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

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 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 吴重庆 来源: 《读书》2011年第1期 费孝通先生曾把中国农村称为“熟人社会”，他说，“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熟人社会”里，血缘和地缘合一，所谓沾亲带故或者非亲即故，其自然地理的边界和社会生活的边界都是清晰的，同时也往往是重叠的，属于封闭的社会空间。熟人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行事注重亲情和礼俗规约，但讲究亲疏远近有别。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包括: 第一，舆论压人 在熟人社会里，彼此抬头不见低头见，频密的互动带来信息的对称状态，所以，舆论的发生与传播总是快速而广泛，所谓“一传十，十传百”。 熟人社会里的所谓“民风淳朴”，与其说是个体自觉践履道德规范的产物，毋宁说是“熟人社会”里道德舆论压力的结果。试想一想，如果社会生活的流动性极低，人们便不可能轻易脱离日常熟悉的人际圈，便不得不考虑某种非道德行为发生后来自众多乡里乡亲的谴责，所以人们历来都把“兔子不吃窝边草”奉为金玉良言，就是为了规避来自封闭的社会空间里的道德舆论压力及其不良后果。 第二，“面子”有价 不同于“陌生人社会”的无情冷漠，熟人社会充满人情味，好面子。“树活皮，人活脸”，许多人“死要面子”、“死撑面子”、“打肿脸充胖子”，可见面子的重要性。为什么面子值钱,因为在封闭的社会空间里，社会资源有限，要有所作为，就需要“有头有脸”。“面子”的获得来自道德舆论对个体行为的肯定性评价，一个对“面子”孜孜以求的农民，可以因此获得其争取到的社会资源——他人对自己的赞誉、信赖及必要时的扶助，所以“面子值千金”。费孝通先生说，“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在貌似温情脉脉的熟人社会中，熟人社会里的人际行为事实上是一种社会交易行为，个体通过认关系、拉关系、套关系获取社会资源，并以“及报”作为人情法则的基础。 第三，“社会资本”可累积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S?科尔曼(James S?Coleman)在谈到各种“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的特征时指出，“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在一定意义上讲，熟人社会里每个个体所拥有的“关系”，就是他的“社会资本”。在熟人社会的地理边界和社会边界固定且重叠的情况下，彼此长期互帮互助，并且在有力的道德舆论的约束和正向激励下，“面子”和“关系”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社会资本也随之积累和再生产，甚至可以实现代际的承接和转换。所以，才有为村民长期信任的民间权威出现，有的民间权威还父传子，类似世袭。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逐年提高，但农村社会却在不断解体。大量农村劳动力常年离土离乡，农村日趋空心化。中国农村人口如此大规模的外流，可谓史无前例。 2010年3月23日，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的监测调查报告指出，2009年度全国(大陆地区)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比上年增加1.9%。2009年全国外出从业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为14533万人,在本乡镇以内从业6个月以下的本地农民工为8445万人。全国2.3亿农户，户均劳动力外流1人，40岁以下男劳力基本全部外出。另外根据2006年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2006年全国农村劳动力为4.79亿。可见，已有近一半的农村劳动力离土离乡。在中国的大多数乡村，春节一过，绝大多数青壮年纷纷背上简单的行囊，踏上远赴他乡打工谋生的行程。在平常的日子里，乡村的景象依然，但屋在人去，惟有老幼留守家园，他们孤单的身影愈益衬托出乡村的冷清寂寥。因为劳动力外流严重，有的乡村甚至在村中老人去世后尚凑不齐抬棺材的青壮年。根据我的田野调查统计，山区及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村外出打工者的人数一般在户均1.5至2人之间，余下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依恋乡土，而实在是因为身残体弱或一时找不到离土谋生的途径。 在农村大量劳动力离土离乡之后，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是否还在运作,我试图以“无主体熟人社会”(baseless society of acquaintance)这一自创概念，描述并解释中国农村空心化之后的社会生活。 “无主体熟人社会”是在“熟人社会”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同时，也受到贺雪峰在研究村民委员会选举时提出的“半熟人社会”的启发。但“半熟人社会”揭示的是与“熟人社会”之间的量(熟识程度)的差异，其解释力表现在村民委员会选举这一特定事项上;而“无主体熟人社会”是为了揭示与“熟人社会”之间的质的变化，并试图解释空心化农村的社会运作逻辑。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会系统”理论认为，具备足够数量的行动者作为系统的组成部分，乃是社会系统内部整合及社会系统和文化模式之间整合的必要条件之一。否则，便有可能无法维持系统的均衡而呈现“病态”。乡村虽然还是聚居社区，邻里之间虽然还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熟人，但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乡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长年的异地化生活，已导致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运作有异于“熟人社会”的逻辑，或者说已日渐呈现出帕森斯所谓的“病态”。我把此“病态”的熟人社会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 之所以把青壮年大量离土离乡后的农村社区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是因为青壮年乃农村社区里最为活跃的成员，是家庭的顶梁柱，是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以及利益冲突的当事人。在经历革命冲击之后，老人的传统权威息微，青壮年日渐成为农村社会生活的主体。大量青壮年在农村社区的长期不“在场”，构成了农村社会主体的失陷。 “无主体熟人社会”具有哪些不同于“熟人社会”的特征, 第一，舆论失灵 如上所述，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首先有赖于道德舆论压力。我们知道，舆论压力的形成，又有赖于一定数量的生活共同体成员与口头传播中的舆论放大效应，只有“一传十，十传百”，才会产生“唾沫淹死人”的舆论效应。如果舆论的传播仅仅“一”止于“十”或者无人可传播，当事人则可能将舆论视为“耳边风”，乃至胆大妄为，“如入无人之境”。 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由于农村社会的主体成员大量缺席，自然村落范围的道德舆论便难以形成“千夫所指”、“万人共斥”的“同仇敌忾”式的压力。于是，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出现了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现象:在家种地的媳妇苛待年迈的公婆，老两口在忍无可忍之际向远在他乡的儿子诉苦，而年关临近，儿子与其他青壮年一道回家过年，媳妇又一反常态，中规中矩地奉敬行孝， 儿子一头雾水，往往责怪起自己父母的不是。我们可以指责“媳妇”们虚伪之至，但事实上，“媳妇”们的行为变化又是有章可寻的——其行为的“道德”含量总是与其所面临的道德舆论压力成正比，而道德舆论压力又与舆论传播者的数量成正比。 第二，“面子”贬值 说“行为的‘道德’含量与行为主体面临的道德舆论压力成正比”，其所预设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是要“面子”的。可以说，“熟人社会”里的人群越是众多，一个有“面子”的人所缔结的有效人际关系网络就越是宽广，“面子”就越是具有扩张和增值的能力。在熟人社会里，你敬我一分，我敬你两分，大家无非图个“面子”。给别人“面子”，事实上也是对别人抱有“回报”的期待。但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由于构成社会主体的中青年大量地长期不在村，农村社区成员锐减，在在村的村民看来，“面子”的效能难以扩展，其“含金量”明显偏低。因此鼓励了只顾眼前利益的“不要脸”的“一锤子买卖”，所谓“树没皮必死无疑，人没脸天下无敌”。为蝇头小利而不惜撕破“脸面”大打出手，为宅基地而寸土必争绝情断义，目前中国乡村出现大量纠纷(如宅基地和水利纠纷)的深层原因，都可以从“无主体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中得到部分解释。 第三，社会资本流散 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打工，“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的社会边界是流动而模糊的，青年人已经与外部世界建立了各种具有实用价值的“朋友”网络。从村民的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看，较为普遍的情况是，姻亲关系超过了血亲关系，而“朋友”关系又胜于亲戚关系。这在家庭操办喜宴的受邀来宾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少数在外闯荡而终有所获的村人，他们根据人生成功程度的高低，来确定“家”的所在，挣够50万元者把“家”安在大城市，挣够20万元者把“家”安在县城，而挣够10万元者也要把“家”迁到距真正的家乡仅一步之遥的镇区中心所在地。这些幸运者已在乡村之外的世界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他们已没有必要回到原先狭小的熟人社会里去争得“面子”，赢取荣光，所谓“外面的世界更精彩”。这样，乡村社区的社会资本开始外向运作，难以在社区内累积，本土的民间权威日渐没落。本来，当村民之间出现纠纷时，民间权威尚能从中从容斡旋调停，但对“见多识广”的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来说，并没有多少人把本土民 间权威的“说话”当回事，大家互不服气，这就给黑社会恶势力染指乡村纠纷提供了机会----在没人能够调解的情况下，就请外来的“黑社会”来“摆平”。 第四，熟人社会特征的周期性呈现 之所以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不仅因为时至今日留在村里的人仍然生活在熟人圈里，还因为“无主体”的农村社会，也周期性地呈现熟人社会的部分特征。 目前的外出打工，基本上以增加家庭收入为目的。伴随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和家庭生命的周期性以及乡村节庆的周期性，打工者总是周期性地离乡与返乡，如一群候鸟，穿梭于城乡之间。村里平时冷清，但逢年过节却热闹异常。这种景观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所导致的。大的返乡周期(如家庭生命的周期)套着小的返乡周期(如乡村节庆周期和农业生产的周期)。大的返乡周期具体指在外打工的年限，男性一般比女性多七至八年;小的返乡周期具体指隔数个月回乡播种或者收割以及每年回乡过年。这中间既有黄宗智先生所谓的“半工半耕”逻辑在起作用，也有白南生先生所谓的“家庭策略”(family strategy)在起作用，即从“家庭策略”及成本收益比较的角度考虑，在以男性为中心将家庭的经济生产功能外移的时候，以女性为中心的家庭的生育、抚养、赡养功能即劳动力再生产却不便外移，女性离土离乡大多仅发生在婚前或婚后尚未生育之前，以及孩子两岁后至上学前。我们可以将此进一步归结为“男工女育”的逻辑。 农民工周期性返乡除了被动地受到“半工半耕”和“男工女育”等生存逻辑的支配，还受到社会及文化的心理需求的驱使，这主要体现在打工者年终返乡过年的情形中。 首先是解决纠纷的需求。在正常的熟人社会里，由于每个家庭的主事者在村，加上民间权威的作用，纠纷往往得到及时化解，所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在乡村“主体”不在村的情况下，在村的家人之间发生的摩擦往往日积月累，等待“男人”返乡时解决。还有，在外打工的村人之间发生矛盾，也往往在年底时带回家乡，由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第三者来调解。这是典型的“年终算总账”。我在田野调查时访问过一位主管治安的副镇长，他说，“治安在腊月二十至正月十五，是案发高峰期。平时村里也发生民事、宅基地和经济纠纷，但基本上都积 压着，不会发展为激烈冲突，因为80,的青壮年男子常年在外，村里缺乏主角，吵不起来。年底大家回来过年了，矛盾就集中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总爆发，也有一些外出者在外地产生的经济纠纷等到年底拿回本村来算总帐的。所以，我们一般在农历十二月一开始便着手掌握线索，根据群众汇报，分析今年会有一些什么大的案子发生，然后干部分头承包各村的治安，提前打预防针，化解矛盾。”为什么村人都选择在年终来“算总帐”,因为该回来的人此时都回来了，大家齐聚一堂，论理有人倾听，纠纷解决的结局有人品评，有理者因此得到交口称道，无理者在最大范围内“丢人现眼”。这种现象表明了“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熟人社会特征的周期性呈现。 其次是通过“夸富”寻求认同。虽然已经有人以在乡村之外的城市安家置业作为人生目标，但这毕竟只是打工者中的少数“成功人士”。对大多数平凡的打工者来说，一年一度返乡过年，正好可以向村人展示自己的“业绩”，以寻求他人对自己的认同。在人类学文献中被叫做“夸富宴”(potlatch)的现象在年关之际的“无主体熟人社会”里上演着。在熟人社会里，人们信奉“财不露眼”。但在特定时候的“无主体熟人社会”里，返乡的年轻人往往反而虚报一年来在外的赚钱“业绩”，以免被别人看不起。由于平时天各一方，即使是虚报，也无从揭穿。为了将个人在外打工的成功度得以量化和外在化，许多人返乡过年还忙于与他人协商宅基地，兴起盖房比赛的风气，比面积，比楼层。以财富表现个人能耐，以房子“实打实”表现财富。以夸富的形式追求“面子”，抽空了熟人社会里“面子”的道德含量。所以，只能说是部分地呈现了熟人社会的特征。 其三是通过参与年终祭祖以及元宵节等重大乡村节庆活动，激活宗族记忆，寻找次群体(如宗族)的归属感。对出外打工的村民来说，常年离乡离土，又难以融入城市，其心理漂泊感和孤独感是驱之不散的。“夸富”是为了获得他人对个人的认同，是个人之间的竞赛，它解决不了个人的归属问题。而参与与宗族相关的活动，正好可以满足个人的心理归属需求。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农村社会，尤其是在沿海地区，一方面是村民的个人意识高涨，熟人社会的特征模糊，另一方面则是宗族活动复兴的迹象明显。 “无主体熟人社会”的上述四个特征，显示了变迁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的特性，也显示了“无主体熟人社会”这一概念的解释能力大于“熟人社会”的概念。它 表明，在村成员人际关系的高度熟悉并非构成熟人社会的充要条件;熟人社会的形成，还取决于农村社区内“主体”成员的常在。 社会排斥、脆弱性和可持续生计:贫困的三种分析框架及比较 唐丽霞 李小云 左 停 来源于:《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 【摘要】当对贫困内涵的理解从基本需求向多元贫困演变时，侧重于贫困不同维度的贫困分析框架也逐渐开始被广泛使用，对贫困分析的社会排斥分析框架、脆弱性分析框架和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都可以单独用来对贫困问题进行分析，但如果将这三个分析框架整合成可持续生计——脆弱性——社会排斥三维的贫困分析框架可以更能有效和系统地对贫困问题进行分析。 【关 键 词】贫困分析/社会排斥/脆弱性/可持续生计 随着贫困的内涵从收入扩展到多维贫困，研究视角从经济学扩展到社会学和发展学等学科，研究层面逐渐从宏观的国家贫困和区域贫困向微观的个体贫困转变，一些新的贫困研究和分析框架也开始得到广泛运用，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社会排斥分析框架、脆弱性分析框架和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这三种框架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微观贫困群体的贫困成因和所处的生活状态，在当前的贫困研究中运用比较广泛。 一、社会排斥分析框架 社会排斥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最早用于分析福利性社会政策，如在法国，被排斥者是指排斥于社会保险制度的人;欧洲委员会将社会排斥定义为对基于公民资格的权利，主要是社会权利的否认，或者是这些权利未充分实现;英国的学术界则将社会排斥定义为个人未能充分参与主流社会或当时社会认为必要的活动，[1]这些社会排斥的概念大部分都是分析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惠及程度。将社会排斥分析框架用于贫困研究，最早起源于英国学者Townsen等人提出的“社会剥夺”概念，他认为，社会剥夺是“社会上大多数人认为或风俗习惯认为应该享有的食物、基本设施、服务与活动的缺乏与不足”，之后，社会剥夺概念内涵由物质层面向社会文化层面演变;20世纪90年代初进一步发展成为社会排斥理论和社会排斥分析框架，主要用来研究失业、贫困、两极分化等问题;阿马蒂亚?森从社会排斥和贫困之间的关系将社会排斥分为建构 性排斥和工具性排斥;[2]杨团对众多社会排斥概念的界定进行了总结，她指出社会排斥的定义包括:从现象描述的角度，有双重含义说，被排斥者角色说，社会排斥行动说，社会排斥结果说;从原因探究的角度，有社会系统失效说，市场排斥说，地位排斥说和能力剥夺说等。[3] 这些定义虽然表述不同，但仍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1]:1.强调社会排斥是一个过程，强调其动态性;2.强调社会排斥的多维性，社会排斥一般包括经济排斥、政治排斥、社会关系排斥、文化排斥和社会福利制度排斥五个维度;3.强调社会排斥是由不同的社会推动者和施动者导致的。社会排斥概念具有的这些特征使其成为一个有力的分析工具，可以用来描述弱势群体所遭受的多重不利境遇，用来分析其被排斥出社会行动参与的过程而表现出贫困的状态。 社会排斥分析框架的关键词是社会排斥，“排斥出何处”，即排斥的维度是分析贫困产生的根源。曾群和魏雁滨[1]曾对有关排斥维度的观点进行了总结，认为社会排斥可以分为经济排斥、政治排斥、社会关系排斥、文化排斥和社会福利排斥等。经济排斥是指个人、家庭和地方社区未能有效地参与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政治排斥是指个人和团体被排斥出政治决策过程，这些个人和团体缺乏权力、没有代表他们利益的声音;社会关系排斥是指个人或家庭被排斥出社会关系，交往人数或频率下降，社会网络分割和社会支持减弱;文化排斥是指失去根据社会认可的和占主导地位的行为、生活发展方向以及价值观模式而生活动可能性;福利排斥是指个人或团体不具有公民资格而无法享有社会权利。在这些定义的基础上，可以归纳出社会排斥分析的框架应该包括三个核心概念:能力、社会排斥和贫困，如图1所示。 图1 社会排斥分析框架 社会排斥分析对于贫困的研究意义在于注重考察多层次的不利条件如何使社会的边缘群体(如穷人、老人、单亲、新移民、失业者等)陷入缺乏维持最低标准生活的能力，从而被排斥出主流社会。社会排斥概念的提出，使得对贫困问题的界定扩展到社会地位与权利等非经济因素以及基本能力的被剥夺和机会丧失等方面。[3]如今，社会排斥分析已经越来越被社会政策研究、贫困研究所重视，并成为这些研究的核心概念，尤其是对失业、贫困、两极分化、教育、残疾人问题、住房改革、城乡差距以及就业等社会问题分析，从目前所能看到的使用“社会排斥分析框架”的研究多数是用来对特定群体的研究，即将社会弱势群体作为 研究的对象，如对流动儿童、农民工、失地农民、艾滋病患者、失业人口和贫困家庭等比较典型的社会弱势群体在不同方面的社会排斥研究。 二、脆弱性分析框架 脆弱性分析最早运用于灾害学之中，上个世纪80年代初，Robert Chambers提出了脆弱性的“外部—内部”分析框架，开始将脆弱性分析视角运用到发展研究中。[4]目前，脆弱性成为贫困研究的关键概念之一，虽然在很多贫困文献中都对脆弱性有所界定，但是使用较广的定义是世界银行提出的，[5]脆弱性是指个人或家庭面临某些风险的可能，并且由于遭遇风险而导致财富损失或生活质量下降到某一社会公认的水平之下的可能，脆弱性高是贫困的特征之一。世界银行的定义表明了脆弱性包括两个方面，即受到的风险和抵御冲击的能力，一般来说，当受到的风险相同时，抵御能力强的脆弱性低，抵御能力弱的脆弱性高。从脆弱性的角度考察贫困有助于深刻分析贫困的历史成因以及今后的发展变化趋势，即能够动态地考察贫困问题，做出前瞻性的政策建议。 脆弱性分析框架经历了从二元到三元的发展过程。1983年，Robert Chambers 指出脆弱性包括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方面，外部因素是指一个人可能遇到的风险、冲击和压力等;内部因素是指没有防御能力，即缺乏应对外部因素带来损失的能力和机制，即脆弱性分析的内部—外部分析框架。该框架可以说是使用最为广泛的分析框架，也是长期贫困研究中心(CPRC)在使用脆弱性概念分析贫困问题的基础，[6]后来很多学者在该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其它有效的脆弱性分析框架。(见表1) 表1 脆弱性分析框架表 提出人 分析框架 具体要素 Robert Chambers 内部—外部分析框架 内部因素:防卫 应对损失的途径 外部要素:风险 冲击 压力 Moser[7] 敏感—恢复力框架 敏感性:系统应对外部事件的密度 恢复力:系统对外部事件的反应速度 Watts和Bohle[8] 暴露—能力—潜力框架 暴露:暴露在危机、冲击和压力面前的风险 能力:没有足够能力应对危机、冲击和压力的风险 潜力:危机、冲击和压力导致危害的风险 Sinha和Lipton[9] 暴露—脆弱性—恶化分析框架 暴露:指的是风险和冲击发生的规模、频率、强度和力度等; 脆弱性:暴露在风险和冲击下的不确定性、敏感性等 恶化:各种脆弱性的增强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脆弱性分析框架逐渐变得具体，操作性更强。Martin Prowse将这些脆弱性分析框架重新进行了整合，形成了更加完善和具体的脆弱性分析框架:暴露、能力和后果三维框架。[6]在这个框架中，对于暴露的分析更加细致和具体，主要包括风险或者外部冲击的规模、频率、周期、强度、预警、集体行动和不可预见性程度;在对脆弱主体的能力的分析中也将其分解成风险应对机制、资产、权利和能力等四个要素;在暴露风险和应对能力的综合作用下，其产生的后果则包括生计策略改变和贫困加剧。 无论是二维的分析框架还是三维的分析框架，脆弱性分析总是和风险紧密结合在一起，Dercon提出的分析框架则更为明确地将风险和贫困紧密结合起来，[10]他指出贫困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即资产、收入和福利能力等，这三个方面都非常容易受到风险的冲击就意味着脆弱。他的框架，更加侧重于将贫困的三个方面可能受到的风险一一罗列出来。(见下页表2) 正如Stefan Dercon的框架中更强调外部的风险因素，在大部分脆弱性研究文献中，主要强调的都是脆弱性的外部因素，即风险、冲击和压力，在这三种外部形式中，运用最多的是风险。Stefan Dercon在进行脆弱性分析时将风险分为收入风险、资产风险和福利风险。Henninger则提出影响脆弱性的风险主要包括环境风险、市场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和健康风险。[11]Sinha和Lipton则将提出六类风险:疾病和创伤、暴力、自然灾害、歉收、贸易条件恶化、收入机会减少。[7]世界银行在风险类型上采取了Henninger的观点，但是世界银行在此基础上将不同类型的风险事件又具体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即个人或居民、多个居民或社区、地区或国家。作为以消除贫困为宗旨的发展机构，世界银行更侧重的是如何应对风险，即化解风险的机制，世界银行提出了化解风险的四个层次:应付风险、保险、减轻风险多样化、消除风险，对于这四个层次分别从非正规机制和正规机制两个维度提出不同的行动措施。 表2 Dercon提出的脆弱性分析框架表 资产:人力资产,劳动力 物质,金融资产 商品和公共产品 社会资产 ? ? 收入:行动的回报 资产积累的回报 储蓄、信贷和投资回报 转移性收入 ? 福利—能力:消费 营养 健康 教育 ? ? ? —由于健康失去技能或者失业 —土地权属不安全 —气候、战争和灾害带来资产损失 —公共物品的可及性 —承诺和信任的破坏 —财政资产的贬值等 —气候、灾害对产出的破坏 —价格风险 —收入和资产价格的波动 —收入和投资回报风险 —现金流动的不确定 —不能执行的风险 —非正式安排的不确定性 —公共支持的不确定性 —政策环境风险 —气候、灾害对产出的破坏 —食品市场价格风险 —食品的可获得性 —公共供给的质量不稳定 —在健康和教育项目中就业的不确定性 —健康和营养知识不全面 资料来源:Stefan Dercon,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A Framework for Policy Analysis, DFID 论文，，2001年8月。 脆弱性分析框架的提出不仅仅扩展了贫困研究的方法和维度，也扩展了脆弱性分析本身的使用范畴，从灾害评估、环境评估扩展到对于人或人群的脆弱性的评估分析，如根据人口性别、年龄、健康、收入水平等将人口划分为不同的人群，结合其拥有的社会权利和资源，划分其对具体突发事件的脆弱性程度。脆弱性分析在我国的一些贫困研究和实践中也开始运用。世界粮食署(WFP)使用“脆弱性,粮食安全风险—抵御风险的能力”的模型对中国进行的县级脆弱性分析，全国有350个县仍存在较高的粮食安全脆弱性，即粮食产量受各种因素影响波动明显、粮食产量与消费需求相比差距较大，而且自然条件、基础设施、教育和卫生服务都不发达。[12] 三、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可持续性生计分析框架是上个世纪90年代、特别是其后期，由一些双边或多边的国际援助组织，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和发展研究机构，如英国Sussex大学的发展研究所(IDS)合作，逐渐发展起来的，并且逐步成为发展干预的重要工作方法。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是理解多种原因引起的贫困并给予多种解决的集成分析框架，源于强调地方参与和理解所有形式的贫 困发展哲学观点，是设计以人为中心的缓解贫困方案的建设性工具。运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地方生存进行整体的、参与性的分析，发展规划人员可以辩明和确立开发战略的起点并进行有效调节以增进生计维持能力，[13]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是帮助人们认识生计，特别是穷人的生计状况的一个工具，它是对与农户生计、特别是贫困问题有关的复杂因素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14]目前，使用较多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主要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关怀国际(CARE)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UNDP试图通过探讨穷人所拥有的东西来对发展进行重新定义，把对发展的思考引向支持个体的男性和妇女的才能、知识和技术。UNDP的可持续性生计途径的目标在于推动一种整体的发展观，其中涉及到收入、自然资源的管理、赋权，使用合适的工具、金融服务和善治等方面，虽然这种途径的单个的组成部分并不是新的内容，但是当这些因素协同作用就会比其他的发展方法更为有效。UNDP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强调的是外部环境和干预对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可持续生计是发展的目标，而不是发展的起点和路径。为此，UNDP还建立一整套的指标体系来监测生计的可持续性和安全性，这些指标包括:(1)可持续生计政策和规划所投入的资源;(2)来自可持续生计政策和规划的实物产品和服务的产出;(3)上述产出被享用的程度;(4)人们生活得到改善的程度;(5)利用投入以获得上述产出、成果和影响的路径。[15] 关怀国际(CARE)在其全球范围的发展项目中也将可持续生计途径作为其发展干预设计、实施和监测评估的重要方法，在其长期的发展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以农户为中心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关怀国际认为农户的生计系统包括三个要素:拥有的能力(如教育、技能、健康、生理条件等)、有形的和无形的资产的可及性以及经济活动。在CARE的框架中，发展干预在农户资产的基础上，对农户的生产、收入和消费等行动的影响，促进农户实现安全的生计，这种生计安全不仅表现在粮食、营养、健康、饮水、住房、教育等基本需求的满足，也表现在社区参与的个体的安全上。和UNDP的框架相比，CARE的框架则更加具体和可操作性更强。CARE的可持续分析框架将分析的单位非常明确的定在了农户层次，这就意味着CARE的发展项目基本上是以农户为瞄准的，CARE在可持续生计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干预的三个层次:给农户提供食物、饮水、住房以及其他基本服务的生计供给(livelihood provision)、为农户提供以工代赈、种子、工 具以及灌溉系统的生计保护(livelihood protection)、为农户提供一定的资产、改善其生产、消费和交换环境的长期的生计促进(livelihood promotion)。 在发展干预领域内使用最广的还是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在IDS的研究成果上形成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DFID于1997年将该框架整合到发展项目中，开发了可持续生计框架指南。DIF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是用一个二维平面图来展示生计构成核心要素及要素间的结构与关系，虽然简单的二维图形不能完全和详细展示框架各部分之间的互动联系和反馈关系，但是，从这个框架中可以看出，在制度和政策等因素造就的风险性环境中，在资产与政策和制度相互影响下，作为生计核心的资产的性质和状况，决定了采用生计策略的类型，从而导致某种生计结果，生计结果又反作用于资产，影响资产的性质和状况。[16] 注:H:人力资本,S:社会资本,N:自然资本,P:物质资本,F:资金资本。 图2 DFID可持续性农户生计框架 该框架充分体现了可持续生计研究的几个原则:(1)可持续生计是建立在农户或者社区层次上的微观研究，(2)在进行可持续生计分析是在构建一定时间序列上的结构的、历史的、制度的大的框架下进行的;(3)可持续生计框架应该是以人为中心的，是整体性的、是动态的;(4)可持续生计分析是从能力分析出发，而不是从需求分析出发;(5)可持续生计的维度是多维的，包括环境、经济、社会和制度的方方面面。[17]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将穷人或者贫困家庭对资产禀赋的认识看作是其进行某种行动选择的根本，因此其基本原则是缓贫政策必须关注穷人资产状态的改善，或者是能够充分利用现有的资产，该方法赞成用积极的态度去审视穷人，正如Moser曾经提到的“应该识别穷人拥有什么，而不是只关心穷人没有什么”，强调穷人有自己的解决办法，而不是去代替、阻止或者是破坏穷人自己的解决方案。正如图2中所示，人们为了改善生活而采取的行动在生计框架中被定义为行动，风险等因素则被看作是脆弱的环境，人们在一定脆弱的环境中采取的生计策略则会导致一定的结果:或高或低的生活福利、或减或增粮食安全的脆弱程度，改善或者是破化环境资源等。生计框架的方法强调以人为中心或综合性，为理解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制度、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下如何行动提供了综合性的视角，[18][19]它在很多方面都有着自己的优势。 四、三种分析框架的比较 贫困概念的构建一直是贫困研究领域的核心内容，贫困概念的内涵在不断的发展和演变，逐步从一种简单的“相对较少的收入”和“生活必需品的缺乏”的经济贫困向多维度和多元化的“权利和机会的被剥夺”的人类贫困再到“发展的自由缺乏”转变。贫困内涵的不断扩展直接引起了分析框架的不断更新，从经济维度的一元视角逐步发展成为多元视角。社会排斥、脆弱性和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是对贫困社会评价层面和社会后果层面的理解，超越了从基本需求层面来理解贫困，是多元贫困思想的体现，并且这三种框架将抽象的贫困概念转化成具体的可操作的分析框架，让贫困的研究结果更能直接反映贫困群体的状态，并且也根据其不同的特点形成有针对性的行动干预。 这三种分析框架都是多元分析贫困的有效工具，之间也存在一些区别。首先，三种分析框架的出发点不一样。社会排斥分析则从分析对象(如个体、农户、社区)所处的环境出发，强调分析对象在常态下所处的状态;脆弱性分析框架则从分析对象面临的风险出发，强调不同类型的风险对于分析对象的影响，研究的是一种突发情境下贫困发生的情况;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虽然也将脆弱性作为贫困分析的重要背景条件，但是从分析对象拥有的各种资产出发，强调的是内在要素在贫困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第二，三种分析框架的分析对象的范围不同。社会排斥分析框架和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由于是对分析对象本身所处的状态或者能力的分析，因此在分析之前，就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界定所需要分析的对象，也就是说通常需要先界定谁是贫困群体，然后再对其社会地位和生计能力进行分析。而脆弱性分析框架则在分析对象上更为扩展，不仅仅包括已经被界定出来的贫困群体，同时还包括面临风险可能要进入贫困状况的脆弱群体。第三，三种分析框架对致贫原因分析的切入点存在显著的差异。社会排斥框架对于致贫原因的分析主要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层面来探讨，如银平均认为经济制度、福利制度、社会生活领域、政治制度以及文化制度等五个维度的制度安排是造成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主要根源。[20]脆弱性分析框架则将社会风险性事件的发生作为贫困发生的直接引导机制，如自然灾害、疾病、意外伤害等事件是家庭陷入贫困状态的主要诱因。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则将贫困的主要原因归案为贫困家庭或个人的资产积累总量的不足或者是资产组合不能维持家庭可持续生计策略的需求，从贫困家庭或个人内部分析贫困产生的原因。第四，三种分析框架在研究对象上各有侧 重。社会排斥分析框架更加侧重于社会弱势群体的研究，如在中国更多的关注城 市失业人群、残疾人群等;脆弱性分析框架则将各种风险的易感人群或者是高危 人群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可持续生计框架则在研究对象上并没有特定的选择，可 以对不同类型的贫困群体进行分析。从研究对象的个体特征来看，社会排斥分析 框架则可用于贫困个体的研究，而脆弱性分析框架和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则更适 合以家庭为单元的贫困分析。 虽然三种分析框架都可以单独用来对贫困问题进行分析，并且在研究对象、分 析视角等方面各有侧重点，但是如果将这三个分析框架整合成可持续生计—脆弱 性—社会排斥三维的贫困分析框架可以更能有效和系统地对贫困问题进行分析。 在三维的分析框架中，以研究对象的资产禀赋和结构为出发点，分析其在日常社 会生活中受到的来自社会结构和制度的排斥情况，以及这种排斥下其生计策略选 择和实施及其带来的生计后果;同时分析在暴露于各种风险情境的机会，以及应 对风险冲击的生计策略和后果。在这样三维的视角的分析下，能够对研究对象的 贫困状态、致贫原因以及自身应对机制有全面系统的了解，从而提供有效的帮助 其脱离贫困陷阱的扶持措施和手段。 参考文献: [1]曾群、魏雁滨.失业与社会排斥:一个分析框架[J].社会学研究，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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