床上多躺一会儿，可能无法吃顿悠闲的早餐，它们是你为占座付出的机会成本，关键在于机会成本与收益比较孰轻孰重。对于一个学生而言取得好成绩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而上述的机会成本，当你用积极的态度看待它们时完全可以被压缩到很小，甚至为负值——早起有益于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而把时间浪费在早饭上是没有必要的。这么看来，你为占座付出的机会成本是很小的，而得到的收益却大得多，那么占座无疑是理性人的最佳选择。替他人占座——理性人考虑边际量我们发现那些占座的同 学往往不仅为自己占座，还会为自己的室友占座。当然，这可能声明这些同学比较细心周到。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里包含了“理性人考虑边际量”的原理。当你已经提前赶到了教室，多占个座儿对你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在这里边际成本几乎不存在，而这一行为将带来怎样的边际收益呢首先，你的室友可能会认为你很体贴，并因此提高对你的评价;其次，即便是你所服务的人不认为这是美德的表现，而将之视为一项投资，那么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在适当的场合下，他也必定会为之付出某种程度的报酬。这种情况，民间叫做“顺水人情”，本小利大，何乐而不为呢固定占座人——发挥相对优势使交易群体获利如果说，你们寝室每天需要有一个人负责占座，那么是每天轮流由不同的人充当占人好呢，还是固定专人占座好呢答案是后者。这体现了人们发挥自己的相对优势，创造价值，并将之与具有其他相对优势的人进行交易，从而使得交易各方从中获利的经济学原理。规定轮流占座并非不可，大家的收益并未改变，问题在于，不同的人在这件事情上的机会成本是不同的。小王习惯晚睡，因此早起半个钟头对他来说无异于酷刑加身，勉强爬起来完成“神圣使命”，可能将导致一天的无精打采，哈欠连天。相反，小李习惯早起，占座对他来说不费吹灰之力。而小张不仅可以早起，而且拥有先进的代步工具自行车，占座对他来说更加容易。三者在占座这一行为的相对优势比较中，小张》小李》小王。那么当在三人中作出选择时，小张无疑是最合适的，而小王也许可以利用晚睡的时间为大家提水，小李也许可以利用早起时间去买早餐。于是各自发挥相对优势，结果使整个交易群体从中获利。座位轮换制——另一种制度设计的优劣抨击“占座”的人，往往会指出占座违背了公平的原则，每个人都应当平等的拥有占有好座位的机会。于是他们提出他们认为公平的制度座位轮换制，即每人编号入座，每周逐排调动。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在于，首先它的操作性较强，同时它为人们提供了明确的预期。你可以不必为占座操心，因为座位就在那里等你，因此你可以更灵活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其次，正如它的支持者所言，在长期内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好位子(当然也必然获得坏位子)，于是实现了一种表面上的公平。而这种制度的弊端在于其极有可能引发不效率的结果，因此从实质上背离了公平原则。首先，由于它是强制性的而非建立在个人意志自由选择的基础上的，于是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方面，那些给予某些座位最高评价的人得不到该座位，而另一方面，某些人可能由于对这门课不感兴趣而对 这些座位评价很低。于是这些座位无法在他们身上发挥最大效用，甚至还会由于他们的缺席而导致资源的无谓损失。这种趋势的出现，正如一方面穷人食不裹腹，一方面富人挥霍无度的反差。你能说这是公平的吗其次，座位轮换制显然使前面论及的种种占座所带来的好处都无法实现。综上，不难发现，座位轮换制弊大于利，而导致其不效率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违背了竞争原则。考察“座位轮换制”，我们会发现他与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何其相似，而几十年单一计划经济带来经济落后的教训告诉我们，竞争观念必须加强。运用“行政”手段——对占座无效率的克服至此，我们已经看到了占座带来的种种优越性。但是这一制度在具体实施中，由于运用不当也可能造成无效率的出现。因此，我们还需进一步讨论对这种无效率的抑制。比如说，如果8点上课，而楼门6点就打开了，由于竞争的存在，意味着占座人必须6点前赶到，这便加大了占座的机会成本，而影响人们的获利。于是，在一定情况下，当人们认为机会成本超过了其收益时，便会退出竞争，而使得占座带来的优越性得不到发挥。更严重的是，由于必定有人坚守阵地，而这个坚定者作为一个理性人，为了弥补这部分增加的机会成本必定会努力扩大收益。由于此时不存在其他竞争者，他想占多少座位都不受限制，于是便形成了其对座位的垄断，那些对座位高评价的人仍无法得到座位，从而导致无效率，不公平。那么是不是需要对占座的数量加以限制呢答案是不需要，也不可能(因为没有人可以监督其占了多少座位)。事实上，只要将开门时间做一调整即可。当调整到上课前半小时旾，甹于夯量竞争耍的介入便有效地遏制了这一情况。再如，有人长期以本占座，妄图一劳永逸，对付这一行为的措施是开门前将本收回，以保证每个人有平等竞争的机会。总之，正如政府在市场中对“市场失灵”的干预，用“行政”手段调整占座制度，同样可以发挥积极功效。供求理论1、谈谈经济学中水和钻石的价格之迷 (汪祥春 东北财经大学教授)在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水和钻石的价格难题，那就是:水应当比钻石更值钱吗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研究不同物品的相对价格如何决定的问题时，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根据常识，一个物品的价格决定于它给消费者的效用。但是，水为消费者所必需，水的有无，生死攸关，效用极大，但水的价格很低。而钻石是非必需品，效用有限，价格却非常高。这是为什么参考阅读虽然在200年以前，这个难题困扰着亚当?斯密，但是现代经济学家已经解释了这个难题，提出了几个答案。 最简单的答案 就是:供给与需求决定价格。水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于很低的价格水平，而钻石的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相交于很高的价格水平。如图1 在图1中，水的需求曲线和钻石的需求曲线形状基本相同，随着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至于供给曲线:由于水的成本很低，而且供给非常丰裕，供给者愿意按OPW价格供给任何数量，所以水的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线。钻石的产量有限，不管价格如何，供给量总是固定的，所以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直线。水的供求决定的价格是OPW，而钻石的供求决定的价格是OPD。前者价格低，后者价格高。除了供求决定价格这个答案之外，我们还可以运用边际效用分析来解答这个难题。为此，先要区分总效用与边际效用。总效用指从物品的消费中得到的全部满足或效用。边际效用指多消费一单位物品而得到的新增加的效用。消费一定数量的物品的总效用等于各单位的边际效用的总和。一个世纪以前，经济学家们在分析效用时，提出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个规律指出，随着个人消费某种物品越来越多，他从中得到的新增加的边际效用量越来越少。水是我们的生活所必需。我们从消费水中得到的总效用是巨大的。但是，我们消费如此大量的水，以至于它的边际效用递减到极小。至于钻石，相对于水来说，总效用很小，但由于我们购买和使用的钻石，数量非常少，钻石的边际效用很高。价格与总效用无关，但与边际效用有关。在消费者的收入固定和他们面临的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既定的条件下，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他的支出在各种商品之间的分配，必须使每一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其价格之比都相等。MU1P1 , MU2P2 , MU3P3 , „每一元支出的MU(MU是英文边际效用的缩写)如果花费在任何一种商品上的每一元能够提供更多的边际效用，消费者就会多购这种商品，少购其他商品，直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使得花费在该商品的每元的边际效用下降到与其他商品相等为止。这样就会增加消费者的总效用。如果花费在某种商品上的每元所带来的边际效用低于其他商品一般的边际效用水平，消费者就可以少购这种商品，多购其他商品直到花费在该商品上的每元所提供的边际效用上升到一般的边际效用水平为止。上述这种对各种商品的每元支出的边际效用的相等性，对于水和钻石也是正确的。水有低价格和低边际效用;钻石有高价格和高边际效用。水的低边际效用除以其低价格等于钻石的高边际效用除以其高价格。总之，水和钻石的价格都决定于它的边际效用而不决定于它的总效用。解释价格之谜的另一个方法是运用消费者剩余。一种物品的总效用与其总市场价值(用 价格乘数量)之间的差额称为消费者剩余。我们之所以能享受消费者剩余，基本的原因在于:对于我们所购买的某一物品的每一单位，从第一个单位到最后一个单位，都支付相同的价格。我们所支付的每一单位的价格都等于最后一单位的价值 (边际效用)。但是，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前面各单位都要比最后一单位具有较高的价值(边际效用)。这样，我们就从前面的各个单位享受了消费者效用剩余。消费者剩余，是消费者愿付的金额与实付的金额的差额，是消费者获得的净收益，是经济福利的一种好的衡量。再看图l，水的价格是OPW，消费量是OQw，从水的消费得到的消费者剩余的面积PWER很大，可见，由于水价低，引起了大量的消费者剩余，而水的总效用,消费者剩余，水的市场价格OPW,OQW)更大。钻石的价格是OPD，消费量是OQD，从钻石的消费得到的消费者剩余面积PDER很小。可见，由于钻石价高，引起了少量的消费者剩余，加上钻石的市场价值，钻石的总效用也不大。综上所述，运用消费者剩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水的总效用大而价格低，钻石的总效用小而价格高这个问题。提示及进一步阅读:1、保罗?萨缪尔森等著，萧琛主译，2004:《经济学》(第17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迈克尔?帕金著，梁小民译，2003;《经济学》(第5版)，人民邮电出版社。3、曼斯费尔德著，黄险峰等译，1999;《微观经济学》(第9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4、Rid G?Lipsey ， Paul N?Courant，Christopher T?S.Ragan l999Economics12th EditionAddisonWesley.2、扩展阅读——供求理论你可以使一只鹦鹉成为经济学家，但前提必须是让它明白‘供给’和‘需求’ 转引自萨默尔逊《经济学》 在《人力资本》一文，我举了个例子，如果一个社会所有人都精通会计，那么会计在这个社会就难名一文。原因在于，可以作为会计进行劳动力供给的人太多了，而社会需要的会计数量毕竟只是社会劳动力需求的很小一部分，供给远大于需求的东西价格偏低是尽人皆知的再正常不过的事。而需求大于供给，价格则会偏高，就象鲁迅先生讲的一样，南方的卷心菜到了北京便“物以稀为贵”，而且还要用一根红绳子套了，美其名曰“龙舌兰”。越是稀少越是宝，鲁迅在仙台就受到格外的待遇。 供给与需求是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层面。萨默尔逊在他的《经济学》(14版)中引用了无名氏的一句话:你可以使一只鹦鹉成为经济学家，但前提必须是让它明白‘供给’和‘需求’。长期以来经济学都致力于供给需求的均衡分析，包括均衡的条件和均衡的稳定性。 有人批判经济 学家太冷酷，因为他们没有感情，对任何问题都用冷冰冰的供给和需求曲线来分析。 经济学中的需求包含两层含义:首先，需求来自消费者的嗜好或偏好(preference)，是一种纯粹的主观上的需要;其次，需求应该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即能够购买得起。假如一个人很有钱，买得起高档时装，但他对时装不感兴趣，也不打算买，他就构不成对时装得需求;另一个人，很喜欢时装，也想买，但又没有支付能力，他同样构不成对时装的需求。只有主观上有买时装的欲望，客观上又具有支付能力的人，才构成对时装的需求。 供给是与需求对称的一面。我们常提到市场，市场是由买方和卖方构成的，只有买方或者只有卖方方，交易不会发生，市场就名存实亡。这里的卖方就是需求方，卖方就是供给方。供给实际上就是提供商品，这些商品包括机器、石油、大米、飞机、衣服„„等各种可以交易的东西。 供给与需求达到平衡，就会形成一个均衡价格。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中，资源的配置通常都是通过价格的变化来调节的。它的调节过程可以这样来描述，当某一部门的资源价格高于市场均衡价格，那么更多的资源流向这个部门，资源供给增加造成资源价格的下降，资源价格下降使部分资源开始流出这个部门，从而又使价格有回升的动力„„最终价格恢复到市场均衡价格。但是理论上也不能排除不能恢复到市场均衡价格的可能性，甚至有可能价格一旦偏离市场均衡价格便越走越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参阅一下“蛛网理论”，它研究市场动态均衡的条件。 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常常都是通过调整价格来完成。因为调整价格，实际上就是在调整产品的供给和需求。 在这里我要提一下产品的概念。在西方经济学里，产品与商品常常是混用的两个概念，这与马克思对商品的定义不同，马克思认为产品只有用于交换才是商品。不过我们不准备严格区分产品和商品，在以后的讨论中我们认为产品或商品是可以用于消费的物品。这里的物品既包括百货柜台陈列的所有东西，也包括社会系统的东西如教育，还包括自然界的东西，如渡假村的阳光等等。可能有的人觉得把教育、渡假村的阳光看作产品是不可思议的，然而这正是经济学家观察问题的独到之处。比如如果你要去私立或公立学校接受教育，你将缴纳相应的学费，这个过程在经济学家眼里就变成:个人或政府提供“教育”这种产品，作为接受教育者的你实际上是在消费“教育”产品，你为你的消费行为支付的价格实际上就是你的学费支出。或许你接受的是国家的免费教育，这不过是意味着国家帮你支付了“教育”产品的 价格罢了。渡假村的阳光成了产品，因为你要消费渡假村的阳光你就得向渡假村支付相应的价格。别处的阳光不是商品，因为你不必因为享受了阳光而支付价格。 在经济学家眼里，很多的东西都是产品或具有产品性质的东西，也就是说可以用于交换和消费。比如说权力，就有权力市场的说法，一些人提供权力，一些人消费权力。关于钱权交易、权色交易我们听得见得恐怕并不少。我的一些同事经常说那些卖官鬻爵的地方领导有市场经济头脑。婚姻也是产品，也有一个婚姻市场。经济学角度看来，物色对象、恋爱到结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婚姻产品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在婚姻市场上搜寻、讨价还价到成交的过程。只不过进入这个市场的人既是婚姻的提供者又是婚姻的需求者罢了。如果一个人抱定独身的打算，他就不会进入婚姻市场，囨为仞没有主觊上皌需求;一个没有获得心上人欢心的可怜男孩心灰意冷地退出婚姻市场，是因为他支付不起心上人开出“婚姻”产品的价格。有的人是不同意把婚姻看作产品的看法的，甚至有人会大动肝火，认为这是对充满神圣的婚姻的一种亵渎。其实没必要生气，你追求神圣的婚姻，天长地久的婚姻，相濡以沫的婚姻，也只不过是追求经久耐用的高质量的“婚姻”产品罢了。我可以理解你的气愤，因为说出的真话常常让人老羞成怒。就象鲁迅在一篇小说中讲，某人生了小孩，有人说小孩将来很富贵，有人说小孩将来会当官，主人听了很开心;后来有一个人说小孩将来会死亡，主人怒不可遏。看吧，后来这个人说了最真实的话，却得到不受欢迎的结局。所以有些人的生气是可以理解的。 我相信还是有人的看法会与经济学角度的看法一样。因为我读到过一首诗，这样写的: 我走过百货商场看到 一个女孩的爱情摆在柜台上 标价是四元八角 我愿用一百元卖下它 可她说我用的是假钞 甚至人格也是产品，可以出售。好多的人，不都为了一个“钱”字，人格丢尽吗也有一些人“公正廉洁”，人格库存，概不出售。很久之前读过一篇古文，讲的好象是唐朝某公，为官清正有美名，尝有人夤夜献金两万，公怒斥之，后献金十万，公“沉吟良久”，最后自然是一句下不为例作为结局。可见，不是人格不出售，只因开价还不够。想一想你自己，从不违法乱纪，给你十万都不干。好，给你二十万干不干一百万干不干一千万干不干一个亿干不干你能逃离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俗语之外么你越能逃离，说明你的人格要价越高，直到别人支付不起你的要价。 好了，现在我们还要看一下经济学意义上的对产品或商品的严格定义。有些商品，增加消费可以增加效用，这叫作经济商品 (Economic good)，比如面包、旅行等;有的商品，增加消费则会降低效用，这叫做经济负商品(Economic bad)，比如变质食品、毒品、环境污染、战争等;还有一种商品，与自己无关，它的消费增加或减少不增加也不减少经济效用，这称之为经济中性商品(Economic neuter)，比如南加州的阳光对中国人就是经济中性商品(除非你有机会去那儿旅游)。 对经济商品，国家通常采取自由交易的政策。当然进一步考察也是值得的，经济商品又包含有优值品和劣值品。优值品是指那些带来的实际效用高于个体主观评价效用的产品，由于个体主观评价偏低就可能造成对该产品的消费不足，于是国家一般采取低价提供或免费提供的政策，以促进消费;甚至采取强制消费措施，比如社会保险，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消费。劣值品是指那些带来的实际效用低于主观评价的产品，国家为了防止过度消费该产品一般都征收高额的税收以提高价格，降低人们的需求，甚至采取一定的管制措施，比如国家对烟酒的政策就是如此。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里“优值品”和“劣值品”与“优质品”和“劣质品”不同，他们与产品质量没有太多的联系。 对经济负商品，国家通常采取限制供给的政策，比如颁布的禁毒法令、环境保护法等等。有些经济学家对某些限制供给不以为然。比如弗里德曼对禁毒的看法就是如此。禁毒使毒品供给量减少供给行为风险增加，毒品供给价格升到很高，自然每销售一份毒品的利润越高。许多人吸毒是贩毒人故意造成的:他们免费向那些可能成瘾的提供最初的几次服用的毒品。这样做不会使贩毒者亏本，原因是:一旦上钩之后，这些瘾君子将成为着迷的消费者。而如果毒品可以合法地得到，那么瘾君子可以从最便宜的地方买到毒品，所以，来自于这类残忍活动的任何可得利润将都不复存在。排除了贩毒者故意引诱得可能，那么毒品合法化虽然有可能增加瘾君子得数量，但并不是一定会如此。不论瘾君子数量得变化如何，如果使毒品合法化，那么单个瘾君子得惍况肯定会好徟多《因为，禉毒下的毒品不但贵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质量极不可靠。瘾君子身不由己地要与罪犯打交道以得到毒品，最后自己也变成罪犯以便有钱来保持这一嗜好，同时又要冒着无时不刻存在得死亡与疾病得危险。此外，不可避免地，某些薪酬甚微的警察以及政府官员以及某些高收入的警察以及政府官员将屈从于从贩毒者和瘾君子手中攫取不义之财的诱惑。当然，我并不鼓吹吸毒合法化，因为吸毒是否合法也许还受制于社会的主流文化和道德。但弗里德曼的看法肯定有合理的一面。比如，近两年的新闻报道了 许多这样的事件:警察为获取不义之才竟残忍地向无辜青年注射毒品;警察只抓嫖客不抓妓女;缉毒警官与毒匪沆瀣一气„„看来，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下的限制供给，一定会有机会主义行为大行其道，出现庞大的堕落者之流。 经济学上对产品还有一种流行的分类，即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公共产品是不具有排斥性和竞争性的商品。国防被认为是最典型的公共产品，因为你消费国防产品，别人同样可以消费，而且消费数量也不因为个体的的社会地位、收入状况、纳税多少而有所区别。私人产品具有竞争性和排斥性，竞争性表现在有支付能力才可能取得消费的权利，排斥性表现在你消费了别人就不能消费。比如一瓶啤酒，你的花钱购买才能消费，而你消费了这瓶啤酒，别人永远无法消费这瓶啤酒了。划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意义在于研究那些东西应由政府提供，那些东西应由私人提供。一般地认为，私人对提供私人产品具有动力，因此私人产品应由私人提供。而公共产品产品则应由政府提供，因为人们存在搭便车的行为，不会由提供公共产品的动力。比如，治理环境污染，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出面，自己乘机享受好处，结果是大家谁也不出面。所以，只能由政府来治理环境污染。不过1991年诺贝尔奖得主R科斯认为，只要产权是清晰的，产品由谁提供都是可以的。它的名篇《经济学中的灯塔》意图为此提供例证。因为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萨默尔逊等人，都认为灯塔是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提供，现实中确实也是由政府提供。但科斯考察了英国17世纪下页到18世纪上页的历史，发现那时灯塔是由私人提供的，而且并没有表现出私人缺乏投资于灯塔的动力以及缺乏经济效率。科斯的学问做到这份上，不得不令人叫绝。科斯的思想是睿智的，也是颇有争议的。比如有人把他的研究结论归结为科斯定理、科斯第二定理，也有人称之为科斯谬误。科斯认为，谈判成本为0的情况下，政府只需要界定并保护产权，随后产生的市场交易就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另一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兹反驳说，谈判成本不可能为0，而且有时高得令个体无力承担，以及搭便车行为的存在，使得科斯想法难以成立，他甚至称科斯定理为科斯谬见。不过，两位经济学家对国内的学者都产生过(着)重大影响。 总之，许多的东西在经济学家眼里都成了产品，都可以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来进行分析。需求是提供产品的动力，供给是满足需求的前提。比如要兴办教育，是因为存在大量的对“教育”产品有需求的人，而有了“教育”产品的供给，才能满足“教育”产品的需求。甚至改革也是这样，所谓改革， 它的动力来源于人们对新制度的需求，这种需求激励新制度的供给者提供新的制度，于是改革就发生了。 当然，有一个问题还不能说清:究竟是先产生需求再产生供给呢，还是先产生供给才产生需求这有点象问“是现有蛋还是先有鸡”。我想，可能有时候是需求带动供给，很多的新产品就是在人们强烈的需求下产生的;也有时候是供给诱导需求，比如新潮的时装，常常是提供出来之后，才左右了人们的视线，引发了人们的需求。 所以，我一直认为，人生中的许多，都是因为需要而产生，因为供给而存在。有许多的“经济商品”，比如鲜花、荣誉„„也有许多的“经济负商品”，比如挫折、失败、痛苦„„还有许多“经济中性商品”，那些是与我们无关的事。生活中也有很多的现象，很多的事，可以看作是产品，运用供给与需求的眼光来看待和分析。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会尝试使用这一经济分析工具。3、扩展阅读——价格下降主因在于供给物价持续走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国民经济总供给持续超过总需求所引起的。下面这篇文章就是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分析物价下降的原因，并提出消除各种不利于结构调整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加快经济结构的升级和转型，是克服物价长期下降趋势，保证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根本之策。 1998年以来，我国物价水平持续走低，2001年虽略有回升，但2002年1,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下降0.8,，再次出现负增长。物价是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综合反映，物价水平的持续走低，有深层因素。生产能力过剩超过需求增长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是基本原因。物价总水平是国民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物价持续走低乃至出现负增长，是由于总供给持续超过总需求所引起的。导致总供求失衡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由于总需求增长不够快，还是供给方面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生产能力过剩或者，上述两种因素都存在。通过分析，我们的基本看法是:其中既有需求方面的原因，也有供给方面的原因，二者相比，主因不在需求，而在供给。这是因为，从近几年和当前各类需求的增长变化情况来看，我们很难得出总需求不足的结论。既然总需求的增长并不低，为什么会出现物价的持续下降甚至负增长呢原因只能是，虽然需求水平增长不算慢，但供给方面生产能力的过剩情况更为严重。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对于社会上对普通农产品和一般加工品的需求而言，生产供给量和生产能力都存在严重的过剩情况。以工业为例，多年来低水平重复建设产生的大量过剩的生产能力，在短期内还难以有效压缩， 加工制造业处在产业升级换代及消费结构转换的过渡期，生产能力的过剩和产品结构的趋同，使得市场供过于求的状况更加严重。需求增长是宏观调控的结果需求方面的结构性矛盾也制约了总需求的扩大和物价的回升。在看到制约物价回升的主要矛盾是供给方面的结构矛盾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近年来总需求特别是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较快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的结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需求方面也存在一些结构性的制约因素，既不利于需求特别是最终消费需求的进一步扩大，也制约了企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具体表现在: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收入增长带动的边际消费效应在减弱。占全国人口60,以上的农民消费增长比较缓慢。2002年以来，证券市场低迷，加之银行存款利息持续降低等原因，使居民手中的金融资产缩水，影响了居民的消费情绪。民营企业发展仍存在许多限制，民间投资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30,的民间投资热情不高，上半年集体投资和个体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5.8,和19.4,，低于同期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1,的速度。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的增长低于房地产开发的投资，今年以来，更低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水平。反映出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更新的能力不足，产品更新换代滞后。另外，我国企业当前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企业对固定资产和设备的投入不能在税前抵扣，无形中加重了企业负担，抑制了企业进行更新改造的积极性。其结果，使产品更新换代滞后，供给和需求脱节严重，供给水平和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导致价格水平持续下降。解决问题需要从两方面入手认识到当前物价总水平下降的主要和基本原因，对于正确把握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十分重要:第一，消除各种不利于结构调整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加快经济结构的升级和转型，是克服物价长期下降趋势，保证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根本之策。由于体制原因，我国市场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市场效率不高:一是产品落后的国有企业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以削价的方式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使陈旧的生产能力不能及时退出，竞争不能带来优胜劣汰;二是一些中小企业违法违规减少生产投入，以此降低生产成本，以较低的价格冲击市场。其后果，延长了结构调整、价格持续走低的时间。第二，在结构矛盾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的情况下，为了保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采取扩大需求的政策是必要的，但扩大需求的政策要注意不要损害破坏结构调整的环境，还覉与绛构谋整的任助和要求相一致，有利于结构 调整的推进，而不是形成新的结构矛盾。根本上解决价格持续走低的问题需要从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两方面入手，可在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基础上，采取一些短期措施，主要解决供给方面的问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控制低水平低生产能力，增强供给适应需求的能力。同时进一步挖掘居民消费需求和民间投资需求的潜力，改善供求关系，遏制价格下降趋势，防止价格出现大的波动。一方面，企业进行设备投资要全额进入增值税税基缴纳增值税，对技改贷款继续实行国债贴息政策，并增加贴息资金投入，扩大贴息范围，使更多的国债用于加快结构调整和改善供求关系上;另一方面，尽早放松对民营经济在行业准入方面的种种限制，从根本上解决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创造条件。另外，采取措施减轻农民因加入WTO所受的短期冲击，增强农民消费能力，挖掘农村消费潜力;整顿市场秩序，调节市场供给;利用世贸规则，发挥行业组织作用，创造有利于我国企业的进出口环境。第五章 成本论1、“中国普马”遗产(选自《财经》2005年第7期，总第130期，《财经》记者 康伟平、李其谚，实习记者王亚雪发自北京;田启林发自成都、重庆、昆明、贵阳;叶逗逗、李纬娜发自广州、深圳。《财经》记者王丰对此文亦有贡献)失去了主宰者的“中国普马”正在破产与重组之间徘徊何去何从无人能予确切回答。而探索其盛极而衰的命运曲线应成为理解现代中国商业社会特征的一堂必修课刘五一的名字源于他的出生时间——1953年5月1日。在1996年之前，他还默默无闻。刘五一当过20年的兵，1990年起曾在北京一家部队企业工作。但从1996年起，他的一寸黑白照开始频繁出现在一系列新建公司的工商登记表上。照片上的他是一张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就在这一年，他注册了一家名为“北京普尔斯马特会员购物企业集团”(下称北京普马集团)的公司。这一读来拗口的公司名称，源自美国Price EnterprisesInc.公司(PEI)旗下注册的“PriceSmart”商标。PEI当年计划将这一商标用于其在海外开设的仓储会员店;但在美国，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一家PriceSmart会员店。 时至今日，将近十年间，刘五一把他的“中国普马”扩张到了1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扩张以美式普马会员店(仅向持有会员卡的客户服务，下称会员店)先行;2001年后，又以自创洋名“诺玛特超市”(NMart，面向所有顾客的超市大卖场，下称诺玛特)开疆拓土。业务最高峰时，刘五一的“中国普马”在全国的 年销售总额达到40亿元人民币;至2004年夏季，其店面达到约48家。但也正从2004年初夏起，“普马王国”开始以极快的速度崩溃——大溃退自长沙店的倒闭开始加速，至北京店关门而告终。截至2005年3月，遍布全国的普马店全面关闭。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溃退中，刘五一消失了。时下，来自19个省区市的数以千计的供货商、银行、法院乃至普马员工都在苦苦找寻他——据估算，普马在全国欠债至少有20亿元之巨。但是，这位51岁的“传奇人物”宛如人间蒸发。失去了主宰者的“中国普马”正在破产与重组之间徘徊。究竟何去何从迄今并无一人能够确切予以回答。而探索中国普马盛极而衰的命运曲线，则应成为理解现代中国商业社会特征的一堂必修课。最后的普马 湘、桂、粤三地的普马店倒闭，“长沙之讼”鸣警，引发了全国性的供货商挤兑风波辉煌一时的“中国普马”走向崩塌引致全国性关注，始于2004年7月的“长沙之讼”。2004年7月8日，深交所上市的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000906，下称南方建材)起诉长沙普尔斯马特经贸有限公司(下称长沙普马)，要求后者支付所欠租金、水电费及投资损失等，共计2809万元。诉状称，2001年11月，南方建材与“中国普马系”公司签约，将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103号建设成超市并租给后者，租期为20年。2003年，公司将建成后的超市交付长沙普马;当年7月，长沙诺玛特在此开业。但是，长沙普马从承租之日起，即未按时足额交纳租金。“长沙之讼”发生的两个月前，拖欠供货商货款已近十个月的诺玛特长沙店激起众怒。大批供货商冲进超市争抢货物，惊动当地警方，超市被迫关门。随即，长沙开福区政府要求长沙普马停业整顿。随后，便有了南方建材维护债权的“长沙之讼”。据《财经》了解，长沙普马资金吃紧状况在2004年3月以后加剧。当地银行不再向长沙普马发放贷款，同时催还之前的贷款。“四五月份，长沙普马被迫调集所有应付银行的催款，这些资金很多来自长沙店本应付给供货商的货款。”一位前普马高层管理人员告诉《财经》。“长沙之讼”因上市公司的维权行动而显现出全局性效应。其时，几乎与长沙店关闭同步，2004年5月，位于广西南宁市的一家诺玛特也被迫关闭。关闭前，南宁诺玛特拖欠货款及铺租总计1313万元，遭遇断货及停电。当月，南宁诺玛特所属广西诺玛特商业有限公司向供货商承诺:在年底前付清货款，并以广州诺玛特商贸有限公司作担保。此时，广州诺玛特同样陷于水深火热。2004年4月，广州诺玛特因拖欠货款超过5000万元，被供货商频频告上法庭。而法院查封其银行账 户时，才发现所剩无几。广州诺玛特一度承诺在10月15日前还清欠款，但之后，这一承诺非但成为一纸空文，至10月下旬公司负责人亦已“消失”。11月下旬，位于广州荔湾区恒宝广场二层、面积达7200平方米的诺玛特店终于关闭。湘、桂、粤三地的普马店倒闭，“长沙之讼”鸣警，引发了全国性的供货商挤兑风波。这一风波甚至激化为跨省区的哄抢风暴，并最终加速了各地普马店关张——2004年9月，吉林市的诺玛特店关闭;10月，河北秦皇岛诺玛特关闭，来自吉林的大批供货商奔赴秦皇岛哄抢货物;11月，青岛的一家会员店关闭;12月，昆明的两家诺玛特和一家会员店相继关闭。2005年元旦刚过，普马在中国的首家会员店——堪称刘五一“发迹地”的北京海淀店正式关门。1月，重庆、昆明、泸州、攀枝花、沈阳等地的普马店也相继关闭;次月，南京、南充等地的普马店相继关门;3月4日，北京玉泉店关门。至此，遍布全国的近50家普马店无一幸存，“中国普马”全军覆没。“美国普马”来华 在业内人士看来，早年普马店虽然一派红火，但获利甚微，类似于“花钱买吆喝”“普马”这一舶来品在中国的首次出现，当是1996年刘五一在国内注册成立北京普马集团。当时，外资零售业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依然受到诸多限制，而国内连锁商业亦鲜有成气候者。刘氏的北京普马集团，是当年外经贸部特批的首家外资特许经营连锁企业。尽管外界一向以为北京普马集团是号称“美国超市第三强”的美国普马的发扬光大者，但《财经》获悉，当年获得授权使用的“PriceSmart”，不过是美国Price Enterprises，Inc.(PEI)旗下的一个注册商标。掌控PEI的老普尔斯(Sol Price)确系上世纪50年代现代仓储会员制超市的开路人。经营至90年代中期，普尔斯父子早年创办的连锁店经历了由兴而衰的过程，也经历了与竞争对手Costco合并再分立的波折。此时，普尔斯掌管的企业主营业务是商用房地产和海外品牌经营，已经算不上美国本土零售业的成功领军人。1996年，当刘五一以其美国加州Timetone International Group，Inc.(汤姆顿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的身份与PEI洽谈合作时，PEI旗下的业务主要是商用房地产和海外项目。与刘五一签署《特许经营协议》的公司，则为PEI的全资子公司Price Venture，Inc.(PVI)。根据协议，汤姆顿国际集团公司及其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可使用“PriceSmart”商标，在北京、天津等地开设连锁会员超市。刘五一获得授权后，以北京普马集团作为国内普马会员店的经营主体，并于次年1月开设了首家会员店——海淀店。海淀店地处 北京海淀区学清路甲18号，为一幢四层建筑，营业面积达8000平方米。此地位于京城西北部高校区，当年尚属偏远，交通亦不便利，但普马仓储会员店定位本为有车一族的高端客户。开业伊始，海淀店以其新鲜的“洋面孔”及丰富货品，吸引了不少追求生活品质的北京人光顾。普马的老会员们至今记忆犹深的是，海淀店是“清一色的高货架，大通道，摆放着许多其他商场难见的进口商品”。海淀店至少是获得了好评。于是，刘五一又于1998年4月，在北京东三环南路创办第二家会员店“劲松店”，并在1999年4月挂牌海淀阜石路的“玉泉店”。大型仓储式百货连锁店通常是薄利多销，要求企业家握有巨额资本金。据知情者说，刘五一早年下海，在国内和美国开设有多家公司，曾做保健品生意——一度在市场上小有名气的多灵多鱼脑精即在其名下，并独家代理了墨西哥科罗娜啤酒在中国的销售，挣了一些钱，但给人印象并非腰缠亿万身家的大户。最初三年中，刘五一究竟为“中国普马”投入了多少钱，资金从何而来，目前已无从查考。而北京普马集团成立之初，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000万元，刘五一本人及其控股的一家公司总共持有北京普马集团股份达99.8,，其父刘爽则象征性持有其余0.2,的股份。1997年首家海淀店开张未久，北京普马集团注册资本金增至1亿元，1999年又增至1.7亿元。但当年的工商变更资料显示，北京普马集团的两次增资虽然数额巨大，但新增资本性质均为“固定资金”，实际是以店面资产折算而来。在当时的顾客眼里，普马店的生意尚属不错，尤其在1999年，其海淀店曾创下日销售额560万元的记录，至今为普马员工们津津乐道。会员店的顾客多为“有钱人”。“他们开着车去那里买进口货，普马店门口停着清一色的进口轿车，你开着国产车去还要被人笑话。”一位早年的顾客告诉《财经》。但在业内人士看来，早年普马店只算是“花钱买吆喝”。现代连锁超市业其实是一个进入门槛很高的行业，既取决于规模和客流，也取决于统一的中央采购及配送系统;条件具备后，单店盈利周期通常也要三到五年，且利润并不丰厚。刘五一在北京的区区三家店，实在还差得太远。北京普马集团的早期宣传材料一直将PriceSmart描绘成“美国第三大超市”，并自称拥有“美国及其它国际性商品的供应、美国式的管理以及计算机集成化财务、商品信息管理系统”。1999年以后，刘五一还专门请来两位外籍经理负责企业管理和人员培训，以显其国际化。不过，想让“中国普马”真的驰骋起来，需要的是实力——运营现代商业的超强资金能力和管理能力。事实证明， 刘五一远未具备这种实力。当然，他没有也不可能承认这一现实。他觉得自己能赢，途径是千方百计扩大连锁店规模，“从规模要效益”。以自身当时的条件，北京的空间已相当有限。刘五一遂把眼光投向外埠。中国特色扩张 一方面靠银行贷款，一方面靠供货商赊销，“中国普马”自身除了前期注入资本金，其实并不需要投入什么资金。“中国普马”的首次跨省扩张始于1999年。这一年，中国放宽外资零售业进入的管制政策，准许设立中外合资零售业务的城市，由1996年时的沿海11个城市大幅增加至所有的省会城市及中心城市。国际连锁业巨头进入中国的步伐第一次加速。此时，“中国普马”对外拓展步伐尚小，1999年仅在昆明开设了一家会员店，位于昆明高新技术开发区，当地称之为“高新店”。高新店隶属于昆明普尔斯马特商业有限公司(下称昆明普马)。这是一家注册资本4000万元的合资企业，北京普马集团持股55,，当地一家政府持有的房地产公司持股45,，刘五一出任法定代表人。普马初入昆明时，高新开发区正百业待兴。普马西南区的一位经理告诉《财经》，当时“高新区的领导们积极得不得了，这么一家美国连锁巨头来高新区投资建店，可以带动多少就业和消费，对于地方政府又将是多么大的政绩～”政府支持在先，“洋超市”的品牌效力迅速转化成“商业信用”。银行的“容易钱”滚滚而来，例行的资信调查遁于无形。刘五一陡然间看到了巨大的“发展机会”。此后，普马的扩张加速了，其在昆明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发展都采取了“三步走”策略:先在当地注册一家公司，或由普马实际独资，或与当地公司合资;之后，以当地注册之普马公司向当地银行贷款;最后，以银行贷款在当地租赁店面或直接购置地产，投资建设店面，以赊销方式获得当地供货商供货。“每开设一家会员店或诺玛特卖场，前期投入约在2000万至4000万元，但普马一方面靠银行贷款，一方面靠供货商赊销，自身除了前期注入资本金，其实并不需要投入什么资金，而资本金在注资后也可很快抽离。”上述西南区经理说。2000年1月和5月，普马分别在昆明和成都开设一家会员店，第二家昆明店名为“穿金店”，与“高新店”同属昆明普马。成都店则属成都普尔斯马特商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成都普马)，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刘五一旗下的一家投资公司持股60,，成都当地一家公司持股40,。值得注意的是，在成都普马5000万的资本金中，刘五一已不再投入现金，90,为“实物投资”折算而来。与昆明普马一样，成都普马同样向当地银行举债。《财经》在云、贵、川、渝四地历 时三周的采访获知，成都普马以及其后成立的四川普尔斯马特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由刘五一旗下两家公司100,控股，下称四川普马)，正是普马在整个西南地区的贷款主体。《财经》还从当地银行界人士获悉，刘五一旗下的普马曾一度被纳入建设银行四川分行的“重要客户系统”。四川建行成为普马在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大区的结算中心，这一区域约20家诺玛特和普马会员店的资金均在建行系统内流转，双方关系十分密切。普马在各地的贷款大多为质押及担保贷款，质押物往往是普马在各地的地产及店面，甚至是流通性极大的仓储货物，而担保多为各地普马公司互相担保。事后证明，这种关联担保对普马明显缺乏约束力，实则为后者腾挪资金带来便利。这造成了之后极为庞大而复杂的银行三角债务，最终产生大批坏账。目前“中国普马”在成都地区拖欠银行贷款达5亿元之巨，放贷银行主要为当地建设银行。不过在2000年，一切看似平静。随着银行贷款源源流入，“中国普马”从北京跨至西南，成为共有六家分店的全国性连锁店。“跃进元年” 刘五一打起了与美国普马特许权经营毫不相干的“擦边球”。但是，从实业到投资，从大都会到中小城市，此马已非彼马2001年是刘五一和他的“中国普马”转折的一年，也是未来狂飙突进的起始年。“如果说2001年之前刘五一还是一个实业家，从2001年开始，他就想做一个投资家了。”一位接近刘五一的人士告诉《财经》。这一年，北京普马集团进行了一系列结构重整，适合于大规模扩张的投资公司架构初现。5月，北京普尔斯马特经贸有限公司(下称北京普马)注册成立，资本金为1000万元。第一大股东系出资800万元的北京普尔斯马特会员购物企业中心(下称普马中心)，另外200万元分别由两名自然人所出。所谓普马中心，正由早年的北京普马集团于2000年更名而来。7月，普马中心将其属下的三家分支机构，也是其最重要的三块资产——海淀店、劲松店和玉泉店注入新成立的北京普马。三家店共估值1.2亿元，北京普马由此增资至1.3亿元，普马中心的控股权也由此增加到98.46,。由此，北京普马如同之前成立的昆明普马、成都普马一样，成为当地普马店的上属公司;而普马中心从控股北京普马始，遂步调整为各地普马公司的控股公司。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并承诺三年后向外资完全放开国内零售市场。当年，国际零售业巨头进军中国全面提速。刘五一打造的“中国普马”也开始在全国快速扩张，开店多达七家，超过前四年的总和。面对正宗洋超市，例如沃尔玛、家乐福以及国内联华超市等的竞争，仅以西洋外 形为特征的“中国普马”扩张布局日渐清晰。除了在北京增开两家，刘五一主要选择了二线城市，如西南地区的绵阳、昆明以及广东的中山等地。“选择二线城市，是考虑到发挥‘洋品牌’效力吸引政府和银行支持比较容易。毕竟，这些地方的超市竞争尚不激烈。”一位普马前高层说。也正是在2001年，美国普马调整了与“中国普马”的特许权协议。《财经》 获得的一份特许经营是在2001年2月签署的，特许人为美国普马，受许人为刘五一的公司诺衡控股。这份合同对早年的约定作了修订，除了要求每家中国普马店每年须支付美方11.7万美元特许经营费外，还特别强调，中方必须按一定进度在国内开设连锁店;其指标为:2001年新开五家，2002年新开三家，2003年新开四家。不过，此时的刘五一已在探索如何挣脱特许权约束。在这一年新开七家店中，他开设四家纯种“普马”，却又在绵阳店及昆明海埂店创造出两家变型店“诺玛特”——刘五一甚至给它起了一个英文名字“NMART”——这已经是与美国普马特许权经营毫不相干的“擦边球”了。当然，孕育诺玛特仍需要美国普马的弧线效应。“中国普马”在其推广材料中，也有意将诺玛特购物中心描述为“普尔斯马特的全新经营业态”。不过圈内人都知道——“此马非彼马”。跻身“中国普马”系的诺玛特完全是刘五一的“中国式发明”，最多是其英文名字从老普尔斯的“Fedmart”中借了点灵感。诺玛特与普马会员店有何不同“中国普马”如此解释:“诺玛特是普尔斯马特针对中国城市消费特点而开发的经营业态，其特点是以国外购物中心的标准和模式，服务社区消费者:一是商品档次有所下调，改以民生类商品为主;二是商品品种更为丰富;三是卖场不再是仓储式，陈列更鲜亮了;四是目标商圈半径变小，更注重周边三五公里的社区服务。”概而言之，诺玛特已经不再是标准普马模式的仓储式会员店，而成了地道的中低档大卖场。刘五一仍然期待着通过加速扩张获得成功。不过，随着2001年前后沃尔玛、家乐福等正牌连锁巨头在各大城市纷纷争抢顾客，走高端路线的普马会员店已经风光不再了。他只能选择投资“洋外中内”的低端大卖场闯一条路。这是新一场赌博的开始。2001年以后，刘五一已经以生产“诺玛”而非“普马”为要，所开新店中几乎全为诺玛特。对于美国普马的违约亦已相当明显。这位中国企业家仍头顶“美国普马”的外商帽子，以更激进的冒险家姿态在中国大地全力挺进。烈火烹油 哪里能得到贷款，他就去哪里开店。开店已经不取决于企业内部的发展需求，而是取决于外部资金的供给从1996年到 2001年底的五年时间里，在零售业并无经验的刘五一，已经凭美国普马的特许权牌照开设了13家店面，经营从北京跨至西南。不过，这个速度还不令人满足，刘五一需要走得更快。此后三年中，“中国普马”扩张真正形成了加速度——又增加了34家新店，东北有沈阳、吉林、哈尔滨，西北有乌鲁木齐，华北有青岛、天津，华东有武汉、南京，华南有长沙、广州、南宁;“中国普马”主要以诺玛特之身现形，几乎在全国遍地开花。这种速度，在全球零售业的经营史上亦可谓空前绝后。“几乎是哪里能得到贷款，他就去哪里开店。开店已经不取决于企业内部的发展需求，而是取决于外部资金的供给。”诺衡控股代理总裁肖玉杰如此形容2002年以后的刘五一。2002年，尽管外资连锁超市已经大举进入中国各大城市，并与国内连锁业巨头展开激烈竞争，中国百姓也不再像早年那样对洋超市充满好奇和热望，但是，普马的洋招牌在二线城市依然吃香。仅在2002年1月，“中国普马”有三家诺玛特店相继开张，分别位于青岛、沈阳和天津。几乎在每座城市，诺玛特店都得到了政府的礼遇和市民的追捧。青岛店开业当天，有副市长和人大副主任到场祝贺，6万市民涌入购物;在沈阳，开业当天营业额即达86万元，当地媒体争相报道。这一年，“中国普马”新开店11家，次年则增至15家。2002年至2003年间，在刘五一极力拓展的二线乃至三线城市，引进普马仍被视为当地的“市长工程”之一，获得政府大力支持，也可轻易获得银行贷款，而大量的银行贷款又进一步加速了普马扩张。各地银行的“容易钱”大量涌入各地“中国普马”，没有人关注全局，也没有人思考如此急剧的发展，对于连锁超市业是否具备可行性。“银行看见我们不断地开新店，看见我们有能力不断扩张，就相信我们有资金实力。而一个新店开起来后，就有当地供货商争相上门供货，市民蜂拥前来购物，店面的现金流很好，银行就更相信我们有还款能力。”诺衡控股一位前高管人员告诉《财经》。开店扩张本是为了扩大连锁经营规模，降低整体运营成本，提高企业收益，但在2002年至2004年间，普马在各地的攻城略地几乎是为了扩张而扩张。“他已经走上了一条投机和冒险的不归路。”一位接近刘五一的知情人说。连锁超市本是薄利行业，一家超市从开张到盈利需要三到五年的市场培育时间，而在2002年至2004年这三年间，普马在全国各地开店多达30余家。规模急剧扩大，资金与运营压力同步加大，刘五一根本无法把握。“他已经是骑虎难下——如果不退下来，只有一条生路，就是先借助银行贷款在各地跑马圈地，然后卖给 下家快速套现。”接近刘五一的人士分析说。而国内的银行们对于这种 “跑马占地”很可能血本无归并无察觉。“从2003年到2004年5月，普马将大量的资金用于开设新店，资金已经非常紧张。但各家分店正在建设之中，如果停止的话，将引起很大的负面影响，直接打击银行和供货商的信心，损失将更大。于是我们被迫不断地继续开新店，以开新店的项目继续向银行贷款，向供货商赊销。”前诺衡控股一位经理对《财经》说。趔趄前行的“中国普马”路越走越窄，又越奔越急。一朝倾覆 几近疯狂的扩张泡沫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破灭，而当银行贷款在2004年3月前后收紧后， 刘五一的冒险游戏结束了。从2002年起，刘五一再度重新设计了自己的投资架构，以期对全国各地的资金进行强有力的统一调度。诺衡控股取代普马中心，成为各地普马公司的控股企业。当年9月，诺衡控股从普马中心手中受让对北京普马的80,的股份，另一家诺玛特控股有限公司(下称诺玛特控股)则受让了其余20,的股份。诺衡控股和诺玛特控股皆为刘五一家族实际持有的公司。前者成立于1998年，注册之初，最大的股东为普马集团(持股83,)及刘五一的另一家公司。2002年4月，诺衡控股股东变更为两个自然人，刘五一之父刘爽持股83,，刘五一之弟刘宇持股17,。诺玛特控股成立于2002年2月，股东有二，分别是诺衡控股和刘爽。与北京的股权架构调整相类似，各地的普马公司也都改由诺衡控股和诺玛特两大股东持有。由此，从2002年起，两家“诺”字打头的交叉持股的公司，成为各地普马的100,控股人;而两家“诺字”公司，正牢牢掌控在刘五一家族手中。在上层控股公司布置妥当之后，刘五一又开始将其势力范围分为若干大区，如华南大区统管粤桂两省区，西南大区涵盖云贵两省，川渝大区则统领四川重庆两地。各大区均设大区中心，掌控下辖普马店的资金调度，并直接受命于北京的诺衡控股和诺玛特控股两大控股公司。于是，借助控股公司、大区中心的双层架构，刘五一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腾挪资金，推动其在各地几近狂热的扩张。《财经》在各地的调查发现，上述资金调度渠道相当有力，调集资金速度惊人——在四川攀枝花，开店伊始向银行抵押贷款3000万元，但不久即通过西南大区中心将其中2500万元调至北京，账面仅余500万元;在重庆，当地普马公司成立之初曾注资5000万元，但公司成立数天后，就有4500万元被抽逃;在云南，普马公司在当圸共欠供贯商货款9.6亿克。其银行账目显示，公司有1.3亿元资金曾被北京总部调走，自此杳无音讯;在贵州，诺玛特控股于2004年4 月从贵阳诺玛特账上调走7100万余元。当时，贵阳诺玛特尚欠货款2800万元，同时从建行贵州分行贷款近3000万元未能归还;在长沙，当地普马公司的2000万元注资资本金于验资三天后即被抽走，被迅速转至北京普马和哈尔滨普马的银行账户中„„如此大规模而快速地调集资金，正是建立在银行贷款和供货商货款之上的“快钱游戏”。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刘五一也曾有过力图改造公司治理的“中兴之举”，但在资金日益窘迫之下，无一不折戟沉沙。来自香港的职业经理人、物流业资深人士孙德淦于2003年11月被聘任为诺衡物流公司总经理，受刘五一之命，改造普马的中央配送系统和采购系统。“这对一家大型连锁零售企业来说，是最核心、也最致命的两块业务。以前普马规模不大，但从2002年起，全国的盘子陡然加大，原有的一套管理模式根本就不适用了。”孙德淦对《财经》说。据悉，2004年3月，孙德淦曾上交刘五一一份建议书——关于改良整个采购系统和配送系统。刘非常欣赏，也同意实施。但这个时候，普马已经没有钱了。资金匮乏、管理薄弱之余，面对各地迅速膨胀的诺玛特店，偌大一个普马系公司，甚至连专业经营人员也不敷使用。2003年至2004年间，各地经理调动频繁，往往一位经理人刚在某座城市将一家诺玛特建立起来，就被迅速抽调到另外一座城市去开设新店。这一轮几近疯狂的扩张泡沫，从开始就注定要破灭。而制造出泡沫的力量是一种魔力，既源于刘五一的心中之魔，也源于扭曲制度环境铸成的金融魔术棒。关键是魔术棒并不掌握在个人手里。当情况发生逆转的时候，刘五一的冒险游戏就只能以失败告终了。逆转，发生在2004年3月以后，往昔显得唾手可得的“容易钱”开始断流，“中国普马”帝国的崩溃并不需要太多时间。挣扎重组 普马被比喻为“沉没中的泰坦尼克”。这艘巨轮每一刻都在快速下沉——也许很快就只是一艘“救生艇”了2004年3月，普马系的资金链已然断裂。危急之中，刘五一开始与来自国内外的投资者商谈普马重组大计。参与重组谈判者，先后有上海百联(集团)有限公司、百安居建材超市有限公司、家乐福、统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铜锣湾百货集团有限公司等国内外连锁商业巨头。但此时“中国普马”已溃不成军。“普马现在还剩下什么品牌本身就是美国的，不是他刘五一的，这本身已经大打折扣。何况他还有至少十几亿元的负债。不可能有一家公司愿意全面接手“中国普马”。无论是统一、家乐福还是百安居，都只是对“中国普马”在某个区域的店铺感兴趣。”深圳铜锣湾百货集团董事长陈智向《财经》表示。一度与刘 五一达成重组框架协议的是统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重组谈判约在2004年8月间正式启动，10月间双方签署重组意向书。为此，刘五一特意请来普华永道作资产评估。“当时统一愿意出6亿元先收购其中诺马特控股约35,的股份，并掌控公司经营大权，接管川、渝、云、贵、新等地区的21家诺玛特超市。统一约定于2004年12月10日全面进入“中国普马”。”知情人向《财经》透露。普马与统一签署的是排他性协议，亦即普马不得再与其他收购者谈判。在长达两个月的谈判过程中，据称，刘五一又向整个普马系统投入约5000万元，以防快速崩溃，影响其在谈判桌上的筹码。但统一迟迟不作决定，即便在签署重组协议之后，也迟迟未能出资。其间，刘的谈判助手们动摇起来，他们开始怀疑统一的诚意和动机，但刘五一依然信心十足。“直到12月中旬，刘还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我太悲观了，重组的进程不是很顺利吗”一位知情人说。但统一最终还是退出了重组，时间当在2004年12月底。这对濒死的“中国普马”，显然是致命的一击。紧接着，百安居、家乐福纷纷介入普马重组谈判，但知情人透露，两家只是在哈尔滨、青岛等局部地区与普马展开重组谈判，对全面重组毫无兴趣。“每家收购者都迟迟不作决定，而普马每天都在贬值。到最后签约时，我们几乎卖不出什么价钱了。”普马的一位律师向《财经》抱怨说。在众多收购者中，深圳铜锣湾百货集团(下称深圳铜锣湾)也许是迄今最后一个介入者。如今担任诺衡控股代理总裁的肖玉杰的另一身份，是深圳铜锣湾的董事长助理。他与2005年春节期间与普马高层开始接触，之后被引荐给刘五一。“我和刘五一第一次见面是在3月2号，他在香港一家酒店给我订了房间。当晚9点，刘五一和我在酒店大堂一直谈了三个小时，第二天我们又共进午餐。”肖玉杰说，“当时我感到他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的老总，但他可能对具体的经营业务并不热衷和熟悉。”据称，笃信佛教的刘五一交谈时持一串佛珠，不停以手指捻动，神情略显憔悴。一周后，刘五一正式授权肖玉杰担任诺衡控股代理总裁，负责“普马系”的企业重组、股权调整、营业整改等事务。“但实际上，普马的实际控制人还是我们的老板刘五一。”一位接近刘五一的人士告诉《财经》，“肖玉杰只是前台人物。”新的重组方进入“中国普马”后，与之前的统一超商一样，看重的仍是诺玛特控股旗下的诺玛特超市系统以及北京的四家普马会员店，对分布在各地的其他普马会员店并不感兴趣。根据双方初步达成的协议，深圳铜锣湾拟与“中国普马”在北京、成都各设立一家新公司，公司 名称分别为北京铜锣湾斯马特控股有限公司和四川铜锣湾百货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各注资1000万元，分别承接两地诺玛特店的资产和债务。新公司成立后，将以深圳铜锣湾作担保，分别负责在北京、成都两地向银行贷款;同时，双方还将向境外战略投资者大举融资，希望从速解决资金问题。与统一不同的是，“中国普马”与深圳铜锣湾的重组谈判并未签署排他性协议。因此，刘五一委托的重组顾问们在与深圳铜锣湾谈判的同时，仍未放弃与境内外其他投资人的接触。“但这些谈判都几乎没有实质性进展，很多都是在‘乱谈’。”一位普马高层对《财经》说。即便是诺衡控股代理总裁的肖玉杰，对此也并不乐观。3月28日在北京接受《财经》采访时，他把普马比喻为“沉没中的泰坦尼克”——这艘巨轮每一刻都在快速下沉。“也许一周后，我拥有的就只是一艘救生艇了。”课后讨论:1(文中提到“在业内人士看来，早年普马店只算是‘花钱买吆喝’。”请运用对生产成本的分析来说明连锁超市业行业进入的特点，并对早期普马所处的成本曲线位置进行分析。2(试分析“中国普马”早期(即2000年及其以前)在北京、昆明和成都等地顺利扩张的原因。由“中国普马”所显示出来的“中国特色扩张”的“特色”何在3(“2001年以后，刘五一已经以生产“诺玛”而非“普马”为要，所开新店中几乎全为诺玛特。”为什么“他只能选择投资“洋外中内”的低端大卖场闯一条路”4(“从2003年到2004年5月，普马将大量的资金用于开设新店，资金已经非常紧张。”规模扩张是否使中国普马获得了规模经济的好处是什么因素推动其不断扩张怎样理解中国普马的扩张机制5(在中国普马“挣扎重组”期间在时间的拖延，使其进一步招致经济损失，试从成本理论方面予以分析。第七章 不完全竞争市场1、拉高油价的力量 (见习记者:唐明，上海报道，《21世纪经济报道》，20040412) 有专家指出，目前成品油流通环节中的问题主要存在于销售渠道管理和成品油定价机制两方面，有集团通过垄断油源供应和政府给予的加油站特许经营权把持了国内成品油市场，达到了操控油价、获取暴利的目的。“油价又涨啦，钱包又瘪下去一块。真搞不懂老美一天闹个啥油价涨了，对他也没好处，还带着坑了咱。现在挣点儿钱容易吗”面对3月31日再次被调高的汽油价格，的士司机老宋无奈地摇摇头。然而一位研究宏观经济的不具名专家指出，由于中国成品油流通体制中存在很多问题，导致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在国内被人为放大了，这给中国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危害。若不及早解决这些问题， “它们将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瓶颈。”这位专家指出，目前成品油流通环节中的问题主要存在于销售渠道管理和成品油定价机制两方面，有集团通过垄断油源供应和政府给予的加油站特许经营权把持了国内成品油市场，达到了操控油价、获取暴利的目的。两大巨头把持下的市场据了解，目前中国成品油零售市场中，中石化、中石油两大巨头以旗下的5万余座加油站占据了半数以上的市场份额，其余市场被数量众多的社会加油站和数量不多的外资公司加油站(以下称非石油石化系统的石油产品经销商)所掌握。市场看起来实现了比较充分竞争，但是这一表象掩盖的却是中石化、中石油对市场的垄断。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邓郁松先生介绍，国家出于对能源开发的保护，基本上将国内所有的石油开采和炼制能力都纳入到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旗下。两大集团垄断了国内全部的炼油能力后，形成了对成品油供应渠道的完全控制(即油源垄断)。虽然每年尚有数量不多的成品油进口配额，但进口的成品油却是以燃料油为主，汽油每年的进口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虽然非石油石化系统的石油产品经销商也占据了一定的零售市场份额，但他们的成品油供应却完全依赖于两大集团。由于在零售市场，两大集团和非石油石化系统的石油产品经销商是竞争关系，所以两大集团就可能利用其在批发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对非石油石化系统的石油产品经销商进行排斥，以达到提高自身经济效益的目的。该年报显示，中国石化2003年国内成品油总销量达7592万吨，较2002年的7009万吨提高了8.3,。其中，零售量3885万吨，较上年的3473万吨提高1..9,;批发数量却从上年的2273万吨下降到2174万吨，同比下降了4.4,。众所周知，零售比批发毛利率高很多。一位熟知内幕的业内人士介绍，在中石化、中石油内部存在一个“省级结算价”，即中石化、中石油系统内的炼油厂与省级石油公司间的成品油结算价格。这个价格适用于获得了成品油批发经营许可证的非石油石化系统的石油产品经销商。由于国内几乎所有加油站销售的成品油都是由两大集团公司下属的石油公司进行批发，因此两大集团公司可以通过内部价格转移的方法，大幅度提高成品油的批发价，从而大幅度缩小非石油石化系统的石油产品经销商的利润空间，使他们无利可图甚至亏损。而中石化、中石油旗下的石油公司却可以通过内部的利润调剂实现生存与发展(即“内部紧密化、外部市场化”)。据了解，在今年2月一次中石化的会议上，其集团总经理陈同海分析中石化去年收购加油站成本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成品油批 发和零售之间的差价小，让社会加油站业主自感无法生存。利用油品供销合同中对供货数量的限制，就是两大集团又一招。据一家非石油石化系统石油经销商的内部人士介绍，该公司自建立以来，一直是从中石化进油，承受着很高的“省级结算价”。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目前已经拥有加油站点几十座，“在消费者心目中，公司品牌美誉度甚至比‘中国石化’还高”。2003年，该公司利润总额“若是在中石化系统内省级石油公司利润中排名，位置肯定很靠前”。可他们却不敢加快公司发展的步伐，因为怕引起中石化的反感。“现在每月还能得到几万吨的成品油，如果他们不高兴了，断了我们的油源，那怎么办”而更为典型的一个例子是2003年“油荒”发生时，很多非石油石化系统的石油产品经销商处于无油可卖的境地，而中石化、中石油旗下的加油站却依然照常经营。对此，中石化广东省石油公司办公室主任董光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石化公司有规定，按常量供应民办油站，也就是说，如果该加油站平时每天向中石化入货100吨，则现在也是供给100吨，超过则自寻进货门路，中石化不予解决。“省级结算价”、油品供销合同再加上1998年中央政府为支持两大集团上市和做大做强民族工业的目的给予两大集团的加油站建设权和特许经营权，非石油石化系统的石油产品经销商继续发展的空间被控制了。被诟病的“98定价机制”据了解，1998年之前，由于中国原油产量足以满足国内需求，因此石油价格基本上是由石油产品销售企业自行决定的。那时，各地石油销售企业自行采购成品油、自己决定成品油的销售价格，中国成品油定价完全是市场化的。随着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和原属地方的石油销售企业上划至中石化、中石油两大集团，中国无法继续维持过去游离于国际价格之外自行定价的模式，原国家计委于1998年推出与国际市场挂钩的定价制度。具体来讲，就是以目标市场的成品油交易价格为基础，根据典型运杂费及国内关税，加上由国家确定的成品油流通费用，形成由国家发改委颁布的国内成品油零售中准价;再由中石油与中石化在中准价上下浮动8,的范围内，制定出旗下石油销售单位具体的成品油零售价格。为保证油价的平稳，制度规定建立价格稳定机制，在国际油价上涨或下跌不是很剧烈时，由两大集团内部自行消化波动成本。当然，什么时候调整价格，幅度多少，还要受当时国内形势发展状况而定。然而，这个定价模式却有一处致命的“死穴”。一位不具名专家介绍，出于技术上的原因，与国际市场成品油价格直接挂钩，就存在一个价格滞后期，即国内市场价格的 确定必然要对照前一个时期的国际市场价格。根据目前国内的技术条件与管理水平，国家规定这个滞后期为一个月。但在现代通信技术不断发展的条件下，这个滞后期就为国内成品油市场交易各方都赢得了一个掌握市场价格行情的时间。对价格管理者来说是“事后价格”的中准价，对成品油交易者来说则是个“事前价格”。既然价格已经事先确定，就必然起调节市场交易行为的作用:价格上涨，就会出现生产者惜售、流通领域囤积、消费者多购或抢购的市场行为，放大甚至有时过度地放大对成品油的市场需求，推动国内成品油市场价格呈现进一步上涨趋势;反之，价格下跌，就会相应出现生产者多售、流通领域减少购进量并积极抛售、消费者减少购买的市场行为，缩小有时甚至过度地缩小对成品油的市场需求。“现在中国油品消费者既不能有效预见石油市场的风险，也不能采取有效的经济措施和市场手段化解危机。2003年长三角地区发生的‘油荒’，虽然主要原因是当地电力紧张，企业大量采购柴油发电，但国际油价高企和中国成品油定价机制过于透明，使市场产生强烈的价格继续上涨预期，从而引发抢购狂潮，也是重要的推动因素之一。如果能有更为合理的定价机制，也许造成的经济损失就不会那样大了。”据了解，改革成品油定价机制的呼声近些年一直都没有停息，但由于石油问题事关国家战略安全，改革需要涉及多个部门，所以对成品油流通体制和定价机制改革一直是举步维艰。在中国较早进行油价波动研究的上海源复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涛介绍说，现在对国际油价波动的研究还很薄弱，因此经常会出现对未来油价波动预测的失误。两大集团的“商业理性”两大集团在现有的成品油定价体制中，承担着维护成品油价格稻定皌“重任”，焾而它们卼都是海外上市公司。是毅然承担起国家赋予的“重任”，还是维持一个“商人的本色”，两大集团面临抉择。有学者认为，中国原油开采成本较国际先进水平相差太远。前期壳牌因为每桶原油开采成本达到7.9美元，股票遭到抛售，而中国石油企业开采成本却比这还要高许多。1998年国际原油价格跌到9美元一桶时，国际市场成品油价格也降到很低，但中国的成品油价却依然维持高位，这为国内几大石油公司分流改制上市提供了一个好的外部环境。现在国际油价高企，几大国企也应为国分担一些成本。可是在目前成品油流通市场中，这种善良的期待能实现吗据了解，2003年中国共进行了两次成品油零售价调整:一次发生在上半年5月份，成品油价向下调整;另一次发生在下半年12月，油价上涨。而这两次价格调整的背景是新 加坡、纽约、鹿特丹三地油价已有较长时间的同向调整，为此两大集团承受了巨大的国际油价波动成本。有不具名的两大集团旗下炼油厂老总坦言，“国际油价上涨意味着我们的原料成本增加，可是市场价却还维持不动，这意味着我们的利润被稀释，甚至可能出现亏损。我们也有利润考核指标啊，这怎么能有生产积极性呢”对此，那位学者指出，“目前中国原油的对外依存度并不高，炼油厂所需原油大部分是可以由国内自己供应的，且随着生产技术进步和分流改制的推进，两大集团的吨油加工成本实际上还在下降。此时选择涨价不过是两大集团的力量使然罢了。毕竟两大集团垄断着油源，而油源对于成品油市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问题:1(导致油价上涨的因素有哪些油价是怎样拉高的怎样看“98定价机制”2(中国石油市场是否存在垄断有什么特点与油价上涨有什么相关3(分析中国石油供给的垄断体制在经济效率方面导致的损失。2、“价格歧视”重新解释 同样的产品、同样的服务，但针对不同的顾客，价格却大不一样，这种现象无处不在。你可以说这是“价格歧视”、“不公平”、“不正当竞争”、“欺骗顾客”、“倾销”，也可以说这是“让利”、“优惠”、“补贴”、“扶持”。 需求定律说，价格越高，需求量就越小，价格越低，需求量就越大。所有市场需求，都符合这个规律。有所差别的是，不同的顾客对不同的产品价格，具有不同的敏感程度。有时候，价格稍微下降，需求量就显著上升;但另外一些时候，价格即使出现较大的变动，需求量却停滞不动。 美国的机票价格变化多端，不要说头等仓、商务仓和经济仓座位标价悬殊，就是相临的两个座位也照样可以相差一倍，有时候经济仓的座位就比头等仓的还贵～这种现象，什么“价值决定价格”理论，什么“成本决定价格”理论，都是根本没有解释力的。从需求原理出发的经济分析是这样解释的:航空公司根据各种“线索”，将乘客加以甄别(即“歧视”)，根据乘客对飞行服务的不同需求，制定完全不同的价格，从而在不同类别的乘客身上分别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还有一些“线索”是顾客不由自主表现出来的，比如顾客是否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报纸和旅行社之间搜寻，是否愿意提前两个星期甚至半年预定机票，是否愿意耐心填写“里程奖励计划”的表格并随时留意各种优惠活动等等。航空公司根据这些线索，把“闲人”(也就是时间的成本较低的乘客)甄别出来，用低得多的价格吸引他们，从而创造本来不会发生的营业额，增加公司的总收益。日本生产的汽车，运到美国后价格比在日本本土更便宜，因而被指责 为“倾销”，那是两国政治首脑谈判的重要议题。有人说日本厂商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美国倾销汽车，占领美国的市场，同时在日本本土用高价索取利润，补贴倾销的损失。 可是，这样的观点怎么能说得通呢——日本人怎么会用自己的钱补贴美国人呢你说扩大市场，可是亏损的市场，谁愿意扩大越扩岂不越亏“低于成本，占领市场”的倾销阴谋理论不堪一击，不过至今仍然深受欢迎。 问题在于怎样定价才能多赚。在日本，价格定得较高，才能使总收益达到最大;但在美国，价格得定低一点，才能使总收益达到最大。显然，“价格歧视”的目的是增加交易，这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都是有利的。 经济学可以拨开修辞的迷雾。“歧视”、“倾销”似乎不光彩，“让利”、“优惠”似乎符合消费者利益。然而，它们所指的都是同一种行为，就是厂商区分不同的需求，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反暴利法，反倾销法，都是经济学无知的经济法。如果法令强行禁止价格歧视，那么大多数人都会蒙受损失，且以对价格变化更敏感的穷人为甚。 3、汽车高利润让厂家仍然有钱赚 (作者:何仑，经济观察报，2005年1月17日)中国车市的价格战打到这个份儿上，在世界汽车史上恐怕前所未有。不久前，一个关于“2005年家用轿车价格崩盘预言”的神秘邮件，更是把车市闹了个昏天黑地，以致不少人(据新浪网调查统计，完全或部分相信该邮件内容的比例高达85.7,)竟然忘记了崩盘最基本的特点——价格无序地、恶性地下跌。而比照一下“崩盘预言”给出的井然有序的价格表及其精确到百位数字的价格，人们不难发现，眼下价格战已混乱到了这种地步，消费者完全可以袖手旁观到厂家和经销商们“掐”出个所以然之后再出手，这种现状本身远比“崩盘预言”的结果更接近于崩盘。 降价:亏损也还没到头 当然，恶性(亏本)降价还没有大面积出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2004年前10个月整车制造业利润跌幅继续扩大，同比下降了11.74,，与此同时，15家重点企业(集团)中已有3家出现亏损，6家利润出现负增长。另据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估计，2004年汽车行业的平均利润将由去年的8.6,降到5,左右;全国处于亏损状态的汽车企业有10多家，其中中外合资企业占了相当数量。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又宣布，2004年11月份汽车整车业利润继续显著下降，已处于全行业亏损边缘。 但即使全行业出现亏损，也并不意味着价格已降到头了。 首先，全球汽车厂家目前3,5,左右的平均利润是多年大浪淘沙的结果，相对均衡和稳定(2003年利润率最高的丰田和日产不过7,， 只生产高档品牌的宝马也只有4.7,)，而中国汽车厂家平均利润的结构则严重畸形——贫富悬殊。 以2003年为例，利润率排行前3名的厂家利润率都在20,以上，其中，北京现代23.99,，是现代全球平均利润率(3.81,)的近6倍;上海通用22.71,，是通用全球平均利润率(1.96,)的11.5倍;广州风神20.54,，是日产全球平均利润率(6.78,)的3倍。紧随其后的3个厂家利润率也在12,以上，其中，广州本田17.3,，上海大众14,，一汽大众12.5,。 计算下来，在整个汽车市场上占有25,份额、在轿车市场上占有54,份额的这6家企业，在2003年共获取了298.85亿元的利润，占所有129家整车企业利润总额的近40,;6家企业的平均利润率达17,，远远超过了全行业8.6,的平均水平，更大大超过了其他123个厂家6.1,的平均利润率。 也就是说，在成本不变和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如果这6个盈利大户的平均利润因持续降价而缩减至5,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那么其他所有轿车厂家(包括丰田系企业在内的一些可能利润率很高，但因利润总额小而没有上榜的轿车企业，那些其主打产品在细分市场上没有或少有竞争对手的企业，以及那些为逃税而瞒报利润的企业除外)都可能陷入严重亏损。 这还不算完，如果利润在20,以上的三家企业有足够的产能和适当的产品，而且铆足了劲降价，将平均利润缩减至5,，那么紧随其后的3家企业也可能陷入亏损。更何况前3名中的北京现代和广州风神的超额利润是在5.1万辆和6.5万辆的小规模基础上赚取的，如果二者能够实现与大众、通用、本田的合资企业相近的规模经济，并能推出宽系列在性能、品质和质量上具有同等竞争力的产品，那将比后者更具盈利能力，更具扮演终极价格杀手角色的资格。 当然，现在还不能断定谁将是终极价格杀手。如果中国消费者逐渐改变了对韩系、日系和德系车的价值判断，向欧美消费者的价值标准靠拢，导致这三类车型的价格趋向于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相应位置(在欧美市场上，在级别同等、排量相近的条件下，韩国车与日本车价格接近，但比德国车便宜20,30,)，或者，德国厂家不仅通过国产化避免了汇率风险，而且为适应中国消费者需求而“屈就”于韩系、日系车的技术和设计标准，开发出了低成本车型，那么，日、韩系车就不可能长期保持相对如此高的利润。 理论上讲，任何具有超额利润的厂家都本能地要在有限的市场上扩大自己的份额，只要有足够的产能和适当的产品，就必然要以降价作为主要手段;什么时候自己的利润率减到不能再少了，什么时候就会歇会儿，价格就会 稳定。其间，必然要有一大批亏损、倒闭者出现。 因此，对消费者来说，如果你看中了一款车型，那就最好查一下其厂家的盈亏状况及背景，并判定一下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否则，如果它在一两年内消失了，你的爱车将可能成为一堆废铁。 企业:亏了也要挺下去 汽车厂家做好迎接亏损时代的准备了吗 对跨国巨头来说，现代经济学关于垄断竞争结论并不陌生——垄断竞争(许多企业出售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产品)的结果是:众多垄断竞争者的自由进入消除了利润，利润率可能很低或者为零。具体到一个市场上，跨国巨头即便出现亏损，也不会轻易退出。在欧美市场上，日本汽车企业也是在熬了多年后才扭亏为盈的。 不同的是，在中国市场上，一些跨国巨头是在享受了多年的高利润大餐之后猛然面临亏损时代的，而另一些跨国巨头则刚刚尝到一点甜头，或者根本没有赶上。这或许会打击他们的情绪，降低其希望值，但不会动摇其扎根中国的意志，毕竟，中国市场的潜力太大了，所以亏了也要利用其全球资源在这个市场上竞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经济学阐述的垄断竞争模型不足以表明中国市场极为特殊的状况。比如，垄断竞争的前提是企业自由进入和退出，而中国汽车市场的实际情况是，大企业固然可以相对自由地进入，却不能“自由”地退出。作为跨国巨头合资伙伴的中方都是国有企业，都是政府的心头肉，肩负着发展经济(产值)、保证就业和稳定社会的重任，并与官员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即使是那些中小汽车企业，也大都具有地方政府背景。这就决定了这些企业即便亏损，也要输血再战，结果将使价格战异常惨烈，直至无血可输。不同的是，对跨国巨头来说，这只是其雄厚全球资源的一次再调整，而对中方来说，这很可能是政府有限资源的一次大损耗。 所以，在已经到来的汽车行业亏损时代，如果政府未能把握好干预的尺度，习惯性地以向企业输血作为己任，不能容忍企业减产、裁员乃至关停并转，那么不仅将导致汽车行业真正的恶性竞争或价格“崩盘”，还会使以资金密集为主要特征之一的汽车生产行业，在已经积重难返的国有银行账目上再挖出一个无底的黑洞。 政府:仍在影响市场 如果说，与亏损和资金相连的政府问题还只是一种制约因素的话，那么营销中的“政治”已经将市场规则、市场信心彻底颠覆。 在某个截至日期到来之前，大规模向经销商压车已经成为众多汽车厂家一个公开的秘密。据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合会统计，2004年11月份，12家主要汽车厂商在最后两天的销售中，完成了全月40,的销量;60,以上的厂家迫使经销商大量吃库存， 个别企业月销量60,以上是在最后两天实现的。 大量汽车积压在经销商手里，占用其资金，迫使其“擅自”竞相降价销售，使厂家“提前纳入2005”、“一次到位”等调价誓言成为彻头彻尾的谎言，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使消费者无所适从、信心全无，进而持币待购的了。 讽刺的是，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厂家们竟然使用40多年前大跃进时代盛行的浮夸作为汽车营销的手段，把销量统计变成了数字游戏、仕途赌注，其威力之大，足以使所有伴随其间实施的现代营销手段要么适得其反，要么短命，最终成了一场骗局的装潢。 厂家出此下策的原因并不难以理解:“道理很简单啊，汽车企业都是国有大厂，销售目标对老总来说都是必须完成的任务，完不成怎么得了(某经销商语)。”有什么不得了的有，那就是去年不断出现的关于某些企业老总仕途升迁的传言。 尽管在中国汽车降价是一个大趋势，而且由于零部件采购成本占汽车生产总成本的70,80,，国内汽车零部件生产迟早将实现规模经济，从而使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得以充分显现，进而使汽车生产成本和价格逐渐降至全球最低，并实现批量出口。但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厂家们在重大问题上并非完全按照市场的游戏规则办事，那将使降价变成一种代价高昂的血腥赌博——谁具有更深的政府背景，能在厮杀中补充到更多的血液，或者以民族汽车工业的名义而得到更多的特殊关照，谁就能将价格战进行到底。问题:1(汽车市场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市场为什么2(指出汽车市场企业竞争的主要方式，并与相应的市场类型相联系，说明其原因。3(通过对本案例的分析，指出现实中像汽车市场这种类型的市场，与书本原理比较，有哪些不同为什么4、价格操纵: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张雷宝 ，期货日报，日期:2002111)期货市场中的价格操纵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难题。从法律角度讲，价格操纵是一种市场欺诈行为。由于期货交易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隐蔽性，因此，现实中的价格操纵又往往难以察觉。本文主要从发生机理角度探讨期市中的价格操纵现象。 一、过度的市场投机，为期市价格操纵提供了可能的市场条件。 只有建立大量的期货交易头寸，操纵者才有可能获得超额的市场利润。当操纵者隐蔽地建立大量头寸后，就会通过某种方式引致众多投机者的积极参与，以对期货价格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帮助实现操纵者的预期目标。此外，投机者往往过多地依赖于技术分析方法，因此，设置“技术性陷阱”也常常成为市场操纵者的惯用手法。从原理上讲，学习和仿效的投机特性，使得众多的期市投机交易具有了一定的趋 同性，削弱了市场基本面对预期价格的影响，则会导致投机行为的正反馈效应。所谓正反馈效应，就是在期市行情的启动初期，出于对市场操纵者交易行为的预期，投机者往往在价格上升时买进，价格下跌时卖出，这种正反馈作用会促使价格更加偏离市场基本面的影响。当操纵者有意识地引导行情发展的方向时，往往会吸引众多的投机者关注和跟进，市场的趋同性从而使正反馈效应得到了充分发挥。也就是说，在市场操纵者的引导或调控下，投机力量将市场行情推向了纵深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并非是在指责市场投机者。期货市场上的价格发现需要包括套利者在内的大量投机者参与，但投机力量的过分发展显然不利于期货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对市场过度投机的衡量标准，发达国家的期货市场采取的标准是:若某一期货市场的空盘量超过了该商品流通量的30,，就可认定为高度投机的市场;当这一比例超过50,时，这个市场就已经接近疯狂;如果这一比例超过了100,，这个市场产生的期货价格就不是由该商品供求关系的，而是由金钱决定的。 二、套利交易的不足，使期市缺乏对价格操纵进行调节的矫正力量。 从博弈的角度讲，期货价格的发展方向和力度取决于投机者、套利者、套期保值者等市场力量的对比关系。这里，套利者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市场投机群体。理论上，一般投机交易通过“高价跟进、低价杀跌”的交易特性增加了期市价格的不稳定性，套利交易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市场价格。套利交易(尤其是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之间的套利交易)，可以使期货价格更接近于基本面所要求的真实水平，但两大风险会限制套利交易的作用发挥:1.基本面风险。即套利者进行套利交易时，需要判定期货市场价格是否与未来真实的预期价格之间出现了较大偏离。事实上，这种偏离可能表现为“随机游走”(Rom Walk)，套利者难以判定正确的交易点位，从而面临相应的风险。2.市场风险。当期货价格相当高时，套利者可能会在期货市场中卖出期货合约，而在现货市场买进现货商品。但在期货价格继续攀升、现货价格变化较小时，套利者将面临市场风险损失——尤其在追加保证金、限制交割量、投机者甘愿冒险以博取风险利润时更是如此。在某些情况下，上述两种风险可能较大，从而使得套利者对期货市场的价格矫正能力较为弱小，也为操纵者利用资金优势来操纵市场价格提供了可能。 三、市场监管的低效，客观上助长了期市价格操纵的生成。 任何市场上的价格操纵者都是理性的，其是否要发动、何时发动、如何发动价格操纵，主要取决于面临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的对比 情况。除了可用资金的机会成本、正常投资收益等因素外，有关政府部门和交易所的市场监管将是影响市场操纵者的操纵成本及其收益的重要变量因素。任何人都知道(包括操纵者自身)，市场价格的操纵行为是违法和违规的，而违规操作是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的。作为理性人，期市的操纵者必然会考虑包含如下变量的预期风险收益:融资成本、违规收益、违规操作被发现的概率、发现后可能的惩罚或代价等等。如果期货市场上的监管效率或概率足够的大(最大为100,，即所有的违规操作都会被发现)，相应的违规惩罚(如罚款)足够的高，那么，潜在价格操纵者的理性选择就是不违规。反之，如果价格操纵者认为操纵成功的可能性很大，被市场监管者发现的可能又很小，也就是说，违规操作的风险收益大于风险成本，那么，期市上的价格操纵现象就会不可避免。当然，市场监管效率不仅取决于客观因素(如市场环境的复杂性、监管信息的完全性、技术手段的先进性等)，还受制于诸多主观条件(如监管者的努力程度、监管能力、监管收益、上级部门的干预等)。 总之，从市场监管角度讲，提升市场监管效率，加大违规惩罚力度，迫使价格操纵者的预期风险收益降为零甚至为负(即通过降低其预期收益、提高其预期收益来实现)，是有效遏止价格操纵行为的根本途径。 四、信息的不对称，也是引致期市价格操纵的重要原因。 在期货市场上，信息的垄断必将产生垄断的利润。实践证明，特殊信息资源的垄断——即期货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也是在期市中获取暴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美国，纳斯达克、道琼斯指数有时涨跌很厉害，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市场透明度高、市场分析能力强、信息资源流通快。可以预期的是，随着我国期货市场监管制度的逐渐化以及监管手段的更加科学化，这方面的因素会逐渐弱化，过去那种通过操纵垄断信息获取暴利的投机机构将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甚至法律风险。可以说，随着我国期货市场的稳步规范发展，市场中的暴利时代也将趋向相对的均衡利润时代。 5、电力公司的未来许多年来，在美国提供电力的公司一直被认为是受管制的垄断者。以下的文章描述了情况的变动。 最后一个大垄断者的结束 (詹姆斯道 撰写，The New Yk Times，August 4(1996，Week in Review，p(5。)正当美国人厌倦了电话了公司的推销计划时，另一个行业进入晚餐电话促销、一揽子折率和折扣券的竞争经营。电力公司亲自登台表演了。自从爱迪生的第一个电灯泡问世以来，人们对电力供给实际上并没有选择的自由。但是在主要制造商这类大客户的强烈要求 之下，许多州已经开始取消对电力公司的限制，以希望竞争的激烈将达到政府管制者所未能顾及的方面——即降低价格和改善服务。在包括加州、纽约州和德克萨斯州的至少41个州中，已经采取或正在考虑在大多数情况下结束电力公司的垄断、鼓励建立公司和促进竞争的计划。联邦政府已经下令各公司向竞争的电力供给者开放线路，以便它们可以把低成本的电力输送到各州„„是什么促使美国这个最大的最后一个垄断者全面解体呢一般认为这个百年老产业的垄断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只有少数几家公司可以筹集到建立发电厂和输电线路所需要的资本。大公司一直在吞并小公司，提供许多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更有效率的服务。但近几年来，较低的燃料成本和新技术大大降低了建立和经营发电厂的成本，使新开创的小规模公司能比旧电力公司更廉价地提供电力。而且，精明的买者认识到了这种发展，也开始要求得到向独立的供给者购买电力的许可。虽然这种要求受到许多电力公司的抵制，但电力的高成本已成为一些地区的政治热点问题——特别是东北部和加利福尼亚——以致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都热衷于放松该行业的管制。“电力也许将更便宜”，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威廉W霍根(William W(Hogan)教授说:“但是，仍然有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推销手法，以至于人们将忘却什么是只有一家供给者的情景。”正如大多数管制者设想的新制度一样，现有的主要高压输电网仍然保持基本不变，由州政府机构或受管制的公司经营。要求这些公司应该向竞争的供给者开放它们的体系，这正与地方电话公司允许长途电话经营者以某种价格使用它们线路的方法一样。取消管制的地方将使该行业在这个系列的两端出现新面貌。现在，电力公司控制了从头到尾的电力供给，即建立发电厂，经营输电线路，以及每家的电表服务。根据许多州的计划，这个过程将分为包括三个不同公司系统的层次。在一端将是发电公司，它们将在现货市场上竞争地销售电力，这就像商品交换一样。在另一端，零售供给者将批量地购买电力，并销售给家庭和企业。在这两者之间是线路公司，它将对使用它们线路的批发者与零售者收取费用。也许除了在那些不能吸引竞争的地区，批发与零售价格将由市场力量确定，而不由政府管制者决定。自由市场支持者说，竞争将使电力公司放弃或更新无效率的发电厂，并降低每个人的价格„„有一件事情看来是确定的:取消管制将经历一场顾客争夺战，就像AT,T公司解散后通讯行业所出现的情况一样。新罕布什尔州提供了未来的走势。在这个州，有24家公司参与一项向少量企业和家庭 出售电力的计划。到现在为止，结果可能只是资本家一头热。各公司用广告、电话诱惑和礼品来“轰炸”潜在的买者。一家公司只要看到一个竞争者提供50美元的预定金就提供了25美元的回扣支票。供给者提供免费的喷头、枞树、以及年历——甚至对拒绝它们业务的人也给礼品。几家公司正推销由水电厂生产的环境“清洁”型电力。而一家公司正计划推出有信用卡和长途电话服务的一揽子电力服务。6、案例分析:反微软公司垄断案 (原作者:萧延高、刘江霞)微软公司遭遇的反垄断调查和诉讼简述1) 1990年6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就微软公司与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简称IBM公司)关于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冲突对微软公司进行秘密调查，焦点是微软公司将应用软件与MS—DOS操作系统捆绑销售，是否有碍市场的公平竞争。由于投票的结果是2?2，联邦贸易委员会没有就立案形成一致意见。2) 1993年8月20日，联邦贸易委员会终止对微软公司的调查。司法部宣布接管这一案件。3) 1994年7月，司法部以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向哥伦比亚地区联邦法院就微软公司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称微软公司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第一条和第二条，要求法院防止和限制微软公司以排他性的和反竞争性的合同销售其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1994年7月15日，微软公司与美国司法部在法庭上达成一项和解协议:微软公司不能以“视窗(Windows)95”许可证威胁计算机制造商，以附带其他应用软件，但微软公司保留开发“集成产品”的权利。双方同意法院不再审理，而只作一个“同意令”。但这一和解协议被哥伦比亚地区联邦法院法官斯坦利斯鲍肯法官驳回。1995年6月16日，哥伦比亚地区联邦上诉法院认为应当批准微软公司与司法部达成的和解协议，驳回了斯鲍肯法官的意见并解除其审理该案的权利。8月21日，哥伦比亚地区联邦法官杰克逊批准了微软公司与司法部达成的同意令。4) 1996年，网景(scape)公司就微软公司销售“探索者”(Inter Exple 简称IE)浏览器的行为向司法部提出指控，宣称微软公司利用其垄断操作系统市场之便，捆绑推销IE浏览器，违反公平竞争规则。1997年10月20日，司法部向哥伦比亚地区联邦法院提出申请，称微软公司蔑视双方达成并经法院批准的同意令，要求法院判决微软公司遵守同意令。1997年12月11日，哥伦比亚地区联邦法官杰克逊下达预先禁止令，要求微软公司从“视窗95”操作系统中分离IE浏览器。微软公司于12月16日向哥伦比亚地区联邦上诉法院提起上诉。1998年6月23日，上诉法院合议庭判决， 微软公司将IE浏览器与“视窗95”捆绑的行为没有违反其与政府的协议，撤销地区法院联邦法官杰克逊对微软公司的预先禁止令。5) 1997年10月7日，太阳微系统(Sun Microsystems)公司向位于圣何塞的地方法院起诉微软公司违反Java协议，实施商标侵权，错误广告，不遵守合同，不公平竞争，粗暴干涉潜在的商业优势等行为。其实质是声讨微软公司的IE4.0浏览器中Java语言不能支持跨平台软件，只能支持“视窗”操作系统，要求法院发出禁令。1998年11月17日，地方法院就微软公司违反协议，修改Java程序代码一案作出初步裁决，判令微软公司在90日内修改其“视窗98”，使之符合太阳微系统公司的Java语言标准，或者将Java完全从其操作系统和应用开发工具中清除，否则将禁止其销售。1999年8月24日，上诉法院作出判决，判定微软公司确实违反Java使用权协议，但并不足以发布禁令。6) 1998年5月18日，美国司法部代表美利坚合众国联邦政府，和纽约、加利福尼亚、康涅狄格、哥伦比亚特区、佛罗里达、伊利诺斯、衣阿华、堪萨斯、肯塔基、路易斯安那、马里兰、马萨诸塞、密歇根、明尼苏达、新墨西哥、北卡罗莱纳、俄亥俄、南卡罗莱纳、犹他、弗吉尼亚、威斯康星等20个州政府(南卡罗莱纳州于1998年12月7日退出)，向哥伦比亚地区联邦法院就微软公司非法垄断行为提起诉讼。这是美国继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案(1969年)、三大谷类熟食品制造公司寡头垄断案(1972年)、埃克森公司等八大石油公司垄断案(1973年)和电话电报公司(AT,ampT)垄断案以来又一起大型垄断案件。1998年10月19日，司法部和20个州政府诉微软公司垄断案正式开庭审理。2000年2月23日，此案再度开庭，联邦法官杰克逊于当日宣布正式庭审结束。2002年11月2日，本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但对于美国司法部、微软及其竞争对手来说，却是一个有苦有甜的日子。这天，司法部和微软达成的结案协议书送达联邦法院后，联邦法官科林?科特利迅速批准了该解决，微软和司法部握手言和，长达几年的微软反垄断案总算尘埃落定。尽管多数分析家认为，11月2日的结案协议书代表着微软的一大胜利，微软终于逃过被分割的一劫;但是，也有学者指出，事情看来并非如此简单，透过微软反垄断案，后面还有很多更深层次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求解。问题:1)微软虽然逃脱了被一分为二的命运，但它是否从此真能高枕无忧2)美国为什么会反垄断垄断及反垄断的利弊有哪些背景材料:1、美国反垄断法规及其理论基础1) 美国联邦的几个基本反垄断法规。(1) 19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 of 1890》。这个法规是反垄断法的基础，它有两个关键条款:第一条:任何以托拉斯或其他形式作出的契约、联合或共谋，如被用以限制州际间或与外国间的贸易或商业，均属违法。第二条:任何垄断者或企业垄断者，与他人联合或共谋垄断州际间或与外国间的贸易或商业之任何一部分者，坏被觎为则事犯罪《(2) 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该法第五条规定:“对于商业活动中的各种不正当的竞争方法，均就此被宣布为违法”。1938年的《惠勒—利法》(WheelerLea Act)对这一规定予以扩大，即“对于商业中各种不公正的竞争方法和不公正或欺骗性的行为或做法，均就此宣布为非法”。(3) 1914年《克莱顿反托拉斯法》(The Clayton Antitrust Act of 1914)。这个联邦法规不仅规定了司法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均有权对该法行使管辖，而且指出了四种引起反托拉斯注意的商业做法，即价格歧视、独家交易、合并和联锁董事会。(4) 1936年《鲁宾逊—帕特曼法》(The RopinsonPatman Act of 1936)。这个法规的目的是扩大1914年克莱顿法中有关价格歧视的适用范围，并对此作出更为具体的规定。2)美国联邦的反垄断法规及反垄断判例，有相应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一般而言，竞争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资源分配方式，是自由企业经济的核心。竞争过程所产生的一般效果有两个方面，一是可能产生商品和服务的最低价格;二是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的类型及质量有选择余地。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布莱克法官在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诉美国案的判决中所指出:(谢尔曼法)基于的前提是:无限制的竞争力的相互作用将产生最佳的经济资源分配、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和最大的物质进步。由此提提供的环境将有助于保持我们民主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事实上，处于竞争中的厂商可能通过密谋协议进行联合而限制厂商之间的竞争。有些厂商会力争或发现自己在某种特定的市场结构中处于一种战略地位。这种战略地位使它的采取垄断者的行为或对市场中的其他竞争者实行限制性的强制压力，向买主提供欺骗性的产品与服务。反垄断法的基本目的在于查明和消除竞争过程中的弊端，保护消费者和竞争者不受竞争过程中的某些违法行为的侵害，以使竞争体制能够更有效地运行。2、 微软公司在操作系统及其应用软件领域的垄断地位的形成过程1) 微软公司于1975年创立于新墨西哥的阿尔伯克基市，创始人为比尔盖茨、保罗艾伦和里科威兰德。公司成立之初，主要是为早期个 人计算机提供BASIC语言。1979年1月，微软公司从阿尔伯克基市迁到华盛顿州的贝尔维尤市。雇员人数也从3人增加到28人。在这一年，他们推出了Visicalc、WdStar和宏编辑器，开发出WdPerfect，年收入从最初的16 000美元，上升到8 000 000美元。此后，微软公司开始飞速发展。1980年，微软公司注册了Unix操作系统，并且开始研制Unix的PC版本——XENIX。在这一年，微软公司与IBM公司签订了协助IBM公司开发,,软件的合同。为此，微软公司从西雅图计算机公司买进86—DOS的使用权，并雇佣其最拔尖的工程师——蒂姆帕特森对该系统进行大幅度的修改，成为微软公司的MS—DOS硬盘操作系统。1981年，微软公司正式成立并建立了美国销售网。随着微软公司开发项目不断增加，其规模也逐渐扩大，雇员总数首次突破100人，达到130 人。1983年，微软公司为IBM公司个人计算机推出MSDOS2.0版。就在这一年，微软公司计划在IBM公司的个人计算机上引入图形计算功能，即视窗操作系统。这一系统让人们使用鼠标在计算机屏幕上处理图像，并使用若干“窗口”。更为重要的是，微软公司在这一年为视窗作了公告，使这一魔术般的操作系统开始为世人所知。1984年，微软公司应日本电器公司(NEC)要求，为在日本销路最好的个人计算机开发日语版本的MSDOS。从此，微软公司开始向英语国家以外的市场进军。1985年，微软公司为个人计算机推出了带有拼写检查工具的Wd2.0版本，使Wd软件向前进了一步。微软公司还发行了视窗1.0，发行了供苹果公司的Macintosh机使用的Excel。此外，微软公司与IBM公司开始合作研制第二代的操作系统OS2。是年是微软公司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首先，微软公司的年收入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实现了140 417 000美元。其次，微软公司的雇员总数突破了千人大关，达到了1001人。1986年，微软公司发行了Macintosh版Wks和Wd3.0。同年，微软公司的股票在纳斯达克(Nasdaq)电子证券交易所上市，这对于微软公司的超速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年，微软公司的年收入达到了197 514 000美元，接近了2亿美元大关。从1987年到1993年，微软公司不断推出新的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其间还收购了远虑(Fethought)公司的Macintosh版PowerPoint和打印机驱动程序软件生产商鲍尔公司。到1993年6月30日，微软公司发表的年度报告表明，全世界已有1.2亿个人计算机用户使用了MSDOS操作系统。1994年，微软公司推出了Windows NT3.5和代号“芝加哥”的操作系统(即后来的视窗95)的β版本 (外部测试版本)。它的Windows NT3.0和Office4.0分别获得《PC杂志》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类的年度技术优异奖。当年，微软公司还宣布购买Quicken制造商Intuit公司。据估计，在视窗95推出之前，全球有五千万个人计算机安装了视窗。据称，全世界至少有5万个应用软件在MSDOS平台上运行，另外有5千多个应用软件在视窗控制下运行。司法部称微软公司已经占领了70,以上的操作系统软件市场份额。1995年，微软公司推出视窗95和Office95以及联机的微软公司IE 2.0版。同年，美国司法部提出诉讼，要求微软公司停止对Intuit公司的兼并，微软公司遂收回出价。1997年，微软公司推出Office97及套装软件，对Office95进行了改进。当年，又推出IE4.0浏览器。1998年，微软公司在全世界发行视窗98，对视窗95作了进一步的改进，更加方便用户的使用。1999年，微软公司推出Office2000及套装软件，并宣布将推出视窗2000，以此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据统计，微软公司的“视窗”操作系统已占据全球的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的95,以上份额。在1975年—1998年的24年中，微软公司的销售收入翻了90.5万倍，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20.2,;1998年与1989年净利润相比，翻了26.3倍，平均年增长率高达40.7,。与1997年相比，1998年微软公司的销售收入已达144.8亿美元，增长27.4,;净利润达44.9亿美元，上升了30.6,。截止到1999年7月16日，与1986年微软公司股票上市时相比，微软公司的每股盈利上升了38倍，股价上升了300倍，市值逾5000亿美元。3、微软公司的“视窗”操作系统面临的严峻挑战 正当微软公司依靠其“视窗”操作系统，建立起庞大的软件王国时，却面临着来自以下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1) 跨平台Java编程语言和自由软件的出现和发展，直接威胁微软公司视窗操作系统的垄断地位。以自由软件Linux为例，它可以提供完整网络集成的操作系统，充当文件服务器，几乎可以完成视窗上的一切工作。与微软公司视窗操作系统不同的是，任何人不仅可以自由拷贝、使用Linux，而且可以免费获得其源代码，修改程序源代码，以增加特定的功能。随着Linux的逐步发展成熟，它的用户已经从个人延伸至企业，拥有像美国宇航局、迪斯尼、通用电器等一流的企业和团体用户。据统计，目前大约有,,,的公司在使用Linux，成为与视窗抗衡的非微软公司的操作系统。2) 国际互联网(Inter)在全球的迅速发展，以及基于国际互联网的网络服务的兴起，让微软公司深感威胁。比尔盖茨认为:“Inter正逐渐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只有视 窗在被清楚地证明是连接人们与Inter之间的最佳途径之后，才能兴旺发达起来„„我的目标是要证明，一个成功的公司可以自我更新，继续做时代的弄潮儿。4、微软公司离间Java语言，排挤scape浏览器，谋求在新的市场结构下的垄断地位为了继续做时代的弄潮儿，微软公司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在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及应用软件方面的垄断地位，向国际互联网服务和网络软件发起新的战役。1) Java语言之役在Java语言出现之前，整个计算机领域被十几家大公司切割得四分五裂，视窗、OS2、UNIX等各有渊源的计算机标准相互独立，不仅硬件设备不兼容，操作系统等软件平台也相互独立。不仅不同厂家的计算机设备之间沟通乏术，甚至同一用户在不同计算平台上开发的数据资源也不能相互交流。应用软件开发商们在某一种平台上完成了开发工作后，还得费心地将它一一移植到其他平台上。而Java语言则在世界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对计算机平台的跨越，因为它是一种与底层硬件和操作系统无关的计算机语言和计算机平台。具有“一次编写、随处运行”的优势。即无论该用户使用的是哪些硬件平台或操作系统，只要在企业中部署了Java，就可以实现无障碍联网，充分利用企业的全部数据资源。因此，1995年，太阳微系统(Sun Microsystems)公司正式对外公布其Java语言，迅速在计算机界掀起一股强有力的风景。随后，太阳微系统公司又发布了JINI技术，这是以Java技术为基础，把网络上的包括消费类电子设备如蜂窝式电话、个人电子助理、电视终端及个人计算机在内的各种设备和各种软件部件组合成一个单一动态的分布式系统，使网络更易于操纵，更易于管理，具有更高的配置性。因此，Java远不只是一个程序设计语言。有了Java，计算所需的两个要素:程序和数据，都不必存在用户自己的电脑上。它可以存放在国了互联网上任何一个角落，需要时可以随时提取。实现了太阳微系统公司标榜的“网络就是计算机”的理念，即计算机虚拟化。不仅解决了长期困扰软件开发人员的不兼容问题，而且为未来的信息设备提供最广泛的联网空间，把家电、电脑和通信统统联在一起，形成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网络世界。Java的出现，迅速得到工业界如网景公司、数据库大王圣言公司、IBM公司等的支持。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7000多万人使用Java，开发者超过90万人，在美国的“财富1000家”企业中，有52,已具有Java资源，16,配备Java应用软件，42,的公司于1999年在重要部门使用Java，市面上销售的Java应用软件达1000多个。Java的出现，使世界最大操 作系统拥有人微软公司感到巨大的威胁，因为Java可以在任何硬件、任何操作系统上运行，这就绕过微软公司的摇钱树:视窗操作系统，使软件开发商们从此脱离视窗平台。如何对付Java，成为微软公司的重要课题。对待Java，微软公司采取了“拥抱扩展”的策略，即企图制造多个版本的java，破坏100,纯Java的既定原则，使Java重蹈当年UNIX的多个版本互不兼容的覆辙，从而完全破坏Java的开发和平台的本质特性。1997年6月，微软公司宣布，要利用Java创建一系列只能运行于视窗操作系统的应用程序—视窗Java，这种Java不同于太阳公司的纯Java，其实质是使Java的“编写一次，处处运行”的承诺出现问题。微软公司正式发布的视窗98、IE4.0和Java软件开发工具(SDKJ)根本无法通过太阳公司的100,纯Java测试，因为这些软件不支持代表Java技术优势的Java基础类或Java本原界面和远程方法调用。相反，微软公司创建了自己的应用基础类，而IE4.0只支持自己的Java软件。结果，利用微软公司的SDKJ编写的Java程序只有在视窗和IE4.0上运行。一句话，微软公司企图再一次把软件开发者和应用程序固化在视窗平台和IE浏览器上，这些显然违背了Java开放和跨平台的本质。Java之争的实质，是微软公司想同太阳微系统争夺在全球范围内的Java控制权，包括Java的标准制定权，对其他公司和组织Java标准的监护权和Java的通用冠名权等。Java的最终战场不是Java虚拟机，也不是浏览器，而是为包括家电在内的所有电子设备提供运算和互联网功能。微软公司以其占有95,以上的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的优势，以NT进军服务器市场，以CE挥师手提电脑市场，以Office软件强占公司软件市场，以IE控制互联网门户，以MSN力争网络服务市场，以SQI，Server袭击数据库市场，同时利用强大的资金和市场优势，涉足电子商务、个人金融、电视服务和通信等市场。如果微软公司离间Java成功，就有可能拿下家电智能化市场。 2) 网络浏览器之争1995年9月，圣言(acle)公司总裁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在欧洲的一次计算机会议上，首次提出网络计算机( wk Computer)的概念，所谓网络计算机，是指一种配置简单却能充分运用网络资源运行的廉价电脑，这种装置用的是廉价芯片，没有硬盘，能在国际互联网上存入或提取内容。网络计算机概念的提出，代表了计算机工业界思想的根本改变，由于网络计算机的使用只要一个浏览器，而用户不需要考虑他在用什么操作系统，这样微软公司在操作系统方面的统治地位就不重要了。1995年11月，在全球最 大规模的计算机展示会——Comdex show上，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表示:“微软公司将全力进军国际互联网领域，它将成为我们一切工作与开发的中心”。如同视窗对于个人计算机的作用一样，网络浏览器是打开国际互联网之间的金钥匙，因此谁控制网上浏览信息的通行方法，谁就能制定国际互联网发展的游戏规则。然而，在国际互联网浏览器软件上，网景(scape)公司已于1994年发布其新浏览器“导航者”(Navigat)，并在初期实行免费发送，从而迅速占领了浏览器86,的市场份额。网景公司的成功惊动了华尔街。以华尔街最有威望的戈德曼—萨克斯公司(GoldmanSachs,ampCo.)牵头的一个投资银行集团准备将网景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售。1995年8月19日，成立仅16个月的网景公司在以高科技股为代表的纳斯达克上市，开盘价为71美元,股，其发售的500万股转瞬间被抢购一空。网景公司的成功也惊动了总部在西雅图的微软公司。早在6月21日，微软公司便派人来到网景总部，商谈合作意向。内容包括微软公司向网景公司投资，从而获得15,—20,的网景公司股份;微软公司向网景公司提供相关的技术信息，并适当调整微软公司的操作系统，以便网景公司的浏览器能在微软公司的视窗系统上运行得更好。作为回报，网景公司给微软公司一个董事席位，网景公司的技术要允许微软公司使用，网景公司的产品开发计划要事先向微软公司通报，网景公司不得开发可以在微软公司两个月后即将发布的视窗95上运行的浏览器版本，即网景公司放弃视窗95上的浏览器市场。同时，微软公司还向网景公司优先提供视窗操作系统的应用程序接口(API)，得到API就能更好地开发基于微软公司视窗操作系统更好的软件。很明显，如果当时网景公司接受了微软公司的建议，网景公司不仅可以从微软公司那儿拿到一笔钱，并且可以得到微软公司的支持;可以自由地销售在微软公司视窗3.1或更早版本上运行的浏览器;可以销售在苹果公司的Macitosh机上运行的浏览器，还可以销售UNIX版本的浏览器。但网景公司的董事长吉姆克拉克(Jim clark)认为，“如果把我们的技术让给微软公司而让我们靠边站，我们最好的结果恐怕也只是成为一个年销售额1亿美元左右的公司，最终被微软公司全部买下来而已。”因此，微软公司的代表无功而返。这促使微软公司加快进军浏览器的步伐。1997年9月30日，微软公司正式发布“探索者”(Inter Expler 4.0，简称IE4.0)浏览器。微软公司认为，浏览器应是国际互联网时代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基本功能，坚持把IE4.0浏览器与视窗95捆绑发 行。从而使微软公司的浏览器市场份额从1996年的8,迅速上升到32,，而网景公司的“导航者4.0”(Navigat 4.0)浏览器在1997年6月上市后收费45美元，仅对教育单位和非赢利组织免费，而IE4.0在功能上与“导航者4.0”不相上下。因此，网景公司的市场份额下降到64,。 5、政府方面认为，微软公司的行为构成了垄断，而且其垄断行为对竞争者和消费者都造成了损害1999年8月10日，美国政府方面向法院提交了《事实认定建议》，并于10月10日向法院提交了《修订的事实认定建议》。政府方面认为，微软公司的行为构成了垄断，而且其垄断行为对竞争者和消费者都造成了损害。一、微软公司在操作系统领域拥有垄断力量。二、替代平台的技术，特别是IE浏览器和Java，对微软公司在操作系统领域的垄断构成了威胁。三、微软公司试图签订瓜公市场协议来消除平台水平的软件对微软公司操作系统垄断的威胁:(一)微软公司试图通过向网景公司提出签订瓜分市场的建议来消除浏览器的威胁;(二)微软公司关于签订瓜分市场协议以消除其他潜在威胁性中间软件的建议符合反竞争行为的特征。四、微软公司采取掠夺性行动来消除浏览器对其操作系统垄断的威胁:(一)网景公司拒绝微软公司瓜分浏览器市场的建议之后，微软公司采取了掠夺性行动来消除来自浏览器的威胁;(二)微软公司将IE浏览器捆绑到视窗95和视窗98上以实现损害网景公司等竞争对手的非法目的;(三)微软公司为了损害网景公司等竞争对手而向电脑制造商施加了一系列其他类型的反竞争限制;(四)微软公司与在线服务商和国际互联网服务商签订了反竞争的排他性协议;(五)微软公司与国际互联网内容服务商签订了反竞争的、排他性的协议;(六)微软公司与其他公司签订了限制后者促销、支持和分销非微软公司产品能力的排他性协议;(七)微软公司对IE浏览器实行掠夺性定价。五、微软公司采用掠夺性的、反竞争的行为阻挡其他平台的威胁，并因而进一步强化自己对操作系统的垄断:(一)微软公司采用掠夺性的、反竞争的行为来回应Java对应用程序进入操作系统之障碍构成的威胁;(二)微软公司采用掠夺性的、反竞争的行为诱使英特尔公司放弃或限制平台水平的软件。六、微软公司通过掠夺性的、反竞争的行为来维持在操作方面的垄断，并将危险地垄断浏览器市场，对消费者造成了实质性的、长远的损害:(一)微软公司消除浏览器威胁的行动进一步强化了微软公司在操作系统方面的垄断;(二)微软公司的反竞争行为造成了一种微软公司垄断国际互联网浏览器市场的危险可 能性;(三)美国在线对网景公司的收购不能恢复微软公司掠夺性的反竞争行为对竞争造成的损害;(四)微软公司的整个行为过程对竞争已经造成，而且还将继续造成实质性的、长远的危害;(五)微软公司的整个行为过程对消费者已经造成，而且还将造成实质性的、长远的损害。 参考文献:[1],美,马歇尔C霍华德，孙南申 译美国反托拉斯法与贸易法规——典型问题与案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2] 郭建安微软讼案法律出版社2000年1月1日第1版[3]李彦宏硅谷商战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4] 比尔盖茨未来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5]秦海波“太阳”为何与微软打“世界官司” 经济日报，1999年5月6日[6]石军军 程昊鹏 俞叔文等Linux挑战软件巨无霸经济日报，1999年5月27日参考阅读:微软真能高枕无忧 (原作者:邓聿文，来 源:中国经济快讯周刊)微软虽然逃脱了被一分为二的命运，但它从此真能高枕无忧本次反垄断案，是美国政府五十多年来掀起的最大一起针对企业的反托拉斯案。1998年5月，联邦政府司法部协同包括美国最大的州——加利福尼亚和首都华盛顿在内的18州1市，以微软违反反托拉斯法为由，将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公司推上了法庭。然而，在11月2日联邦法官科林,科特利批准了微软和司法部达成的反垄断案解决方案后，和美国联邦政府共同状告微软的18州1市却出现分裂，其中包括加州和华盛顿市在内的9州1市，认为司法部和微软的协议不足以抑制微软的垄断倾向，难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决定继续和微软较量下去，但目前还不知道这9个州是否会对科特利的判决进行上诉;而其他9个州则认可了微软案的协议，打算从此偃旗息鼓。尽管如此，微软的竞争对象、电脑制造商Sun微系统公司却表示，它将不会就此罢休并且将继续把微软反托拉斯案抓住不放，虽然在反对微软实施垄断行为时遇到法律挫折，它还是将力劝各州对该案提起上诉。现在来看，即使9个州和Sun公司上诉，微软被拆分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即便这样，微软也不能像过去一样无视竞争对手和消费者的警告而为所欲为了，也就是说，微软从今以后并不能高枕无忧。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2001年美国上诉法院7位法官对微软作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司法判决还存在，这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一样，随时悬在微软的头顶上，只要微软以后重犯前科，这把达摩克利斯剑就会刺向它;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为防止微软的垄断行为，司法部在和微软达成的协议中，对它设置了多方面的限制:一是微软得向其他公司 公开其部分计算机代码，使这些公司能设计和视窗兼容的软件，其中包括为服务器设计软件的公司，这一协议条款将防止微软利用视窗对服务器市场进行垄断。二是协议要求微软不得干涉计算机制造商选择什么样的软件，除非这些软件和视窗有技术上的冲突。三是为了保证反垄断措施的实施，司法部有权检查微软的代码、企业内部文件、账户以及相关的记录等。四是司法部还将在微软总部设立一个3人专家委员会，专门监督微软对协议的执行情况。专家由微软和政府各选一名，另一名由双方协商挑选，委员会的费用由微软全部支付。司法部和微软还商定，这一协议有效期5年，届时视情况可延长两年。正因为有这些“紧箍圈”，美国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才会在法院判决后信心十足地表示，司法部将“强烈保证”微软遵守解决方案，密切关注微软对各条款的执行情况。美国反垄断法的转向但是，微软毕竟成功地逃脱了被分割的命运。所以，人们也就自然要问个为什么。其实，从1990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开始对有关微软垄断市场的指控展开调查算起，美国政府对微软的反垄断行动已历时10年多，其间白宫两易其主。根据司法部的指控，杰克逊法官曾于1997年年底裁定，禁止微软将其网络浏览器与“视窗”捆绑在一起销售，但第二年5月上诉法院驳回了杰克逊的裁决。于是，司法部和18个州1市于1998年5月再次将微软拖上被告席，这一次微软险些被分拆为两家公司。2001年6月28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作出裁决，驳回地方法院法官杰克逊去年6月作出的将微软一分为二的判决，但维持有关微软从事了违反反垄断法的反竞争商业行为的裁决。上诉法院要求地方法院指定一位新法官重新审理这一历史性的反垄断案。微软的命运之所以能够发生如此戏剧性的转折，客观地说，有两个原因:一是与大企业有密切关系的共和党总统布什在2001年入主白宫及阿什克罗夫特掌管司法部;二是微软有强大的律师团和顾问团，因此，也就有向国会和法院进行强大游说的能力。但是，除此之外，专家们认为，更主要的，是美国的反垄断法发生了变化，即从过去的维护价格竞争转向新经济时代的促进创新。美国的反垄断工作可追溯到19世纪末。1890年，美国通过了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法。在此后的100多年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一系列补充性法案来加强反垄断工作，这些法律构成了美国政府反垄断的基础。美国的反垄断法适用于几乎所有行业和公司。反垄断法禁止3类违法行为:阻碍交易的行为;有可能大幅降低某一特定市场竞争程度的企业兼并;旨在获得或维持垄断地位的反 竞争行为。美国政府实施反垄断法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促进市场竞争来保护经济自由和机会”。从美国的反垄断法来看，虽然通过“不正当行为”维持或获得垄断地位是违法的，但一家公司拥有垄断地位或企图获得垄断地位并不一定违法。所以，垄断行为如果不是通过不正当的方式，就构不成拆分的理由。这实际上就等于说，在新经济时代，用拆分来破除垄断已经落伍。因为在新经济时代，网络科技具有高竞争性及快速更新换代的特点，任何领先的技术都将被更加先进的技术所代替，在高速增长的科技领域，垄断往往是一时的事情。而在法官们的眼里，微软是新经济的代表，新经济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的技术创新。微软也是以创新为武器来为自己辩护的，比尔盖茨在法庭上说，美国的反垄断法是为了保护竞争机制而不是保护竞争对手，反垄断法不反对通过正常竞争获得的垄断地位，而是反对运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来获得或者巩固垄断地位。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拆分是由于它的垄断地位是通过美国政府的特殊政策确立的，而微软在操作系统上的地位是通过市场竞争获得的。有关专家指出，与美国历史上一些重大反垄断案相比，微软案具有显著的特点。首先，微软基本上是靠自我发展起来的垄断公司;而在1911年和1984年分别被分拆的美孚石油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则都是靠并吞竞争对手成为各自行业的“巨无霸”的。其次，微软的发展是以知识产权和知识创新为基础的。如果“视窗”软件多年一贯制，可能早就被市场淘汰了。再次，微软虽然对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市场拥有绝对垄断权，但并没有利用这一垄断优势无理地抬高价格，其网络浏览器开始时还是免费赠送的。此外，这是美国进入新经济时代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反垄断案件，其结局很可能成为今后高技术领域反垄断案件的一个判例。因此，针对这样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美国司法部打出了“推动创新”的旗号。在杰克逊2001年作出分割微软的判决前夕，当时的司法部长雷诺表示，对微软采取反垄断行动是为了创造竞争环境，以增加消费者的选择。这种观点得到不少反垄断问题专家的赞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反垄断问题专家罗伯特利坦认为，在美国的绝大部分行业中，创新是最重要的推动力，因此，微软一案必须具有开创先例的价值。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增长理论”的创立者保罗罗默同样支持对微软采取反垄断行动。他认为，创新是决定消费者福利的最重要因素，而竞争比垄断更有可能带来创新。保持创新的活力是美国经济能否继续领先于世界的关键，近几年来，美国以反垄断为核心的竞争政策重点转向促进创新。 可以说，正是为了重振信息产业，促进科技发展，美国政府最终放弃分拆微软。不过，在美国经济学界，对反托拉斯法质疑的声音渐渐多了起来。一些学者认为，目前的反垄断措施经常是对取得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不利，哪怕企业的支配地位是通过高效和低价取得的;而在现实中，企业垄断与否，企业到底是推动了竞争还是抑制了竞争很难判断。比如，著名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指出，“多年来，我对反垄断法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刚入行的时候，作为一个竞争的支持者，我非常支持反垄断法，我认为政府能够通过实施反垄断法来推动竞争。但多年的观察告诉我，反垄断法的实施并没有推动竞争，反而抑制了竞争，因为官僚总舍不得放弃调控的大权。我得出结论，反垄断法的害处远远大于好处，所以最好干脆废除它。”美国经济学界的另一大亨、价格理论大师阿曼阿尔钦说:“我想根本没有经济学家会支持司法部对微软的起诉，至少我没有见过。”的确，对于当年曾困惑大经济学家马歇尔的垄断与竞争的关系问题，甚至对于微软的捆绑销售究竟是垄断还是竞争行为的问题，至今没有一个能令人折服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微软案结果如何，它必然对美国反垄断政策的走向产生影响。总之，随着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卷土重来，在新经济时代，被奉为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守护神的反垄断法也在寻求改变。微软案正集中反映了经济学家们对此问题的反思。7、民航机票该卖多少钱 (胡天舒，国际金融报2003年04月17日)4月16日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公布了《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方案听证会文件》全文，长达200多页的文件一时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而就在两天前，4月14日，参加民航票改方案听证会的15名正式代表刚刚诞生，他们将有9天的时间去理解200页的文件，在24日那天提出各自对票改方案的意见。 记者16日就此方案的出台采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一位周姓官员说:“票改方案的出台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是规范民航票价市场，二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但是他对机票“明折明扣”的政策不予评价，他强调:“制定市场指导价是价格部门的法定权限，这个方案我们花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了大量的计算。”从“明折明扣”到“浮动价”消费者最关心的是机票价格，中国机票价格的松动源自1992年。那年国务院召开了关于研究民航运价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的会议，会上确定，允许航空公司票价可以上下浮动10,。而1997年无疑是中国机票价格发展历程中的转折点，民航总局推出“一种票价、多种折扣”的政策。这 标志着中国的民航业开始了对“多级票价”体系的初步尝试。“在实行差别价格的同时，如果没有跟上相应的限制高端旅客购买高折扣机票等措施，那么折扣票价的结果只能是最终走向取最低票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一位分析师4月16日说。的确，科学的运价体系的缺失，未带来票价主管部门预期的市场效果。1999年2月1日，“禁折令”应运而颁布。这项束缚航空公司的手脚、却为代理人“创造”赚钱机会的政策受到社会各界广泛批评。2001年，民航总局决定在数条航线上实行明折明扣，“为旅客造福，为中国民航的发展造福”，一时间喝彩声此起彼伏。然而在明折明扣下，航空公司要实现“差异”同样要通过价格。于是，不按规定折扣卖出的折扣票出现，航空公司通过“暗折暗扣”进行着几乎是完全自由的价格战。1997年以来，机票暗折暗扣和航空公司“赔本赚吆喝”一直是中国民航胸口的暗痛。回望民航国内票价的多次变动，机票价格的“放”和“管”成为民航业界难解的痼结。如何建立一个符合市场的机票价格体系，已成为摆在中国民航面前的一个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无论是广大消费者还是航空公司，在昨天发布的方案中，第九条成为他们瞩目的大热点:“以调整后的平均每人公里0.75元作为国内各航线基准价，允许航空运输企业在境内、外销售国内航线客票时，以基准价为基础，在上浮25,、下浮40,的幅度内确定具体价格„„由航空运输企业独家经营的航段，只实行票价上限管理，不规定下限。”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这位周姓官员没有透露“25,”和“40,”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他表示，如果航空公司要打出比“25,”和“40,”更高或更低的票价，可以向民航总局申请作特殊批准，“只要航空公司承受得了，总之一切按照市场来。”航空公司触动不深当记者16日下午致电东方航空公司时，东航一位中层对票改方案感到“愕然”，他对记者说:“现在不是正在这么做吗”虽然方案上明确提出“差别票价”的概念，“航空运输企业在政府规定的幅度内，引入多级票价制度，根据运输淡旺季、购票时限、人数、特定消费群体、航班时刻、机型等因素实行差别票价。”但实质上很多人都把票改方案理解为简单的机票价格的调低。有业内人士提醒，如果差别定价没有根据不同价格建立一个运价体系、没有在每一价格水平上附加不同的限制条件，那么对旅客而言，只有全价票和不同折扣票价的区别，但是没有任何其他限制条件。东航这位人士的惊奇不是没有道理。在没有上述运价体系的支撑下，任何能作简单运算的消费者都会选择最低运价，同时，航空公司间破坏 性价格大战的重演也不是不可能重演。“不能排除改革方案中最低的折扣价将成为市场中惟一实施价格的可能。”该东航人士认为，票改方案的出台“主要是为了规范市场，制止恶性竞争”。记者问方案是否会对东航票价体系产生影响，他表示:“影响不太大，至少近期内不可能。”而这一点周姓官员也表示了肯定:“票价打到3折、4折正常吗市场还是需要规则。”好在航空公司在价格竞争的这几年，都对市场细分、科学定价、收益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比如南航最先上了收益管理系统，之后是东航、国航。据悉海航目前已经成立专门小组力主开发自己的收益管理体系。更有些航空公司，已经开始尝试新的市场营销方法，比如扩大直销比例、整合旅游产品等等。深圳航空公司发言人侯斌认为，不能拿一般的消费品去衡量航空市场，民航企业自己的壮大才是最重要的。与美国等航空业发达的国家相比，我们的航空企业在票价制度系统的设定方面还非常不成熟。听证会起多大作用伴随着票改方案文件的公布，“民航价格改革方案听证会”定于4月24日在北京铁道大厦举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主持召开听证会，除了公布《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方案》及相关说明材料外，还将委托中国价格协会、中国消费者协会开通热线电话和专用电子信箱，征集、整理社会各方面意见。这是继去年年初铁路春运票价听证会后，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征询民意的价格会议。不过与铁路听证会有区别的是，这不是一次关于“涨价”的会议。上海产生的消费者代表是中国教育工会上海市委员会生活文体部刘光震。他告诉记者，“花了4个小时才把207页的文件读完”。而记者自己光是在看“文件”第二章时，繁复的航空公司成本、收入和运价分析，已经感到非常复杂。而到16日文件公布当天，上海另外一位经营者代表、东航市场营销部的高培，还表示“没有看完方案，未作出仔细的思考”而拒绝谈更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位官员告诉记者，要得出合理的机票价格浮动幅度，制定者“将中外航线进行了仔细的比较”，并且“从世界几万条航线中挑出和中国航线相似的某些航线，加以计算和比较”。他说:“很多资料其他国家也是保密的，更不必说我们还要挑选、翻译、进行分析了。”这番话解释了为什么票改方案从去年开始一直迟迟没有出台的原因。不知道政策制定方动用如此力量精心制定出来的票改方案，15位听证代表可否在9天时间内很好地去理解其精神，并在听证会当天用10分钟的发言时间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刘光震说，他准备组织召开一个座谈会， 请旅行社、教育界、科技界、媒体等各方面的代表坐在一起，反映一下目前飞机票价中存在的问题，集思广益。无论是票改还是听证会，消费者都在最简单的层面上寄希望机票的全面降低。而在采访中，记者经常听到一些航空公司抱怨:“我们的日子并不好过。”由于很多的航空材料中国不能自己生产，用于生产的绝大多数投入要素，如飞机、航材、飞行模拟器、燃料等等都需要在全球化的市场中购买。而在交易过程中，由于国内公司缺乏市场竞争力，很多时候不得不比国外航空公司付出更高的价格。成本的不可预测性导致航空公司“不能控制自己”。“我们的油价就是新加坡的2.5倍，不得不说，航空是微利企业。“一家航空公司高层对记者说。而一家航空公司的老总甚至这么对下属说:“要随时有处于崩溃边缘的准备。” 第八章 总需求理论1、从电池回收看外部性“忽如一夜春风来”，在北大的各个宿舍楼及教学楼内，出现了一个个朴素的纸箱，这是环境发展协会的同学为回收废电池、减少环境污染特意设立的。这一举措不仅有利于保护环境，而且也为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出了力，可谓一箭双雕。废弃的电池污染环境，具有负外部性。于是，生产单位电池的社会成本加上受到污染影响的不利影响的旁观者的成本，成本总额加大。此时，电池的消费者的价值大于生产它的社会成本;电池的最适当的数量，即最优的数量，小于均衡数量，既市场量。这时市场无效率。 面对这种负外部性，我们并非束手无措，既可私人解决，也可设立针对外部性的公共政策。环发的电池回收箱就是私人解决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为回收提供了外部条件。但他们的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很多人对回收箱眼至心不到，视若无物。这时，通过发传单、搞演讲等活动来扩大它的影响，用道德规范和社会约束来解决，即利用外部性的内在化。对于生产电池的厂家，政府应进行管制或征收庇古岁。如国家环保局可以告诉每家工厂每年的排污量减少为50吨，或指定某些厂商生产环保型电池。当然，政府也可以用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向私人提供符合社会效率的激励，如可以对每个厂家每排出一吨废物征收一万元的岁收。 若想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还需要政府投资科研领域，使环保型电池的成本降低，使之趋于完善。这才符合市场规律，才能赢得消费者。 2、灯塔的故事 (熊秉元，选自《灯塔的故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一个靠海的渔港村落里住了两三百个人，大部分的人都是靠出海捕鱼维生。港口附近礁石险恶，船只一不小心就可能触礁沉没而人财两失。如果这些村民都觉得该盖一座灯塔， 好在雾里夜里指引迷津;如果大家对于灯塔的位置、高度、材料、维护也都毫无异议，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钱找出来，分摊盖灯塔的费用 村民们怎么样分摊这些费用比较好呢既然灯塔是让渔船趋福避祸，就依船只数平均分摊好了!可是，船只有大有小;船只大的船员往往比辋多，享叟到的好夌比较多《所以，依船员人数分摊可能比较好!可是，船员多少不一定是好的指标，该看渔获量。捞得的鱼多，收入较多，自然能负担比较多的费用。所以，依渔获量来分摊比较好!可是，以哪一段时间的渔获量为准呢要算出渔获量还得有人秤重和记录，谁来做呢而且，不打渔的村民也间接地享受到美味的海鲜，也应该负担一部分的成本。所以，依全村人口数平均分摊最公平!可是，如果有人是素食主义者，不吃鱼;难道也应该出钱吗可是，即使素食主义者自己不吃鱼，他的妻子儿女还是会吃鱼啊。所以还是该按全村人口平均分摊。可是，如果这个素食主义者同时也是个独身主义者，没有妻子儿女，怎么办还是船只数为准比较好;船只数明确可循，不会有争议!可是，如果有人反对:虽然家里有两艘船，却只有在白天出海捕鱼，傍晚之前就回到港里。所以，根本用不上灯塔，为什么要分摊或者，有人表示:即使是按正常时段出海，入夜之后才回港，但是，因为是讨海老手，所以港里港外哪里有礁石，早就一清二楚，闭上眼睛就能把船开回港里，当然也就用不上灯塔!好了，不管用哪一种方式，如果大家都(勉强)同意，都好(也许决定是自由乐捐)!可是，由谁来收钱呢在这个没有乡公所和村里长的村落里，谁来负责挨家挨户地收钱保管呢好吧，如果有人自告奋勇，或有人众望所归、勉为其难地出面为大家服务，总算可以把问题解决了!可是，即使当初大家说好各自负担多少，如果有人事后赖皮，或有意无意地拖延时日，就是不付钱，怎么办大家是不是愿意赋予这个“公仆”某些像纠举、惩罚等的“公权力”呢灯塔的例子很具体而深刻地反映了一个社会在处理“公共财”这个问题上所面临的困难。灯塔所绽放的光芒德泽广被、让过往的船只均蒙其利。可是，其他的东西像面包牛奶一个人享用了之后别人就不能再享用;灯塔的光线却不是这样，多一艘船享用不会使光芒减少一丝一毫。而且，你在杂货店里付了钱才能得到牛奶面包;可是，即使你不付钱，还是可以享有灯塔的指引，别人很难因为你不付钱而把你排除在灯塔的普照之外。和牛奶面包相比，像灯塔这种财货就比较容易由公共部门来解决。因此，由灯塔的例子，可以具体入微地联想到“政府”存在的理由:透过大家认可的方式，大家决定要 有哪些像灯塔之类的公共财，也决定要怎么样分摊提供这些公共财的成本。而且，为了能有效地处理“支出”和“收入”这两方面的问题，大家也愿意让政府拥有某些司法和制裁的权力。对一般人来说，也许灯塔和实际生活的经验有一段距离，不太能体会里面的曲折。但是，类似的例子多得很。每一个人都可以自问，如果要在自己家附近的巷子里设一盏路灯，钱要由街坊邻居一起分摊、地点要由大家商量决定;那么，你认为怎么做比较好，或者你觉得走夜路没有什么不好，何必劳民伤财„„虽然早就在别的文章里，看到科斯的这篇论文多次地被引用;可是，一直到最近读他《论文精选》这本书，才看到闻名已久的这篇《经济学里的灯塔》。初读这篇传诵一时的文章，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甚至觉得有点困惑:为什么科斯会把这篇文章收录在他准备传世的《精选》里。文章还没看完，刚好有事必须夌理，就帮着满腹的不觫离弈书桌。第二天找到时间，把文章看完，还是不能体会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再看了第二次，依然如此。科斯的这本《精选》显然是他二十余岁就成名、纵横经济学数十年之后，精挑细选自己最满意的上上之作。书在一九八八年出版，三年之后刚好得到诺贝尔经济奖。后世学者要了解科斯，大概只要精读这本小书里的七篇文章，就可以得其精髓。七篇文章里，第一篇是三十余页的长序。一方面回顾他的心路历程，一方面细数他自认为对经济学的贡献。第二篇是他在二十一岁前后写就的经典之作《厂商的本质》，文中点出了市场经济里价格机能的特性:利用市场的价格机能去取得各种资源，会隐含了搜寻、订约、履行等等的成本。这些成本可能很高，所以，成立一个经常性的“厂商”来运用资源可能会胜过利用价格机能。第三篇《社会成本的探讨》更是近二十年来蓬勃发展的“法律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自一九六零年出版以来，这篇文章已经被别的论著引用了三千次以上，对西方法学界产生革命性的冲击。因此，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当然不容置疑。第四篇文章厘清了传统经济学所深入不疑、奉为圭臬的“边际成本订价法”在推理上的谬误。第五篇是对“工业经济学”的反省和指引。第六篇是他对数十年来自己所受的攻击提出反驳;论点虽然不一定能服人，但是，大师出手，确实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和前六篇文章的大开大阖相比，第七篇文章虽长，但就内容而言，只能算是学术上的一篇小品„„传统上经济学者一直认为，灯塔非由政府兴建不可。因为，灯塔散发的光芒虽然功德无量，可是船只可以否认自己真的要靠灯塔指引，或者过港不入;所以，民营的灯塔可能收不 到钱。而且，灯塔照明的成本是固定的，和多一艘船或少一艘船无关。因此，灯塔不应该收费，而应该由政府经营。科斯引述史料，说明在十七八世纪时，英国境内大部分的灯塔都不是政府经营，而是由英皇特许，私人经营，或者是由一个港务公会负责兴建经营。这些“非公营”的灯塔订有费率，向所有进港的船只收费。科斯引用的史料很生动。譬如说，他在文章里面提到有一商人花了四十万英镑，在一处险恶的礁石上翻修了一座新的灯塔。但是，在暴风雨中，人和灯塔都被扫入海里。灾难过后，英国政府付给商人遗孀慰问金二百镑和年金一百镑。可是，文章虽然有趣，重点只不过是点出了传统经济学者在论述时不讲求证据的缺失而已。有什么重要可言呢而且，虽然文章里被科斯点名批评的包括马歇尔、萨缪尔森这些经济学(史)上的大师;可是，这篇文章发表时科斯早已是一方重镇，并不需借着撂倒大师来扬名立万。所以，为什么科斯会把这样一篇文章收入他的传世之作呢 也许，科斯是希望借着这篇文章来提醒所有的经济学者:经济学不该只是漂亮的模型、繁复的数学和想当然的推论。对于人的实际行为多做观察和了解，再归纳萃取出一些智慧，这样的经济学或许比较平实可喜。可是，单单为这一点“常识”，就值得让这篇文章和其他的经典之作平起平坐吗何况，科斯对萨缪尔森的批评也不能说毫无瑕疵。即使英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私人的灯塔，并不表示私人灯塔是常态;放眼二十世纪末期的今天，试问世界上有几座灯塔不是公营的因此，萨氏的观点并不为过。那么，追根究柢，科斯到底为什么对这篇有关灯塔的论文情有独钟呢灯塔，应该是有助于指点迷津的。可是，经济学里的灯塔却好像总是让人坠入五里雾中，不辨西东„„3、我国开始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 一个企业节约下来的污染排放指标，可以作为商品出售给其他缺少排放指标的企业。目前，我国正将市场机制引入污染防治领域，着手建立和推广排污权交易制度。 国家环保总局自,,,,年起在全国部分省市开展了排污权交易的综合试点工作，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充分调动企业主动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的积极性，以最小成本实现减排目标。 据专家介绍，所谓排污权交易制度，是指在实施排污许可证管理及排放总量控制的前提下，鼓励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和污染治理节约污染排放指标，这种指标作为“有价资源”，可以“储存”起来以备自身扩大发展之需，也可以在企业之间进行商业交换。那些无力或忽视使用减少排污手段、导致手中没有排放指标的企业，可 以按照商业价格，向市场或其它企业购买指标。在世界发达国家，排污权交易制度对排污总量控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国家环保总局污染控制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并不意味着企业只要有钱就能无所顾忌地扩大排污。无论“买”“卖”双方，其交易都只能在满足国家总量控制的前提之下进行，并且不能使当地环境质量恶化。 根据我国环保“十五”计划，到,,,,年，占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三分之二的地区，其排放量将在,,,,年的基础上减少两成。专家认为，实行排污权交易这种市场化手段，将有效地促使排污者以有利自身发展的方式主动排污，削减排污总量。 4、皇帝为什么要杀功臣——信息经济学分析 “飞鸟尽，良弓藏”，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周而复始地上演着这出闹剧。整个历史陷入一个怪圈，无论你如何挣扎，终究不能走出循环，就如齐天大圣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般。由于每朝每代都发生了此类事情，因此从逻辑上、直觉上来说这都不应该是某个皇帝个人素质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经济学的发展使人们可用经济理性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一些历史现象，功臣与皇帝间的关系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尽管这不会是唯一的解释。 在信息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人有多种类型，代理人自己知道自己属于什么类型，但委托人不知道。为了显示自己的类型，代理人选择某种信号，委托人根据观测到的信号来判断代理人的类型，同代理人签署合同。这就是所谓的信号传递模型。如企业雇主与雇员的关系:雇员知道自己的能力，雇主不知道;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雇员选择接受教育的水平。而雇主根据雇员的教育水平支付工资。此外还有信号甄别模型，同信号传递模型一致，只不过变为委托人先行，提出一系列合同供代理人选择，代理人根据自己的类型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合同。无论那种方法，都在于使代理人有积极性使自己的类型暴露出来。借用经济理论，我们可将皇帝与功臣间的关系看作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皇帝作为帝国的所有者，控制着帝国的产权，但他不可能直接治理国家，必须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人来帮助他管理国家。在这样一个委托代理关系下，皇帝给功臣们高官厚禄，对他们的要求是勤奋工作，为皇帝效命。不过皇帝最主要、最关心的还是要求功臣们不得造反。功臣们是否勤奋工作，属于激励理论，此处暂不讨论，我们集中焦点于造不造反的问题。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确保江山万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功臣们造不造反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帝们绞尽脑 汁来解决的问题。解决功臣们造不造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识别到底谁会造反，但这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格局:大臣们自己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却不知道谁是奸臣，谁是忠臣。宋太宗有一段名言，大意是国家要么有外患，要么有内忧。外患是有形的，而内忧则无法察觉(原文是奸邪无状)。一个奸邪无状的自白道出了皇帝们的无奈:他必须有什么方法可以鉴别出谁是奸臣，谁是忠臣。根据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功臣们必须发出一个信号或皇帝必须用一个信号来确定一个分离条件，来使忠臣、奸臣可以分离而不混同。在经济学里，由于每个类别人的成本和收益不同，还可以根据一个信号制定出分离条件，使该信号能让不同类型的人根据成本—收益比较自动现出原形，低对逨反之类皌事杭说，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任何成本都相形见拙。只要有些风险偏好，又有可能造反成功，难保有人不起歹心。面对近乎有无限收益的皇帝宝座来说，不可能根据成本—收益情况确定出一个分离条件，皇帝们只能简单地根据某个信号直接判断(本文不考虑人心会因为时间、情况的变化发生改变以致忠臣变奸臣的情况)。那有什么信号又能让皇帝识别出奸臣呢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强惩罚威胁力度，诸如灭九族、凌迟等处罚手段，这样有风险规避行为的人会选择不造反。不过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风险爱好者在有机会时总是会去尝试一下的。而功臣，尤其是开国功臣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是风险爱好者，若不然谁会去“提着脑袋干革命”呢所以，事后惩罚的威胁对以冒险为业的功臣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震慑意义。那么以亲戚关系来识别呢从吕后到李世民，从多尔衮到雍正，亲戚的血缘、亲情约束对争夺帝位来说只是很小的成本，成大事者从不会将其放在心上，分我一杯羹更是千古名言。那能否根据对皇帝是否恭顺这个信号来识别奸臣呢毫无疑问，真正要造反的人对皇帝也照样会毕恭毕敬，安禄山对唐明皇的肚里只有一颗赤心的绝对服从令人记忆犹新，这个信号没有任何意义。那能否逆向思维，认为敢和皇帝争辩的就是忠臣，不敢争的就是奸臣呢可惜，历史上的权臣是敢和皇帝争辩的，不敢争的依然是忠奸难辨。凡此种种，我们用尽心机也无法为皇帝们找到可从功臣中实施忠奸分离的合理信号，当然更不可能找到分离条件。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无法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的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为此，皇帝们自然有自己的分离信号来进行分离，将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确保江山永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在不能辨别忠奸时， 皇帝们选择了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分离信号: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杀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唯一的选择，最后都作出了同样的选择，让我们后人了见识了一幕幕闹剧。不要问你想做什么，而要问你能做什么，功臣们天然有罪，谁让他们有能力造反呢。学者们说中国是外儒内法，至少在对待功臣上这话是对的，所有的皇帝奉行的都是防功臣像防贼一样的人性本恶的哲学思想。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时曾对秘书林克说朱德是个右派，但他组织不起人马。真是一语道破千古玄机～或许我们可以明白为何朱德能安然过文革，彭德怀却受尽折磨而死。余英时等人总说毛泽东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他们这些新儒家学到的只不过是皮毛，毛才掌握了中国文化的精随。有人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他认为面对皇帝必然选择有能力造反和无能力造反这个信号进行清洗，功臣们仅作出不造反的承诺是不够的。为了使自己的承诺可信，功臣们应该交出兵权，在这种行动的承诺下，功臣们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这样皇帝们可安枕无忧，大家也就相安无事，历史上“杯酒释兵权”就是这一方案的经典案例。应该承认，这一方案是极好的，让很大一部分功臣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但对一个掌握过权力的人来说，这种政治生命的自杀却不是一件容易选择的事情。而且，对那些有极高威望的开国功臣来说，只是交出兵权仍然不可能让上头放心。比如韩信，汉朝建国之初他就被废为淮阴侯，兵权尽无，呆在长安无所事事。即使这样，韩信最后也被灭三族。又如李世民，由于唐朝实行府兵制，李世民平定天下后回到长安其实也没有什么兵权，他在长安的实力不如李建成。在李建成被杀后，李建成的人马差点把秦王府攻破，后来靠扔出李建成的人头破坏对方的军心才奠定胜局。但是，李建成可没有因为这样放松对李世民的警惕。为何功臣交出了兵权还要被清洗呢其实用经济学理论很容易解释这个现象。功臣们的资产除了官位、兵权这些有形资产外，还有不可与其肉体分离的威望、才干、人际关系和势力集团这些无形资产。功臣们交出了兵权，但这些无形资产却无法一起上交。可口可乐的总裁宣称，即使可口可乐的所有工厂被毁，可口可乐凭借其无形资产也能迅速东山再起。同样，韩信、李世民等的无形资产足够让上头睡不安枕了。比如韩信，虽然赋闲在家，类似软禁，但他到刘邦的另一大功臣樊哙家作客时，樊哙还是毕恭毕敬，说“大王乃肯临臣”。樊哙在刘邦功臣中位列第五，又是吕后的妹夫，刘邦的老 相识，对韩信如此态度，足见韩信在刘邦集团中的威望了。在历史上，交出兵权应该说抬高了造反的门槛，使皇帝们使用能造反和不能造反信号进行甄别时只能分离出一小部分威望极高如韩信、李世民之类的功臣，大部分功臣在没有兵权后倒真的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也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象刘邦，他杀的就是韩信、彭越、英布等自己曾经独当一面的功臣，还囚禁过独自镇守过后方的萧何，而周勃等战将就逃过了清洗，因为刘邦很明白没有独当过一面是很难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对于韩信、李世民这类级别的开国功臣来说，没有任何信号可以让上头放心，除非上交自己的无形资产，当然这就意味着消灭自己的肉体。如果韩信自杀的话，相信刘邦不会灭他的三族，相反会到韩信的墓前掉下几滴眼泪，说不定还会给韩信的儿子封官，并招为驸马。李世民就很聪明，没有任何幻想，果断地发动了军事政变，杀了自己的哥哥、弟弟和侄子，囚禁了自己的父亲，霸占了自己的弟妹，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国功臣夺取天下的唯一例证(要严格按儒家的标准，被称为一代明君的李世民绝对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儒家的双重标准由此可见一斑)。不过李世民能成功恐怕也因为他是皇族的缘故，遇到的反抗较小，异姓的开国功臣做此事成功的机会就小得多，象英布就失败了。只要是家天下，屠杀功臣是一个走不出的死结。只有在现代民主制度下，一方面通过各种制度限制私人势力的发展，一方面通过领导人的选举，使将军们可以合法竞选最高领导人，也就是造反合法化才能走出这死结。在选举制度下，通过参选这个信号，有野心和没野心的将军们倒是可以分离出来了。5、国内首例民营BOT项目在泉州处境尴尬:民资热心建桥 却遭冷脸堵路《成都商报》2002年9月26日(A15参考消息版)外地人开车进出泉州市，会发现一个奇怪的景象:两座过江大桥并行相隔，其中一座刺桐大桥与泉厦高速公路近在咫尺，但伸向高速公路的连接道却孤零零地断在半空，成了“断头路”;另一座相隔较远的泉州大桥则花费巨资，修建了一条长达10多公里的连接线对车辆进行“引导”。这一“断”一“连”，经由泉州市区的车辆要想驶上高速公路，至少要多花15分钟的车程。当地的市民也说不清楚原因，只是告诉记者“前者是民营的，后者是政府收费的”。作为民间资金率先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的示范项目，泉州刺桐大桥几年中的尴尬遭遇和现实窘境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反映出的深层问题耐人寻味。全国首创:民资进入大桥建设1994年，为缓解交通负荷，泉州市决定在市区边缘再造一座过江大桥。因政 府财力不足，而外商投资条件苛刻，大桥建设计划一拖再拖。这时，由泉州市15家私有企业合股成立的名流公司主动“请缨”加入。在获得批准后，“泉川刺桐大桥开发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其中名流公司控有60,的股份，政府资金占少量股份。1996年底，投资总额为2.5亿元的刺桐大桥建成通车。按照约定，刺桐大桥由项目投资法人建设经营30年，期满后全部无偿移交给政府。由于刺桐大桥首次吸收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并严格按照建设 经营 移交(即BOT方式)兴建，因此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国内媒体的广泛关注，被称为“国内首例民营BOT融资项目”。怪事发生:高速路连接线竟舍近求远与民间资金进入时的“热火”场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刺桐大桥在建成运营后却一路“怪事”。刺桐大桥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大桥和泉厦高速公路相距仅300米，所以公司在建设大桥时就预留了与高速公路连接的匝道，并已投入700多万元。但这一合情合理的连接方案花了几年的时间也没获得准许，而就在这一连接方案“卡壳”的同时，泉州市自己投资1(3亿元，修建了一条长长的牛山连接线，“引导”车辆从政府收费的泉州大桥驶上高速公路。2001年当地媒体征集市民意见，让刺桐大桥和高速公路实现对接成为泉州市民要求最强烈的问题之一。怪事真相:原是近亿元过桥费作怪采访中，一些熟知情况的干部直言:“怪事”其实并不奇怪。刺桐大桥建设时，早些年建成的泉州大桥收费权归省里，但刺桐大桥建成后不久，泉州大桥收费权就下放到了泉州市，情况也由此发生了变化。两桥并行相隔数百米，每年近亿元的车辆过桥费使两座大桥构成了激烈的竞争，事实上形成了民资与政府“争利”的格局。争利之下，难免出现“怪招”。福建省一位经济部门负责人尖锐指出，一些地方和部门只对引进外资情有独钟，甚至制定指标，引为政绩，而对民间资金却处处设卡，视为异类和对手。这种状况如不尽快改变，不仅民间投资热情受阻;政府制定的启动和扩大民间投资计划也将成为“空中楼阁”。与民争利 实在无理泉州市允许民间资本建造、经营大桥，开了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先河，这好比允许人家进了门。但桥建起来后，却处处设卡、添堵，这又好比请进门后却让人站着，不给座位。这样的“待客”之道，不仅令人寒心，而且实在是没有道理。经济的发展需要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所以我们整天在讲激活民间投资，可是民间投资刚刚露点头，就遭遇到“垄断利益集团”的强力“阻击”，生怕人家发展得快，生怕人家多赚钱。在垄断和权力面前，民营企业自然属于 “弱势群体”，可最终吃亏的是老百姓，如此与民争利，政府又怎么能建立起威信呢问题:1(公共物品的特点是什么泉州刺桐大桥是否属于公共物品为什么2(解释泉州刺桐大桥建设的BOT机制，并予以评论。3(为什么说政府在“与民争利”政府怎样“与民争利” , 2012优化方案高考数学(文)总复习(人教B版):第9章第2课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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