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商行发展三大缺口：费用高定价差中间业务薄弱

城商行发展三大缺口：费用高定价差中间业务薄弱 城商行发展三大缺口:费用高定价差中间业务薄弱 扩张伴随高费用 商业银行三大成本支出:营业税及其他和所得税、业务管理费用、资产减值费用,同样显示了各家银行的经营方式和盈余管理倾向。在今年上半年的业绩增长中,各家城商行的费用都呈现出了较高的增幅。 首先,营业税及其他和所得税主要与业务发展相关,是相对外生的因素,营业税直接相关各家银行的毛收入,可调控性最小。而所得税则主要取决于各家银行业务利润的地区分布和非税收入的占比,总体来说并不构成明显的差异化因素。 其次,业务管理费用的提取则显示了各家银行的业绩管理倾向。除了宁波银行外,其他城商行的费用/资产比例都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这明城商行在规模扩张中,管理成本的增加不可避免。而宁波银行费用出现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去年同期的基数较高,以及今年上半年需要业务费用支持较少的同业资产业务增长较高所致。 最后,关于资产减值费用的列支,城商行几乎都对利润的增长提供了正面的支持,减值费用/总资产的比例也都呈现出了大幅下降的局面,但大幅下降的可持续性值得怀疑,也会对城商行未来的业绩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如果以总资产为量纲将城商行的情况进行比较,可以看出除宁波银行因为去年基数较高的原因外,其他两家银行的业务管理费用/总资产的比例都显现出了上升的趋势。这也符合城商行在拓展自己业务规模时不可避免地会迎来管理成本的增长和管理效率的下降的判断,因此,如何处理好增长与效益的关系是决定城商行发展成败的关键。 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资产减值费用,它的计提与监管和管理层的经营理念相联系,目前城商行拨备/总贷款的比例已经处于了历史低位,未来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已经很小。因此,在城商行对外扩张的进程中,未来减值费用波动可能会对业绩带来影响,而减值费用波动的最根本原因可能与大家普遍关心的城商行信贷资产结构有关。 北京银行的政府融资平台相关类贷款和房地产相关类贷款都处于较高的水平,而其资产减值费用在上半年的计提中又过于激进,这或许只能理解为公司对自身大中型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客户结构十分有信心,又或是公司资产减值的计提主要会在三四季度完成。 无论哪种原因,北京银行在资产减值费用的计提上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估值水平。 总体而言,三家城商行的贷款行业分布的特点在于政府平台类贷款的占比相 房地产相关类贷款的占比相对较高,这主要与其经营导向有关,也表现出对较少, 更大的市场经营风险。 定价能力堪忧 尽管费用大幅增长,但依靠更高增速的规模扩张,三家城商行上半年都获得了良好的业绩,获得了0.66%以上的高ROA水平。 北京银行的利润构成因素充分体现了其特色,即客户以大中型国有企业为主,一般都拥有较强的贷款议价能力,北京银行的贷款利息收入相对较低。但是因为这类企业贷款的金额一般都比较巨大,从而使得拓展业务所需要的相关费用反而有明显的降低,同时对于这些客户的信用风险一般也都低于其他类型企业,北京银行的资产减值费用也能相应地减少。 因此,北京银行未来的发展关键在于,其异地分行业务的发展是否能够实现其在总部北京的这一独特的盈利模式。 南京银行的最好的盈利能力来源于其均衡的发展模式,无论是利息收入、手续费收入还是其它中间业务收入都保持了稳定的发展态势,特别是非贷款类资产的运用成为南京银行的一大特色,使得其拥有了较强的市场化经营能力。目前公司的发展仍然以苏南地区为主,管理费用的支出也比较有效,未来增长的关键点在于依托江苏省经济发展的平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趋势。 宁波银行的发展模式与民生银行比较类似,都属于“高投入支持高产出”的业务发展模式,特别是其对贷款客户的议价能力相对较强,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获得了较高的贷款利息收入。 但宁波银行资产减值费用在低位运行的态势能否持续值得怀疑。虽然目前公司的不良贷款情况基本稳定,但是与其客户结构不相适应的资产减值费用支出可能会在未来给公司的业绩增长带来比较大的压力,特别是目前面临转型的经济结构下,出口加工型企业密集的浙江地区的企业情况值得关注。 净息差一直是市场最为关心的评价商业银行经营情况的变量,影响净息差的原因主要是资产负债结构和定价水平,资产负债结构更多地受管理层的资产运用偏好、负债客户来源结构、资本充足率的约束以及存贷比的限制等因素的影响,更多地受外生变量的影响;而定价水平则主要与商业银行的风险定价能力、市场的资金供求状况以及金融市场结构相关。 中报显示,三家城商行贷款在生息资产结构中的占比都有所下降,主要是因为在贷款投放受到一定约束的情况下,城商行规模冲动的诉求使得非贷款类资产运用获得了较大的提升,与此相对应的是其同业负债业务的增长。 而上半年三次存款准备金的增加并未使得商业银行的现金与准备金占比明显提升,主要是超额准备金下降所致。目前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了历史次高的水平,根据目前的经济运行情况未来继续提升的可能性不大。 城商行的投资价值一直被“高成长性”的光环所笼罩,但与扩张并生的高费用增长、低定价能力以及中间业务收入的薄弱基础等,说明城商行的规模因素又一次当仁不让地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而息差的环比负向驱动却是其为了增长而牺牲定价水平的最好印证。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城商行的贷款投放由于速度过快,在二季度很可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于是,投资和同业资产这两类非贷款类的资产运用进而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南京银行的这两类资产运用形式的占比达到了接近50%的水平,与其较高的手续费收入占比和非利息收入占比相呼应。 在付息负债方面,由于城商行的存贷比压力相对较小,在上半年的存款竞争中并没有像中型股份制商业银行那样积极,反而是资产端运用形式的限制使得其对同业负债的拓展有所加强。 因此,由于城商行规模发展冲动的影响,各家银行的贷款收益水平都呈现出了一定的下降。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上半年城商行规模增长的质量令人担忧,如果贷款定价无法提升,那么其高增长的持续性将会非常薄弱。 债券收益的普遍降低而城商行的债券投资和同业资产收益水平出现了分化, 主要是因为去年流动性放松条件下低利率债券投资收益的实现。而同业资产业务收益出现的上涨,则主要是因为在今年上半年存贷比压力下市场拆借资金利率高企,拥有较低存贷比的城商行银行同业资产运用的空间更为有利。 现金和准备金项目的收益不降反升再一次证明,城商行在上半年的三次准备金提升下更多地是通过降低超额存款准备金占比来实现的。在付息负债方面,存款由于重定价因素出现了一定的下降,而北京银行由于其客户结构的原因,反而出现了一定的上涨,目前公司存贷比的压力较小,这主要与公司仍然希望在未来通过贷款投放实现增长的战略有关,目前存款的吸纳是为了给将来贷款的投放预留下空间。 综合分析,在利润环比增长的驱动分析中,城商行的规模因素又一次当仁不让地站在了最为重要的地位上,但是息差因素的环比负向驱动却更加印证了对城 商行仅仅依靠规模增长的可持续性的担忧并非孔穴来风,为了增长而牺牲定价水平,并不是投资者所希望看到的健康成长。 三家城商行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息差因素环比负向驱动,这是一个值得警觉的 一是监管层对部分商业银行风险资产增长过快可能信号,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产生了警觉,所以在二季度对一些前期风险资产增长过快的银行实行了窗口指导或是道义劝告,从而使得它们在资产运用中,偏向了风险系数较低的同业资产业务。 另一方面,城商行在追求规模增长的同时,没有将定价这一因素放在重要的考核指标中去规定,使得基层行的规模冲动和速度情节获得了极大的释放。 中间业务基础弱 城商行非利息收入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其手续费收入结构中仍然以与贷款投放相关的财务顾问费、信贷承诺费及贷款业务佣金为主,这也是由其渠道相对较少,中间业务发展基础比较薄弱相一致的。 北京银行的手续费收入占比最低,这主要与公司更加注重贷款业务的发展相关,北京银行对于零售业务和资金交易业务的投入相对较少,使得其非利息收入方面很难与其他商业银行形成有利的竞争能力。 南京银行走出了一条中小型商业银行发展非利息收入的新路,即依靠自身相对较强的同业运用能力和债券投资能力,在零售产品、投资收益实现等方面实现差异化的发展之路。利用公司长期积淀起来的非利息收入能力,它可能成为第一家在目标集聚市场里获得成功的小型商业银行。 宁波银行中间收入仍然表现出类似民生银行的非利息收入结构特征,其贷款相关类手续费收入的获得,更应该看作是贷款定价能力的一种转移体现。宁波银行的优势在于客户的价格不敏感性,公司目前发展非利息收入的动力并不是很足。 目前来看,城商行手续费收入的增长已经出现了分化,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出现了40%以上的同比增幅,而宁波银行仅有24%左右的增长,究其原因主要是宁波银行目前仍然以利息收入为其最重要的利润来源,在非利息收入方面的战略投入还没有展开。 策”更加有利于各家银行发现自身的优势当然,并非所有的银行都应该在非利息收入方面给予最大的关注 ,实现各自价值。,“一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