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缂丝研究-朴文英

元代缂丝研究(朴文英) 辽宁省博物馆研究员 [内容摘要] 缂丝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手工艺品,唐代开始出现,宋代达到鼎盛,明清时期普遍增多。在元朝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转变,缂丝工艺也相同。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元代缂丝数量少,藏品也比较分散。一般认为元代缂丝远不如宋,古今专家学者们只是一带而过,缺乏深入研究。基于这种情况,本文以弄清元代缂丝的状况为目的,收集国内外出土或传世的藏品,分成实用性和观赏性两类,从内容题材、缂织技术等方面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分析,力求正确客观地认识元缂丝。元代缂丝在宋与明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缂织技术上没有大创新,但内容题材方面有所拓展,为明清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关键词] 元代,缂丝,宋代,用途,内容与题材,制作工艺 一、前言 缂丝出现于唐,南宋时达到鼎盛,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与演变。在整个缂丝工艺史上,元代的地位不高。元代历史时间短,留下来的作品不多,统计现有的传世品元代缂丝数量与宋、明相比少了很多。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作70 件,元作3件,明作32件。辽宁省博物馆藏宋作10件,元作2件,明作12件。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大都会博物馆也有几件。在缂丝工艺史上南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接下来的元是蒙古族,这一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个政权仅仅存在百年时间。然后就是明代,明代缂丝的成就也是杰出的。与宋、明两个强国相比,元代缂丝显的有些薄弱。因此,在前人的论著中很难看到关于元代缂丝的文章。元缂丝虽然制作时间短,作品少,但也不是空白的、毫无成绩的。本文以宋代影响开始,从生产机构、用途和题材以及制作工艺等方面阐述元代缂丝的发展状况,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个基础。 二、缂丝生产机构 元朝从建立初始就对手工业实行垄断控制,在各地设立了许多官营匠局或司,将手工业者集中在那里。官营丝绸生产机构主要是工部和将作院,另外皇后所设中政院、太子所设储政院和太后所设徽政院都设立织染局。其中有绫锦局、纱罗局、毛毯局等,但没有专门的缂丝局等级的生产机构。宋代《百官志》也没有提到专门的缂丝生产机构。元人陶宗仪在《辍耕录》卷二十三“书画裱轴”条中,谈到宋绍兴御府锦裱:“克丝作楼阁、克丝作龙水、克丝作百花攒龙、克丝作龙凤、紫宝阶地、紫大花”。这里的“克丝”,即缂丝。宋人周密《齐东野语》卷六“绍兴御府书画式”条中有“两汉三国二王六朝隋唐君臣墨迹用缂丝作楼台锦裱,青绿簟纹锦里…六朝名画横卷,用克丝作楼台锦裱,青丝簟纹锦里…”。“克丝作”,应该是绍兴府最基层的生产机构。宋代和元代诸多的“绫锦局”中很可能有缂丝生产,因为缂丝常常与锦混用或被锦所替代,如上文,明明是缂丝,却说是“锦裱”。缂丝的历史远不如绫锦的历史悠久,唐代还没有关于缂丝的记载,宋才开始有记载(后述),加上缂丝出现早期常常与织成、锦混淆,人们习惯将缂丝归类于锦。当然,由于缂丝费工费时,生产量也远不如锦多,甚至数量极少,所以没有设立高等级的生产机构吧。虽然数量减少,但在宋代基础上,装裱用缂丝在元代应该继续生产。宫廷和贵族使用的袍服、配饰和日用装饰品缂丝也会在工部、将作院所属织染局和中政院、储政院和徽政院生产。 各个地方的织染局或织染提举寺也应织造缂丝。元人徐硕著《至元嘉禾志》卷六《物产·帛之品》载:“丝、绵、绡、绫、罗、纱、木棉、剋丝、紬、絺、绮绣、绤、布”。“剋丝”即缂丝,此书记载嘉兴路一事,嘉禾为宋秀州(后改嘉兴府),今浙江嘉兴县。、西北等地区的手工业劳力。《元史·何实传》载,攻西夏后“俘工匠七百余人,博啰复命驻兵邢州,分职匠五百户,置局课织”,后来在邢州设了织染局。 战争过后,以拘括民户的做法又集中、控制更多的手工业户。中原和西北地区自唐、宋以来是缂丝的主要产地,这些掠来的手工业者中也应该有缂丝工匠。 三、用途与题材 缂丝从唐代开始出现时是作为实用品使用的。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几何纹带是以腰带出现的。青海都兰出土的缂丝带用途不详。大英博物馆藏一件缂丝幡首是用于佛教装饰的。总之,唐代缂丝主要是实用品,用于带饰或缘饰以及宗教饰品。 北宋时缂丝依然主要用于实用品。这个时期幅面明显变宽,用途有了变化,从现有作品看主要用于书画的装裱。南宋到元明清时期倍受推崇的缂丝装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出现的。 北宋建立之初设立宫廷画院——“翰林图画院”,广招各地名画家,并实行奖励。宫廷用缂丝这种当时最名贵的材料装裱这些书画作品。 宋代以画院制度为代表的对书画的重视程度,到元代大打折扣。元代没有画院制度,画家有时应宫廷之召,画些帝王肖像、宗教画或制作建筑装饰需要的图案。书画作品减少,装裱用缂丝的需求量也相应减少。元代书画装裱用缂丝,象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花地鸟兽缂丝,横26厘米、纵55.5厘米。从尺寸和装饰纹样以及色彩上看,应该属于装裱用缂丝。花叶的形状与新疆盐湖元墓出土的缂丝紫汤荷花靴套上的基本相似,钩边的使用方法和纬线之间较长的缝隙都具有元代特征。伦敦斯宾克公司藏《凤穿牡丹》,也应该是装裱用缂丝。 在元代实用性缂丝还有靴套。缂丝靴套在辽代已经有发现,元代有1970年2月,乌鲁木齐市南郊盐湖元墓墓出土的紫汤荷花纹样的靴套[1],横16厘米、纵31厘米,在褐色地上装饰性强的牡丹花和柳叶间隔排列。1978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茂旗大苏吉乡明水出土的紫汤荷花纹样[2]横26厘米、纵45厘米,在紫色地上满饰牡丹等花卉和叶子,装饰性很强。契丹与蒙古族都是北方游牧民族,缂丝或织锦靴套在当时贵族阶层在相当流行,流传至今。 1955年北京西长安街双塔庆寿寺出土的莲塘鹅戏图案缂丝[3]横56厘米、纵68厘米,紫色地,上面有黄绿相间的水波纹和卧莲,卧莲之间有鹅浮游其中。庆寿寺出土的这件缂丝具体用途不详,应该是海云和尚生前喜用的佛教用物。海云和尚(1202-1257年),是元代初期受元政府支持的著名僧人。这种图案的还有一件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品,纵28.5厘米横62厘米,白色地上花卉和水波纹,上面有鹅、鹿游戏其间。盐湖元墓、明水墓和庆寿寺出土的都是花卉平铺式的装饰性图案,看来这种形式的图案在当时多用于实用品,大都会博物馆藏莲塘鹅戏也应该是实用品,不过幅面比较宽。辽宁省博物馆藏《牡丹团扇》,是接近圆形的扇面,这件应该是牡丹花,但与宋代写实风格不同,无论构图上、花、叶的形状上明显看出装饰意味。这件扇面制作之初应该是当作实用性扇子,但由于缂丝的珍贵,恐怕几乎没有使用就当作观赏品珍藏了,因此保存状况良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祥龙吐珠扇面》,将神话中的云龙戏水图案表现在不到30厘米的扇面中。 宋代缂丝还用于服装。宋人庄绰在《鸡肋编》、洪浩的《松漠纪闻》中有关于缂丝的记载:“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又以五色线织成袍,名曰剋丝,甚华丽…”。说明在定州(今河北定县)、西北的回纥人用缂丝制作服装,但由于一年才能织出一件,所以数量恐怕很少。元代缂丝袍服还没有发现,以蒙古贵族奢侈的生活方式,缂丝服装在当时应该也有制作。 北宋政和、宣和年间达到鼎盛的绘画艺术,到南宋时持续发展,当时的缂丝工艺家从两宋绘画中得到灵感,摹缂名人、名家书画作品。以书画装裱为主要目的的实用性缂丝与摹缂名家书法绘画作品的观赏性缂丝齐头并进。 元代观赏性缂丝中花鸟题材的有:辽宁省博物馆藏《木绣球花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双喜图》、《崔白杏林春燕图》。神话故事题材的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东方朔偷桃图》。肖像类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元帝后像》。宗教类题材的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八仙拱寿图》、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曼陀罗》。 花鸟题材显然是继承宋以来的传统,上述三件花鸟缂丝都是以宋代绘画为稿本制作的。中国绘画到元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观赏性缂丝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元代风行山水画,赵孟頫为代表的复古主义画风,以山水画为主;在元代绘画中占统治地位的黄公望、王蒙、倪赞、吴镇等“元四家”不满宋代院体画风格,开创了文人画风,以深邃悠远的山水画为代表。山水画不太适合作缂丝的稿本,加上元代开始一改宋代绢地画,而在纸上绘画,纸张比起丝绢来,表现力更强,尤其表现山水的远近、浓淡、以及皴法等笔墨手法更加丰富,要原样织出这种山水画,难度极大。原来适合缂丝稿本的尺寸适宜的工笔花鸟题材,到元代逐渐被水墨花卉、墨竹所替代。两宋花鸟画追求瑰丽的色彩,注重线描,这种画风特别适合作缂丝的稿本,因为缂丝是以色彩和线条取胜的。而元代,在文人画风影响下,推崇梅、兰、竹、菊等君子题材的写意画,且多水墨,少色彩。没有色彩的写意花卉对缂丝艺术家是没有吸引力的。因此元代观赏性缂丝明显减少。 神话故事和宗教类题材,宋代开始出现,但从比例来看,元代有增多的趋势。人物画在元代绘画中,并不占据重要的地位,但佛教、道教题材的人物画兴起,这点影响到缂丝工艺上。肖像类缂丝则在整个缂丝工艺史上也是凤毛麟角。《元帝后像》,是元代缂丝曼陀罗的供养人像,织元文宗(1329-1332年)兄弟及妻子像。文宗兄弟像还有个人特征,但两位妻子的相貌和服装乃至服装纹样都是相同的,但在仅20厘米高的尺寸内,织出人物的五官、复杂的耳饰以及云龙纹饰,难度相当大,尤其是云龙纹,粗旷中有动感,立体效果很好。能够织出这种高质量的作品,恐怕是宫中高手。 四、制作工艺 1、经纬线的密度 缂丝的经线是固定的,而纬线是用小梭子来回穿梭,随意性比较强。这种纯手工艺品即使是同样织机、同样丝线,因每个人打纬的力度不同,纬线的密度有差别。因此同时代的作品,在经纬线的密度上也有不同,尤其是缂丝历史上比较早的宋元时期。尽管如此,在大环境下还是有时代特征。从台北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资料中得到数据进行比较来看,宋代经线较粗,因此每厘米内经线的数量相对少,如宋代经线数在15—35,其中25枚以上的极少,大部分在20枚左右,17-20枚的比例更大一些。明代则普遍在25—30枚。元代经线数在13—34枚之间,其中30枚以上的有3件,大多在19—23枚。无论宋还是元,实用性作品比观赏性作品的密度更小,也就是说实用性缂丝的经线相对更粗。从整个经线的密度来看,宋与元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尤其是实用性作品。观赏性缂丝从比例上看,30枚左右的经线稍多些。 纬线:宋代每厘米纬线在50—70枚为主,部分也有100枚以上者,如南宋缂丝名手朱克柔的作品都在125—131枚。元代普遍在40—70枚。明代纬线集中在60—90枚。比较而言,实用性缂丝的纬线密度小。宋元时期的缂丝与明时期相比,纬线密度不够稳定,即密度因部位不同差别很大。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技术还不稳定,加上丝线的粗细加工的不均匀;二是技法的问题,即宋元缂丝常常在花瓣或叶子的边缘、在鸟兽的边缘用更细的、不同颜色丝线装饰边缘。这种技法从北宋开始就有,一直到元,在实用性和观赏性作品中都有发现,尤其在元代实用性作品中更多见。辽宁省博物馆藏《木绣球花图》也使用了这种技法,在叶脉、花叶部分用较细的、色彩不同的双股丝线单钩、三钩或四钩。树干用灰色双股线,再用黑色双股线单钩、双钩或数钩。 捻线,经线加捻是唐以来的传统,在宋代,无论实用性还是观赏性缂丝的经线大多为双股强捻线,这样经线更加粗厚,以至经纬线全部织成后,在经线之间出现纵向的凸起痕迹,俗称“瓦楞地痕”。元代缂丝在实用性作品中瓦楞地痕比较普遍,但在观赏性作品中则很少见。这是由于元代实用性作品大多用双股强捻丝经线,而观赏性作品大多用弱捻或无捻线。辽宁省博物馆藏《牡丹团扇》和《木绣球花图》都是弱捻或无捻线,没有瓦楞地痕迹。“瓦楞地痕”是鉴别宋、元作品的主要因素之一。 2、金线和合花线的使用 元代无论在器物和丝织品上都喜欢用金线装饰,著名的纳石失就是典型。在目前发现的元代缂丝中很少加金缂丝,即辽宁省博物馆藏《牡丹团扇》,用捻金线在叶脉和花瓣上用单线或双线钩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八仙拱寿图》上何仙姑的领子上、铁拐李的额头装饰上也见使用。宋代加金缂丝少见,元基本上继承了宋代,在实用性缂丝中也未使用。同样,在元刺绣品中也少使用金线。这或许是因为,当时那石失特别流行,官营丝织机构和工匠将几乎所有的加金技术和材料使用到织金锦上的缘故吧。 合花线,是将两种不同颜色的丝线合在一起的花线。宋代合花线的使用非常流行,从北宋时期的紫鸾鹊谱开始,一直到南宋朱克柔等名家的缂丝,很多作品将两种不同的丝线合在一起用于花瓣、树叶、树干、鸟腹和翅膀、玲珑石等部位,做到色彩的柔和过度以及表现事物的质感。一般用同一色系不同深浅的两股丝线,也有大胆地将蓝色与米色等不同色系的丝线合在一起使用的例子。明代的合花线很少使用。元代合花线的使用在作品数量、使用面积上比宋代明显减少。大都会博物馆藏《花地鸟兽》的鸟腹部、伦敦斯宾克公司藏《凤穿牡丹》的凤身等处使用。辽宁省博物馆藏《牡丹团扇》和《木绣球花图》上可以看到不太明显的、极少面积的合花线的使用。使用合花线是很繁琐的工作,费工费时,在宋这个对艺术孜孜以求的时代,它是提高作品品位的一项主要内容,而元代开始稿本本身已经没有那么精细,加上元代没有像宋代那样著名的、要求完美的缂丝艺术家和相应的环境,因此合花线逐渐地被省略掉了。 3、缂织技法 缂丝的缂织方法在宋代已经基本完备,如:平缂[4]、钩缂[5]、搭梭[6]、长短戗[7]、木梳戗[8]等。元代继续使用宋以来的技法,其中木梳戗的使用最普遍,在宋的基础上从长度、密度上变化自如,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程度,在使用范围上也有扩大。如在《牡丹团扇》的花瓣装饰、《八仙拱寿》上须、发的装饰、《祥龙吐珠扇面》上云纹的装饰以及《曼陀罗》上山势的装饰等,都非常典型。钩缂法出现早,但在宋代观赏性作品中使用不多,这是由于稿本的关系。元代在观赏性作品中有使用,如;《木绣球花图》的花瓣、树叶,《曼陀罗》中山的轮廓和花叶等处。断断续续的钩线在宋代作品中已经出现,在元代作品中则比较流行,如在《木绣球花图》和《花地鸟兽》的花叶的钩线。搭梭法在宋代还没有完全成熟,除了象朱克柔等人的名作外,一般作品中两种色线相邻或遇到垂直线时纬线之间的裂痕很长,加上打纬力度掌握不好,大多难免有较大缝隙,容易损伤。其实在长长的裂痕处多加几个打梭就可以了。这个问题到元代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严重,象《牡丹团扇》中18行纬线之间也不打梭,造成大缝隙。在元代实用性作品中这种缝隙更是到处可见。这个问题到明代才得以解决。长短戗,工艺难度大,要求技术很高,在宋代也是只有很少人使用自如,元代长短戗的使用比较熟练,当然也是在较好的观赏性作品中。即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东方朔偷桃图》、《八仙拱寿图》、《崔白杏林春燕图》的山石上使用。 除了宋代技法,元代开始出现了凤尾戗[9],《木绣球花图》、《崔白杏林春燕图》的山石中使用。这种技法应该出现的比较晚,使用的例子不多,而到明代则普遍使用。 五、色彩 元法律制定,小官吏及平民只许穿棕褐色等禁令。因此棕褐色系配色工艺发展,色谱丰富。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和《多能鄙事》记载了褐色配色法和原料加工过程。《碎金》(宋晁迥《法藏碎金录》、清刘禧延《刘氏碎金》、吴昌硕《苦铁碎金》)中记载的褐色达20多种。:“金茶褐、秋白褐、酱茶褐、沉香褐、鹰背褐、砖褐、豆青褐、葱白褐、枯竹褐、珠子褐、迎霜褐、藕丝褐、茶绿褐、葡萄褐、油栗褐、檀褐、艾褐、银褐、驼褐”等。褐色丝绸品种增加,又影响到贵族上层,帝王衣着有不少是褐色。 六、结语 本文收集国内外元代缂丝资料,尝试着从内容题材和缂织技法上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粗浅的结论。在元代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制作的缂丝数量不多,没有出现名家名作,但在相对薄弱的历史环境下,把宋代的实用性缂丝和欣赏性缂丝都继承下来,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实用性缂丝的种类,观赏性缂丝的题材则将 肖像类、神话故事、宗教人物类发扬光大,为明清时期民俗、祝福寿等吉祥题材的大量出现做铺垫。在缂织技法上基本承袭宋代,除了发明“凤尾戗”外,没有大的创新,将原有的技法运用熟练。元代在整个缂丝艺术史上没有作出突出贡献,但在宋与明之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注释: [1] 王炳华《盐湖古墓》《文物》1973年10期28-36页 [2] 夏荷秀、赵丰《达茂旗大苏吉乡明水墓地出土的丝织品》《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1-2期113-120页 [3] 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北京市双塔庆寿寺出土的丝、棉织品及绣花》《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9期29页 [4] 平缂,也叫“齐缂”,织造缂丝的最基本的织法,沿着纬线平行缂织。 [5] 钩缂,在纹样边缘,如花、叶等边缘用另一色纬缂织出勾边线,使花纹界划清楚。勾缂技法出现于唐代,宋、元、明、清时期一直使用。 [6] 搭梭,当两种色线相邻或遇到垂直线时,因双方不相交接而有裂痕,所以在每隔一定距离处,让两边的色纬相互搭绕一次,绕过对方色区内的一根经丝。这样既能不留织纹痕迹,又能避免竖向裂缝过长,形成破口。 [7] 长短戗,配用两种以上的色纬缂织,称为戗色。为增加鸟的羽毛、人物的相貌、花叶等部位的质感,在由深至浅的晕色中利用织梭伸展的长短变化,使深色纬与浅色纬相互穿插,在视觉上产生色彩空间混合的效果,从而取得自然晕色的印象。这种方法在绘画题材中广泛运用,辽宁省博物馆藏南宋朱克柔《牡丹图》中运用最佳。 [8] 木梳戗,把深浅过度的各色从左向右或从右向左排列成整齐的形如木梳的影光条,具有色彩渐渐过度、色条规整的装饰效果。 [9] 凤尾戗,与“木梳戗”相似,木梳戗的戗头粗细长短匀称,象梳齿。而凤尾戗的戗头有粗有细,规则或不规则排列,形似凤尾的形状,多用于表现山石的纹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