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走向衰败的原因分析

山西商人走向衰败的原因分析 yh王明星(肇庆学院 科研处,广东 肇庆 526000) [内容提要]明清以来纵横商界500年的山西商人在近代走向衰败了。衰败固然有客观原因,但与买办商人商人和其他地方商帮相比,没有投资于新式产业;没有将票号中心南移上海;没有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以及培养后代人才的失误,却是更加值得反思的主观因素。[关键词]山西商人;禁锢;反思[中图分类号],25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0—422,(2002)03—0086—04 明清时代,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已经发展到完全成熟的阶段。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商品数量和品种的增多和商业竞争的激烈,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也就是在这个时代,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的一种既亲密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著名的有晋、陕、鲁、徽、闽、粤、宁波等十大商帮,其中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就是山西商帮,它纵横商界500年,经营项目“上至绸缎、下至葱蒜”,几乎百业俱备;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及周边各主要国家;服务对象上达朝廷、官宦,下至乡野、边关;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则汇通天下。到清中叶以后,其所拥有的资本控制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的金融和贸易,并且在明清两朝的财政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强大经济势力。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利倾朝野、雄据华夏的商帮,发展到近代却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走向衰落了。是什么原因,使山西商人在清末民初由昔日辉煌繁盛而步入日暮途穷之路,而最终一蹶不振的?又是什么力量,将山西商人彻底冲垮击败,直入衰败的深渊而在华夏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的?下面笔者从三个方面反思分析晋商在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禁锢于自身而失去重新发展的机会的。反思之一:与买办阶层相比,晋帮商人没有大规模投资于新式产业,是它的第一个禁锢之处。19世纪,在中国同西方的经济、贸易往来的过程中,曾对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给以极大的挑战,并处成了一种中国商业发展向西方经济伸展衔接的商业革命。在这场中西竞争合作、共生的革命过程中曾产生过一种古代社会没有的特殊阶层———买办。这个阶层的人士给外商介绍对外贸易、鉴定银色差额,代洋行收购出口商品等获得大量的薪金和佣金,并用此又投资于企业、银行、房地产等各个行业,“自道咸以 来,操其术者,皆起家巨万”,“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然而,这样一些在通岸口岸处于中外经济交往极为关键的角色,则“半皆粤人为之”。此外宁波藉买办居第二,以产生丝著名的杭嘉湖地区来沪当买办的也为数不少,而晋帮商人对新兴行业不知为何,几无涉足。这些人主张在“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绩、制造之外,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现。”?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官僚李鸿章等人兴办的官督商办的大型企业,如1872年的上海轮船招商局;1877年的安徽池州煤矿;1878年的直隶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1882年的上海电报局等等,这些买办人士或投资入股,或经营管理,均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新式企业的创办、发展之中。那么,买办这个阶层的收入共有多少呢?据有关专家的估算统计,从1840—1894年共约4.9亿两白银。?毛泽东同志早在1939年就指出:“还在19世纪的下半期,还在60年前,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这里讲的商人,主要就是经营进出口贸易新式业务的买办商人。据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近代工业中的棉纺、麦粉、轮船航运、毛纺、缫丝、榨油、卷烟、水电等行业的投资人的统计,买办的投资大约占到总人数的1/4?。作为旧式商人的山西票号实力当时又如何呢?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北京分行代理行长泽村荣太郎在清末的北京曾作过一次调查,说有票庄33家,资本总额约为4000万两。但他只举出30家的名字,而且资本合计有1070万两?。这恐怕只是票号的经营资本,而票号资本家(指财东) 的全部家产(资本)以太谷曹家、祁县乔家、渠家等估算都在几百万两到上千万两之间,以保守数字每家500万两计算,30家至少在1.5亿两白银左右。这样一笔庞大的资金,又有多少投入新式产业了呢?依目前笔者收集到的资料而言,直到1902年(光绪廿八年),祁县票商财东渠本翘才以5000两白银将官办的晋升火柴公司盘过来,注入资金,更名为双福火柴公司,这是近代山西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到1906年—1908年渠本翘、刘笃敬才从英方福公司手中收回山西矿权,创建成立了规模较大的股份制的山西保晋矿务公司,此时已落后于那些闽粤、浙沪等地出身于买办而转化民族资本家的先行者们30—40年矣。故此,在19世纪下半期没有大规模地投资于新式产业是山西商人的第一个禁锢失误之处。反思之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平遥、太谷、祁县三帮票号的中心没有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的南移而迁至上海,是晋帮商人的第二个禁锢失误之处。1842年上海开埠以来,逐渐成为“泰两通商互市之区,日与西人酬酢”?,世界近代的大潮一浪接着一浪拍击着太平洋西岸这个由苇狄萧萧、渔歌晚唱、荒凉偏僻的滨海小县而一跃崛起,发展为万商云集、五光十色的国际性大都市。开埠以后,上海人一开始就敢于冲破语言障碍,直接与洋人频繁地接触、交往,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上海人在这方面积极的、外向的、进取的心态,促进了大批近代新型人才的成长,也促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就在上海面向世界,拼命学习外国的长技、夷学之时,山西商帮票号的那些“老号诸执事,泄泄沓沓、大梦未醒,问以时事之变迁,商务之消长,皆似隔靴搔痒,于已无关”?。一些诸如李宏龄之类的有识之士面对总号财东、经理们与时事相背的决策,给晋商发展带来的损失,多次建议总号财东、总经理等人每年至少到各埠视察二次,借以了解世界各国知识。中外市场形势,进而说:“各国国君且有至各国 游历者,所以日进富强”。“现在银行林立,互相争胜,若不细心讲求,何以自立?”?在太谷票商武佑卿家中担任私塾教师的刘大鹏所看到的事实却是:“及观(当地)富家,无论男妇长幼,率皆黎明方寝,日落才起,即早起亦在午后。„„惟是饱食终日,处高楼大厦之中,求沃壤膏腴之土,以备终夜呼吸。” 据票号经理人员的回忆,当时著名的大富豪如平遥五联号财东介休贾村侯家,首家票号日 财东平遥西达蒲村李家和太谷北 村曹家的后代大多耽于吸食大烟的恶习,不理号事。如果说在19世纪80年代前后,在上海滩,金融势力还是呈现出外国银行、钱庄、票号三足鼎立之势的话,到本世纪20—30年代,已变为外国银行、钱庄和中国新式银行而无票号立足的地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平、太、祁三帮票号的中心没有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的南移而迁至上海,是山西商帮的禁锢失误之二。反思之三:与宁波商帮相比,不能够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尤其是在培养后代人才的失误,是晋帮商人的第三个禁锢之处。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商品流通线路开始发生变化,上海取代广州成为我国海上对外贸易的中心,并逐渐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的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各通商口岸之间的流通网络。形成较晚,崛起于明末清初,以宁波府所属鄞县、奉化、慈溪、镇海、定海、象山六县为主的宁波商帮,在上海开埠之后,以毗邻上海的地利优势、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很快成为“来沪经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 的帮口之一。宁波商帮资本家因生长在通商口岸,从小受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思想的熏陶,具有西方经商手腕和现代技术专长,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对新生事物极为敏感,能够抓住机遇,不断地更新经营项目,开拓新的活动区域。上海开埠之后,随着社会风尚的变化,市场需求也有了新的变化,宁波商帮预感到这种变化的趋势,在保持传统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等行业特色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更新经营项目。如宁波帮的支柱行业沙船贩运业最繁盛的时期是咸丰、同治年间,自欧美轮船航运侵入后,宁帮商人在沙船余势末衰之时,慧眼独具,转而经营轮船航运业,创办于1895年的外海商轮局、永安商轮局,1909年的宁绍商轮公司和1913年的三北轮船公司便是这一应变的产物。发达的钱庄业和银行业,是宁帮得以发迹和臻于鼎盛的又一支柱行业。19世纪末经营钱庄的宁帮商人意识到钱庄将被银行所淘汰,便千方百计,竭尽全力设法插足。我国第一家民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筹备时,严信厚曾自愿 要求将所设的票号和各埠分支店设组加入,此事虽未成,然严信厚、朱葆三、叶澄衷等宁波巨商均成为该行总董,在“权归总董,利归股商”的原则下,掌握着该行业务经营的实权。以后在上海、北京、天津及全国各通都大邑担继组建的多家银行中,均有宁波商帮涉足投资和经营。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在一份调查中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 此话绝非虚语。从鸦片战争之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宁波商帮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发展的契机,在发达的钱庄业和银行业的鼎力相助下,商业、金融业、工业、航运业紧密结合,相互为用,经济实力空前强盛,商界地位显著提高,竟连孙中山先生都对宁波商人极为赞赏,曾说:“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人足迹,其能力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20世纪40年代末,宁波商人正处在鼎盛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大批宁波商人又劈波 斩浪迁徙海外,在香港、澳门、台湾、日本、东南亚和欧美各国,抓住机遇,奋进不息,重开新业,使海外经营的业务不断开拓发展,由海内最富走向海外致富,著名的代人物有:香港的两位世界船王董浩云、包玉刚;香港的娱乐界巨子,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筑宋城,承办香港最大游乐场—??荔园的邱德根;曾出任过香港贸易局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安子介;出资举办应氏杯围棋邀请赛的台湾宁波籍商人应昌期等等,举不胜举。令人欣慰的是,老一辈宁波商帮的子女,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或者继承父业,或者另求发展,新人辈出,代有强人,在海内外大展宏图,成为海外华人经济圈中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经济力量。相形之下,遗误时机,不能够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尤其是在培养后代人才上的失误是晋商的第三个禁锢之处。超越就是超出、越过之意;禁锢即束缚、限制之意,令人深深遗憾的是禁锢晋帮商人的既不是官府,也不是洋人和其他商帮,而恰恰正是晋商自己,是他们的眼光、思路、视野以及人才的素质而将自己禁锢在太行山下、汾水河畔的一个又一个深宅大院之中。当穷困之时,他们能够超越他人,义无反顾地走西口,踏沙漠,溯江河,寻求别样的世界,创造崭新的生活。问是他们富足了以后,不是继续开拓新的领域,寻求更新的生活,而是盖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大院,五年、十年、几十年、一百年不停地修建着,使自己和子孙世世代代扎根,厮守于这片黄土地。时光流逝,冲淡了晋商创立的辉煌业绩,冲淡了他们衰落过程中屈辱惨痛的记忆,时光只留下一个个散落在三晋大地上的民居大院,难道做为后人的我们,只能是缀串起这一个个珍珠,向世人炫耀我们的祖上也曾风光过就足以了吗?什么时侯才能重新铸起新一代晋商的辉煌呢?这才是研究晋商历史的真真所在。 注释:?1880年(光绪六年)12月11日《申报》;王韬:《瀛土需杂志》〗卷1,页8。?郑观应:《盛世危言增印新编》卷3,第8—9页。?王水《清代买办收入的估计及其使用方向》:,载《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5期第307;321页。?《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591页。?《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编写组:《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日]:《支那经济全》,转引自《太谷历史文献辑录》,第178页。?见江地主编:《近代的山西?山西的近代工业》第170页相关内容。?转引自于醒民、唐继无著《从闭关到开放》:,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页。??(清)李宏龄:《同舟忠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刘大鹏著:《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吴拯寰:《旧上海商业中的帮口》,《上海地方史资料》(三)。 转引自《中国十大商帮》,第139页。 《孙中山先生在宁波各界欢迎会上之演说词》,《民国日报》1916年8月25日。?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