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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传奇的接受与传播

2019-07-08 16页 doc 36KB 14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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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传奇的接受与传播论唐传奇的接受与传播 摘要:唐传奇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文体的独立,然而学界对其影响因素的探讨中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唐传奇在唐代的接受与传播。具体言之,温卷之风对唐传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说话艺术带动了唐传奇的接受与传播;友朋交流的刺激也是促使唐传奇接受与传播途径;诗歌与小说的互动,征引改编的扩散以及仿作的助推也都是重要因素。另外,人身攻讦、作者自诩等也是唐传奇接受与传播的形式。同时,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观念尤其是文学观念的制约和干扰,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唐传奇的接受与传播。这些探讨,对今天理解唐传奇何以成为古典小说文体独立...
论唐传奇的接受与传播
论唐传奇的接受与传播 摘要:唐传奇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文体的独立,然而学界对其影响因素的探讨中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唐传奇在唐代的接受与传播。具体言之,温卷之风对唐传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说话艺术带动了唐传奇的接受与传播;友朋交流的刺激也是促使唐传奇接受与传播途径;诗歌与小说的互动,征引改编的扩散以及仿作的助推也都是重要因素。另外,人身攻讦、作者自诩等也是唐传奇接受与传播的形式。同时,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观念尤其是文学观念的制约和干扰,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唐传奇的接受与传播。这些探讨,对今天理解唐传奇何以成为古典小说文体独立的标志,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古典小说;文体独立;唐传奇;接受;传播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唐传奇名家众多,精彩纷呈,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很大,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这一观点,已为学界所共识。然而,中国的古典小说文体何以在唐代获得独立?截至目前看来,这个问题却讨论得还并不充分。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注意到,学者们多从唐传奇自身具备的若干因素着手进行考察,如明人胡应麟云: 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① 这是后世治唐人小说的学者最喜欢征引的一段精辟之论。诚然,胡应麟在这里指出了唐传奇的显著特征,那就是作意好奇。另外,胡应麟实际上还指出了唐传奇的划时代性,而学界公认的唐传奇作为古典小说文体独立的标志这一观点,实源于此。 鲁迅先生痛感“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②而撰《中国小说史略》,成为“一部开创性的著作,……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它的出现为我国小说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对胡应麟的论述进行了引申与拓展: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著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1]44 同时,鲁迅还进一步从唐传奇的源头及自身的诸多因素出发,展开详细申述: 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 者,甚异其趣矣。[1]44 当然,随着唐传奇研究的深入,诸多的学者也注重从外部因素入手,探讨唐传奇何以繁荣、何以独立,同时还注重内外因素的充分结合。如程千帆先生在其《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就着重从“温卷”这一现象入手,探讨了包括唐传奇在内的诸多唐代文学样式兴盛的外部原因。[2] 程毅中先生在其《唐代小说史》中,还谈到了小说与杂传的合流,及唐传奇对以说话为主的通俗文学的艺术方法的吸收。[3]1董乃斌先生在其《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中,结合内外因素,讨论了唐传奇与小说文体的独立,他将诸种因素概括为六大方面,即政事纪要式向生活细节化的转化、创造可以乱真的“第二自然”、叙事方式和结构的新变、语调的多样和谐谑化、形象塑造的突破、戏剧因素的介入,并专门对唐传奇的艺术特色作了补说。[4]167侯忠义先生在其《隋唐五代小说史》中,强调:“一种艺术形式或艺术思潮的出现,总不外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艺术本身发展规律导致的必然结果;一是现实经济、政治和文化综合影响的产物。就传奇说来,大致如此。”就内部因素而言,侯先生认为主要包括和题材、小说结构、故事情节、文字、现手法等五大方面;而就外部因素而言,主要包括经济的发展、科举取士、门阀等级制度、其它文学形式、进士制度等诸多方面。[5]2程国赋先生在其《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中,还谈及唐五 代文化思潮对小说创作的影响。[6]值得注意的还有韩云波的《唐代小说观念与小说兴起研究》,重点讨论了历史叙事、宗教叙事、道教小说、佛教小说外部因素对唐代小说兴起的影响。[7]118 以上诸家之论,洵为中肯。然而,我们发现,关于中国的古典小说文体何以在唐代获得独立这一问题的探讨中,众多学者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外部因素,那就是唐传奇在唐代的接受与传播。虽然有的学者在谈及诸如温卷之风、科举制度等时,也涉及到这一因素的某些方面,但毕竟还不充分,未能深入和系统地加以探讨。考察关于唐传奇的接受与传播,无疑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有着积极意义。 在唐代诸种文学样式中,唐诗的接受与传播较为突出,其途径和情状是多种多样的。如盛传的文坛佳话“旗亭画壁”,③充分表明王昌龄、高适、王之涣等人的诗作在当时广为歌女所传唱的盛况。再如白居易去世后,唐大中皇帝以诗吊之曰:“童子解吟《长恨》曲,牧儿能唱《琵琶》篇。” ④可见,白居易的诗歌在童子、牧儿那里也被广为传唱。还不止此,据白居易自称,他的诗歌还为倡妓所熟诵,并且因此而身价倍增: 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⑤ 另外,温卷也是唐诗接受与传播的重要途径和形式。同样是白居易,据载: 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顾瞻其名,熟视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及披卷首篇云:“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亦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⑥与唐诗的情况相类,唐传奇在唐代就通过各种途径,以各种形式广为接受和传播,这对唐传奇的兴起乃至古典小说文体的独立,具有重要影响。为了讨论的方便,笔者对其进行大致的分类,进行初步的较为系统的论述。 唐传奇接受与传播的途径和形式,大致包括温卷之风的促进、说话艺术的带动、友朋交流的刺激、诗歌小说的互动、征引改编的扩散、续书仿作的助推等。另外,人身攻讦、作家自诩等,也是唐传奇接受与传播的方式。以上所举,是其积极的方面。同时还应该看到,禁书政策、小说观念等的干扰,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唐传奇的接受与传播。 一、温卷之风的促进 关于温卷之风对包括唐传奇在内的唐代文学的促进作用,学界探讨已经非常充分。⑦这一看法,主要源自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一段话: 唐之举人,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 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⑧这段话为后世学者所普遍征引。赵彦卫在这里记载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温卷的主要文学形式就是以《幽怪录》、《传奇》等为代表的唐传奇。⑨卞孝萱先生也认为,“行卷、温卷的内容,很多是传奇”。[8]3当然,早期的温卷,主要文学形式是诗文,概在中唐始,多以传奇代替。[5]8 对于赵彦卫的这一记载,鲁迅先生在其《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一文中,进行过引申: 渐渐对于诗,有些厌气了,于是就有人把小说也也放在行卷里去,而且竟也可以得名。所以从前不满意小说的,到此时也多做起小说来,因之传奇小说,就极盛一时了。 赵氏之载、学者所论,实际上也正表明,温卷是唐传奇接受和传播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和形式,应试的举子将自己所写的传奇作品借助“当世显人”,然后“达之主司”,从而使其首先在社会上层尤其是与主持科举考试有关的人群中开 始接受与传播,并借以“得名”,从而增加科举录取的机会,也因此,就连“从前不满意小说的,到此时也多做起小说来”。 唐传奇何以用来温卷,在唐代以诗赋取士为主流的科举制度下,何以“竟也可以得名”,这在赵彦卫《云麓漫钞》中分析得极为精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即唐传奇能够展示一个人全面的学问修养和创作才华,一定程度上比诗赋创作的效果还要突出。以传奇温卷, 扩大了其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刺激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如牛僧孺的《玄怪录》,广为流传,反响极大,以致续作、仿作迭出,见下所论。 当然,以传奇来温卷,也有失败的,如宋人钱易《南部新书》云: 李景让典贡年,有李复言者纳省卷,有《纂异》一部十卷。榜出,曰:“事非经济,动涉虚妄,其所纳,仰贡院驱使官却还。”复言因此罢举。⑩ 李复言虽然未能如愿以偿,但以传奇温卷的事实,却是明显的。 由此可见,温卷对唐传奇在唐代的接受与传播,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说话艺术的带动 唐传奇在唐代的接受与传播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途径和形式,那就是唐代兴起的“说话”艺术。这方面的明显例证是当时所谓的“一枝花话”,元稹在其《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之“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句下注云:乐天每与予从游,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 这里的“《一枝花》话”,即白居易之弟白行简的传奇《李娃传》所记之事。而《李娃传》在“《一枝花》话”之前,即说书艺人实际上就据其加以敷演,带动了《李娃传》的接 受与传播。? 说话艺术萌芽很早,而其明确记载则在汉魏之世,如《三国志?王粲传》之裴松之注,就提到吴质“召优,使说肥瘦”、曹植“诵俳优小说家数千言”等,而隋代的侯白更以“好为俳谐杂说”而著称,《启颜录》即其说话的“话本”。到了唐代,说话艺术更为成熟和广泛,对传奇创作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进一步促进了其接受与传播。说话,后来发展为说书,在后世小说的接受与传播过程中,作用更是日益明显,如罗贯中《三国演义》、施耐庵《水浒传》等,就广为说书艺人所传播,直到今天,还一再广为说书艺人所津津乐道。 三、友朋交流的刺激 唐传奇在唐代的接受与传播,还很大程度上受到友朋之间互相交流的刺激,这一途径和形式,非常广泛,引人注目。据诸多相关记载就会发现,唐传奇很多作品的创作,就是在友朋之间互相交流并热情鼓励之下产生的,从而极大地刺激了其接受与传播。如沈既济《任氏传》云: 建中二年,既济自左拾遗于金吴。……浮颖涉淮,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众君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骇,因请既济传之,以志异云。 元稹《莺莺传》云: 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予于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 陈鸿(祖)《长恨歌传》云: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周至,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歌既成,使鸿传焉。 李公佐《古岳渎经》云: 贞元丁丑岁,陇西李公佐泛潇湘苍梧,偶遇征南从事弘农杨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征异话奇。杨告公佐云……至元和八年冬……公佐复说前事,如前所云。 李公佐《庐江冯媪传》云: 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从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汉南,与渤海高钺、天水赵赞、河南宇文鼎会于传舍,宵话征异,各尽见闻。钺具道其事,公佐为之传。 牛僧孺《玄怪录?张老》云: 贞元进士李公者,知盐铁院,闻从事韩准太和初与甥侄语怪,命余纂而录之。李复言《续玄怪录?尼妙寂》云: 太和庚戌岁,陇西李复言游巴蜀,与进士沈田会于蓬州。田因话奇事,持以相示,一览而复之。录怪之日,遂纂于此焉。? 此外,牛肃《纪闻?郗鉴》云: 荥阳郑曙,著作郎郑虔之弟也,博学多能,好奇任侠。尝因会客,言及人间奇事,曙曰:“诸公颇读《晋书》乎? 见太尉郗鉴事迹否?《晋书》虽言其人死,今则存。”坐客惊曰:“愿闻其说。”曙曰:……[9]182 张读《宣室志?俞叟》云: 后数年,(吕生)因与友人数辈会宿,语及灵怪,始以其事说与人也。[9]462 这样的例子,在唐传奇中还有很多,兹不一一赘述。可以发现,唐人尤其是士大夫在浓郁的社交氛围中,除了切磋、交流诗文之外,还热衷于“宵话奇言”、“征异话奇”、“宵话征异”、“各征其异说”等。可见,在唐传奇的创作及其接受与传播过程中,友朋之间的交流和鼓励起到了何等巨大的刺激作用。 四、诗歌小说的互动 唐传奇的接受与传播,还与唐诗关系非常密切。在唐代文学史上,诗歌与传奇互相推波助澜的事实是无可否认的客观存在,只不过明确记载这种现象的较为寥落。最明显也最为人所注重的是关于白居易的诗歌《长恨歌》与陈鸿(祖)的传奇《长恨歌传》。《传》是在《歌》的基础上产生的,并因《歌》广为人知;反过来,《传》的接受与传播,同时也促进了《歌》的流传。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故,陈寅恪先生在其《元白诗笺证稿》中,也一再强调: 《长恨歌》为具备众体体裁之唐代小说中歌诗部分,与 《长恨歌传》为不可分离独立之作品,故必须合并读之、赏之、评之。明皇与杨妃之关系,虽为唐世文人公开共同习作诗文之题目,而增入汉武帝李夫人故事,乃白、陈之所特创,诗句、传文之佳胜。实职是之故,此论《长恨歌》者不可不知也。 还有一个例子,那就是元稹的传奇《莺莺传》与李绅的诗歌《莺莺歌》。《歌》见载于《全唐诗》卷四百八十三:伯劳飞迟燕飞疾,垂杨绽金花笑日。绿窗娇女字莺莺,金雀娅鬟年十七。黄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莲质。门掩重关萧寺中,芳草花时不曾出。 与《长恨歌》与《长恨歌传》前后关系不同的是,先有《莺莺传》,后有《莺莺歌》,见上文“友朋交流的刺激”中所引,可知元稹的《莺莺传》使得李绅“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也就是说,李绅的诗歌《莺莺歌》,很大程度上对元稹的传奇《莺莺传》起到了巨大的“传”的作用。实际上,对《莺莺传》起到这种作用的还有杨巨源的一首《崔娘诗》,在当时广为流传,见载于《全唐诗》卷三百三十三:清润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消初。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 五、征引改编的扩散 很多的唐传奇作品,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被不断地征引和改编,这无疑是其接受与传播的又一重要途径和形式,起 到了巨大的扩散作用。如李朝威的传奇名篇《柳毅传》,在唐代就有于逖?的《灵应传》征引为典故: 顷者泾阳君与洞庭外祖,世为姻戚。后以琴瑟不调,弃掷少妇,遭钱塘之一怒,伤生害稼,怀山襄陵,泾水穷鳞。 这里,虚构了一个洞庭龙女的后代九娘子,在追述身世时,引用的就是《柳毅传》的故事。这种征引,一方面显示出《柳毅传》影响之巨大、传播之广泛,一方面又对《柳毅传》的接受与传播起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扩散作用。 有的唐传奇作品,还在当时被征引进诗歌中,如许尧佐的《柳氏传》,就为赵嘏的诗歌《座山献元相公》用为典故,见载于《全唐诗》卷七十八: 寂寞堂前日又曛,阳台去作不归云。从来闻说沙吒利,今日青娥属使君。 再如李公佐的传奇《谢小娥传》,“当时已盛传,李复言已演其文入《续玄怪录》”。[1]54李复言在其传奇集《续玄怪录》中,有一篇《尼妙寂》[9]906,就是据《谢小娥传》改编的。实际上,与其说是改编,倒不如准确地说是抄袭,因为其改编的手段也过于拙劣,将谢小娥的姓改换为叶,将其丈夫段居贞的名字改为任华,将女主人公巧遇的李公佐改成李复言,其时间也由元和八年改为贞元十七年。《谢小娥传》可以说在唐传奇中是当时最为频繁征引和改编的一部作品,而其间的错综复杂也就在所难免: [宋]曾?V的《类说》卷十一所收[唐]牛僧儒撰的《幽怪录》“申兰申春”条及卷二八[宋]陈翰撰的《异闻集》“谢小娥传”条中亦有节引,《类说》所收《异闻集》又有《尼妙寂传》,亦载谢小娥复仇事,并注云“两存焉”;《太平广记》卷一百二十八“尼妙寂”条和卷四百九十一“谢小娥传”条均有记载,前者云出自[唐]李复言的《续幽怪录》,但据周绍良先生考证,该条实出自《异闻集》而陈翰所见的《尼妙寂传》实载于《幽怪录》,而非《续幽怪录》,《太平广记》当是传抄致误。后者云出自[唐] 李公佐所撰的《谢小娥传》。周绍良先生认为该条实出自《异闻集》。[10] 周绍良先生精于唐传奇的考证,其《唐传奇笺证》一书,颇多钩隐抉微之功,而对《谢小娥传》的笺证,又颇有廓清迷雾之效。[11]220 值得一提的还有晚唐作家袁郊的传奇集《甘泽谣》之《懒残》篇,记李泌与僧明瓒交往之事。明瓒“性懒而食残”,故号“懒残”也,但他具有非凡的预知能力,曾谓李泌曰:“慎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后来,李泌果然“十年为相”也。这篇传奇故事,很快为李泌之子李繁所征引和改编,撰成《邺侯外传》一书。 六、续书仿作的助推 唐传奇的接受和传播,还有与征引改编类似但又不同的一种途径和形式,那就是续书、仿作,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 用。关于唐传奇在当时的续书与仿作盛况,当以牛僧孺的《玄怪录》最著,对此,鲁迅先生云:僧孺既有才名,又历高位,其所著作,世遂盛传。而摹拟者亦不鲜,李复言有《续玄怪录》十卷,“分仙术感应二门”,薛渔思有《河东记》三卷,“亦记谲怪事,序云续牛僧孺之书”(皆见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十三);又有撰《宣室志》十卷,以记仙鬼灵异事迹者,曰张读字圣朋,则张?|之裔而牛僧孺之外孙也(见《唐书?张荐传》),后来亦疑为“少而习见,故沿其流波”(清《四库提要》子部小说家类三)云。[1]59 再如薛渔思《河东记》中的《独孤遐叔》,明显就是摹拟白行简的《三梦记》中刘幽求一梦而又有所发展。[12]256 又如中唐时佚名的《东阳夜怪录》,是仿照牛僧孺《续玄怪录?元无有》而来: 至《广记》所收无名氏之《东阳夜怪录》,或即推本此文,而肆其波澜。即景抒情,虽极奇?V,冗而寡味矣。[13]237 当然,就整体而言,唐传奇在当时的续书和仿作还不是很普遍,后来才成为中国古典小说接受与传播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尤以明清最盛。对小说进行各种形式的续写、仿作, 以上所论,是就唐传奇在唐代接受与传播的几个主要方面而言。另外,尚有两种情况也值得注意,一是人身攻讦,二是作者自诩。 一、人身攻讦 意即有些唐传奇作品是用来人身攻击的,这方面最为人所乐道的是唐初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见载于《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四,题作《欧阳纥》。作品写梁将欧阳纥南征,至福建长乐,妻子为山中白猿掠去。欧阳纥多方搜求,终于杀死白猿,救回妻子。然其妻已孕,一年后生下一子,名欧阳询,但与白猿“厥状肖焉”。鲁迅先生云: 纥后为陈武帝所杀,子询以江总收养成人,入唐有盛名,而貌类猕猴,忌者因此作传,云以补江总,是知假小说以施诬蔑之风,其由来亦颇古矣。[1]45 这一看法并非自鲁迅始,早在唐代刘?M《隋唐嘉话》卷中就有相关传闻了: 太宗宴近臣,戏以嘲谑。赵公无忌嘲欧阳率更曰:“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应声云:…… 后来,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下》云:《白猿传》,唐人以谤欧阳询者。……此书本题《补江总白猿传》,盖伪撰者托总为名,不惟诬询,兼以诬总。 自胡应麟始,遂将《补江总白猿传》定性为人身攻击作品。后来,卞孝萱先生还专门进行考证,认为: 褚遂良有称霸书坛的野心。……活着的欧阳询,是褚最“忌”、最“恶”、必须推到的对象。从唐初书坛的形式以及 褚遂良的野心来分析,以谤伤欧阳询为目的之《补江总白猿传》,当是贞观十二年虞世南已死,褚遂良“侍书”之时,为巩固其地位,独霸书坛,授意手下的轻薄文人所作。[14]30 卞孝萱先生善于“以小说写作的政治背景为出发点,从传奇作者的政治态度入手,专与通结合,文与史互证,……探索作者的创作意图亦即作品的真正寓意”,[14]1言之凿凿,令人信服。 此类人身攻讦的唐传奇作品,还有很多,如蒋防的《霍小玉传》、白行简的《李娃传》、柳??的《上清传》、托名牛僧孺的《周秦行纪》等等皆是,兹不一一赘述。这类作品,在进行人身攻讦的同时,无疑也极大地促进和扩大了其接受与传播的力度与范围。 二、作者自诩 我们注意到,还有少数的唐传奇作品,靠着作者的自诩,造成声势,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其接受与传播。如唐传奇名篇《莺莺传》,其之所以引人注目,得到广泛的接受与传播,实际上与作者元稹的自诩是分不开的。 很多学者认为,这篇作品是元稹以张生自喻的自传体小说,同时,元稹自己一再将其公诸与世,极力自诩,如作品在描写到莺莺为张生而作的饱含深情的“缄报之词”时,“张生发其书于所知,由是时人多闻之”,并引起“所善杨巨源”赋《崔娘诗》的效应。如果张生确实是是元稹的自喻,那么, 张生的自诩,亦即元稹的自诩。还不止此,张生在对莺莺始乱终弃之后,“张之友闻之者,莫不耸异之”,他还大言不惭地将莺莺比作尤物,炫耀自己的行为是“忍情”的合理之举,而时人竟然也“多许张为善补过者”!正因作者的极力自诩,才使得《莺莺传》迅速传播开来,广为人们所接受,而李公佐听到此事后“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 在讨论唐传奇何以成为中国古典小说文体独立的标志时,除了考察其在唐代接受与传播的各种途径和形式等积极的方面外,还应该注意到对文体独立进程起着制约作用的一些其它消极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观念尤其是文学观念的制约。唐代的官方、上层乃至广大民众,对一些不合乎传统伦理的唐传奇作品,持有鄙薄、抵制的态度,以致其在社会上逐渐销声匿迹、湮没无闻,张?|的《游仙窟》就是明显例证。 张?|是则天朝的文人,才学甚彰,时人目为“青钱学士”,其所作《游仙窟》,可谓奇文,因为通篇以骈文写就,且自爆狎妓经历,其大胆令人瞠目结舌。然而,正由于其中的色情描写,遭到时人的鄙薄:“惟浮艳少理致,论著亦率诋诮芜秽。”因此,在国内逐渐失传。相反,《游仙窟》大约“中唐时已流传至日本矣”,“不传于中国,至日本人推重其书,则自中唐以来,迄今弗衰,故文学蒙其影响”。[13]41后来,直到清末,杨守敬始著录于《日本访书志》,而遵义黎氏又 从日本将其抄回。[5]42 《游仙窟》在国内外两种截然的命运,令人感慨。日本学者铃木修次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出发,无不惋惜地说: 《游仙窟》在中国失传最终应该说是由于中国人没有将它尊为一流文学的缘故。……《游仙窟》的主题总起来说是“游乐”。在对“游乐”文学评价低下的中国,《游仙窟》自然会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不久便为人们所忘却了。……但是中国,只有“经世”的文学才被认为是一流的文学,“游乐”文学的地位卑微。因此,《游仙窟》随着时代的推移便在中国被遗忘了。[15]196 总之,唐传奇在唐代的接受与传播,具有广泛而多样的途径和形式,促进了其成为中国古典小说文体独立标志的进程。然而,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观念尤其是文学观念的制约和干扰,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唐传奇的接受与传播。 注释: ①(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三十六。 ②《中国小说史略》序言。 ③(唐)薛用弱《集异记》上。 ④(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杂记》。 ⑤(唐)白居易《与元九书》。 ⑥(唐)张固《悠闲鼓吹》。 ⑦当然,学界中否定以传奇温卷的意见也不在少数,可参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 文化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⑧《云麓漫钞》卷八。 ⑨《幽怪录》即《玄怪录》,唐牛僧孺所撰传奇集,宋人避始祖玄朗讳,改“玄” 为“幽”。 ⑩《南部新书》甲卷。 ?《元稹集》卷十。 ?对于“《一枝花》话”是否就是由《李娃传》而来,学界还有争论,且意见截然 相反。笔者同意程毅中先生的意见,其所论较有信服力。可参程毅中《唐代小 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5页。 ?以上所引,均据程毅中《唐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 16页。 ?《灵应传》作者不可考,一说为于逖,但鲁迅先生在其《唐宋传奇集》中明确 加以否定,可参。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程毅中.唐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4]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5]侯忠义.隋唐五代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7. [6]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7]韩云波.唐代小说观念与小说兴起研究[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8]卞孝萱.唐宋传奇经典[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9] (宋)李?P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0]徐永斌.凌?鞒跸非?小说中的侠义作品考释[J].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1). [11]周绍良.唐传奇笺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2]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13]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14]卞孝萱.唐传奇新探[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15] (日)铃木修次.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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