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运动爆发前的俄罗斯女子教育

     妇女运动爆发前的俄罗斯女子教育                  赵春梅摘要：从基辅罗斯时期到19世纪六十年代妇女运动爆发前，俄罗斯女子教育经历了近千年的发展与衍变历程，总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中世纪若有若无的女子教育，完全受惠于自发参与到教育实践中来的上层社会女性；18世纪，当政者意识到女子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由统治者主导的教育改革不但将女子教育提上日程，而且通过引进西欧教育模式大力发展本国女子教育；19世纪上半叶，女子教育逐渐从整个教育体系中分离出来。长期以来，俄国女子教育一直隐藏在男子教育的光环之下，其教育内容则始终围绕当权者对妇女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而展开，与现代意义上的女子教育尚存在一定距离。关键词：俄罗斯；女子教育；发展与衍变中图分类号：G77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9）14-0111-05一、中世紀的女子教育从基辅罗斯时期到19世纪60年代俄国妇女运动爆发前，女子教育历经近千年的发展与衍变，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中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基辅罗斯建立前的6-9世纪，女子教育根本无从谈起。关于教育的记载很少，即便有，也只涉及男童教育，如在东斯拉夫部落中盛行的一种流传很广的习俗——“寄养制”。至于同龄的女童，则留守在家中，学习女性需要从事的劳动技能，如各种家务、纺线、编织，以及制作瓦罐、瓦盆、砂锅之类的家庭用品，等等。到了基辅罗斯时期，教育的雏形开始出现，形式包括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两种。编年史或行传中留下的记载仍然只涉及男子教育，而且，主要以家庭教育为主。随着基督教被确立为国教，以及教堂和修道院的大量修建，索菲亚教堂的图书馆成为现实意义上的学校，基辅——佩切尔修道院在教育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诺夫哥罗德，雅罗斯拉夫大公曾专门为王公和神职人员的子女开办过一所学校，俄语授课，科目主要包括阅读、写字、基督教教义和算数。当时，在高级神职人员、王公显贵中，出现了一些学识渊博的人，如精通希腊文、拉丁文、波兰文、瑞典文和挪威文五种文字的弗谢沃洛德大公，写有著名的《训蒙篇》蒙诺马赫大公等。中世纪的女子教育，因女性地位的低下而被长期忽视，上至国家政权，下至民众，鲜有人对此加以关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女子教育完全荒芜。首先，王公家庭中的一些女性曾自发在学校或者家庭中接受教育，如雅罗斯拉夫大公的女儿安娜就受到过良好教育，她后来嫁给法兰西国王亨利一世，成为法国皇后，切尔尼戈夫的叶夫罗西尼娅公主曾随大臣费多尔读书，掌握了哲学、修辞及全部文法，在关于她的传记中这样写道：“虽然她未就学于雅典，然学得雅典人之智慧”。总体看来，这些贵族女子的共同特点是爱读书，学习完全出于个人兴趣，知识的获得大都通过家庭教育和个体坚持不懈的阅读。实际上，除了贵族家庭中的女性，史料中还保存了普通妇女识字的记录，如，在诺夫哥罗德，挖掘出一些写在桦树皮上的便签，据考证，它们隶属于12、13、14世纪，绝大多数出自女性之手或者是写给她们的，作者并非贵族小姐或者修女，而是乡村女子或商人之女，书信的内容多是对家庭生活的描述与记述。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一些上层社会的女性，不但自身通过学习获得了广泛的文化知识和良好的个人素养，而且自发参与到教育实践中来，对俄国女子教育的诞生与存在贡献了毕生之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扬卡公主和波罗茨卡娅公主。扬卡公主（原名安娜，11世纪下半叶—1112或1113），其父是著名的基辅大公弗谢沃洛德，外祖父是拜占庭皇帝康斯坦丁·蒙诺马赫。出身显赫的扬卡公主，抛弃优渥的物质生活，撕毁与拜占庭王子康斯坦丁·杜卡的婚约，于1086年在基辅的安德烈修道院受洗，于同年在这里创办了欧洲第一所女子学校。当时，大约300名少女在此学习，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写字、唱歌、缝纫、其他手工制作，以及东正教教义和神学典籍等。1089年，为了进一步研究东正教教义，同时也为女校收集书籍，扬卡公主曾前往君士坦丁堡，一年后回国。扬卡公主主管女校26年，死后葬于安德烈修道院，很长一段时间该修道院以她的名字命名。继扬卡公主之后，波洛茨卡娅公主（1101—1173）因其在女子教育方面的卓越贡献而成为东斯拉夫第一位女教育家。她是波洛茨公国斯维托斯拉夫大公的女儿，基辅大公蒙诺马赫的外孙女，她外表美丽，天资聪颖，喜欢阅读，对语言、写作和艺术表现出非凡的天赋，精通希腊文，对希腊文化极其熟悉。从12岁起，她屡次拒绝多位王子的求婚，为拒婚甚至离家出走。1118年，17岁的波洛茨卡娅在离波洛茨克两百俄里塞尔措筹建了一座女修道院，她本人出任院长。据史料记载，波洛茨卡娅公主在修道院的生活繁忙而充实：她从事翻译工作，将希腊语和其他语言书籍译成俄文，此外，还为所译史学著作、神学典籍、教材、圣徒传记添加注释。随后，她在修道院开设了一所女校，所用教材便是自己前期翻译创作的成果，并亲自为修女们上课，教授写字和手工课程。据《波洛茨卡娅行传》记载，她教导女生要“克制、忍让、心地纯洁、温和、端正、言语谦恭、少说多思。”波洛茨卡娅公主著书立说，尤其是创办女学、图书馆等实践活动，不但促进了书籍的传播和波洛茨克文化生活品质的提升，而且推动了女子教育的发展。13世纪，在苏兹达里也出现过类似的女子学校，运作模式大体相同。综上所述，中世纪的俄国女子教育，深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特征明显。首先，这一时期，女子教育并非由国家和社会主导，而是单纯的个人行为，多由王公显贵家庭中文化素养较高的女眷主持完成，至于女子学校的出现，则完全归功于精英女性的个人创举。其次，这一时期，俄国的文化教育事权掌握在教会手里，所以女校教学并无专门场所，大都在修道院中进行，授课内容除东正教教义外，仅限于阅读、写字、歌唱和手工制作等，且无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系统的教学大纲，只是一种零散的可有可无的社会现象。二、近代女子教育从18世纪开始，随着彼得一世改革的渐次展开，欧洲文化大潮的涌入，俄国女子教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即引进西欧模式、发展实用性女子教育阶段。应该说，18世纪是俄国女子教育真正的发端期，此时统治者已经意识到教育对整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于是近代俄国女子教育便随着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与投入而拉开序幕。从彼得一世开始，俄国由学习波兰转向学习德国。游历西欧各国后，他深刻认识到本国在教育方面的落后，着手进行改革，他制定了建立俄国科学院以及科学院附属大学和文科中学的；创办了各种为建立大海军、陆军以及冶金工业服务的专业学校和军事学校；进行了举办国立初等普通学校（）的尝试；改革了教会教育。此外，各类学校都着重于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传授。进入彼得一世视野的女子教育，同样呈现出落后的一面。当时，整个社会对女子教育都极为轻慢。即便女性自己，絕大多数对识字、书籍都持否定态度。如，作家巴拉托夫当年被拒婚的原因，竟然是女方嫌他读书太多。为了改变绝大多数妇女学习意识欠缺、长期陷于文盲的状态，彼得一世甚至采取强制措施督促妇女学习文化：他将受教育和当时女性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出嫁联系在一起，为此专门签署法令，规定不能写出自己姓名的贵族小姐，不能结婚嫁人。彼得一世曾一度产生过创办女校的想法，甚至付诸了实践，如，1717年，出访法国时，他曾参观过著名的圣西尔女校；1724年1月24日，彼得专门颁布法令，规定僧侣不但有义务抚养孤儿，而且要教他们识字，至于女孤，主要教会她们缝补等技能。彼得一世改革后，教育的主要特点由以往的教会掌控变为国家主导，它同时也成为女子教育的显著特征。从此，教育发展水平与沙皇个人素质、能力及其教育程度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另外，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出现了一些私立寄宿女校，创办者多为外国人，以法国人为主，在这些寄宿学校中，也有一些是男女同校。相对于西欧来说，俄国的寄宿女校起步较晚，直到伊丽莎白时代才得到进一步发展。整体上，彼得一世的教育改革收效甚微。在1767-1768年首次公开讨论教育问题的法律编撰委员会上，代表们就曾指出，彼得时代创建的学校对教育发展并未带来实际益处，明显变化有二：一是“受教育”在贵族阶层中成为一种时尚，二是家庭教育在地主家庭中流传开来。但是，普遍认为，当时的家庭教育较为肤浅，只是为了附庸“法国式的优雅”。如果说，彼得一世的女子教育改革，仅限于理论层面，统治者只在理论上提出了关于女子教育的设想，并没有将其真正付诸实践，那么叶卡捷琳娜二世不仅提出了系统的女子教育发展理念，同时颁布措施，创办女校，将欧洲先进的教育理念引入俄国，对整个俄国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为俄国女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叶卡捷琳娜二世女子教育改革分为60—70年代和80年代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重要事件，一是1764年3月颁布的《男女两性教育总则》，二是1764年5创建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校。《男女两性教育总则》是18世纪俄国教育思想变革的里程碑，核心内容是培养学生的人格和公民素质，为建立完整的教育体系和女校创立奠定了基础。1764年5月5日，女皇下旨通过了《贵族女子教育章程》，从而奠定了俄国教育政策的基础。根据这一章程，创办了斯莫尔尼女校，该校是俄国第一所女子公立学校，是俄国女性享受社会教育的开端，直到1919年，女校搬至塞尔维亚止，共培养了85届毕业生。叶卡捷琳娜二世是斯莫尔尼女校创立的首要功臣，她崇尚欧洲启蒙思想，深受蒙田、费奈隆教育思想的影响。登上沙皇宝座后，女皇认识到，打破俄国教育落后局面的关键，在于解决女子教育问题。因此女皇计划筹建一所全欧洲前所未有的女子学校，宗旨是为国家培养有教养的女性、优秀的母亲、对家庭与社会有益的成员。俄国著名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别茨科伊授命实际操作，他在对西欧各国女子教育进行了全面考察后，提出女校必须采取全封闭式教学，才能培养出理想的下一代，然后由他们以直接而可靠的方式去教育自己的孩子，从此代代传承，最终达到从整体上提高俄国贵族教育水平的目标。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院的创办地是彼得堡，当时称为贵族女子教育社，原本计划招生200人，由于种种原因，首届学生只招收到51名贵族女童。按照章程，女生从六岁入学直到18岁毕业，采用寄宿制，其间不得离校，教师几乎全部为外籍。学院设立四个班：一级班（6—9岁），学习两门外语、俄语、算术、图画、舞蹈、音乐和手工；二级班（9—12岁），除以上学科外，另增设地理和历史课程；三级班（12—15岁），开设语文科学、建筑和徽纹学入门；四级班（16—18岁），学生必须掌握有关法律的精确知识，以及良好教育、优良品行、社交和礼仪的所有，所有年级均需讲授宗教教义。斯莫尔尼女校采取因材施教、寓教于乐、禁止体罚、注重读书的治学原则，章程充满了对孩子的关爱和对他们天性的尊重，摒弃并根除了此前关于教育的各种错误观点和混乱现象。同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听从别茨科伊的建议，创办了兼收男女弃婴的莫斯科儿童教养院，主要教儿童学习劳动技能，如教男童学习耕耘和园艺，教女童学习烹饪和制作面包等等，同时给予适当的文化教育。1765年，斯莫尔尼女校增设市民部，面向平民家庭招生，该部的学生，只学习一种外语，除宗教教育外，还包括俄语、算术、舞蹈、音乐、家政和手工，市民部尤其偏重家政和手工课程。女皇的目的是保证这些家境贫寒的女生长大后能够有一技之长，在经济上获得独立。第二阶段，即18世纪80年代的俄国女子教育改革，构成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教育理念的修正、教育政策的调整时期。她重新评估了俄国的社会现状，正视已经出现的问题，并作出相应的调整。如，1783年3月28日，女皇下旨，重新编写斯莫尔尼女校教学大纲，贵族部由原来全部外语教学改为俄语教学，以改变学生母语生疏的状况，平民部则需提高教学水平。该阶段，女子教育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培养“新人类”，只不过在具体措施上进行了调整，如摒弃了全封闭式运作模式，同时，开始强调综合性教育的重要性，主张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尤其注重培养女生的实际生活能力。1783年，叶卡捷琳娜二世颁布《人与公民之责任》，全面阐述了“等级实用”理念，它从另一侧面说明，女皇摒弃了乌托邦式的教育构想，不再完全借鉴西方的教育理论，而是着眼于俄国社会现实，着眼于国家森严的等级。这种“等级实用”的教育理念在后续的二百年间成为国家教育的指导思想。除了赞誉之声，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女子教育改革也广被诟病，有人指出，俄国女子教育的根本弊端在于培养目标的虚无性，即培养善良的女主人、忠诚的伴侣和称职的母亲，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实现的目标，因为根本没有可以用来衡量的。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教育目标的引领下，女子教育渐趋功利化，它的开展并不是为了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也不是为了发展其智慧，而是为了将女童们培养成出色的“伴侣”，能够嫁得好。另外，当时的家庭教育仍在俄国教育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俄罗斯著名妇女问题研究者米哈涅维奇曾指出，当时女童的家庭教育極其昂贵，只有贵族才担负得起，是专属于贵族的教育模式，但是由于方式灵活，操作简单而深受上层社会的青睐。18世纪俄国最富学识的女子之一达什科娃，就是家庭教育的优秀成果，她通晓4种语言，精通音乐、舞蹈、绘画和社交礼仪，是真正的名门淑媛，在俄国社会文化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至于中产阶级出身的女孩，只能享受形式化的教育，或者更低级的教育。另外，这一时期，女子教育在得到国家重视的同时，也引起文学家、文化活动家等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关于女子教育的讨论越来越多，议题主要围绕是否需要女子教育，以及女子教育的特点展开。文学创作中，18世纪的著名作家冯维辛在《纨绔少年》一书中，专门设置章节，让各类人物表达对女子教育的看法：粗俗的波拉斯塔科娃看到索菲娅不但收到信，而且自己还能读，立刻义愤填膺，认为这是道德沦陷；游历过欧洲思想进步的斯塔罗东，则建议外甥女索菲娅读法国著名教育家费奈隆的《泰雷马克历险记》。此外，俄国诗人苏马罗科夫在自己的讽刺诗《献给另一个世界的颂歌》中曾赞颂“在大海的另一边小姐们也在学习”；当时，一些怀有先进思想的社会活动家也在为俄国女子教育的发展而殚精竭虑，如，诺维科夫，他不但在《雄蜂》《画家》等杂志上发表文章，探讨俄国教育问题，以引起社会各界对女性和儿童教育的重视，而且还创办了主要以母亲和儿童为读者的《儿童启智读物》。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的俄国女子教育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一致关注，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俄国女子教育发展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叶卡捷琳娜二世参照德国教育体系所进行的女子教育改革，着眼于俄国社会现实，渗透着“等级实用”的教育理念。不过，我们必须看到，虽然女子教育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已经开始起步，但整体发展仍然较为落后。据文献记载，1782年至1800年，俄国公办学校学生的总数为176730名，女生仅有12595名，占总人数的7%多。三.19世纪上半叶的女子教育叶卡捷琳娜二世去世后，由玛利亚·费奥多罗夫娜皇后（1759—1828）主管俄国女子教育。玛利亚皇后是保罗一世的第二任妻子，又称乌腾堡的苏菲·多萝西娅，出生于普鲁士，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喜爱艺术，精通德、法、意、拉丁语。她身材高挑、容貌美丽，深得叶卡捷琳娜二世喜爱。1796年3月12日，保罗一世发布命令，授权玛丽亚·费奥多萝芙娜皇后管理女子学校。1796年，沙皇再次下令，将18世纪六七十年代设立的儿童教养院、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院及其附属的市民部都置于玛利亚皇后的管辖之下，同时设置了皇后的办事机构，1854年，该机构正式命名为玛利亚皇后事务部，成为俄国主管慈善事业和部分教育机构（主要是贵族女子学校）的中央机构之一。玛利亚皇后在此后的34年间，将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俄国女子教育事业。作为国家的“第一夫人”，她深入研究并参与一切与女校相关的事务，大到教育目标、教学大纲等大政方针的制定，小到学校里生活细节，如卫生、伙食等的监管。史料记载，皇后每天都会到学校，她关心每位女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亲自检查她们的作业，甚至查看老师们的教案。在她主管俄国女子教育期间，教育秩序规范，教育环境良好。众人均严格遵循着皇后的指示，鲜少有人违纪，更没有人被开除过。可以说，玛利亚皇后对俄罗斯女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玛利亚皇后借鉴西方的教育理论，开展切合本国实际的女子教育改革。1797年，她颁布了第一批关于女子教育改革的法令法规，有的是皇后亲笔起草，有的经她修改过，严格规定女校教育活动的内容，清晰诠释了女子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这些新规对俄国女子教育的未来发展影响很大，奠定了此后半个世纪间俄国女子教育的前进方向。1801年至1825年，女子中等教育发展势头良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女校数量增多；2）女校的等级制度和封闭性逐渐减弱；3）女生人数明显增多，女子教育体制逐渐健全。玛利亚皇后管理女子教育期间，创办了多所贵族女校，按照斯莫尔尼女校的教学模式进行管理。1801至1825年，新创办贵族女校10所，其中5所坐落于首都圣彼得堡，分别是玛琳中学（1797）、巴甫洛夫斯基中学（1798）、圣叶卡捷琳娜中学（1798）、伊丽莎白中学（1808）和爱国中学（1813），3所在莫斯科，分别是圣叶卡捷琳娜中学（1802）、亚历山大罗夫中学（1804）和伊丽莎白中学（1825），其余两所学校在外省，分别是哈尔科夫女校（1812）和波尔多瓦女校（1819）。据统计，到了1853年，俄国政府一共创办了25所贵族女子学院。女校的等级制度和封闭性逐渐被打破。在女校学习的学生不仅有贵族小姐，还包括其他阶层的女生，如哈尔科夫女校曾接收神职人员和商人家庭出身的女生，甚至家境穷困的女生可以在这里免费学习，只不过平民阶层的女生每年需要支付200卢布的学费。除哈尔科夫女校外，还有些女校也接收社会各阶层的女生，如，1805年成立的莫吉廖夫女校，1811年成立的敖德萨女校，以及1821年成立的萨拉多夫斯基女校。随后，女校开始分为公费寄宿学校和自费寄宿学校两种，自此开始出现“走读生”和“寄宿生”，寄宿女校的教学大纲几近相同，教授课程包括神学、俄语、法语、德语、算数、历史、地理、音乐、舞蹈、手工、习字或者绘画。有些寄宿女校，尤其是首都的学校，还开设神话学、自然历史、美学、意大利语、英语和声乐等课程。寄宿生的学费每年200至800卢布不等，走读生的学费60至80卢布左右。1801至1825年间，在当时受教育的女生中，有一半就读于玛利亚皇后管理的国立女校，另一半则在私立寄宿女校读书。這一时期，女子教育体制逐渐健全起来，女生人数明显增多，女子教育也从整个教育系统中分离出来。女子教育机构除了斯莫尔尼女校，还有正教院为神职人员的女生创办的中等女子教会学校，以及始于1843年的教区女校。1824年，在隶属于教育部管辖的学校学习的女生人数共计5853人，其中，私立寄宿制学校3420人，县立中学338人，走读中学1482人，还有人在其他学校就读。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相比，玛利亚皇后的教育政策明显趋于保守，但学生人数逐年增加。1828年，玛利亚皇后去世前，俄国全境就读的女生人数达到了12000。1844年，一些地方政府下令，规定在拥有25名适龄女童的居民点开办初级女子学校，到了1856年，在全俄境内初级国民学校就学的女生达到36900人，占全部国民学生总数的8.2%。与18世纪初相比，这一数字着实令人欣慰，但该数字与俄国适龄女性总人数相比，还不到10%。换言之，虽然俄国女子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统治阶层也在推行各种措施改善教育环境和增加女校数量，但是当时的俄国女子教育普及程度仍然有限。纵观俄罗斯女子教育近千年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它是一个深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和国家政策影响的渐进的衍变过程：出现于基辅罗斯时期，真正的萌芽则始于近代，随着俄罗斯的欧化拉开序幕，应国家对女子教育的需要而起步，其发展主要源于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的重视与投入。长久以来，学生仅限于贵族阶层，直到19世纪上半叶玛利亚皇后主管时期，才推及社会各阶层的女性。俄国女子教育一直隐藏在男子教育的光环之下，其教育内容则长期围绕当权者对妇女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而展开，与现代意义的女子教育尚存在一定距离。参考文献：[1]泽齐娜，等，著.俄罗斯文化史[M].刘文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2]ХмыровМ.Д.Алфавитно-справочныйпереченьГосударейрусскихизамечательнейшихособыхкрови[M].СПб.：Обёрткапеч.втип.А.Бенке.1870.[3]СизенкоА.ВеликиеженщинывеликойРоссии[M].Ростов-на-Дон，Издательсткийдом《Влади》.，2010.[4]ЛотманЮ.М.，Беседыорусскойкультуре[M].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Искусство—СПб，2001.[5]ДнепровЭ.Д.，Р.Ф.УсачеваЖенскоеобразованиевРоссии[M].М.，2009.[6]ЛихачеваЕ.Н.，МатериалыдляисторииженскогообразованиявРоссии（1086-1856）[C].СПб.，1899.[7]МихневичВ.О.Русскаяженщина18столетия[M].М.，1990.[8]Днепров.Э.Д.Усачева.Р.ф.ЖенскоеобразованиевРоссии[M].М.，2009.[9]Главныйред.：В.В.ДавидоваРоссийскаяэнциклопедия[Z].т.1，М.，1964-1968.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