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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吕氏家族文化何以能持久地兴盛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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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吕氏家族文化何以能持久地兴盛繁荣宋代吕氏家族文化何以能持久地兴盛繁荣 吕祖谦 从吕氏的兴起来看,政治地位的变化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从吕韬到龟图、龟祥,虽然吕氏已经登上政治舞台,但是,政治地位并不突出。而从龟图子蒙正、龟祥孙夷简开始至吕好问,吕氏先后有吕蒙正、吕夷简、吕公弼、吕公著、吕好问“相继执七朝政”,一时间兴盛无比。因为这种政治地位的变化,提升了吕氏家族的社会地位,造成河南吕氏迅速崛起。 但是,从家族文化的角度来看,从吕韬到吕夷简一辈,文化上都没有值得称道的特色。从吕氏“公”字辈起,吕氏才成为一个家族文化与政治——社会地位互相推动、相得益彰的家族。...
宋代吕氏家族文化何以能持久地兴盛繁荣
宋代吕氏家族文化何以能持久地兴盛繁荣 吕祖谦 从吕氏的兴起来看,政治地位的变化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从吕韬到龟图、龟祥,虽然吕氏已经登上政治舞台,但是,政治地位并不突出。而从龟图子蒙正、龟祥孙夷简开始至吕好问,吕氏先后有吕蒙正、吕夷简、吕公弼、吕公著、吕好问“相继执七朝政”,一时间兴盛无比。因为这种政治地位的变化,提升了吕氏家族的社会地位,造成河南吕氏迅速崛起。 但是,从家族文化的角度来看,从吕韬到吕夷简一辈,文化上都没有值得称道的特色。从吕氏“公”字辈起,吕氏才成为一个家族文化与政治——社会地位互相推动、相得益彰的家族。 概括地说,吕氏家族的学风特色,是“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围绕着这个中央,吕氏家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又有其具体不同的衍生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公”字辈,以吕公著为代表。这个时期,吕氏家族的学术主要在于经义。如吕公著,“自少讲学,即以治心养性为本”(《宋史》本传),他的讲学主要是发挥《周易》、《论语》、《孟子》等儒家正经经义,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九、二?一里还保存有吕公著的《论语讲义》片段。实际上,这个时期北宋学术的普遍倾向也是如此,乃以《周易》、《中庸》、《论语》、《孟子》等作为思想建构的元典,如程颐说:“治经也,实学也。„„为学,治经最好。”而在经中,“学者先须读《论》、《孟》。穷得《论》、《孟》,自有个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论》、《孟》如丈尺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二程集》)吕氏学术风气与时代风气较为一致。 第二个阶段是“希”字辈,以吕希哲为代表。吕希哲继续了公著家学,以为“《中庸》之书,圣门学者,尽心以知性,躬行以尽性,始卒不越乎此书。孔子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思,子思述所授之言以著于篇。故此书所论,皆圣人之绪言,入徳之大要也”,谓“为世教者当重儒;又谓祖孔宗孟,学之正也。苟异于此,皆学之不正。”(《吕氏杂记》)但是,他好禅,“尽其平生之力,乃反见佛与圣人合。”(《吕氏杂记提要》)后来受到朱熹的尖锐批评。 第三个阶段是“中”字辈,以吕本中为代表。无疑,他治经,但是同时又继续吕希哲学风而溺于禅,全祖望说他“溺于禅,则又家门之流弊乎”(《宋元学案》卷三六《紫微学案序录》)。不过,其家族 前代均不甚关心文学,但是,到了吕本中,这种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他在《送林之奇少颖秀才往行朝》诗里说:“上欲穷经书,下考百代史。发而为文词,一一当俊伟。”(《全宋诗》)这可以看做吕本中思想的全面反映。一方面,他是宋代闻名的文学理论家之一,早年就作有《江西诗社宗派图,》后来又作有《紫微诗话》等,主张要学习黄庭坚,但又反对当时江西派诗人规摹步趋的态度,提出了闻名的“活法”论诗学。另一方面,他是宋代有创作特色的大诗人之一,其诗流动清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江西派诗的峭硬,所以,方回说:“居仁在江西派中最为流动而不滞者,故其诗多活”(《瀛奎律髓》卷十七),并说:“老杜之后有黄、陈,又有简斋,又其次则吕居仁之活动,曾吉甫之清峭,凡五人焉。”(《瀛奎律髓》卷二四) 第四个阶段是“祖”字辈,以吕祖谦为代表。《宋史》本传说他学术“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在他的思想中,继续了对经义、文学等的注重,但是佛学的因素相对较弱。与前代有所不同的是,吕祖谦非常凸显的是史学。一方面,他不仅在儒经里非常关注《尚书》、《春秋》等,把这些儒家经典作为史书来看待,甚至把《诗经》也视为史,说:“看《诗》即是史,史乃是事实。”(《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五《杂说》)而且也十分关注历代正史、《通鉴》。先后撰有《东莱左氏博议》、《十七史详节》、《通鉴详节》等多种著作。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于“畜德”的看法是重史。朱熹认为“读书须是以经为本,然后读史”(《朱子语类》)。但是,吕祖谦认为,“读《论》、《孟》,使学者易向外走”(《朱子语类》),所以“不教人读《论语》”,主张由史入,以史为中央,“劝令看史„„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朱子语类》)。这引起了朱熹的强烈批评,说吕祖谦“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朱子语类》),虽然这个说法比较偏颇,实际上吕祖谦经、史、文都十分注重;但是,从这种批评中也可以明显看出吕祖谦的学术重心所在。这种倾向,使吕氏家族学术在南宋的学术里有非常明显的独特性。 总之,吕氏家族的学术文化风气在于约而尚博,如吕本中《童蒙训》开篇就说:“学问当以《孝经》、《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为本,熟味详究,然后通求之《诗》、《书》、《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张,则诸子百家优点皆为吾用矣。”具体地说,“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是其一以贯之之本,但是,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又经过了不同阶段的润色变化,这就是以《论》、《孟》、《易》为本,发展为以佛学润色之,再发展为关注文学,最后确立由史学入手。本既未失,而润色之功方显,遂造就了宋代吕氏一族文化持久地兴盛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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