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拉郎配-古代婚姻为什么听父母之命

文章参考:作者博客:www.tangboli.com.cn 父母之命拉郎配:父母不愿意女儿进宫做性奴 “拉郎配”固然荒唐可笑,但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专制皇权的暴虐。 一 男婚女嫁,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从来是男求女而不是相反。女求男即或有之,也只是个别现象,且只会在暗中进行,否则拉郎为配,强嫁于人,对一个女子来说,无异于自轻自贱,世人也会视这样的女人为没人要的“贱货”。然而在中国古代,却发生过多起“拉郎配”事件。 最早的“拉郎配”发生在元代,这是一起准拉郎配性质的事件。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元至元三年,民间谣传说,朝廷将采选童男童女,送给北方的鞑靼贵族为奴婢,且父母送至北方交割。消息一传开,“自中原至于江之南,府县村落,凡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十二三以上,便为婚嫁。六礼既无,片言即合”。一些大户人家与地方官吏,唯恐皇命即刻到来,自家女儿难逃厄运,顾不得脸面和世俗必不可少的婚嫁礼仪,不待车轿来迎,便徒步匆匆送女儿上门成亲。 谣言流传十多天后,人们才慢慢明白过来,所谓采选,原来不过是一时谣言,然而覆水难收,为时已晚,“自后有贵贱、贫富、长幼、妍丑、匹配之不齐者,各生侮怨。或夫弃其妻,或妻憎其夫,或讼于官,或死于夭。此亦天下之大变,从古未之闻也”。“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是中国几千年的婚姻观念,不管男女双方如何不匹配,就多数人来说,木已成舟,要想改变已不可能,封建礼教约束着他们从此相伴终身,白头偕老。 吴中有一位叫祖伯的僧人,写了一首诗讥嘲当时的情况:“一封丹诏未为真,三杯淡酒便成亲。夜来明月楼头望,惟有姮娥不嫁人。”这首诗讽刺世人轻率婚嫁,滑稽可笑,但将这一现象完全归罪于时人的轻信谣言,于理有偏,只可当作戏谑看。 在明代,真正的“拉郎配”曾两度发生。第一次发生在隆庆二年,这是一次影响范围很广、引发民间骚动极大、明人记载也较多的事件,留于后文详述。第二次发生在天启元年,当时民间讹传朝廷命太监到各省采选年轻女子充宫娥。谣言扩散开后,里巷之间立即人心惶惶,据明人徐复祚《花当阁丛谈》记载:“一时民间争相婚配,各务苟合,不问良贱,唯以得夫为幸。” 官府得知此事后,既不说明真相,也对这种胡乱嫁娶不加劝阻。这股“拉郎配”之风,一直持续了两个月才停息下来。此前,民间曾有“万历四十九,女子贱如狗”之谣。万历皇帝在位48年,其子泰昌帝在位只一个月,接下来就是天启帝,推算起来,此时正是万历四十九年。因此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这恰恰应了采选之事,讹传与谣谚一加对应,让百姓们不得不相信这是天意。 清代的“拉郎配”事件发生在顺治、康熙两朝。据清人叶梦珠《阅世编》记载,顺治五年,民间讹传朝廷将要采选女童入宫。谣言传开后,“城乡有女之家,婚配者纷纷,无论年龄,不择门第,朝传庚帖,晚即成婚。傧相乐工,奔走不暇,自早至暮,数日之内,无非吉日良时,阴阳忌讳,略不讲择。”婚姻嫁娶本是人生大事,但当时有女之家已经无暇顾及对方的年龄门第及选一个好日子,设法将女儿尽快嫁出去以了却心事,成为这些人家的头等要务,可见一时惊慌失措之状。 顺治十三年,类似的一幕再次发生。据清人董含《三冈识略》记载,当时民间忽然哗传朝廷点选彩女,一时人情惶骇,“大江南北,以迄两越,无论妍丑,俱于数日中匹偶,鼓乐花灯,喧阗道路”。惊慌混乱之中,竟发生了数女争一男,抢先一步者逼迫男子在途中与自家女儿成婚的情况。有的年轻寡妇,已经守节有年,听说朝廷点选彩女,以为将因此殃及自身,不得已再次嫁人。广陵一位老儒,有一对双胞胎女儿,长得如花似玉,且通文墨,点选彩女之事传来后,老儒惊慌无措,仓促间将她们匆匆嫁了出去,结果姐妹俩不久就因病死去。是婚姻不和谐还是别有原因,此时已无法说清,而更无法说清的,则是女儿之死给这位老儒带来的深深的自责与无尽的伤痛。 康熙三十一年冬天,民间又讹传朝廷采选秀女,清人褚人获在《坚瓠戊集》中记述说,当时“邑中愚民纷然嫁娶,花轿盈街,鼓吹聒耳”。有一位滑稽生写了两首词来形容当时的情况,其中一首说:“宪示森严,民疑莫释。乏妆奁借口匆忙,无聘礼乘时仓猝。感皇恩女嫁男婚,向平累毕。顿使皮箱凈桶,价高什百。呼掌礼数遍追求,唤喜娘多方寻觅。看来年节届秋冬,稳婆忙迫。”由于事出突然又情势急迫,“以倾城之貌而误适匪类”的情况多有发生,待到明白过来,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一切无法挽回,父母想不出补救之法,而女儿悲伤之泪也只有偷偷往肚里咽。 二 从诸多明人笔记记载看,隆庆二年发生的“拉郎配”事件,是历史上最为“热闹”的一次。时人田艺蘅的《留青日札》对这次事件有详细生动的记载。 事情始于隆庆元年年底,当时民间出现朝廷将到江南采选秀女的风言,但百姓们只是将信将疑。第二年正月,里巷间再次出现朝廷已派一位太监到浙江采选秀女,已由湖州启程赴杭城的传闻。消息很快在杭城传开,于是“人家女子七八岁已上,二十岁已下,无不婚嫁,不及择配,东送西迎,街市接踵,势如抄夺;甚则畏官府禁之,黑夜潜行,惟恐失晓,歌笑哭泣之声喧嚷达旦,千里鼎沸,无问大小、长幼、美恶、贫富,以出门得偶即为大幸,虽山谷村落之僻,士夫诗礼之家,亦皆不免”。 恰在这时,杭城守将到北关放了三声炮,老百姓听到炮声,更加慌乱,互相惊走奔告说:“选秀女的太监已经到了!”从正月初八九到正月十三,短短几天,浙省部分地区“仓忙激变,几至于乱”。虽然官府出榜告示,风波依然无法止息,且蔓延至江西闽广,极于边海,一直到二月才渐渐停息下来。明人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记述了当时非常滑稽可笑的一幕:其时杭州城内有女之家,唯一的愿望就是尽快找到女婿,根本没有时间去挑挑拣拣。有人竟站在自家门内,透过门缝打量过往少年,看到长相尚可的,就七哄八哄将他拥入自己家中,随即将女儿许配给他。 在这场风波中,发生了多起可笑又可悲的闹剧: 一户家有女儿的富户当时雇了一位锡工在家打造锡器,听到消息后,惶恐异常,而家中的女儿一时又想不出可以嫁给什么人,时至深夜,又不敢出门选婿,思来想去,家中的这位锡工是现成的,人品也还不坏,于是急急赶到他的宿处,大声叫道:“快起来,快起来!成亲了。”锡工此时正在睡梦中,对主人家的安 排一无所知,待到起来揉搓开迷糊的双眼,只见堂上灯烛辉煌,主人家的女儿已经一副新娘打扮待在那里,等着与自己拜堂成亲。锡工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还以为自己在做梦。 又有一户人家,已经与男家约定,趁夜深人静送女儿上门成亲,但等到如约前往男家时,却见巷口的栅栏门上了锁。女家为此焦急万分,然又不敢高声大叫。这时,门内出现一个早起磨豆做豆腐的年轻人,女家因此松了一口气,连忙恳求他开门。谁知这位磨豆腐的觉得有机可乘,竟告诉女家,除非将女儿嫁给他,否则绝不开门。不管女家如何哀求,磨豆腐的始终不予理睬。女子的父亲无计可施,眼看着天快亮了,一旦弄出动静来,不仅女儿嫁不成,家庭也可能由此遭殃,无奈之下,只好将女儿嫁给了这位磨豆腐的年轻人。 还有一户人家,已经与婿家约好送女儿成亲的时间,没想等到将女儿送至婿家时,另一户人家早已将女儿送了过来,此时正在与自家的女婿拜堂。见此情景,女家为之愕然,便上前争理,但毫无用处。一家人聚在一处泪水涟涟,徒唤奈何。女父左思右想,别无他法,既已走到这一步,女儿又不能不嫁出去,唯一可行的就是退一步求其次,于是对女婿说:“我的女儿就送给你作副室了。” 当时还有传言说,朝廷选秀女,还要选寡妇伴送入京,于是一时“孀居老少之妇,亦皆从人”。有一家母女二人,听到传言后,很快嫁给了父子二人。还有一位寡妇,为早死的丈夫守制已近20年,曾发誓不再嫁人,此时年龄已经四十五六,家中还有一个女儿,也已二十出头。听到消息后,这位寡妇不得不放弃坚守的誓言,并迅即为女儿找好婆家,不日即与女儿一道各自嫁人。当时有童谣说:“正月朔起乱头风,大小女儿嫁老公。”又有轻薄子写诗说:“大男小女不须愁,富贵贫穷错对头。堪笑一班贞节妇,也随飞诏去风流。” 古代小说诗词中总是会出现这样的描写,女子与情郎偷情,却要带上自己的枕头。古代男女幽会偷情的绯闻事件经常可见诸史料,但是人们仔细翻阅这些史料后就会发现,古代的女子不论是大家闺秀,还是皇室公主,她们之中的一些人经常是带着自己的枕头前往与情人幽会偷情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细细分析一下,无外乎有以下三大原因: 第一大原因:鸳鸯枕上枕鸳鸯,古代男女寻欢作乐的实用之物。在人们最为熟知的王实甫的元代著名杂剧《西厢记》中,相府小姐崔莺莺与张生夜半幽会时就带着一个叫做鸳鸯枕的枕头。中写道:鸳鸯枕,翡翠衾,羞搭搭不肯把头抬,弓鞋凤头窄,云鬓坠金钗。那么,崔莺莺带的这个鸳鸯枕究竟是什么样的枕头呢?是枕套上绣着一对鸳鸯的枕头,还是绣着鸳鸯的一对枕头,或者是那种很长的双人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种鸳鸯枕就是给这一对偷情的鸳鸯枕的,也就说要两个人同时用。 第二大原因:玲珑枕枕上留香,古代风流才女的浪漫之作。崔莺莺是这样,三国时的洛神甄妃也是如此。建安七子之一的曹植曹子建七步成诗,可谓独步天下,但是他却与自己的嫂嫂甄氏互相爱慕,情投意和,恨不能日夜相守。然而甄氏乃其兄长魏文帝曹丕的妃子,这种感情既悖伦违理,也碍于汉献帝的权势,因此二人终未敢越雷池半步。其结果,甄氏因此相思成疾,抑郁而终,死后化为洛水之神。活着不能相依,死后也要相会,于是,这两个多情的男女便在梦中相会 了。明眸善睐,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若飞若扬。两人曲尽缠绵之欢后,甄氏把自己带来的玲珑枕留给了曹植,虽然人神殊途,但是枕上留香,可算的是古代爱情史中最浪漫的千古佳话了。 第三大原因:金宝神枕赠神童,古代女子馈送如意郎君的情爱信物。古代女子因爱之深切,便会将自己的心爱之物馈送给如意郎君,作为情爱信物。但是,这种见之于形的情爱信物有时却容易给偷情的男女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甚至惨遭杀身之祸。因而枕上的春秋,记载的不仅是你侬我侬,卿卿我我,更还有恩怨情仇,血腥杀戮。要说最倒霉的则是与大唐王朝的高阳公主偷情的玄奘高徒辩机和尚了。高阳为唐太宗最宠爱的女儿,嫁与当朝宰相房玄龄之子、散骑常侍房遗爱为妻,却与曾因撰写《大唐西域记》而享有盛名的玄奘高徒人称神童的辩机相爱,交往了八年,生下一儿一女。在他们互相交往期间,高阳公主赠送给辩机的定情信物无数,其中就包括一只皇室专用的金宝神枕。他们在偷情约会后,万万没能想到这只神枕竟被一个无名的小偷盗了去。后来在小偷销赃时被官府抓获,恰恰是这只神枕,将高阳公主与辩机的不伦之恋也就此而大白于天下。辩机被叛于西市场大柳树下处以腰斩极刑,侍奉高阳公主的十余名侍女也以知情不报罪悉被赐死。 这只神枕,给辩机招来了杀身之祸。辩机的所有遗物,都被唐僧玄奘收藏于大慈恩寺特辟的僧房中,以便他的灵魂可以继续参予译经工作。同门为僧的和尚们说,月明星稀时,常常会听到辩机的哭声,但不知,那是在叹悔自己与高阳旷世绝伦的恋情,还是在抱憾未完待译的经书?每次经过大雁塔,想起这段艳史,人们都会不禁怅憾于高阳的有缘无份,辩机的有才无命。常常想,如果不是那只枕,如果那枕没有被小偷盗走,如果销赃时没被官府拿获,如果拿获的玉枕不是皇家御物,或许辩机便不会惨死了。 一只枕头,演绎出如此多的风流轶事,不禁令人感慨万千。但是要说古代女子幽会偷情时自带枕头的真正原因,不论是鸳鸯枕上易得好梦也好,还是枕上留香,留下爱情见证也罢,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那就是古代一对男女幽会偷情之时,那都必须要有芙蓉帐、鸳鸯枕、桃花被这些必需的用品,而枕头是最便于携带的物品。 偷情不是罪,罪过的是不该留下证据。高阳的金宝神枕就和莱温斯基的蓝裙子一样,是恩爱的痕迹,却是灾难的因由。后宫的风云,左右着前廷的战事,而多少玄机,都是在枕边进行。 都说人生如一枕黄梁,米已熟,梦醒否? “拉郎配”之风在古代数度刮起,且多在江南一带,这既与江南女子秀美温柔,最有可能被朝廷采选相关,更与老百姓害怕女儿入宫,从此亲情永隔相关。女儿获选进宫,看起来是一桩极体面的事,父母脸上有光,女儿也将锦衣玉食幸福一生,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女子一旦入宫,无异于“终身监禁”,既没有任何自由,也谈不上什么幸福,其地位最多不过是一个性奴,有的连性奴还摊不上。 有幸得宠于皇上,在宫中地位有所改变的,少之又少,而有幸做到皇后的,则几千年中也不过屈指可数的几个,有的还只是死后才得到一个封号。因此,后宫对于大多数被选女子来说,不过是一个葬送青春年华的坟场,老百姓虽然并不 了解宫中内情,但这个道理却是明白的,于是“拉郎配”便成为他们在情势急迫时保护自家女儿的一种手段,尽管仓促之中难免阴差阳错,所嫁非人,但在为人父母者看来,这无论如何要比幽禁宫中强。从表面看,上述几起“拉郎配”都是由人们轻信一时谣传引发的,是百姓们互相惊扰上演的一幕幕群体性闹剧,实际上它源于人们对朝廷采选秀女的恐惧心理,在真相不明的情况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以免一旦真的发生又摊到自家头上而追悔莫及。 作为有女之家,有这样的心理不能说不正常,在皇命不容违抗与不甘心葬送女儿一生幸福之间,趋利避害,实在是人之常情。可见,引发“拉郎配”闹剧的真正祸首,是暴虐而没有人性的专制皇权。 从广义上说,凡是宫里的女子(皇帝本人的亲生母亲及女儿除外)都有可能是皇帝的妻子,但若是如此划分,则嫌太过宽泛,事实上皇宫里百分之九十的女子是不能得到皇帝垂青的,唐诗、宋词中有许多关于宫中怨女的描写。所谓“泪湿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白居易),所谓“十二楼中尽晓妆,望仙楼上望君王”(苏逢),真是举不胜举。 因此,我们并不认为这些在皇帝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女人就算是皇帝的妻子,我们采用的是“于史有证”的标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来界定皇帝妻子(包括“妾”)的数目的。还是让事实说话最好。 统计仍然是从西汉时代开始,中国著名史学家柏杨先生在其巨著《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一书中把秦代以前,乃至上古传说时代中的君主之妻都列入“皇后”篇内,窃以为不妥,因为我们本文讨论的是皇帝之妻而非君主之妻。 皇帝之妻本应从秦始皇算起,但秦始皇时代却既无皇后妃嫔之名,又无任何有关的记载,我们只能采取暂付阙如的态度,从西汉时代开始我们的统计。 西汉一代一共有皇帝12人,其中在正史中一夫多妻者7人,他们是:高祖刘邦、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武帝刘彻、宣帝刘询、元帝刘奭、成帝刘骜。 其中刘邦有妻5人,她们是:高皇后吕雉、戚夫人、赵夫人、管夫人、孝文太后薄氏;刘恒有妻3人,她们是:孝文皇后窦氏、慎夫人、尹妃;刘启有妻3人,她们是:孝景皇后薄氏、孝景皇后王娡、栗姬;刘彻有妻6人,她们是:孝武皇后陈娇、思皇后卫子夫、尹婕妤、李夫人、王夫人、鉤弋夫人赵氏;刘询有妻3人,她们是:恭哀皇后许平君、孝宣皇后霍成君、王婕妤;刘奭有妻3人,她们是:孝元皇后王政君、孝元皇后傅氏、中山太后冯媛;刘骜有妻4人,她们是:孝成皇后许氏、孝成皇后赵飞燕、昭仪赵合德、班婕妤。 另有5位皇帝据正史记载是一夫一妻,他们是:惠帝刘盈、少帝刘弘、昭帝刘弗陵、哀帝刘欣、平帝刘衎。 东汉王朝有皇帝9人,9人全部一夫多妻,其中武帝刘秀有妻2人,她们是光武皇后郭圣通、光烈皇后阴丽华;明帝有妻2人,她们是,明德皇后马氏、贾贵人;章帝刘恒有妻3人,她们是:孝德皇后窦氏、恭怀皇后梁氏、敬隐皇后宋氏;和帝刘肇有妻2人,她们是:孝和皇后阴氏、和嘉皇后邓绥;安帝刘祜有妻2人,她们是:安思皇后阎姬、恭愍皇后李氏;顺帝刘保有妻2人,她们是:顺烈皇后梁纳、虞贵人;恒帝有妻4人,她们是:懿献皇后梁女莹、孝恒皇后邓猛女、恒思皇后窦妙、采女田圣;灵帝刘宏有妻3人,她们是:孝灵皇后宋氏、灵 文章参考:作者博客:www.tangboli.com.cn 思皇后何氏、灵怀皇后王氏;献帝刘协有妻5人,她们是:孝献皇后伏寿、献穆皇后曹节、贵人董氏、夫人曹宪、夫人曹华。 西秦未称帝,不予统计。 从上面列举的统计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富有四海的皇帝们既有一夫多妻的,也有一夫一妻的——本处所说的“一夫一妻”是指在官修的正史中除了“一妻”以外再没有别的妻子记载的,这里面有可能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些皇帝们真的是一夫一妻,如五代十国时的南吴的让帝杨溥,此人虽然名为皇帝,实际上还不如一个囚徒,举个例来说,他常常挨打,被其手下的大臣说揍一顿就揍一顿(详情请参见拙著《中国帝王私生活百态》一书),这种囚徒似的皇帝根本不可能敢娶几个老婆。再如元朝的宁宗皇帝懿怜质班,他死时只有七岁,其妻答里也特迷失与他同年,小小年纪有一个老婆可能都形同虚设,根本不可能多“配备”更多的妻子,另外一种情况是这个皇帝本来一夫多妻,但由于正史中只留下众多美人中的一个人的芳名,我们只能本着史料中有才算数的原则,把他们也归入一夫一妻者的行列。 一夫多妻者中的“多”字上限在44个,创此“中国纪录”者是元太祖铁木真,最少者不过2人。 不同的朝代“多”的情况也各不相同。在明代以前(包括明代),各个大的帝国诸任皇帝中总是“一夫多妻”与“一夫一妻”并存,惟有清代12任皇帝全部一夫多妻。 过去人们常说“多妻多子多福”,这话并没有多少科学道理。且不说妻子一多,难免会有争风吃醋、勾心斗角之事发生,而且多妻也未必多子,南宋高宗皇帝赵构有妻7人,却没给他产下一个子嗣,到了最后,还得从族人秀王赵子称那里过继来一个义子继承皇位,这个义子就是南宋二任帝孝宗赵伯琮。明熹宗朱由校有妻4人,也没留下一个子嗣,帝位只好留给他的弟弟朱由检(崇祯),清穆宗载淳有妻5人,也没有留下一个子嗣,帝位只好由其堂弟兼表弟载湉继承。 有人开玩笑说,因为是周公定的周礼,而不是“周婆”定的周礼,所以,一夫多妻似乎成了一件亘古不变的常理,但是,并非所有的正宫皇后(皇帝的正妻)都能对此容忍,一个最有名的例子是隋文帝的正牌妻子独孤皇后,她与丈夫一结婚时就逼丈夫表态“誓无异生之子”,丈夫当了皇帝之后,有一次“花”心大起,临幸了一个复姓尉迟的宫女,独孤氏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将尉迟氏处决,保住了丈夫与她一夫一妻的局面,但当她刚一去世,其夫文帝杨坚就又册立了好几个妻子。这个例子说明,好色、多妻乃是皇帝们的一个共性,也是他们的一个天性。 饶是如此,检阅古今史籍(正史),我们也从未发现有哪一位皇帝曾经有过“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 以前的一些通俗文学作品以及民间口头文学中,常常把隋炀帝杨广和金朝第四任帝完颜亮“提”出来示众,说他们如何如何地荒淫,有成千上万的妻妾,这种夸大其辞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无知和误解,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创作者们所带有的一种灰色的欣赏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