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凯伦与琼瑶言情小说之比较(定稿)(1)

岑凯伦与琼瑶言情小说之比较中文系00（1）班 施根娣摘要：岑凯伦和琼瑶是港台言情小说的代表，她们编织了不少好事多磨，男欢女爱的恋爱故事，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作为不同时代、地区的言情女作家，她们的作品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本文试从情感模式、思想意识、艺术手法三方面来展开对二者的比较。关键词：情感模式 思想意识 艺术手法Abstract:CenKailunandQiongYao,representativesofsentimentalnovelwritersinHongKongandTaiWan,haveproducedmanylovestoriesbetweenmanandwoman,inwhichthecourseofloveneverrunsmoothly,andwhichareinthereadersgoodgraces.Betweenwomenwritersofsentimentalnovelsofdifferenttimesandfromdifferentareas,theirworksshareboth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Thiseasytriestomakeacomparisonbetweenthesetwopersonsfromtheangleofemotionalmodel,ideologyandaristicstyle.Keywords:angleofemotionalmodel ideology aristicstyle 岑凯伦与琼瑶言情小说之比较提及台湾的言情小说，琼瑶是一个横跨三十多年的“品牌”。她的小说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的小说包括1963年发表的《窗外》至1971年出版的《水灵》和《白狐》,主要是由历朝历代中国民间传奇演变而来的古人爱情短篇故事。中期的小说由《海鸥飞处》开始，至《燃烧吧！火鸟》，主要是描写当代台湾为背景的爱情小说，除《我是一片云》外，可说全是大团圆结局。晚期则由八十年代创作出版《雪珂》开始，小说的背景回到古代，内容企图处理变迁中都市男女的爱情观，并尝试脱离早期悲剧的宿命和中期公式化的快乐故事。琼瑶和她的小说，在六七十年代，就在台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八十年代又席卷祖国大陆，征服了无数善良的读者，九十年代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在世界其他华人旅居地，如东南亚等，琼瑶的小说同样掀起一次次的热潮。岑凯伦是香港上流社会一个大家庭的独生女，英文书院毕业后直接去了外国深造，回来后在本家族的公司任职，是香港言情派的后起之秀。岑凯伦的小说语言质朴，故事都以圆满为结局。她的作品迎合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与心理，走红于香港内外。1988年，岑凯伦的小说在中国大陆出版达250万册之多，造成风靡一时的“岑凯伦热”，1988年也被称为“岑凯伦年”。岑凯伦后于琼瑶为大家所熟知,因此有些评论者认为她是琼瑶的模仿者;琼瑶小说追求的那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的梦幻纯情的古典情调，这在岑凯伦的小说中也有体现,但这毕竟与八十年代香港商业社会格格不入，因此，在岑凯伦的作品中，我们依然能感觉到其中有别于琼瑶小说的地方。一情感模式情爱是生命结构的核心内容之一，在祖传的生老病死、爱情、战争六大文学主中，一直处于第五把交椅的稳固地位。歌唱自由忠贞的爱情、幸福理想的婚姻，也历来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传统主题。古往今来，有无数歌颂美好爱情的优秀诗篇，而戏剧、小说中的悲切动人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红拂女本是隋大臣杨素的宠妓，但她爱上了风流潇洒的李靖，为追求自由的爱情，费尽千辛万苦，在虬髯客的帮助下，私奔李靖。杜光庭在《虬髯客传》中热情地赞扬了红拂女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在明朝的《西厢记》中，穷书生张生和相府小姐崔莺莺一见钟情，敢于蔑视所谓门第观念，张生为了莺莺宁可抛弃功名，甚至废寝忘食、身染重病。《牡丹亭》里的杜丽娘不惜为爱情而死，又为爱情死而复生。《红楼梦》里贾宝玉不爱出生高贵、庄重的薛宝钗，偏爱寄人篱下、任性倔强的林黛玉，不惜为其出家了事。这些作品无不体现了“情”的巨大力量。“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是杜光庭、王实甫、汤显祖、曹雪芹等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的深情呼唤，而这也正是琼瑶、岑凯伦小说的追求。在她们的笔下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感可以用一种模式来概括：他们可以为爱而生，为爱而死，他们蔑视世俗社会强加在人们身上的封建枷锁，如门第、金钱等，重视个人自身的品质，如美德、才能等，因而当他们一旦坠入情网便不可自拔，“我只知道一件事，我要和孟樵在一起，他是强盗，我爱他；他是土匪，我爱他；他是杀人犯，我也爱他。”在琼瑶的小说中，她为每一个需要爱情、需要温暖和快乐的读者编织了一个个美丽的梦，让他们沐浴着感情的蒙蒙细雨，徜徉在爱情的神殿中，忘掉一切烦恼，让他们在爱的天堂里感到温暖和安慰，而这恰好满足了青年人初恋的心理；在另一方面，那些下层民众难以实现的乌托邦式的梦想，也在读琼瑶小说的过程中得到了满足。因此“看她（琼瑶）的书很多是中学生，青年工人看她的书，台湾还有很多理发小姐、理发师看她的书，我想都有道理”。不过琼瑶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她的作品中，男女的爱情渗透着中国式的伦理道德。《在水一方》中的杜小双与卢友文相爱，然后结婚。但卢友文整天喊着要写小说当作家，却什么也写不出来，性情还越来越暴躁，赌钱成性、打骂妻儿。面对丈夫的打骂，小双只是忍耐、再忍耐，柔声安慰他、爱抚他。对于小双的满腔柔情，友文却沉醉于赌场之中，置妻儿于不顾，只为了掩饰自己的脆弱和那颗所谓男子汉的屈辱的心。女性的温柔、善良、纤弱是琼瑶一向崇扬的品格，而杜小双则把这种观点发挥到了极致。当杜小双终于不想再原谅丈夫，可奶奶的一句话又使小双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婚姻是终身的事儿，当初你既然选择了他，好歹认了这条命。”终于，她又一次原谅了丈夫。一句“好歹认了这条命”，一语道破天机：作为女人，嫁了个好丈夫是你的命好，若遇人不淑，也是你的命不好，你只能认命。在琼瑶看来，情爱的理想归宿是家庭；男恩女爱、夫唱妇随是家庭的理想标准；后代和事业对于家庭幸福、感情永恒起保证作用。而离异婚变在她看来是不道德、不光彩的。所以与何慕天真心相爱、却负气嫁给杨明远的李梦竹，18年后，当她与何慕天再次相遇，纵使旧情难忘，但最终只能以理节情，回到杨明远的身边。（《几度夕阳红》）从这个层面来看，尽管生活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现代社会，但琼瑶骨子里面，仍是一个旧式的女性。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台湾、香港、东南亚，还是中国大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二律背反现象，使得人们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需要有一种比较轻松的文学样式来调剂日趋紧张的生活。因此，作为“后起之秀”的岑凯伦，也像琼瑶那样，为了迎合读者的这种需求，编造了许多令人向往的爱情故事：年轻英俊的丁子斌，一次在舞场中救援了被流氓调戏的姑娘海莲妮，他为她的美貌而倾倒，把她视为梦中情人。他们互赠戒指，私订终生（《幸运儿》）。《白马王子》中的香港某大学男生狄雅各、潘伟烈、杜海澄、李西敏都长得英俊潇洒，他们各自爱上校花胡艾妃、表妹月媚、“梦中情人”依芙和“白雪公主”狄雅莉，其间纵有众多的误解、意外、移情别恋等阻碍，但经历了一番情海波涛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各自的归宿。这一类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代都市男女的心里空虚。有人说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是少年的幻想。那么女人也有自己的童话，那就是千古不变的灰姑娘的故事。它从最隐秘的心里底层满足了一般女人的白日梦需要。岑凯伦也从这个故事原型上派生了《天鹅姑娘》：女主角余小丽是富商余庆祥的四女儿。五岁的时候，“垂直的头发像清汤挂面条，肤色不算黑，却是又黄又干枯。眉毛依旧很淡，眼睛够大，可惜单眼皮，肿肿的上眼睑，眼珠子呆滞得有点像死鱼眼。鼻子顽固地不肯起立，平平地死赖在唇上。脸儿像被刀割了两块肉，尖削得惊人。由于太瘦的关系，连嘴巴也显得大。身体像竹竿，腿儿像鸡脚，一副营养不足的样子。”余小丽虽然没有丑得像卡西莫多那样恐怖，但在天仙一样的哥哥、姐姐面前，小丽就显然是只“丑小鸭”了。只有哥哥对她好一点，其他人如妈妈、姐姐见到她不是训斥几句，就是躲得远远的。但是就是这样的余小丽，在长得像白马王子那样的利凯瑞眼中却是：“我不觉得她讨厌。你看，你（美琪）这样欺负她，她只是垂着头，不哭、不闹也不吵。她是丑，但是可爱。”对于小丽，这无疑是“天籁之音”。在饱经忧患中长大的小丽终于出落得天仙化人，但姐妹之情与男女之爱却使她莫所适从。她想逃避、想移情，但爱却像生了根一般缠绕在她的心坎里。经过一番波折之后，小说以“如花似玉，披着白婚纱，捧着玫瑰花球的余小丽由汽车出来，追随在她后面，替她拖起婚纱的是又高又大又壮的俏新郎”结尾。这类故事更是迎合了下层民众想摆脱所处社会状态，“麻雀变凤凰”的想象。由此可见，琼瑶笔下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爱情，而岑凯伦笔下的爱情则带有一丝现代气息。但是她们讴歌的爱情，都或隐或显地指向了人类价值观念中最深刻最基本的方面：原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她们为读者提供了一方任感情自由驰骋的天地，人类共有的情节在这里得到提纯升华，并因而获得了广泛的回响。二思想意识自由忠贞的爱情、幸福理想的婚姻，这个传统主题确实诱人，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男女是不平等的。孔老夫子就曾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小人”即仆隶等下人。因此，在传统的古典文学中，在讴歌男女间爱情的同时，又强调着男人对女人的权利，女人对男人的义务。而琼瑶则塑造了一系列思想意识柔弱的女子形象，来满足男性的大男子主义。“白衫黑裙，齐耳短发，两道清朗的秀眉，一对如梦如雾的眼睛，小巧的鼻梁瘦得可怜，薄薄的嘴唇紧闭着，带着几分早熟的忧郁”的江雁容只是琼瑶的“牛刀小试”，但她已然使得那个步入中年的康南不自觉地注意到这个女中学生，忍不住地想去理解她、关怀她。在《彩云飞》中，琼瑶则塑造了一个梦一般的女孩子——杨涵妮：她有一张苍白、瘦削的脸庞，一双炯炯燃烧的眸子，瘦瘦的小下巴，小小薄薄的唇，还有那弧度柔和的鼻子。她就像一支温室里的名贵花朵，美丽、纯洁、高雅、柔弱，像林黛玉般地若人怜爱，也像林黛玉般的命如纸薄，她耗尽生命的全部只为献给她爱的大学生孟云楼几天璀璨。不管是江雁容的忧郁，还是杨涵妮的柔弱，都满足了我们“同情弱女子”的传统心理。男权社会的无数指定了一个女性成长过程，她们被剥夺了受教育权、经济自主权和人格独立完整权，她们被迫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琼瑶按男权社会的标准塑造的一系列“弱”女子，迎合和满足了男性在女性面前的自大欲和虚荣心。琼瑶的早期作品主要是由历朝历代的中国民间传奇发展的古人爱情短篇故事，如《水灵》、《白狐》等，到了晚期，琼瑶又把作品搬回古代。由于作品的人物背景处于古代封建社会（多为清代），男权思想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妇女要讲究“三从四德”，众多所谓的先贤圣人更是把“女子无才便是德”捧为至理名言。在这样的社会，女子是没有地位的，她们依靠男人而活。男人是女人们的天，离开了男人，女人就无法存活。琼瑶的中期小说，主要是描写以当代台湾为背景的爱情小说，但是在她的笔下，许多女子仍然是毫无地位可言的：不管是拥有忧郁气质的江雁容，投奔他人的忆湄、杜小双等，还是富家女紫菱，在她们眼中，经济是可有可无的，只有结婚才是她们唯一的选择。她们拼命改造自己成为男人们所想的那样可爱，以便让他们看上自己，使自己从此脱离苦海。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她们结婚后只能依附于丈夫，唯丈夫之命是从。顺从丈夫，丈夫就给她们所想的；但她们若是稍有反抗，做丈夫的只须断了她们的经济来源，她们便无法生活下去。不管是在在经济上，还是思想意识上，她们就像一株柔弱细嫩的菟丝花，必须攀附着别的植物才能生存。一旦脱离那株植物，等待它的只能是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