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论文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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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系舟红枫
从教近30年，经验丰富，教学水平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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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论文汇编
古代汉语论文选评
古代汉语优秀课程
建设成果之一
古代汉语精品课程
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教研室
《古代汉语论文选评》编写组
2004年6月
编者的话
古代汉语是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同时也是一门工具课。高等院校文史哲专业都应开设古代汉语。道理很简单，对于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来说，除了通识课而外，专业课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语言学、文学和文艺学。在语言学中，主要包括普通语言学、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三门专业基础课。这三门课程各有侧重，又紧密联系，互相...
古代汉语论文选评
古代汉语优秀课程
建设成果之一
古代汉语精品课程
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教研室
《古代汉语论文选评》编写组
2004年6月
编者的话
古代汉语是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同时也是一门工具课。高等院校文史哲专业都应开设古代汉语。道理很简单，对于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来说，除了通识课而外，专业课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语言学、文学和文艺学。在语言学中，主要包括普通语言学、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三门专业基础课。这三门课程各有侧重，又紧密联系，互相补充。普通语言学，学习普通语言的理论，主要解决语言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现代汉语，学习现代汉语方面的语言知识，主要掌握现实语言的状况及其正确运用；古代汉语，学习古代汉民族语言方面的知识，以便于阅读古代的文献典籍，能够运用所学的语言理论解释古代汉语的语言现象，了解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联系，以及汉语发展演变的趋势及规律等等。其中，运用所学的古代汉语知识，读懂浅近的古代文献典籍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努力培养并提高文史哲专业，尤其是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的学生阅读古代文献典籍的能力，是开设古代汉语课程的基本目的和任务。
对于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不仅要求运用所学古代汉语知识读懂古代文献典籍，还要求能够运用所学的语言知识对古代汉语的有关语言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就是说，能对古代汉语的语言现象作出理论的阐述和归纳描写。简言之，就是不仅要求系统地掌握古代汉语方面的基本理论与知识，还应具备从事研究古代汉语的能力。
写作古代汉语方面的论文也有一些基本的要求。由于古代汉语是既成的语言事实，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主要运用分析法与逻辑归纳法，或者是对古代的某种语言现象进行分析，归纳出几条规律来；或者是对古代某个时期的语言现象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出其时代特征；或者是对某部古代文献典籍中的语言现象进行分析，归纳出几方面的特点来；或者是对古代某位语言学家、语言大师及其著作进行分析研究，等等。从选题方面来说，对本科生乃至硕士研究生来讲，最好是小题大做，切忌大题小做。就是说，选题要小，要具体，切实可行，材料要相对集中，易于获得和易于梳理；而不能大而空，自己所掌握的必备的基础理论和材料都无法把握和驾御的题目最好不做，以俟将来条件具备了，有那个能力了再做。
古代汉语方面的论文，大多属于考据性的研究，不仅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古代汉语诸方面的扎实的基础知识和理论，同时，也要重材料，用材料来说话，切忌空泛的论说分析。所以，每提出一种观点、看法乃至说法，原则上都应有根据。一般地说，要求首先引用古代有关工具书的说解，如《尔雅》、《说文解字》、《释名》、《方言》、《玉篇》、《广韵》、《广雅疏证》等；其次引用古代文献典籍中的用例，如《诗经》、《尚书》、《易经》、三礼、《左传》、《国语》、《战国策》、《山海经》、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其他史书、文集等；其次引用前人相关的古训，或引用近现代学者的研究结果（论）作佐证，最后再明确说明自己的研究结论或研究结果。文章不在长短，要有自己的见解，观点要明确，哪怕是综述性的文章，也要有自己的是非评判。否则，就无写作的必要。
为了培养和提高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的本科生研究古代汉语（撰写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能力，我们根据近几年教学中所掌握的实际情况，特选编了这本《古代汉语论文选评》，作为古代汉语课程的辅助材料，供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的本科生学习研究古代汉语的参考。我们本着选取古代汉语基础知识方面的浅近论文的原则，共选取了涉及文字、词汇、音韵、语法等方面的论文25篇，每篇以“编者按”的形式分别写了二、三百字的点评，目的在于启发学生：凡是古代汉语各个方面的内容都可以写，都有得写，以及怎样写。因此，所选论文的学术水平并不是我们选编的主要，关键在于能使本科学生读懂，通过阅读这些文章，不仅使他们学到古代汉语方面的相关知识，而且对他们写作古代汉语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有所启发。
当然，除了阅读本册《论文选评》以外，还应多读有关汉语杂志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登载的古汉语方面的论文，有关的论文集，如《语言学资料选编》、《沈兼士学术论文集》、《曾宪通学术文集》、《张世禄文集》等，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分册中所收的文章，以及《高校文科学报摘要》等。
对于本科生来说，选读古代汉语方面的文章，一是不要太深，与古代汉语知识相关的文章即可，专业性太强太深的文章一般不宜读，因为你也读不懂，反而会对古代汉语失去兴趣；二是不要太长，一般以5000字左右为宜，长文章难以理解和把握它的和所论说的道理。阅读时既要学习文章所论述的科学道理，也即知识，也要分析研究别人的选题和研究的角度，所用的理论，收集的资料，论证的方法等等。
写学术论文，搞古代汉语研究，还要注意形式方面的基本要求。近几年来，学术界已开始注意论文形式方面的规范化。所以，在阅读《古代汉语论文选评》时，也要留心这方面的内容，尤其是近三、四年发表的文章，一般来说，格式都是比较合乎规范的。
这本《古代汉语论文选评》，要求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的本科生参照正文之后的点评阅读，而且希望每位直接从事本科古代汉语教学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将古代汉语系统知识的传授与本辅助材料有机结合起来，以促进古代汉语教学中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适当的时候，也可以安排一定的时间对所选论文作写作方面的辅导。
参加本册《古代汉语论文选评》选编及撰写点评的人员，主要是直接从事本科古代汉语教学的教师，他们是：叶正渤教授、乔秋颖副教授、李荣刚讲师、于立昌讲师、王为民讲师。此外，我校在古代汉语研究方面卓有建树的杨亦鸣教授、李申教授、古敬恒教授、车先俊副教授、方环海教授、于盛庭副教授等也提供了极有启迪价值的论文和点评，为培养本科生的古代汉语科研能力作积极的贡献。叶正渤教授、乔秋颖副教授审阅了所有的点评，文学院01(5)班（汉语班）的同学参加了校对工作。于此，一并致以真诚的谢意。
下一步，我们将为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对古代汉语情有独钟的部分本科生选编一册《历代语言文字学论著序跋选编》（白文），为他们提供充足的精神食粮，以提高他们阅读专业文献的能力，并对专业文献典籍有个初步的了解。
古代汉语优秀课程、古代汉语精品课程负责人 叶正渤
2004年5月6日
目 录
编者的话…………………………………………………………1
《名原》评议……………………………………………………1
一代之学术，一代之学风………………………………………5
小篆对籀文的省改与秦人的思维趋向 ………………………13
传统礼俗的演进与汉字的适应性 ……………………………22
说“×”…………………………………………………………30
《说文解字》多义字探析 ……………………………………35
汉字与上古社会制度形态的演化 ……………………………45
近代汉语语辞杂释 ……………………………………………52
说“父” ………………………………………………………59
程度副词“非常”的来源 ……………………………………64
《红楼梦》中“辣子”词义分析 ……………………………71
《庄子·逍遥游》“六曰息”解 ……………………………77
释“乃今” ……………………………………………………81
《汉语大词典》若干词条释义补 ……………………………85
说“韵”和“韵部” …………………………………………92
《古今中外音韵通例》的体制与性质 ………………………101
车字古有“居”音……………………………………………108
中古邪母的上古来源 ………………………………………114
近代汉语官话入声消亡的条件问题…………………………120
《史记》副词“最”特殊句法位置试析……………………125
连词“以及”的历史来源……………………………………130
“所以”变成连词的时代……………………………………138
论“之类”句式及其演变……………………………………148
谈《左传》中的三种“何……之……”式…………………156
从语法结构探讨《儒林外史》的作者问题…………………160
《名原》评议
郭锡良
《名原》是孙诒让晚年的著作，成书于光绪三十一(1905)年，他去世后才刊行。一九八六年又由齐鲁书社出版了戴家祥的校点本。全书分《原始数名》、《古章原象》、《象形原始》、《古籀撰异》、《转注揭橥》、《奇字发微》和《说文补阙》七篇。这是孙氏研究古文字的总结性的代表作。
孙氏服膺戴段二王，精研小学，致力于校治群经诸子，著述丰富，其中《周礼正义》、《墨子间诂》、 《札迻》是最受人们称道的。同时他还从年轻时就好金石之学，先后撰有《古籀拾遗》、《古籀馀论》，订正了宋人薛尚功、清人阮元、吴荣光和吴式芬等人金文著录书中的考释错误。甲骨文出土，刘鹗的《铁云藏龟》首先拓印出版，孙氏依据它于一九O四年撰写了《契文举例》，成为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著作。由于事属草创，所据资料又很有限，不免误释较多，“是者与误者尝并在一条中”(王国维语①)。这本是一个学科开创初期难免的现象，我们自不应苛求。陈梦家曾指出，孙氏“所认识对的以及和罗氏水平相等的共185字”②，这是不能抹杀的，即使是对《契文举例》评价偏低的罗振玉和王国维也承认孙诒让“为此学开山”、指出“盖此事之难非徵君(指孙诒让)之疏也。”③
孙氏在研究了金文、甲骨文之后，撰写《名原》，是企图从理论上来总结自己研究古文字的成果。他在《名原·叙录》中说：
每惜仓沮旧文不可复睹，窃思以商周文字展转变易之迹，上推书契之初轨。
这就是说，他希望根据甲骨金文到籀文、小篆的演变发展来探讨汉字的原始状况。
他又说：
今略摭金文、龟甲文、鼓文、贵州红岩石刻与《说文》古籀互相勘校。揭其歧异，以著省变之原；而会最比属，以寻古文、大小篆沿革之大例。
这就是说，他要探寻汉字字形演变的原因和规律。
孙氏的这些认识，在清末还十分崇信《说文》的学术氛围中，是颇具先进性的。他对汉字系统的全面认识，不仅超越在他之前的俞樾、吴大澂，也胜过在他之后的章炳麟。孙氏对汉字的历史发展观点很明确，他简要地论述了汉字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变的轨迹：
最括论之：书契初兴，形必至简；遢(?)其后品物众而情伪滋，简将不周於用，则增益分析而渐繁。其最后文极而敝，苟趣急就，则弥务省多，故复减损：而反诸简。其更迭嬗易之为，率本于自然。而或厌同耆异，或袭非成是，积久承用，皆为科律。故历年益远，则讹变益众。
在这里孙氏把汉字简化和繁化的辩证关系说得相当精彩，比我们在一段时期内为了提倡汉字改革而片面强调简化是汉字发展的惟一规律，要科学得多。
他在论述象形字的演变时说：
盖书契权舆，本于图象。其初制必如今所传巴比伦、埃及古石刻文，画成其物，全如作缋。此原始象形字也。其形奇诡，不便书写，又不能校若划一，于是省易之。或改文就质，微具匡郭；或删繁成简，粗写大意；或举偏该全，略规一体。此省变象形字也。最后整齐之，以就篆引之体，而后文字之与绘画，其界乃截然别异。此后定象形字，今《说文》所载，大略如是。
孙氏在这里把象形字分成原始象形字、省变象形字和后定象形字三类，叙述了它们的流变和特点。这些认识是从比较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籀文、篆文等古文字而得出的，因而也是正确的。象形字是汉字的基础，对象形字的演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再运用偏旁分析法来考察古文字，就不会拘泥于一笔一划，也不会流于臆断。孙氏在运用偏旁分析法考察古文字方面有不少成功的例证，对罗、王等后来的古文字学家无疑是有启示的。例如：《名原》根据甲骨文和金文对“止”字以及从“止”的“步”、“徙”、 “降”、“出”、“先”等字的考释，就很有说服力。最后他归纳说：
综考金文、甲文，疑古文“止”为足止，本象足迹而有三指。……金文足迹则实绘其形，甲文为“”，则粗具匡郭。
他又说：
仓、沮造字之初，简易划一，大抵如是。甲文出于商代，盖犹知此例。自后人增益分析，各自成为数形；而“止”之为足，转成假借。又或变从止为从，从。
乃成草木之形，于原始造字之旨益远矣。
孙氏在这里对“止”的字形的分析，对《说文》的批评，以及对“止”作为偏旁时形体讹变的分析，大都是正确的。又如：《名原》对“”字以及从“”的“啬”、“墙”、“啚”、“圖”等字的考察，对其字形演变的分析，也是令人信服的。再如：《名原》析“凤”“朋”为二，指出“实在凤象羽毛形，……而贝朋字则象连贝形，象义固渺不相涉。”纠正了《说文》的失误；对郘钟等铜器中“悬”字的考证，改正前人的误释，更是不可移易。
孙氏在推原、析异，考察汉字的原始状态及其繁简演变的过程中，还对六书中的转注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观点。表面上他赞同小徐《说文解字系传》的观点，实际上他根本不是从汉字的形体结构来讨论问题的。他说：
盖仓、沮制字之初，为数尚鲜，凡形名之属未有专字者，则依其声义，于其文旁诂注以明之。其后递相沿袭，遂成正字。此孳乳浸多之所由来也。 自来凡形声骈合文，无不兼转注。……盖转注以形著义，与假借以声通读，其例皆广无畔岸，故古文偏旁多任意变易。
孙氏在这里是从汉字的历史发展来谈转注的，他把添加义符的分化字看作转注，因而认为形声和转注是相互兼任的。这同传统六书说有关转注的各种说法，无论是主形、主音或主义的说法都是不同的，也许它并不符合许慎的原意，但是这却不失为一种对汉字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的新说法。总之，《名原》在探讨汉字的原始状况及演变原因和考察分析字形繁简变化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代表了清代古文字研究的最高水平。
注释：
①②③转引自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55页、第56页、第55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原载武汉大学《长江学术》第一辑，2002年5月）
编者按：
从选题方面来看，这是一篇书评。作者选取了在学术界颇具深远影响的清代学者孙诒让的一部文字学著作《名原》，作了全面客观的评价。
从评述的过程来看，先扼要地介绍了《名原》一书的作者、成书的时间，以及《名原》的主要内容和性质。继而全面介绍了该书作者在学术上的成就及影响，尤其是与本书的学术渊源关系。而后又评析了作者撰写该书的目的，作者对汉字形成、发展演变方面的研究成果、基本观点、研究方法，以及对转注理论的看法。充分肯定了“《名原》在探讨汉字的原始状况及演变原因和考察分析字形繁简变化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代表了清代古文字研究的最高水平”的学术价值。
一代之学术，一代之学风
乔秋颖
摘 要：本文考察了清代古音学家之间的重要书信及序作，认为清代古音学的辉煌成就与优良的学风是分不开的。这些优良学风有：毕生治学，心无旁鹜；继承前人和师长；能“弥缝”前人之说；奖掖后学，鼓励来者；师友论学，求真求实。清代古音学是在研究、讨论、继承、创新中走向成熟和辉煌的。
关键词：清代 古音学 学风
一 引 言
清代小学成就卓然，古音学成就更可称“日丽中天”。王国维曾说过：
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史学皆足以陵驾前代，然其尤卓绝者则曰小学。……然其尤卓绝者则为韵学。古韵之学，自昆山顾氏而婺源江氏，而休宁戴氏，而金坛段氏，而曲阜孔氏，而高邮王氏，而歙县江氏，作者不过七人，然古音廿二部之目，遂令后世无可增损。故训故、名物、文字之学有待于将来者甚多；至古韵之学，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1](p251)
辉煌的成就与清代古音学界的学术风气是分不开的。今天读顾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等大家的序作、往来书信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可以得到古音学之外的收获：清人的学风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涉及的书信及序作有：顾炎武的《答李子德书》，段玉裁的《戴东原先生来书》、《寄戴东原先生书》、《声类表序》、《江氏音学序》、《答江晋三论韵》（壬申七月），戴震的《六书音均表序》、《答段若膺论韵》，钱大昕的《六书音均表原序》、《与段若膺书》，江有诰《寄段茂堂先生原书》（壬申三月）、《复王石臞先生书》、《再寄王石臞先生书》（壬午冬月），王念孙的《王石臞先生来书》、《石臞先生复书》（癸未三月），等等[2]。
二 毕生治学，心无旁鹜
清代古音学家往往以毕生精力投入学术。梁启超在谈到清代朴学风气时，有“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一条[3](p47)，古音学是朴学中的代表，最能体现朴学的真谛。
顾炎武撰《音学五书》，“几三十年，所过山川亭鄣，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音学五书》后叙），顾氏好友李因笃更说顾氏“潜心声韵几五十年，作《音学五书》，而古音乃大明于天下”（《古今韵考序》），顾氏为清代古音学开创了一代学风，引导了古韵学的发展方向，对后代影响极为深远。
江永，曾有人举荐他进京为官，他以年老为由固辞不去，在学术领域耕耘不辍，《古韵标准》《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都完成于七十七八岁时。
戴震从青年时代即研究音韵，江永曾与之“商定《古韵标准》四卷、《诗韵举例》一卷，于韵学不无小补焉”[4]( p3)，一生研学不已，去世前十几天还写就了著名的古音学论著《声类表》[5](p243)。
江有诰一生“惟好音韵之学”，心无旁鹜，他为了证明质术不分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在其《诗经韵读古音凡例》中还特意申明“寒家在徽郡城内，海内博雅君子有肯纠正拙书者，务祈邮函赐教焉”[6] (p22)，希望广泛征询意见，其谦虚好学可见一斑。
三 继承师长与弥缝前说
（一）能继承前人和师长的学说，借鉴先出的成果；研究中，以前人学说为标的，做到有的放矢，这是清代古音学家的又一优良传统。
清代古音学家之间的师承关系明显，戴震师从江永；段、王、孔师从戴震，江有诰与段玉裁有师生之谊。戴氏古音学受江永的影响颇多，王念孙、江有诰最能集各家之大成。当然，古音学家们的继承并不限于师承。清代古音学的开创人顾炎武继承了明代陈第古今音变的理论，摒弃了叶音说；江永继承顾氏的离析法，得古韵十三部。江有诰吸收孔氏东冬二分的学说来补正自己的古韵分部。孔广森说得好：“广森学古音，幸生于陈季立、顾宁人二君子之后，既已辨去叶音之惑，而识所指归；近世又有段氏《六书音均表》出，藉得折衷诸家，从其美善。”[7](p2)他对自己的古音学来源很清楚，前人的成果对他来说都非常重要。
王力先生曾拿顾炎武与王念孙的成绩相比较，说“王念孙如果早生一百年，他只能做到顾炎武的成绩；顾炎武如果迟生一百年，也就能有王念孙的成绩”[8](p326)，表明了学术史和人类历史发展一样，后人的进步是一种必然，但这种进步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的，而是要站立于前人坚实的基础之上。
（二）后出的古音学家不盲从成说，而是用新的创获“弥缝”前人之说。正是章太炎所谓的“前修未密，后出转精”。
江永推崇顾氏，但对顾氏的复古思想并不苟同，他说：
顾氏又曰：‘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愚谓此说亦大难。古人之音虽或存方音之中，然今音通行既久，岂能以一隅者概之天下。[4](p4)
同时指出顾氏在方法论上存在“过信古人韵缓不烦改字之说”和“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4](p4)、“等韵之学甚疏”[9](p16)的缺陷，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足，“《古音表》分十部，离合处尚有未精”，“今分平上去声皆十三部，实欲弥缝顾氏之书”[4](p4)。江永自己长于审音，并能把考古与审音结合起来，“运用等韵学、今音学的原理研究上古韵部的分合”，注意“从语音的系统性考察古韵”[10](p299)，而不仅就《诗经》韵脚字作归纳考证。
顾氏、江永都把支脂之微齐佳皆灰咍九韵合为一韵看待，段氏“及细绎之，则支佳为一韵，脂微齐皆灰为一韵，之咍为一韵，而顾氏、江氏均未之知也”[11](p2)。真以下十四部，顾氏合为一部，段认为“顾氏不能深考”，“仅可以论汉魏间之古韵，而不可以论三百篇之韵也”。江永虽分为真元二部，但对真文“分用尚有未审”[11](p13)。《切韵》侯部字，顾氏归在其第三部鱼部，江永将侯部从鱼部中分出，却未能独立而是与尤合为一部，段认为二人“皆考之未精”。
段氏正是看到了前辈学者所未能及的地方，创立了支脂之三分、真文二分、侯尤二分说，并成为可以千古的功绩。
王念孙认为顾炎武在入声与舒相配问题上，能从先秦用韵实际出发，摆脱《切韵》阳入相配的束缚，首次以入承阴，但体例贯彻还不够彻底，缉至乏就是沿袭《切韵》承阳声韵旧制，王氏彻底把缉和乏（盍）独立出来，成为只有入声而无平上去的韵部。
江有诰《诗经韵读古韵凡例》认为他之前的各家都有“误处”：
顾氏之书经江、戴二家订正，江氏之书又经段、孔二家订正，但段孔之书尚有误处，不得不据鄙见纠出，因四家之书实足以信今传后，故摘其微瑕以成全璧。[6] (p22)
和段氏一样，江有诰也看出了顾氏和江氏对侯部的处理“均未善也”，并且他认为段氏固然确立了尤侯的分立，但与这两部相关的入声屋觉也应该分开，弥补了段氏侯部无入声相配的缺失。
他的《入声表》以图表的形式将入声韵与其相应的阴声韵部配合得十分严整，不仅解决了段古韵分部的入声分配上的问题，也纠正了江永《四声切韵表》中对应的错误[12] (p12)。
四 奖掖后学，言之有据
师长辈对学生的成果给以充分肯定和鼓励，段氏的《六书音均表》一经问世，钱氏称其为“凿破混沌”，为段作的序中说：“此书出，将使海内说经之家奉为圭臬，而因文字音声以求训诂，古义之兴有日矣，讵独以存古音而已哉！”[11](p1)
戴氏对段氏支脂之分立赞不绝口：
大著辨别五支六脂七之……能发自唐以来讲韵者所未发。[11](p1)
若夫五支异于六脂，犹清异于真也；七之又异于支脂，犹蒸又异于清真也。实千有余年莫之或省者，一旦理解，按诸三百篇划然，岂非稽古大快事欤！[11] (p4)
大著内第一部之咍、第十五部脂微齐皆灰、第十六部支佳分用，说至精确。举三部入声，论其分用之故，尤得之……至支脂之有别，此足下卓识，可以千古矣！（《答段若膺论韵》，见[2]p193、204）
戴氏的古韵分部采用了段氏的这一结论。
段玉裁、王念孙二人继承了乃师的风范，段在《声类表序》中称赞比自己年轻的孔广森“东冬为二，以配侯幽，尤徵妙悟”。《答江晋三论韵》又说：“此孔氏卓识，胜于前四人处。”王氏《与江晋三书》：“孔氏分东冬为二，念孙亦服其独见。”
对江有诰，段王二人更是倍加赞赏，大力扶持。段曾为《江氏音学》作序，说：“余甚伟其所学之精。余谛观其书，精深邃密。”认为江有诰于考古、审音二者“尤深造自得”。“于前人之说，皆择善而从，无所偏徇。又精于呼等字母之学，不惟古音大明，亦且使今韵分为二百六部者得其剖析之故。”“《入声表》一卷，尤为精密，不惟陆氏分配之误辨明，即江戴异平同入之说亦可不必。其真知确见有如此者！”[6]（p1）
在段氏看来，江有诰实在是一颗耀眼的古音学新星，也是自己寻觅的学术知己：
余于江氏、孔氏每有彼此不相见之恨；犹幸得见余师戴氏，今又幸得见吾晋三，是二人者皆有知我之乐焉，皆有互相挹注之益。假令天不假我以年，余即获亲戴氏，而不获见晋三，安能知晋三集音学之成，于前此五家皆有匡补之功哉？晋三不见我，有不叹得一知己可以不恨哉？晋三富于春秋，精进未有艾，余耄不及见，而固知其所学焉必有深造也。[6] (p1)
王氏与江有诰之间有多封书信往来，王氏信中流露出对江氏的欣赏，“自段君而外则意多不合，难望钟期之赏，而鄙书亦终未付梓及奉读大箸，则与鄙见如趋一轨，不觉狂喜。”[6] (p11)与段氏对江的感觉如出一辙。
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后辈的学术能力予以信任和肯定，段氏把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留给江有诰，他想过探讨支脂之三者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以便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但他没做到也不可能做到，曾与江氏论起此事：“能确知支脂之分为三之本源乎？何以陈随（隋）以前支韵必独用千万中不一误乎？足下沉潜好学，当必能窥其机倪，仆老耄，倘得闻而死，岂非大幸也。”[6] (P10)
段王二人奖掖后学不遗余力，实在难能可贵。
五 师友论学，求真求实
师友之间学术探讨频繁，往来书信有的长达数千言，材料丰富，论述充分。《答江晋三论韵》《答段若膺论韵》就是其中的代表，它们都是音韵学史上的经典。大到方法和观点的探讨，小到个别字甚或谐声偏旁归部的争议。如果对方合理，则宁愿放弃己见而遵从对方，即使辩论对象是后学；如果认为对方理由不充分或有缺失，则或坚持己见，或补正对方，哪怕是对尊敬的师长。《清代学术概论》“朴学”之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之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大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3](p47)，说的就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今人尤其要学习这一点。
戴震虽是段玉裁的老师，但他的古音学成果出在段氏之后，而且受段氏影响很大。师生曾写信反复讨论韵学，师友之谊长达十五年之久。
针对戴氏尤侯不分和支脂之的排列以及上古声调的意见，段玉裁辨解说：
抑先生曾言尤侯两韵可无用分。玉裁考周秦汉初之文，侯与尤相近而必独用。先生又言十七部次第不能深晓。……玉裁按，十七部次第出于自然，非有穿凿，取第三表细绎之可知也。……先生又言顾亭林平仄通押之说未为非，……玉裁按，今四声不同古，犹古部分不同今，抽绎遗经雅记，差可自信其非妄。以上三者皆不敢为苟同之论，惟求研审音韵之真而已。[11] (p2-3)
用确凿的论据、科学的方法和严谨的论证过程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让人心服口服。
段玉裁与王念孙也曾深入交流古音学：
己酉仲秋，段君以事入都，始获把晤，商订古音。告以侯部自有入声，月曷以下非脂之入，当别为一部。质亦非真之入。又质月两部皆有去而无平上；缉盍二部则无平上而并无去。段君从者二，不从者三。[13] (p194)
对于王氏的建议段氏有的接受了，有的却未能接受。
段氏七八十岁，江有诰“富于春秋”，两人年龄悬殊，却能深入讨论古韵，真正是学术上的忘年交；江氏并不因为段氏是长辈而盲从，他能声明自己的学说和观点，也能纠正段氏之误。下面一段话最能表明江氏所追求的科学精神：
但其书宏纲大体，固已极善，而条理似未尽密。还淳方氏有言：‘学者当为宋儒诤臣，不当为宋儒佞臣。’有诰敢为先生诤臣而献其疑焉。[6] (p2)
从段氏《答江晋三论韵》中，我们可以看到江有诰对段氏的疑异，也能看出段氏勇于承认自己的失漏，乐于接受后学的合理建议，段氏晚年发现自己对古韵分部的划分有不够精密的地方，只是没有来得及修订。
段氏去世后，江有诰和王念孙二人则又成了在韵学上的知音。王江曾讨论到上古声调问题，王对江表示“顾氏四声一贯之说，念孙向不以为然”。江氏认为“古人实有四声，实古人所读之声与后人不同”，指出调值古今不同。
六 结 语
好学深思、谦虚严谨是清代古音学家的基本学风；反对凿空，实事求是，不把师生辈份和生年先后当作障碍，共同切磋，是他们不可多得的品质，梁启超所谓“夫岂惟不将顺古人，虽其父师，亦不苟同”[3] (p44)。每人都做了扎扎实实的工作，肯定或否定前人才能言之凿凿，师友间才能有不断深入的学术讨论。
可以说，清代古音学是在研究、讨论、继承、创新中走向成熟和辉煌的。
参考书目
[1] 王国维，观堂集林（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2] 汪寿明，历代汉语音韵学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
[4] [清]江永，古韵标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12月
[5] 李 开，戴震语文学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
[6] [清]江有诰，音学十书，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7月
[7] [清]孔广森，诗声类，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7月
[8] 王 力，汉语音韵学，王力文集（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
[9] [清]江永，四声切韵表（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
[11] [清]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7月
[12] 唐作藩，汉语史学习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12月
[13] 王 力，清代的古音学，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8月
（原文发表于《江淮论坛》2002年第6期）
编者按：
文章选取了古音学史的一个侧面作为研究对象，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了清代古音学家之间的重要书信及序作。古音学是朴学的代表，最能体现朴学的真谛；清代的古音学家最具朴学精神，他们治学严谨，求真求实；这些古音学家之间或师或友，学术合作默契、学术交往密切，他们经常就某些或某一问题讨论和争鸣，合作与争鸣均推动了古音学的发展，清代古音学在研究、讨论、继承、创新中走向成熟和辉煌。文章认为清代古音学的繁荣与其在学风方面的原因是分不开的。今天回过头来审视清代古音学界的优良学术风气，对当今学术界形成和保持良好的学风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小篆对籀文的省改与秦人的思维趋向
古敬恒 孙建波
我国古老的汉字若从仰韶古陶上的刻符算起，已经拥有六千年的悠久历史，单从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到小篆，就绵延演进了一千多年。这些书体，都属于汉字发展史上的古文字阶段，其中甲骨文、金文为早期古文字，小篆为晚期古文字。古文字具有共同的特点，它们的形体结构总的看比较切合先民的造字意图，能够反映字词的本义，纯表意字在汉字总量中的比重比后世高。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古汉字传递给人们较多具体、形象的信息。不过，同样是古文字，其早期与晚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就形体来说，锲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峻奇瘦削，结体不大严整；铸刻在钟鼎彝器上的金文字体凝重浑厚，呈块面结构；而到了小篆，汉字的风格大变，原先峭直或浑重的线条变得圆匀齐整，繁复与凌乱被严整对称所取代，字形大小了也趋于一致，跟早期古文字相比，有了显著的不同。
小篆的形体变化是在战国文字的基础上进行的。由战国文字变为小篆，这是一场重大的汉字改革活动。许慎《说文解字叙》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已，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秦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中篇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这番记载，谈到互为联系的三个方面：
1、战国时代，存在着文字使用上的混乱现象。战国文字分为西方秦系文字与东方六国文字两个系统，包括铜器铭文、石刻文字、玉简文字、竹简文字，帛书文字、符节文字 、玺印文字、陶器文字及货币文字等。这个时期，文字使用的范围和掌握文字的社会人群都比以往广泛，加上各地方音的差异和各国政治割据等原因，出现了许多新体字，其中有些是新生的简体字，以致繁体、简体同时并存。也有些由于结构规范的原因，各自选用不同的形符或声符。也有些字具有文饰性的衍羡笔画。总之，异体字五花八门，蜂起并出，滥用通假的现象也很严重，于是造成了汉字使用上的极大混乱。很明显，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它所传递的信息必须符合简约性、规范性、明确性的要求，才能被人们普通认同，从而进入交际领域。这样，纠正战国文字的混乱现象，统一汉字形体结构，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2、秦国人创制小篆，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重大举措。小篆的制订并非一蹴而就，也不是下一道行政命令即告完成的。小篆的前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即《说文》叙所指出的“秦文”。同六国文字相比，“秦国文字对西周晚期文字所作的改变最小。”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秦国文字是西周文字的直接传承者。但它本身也是不断调整变化的。秦皇登基未久，就命李斯等人“书同文字”，的确具有政治家的眼光和气魄。李斯等人对古文籀文采取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完全废止，而是批判性地加以扬弃和吸收。“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或颇省改”，通过改造和加工，对秦国文字加以充实、补充、定型和规范，从而向全国推出了一种新的字体小篆。“秦代小篆的出现，是对大篆字形的一种改革。……是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字改革。”②实行汉字统一，是把汉字当作推行政治的工具，贯通古今、传播学术文化的载体，更好地发挥文字的作用；推行汉字改革，又实行一套比较合理的方法，这是对文字的性质已有初步的认识，都表明了小篆的制订者具有一种积极的进步的文字观。不仅如此，小篆的颁行，也“可以说是华夏民族共同语言统一和稳定的标志。”③从而为华夏民族的统一和汉民族的形成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3、小篆是与早期古文字一脉相承的。小篆的前身是秦国文字籀文。在此基础上进行整理，“或省其繁重，或改其奇怪”④，从而形成小篆。史籀直接脱胎于钟鼎金文，秦陇一带为周秦故地，语言文字自然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和授受关系。今天保存在《说文解字》中的九千多个小篆，有许多字形与甲骨文、钟鼎文字形全相同，说明小篆与早期古文字的确脉息相通，即使省改了古籀，也能通过小篆所附的古籀重文加以对照比较，以通其流变。事实上，小篆不仅是古文字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成了连接早期古文字与今文字的重要桥梁，历来研治甲骨文、金文乃至战国文字，都要以小篆（通过《说文》）为基础，原因即在此。那种借口小篆有时代局限而贬低其重要性的做法是不公正的。
那么，对古籀的省改是根据什么原则进行的？省改的内容是哪些？从省改中可以观察到秦人具有哪些思维倾向？这些问题，今日仍有讨论的必要。种种事实表明，小篆省改古籀并非随意为之、简单删削而已，而是有着通盘考虑、精心安排，其取舍删削之间，蕴含着秦人的美学思想与思维趋向。
所谓“省”，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去掉古籀中庞杂臃肿的部分，体现出简约性原则。例如：登，早期古文字上部为一双脚，下面是祭器“豆”，像捧物进献形，意义已明。籀文又加“廾”字，表示双手捧，表义是实在了一些，但传递给人们的是一种赘馀的信息，因而小篆省去了“廾”。喜，由“鼓”的初文加“口”合成，把鼓敲起来，笑口常开，表示喜庆，表义也很清晰。古文另加“欠”字，表示出气欢呼，也显得多馀，小篆把它省去了。系，早期古文字本像一只手抓住两串或三串丝，小篆把手省成了一撇，两串或三串丝省成了一串。省后的字形更显得简明利索，富有象征寓意，使文字的符号性得以加强，既便于书写，又方便交际。
二是把相同的部件删去，只保留一个以显示事物的特征，体现出经济性原则。如“车”，金文与战国文字中常有两三个车厢形，小篆只保留了一个，俯视象车厢、车轴、两轮形，足以表现车的特征。败，甲骨文像一只手拿着棍棒击打宝贵的鼎，金文把鼎省改成“贝”，但籀文从两个贝，小篆只保留了一个。副，从刀，副声，籀文本作两个“副 ”，小篆省去了一个。
三是省去一些文饰性的符号，体现出明确性原则。如“中”，本像一根旗杆，上面迎风飘着长条的旗帜，旗杆正插在一个圆圈的中间，表示“中间”、“中央”。早期古文字都有旗帜的飘带，小篆把这些文饰性的符号省掉了。舆，表示给予，信阳出土战国楚墓竹简有“口”字作文饰，小篆省去了。相，本义是仔细看，战国文字常在“目”下加一横，这属于文饰性的成分，小篆未予保留。又如，“人”字、“女”字在甲骨文、金文中都是象形字，腿部并无特别的标志，战国文字常在字的下部加一半圆形的框表示“足”，不仅显得多馀，而且影响表达的明确性，小篆都删去了。
小篆对古籀的省改，似乎向我们透露出一个信息：尽管史籀大篆是秦人长期使用的一种文字，但秦朝统治者并不恪守“祖宗家法”，并非死抱着前人遗物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是适我所需，勇于变革。这同秦国统治者所实行的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政治改革总体精神是吻合的，表明初登政治舞台的新兴地主阶级所具有的革新意识，这种革新意识对于巩固和强化其阶级统治非常必要。秦人对古籀去其繁重，加以省改，也与秦人质朴淳厚、不尚扬厉、反对虚饰的民俗民风相一致。同时也表明小篆的制订者对于文字作为交际工具传递信息的作用已有所认识。
小篆对古籀的“改”表现在以下方面：
1、 给原无形符的字添加形符。在早期古文字和战国文
字里。后代成为汉字部首的那些形符显得缺乏，有些字没有明显的形符标志。小篆的创制者们似乎有着强烈的形符意识，他们给不少原无形符的字加上了形符。如：得，本像人手持贝的形象，表示有所得。小篆加上“”旁，表示在路上拾到了宝贝。侯，《说文》：“春飨所射侯”，本义是箭靶，字原像箭矢射向山崖的形象，古文无人旁，小篆添加人旁。陷，甲骨文原无“阜”部，像一个人掉进了陷阱。《睡虎地秦墓竹简》：“皆中类斧。”也没有偏旁，小篆加上“阜”旁。又如“膚”字，籀文从胃虍声，小篆加上“肉”旁，改从“卢”声。古文“终”与“冬”同字，小篆为了区别，加“糸”旁。古文“其”，簸箕，小篆加“竹”旁。古文“其”，簸箕，小篆加“竹”旁。新添形符的结果，或者突出了动作行为产生的环境，如“得”与“陷”；或者显示了事物的性质和材料，如“肤”与“箕”，使字的结构增加了新的理据，表义更加明晰准确。
2、 调整了一批汉字的形符。肬，甲骨文本从“黑”，小
篆改从“肉”。胗，籀文本从“宀”，禹声，小篆改作“宇”。家，古文“冖”，宅，古文从“广”，小篆都改从“宀”。粒，古文从“食”，小篆改从米旁。这类例子还有：首——页，如“颜、颊”，籀文都从“首”，小篆改从“页”。口——言，如“谋、信”，古文都从口，小篆改从言。足——止，如“正、企”，古文都从足，小篆改从止。鸟——，如“雕、雏、鸡”，籀文都从鸟，小篆改从。调整了一批字的形符，可以使事物的分类更加准确合理，如“肬、胗”改从肉旁，表明属人体的特点；“宇、家”改从“宀”旁，表义更为清楚。
3、 改换了一些字的声符。庙，宗庙，古文从广苗声，
小篆改从朝声。琅玗，玉名，古文旱声，小篆改从干声。线，缕也，古文泉声，小篆戔声。谯，责备，古文肖声，小篆改为焦声。顶，头顶，籀文本从鼎声，小篆改从丁声。仿，相似，籀文丙声，小篆改从方声。勳，“能成王功也”，古文员声，小篆改从熏声。换用不同的声旁，有的为了字形省简，有的则反映了方音的差异。
4、 改变了一批字的六书结构。嶽，“东岱”，古文从“丘
山”会意，小篆从山狱声。云，云气，古文为象形字，小篆改从“雨云”会意。邦，国，古文“从止从田”会意，小篆改为从邑，丰声。姦，“私也”，古文从心旱声，为形声字，小篆从三个女会意。归，女子出嫁，籀文“从止从帚”会意，小篆改为“从止从妇省，声”。野，郊外，早期古文字都“从林从土”会意，古文从林从土，予声，小篆从里，予声。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一条与第一条也有紧密的联系。
五、使一批汉字的形体固定下来。早期古文字山于处于初创期，其各构成部分的位置常不固定，如可左可右，可上可下，可内可外，形体流动不居。到战国文字时期，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如“任”，《尊古斋古玺集林》战国文字“人”在右旁。姓，战国诅楚文将“女”置右边。播，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出土竹简将“手”置于右边。昧，战国印文为上下结构，小篆固定为左右结构，等等。由于汉字形体趋于固定，相对来讲，汉字的笔画数也就固定了下来，改变了战国时代、笔画无定的状况。
从小篆对古籀的大量改动动调整中可以发现，春秋战国以来社会的剧烈动荡和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不断冲击着人们的头脑，推动着人们思维的发展，促使人们对世界万物的认识逐渐全面深刻起来，于是他们要求按照自己的观察和理解对世上万物重新进行统计和分类，并对事物的本质与起源作出新的解释和描写，他们给原先没有形旁的字加上形旁，为原先属于其他形旁的字更换新的形旁等，就是这种愿望的反映。就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来说，实质上是要求文字能更加准确地记录语言，使用更加明晰的符号，以服务于社会人群。经过小篆的省改调整，新的形声字大批产生，新的形符成批出现，文字形体得到了规范与统一，这就给后人以很大的启迪，为传统文字学理论“六书说”在汉代的正式形成起到了催生作用，也为许慎划时代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的写作与540部首的创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小篆对古籀的省改与调整还反映出以下现象：
一、体现了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与进步对文字的影响。获，早期古文字作“隻”，字形象一只手抓住鸟，本义是“捕获”，这是为记录狩猎生活而造的字。后来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要表达“收谷物”这样一个概念（词），于是小篆就分化出两个字，加犬旁表示捕获禽兽，加禾旁表示农业收获。钮，《说文》：“印鼻也。”印章上端的雕饰，可以用各种材料制作。古文从玉，说明战国时代有玉制的印鼻，小篆改从金，说明有金制或铜制的印鼻。又如槃《说文》“承槃”，即盛物的托盘，古文从金，籀文从皿，证明战国及战国以前或是金属制作，或是陶土制作，而战国改从木旁，表示其质料发生了变化。凡此种种，都是社会发展，事物变化通过文字得以记录之例。
二、体现了社会习俗和观念的转变对文字的影响。吉，早期古文字里像是神座上摆着举行隆重仪式时用的礼器“圭”，表示有喜庆的事。这是上古时代人们崇拜超自然力量的反映。后来字形转变，小篆变为从士从口。《说文》：“吉，善也，从士口。”战国时代，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士的阶层非常活跃。士是有知识有才智的特殊阶层，在社会上享有一定的威信。所以“士口为吉”就可以理解的了。士，在早期古文字里有不同的解释，一说像男性性器，一说像人端拱而坐之形。到了小篆，折为“从一从十”的会意字，表示善于做事情，从一开始到十结束，本义是“能胜任工作的男子”。《白虎通·爵》：“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贯，在甲骨文里本像双手捧土的形象。土地能够生长万物，在上古农业社会是最宝贵的东西。《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了晋公子重耳流亡时向农夫乞食，“野人予之块”的史实，块就是土，象征着土地，可见土地受到当时人们的高度重视。到了小篆时代，货币已成为财富的象征，小篆于是改从“贝”字，以顺应时代观念的改变。
三、表现了秦人对字词所赋予的特定的意义。汉字的来源
并不是单一的，对汉字的解释只要是合乎理据的，应当充许不同意见存在。如“亡”字，人们根据甲骨文字形，或释为“刀的锋芒”，或释为 “一把刀的刃被折断了”，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小篆根据先秦古书的大量用例，释为人隐藏起来，表示“逃亡”，这是符合理据的解释，至今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又如“东”字，甲骨文释为两头被绳扎好的口袋，可备一说。小篆释为太阳从树旁升上来，表示正东方向。这是秦时人们认可的一种说法，我们似不可简单地斥为“荒谬”了事。另外，在秦人的心目中，有些形旁常常通用不分，如：址，《说文》土、阜二部互见。场，《说文》土、田二部互见。盎，《说文》皿，瓦二部互见。
裙、裳，《说文》衣、巾二部互见。絮、襁，《说文》糸、衣二部互见。这反映了秦人对事物相互联系的一种认识。类似的情况甲骨文、金文同样也有，如甲骨文中，“ 艸——木”相通，“春”字或从四，或从四木，“女——人”相通，“毓”字或从女，或从人。不烦举例。承认客观，实事求是，我们都不能苛责于古人。
注释：
①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51页，商务印书馆。
②张舜徽《说文解字在古文字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见《许慎与说文研究论集》，第1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③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第199页，四川民族出版社。
④胡朴安《中国汉字学史》，第25页，北京市中国书店。
（原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
编者按：
许慎《说文解字叙》论述了小篆“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即由战国文字脱胎而生的来历，本文对此进行了全面分析。一、从汉字发展史看：1.战国时代，存在着文字使用上的混乱现象；2.秦人创制小篆，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重大举措；3. 小篆是与早期古文字一脉相承的。二、从秦人对古籀省改的原则和内容看：（一）省：1.去掉古籀中庞杂臃肿部分，体现出古籀性原则；2.把相同构件删去，只保留一个以显示事物特征，体现出经济性原则；3.省去一些文饰性符号，体现出明确性原则。这也与秦人质朴淳厚、不尚扬厉，反对虚饰的民风相一致。（二）改：1.给原无形符的字添加形符；2.调整了一批汉字的形符；3.改换了一些字的声符；4.改变了一批字的六书结构；5.使一批汉字的形体固定下来。这都促进了汉字的规范化和更大发展。三、从汉字与秦人的生产生活看：1.体现了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与进步对文字发展的影响；2.体现了社会习俗和观念的转变对文字发展的影响；3.表现了秦人对字词所赋予的特定意义。
传统礼俗的演进与汉字的适应性调整
古敬恒 刘艳梅
我国是一个举世闻名的泱泱大国、礼仪之邦，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周礼》、《仪礼》、《礼记》等典籍中记载“周公制礼作乐”，古有“吉、嘉、宾、凶、军”五礼，说明周公时礼仪制度已相当成熟与完备。其实礼仪的形成还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年代。礼仪与习俗的融合所形成的礼俗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并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作为语言的书写符号、中华文化的载体，汉字对于我国传统礼俗也多有反映和记录。例如在殷商甲骨文中，一个正面站立的人是“大”字，而一侧身站立的“人”形，就表现了古人拱手行礼的形象。甲骨文的“女”字，学者们曾为它是否反映了古代受屈辱的妇女形象而争论不休，其实据我们看，它只是对于女性柔媚姿质的写实性素描，其敛手屈俯之形，正是女性侧身行礼 (类似后代的“万福”)的姿势。这些常见汉字表明，自踏进文明社会之后，中国人就不再是仅仅满足于饮食男女的生物人，而是陶冶礼俗中的社会人，他们是中华文明的创造者和践行者。
礼俗在时代的递次推进中不断发展演变，这是礼俗发展的本质方面。这些变化，表现为观念的更新，制度的兴替，质料的改易，形式的递嬗，等等。面对这些变化，作为语言符号和文化载体的汉字尽管具有滞后性，不可能亦步亦趋地追随社会，但也适时地自我调整，运用古今字和异体字等方式，主要通过不同构意的设计，形符的添加或更换等手段，记录和展现社会礼俗的改变，从而充分显示了汉字与时同进的可贵品性与巨大魅力。
观念的更新
礼俗因时而变，礼俗的改变首先表现为观念的更新。例如：
祭，起初并不是一种对于神灵和先人的普通的悼念活动，“祭字本圳残杀。”①《礼记·月令》：“孟春之月，鱼上冰，獭祭鱼。……孟秋之月，鹰乃祭鸟，用始行戮。……仲秋之月，豺乃祭兽，戮禽。”“獭祭鱼”、“鹰祭鸟”、“豺祭兽”，三“祭”字都表示“杀戮”。《左传·昭公元年》：“周公杀管叔而蔡蔡叔”，“杀”、“蔡”对文，蔡即是杀，“蔡即祭字”。①甲骨文中的祭最初写作，像手持血淋淋的肉块形，并无“示”旁。直到甲骨文中晚期“示”旁才出现。另一方面，卜辞中的祭，本是一种具体的祭名，属于程式固定的五种祭祀之一，后代才发展成为祭祀的通称。②这表明祭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祀神、供祖或以仪式追悼死者的活动的总称，经历过一个发展过程。添加“示”旁，是一种观念的提升，表明古人对于神祗、先祖、祭祀等活动产生了整体的较深入的认识。这一类例子很多，如“且”像神主之形，加“示”为“祖”，表示各种祖辈；土，本像封土之形，卜辞指土神或某一先祖神，加“示”成“社”，有了社宫的形制，土神的概念才更固定、明确；申本指闪电，古人惊异中视为神明，加“示”为“神”，成为一切神灵的总称。又如“豊”，高明《古文字类编》：“古丰、豊同字。”③王国维说：“(豊)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④金文的“豊”下从“豆”。这表明初起的礼侧重于祭祀，强调祭品的丰盛，突出其物质方面：玉与豆。后来礼仪内涵发展，礼制更加完善，不再局限于祭祀范畴，于是至小篆而配加“示”旁。李孝定说：“豆实丰美，所以事神。以言事神之事则为礼，以言事神之器则为豊，以言牺牲玉帛之腆美为丰。”⑤
我国传统文化以“玉”、“贝”为珍贵物品。甲骨文“宝”字从宀，从贝，从玉，屋子里有玉有贝就是宝。《谷梁传·隐公元年》所谓“贝玉曰含”，活人馈赠死者最好的礼物就是贝和玉。贝本是海中的大贝，先秦时代作为货币流通。玉及玉制品是用于朝聘、祭祀、交际诸多场合的贵重物品，它们都是财富的象征。古人对于珍爱之物，往往加“贝”、“玉”以表示，反映了古人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如“贤”，《说文》：“多财也”。杨树达《小学述林·释贤》认为，“臤是坚的初文，人坚则贤”，“以臣为贤，据其德也；加臤以贝，则以财为义矣。”他明确指出：“盖治化渐进，则财富渐见重于人群。”贤由多财又引申为多才多德，则又显示出古人价值观念的多重期待。保，甲骨文以成人怀抱幼儿构意，而金文“国差”中其字右上又加“玉”字，“邾叔钟”其字右下加“贝”，均突出了古人对于幼儿的特殊关爱和情感寄托。易，甲、金文表示“赏赐，赐予”。高明：“古易、赐同字。”③“易”字初义像手持两器皿倾倒液体形，简体则像直接从器皿中倒出液体；“倾倒、倾注意味着将液体给予承受者；对施予者来说，相当于‘赐予；赏赐。’”⑥由于“殷时，玉与贝皆货币”④，它们往往作为赏赐或馈赠品赐予承受者，西周金文中此类记述数不胜数，而且赐予数目不断增加；又由于由“贝”所体现的价值远远超出普通的液体，具有更大的代表性，因而配加形旁的“赐”字取代了“易”，承担起“赐予；赏赐”等意义。
制度的兴替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推进，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制度也会发生变化。以史官制度而论，周代王室有左史、右史，各司其职。《礼记·玉藻》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记载。上溯卜辞，情况则又不同。殷商时代史官制度也已建立。史在商代为官名，在商王身边，地位较高，或主持祭祀，或记事，或为君王之使节。商代的史官还有“尹”，该字从又 (手)持笔会意，本也是以持笔记事为职责。尹在君王身边，帮助管理某些事务。两个以上的尹被称为“多尹”。尹在战国时转为执政之官，如楚国有令尹，又分左尹、右尹。此外，商代史官还有“君”。章太炎《文始》：“春秋君氏亦作尹氏。《荀子》‘君畴’，《新序》作‘尹畴’，则尹、君一字也”。从甲骨文看，君字从又(手)持笔，与“史”、“尹”以手秉笔构意相同，其“口”为文饰性符号。卜辞有“多君”(存一、一五O七)，赵诚先生指出，(多君)在商王左右，其地位较尊，当属于史官之类。②但到了周代，“君”作为史官的制度已不复存在，“君”转而成为各级拥有土地的统治者的通称。《仪礼·丧服》：“君，至尊也。”郑玄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后来君又成为君主制国家元首之称。这时，古人对君的理解甚至“君”字的形体也起了变化。《说义》：“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已经成为时人的普遍认识。“君”字在战国古文字形，许慎解释说：“古文象君坐形”。其双手合抱，威严端坐之态，俨然一副“君临天下”的至尊模样，已不再是以右手执笔的史官角色了。
以古代婚姻制度而言，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古代传说，太古时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 (《吕氏春秋·恃君》)当时实行的是杂乱婚制。随之而来的是群婚制，它“首先排除了祖辈和子孙之间，双亲和子女之间的婚配关系，形成了血缘群婚的局面。”⑦群婚的高级发展阶段是普那路亚婚，即外婚制。按照这种婚制，兄弟要到对方氏族里婚配，其在对方氏族所生之子，还要回到本族，因而称为“侄”或“姪”。段玉裁释“姪”中之“至”说：“从至者，谓虽适人而于母家情挚也。形声中有会意也。”另一方面，姐妹要与对方氏族到本族的兄弟婚配，所生之子要回到对方氏族，所以称为“出”。这种称呼一直流传了下来。《尔雅·释亲》：“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陈厉公，蔡出也。”其中的“出”字，都是这类古老婚俗制的孑遗。为了与出入之“出”相区分，金文中还专门另造了一个“”字，以反映这种社会现象。在婚礼举行的时间方面，我国历来有在黄昏时成婚的习俗。班固《白虎通·嫁娶》：“婚姻者，何谓也?昏时行礼，故谓之婚也。妇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这种礼仪的形成可能与我国古老民俗男女在黄昏约会、结为关密的伴侣有关。如《诗·陈风·东方之杨》：“昏以为期，明星煌煌。”欧阳修《生查子》词：“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因此，在早期阶段，“昏”就是“婚”的代用字。《正字通·女部》：“婚，古作昏。”《左传·桓公六年》：“公之未昏于齐也，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子忽。”但“黄昏”义与“婚姻”义同用一个字来记录，不利于准确地表述婚姻这件人生大事，因此，战国时代“婚”字；出现(见《诅楚文》)，就把“婚姻”义从“昏”字中剥离出来，婚姻礼俗就通过汉字真正得以凸显。
质料的更换
一些与礼俗有关的物质有时随时代发展而产生质料的更换。汉字往往通过异体字形符的改换真实地记录上述社会现象。例如古代的玺印，最早很可能经历过用泥土制作的阶段，即陶印阶段。小篆作“璽”，应是对于这一阶段的确认。《说文》：“璽，王者印也，所以主土。从土，尔声。玺，籀文从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用印以泥，故久土。”到了周代，玉制作的玺印得以流行。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引述卫宏的话说：“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纽，惟其所好。自秦以来，惟天子之印独称玺，又独以印，君臣莫敢用也。”籀文“玺”从玉旁，是古代通行玉质玺印的明证。古文“玺”又作，表明了金属质料玺印的存在。
市，古代的蔽膝。《说文》：“市，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诸侯赤市，大夫葱衡。”蔽膝是上古时代遮掩在衣裳之前的布韦。段玉裁在解释其起源时认为：“古者佃渔而食之，衣其皮。先知蔽前，后知蔽后。后王易之以布帛而独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古人对于自身敏感部位与羞耻观念的联系是逐步展开的，开始只是遮掩身体的正面部位，到后来又遮掩身体的背面部位。“市”字从巾，“一”横像连系皮革带的样子，是一个象形字，从质料看，则有丝质、革质的不同。郭沫若《师克盨铭考释》：“市一般作芾，亦作绂或韍等。古之蔽膝，今之围腰，古人以为命服。”丝质、革质的市，古人都用相应的汉字“绂”、“韍”加以记录，这就比只画一张“市”的形象前进了一步。后来，我国刺绣工艺日趋精湛发达，市的质料更为考究。如湖北马山一号战国楚墓出土21件刺绣品。“图案主题虽相似，而花纹无一雷同”，⑧可见工艺之精。这时，刺有黑、青相间为序花纹的市出现了，这就是黻。宁从黹，表示带所刺图案之形。
形式的递嬗
同一种礼俗在历史演进中由于人们观念的改变、认知角度的转换等因素，有时会产生形式的变化，例如：
巫，旧称以奉鬼神替人祈祷为业的人。女称巫，男称觋。《说文》：“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在甲骨文中，巫字像两玉交错形。古代巫师以玉为灵物，因而以交错的玉形代表舞弄玉器以愉悦神灵的巫师。甲骨文“巫”字又有作两手捧玉之形，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引罗振玉说：“象巫在神幄中，而两手奉玉以事神。”⑨战国文字侯马盟书“巫”字下又加“口”，突出巫者通过祈祷与神灵沟通的功能。《汉简》“巫”字下加双手形，强化巫者双手操弄玉器舞蹈以降神的仪式。《说文》古文则加双“口”、双手，其形式更加明晰完备。
舞，以经过组织和美化的人体动作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一门艺术。我国的歌舞艺术具有久远的历史。在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发现了原始社会舞蹈的历史遗物。 1973年在青海大通县马家窑墓葬中，发现了原始社会一件彩陶盆，内壁绘有五人连臂踏歌的图案，共三组十五个舞人，这是中华民族原始舞蹈迄今已知的最早记录。“舞”字甲骨文字作人于持羽毛舞蹈之形。《说文》所收古文作“”，从羽，亡声，突出的是舞蹈的道具；小篆“舞”字从舛，两足左右相对作舞蹈状，强调了舞蹈的动作特点；唐代《干禄字书》“舞”字又加人字旁，标明了舞蹈这种事物的社会性。
丧葬也是古代一种重要的礼俗活动。掩埋尸体为“葬”。《说文·茻部》：“葬，藏也。”《礼记·檀弓上》：“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传说远古时代，人们还没有掩埋尸体入土的习俗，《易经·系辞下》：“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这种古老传说在《说文》所收小篆中得到追认。《说文》：“葬，藏也。从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荐之。”置人于莽草里就是古人掩埋尸体的主要方式。而对这种方式加以改进，是用竹席裹尸置之野外，如今天云南佤族、独龙族仍保留这种古老的丧葬习俗。这种方法的缺陷是死者遗体容易受到野兽的侵害，于是人们又加以改进，使用工具将尸体掩埋土中，此谓“入土为安”。为了适应埋葬方式的改变，人们造出了“”字(武威简服传四八)。在保留草莽的同时，添加“土”字旁，确认掩埋死者这一变化了的事实。在《衡方碑》中“葬”字被直截改为从死、从土，突出了将死者埋入土中的方式。从考古学角度看，开挖坑穴掩埋死者早在远古的山顶洞人时代就已产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对此则有更多的发现。古人还发明了棺椁，如木棺、石棺、铜棺、陶棺等，以便更好地保护遗体。这些情况在“葬”字结构中难以一一表现。楷书“葬”字把茻字改为上为，下讹为廾，表示用双手把死者埋入草中，由于概括了埋葬的基本方法，因而从古至今“葬”字就成为丧葬的典型代表字。从这个角度看，汉字对礼俗演进的适应，也具有稳定性的一面。
注释：
①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
②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
③高明《古文字类编》
④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礼》
⑤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
⑥陈年福《甲骨文动词词汇研究》
⑦晁福林《先秦民俗史》
⑧张正明《楚文化史》
⑨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
（原载《汉字文化》2003年第4期）
编者按：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作为语言的书写符号，中华文化的载体，汉字对我国的传统礼俗也多有反映和记录。礼俗在时代的递次推进中不断发展演变，表现为观念的更新、制度的兴替、质料的改易、形式的递嬗等等。面对这些变化，汉字尽管不可能亦步亦趋地一一追随，但它也能适时地自我调整，运用古今字和异体字等方式，主要通过不同构意的设计、形符的添加或更换等手段，记录和展现社会礼俗的改变，从而充分显示了汉字与时同进的可贵品性与巨大魅力。
说“×”
叶正渤
摘 要 原始数目字×，乃起源于原始人类对空间方位的认识，即对以太阳的运行为平面的空间方位的认识。两条斜线所指，分别代表平面上的东、西和南(上)、北(下)四个方位，交点则代表中央的第五方位。其作斜线相交之状，则是根据太阳运行的平面方位而创造的。这是原始人类素朴的认识在数学及文字学方面的反映。早在新石器时期，华夏民族的先民们就业已创造了原始数目字×。
关键词 原始数目字 空间方位 交午 先民
×，即“五”字，是原始数目字之一。这个字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已产生了。在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就有这样的刻划。其后，许多殷商时期遗址出土的陶器、甲骨，以及青铜器上都有这种刻划的文字，且在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中也都作为数目字“五”来用的。据此往上推，在半坡等遗址彩陶上的×，也应该是作为数目字用的。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一书中还保留了这个字。许慎说：“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古文五省。”(卷十四下)据地下出土材料来看，可知×是“五”字的初文，“五”字是后来才造的字。
那么“阴阳在天地间相交午”为何是数5，而先民为何用×象征阴阳在天地间之交午，而不用同样是相交之形的正十来表示呢?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两个问题。
我们先来考察阴阳在天地间相交午而有数概念5的内在联系与过程。
其实，许慎说“五”是“阴阳在天地间交午”，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了数概念5产生的哲学基础。
笔者曾系统地考察过数概念1至10，以及原始数目字一至丨(1至10)的产生与创造，都起源于人类对宇宙空间方位概念的直接认识。也就是说，数概念1至10及原始数目字一二三×∧╋八的创造，都是基于人类对宇宙空间方位概念的认识。在数概念 1至10产生之初，它们是与方位概念合为一体的，尚不能截然分开。即以X来说，它是基于人类对四方位概念认识之后才形成的方位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数概念。
先民对于空间方位概念的认识是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人类之有方位概念，首先是根据太阳的升起和落下这一自然现象而产生了二方位的概念，即东和西。在此前后，也据太阳的运行现象认识了天和地这相对立的两种自然生成物，渐而也便有了数概念2的产生。此时，尚无南与北的方位概念。关于这个认识过程，清代学者顾祖禹、阎若璩、胡渭等人根据对我国古代文献的研究就已发现。他们指出：“上古人凡地理言南者，皆可与东通。而凡言北者，又均可与西通。非同于后世以为东、西、南、北四向所迥然相反者。” (《尚书疏证》卷六)而在《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有时说太阳从东方升起，有时又说从南方升起。太阳的落山之处，有时说在西方，有时又说在北方，但绝没有东与西、南与北相混的说法。这也足以表明先民开始时只有东、西二方位的概念，然后才有南、北两个方位概念的。那些说法同时也表明，太阳的升起与落下的方位，在先民的感觉上，只是一种大致的或者说尚欠缜密的方位定位。其原因有二，一是太阳、地球本身的运行所致（详下文），二是人类对事物的认识能力、分类能力的局限所致。
久而久之，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在二方位的认识基础上，又渐渐地认识到，太阳离地面的最高点也总是固定在一个方位上，即南。同时也有一个与此相对的太阳永远照不到的方位存在，即北。因而，在先民的心目中四方位的概念便形成，同时也就产生了四这一数概念。就是说，四方位的概念是以太阳的运行轨迹平面(姑且这样说)而划分出来的。所谓的南向，也就是向着太阳的至高点；所谓的北向，也就是背着太阳的至高点。“北”这一方位概念的语源就是“背”，即背着太阳，因而“北”有幽暗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那时的南，同时也与上(天上)，北也与下(地下)相对应的，是同一的。
其后，又经过了若干年的认识的深化，人类终于又认识到，在四方位的中间，还存在着一个人所居住的中央方位。于是，就产生了中央方位的概念，同时也就产生了5这个数概念。这中央方位是人类意念中的四方位的东与西、南(上)与北(下)的连线的交叉点。许慎解释“五”是“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正是东、西、南 (上)、北(下)四方位的连线在天地间相交午所产生的中央方位，也即第五方位。因而才有“五”这一数概念的。
许慎说“五”是“五行”，“五行”的概念是战国时才形成的概念，五行既代表了宇宙间的水、火、木、金、土五种基本的物质，更是先民对宇宙空间方位概念认识的反映。因此，笔者以为，在上古时期，当是先有五方位的概念，而后才有五行的概念。因它们在数的范围内相同，所以，古人才人为地将它们相配而言的。即东、西、南、北、中与木、金、火、水、土相配，渐而形成了五行学说。这就是许慎所说五是“阴阳在天地间交午”的真谛所在。所以，在上古时期，数概念与5正是产生于人类对方位概念的认识，因而它与方位紧密联系在一起，还没有从方位概念中抽象出来而成为纯粹的一个数概念。许慎的解释，正反映了这种事实。
数概念5乃产生于原始人类对方位概念的认识，在世界许多民族的历史上都有同样的产生历程，如北美的印第安人、曼丹人等(详见列维·布留尔著的《原始思维》第五章)。
这里笔者要强调指出的是，数概念在它们产生之初并无神秘可言，纯是人类(先民)认识能力进步的反映。
下面，我们再来考察先民为何用×这种抽象的符号来反映他们对空间五方位的认识，而不是作正十字之形的。
笔者以为，先民之所以这样做，是与太阳、地球的运行及人的感觉有直接关系。
现代科学知识告诉人们，太阳的运行有固定的轨道，而我们人类所居住的地球在围绕太阳运行时也有固定的轨道，且地球的轴线与其运行的轨道平面有一固定的夹角。这样，就造成了太阳直射地球表面在一定的范围内即南北回归线之间作周期性的移动。而生活在北半球的人，于是觉得太阳并不是在绝对的东方升起，有时是在东偏南即东南方升起；太阳离地面的至高点也不是在人们感觉上的南方，而是南偏西，即西南；太阳落下的地方有时在西偏北，即西北。这样，我们人类所感觉的东西南北四方与太阳的实际升起、至高、落下的方位之间就形成了一些偏差。这种情况，先民们也早就有了同样的认识。《淮南子·天文训》记云：“日冬至，日出东南维，入西南维；至春秋分，日出东中，人西中。夏至，出东北维，入西北维，至则正南。”据此，将太阳在一天之中运行的四个方位东、南、西、北四个分点用线条连接起来，就成了×形，其交叉点，便是中央方位。这样，表示空间五方位的所谓“阴阳在天地间交午”的原始数目字×就创造出来了。如下图所示，
日出处 南 日高处（上）
东 西
uc冯
无日处（下） 北 日没处
北
虚线所示表人类感觉上的东、西、南、北四方位，实线所示表太阳运行的四个方位。(人南向而立)这样，实线便构成了表示五方位的×字。
据此，许慎所说的“阴阳”，实质上是指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在先秦哲学中，东和南是太阳升起和光线最强烈的方向，所以代表阳；西和北是太阳落下和黑暗的方向，所以代表阴。后在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为了更明确地表示“阴阳在天地间交午”的“五”这个方位概念，于是在×的上下，又加上象征天和地的二，从而创造出了个“字”。所以，许慎说“×，古文五省”，是不符合×和五两个字产生的先后实际的，“×”才是“五”字的原始写法。
至此，我们已探讨并明了了“阴阳在天地间交午”而有“五”，及先民以×这一象征符号表示“五”这一方位——数概念的理据。而正十字之形，在上古时期是表示数概念七，它同样产生于人类对空间七方位概念的深刻认识，这个问题，允后再撰文探讨。
（原载《淮阴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
编者按：
从选题方面来看，本文从许慎《说文解字》关于“五”字的解释得到启发，进而运用甲骨文等古文字资料进一步深入探讨了原始数目字“×”与数概念、以及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数概念与空间方位的关系，从哲学的角度解释了数5的形成，以及原始数目字“×”产生的理据，揭示了原始数目字的创造与先民原始思维的关系这一重要理论问题。作者还在《从原始数目字看数概念与空间方位的关系》一文中，全面系统地考察了一至十这10个原始数目字创造的原始理据（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可资参阅。
《说文解字》多义字探析
车先俊
[关键词] 说文；多释义字；分类；考证
[摘 要] 单释宇的本义是许慎《说文解字》的通例，然而在大徐本中有725例属例外，或释作五义，或释作四义，或释作三义、二义。本文详加分类考证：有的是二义相同而并举，有的是把引申义一起列入，有的是把假借义与本义共存等等。产生这种变例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后人”“浅人”所增改；一是许氏说解时拿捏不准，只好诸说并存。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第一部利用“六书”理论详细分析字形结构，诠释文字本义的专著。该书还首创了字书的部首(文字学的部首)编排法。正是由于这两大特色，奠定了它在汉字研究领域里的重要地位，时至今日，人们仍把它目为文字研究的“里程碑”之作。多年来，学术界研究汉语的词汇意义，通常分之为本义、引申义及假借义三大类。而词的本义即指这个词的本来意义，也说是这个汉字本身的构字部件单独(指独体字)或综合 (指合体字)所表示出来的那种意义。所以我们可以断言，一个汉字的本义理当有一个，不可能像引申义或假借义那样或许有多个。
许慎的《说文解字》全书共收小篆9353字，大多都是通过字形结构分析，得出一字一义(即本义)，一义独释，不引书例，这是《说文》通例。但在该书里面还有将近十分之一的释例不是一字释为一义，而是释作二义或释作三义、四义、五义等。譬如“”部“迭，更迭也。一曰达。”“日”部“旭，日旦出貌。一日明也。”均释作二义，可到底“更迭”与“达”何为“迭”的本义?“日旦出貌”及“明”孰为“旭”字本义呢?《说文》中未明指，故令后人无所适从。本文想就此问题，把《说文》里所有多释义词捃拾出来，借助甲骨、金文及其他文献资料，分类加以考证，以供同行参资。
据大徐本《说文解字》统计，全书中释作多义的词725例，其中一词释作五义的2例：“女”部“妍”，“疋”部“疋”。一词释作四义的4例：如“木”部“械”，“勿”部“易”等。一词释作三义的62例：如“足”部“蹢”“攴”部“敦”，“马”部“驸”等。一词释作二义共657例，皆略。
从解释词义的方式上考察，这725例可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是把所解的两个义项均放在分析字形结构前面。又可细分为四式：其一式为“某也。某也。”如“”部“卑，贱也，执事也。从甲。“臣”部“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其二式为“某。某”，如“人”部“仞，伸臂。一寻八尺，从人刃声。”“艸”部“蒐，茅蒐。茹。人血所生，可以染绛，从艸，从鬼。”其三式为“某。某也。”如“欠”部“次，不前，不精也，从欠，二声。”其四式为“某也，一曰(或曰)某也。”如“广”部“底，山居也。一曰下也。从广，氐声。”“巴”部“巴，虫也，或日食象蛇也。象形。”
第二类是把一个义项放在分析字形前面，其余义项放在后面。细分亦有二式：其一式为在第二个义项前加“一曰”或“又曰”。如“足”部“跌，踢也，从足，失声。一曰越也。”“手”部“摧，挤也。从手，崔声。一曰挏也。一曰折也。”“”部“逑，敛聚也，从，求声。虞书曰旁逑孱功。又曰怨匹曰逑。”其二式是在第二个义项前不加任何标志，而另引“某某说。”如“”部，“造，就也，从，告声，谭长说造，上士也。”“水”部“渚，渚水，在长山中丘逢山，东入湡。从水，者声。《尔雅》曰小洲曰渚。”“耳”部，“耿，耳箸颊也。从耳，烓省声，杜林说耿，光也。从光圣省声。”“门”部“阁，里门也。从门，吕声，《周礼》五家为比，五比为闾。闾，侣也。”
第三类是把三个义项皆放在说解字形前，或者是把其中一个义项置于说解字形后，如“目”部，“瞥，过目也。又目翳也。从目，敝声。一曰才见也。”“水”部“瀑，疾雨也。一曰沫也。一曰瀑资也。从水，暴声。”“水”部“潜，涉水也。一曰藏也。一曰汉水为潜。从水，声。”
词的本义只能有一个，而许慎的《说文解字》又是仅释词的本义的专著，到底为什么会在该书中出现大量的多释义现象呢?通过对这725例逐一分析，我们发现这些多释义例有10种情况。
一是本为同义词，或因改变了释词方式，《说文》中即分列二义、三义。
“艸”部“荒，芜也，从艸，声，一曰草淹(段注改为掩)地也。”同部“芜，秽也。”“秽，芜也。”三字递相为训，义同，“草掩地”即野草荒芜。以“芜”释“荒”为同义释词，以“草掩地”释“荒”为界说释词。释词方法不同而已。“口”部“，吼也。从口，敫声。一曰，呼也。”吼，大叫；呼，呼号，亦大叫。意义无别，只是适用对象不同罢了。“儿”部“充，长也，高也。从儿，育省声。”高、长本无定，横称长，竖叫高，仅是习惯而已。竖物平放，高即变曰长；横物竖之，长即变曰高。“言”部“谧，静语也，从言，声。一曰无声也。”静语即无声。《尚书》：“维刑之谧哉！”《释诂》：“谧，静也。”女”部“，懈也，恕也。一曰卧也。从女，赖声。”懈，怠同义，不该分释：卧，即卧伏、躺卧，是懒、懈、怠的具体表现。他如“口”部“咸，皆也。悉也。”“八”部“尚，曾也。庶几也。”均是用同义词重复作释。
二是本来相近相通的意义，《说文》中却分释作二义或三义。
“口”部“咙，咙异之言。从口，龙声。一日集语。”《国语·齐语》：“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杂处”即混杂集中，可见“集语”与“咙异之言”义近。“木”部“析，破木也。一日折也。从木从斤。”甲骨文“折”作“”，与析形近。《说文》：“折，断也。”段注云：“以斤断草，以斤断木，其义一也。”[1]（P44） “足”部，“跳，蹶也。从足，兆声。一曰跃也。”同部“蹶，一曰跳也。”“跃，跳跃。”可见跳、蹶、跃三字义通。“阜”部“限，阻也，一曰门榍。从阜，艮声。”“木”部“榍，限也。”限、榍互训。门榍即门限，作用亦是阻限。“目”部“瞥，过目也。又目翳也。从目，敝声。一日财(才)见也。”段注：“过目也，倏忽之义。财见也，即才见也。”“才见”指“瞬间”。[1]（P134）“目翳也，障蔽之意。”倏忽，瞬间均有未明之义，可见三义相通。
三是同一事物而名异，《说文》却用“一曰”列作多义。
“艸”部“蒐，茅蒐。茹。人血所生，可以染绛。从艸从鬼。”《诗·郑风·东门之》：“东门之，茹在阪。”毛传云：“茹，茅蒐也。”陆玑云：“茹，茅蒐，茜草也。一名地血，齐人谓之茜，徐州人谓之牛蔓。”“水”部，“沆，莽沆大水也。从水，亢声。一日大泽貌。”大水、大泽无别。
四是本为泛指与特指(或属种)之别，《说文》中却列作多义。
“口”部“喈，鸟鸣声也。从口，皆声。一曰凤凰鸣声喈喈。”“鸟鸣”为泛指，如《诗·郑风·风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诗·周南·葛覃》：“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凤凰”亦鸟，前者已包之。(无怪段注认为“一日八字盖为后人所增。”)“言”部“诎，诘诎也。一日屈襞。从言，出声。诎或从屈。”诘”与“诎”二字双声，屈曲之意。许慎给“六书”定义云：“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衣”部“襞，衣也。”《广雅》：“襞、襵、、、结、诎也。”[2](Pll0)“屈襞”指衣服的褶绉。“诘诎”为泛指，“屈襞”为特指。“水”部“渎，沟也。从水，卖声．一日邑中沟。”此例最显，“邑中沟”亦为沟，仅位置有所限。他例如“疒”部“瘨，病也。从疒，真声。一曰腹张。”“肉”部“胵，鸟胃也，从肉，至声。一曰胵，五脏之总名。”“角”部“觚，乡饮酒之爵也。一曰觞受三升者谓之觚。从角，瓜声。”贝”部“贾，市也。从贝，西声。一曰坐卖售也。”均是泛指与特指或种属之别。最后一例，“市”为交易买卖之所，以“市”释“贾”浑言之；以“坐售”释“贾”，析言也。古有“行商坐贾”之说。
五是错把引申义列入，形成二义或三义。
“齿”部“齨，老人齿如臼也，一曰马八岁齿臼也。从齿从臼，臼亦声。”这是个会意兼形声的字，两个部件皆表义，“齿”用原义，“臼”用其比喻义，人老齿落如臼，马龄八岁已成老龄马，牙齿因年老亦会脱落，故《集韵》曰：“八岁马，曰马。”人老齿落曰齨，引申到马老齿落当作。“人”部“伐，击也。从人持戈。一曰败也。”甲骨文“伐”似以戈伤人状。以“击”释其本义，确当。击伤必有败北，，败亡，“败”是“击”的结果，“败”义由“击”生发而来。“欠”部“次，不前不精也。从欠，二声。”段玉裁改“二声”为“从二”。“次”确为会意，非形声字。“不前”指的是位次，序次；“不精”指的是等次，品次。“次”左边两点是甲金文中的“类代”符号，右边是人体实形，表明二人比次，实体突出表义重点，类代符号辅助表义，居后不前之义甚明(“比”“从”两部件皆“人”字实体，“次”与其别即在此)。再看其他“从次”例，“艸”部“茨，以茅苇盖屋。”“人”部“，便利也。一日逆也。”《诗·小雅·车攻》：“决拾既。”孔疏：“手指相比次而后射得和利。”“糸”部“ ，织所未缉者，从糸次声。”段注云：“两缕相接而后为缉．未拈接之前，豫林纤微诸缕以储之，是为，令其次第可用也。”[1](p660)诸例皆以“次”为声，且又表义，当为形声兼会意字。以“次”为声音，均有“序次”、“比次”、“次第”之意，可见“不前”当为其本义，由位序次后引申为级品差次，故“不精”应为其引申义。“囗”部“囿，苑有垣也。从囗，有声，一曰禽兽曰囿。”段注改为“一曰所以养禽兽曰囿。”[1](P278)高鸿缙《中国字例》：“囿字原倚四 或四木，画其囿垣之形。”据此该字原为会意字(“从口有声”当属后起字)。许慎说：“苑有垣也”，解释无误。后因饲养禽兽的地方亦须加垣墙，以防逃逸，起阻限之用，故亦名囿。
六是本为通假(假借)义，《说文》中却与本义并举。
“宀”部“宕，过也。一曰洞屋。从宀，砀省声。”“宕”甲骨文极像一石洞屋的侧视图。林义光《文源》：“石为砀省不显。洞屋，石洞为屋者，从石宀。”此“过”是指过错、放纵、放荡，本字应用“荡”，但古书中常借“宕”为“荡”。如《谷梁传·文公十一年》：“弟兄三人，佚宕中国。”宕、荡古音均为定母阳韵，同音通假。“人”部“俾，益也。从人，卑声。一日俾，门侍人。”女之卑者称“婢”，门侍人即男中之卑者，故别作“俾”。《说文》“衣”部“裨，接益也。”补益，增益当用“裨”。俾、裨二字音同，古书中常通假。如王维《送高判官从军赴河西序》：“谋夫启予，哲仕俾我。”俾即裨，“俾我”意为“教益我”。“我”部“我，施身自谓也。或曰我，顷顿也。从戈从手。手，或说古垂字。一日古杀字。”“我”原始意义已难断定。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云：“象兵器之形。”此说与许慎“一曰古杀字”义近。但在现存的古文献中，“我”皆用作自称之词。“顷顿”即顷刻、少顷之义，本字为“俄”。《说文》“人”部“俄，行顷也。从人，我声。”《玉篇》：“俄，俄顷、须臾也。”我，俄古音同属疑母歌韵，音同常通假。如《公羊传·桓公二年》：“至乎地之与人，则不然，我而可以为其有矣。”段注云：“古文以我为俄也，古文假借如此。”[1](P663)
七是把反训与本义并列，形成二义或三义。
“口”部“唏，笑也。从口稀省声。一日哀痛不泣曰唏。”《说文》“竹”部“笑，喜也。”《广雅》：“唏唏，今作嘻嘻，笑也。”“唏”(晓母微韵)“嘻”(晓母之韵)音近义通，均指心情快慰。反义词即为“忧”。故“唏”在古籍中有时反训作“哀痛”义。例如《淮南子·说山》：“纣为象箸而箕子唏。”纣王荒淫奢侈无度，箕子见其用象牙作筷子而痛心，故高诱注：“箕子为之警号啼也。”心”部“慰，安也。从心，尉声。一日恚怒也。”《诗·邶风·凯风》：“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毛传：“慰，安也。”此字古今义未变，现有复音词“安慰”。本指内心恬然、安适，反训即为“怨”为“怒”。例如《诗·小雅·车》：“觏尔新昏 (婚)，以慰我心。”毛传：“慰，怨也。”韩诗作“以愠我心。”以“愠”代“慰”，“《说文》·心”部“愠，怒也。”
八是把古通用字或古今字意义与本义并举，或把异体字别当一义作释。
“辵”部“遁，迁也。一日逃也，从辵，盾声。”《诗·小雅，白驹》：“慎尔优游，勉尔遁思。”朱熹注：“遁思犹言去意也。”徐锴系传：“《尚书》殷高宗曰：‘既乃遁于荒野。’是迁于荒野也。”[3]段玉裁认为“遁”义同“循。”《说文》：“循，行也。”“去”、“行”皆与“迁”义通。《说文》同时在“辵”部还收录“”字，并释作“逃也”。现废“”存“遁”，以“遁”代“”，可许慎却把二字并举于同部，可见二者不尽相同。《玉篇》：“，退还也，隐也。”但在古籍中，于“退还”“逃逸”义上二者却常通用。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诸侯救郑，楚师夜遁。”而《易·序卦》：“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者，退也。”“辵”部“逑。敛聚也。从辵，求声。又曰怨匹曰逑。”《虞书》：“旁逑孱功。”《史记》作：“旁聚布功。”《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毛传：“逑，合也。”郑笺：“合，聚也。”《尔雅》：“仇，匹也。”《左传》：“嘉偶曰妃，怨偶曰仇。”可见“匹偶”之义本作“仇”。但因仇、逑二字古音声韵调全同，故在配偶义上常通用。《诗·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郑笺云：“本亦作仇。”曹植诗：“结发辞严亲，来为公子仇。”另“言”部“说，说释也。从言兑。一曰谈说。”段注：“说释即悦怿。说、悦；释、怿皆古今字。许书无悦怿二字。”[1](P93)“口”部“啖，噍啖也。从口，炎声。一曰噉。”“噉”《说文》未收。《集韵》：“啖，或作噉。”另《说文》“口”部“啗，食也。”啖、噉、啗三个字属异体字，故古书中无别。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仲尼先饭黍而后桃。”《山海经·海外东经》：“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食稻啖蛇。”《颜氏家训·风操》：“母以烧死，终身不敢噉炙。”
九是另列一义不可考。
“口”部“唬，啼声也。一日虎声。从口，从虎。”段注删除“啼声也，一日”五字，直训“虎声”。《玉篇》：“唬，虎声。”《广韵》：“唬，虎声。”王筠《说文句读》亦曰“虎声”，不知“啼声”之说缘何而来。“言”部“诋，苛也，一日诃也，从言，氐声。”《说文》：“苛，小草也，从艸，可声。”“诃。大言而怒也。从言，可声。”诋、诃皆从“言”，由“大言而怒”引申作“谴责”“诋斥”，顺理成章。以“诃”释“诋”确当无误。但遍索古籍，从来未见“诋”作小草义的用例，无怪段玉裁认为“此亦浅人所改为。”[1](p101)
十是《说文》中一字形体结构二说，从而释为两义。
“耳”部-耿，耳箸颊也，从耳烓省声。杜林说耿，光也，从光，圣省。”“耿”字结构前者为形声，后说为会意，故有二义。“口”部“局，促也。从口在尺下复局之。一日博所以行棋也。象形。”“局”字结构一说为会意，一说为象形，故二义迥别。
对上述话类《说文》中列作多义的现象，清代治《说文》者大都笼统地断定为“盖为后人所增”，或“盖浅人所致”。仔细分析，我们认为情况并不这么简单，《说文》中出现的这种多义现象，一部分确属“后人”“浅人”所增改，无可置疑；但亦有相当的部分是许慎本人所为。理由有三：一是许氏说解文字依据的字体是小篆，此前的甲骨金文等字形体他未曾目睹，故对有些字的形、义许氏确实拿捏不准，只好姑存二说。如“耿”是“从耳，烓省声”呢，还是“从光，圣省”?无可参资。结构无法确定，本义自然也就难断。再如“次”，许认为是“从欠，二声”，段玉裁改“二声”为“从二”。现依据甲骨金文形体考析，许误段正，正是由于字形结构未“说准”，故“不精”“不前”孰为“次”字本义也就无法释定，只好同存。二是一物二名者，仅是名称不同而已，其意义无别。许氏将异名并举，这与该书“单释本义”的体例不忤。如“蒐”一名“茅蒐”，一名“茹”。三是有些释义，许氏先采用“虚说”，后再进行“实解”，形式上像似二释，其实为一义，这也与本书“单释本义”体例不悖。如“仞，伸臂。一寻八尺”。由于“仞’字“从人”，不用“伸臂”作释的话，意符“人”字就无着落，可“伸臂”毕竟是个不定量，是个大约度，模糊概念。要给人们一个准确的长度，就要用“一寻八尺”四字补实。这里的“伸臂”与“一寻八尺”形式上为二释，实际上为一义。再如“臣，牵也。事君也．”以“牵”释“臣”属声训。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甲、金文均象一竖目之形，人首俯则目竖。”但用“牵”释“臣”的“俯首”义迂曲不明了，故随后再用“事君”二字来实解，此三者当为许氏所为“二义”例。若从释解体例上来界分，前文所列第一大类体例——“把两个义项均放在说解字形结构前面”者多屑许慎所为；其余两类均为“后人”、“浅人’所增改。
[参考文献]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张揖广雅[M].南京：江苏古藉出版社，1984。
[3]徐锴．说文解字系传[M]清道光寿阳祁氏本。
Research on Po1yscmic Characters in Explanation and Study
of Principles of Composition of Characters
CHE Xian-jun
(Linguistic Research Institute，Xuzho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221009，China)
Key Words：character interpretation；polysemic characters；classification；textual research
Abstract： The entries interpreted in Explanation and study of Principles of Composition of Characters(by Xu Shen)are monosemic characters with their original meanings. However，657 exceptions are found as polysemic characters in that of Da Xu edition，some with five，some with four，three or two meanings．After detailed textual research in various classes in this paper，the author addition．The major causes of this abnormal variety can be summed up as the following：first， extra meanings more than the original one added or corrected by the successive scholars， or the second， interpreted with different opinions for uncertain assurance by the orygional author.
(原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版2000年第3期)
编者按：
从选题方面来看，本文选取传统文字学著作中对文字的有关解释进行研究。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一本特殊的字书。其特殊点有二：一是系统地分析了所收的每一汉字的结构；二是依据其结构推定其本义，且单释本义。因而在《说文解字》里面，每一汉字下只列一个项是其通例。但在“通例”之外还有“别例”，表现为释义不止一个义项，或两个、或三个、最多有四五个者。作者将目光“锁定”在这些别例上，对这些“多释义”字进行探析。
由于这些“多释义”字在《说文解字》里是“有限量”，所占比例不足十分之一，因而文章采用“周遍”法进行研究，把《说文解字》里面725多义字一一摘出，仔细推敲、分析，然后归纳分类，理出了这种多义字的10种类型。最后结论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些别例原因有两个：一部分是“后人”、“浅人”所增改；一部分属许慎当时说解时自己拿捏不准，只好诸义并存。这就解决了以往人们对这些多义字的种种猜测。（“周遍”分析法即逻辑学上的完全归纳法，其结论可信度最高，但这种方法只适用于材料“量数”不太大的情况。）
汉字与上古社会制度形态的演化
李荣刚
[摘要] 运用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的材料分析某些古文字构形，可以发现，古文字的构形理据也体现了人类社会早期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演进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
[关健词] 汉字；构形理据；母系社会；父系社会
人类社会的早期，大都经历过母系社会，当时，女性受到尊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男子的地位逐步得到提高，最终取代了妇女的统治地位，确立了父系社会。我们通过对古文字的考察，认为这种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在汉字中也有所体现。
一、女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制度
早期的人类社会大多经历了母系社会时期。从甲骨卜辞记载来看，甲骨文中有60多个商代参政的妇女名字，如妇好，妇娘，妇姪等，通常称之为诸妇或多妇。诸妇在商代的地位相当高，并“有实权，如指挥将领、带兵征伐、负责祭祀，农业、国防等等方面的工作都有所担负。尤其是战争与祭祀乃当时的国家大事，她们不仅参与，有时甚至主持其事……”[1](P46)唐兰先生指出：“我们从卜辞里地名和女性的形声字特别多，就可以推想形声字初起时，也许还在母系社会时期”[2]（P97）。
我们认为，尽管殷商时期已步入一个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但母系社会的孑遗依然可以通过甲骨卜辞清晰地显现出来。如“后”甲骨文作（《粹四0一》）王国维释此字像产子之形，“其义当亦为育字也，故产子为此字之本谊。后字之谊，本从毓谊引申，其后产子之字，专用毓育二形，继体君之字，专用形，遂成二字，又讹为后”。[3](P483)郭沫若补充说：“余谓‘后’当是母权时代女性酋长之称。母权时代族中最高之主宰为母，母氏最高之德业为毓，故以毓称之也。毓字变为后，‘后’义后限用于王妃，亦犹其古义之孑遗矣。”[4]（247）按：王国维释“毓”，说至精确。郭沫若、李孝定皆有所补正，说均可信。
我们认为，王、郭等在考释“后”字的本源，寻求构字的理据时，若能辅以文化学的研究成果，则更有说服力。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表明：自然崇拜发生在母系制社会，因而它成为一种同妇女崇拜紧密联系的意识形态；由于生殖崇拜曾经同自然崇拜共生，孕育观念便成为早期生殖崇拜的核心。妇女—生命—自然力之间建立起一种互渗的联想，从而以孕育以状态的妇女形象代表了他们对生殖的崇拜，对丰收的期望以及对生命延续的神圣信仰[5]（P145）。在世界许多地区的新、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中，都曾出土过裸女像，这种女像头部无所刻画，却一律突出巨腹肥臀豪乳，这显然是以女性崇拜为形式的初民乞育心态的艺术表现。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至今仍保存着古老的对女性表示尊敬的遗俗。例如侗人的祭水仪式总是妇女们带着香纸到河岸或井边焚化，再取水回家。许多民族的火神崇拜同时表现了妇女崇拜之特点，如鄂伦春人以妇女代替火神，还有的妇女作农神或谷神。总之，早期的崇拜往往和妇女联系在一起。[6]
因此，文化学的研究成果运用于考释文字的本源及构形理据具有重要意义。与此相类的再如“好”字。“好”字，甲骨文写作，罗振玉氏释为“好”（《殷虚书契前编》七·三0·四）或作（《殷虚粹编》一二二九），其构形从女以子会意，但对两个会意部件之间的关系，却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最具代表性的，是以“女”、“子”为限定关系，如《说文》段注：“好本谓女了”，意思是“女之少者为好”；也有人认为“女”、“子”为并列关系，其造字意图为“男女相好”。我们认为“好”字中的“女”、“子”为“女产子”。甲骨文“好”为“女”、“子”两个部件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即“女”大“子”小，这种关系是为了表明“好”中的“女”是一个成年妇女的形象，而“子”则是一婴孩之形象，且为女所生产。金文“好”字有的作（齐鞄氏钟），构形义与甲骨文“后”字相类，亦可帮助我们正确理解“好”字的造字理据。“后”“好”两字的构形理据和它们的本义之间的关系说明：女性曾一度在社会中占有相当高的地位。
姓氏作为生育崇拜的延续，作为反映血统关系的标记，也同样反映出上古社会一度曾以女性为社会的主宰的事实。
“姓”，甲骨文作(前六·二八·三)，从女从生会意。斯维至释“甲骨文中诸姓字，就字形看来，它像女子向生之神作祷告之形”，“这可能是古人的生殖崇拜的礼俗……”[7](P87)《说文》：“姓，人所生也。”姓与生育有关，它标明人由谁所生，乃是一种血统标记，这种标记当是妇女主导地位的一个反映。《白虎通·号篇》：“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此文献出自汉儒笔下，或许是上古口传之历史，显见血统关系维系在母亲一方。由是可知，“姓”当是原始社会前期母系制社会的产物。历史事实是：中国最古老的姓氏多从“女”，如：娄、姜、妫、姚、姒、嬴、姬等等。
传说的远古著名人物的姓也多和“女”有关：黄帝姓姜，少昊姓嬴，虞舜姓姚，夏禹姓姒，再有周天子姓姬……这些，似乎都在告诉人们，在遥远的古代，妇女的地位曾一度占统治地位。
以上，我们只是就生育产子到姓氏标记这一过程来阐述早期妇女曾一度占有的地位。实际上，反映在字形中远远不止这几个例字，也不仅仅限于这一方面。我们认为，在表示政治、军事、宗教、祭祀等汉字中，一定还有诸多的情形同样地反映着这一史实。
二、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制度
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农业充分发展，经济生活中采集的首要地位渐渐被农业取代，男子成为社会的生产力。这是人类历史两性关系史上的一次革命，社会组织结构也随之产生了巨大变化。而女性的劳作则“变成了一种私人的事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8](P37)母系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在古文字中也有所反映，下面将逐一讨论。
公，甲骨文写作(粹四0五)，或作(《京津四一一一》)金文作(《利簋》)。方述鑫释“公当是指事字，像人类造成的事物之形，所从口形像深腹圆底之瓮，形像瓮器之侈口。”[9](290)《甲骨文字诂林》编者按云：一为祭祀之对象，如《合集》27413之“于公扌”；其二则当为祭名，如：《合集》21114之“庚午卜，王河，公于。”至于《合集》27354之“其于小乙公又，王受又”，公也当为祭名。[3](P3359)关于“公”的考释，前贤多有论述。或言其为“人类造成的事物之形”，或言其为“殷人祭祀之对象或场所”，皆未明言其构形理据。《说文解字》曾引韩非所言“自营者为私”、“背私者为公”二语，释“公”为无私。这种说解受到人们的怀疑。[10](P46)我们认为“公”的构形当源于对男子性器官的描摹。首先从“私”字来考察。《说文解字》有“私”的古文，写作，此即男子性器的一种象形；《说文解字》又曰：“雄，鸟父也，从隹，声。”“雌，鸟母也，从隹，此声。”细细揣摩，公鸟母鸟之别，其实便在“厶”、“匕”两声符。“匕”是女子性器的标志，则可知“厶”字指男子之性器。因此，“私”字当有表男性之涵义。《尔雅·释亲》：“女子谓姐妹之夫为私。”又旧题汉伶玄所作《赵飞燕外传》：“早有私病，不近妇人”，可知“私”当指男子性生殖器。“私”字又可释作“奸”，《说文解字》以“私”、“奸”互训。“公”字构形与此相类，“公”之“”当由“”讹变而来。其次，我们以早期的生殖崇拜这一文化现象来考察。文化人类学研究表明：“在某一历史阶段，人们对于男性祖先繁育后代的生育功绩具有强烈的意识，故祖先崇拜曾以男性生殖器崇拜的形式表现出来。”[11](P207)按：公或为祭祀之对象，或为祭祀之名，虽未明言所祭何物，但与祭祀有关，则“公”或许就是表示男性生殖器，则可推知祭祀的对象也当是男性之生殖器。屈万里：“，金文中公多如此作，当是‘公’字，此盖指先公而言，单言公者，盖泛称群公；多言公者，义亦犹是。[12](P99)其后“公”的意义也多为男子性别的指称。《通俗编·称谓》：“此所谓公者，祖也。”传说之中则有“天公”“雷公”之说。我们可推断，“公”的概念，反映了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女性崇拜开始向男性崇拜阶段过渡，以及家族公社向家族私有制的发展。“公有”、“王公”、“公卿”等涵义在“公”字中并存。公的构形理据和涵义表明，男性祖先崇拜在其成熟阶段，是同早期国家制度相适应的一种意识形态。
与此相类的还有“社”字。
社，甲骨文作（《殷虚书契后编》上十七·五），与“土”字同形。还可写作“”(《殷契粹编》 907)，多为牡器符号。甲骨文中有(《殷虚书契前编》一·二九·五)、(《殷契佚存》七九七)、 (《殷虚文字乙编》一七六四)、(《卜辞通纂》七三三)诸形，分别以“牛”、“羊”、“豕”、“马”与之会意。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土”、“祖”二字同为牡器之象形。李孝定认为：“祖与社二而一者也”。[13]（P2987）甲骨文“祖”字写作(《殷虚书契前编》九·六)，与“且”字同形，两周金文中亦与甲骨文同构。这一观点除了有语言文字内部的证据以外，又得到考古发现的有力支持。陕西铜川李家沟、临潼姜寨仰韶文化晚期均出土过陶祖。另，甘肃甘谷儿马家窑文化，山东潍坊罗家口大汶口文化，湖北京山屈家岭文化、西安客省庄和河南信阳三里店等地也都出土过陶祖、石祖或木祖。西双版纳傣族及西藏门巴族至今仍有供奉石、木祖的习俗。显然，“社”与“祖”的关系透示出生育和祖先崇拜的观念，所祭之“祖”“社”为男性无疑。“土”与“祖”的关系也同样是蕴含着一种生殖崇拜观念。后世文献也尚有此观念的遗迹。《释名·释天》：“土，吐也，能吐生万物也。”《白虎通》：“土，主吐万物。吐之言吐也。”陆宗达先生曾指出：“社与土地也有着极密切的关系。”“社字的出现及其字义反映了土地私有制的出现”。[14](P201)
有的学者以《说文·女部》“姐，蜀谓母曰姐，淮南谓之社”为由，推断“社”当是女性祖先。我们认为，若“社”表示女性，则“社”“姐”中的“土”“且”又当作何解释呢?显然是矛盾的，当再作探讨。若果是如此，则又恰恰透示出：母权社会时期，“社”指女性，到了父权社会时期，“社”转移为男性。“社”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但其字形却因文字的约定俗成而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与此相类似，“后”“姓”也显示了这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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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陆宗达 说文解字通论[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Archaic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hange of Formation of Ancient Social system
Li Rong-gang
(Chinese Department,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221009,China)
Abstract: By analysing some archaic Chinese characters through cultural anthropological and forklore materials we may find fomations of archaic Chinese characters reflect the society evoluted from matrilineal society to patrilineal society in ancient times
Key Words: formation; matrilineal society；patrilineal society
（原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编者按：
该文根据所列举的古文字的构形理据分析，结合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人类早期的社会形态演变作一些推测，为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提供了印证材料，可谓借字证史。该文属于汉字文化学研究范畴，其理论基础是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既有语言符号的价值，又具备文化符号的价值。
对古文字的构形理据进行分析时，要注意：1、尽可能的利用现有相关的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和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2、尽可能多的选取一系列的相关古文字，相互印证。3、对构形理据的分析应提供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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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汉语语辞杂释
李 申
宋·庄绰《鸡肋编》卷上有一段记载成都人欢度上元节的文字：
浣花自城去僧寺凡十八里，太守乘彩舟泛江而下，两岸民家绞络水阁，饰以锦绣。
文中“绞络”一语费解。《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台湾《中文大辞典》、《唐宋笔记语辞汇释》等均未著录。《笔记文选注》[1]选收了上文，于该条下注云：“未详”。
今按：“绞络”义为结扎、缠缚，二字乃同义连文。析言之，“绞”有“缚”义。《集韵》：“绞，一日缚也。”《玉篇》：“绞，绕也。”柳宗元《柳先生集》十五《晋问》：“晋之北山有异材，……根绞怪石。”此云根须缠绕怪石。“绞”与“缚”常连言。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之六“元宵”：“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宋·吴自牧《梦梁录》卷三“皇帝初九日圣节”：“四月初九日，度宗生日……至日侵晨，平章、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大起居，舞蹈称贺。……其赐宴殿排办事节云：仪銮司预期先于殿前绞缚山棚及陈设帏幕等。”所谓“绞缚山棚”，意即结扎山棚。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绞”下案云：“‘绞’应作‘结’。”[2]实不必“绞”即结义。“络”亦为“缚”。《楚辞·招魂》：“素篝齐缕，郑绵络些。”王逸注：“络，缚也。”《汉书·杨王孙传》：“裹以幤帛，鬲以棺椁，支体络束，口含玉石。”韩愈《示儿》诗：“有藤娄络之，春华夏阴敷。”前一例“络”义为捆缚，后例中则为缠绕。“绞络”连文，字或作“角络”、“交络”。前者见于《毗耶娑问经》卷上：“安详谛视，心意敬重，一心正意，与诸仙人眷属相随，绞摄长发并在一箱，以好缝绳角络其体。”“角络其体”即捆缚其体。后者见《文选·江赋》“龙鳞结络”李善注：“如龙之鳞连结交络也。”此亦裹缠之义。
“绞络”（角络、交络）又与“结格”义同。“结”亦缚。《释名·释姿容》：“结，束也。”张衡《西京赋》：“买罗之所结。”《文选》该句注云：“薛曰：‘结，缚也。’”《唐要史补》卷上：“渑池道中，有车载百甕，塞于隘路。……有客刘颇者扬鞭而至，问曰：‘车中甕直几钱？’答曰：‘七八千。’颇遂开囊取缣，立偿之，命仆登车，断其结络，悉推甕于崖下。须叟，车轻得进，群噪而前。”“结络”本捆缚，此用为名词，代指捆甕的绳索。此词《东京梦华录》中所见尤多。如：卷之八“中秋”：“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旆，市人争饮。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又，卷之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左右军筑毬殿前旋立毬门，约高三丈许，杂彩结络。”卷之四“杂赁”：“若凶事出殡，自上而下，凶肆各有体例。如方相车舆，结络彩帛，皆有定价，不须劳力。”皆扎缚义。
综观上例，“绞络”（角络、交络）以及“绞缚”，“结络”并系以绳索、彩帛等扎缚、缚束物体（门面、山棚、台榭、车舆等），多用于年节、庆典、礼俗活动。所谓“绞络水阁”，即以彩绸之类物品扎缚、装饰水阁（饰以锦绣亦资说明）。这反映的是当时民间“唯重岁节”的风俗。
一 伤
王梵志《行善为基路》诗：“不能行左道，于中说一伤。”“一伤”，方言，或作“一汤”。“伤”、“汤”音同，上古、中古俱书母阳韵。《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范仲淹《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汤”均读式羊切。水多用“汤汤”，语多流畅亦用“汤汤”。《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三回：“别人拿上书去，汤汤的背了，号上书，正了字，好不省事。”《金瓶梅词话》第四十八回：“那书童倒还是门子出身，荡荡如流水不差，直念到底。”“荡荡”实亦“汤汤”。“一汤”犹言一套，一番，亦指话多。《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二回：“有不的些事儿，诈不实的，告这个说一汤，那个说一汤，恰似逞强卖富的。”此与梵志诗句说法正同。今徐州方言仍说“一汤”。例如：“见着这个也说一汤，见着那个也说一汤。”形容话多，则说“一说一大汤”。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卷三该句作“于中说一汤”。注云：“场，原作伤，据文义改。”[3]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亦“从《校辑》所改。”[4]按：此字应为“汤”，不当改“场”。
觅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讨论“觅”的雇用义[5]，现先将原文节录如下：
“觅”的常用义是寻找、寻求。今辞书仅载此一义。其实近代汉语中“觅”还有“雇用”义，例并见于元明杂剧及白话小说。例如：关汉卿《五侯宴》三折赵太公白：“当初觅他来做奶子来。”杨景贤《西游记》一本折一折夫人白：“咱着王安去觅船，明日早行。”上句觅来做奶子，即雇来当奶妈。下句觅船即雇船。觅的“雇”义当由“寻”引申而来。寻而未赁是为 “寻”，寻而赁之是为“雇”。如果说这两句作“寻”，讲亦无不可，那么下面的例子就只能解为“雇”：明·朱有燉《清河县继母大贤》王义白：“哥哥！我如今孝顺了，我将这偌多本钱去，却无一个识货的回回，雇觅与我路上作伴儿去。”（卜云）“与你三百贯钞，雇觅一个回回一同去。”此觅、雇同义连文，觅即雇，释“寻找”则义不可通。又《醒世姻缘传》第十八回：“央他同晁书媳妇合两个媒婆，备了四个头口，跟了两个觅汉，晁书也骑了一个骡子，跟了同去。”“觅汉”即雇用之壮工。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觅汉”为雇工，是确当的。然“觅”条仅收“偷窃”一义，似未完备。其实小说中也有作雇讲而单用的“觅”。例如《水许》第三回：“再说金老得了这一十五两银子，回到店中，安顿了女儿，先去城外远外觅下一辆车儿，回来收拾了行李，还了宿钱，算清了柴米钱，只等来日天明。”车是次日才用的，“觅”就不单是寻。“觅下”说明已经雇下、雇定。另从徐州方言来看，过去常说：“觅花轿接新人”。“觅个奶妈喂孩子。”“他家光觅的佣人就七、八个。”现在仍说：“觅个保姆”、“觅个奶妈”、“觅个小工”、“觅不着车”等等，“觅”皆雇用，并可参证。
兹尚有可补充者：
（一）上文中“觅”单用的例子所举不多，特再举数例如下：
1．《东京梦华录》卷之三“雇觅人力”条：“凡雇佣人力、干当人、酒食作匠之类，各有行老供雇。觅女使即有引至牙人。”
2．《刘知远诸宫调》第十一：“孩儿撇向雪中埋，这冤仇想来最大。土军营内，觅个婆娘交奶，到如今许大身材。”
3．《冯玉兰》三折[么篇]曲末：“那两个是船家将钱觅到，也都在劫数里不能逃。”
4．《水浒传》第四十三回：“铁牛背娘到前路，却觅一辆车儿载去。”
5．《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一回：“但这些贫胎饿鬼，那好年成的时候，人家觅做短工，恨不得吃那主人家一个尽饱，吃得那饭从口里满出才住。”
6．《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有人说‘想你这个模样子，谁家下你？你如今可到总铺门口去，有觅人打梆子，早晚勤谨，可以度日。’三官径至总铺门首，只见一个地方来雇人打更。”
7．《儿女英雄传》第十八回：“顾师爷今日五鼓觅了一辆车儿，说道：‘先走一程，前途相候。’”
8．《歧路灯》第二十六回：“绍闻一看，正是夏逢若，说：‘那叫门的人呢？’逢若道：‘那是我一百钱觅的，他的事完了，自己走开。’”
9．同上第五十回：“邓汝和陪着谭绍闻，不过说些雇车觅船，官场官衔手本，年家眷弟晚生的闲话。”
另，《聊斋志异》亦有一例，见《狐嫁女》：“爵凡八只，大人为京卿时，觅良工监制。”
上引各例多出自用北方话写成的戏曲、小说作品。说明觅是北方话词语。
（二）在现代汉语方言中除徐州方言习用“觅”，河南方言亦多用。例如：
1．李准小说《白杨树》：“大发也是个别脾气，他跳下车来说：‘你觅我？你觅我我还不来的’”[6]又，《冰化雪消》：“这刘一兴本来是个拉大车的，家土地友前总是觅这个、请那个代种，他花几个小钱。”[7]
2．赵月朋《洛阳方言词汇》：“觅，雇：他很节俭，眼看他走不动，但还是舍不得觅一辆车子坐。”[8]
3．任均泽《河南方言词汇》（续）：“觅（新乡），动词。相当于雇。例：那年，觅了俩人。”[9]此外，今苏州、杭州雇保姆亦说“觅保姆”。
（三）“觅”作“雇”讲，非始于宋、元，唐代已见。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会昌：“本意拟从此 到楚州船过海，县家刚递向扬州去。”同卷亦说“雇船”：“缘官私杂载船不及相待，前发去。汴河路次每县不免自雇船。”“雇”、“觅”义同。这是作者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用例。
合具
《金瓶梅词话》第一回：“到天明，里老先去县里报知。一面合具虎床，安排花红软轿，迎送武松到县衙前。”“合”，义为制作。《汉书·律历志上》：“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发敛，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颜师古注引孟康曰：“合，作也。”所合之物或为床，如上举《金》一回例。或为车，如《水浒传》第三十三回：“连夜合个囚车，把这厮盛在里面。”或为棺材，如《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三回：“但凡人家有卖甚么柳树枣树的，买了来，叫解匠锯成薄板，叫木匠合了棺材，卖与小户贫家，殡埋亡者，人说有合子利钱。”以上数物，俱多种材料或几个部分装配而成，故称“合”。“具”是量词，犹“张”、“个”。可以说“一具床”、“一具棺材”等。故“合具”实非一词。“合具虎床”乃“合了一具虎床”之省。《金瓶梅》第八十八回：“使了六两银子合了一具棺材，把妇人尸首掘出。”是其确证。其中“合了一具棺材”亦可省缩为“合具棺材”。今徐州方言仍说“合一具床”、“合一具犁”，亦可为证。两部《金瓶梅词典》[11]均以“合具”出条，一释为“拢凑起”，一释为“组装”，并以“合具”为“合”，误。
附注：
[1]吕书湘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中华书局，1982年版
[3] 中华书局，1983年版
[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上册，284页。
[5]见拙文《元曲词语今证》（续），载《准北煤师院学报》1895年第一期。
[6][7]载《李双双小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8][9]载《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六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版。
[10]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23页。
[11]王利器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899年版；白维国编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
（本文节选自《中国语言学报》1995年第七期。）
编者按：
近代汉语是汉语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以晚唐五代至清朝末年的实际语言为研究对象。与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一样，近代汉语是一门独立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学科，同时也是一门新兴的语言历史学科。之所以说它是“新兴”学科，是因为这门学科取得丰硕的成果、有了较大的发展，还是近二十年来的事。
在汉语史研究中，近代汉语是一个薄弱环节，特别是对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包括词语考释、新词新义的发掘以及常用词的发展变化的研究等等，都有待继续加强。近代汉语作品虽然是用白话写成的，但由于时间跨度有一千多年，语言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所以，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自然会有许许多多的障碍。有些词语不知作何解释，有些词语虽有解释但不正确，这就需要我们去研究、去考释，把一个个“拦路虎”消灭掉。这是语言文字工作者，特别是从事训诂学和近代汉语研究的学者们的任务。
本文就是这样一篇为了解决近代汉语作品中的疑难词语而写成的文章。其中宋代笔记中的“绞络”是吕叔湘先生《笔记文选读》中注明“未详”的。敦煌文献王梵志诗中的“一伤”是张锡厚、项楚诸先生未能解决好的。古代戏曲小说中的“觅”有“雇”义，是《汉语大词典》等各种辞书均未收载的。“语辞”多指口语性词语。因为词语涉及作品的面比较广,所以叫做“杂释”。
此类文章的写作方法大致是：1、先阅读有关文献，把疑难词语找出来。所谓疑难词语，主要有两类：一是字面生涩，意义难明的，二是字面普通而意义有别的。2、尽可能把使用这些词语的例句找出来，然后用“排比归纳法”从同一个词语的许多例句中提取概括其所包含的意义。3、引用各种书面文献和活的口语方言作为例证，证明所释不误。
说“父”
周远富
[摘 要]表“父”义的字形约有十四种之多，如“爸”“爹”“爷”等；音韵上分为三组，包括唇音、舌音、喉音；造成这种词多形多音的原因是“转注”和方音。
[关键词]父；转注；方音
汉民族共同语和方言中“父”的称说，在音韵上分为三组。①唇音帮系，如“爸”、“罢罢”、“八八”或“巴巴”。②舌音端系，如“爹、、、大、多、阿多、社、阿社、郎”等。③喉音见系影组，如“爷、翁”等。考察它们的源流关系，有助于汉语语源学问题的深入研究。
先说唇音帮系字。《广雅》：爸，父也。王念孙《广雅疏证》：爸者，父声之转。《正字通》：夷语称老者为八八，或巴巴，后人加父作爸字。吴人称父曰爸。《称谓录》罢罢，关东称父为罢罢。按：父、爸、八、巴、罢，均为帮组字，声音相近，实际上是同一个词。由《广雅》可知至晚魏时“爸”已出现。林焘先生《北京官话溯源》(《中国语文》1987年第三期)中说，明代北京话“父曰爹、又曰别平声、又曰大”，其中“爹”大约是原有的，“大”可能来自山西，“别平声”则来源不明，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各地方言对北京话的影响。至于今天最常用的“爸”，则当时尚未出现。我们认为林先生此处的“尚未出现”“爸”(“爹、大”详下文)，当是指明代北京话没有“爸”这个字，但“爸”的读法即“爸”这个词已经存在，因为当时北京话有“别平声”表“父”义。别，《广韵》一为帮薛，一为薛，均为帮组字，其平声读法正与“爸”相近。今通泰方言称“父”为“别平别上”，而且副词“别”亦为平声。根据目前的研究，通泰方言以吴语为底层，直接成因则是晋人南下，鲁国尧先生有“江淮之间和江南古为一体”，通泰方言与赣、客方言同源于二、三世纪北方方言诸说。由此可推知，明代北京话表“父”义的“别平声”当亦源于此。古晋语有可能吸收当时北方诸民族的语言成分，则“别平声”表“父”义在当时可能为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所共有，要说究竟是源自何处，恐怕是说不清的，比如今藏语“爸”音[pa]。因此，我们只能说某些语言或方言以及其中的一些词有同源关系，而不能臆断某词究竟源于何种语言或方言。
再说舌音端系诸字。爹，《广韵》二音，一为陟邪切意为羌人呼父，一为徒可切北方人呼父。今普通话音由陟邪切而来，徒可切则存在于方音中。《称谓录》梁章钜按语，爹(徒可)实音舵。大，《广韵》亦有二音，一为徒盖切，一为唐佐切，此二音于今语中均有保留。今通泰方言“大”亦二音，一由徒盖切音太上，一由唐佐切舵平。大唐佐切与爹徒可切古音及今通泰方音全同。大、爹均二音，当由方音所致，其来源当是包括羌人在内的北方话。多，《广韵》得何切，《隋书·回纥传》称父为多。音与大唐佐切爹徒可切相近，来源亦不甚远。哥，《广韵》古俄切，与上大唐佐切、爹徒可切、多得何切音均相近。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下册506---507页注云：
“哥”又可以用来称父。《旧唐书·王琚传》：“玄宗注曰：四哥仁孝”，四哥指睿宗。淳化阁帖有唐太宗与高宗书，称“哥哥敕”。这可能用低一级的称呼来表示亲热；如果“哥”有“父”义，则“四哥”不可解。清高翔麟《说文字通》云：“北齐太子称生母为姊，宋时呼生母为大姊姊”，这种情形与“哥”字同。
我们认为这里涉及的是亲属称谓变调问题。如上述，哥，与表“父”义的多、大、爹音近，意义亦相近，又可表“兄”，但其声调肯定不同，只是汉字书面形式把这种区别掩盖了而已。王先生所举高著例正可以说明这一点。今通泰方言中此类例甚多。海安话有的呼“父”为“爷”[ia]去，呼叔父为[ia]阳平；呼母亲为“妈”[ma]阴平，呼婶母为[ma]阴平、儿化，呼妻子为[ma ma]上、轻声儿化(冯梦龙《警世通言》中多此例)；呼姑妈为[ni ni ]阴平、轻声，呼舅舅为[niang niang]阳平、阳平儿化；南通话呼祖母为[na na]阴平、轻声，呼妻子为[na na]去声、去声。《中国语文》米青1984、津化1990、汪维辉1991均论述过此类问题。阿社，王念孙《广雅疏证·释亲》“翁、公、叟、爸、爹、，父也”条下云：
爹、相近。《广韵》爹，北人呼父也。，吴人呼父也。，曹宪音止奢反。高诱注《淮南子·说山训》：雒家谓公为阿社。社与音相近。
又“……姐，母也”条下引《说文》：蜀人谓母曰姐，淮南谓之社。
又“社”字条下云：《说文》社字之解见上“姐，母也”下。姐、社声相近。《淮南子·说山训》：西家子谓其母也：“社何爱速死?”高诱注云：“江淮之间谓为社。社读雒家谓公为阿社之社。”“社”字本在上文“母也”一条内，各本错出在此。
朱庆之先生(《语言教学与研究》1994年第一期)据此以为：
王氏先谓“爹”与“”声近，又谓“”与“社”声相近，意思是三者有同源关系；但“社”义与“姐”声相近，岂不“爹”也与“姐”声相近而同源了吗？难以令人信服。
爹、、社、姐音近，主要指韵相近，今方言犹然。朱先生不同意王念孙的观点。实际上这是古汉语及今方言亲属称谓中的男女同称问题。《金瓶梅词话》二十一回：
西门庆情急，低声求月娘叫达达。
按：达达，即“大大”，意义为“爸爸”。又《红楼梦》第十二回：
贾瑞便意定是风姐，……满口里亲娘亲爹的乱叫起来。
第三说喉音见系影组的“爷、翁”。现代汉语普通话指“祖父”，但北京话呼“父”为“老爷子”、自称乃至泛称男性“爷儿”、通泰方言呼“父”为“爷”，实在是古已有之，如《木兰诗》：“阿爷无大儿，不闻爷娘唤女声”，杜甫《兵车行》：爷娘妻子走相送，等等。“翁”亦古今都常见，如《汉书·项籍传》师古注“翁，父也”。
上列诸多表“父”义的字表示的都是一个词，这种情况在汉语中绝非仅有。其形成原因主要是方音歧异与字形各异。周秉钧先生《古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76页)指出：不同地域谓“父”曰“ba"、“ya”、“duo"，于是即于“巴”、“耶”、“多”之上各加同意字“父”而造“爸”、“爷”、“爹”三字，考老亦然。洪诚先生《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江苏人民出版杜1982年4月第1版114页)指出：老义的词有耆、耋、寿、耄，即为老义，立一类造出这几个字，每字注以老字以一共首，这些字同受意于老。周、洪二位先生认为这就是转注。其说皆从徐锴《说文系传》，持论相同，例证内涵也高度一致，他们都认为转注是造字法；周先生说“转注乃造同意字之法”、洪先生说转注的“特点在于为一义造多字”。我们认为两位先生的论说既符合许慎原旨，而且也合乎汉语汉字实际，对文字学研究、词汇学研究、语源学研究都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据此，我们推断：汉语中表“父”义词的各种形体，是因为各地不同的方言称说而在文字上统加一首“父”形成的，这也就是文字学上的转注。至于汉语亲属称谓中的其它词尚待进一步研究。
About“Fathe”
Zhou Yuan-fu
(Chinese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Key Words:father;mutual explanation;dialect
Abstract:There are about fourteen characters concerning“Father”such as Ba,Die,Ye,which can be classfied into three groups in phonology:Labial,Apical,Guttural Fricative.Mutual explanation and dialects are the causes for the variant char-acters and pronunciations of this word.
(原载《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3期)
编者按：
现代汉语各方言及汉语历史上对父亲的称呼形式有十余种，《说“父”》一文对这十余种说法作了语源上的探索，认为可以分为三组，每一组在语音上有明显的关系，尤其是声母上的关系：一组为唇音帮系，一组为舌音端系，一组为喉音见系影组。文章切入口虽小，篇幅也不长，但为了保证论证的严密性，作者运用了音韵、训诂、古代文献及现代方言等各方面的资料，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结论，因而结论是确实可信的。该文的写作对汉语语源学有价值，同时也支持了周秉均、洪诚先生关于六书中转注“乃造同意字之法”“特点在于为一义造多字”的学说。
程度副词“非常”的来源
徐俊霞
[摘 要]本文以历史文献为依据，分析了程度副词“非常”的形成过程：“非”和“常”从偶尔连用的单音词首先复合为形容词，又由形容词演变为程度副词。
[关键词]非常；形容词；程度副词;
在现代汉语中，“非常”一词通常是作为程度副词来使用的。它可以修饰形容词，如“非常好”、“非常美丽”；还可以修饰动词，如“非常想念”、“非常有意义”等。那么，“非常”是从何时演变为程度副词的?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
先秦时期，“非”和“常”都是单音词，各自有很多义项，但我们所要讨论的是“非”作否定副词，“常”作形容词的情况，其他义项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非”和“常”很早就开始连用了，如：
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予·常道无名》)
②候者望见乘车骑卒道外来者，及城中非常者，辄言之守。(《墨子·号令》)
③若彭有水浊非常者，此穴土也。(《墨子·备穴》)
我们先来看例①，《老子》的原文本是“非恒道”和“非恒名”，后来为避汉文帝的名讳才改“恒”为“常”。按说这个句子应属于西汉初期，但笔者之所以仍把它放在这里来讨论是因为它能给我们某些提示。仅从“非常道”不容易看出它的内部结构，因为我们早已习惯了把“非常”看作一个整体，“非恒道”就不同了，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名词“道”是中心词，形容词“恒”作定语修饰“道”，否定副词“非”否定“恒道”，它的内部结构是“非+恒道”，由此我们可以断定“非常道”的内部结构是“非+常道”，“非常名”与“非常者”的结构也同样如此。因此，这时的“非常”只是“非”和“常”两个单音词的临时连用，还没有凝固成复音词。
先秦时期，作程度副词使用，意义与现代汉语中的“非常”相当的最常见的词是“甚”，例如：
④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善。”(《孟子·公孙丑下》)
⑤上以此为赏罚，甚明察以审信。(《墨子·尚同》)
⑥浑沌待之甚善。(《庄子·应帝王》)
⑦君美甚，徐公何能及也?(《战国策·齐策》)
⑧遇客甚谨，为酒甚关。(《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二
西汉时期，“非”和“常”连用的情况有所增加《史记》中“非常”共出现9次，略举一二：
⑨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
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史记·司马相如列
传》)
⑩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与以往相比，《史记》中的“非常”有了新的发展，那就是“非常”与后面的名词之间可以加上助词“之”，构成“非常+之+名词”这样的形式。《史记》中的9例，除1例中“非常”表示“突如其来的变故”之外，剩下的8例中，带助词“之”的和不带助词“之”的各占4例。加上助词“之”以后，“常”与后面名词的结合就松散了，而与“非”的结合就紧密多了。在“非”和“常”连用时，“非”总是处在前面，“常”总是处在后面，这种位置的不可变易性加速了“非”和“常”凝固为复音词的进程。这一时期，“非常”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一个形容词了，其意义为“不同寻常的”。
这一时期，表示程度深的最常用的程度副词仍然是单音词“甚”，《史记》中，“甚”共出现了421次，除极少数用作形容词之外，大部分都是作程度副词的。
三
到了东汉时期，“非常”出现的频率没有什么明显的增加，以《论衡》为例，《论衡》中“非常”共出现8次，此处略举几例：
eq \o\ac(○,11)天道自然，吉凶偶会，非常之虫适生。
(《论衡·商虫篇》)
eq \o\ac(○,12)然则非常之变，无妄之气间而至也。
(《论衡·明雩篇》)
eq \o\ac(○,13)遭者，遭逢非常之变，若成汤囚夏台，
文王厄羡里。(《论衡·命义篇》)
eq \o\ac(○,14)鸟兽奇骨异毛，卓绝非常则是矣。(《论衡·讲瑞篇》)
与以往相比，“非常”与名词之间都加上了助词“之”，说明“非”和“常”的结合已完全固定下来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例 eq \o\ac(○,14)，“非常”放在形容词“卓绝”的后面，现代汉语中有许多“形容词+非常”的用例，诸如“热闹非常”、“欢喜非常”等等，说这是状语后置也好，说“非常”是补语也罢，“非常”是程度副词，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例 eq \o\ac(○,14)可以看作是“非常”作为程度副词的萌芽，《论衡》中仅此一例。
形容词“非常”义为“非同寻常”、“不同一般”，副词“非常”义为“很”、“十分”，二者之间有相通之处。当“非常”由表示性质的“非同寻常”转而表示程度的高深时，“非常”就由形容词虚化为副词了。
这一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单音程度副词“甚”，仍以《论衡》为例：
eq \o\ac(○,15)察当今天去地甚高，古天与今无异。（《论衡·谈天篇》）
eq \o\ac(○,16)始皇幸梁山之宫，从山上望见丞相李斯车骑甚盛。(《论衡·语增篇》)
eq \o\ac(○,17)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论衡·纪妖篇》)
eq \o\ac(○,18)齐桓公云：“寡人未得仲父极难，既得仲父甚易。”(《论衡·语增篇》)
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修饰形容词的情况仍不太多，而且，“非常”只能放在形容词后面，如：
eq \o\ac(○,19)桓谓远来投己，喜跃非常。(《世说新语·假谲》)
eq \o\ac(○,20)渊便泣涕，投剑归机，辞厉非常。(《世说新语·自新》)
eq \o\ac(○,21)五色晃烂，其大非常。(《搜神记·卷三》)
eq \o\ac(○,22)缘塘行，半路，忽见一贵人，端正非常。 (《搜神记，卷五》)
“非常”在这一时期最常见的还是修饰名词
eq \o\ac(○,23)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刍养。 (《搜神记·卷十四》)
eq \o\ac(○,24)非常之事，自古有之。(《搜神记·卷十五》)
eq \o\ac(○,25)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世说新语·容止》)
eq \o\ac(○,26)密砚之，独见一女子，状貌非常。(《世说新语·贤媛》)
魏晋南北朝时期，“甚”作程度副词的用例仍非常多，《世说新语》中共有129例，《搜神记》中共有65例。
四
到了唐五代时期，“非常”不仅可以修饰形容词，还可以修饰动词，不仅可以放在被修饰词后面，还可以放在被修饰词前面，例如：
eq \o\ac(○,27)行至一所，险峻非常。(《游仙窟》)
eq \o\ac(○,28)玉馔珍奇，非常厚重。(《游仙窟》)
eq \o\ac(○,29)陵妻一见非常怪，敛袂堂前说本情。 (《敦煌变文集·汉将王陵变》)
eq \o\ac(○,30)鬼神造寺，直至天明，造得一寺，非常有异。(《敦煌变文集·庐山远公话》)
eq \o\ac(○,31)于是远公出庵而望，忽见一寺造成，叹念非常。(《敦煌变文集·庐山远公话》)
eq \o\ac(○,32)公主全无窈窕，差事非常不小。(《敦煌变文集·丑女缘起》)
eq \o\ac(○,33)诸官看灯，非常作乐。(《敦煌变文集·叶净能诗》)
现代汉语中程度副词“非常”所有的各种用法这时都已具备了，而且，“非常”还可以同其他副词一起修饰后面的词，如：
eq \o\ac(○,34)见卢绾帐中不问，霸王非常大怒。(《敦煌变文集·汉将王陵变》)
eq \o\ac(○,35)阿娘见后园果子，非常最好。(《敦煌变丈集·舜子变》)
可见，唐五代时期，程度副词“非常”已完全发育成熟了。
综观以上内容，我们可以对程度副词“非常”的形成过程作如下小结：先秦时期，“非”和“常”都是单音词，但这两个单音词偶尔会临时组合，而且在组合时，“非”位于前面，“常”位于后面，位置是固定的，这种位置的不可变易性加速了“非常”的复合过程。西汉时期，由于“非常”常用来修饰名词，所以“非常”演变为形容词，标志是“非常”与名词之间加上了助词“之”。形容词“非常”义为“不同寻常”、“不同一般”，当“非常”由表示性质的“非同寻常”、“不同一般”转而表示程度上的高深时，它的意义就是“很”、“十分”，“非常”由形容词演变为程度副词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这一转变萌芽于东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成熟于唐五代时期。
当“非常”演变为程度副词之后，它就基本上不再当形容词使用，不再用来修饰名词了。在《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中，“非常”作形容词修饰名词的只有1例，而作程度副词的有23例。
后世某些仿古的文言文还常用“非常”修饰名词，但在接近口语的文献中，“非常”一般都是用作程度副词的。时下，把“非常”当作形容词修饰名词颇有泛滥之势，如影视剧名《非常夏日》、《非常人贩》、《非常男女》，商品名“非常柠檬”、“非常苹果”等等，这要么归入仿古一类，要么就是不符合语法规范的错用。但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也许若干年后，“非常”作为形容词就获得全体社会成员的认可了。
The Origin of the Adverb Of Degree "Feichang”
XU Jun—Xia
(News and Brodacast Department,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of the adverb of degree“Fe- ichang”． At first， “fei'’and“chang”are usually used singly．Then“fei”combines with“chang”to form an adjec- tival，then an adverb of degree．
Key words：Feichang；adjectival；adverb of degree
（原载《殷都学刊》2003年第1期）
编者按：
从选题方面来看，本文选取复音词“非常”作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其复合化的过程，从汉语词汇复音化角度来说，这种个案（选取单个词）研究是有意义的，它将丰富汉语史——古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因而是有价值的。
从作者具体的论证过程来看，先列出作为单音词却在语序中紧密相联“非”和“常”在上古汉语中的用例，并作具体分析，指出它们的结构特点，同时与其他在表面看来词性类似的词“甚”相比较，证明“非常”是两个单音词的事实。继据中古汉语中“非常”连用的事实加以分析，指出“非常”联用的结构特点与词性，论据有说服力。再以中古汉语（唐五代）时“非常”连用的实际用例，指出“非常”已由形容词演变为程度副词的过程，线索清晰。可见“非常”一词复音化的过程与整个汉语词汇复音化的过程在时间上是一致的。
当然，本文在讨论“非”和“常”在先秦时期的临时连用情况，论述尚嫌肤浅，欠深刻，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红楼梦》中“辣子”词义分析
Lazi in(辣子)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红楼梦) as a Nankingese Word
孙华先
《红楼梦》第三回王熙凤首次亮相时有这样一段文字：
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贾母笑道：“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
贾母一番戏言，使王熙凤与“辣子”结下了不解之缘，知道王熙凤的人可能都知道这个“辣子”。《红楼梦辞典》、[1]《红楼梦语言词典》[2]和《辞源》(商务印书馆修订本)、《汉语大词典》等，都收了这个“辣子”，解释也都差不多，视此“辣子”为“泼辣货”：凶悍或厉害的人。我们认为这样的解释不准确。本文试图证明，“辣子”不是指凶悍或厉害的人，而是指丧失自尊、不顾羞耻地死气白赖、胡搅蛮缠的人，相当于所谓的“泼皮无赖”。
词义的确定讲求概括性，要能像王引之在《经传释词》中所说的的那样，“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确定“辣子”的词义应该重视对“本文”的推敲，也要找到据以验之的“他卷”，以争取作出具有概括性的词义确定。所以，有助于我们分析该词词义的以下几种线索应该受到重视。
(1)贾母戏言中的“泼皮破落户”
我们不应该忽视贾母的戏言中用“辣子”来解释的“泼皮破落户”——这个被“辣子”解释的“泼皮破落户”当然与“辣子”同义。“泼皮”是无赖的意思，那么，“破落户”呢?《红楼梦语言词典》认为这个“破落户”指作风泼辣蛮横的人；《红楼梦辞典》甚至认为是以“破落户”谐“泼辣货”音。这样处理在“验之他卷”时会遇到困难。在近代汉语中，“破落户”的用例较多，《红楼梦》中的“破落户”跟它们应该具有同一性。《辞源》等说这一“破落户”是指败家子弟之游荡无赖者。这一解释过于拘泥于其本义。在近代汉语的用例中，它常指原本无产可破的无赖者。所以，把“破落户”解释成泼皮无赖似乎更具有概括性。也就是说，“泼皮”和“破落户”是两个同义词，“泼皮破落户”就是“泼皮无赖”。
在贾母面前，敢于在“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的气氛中“放诞无礼”者，恐怕只有王熙凤一人。这正是王熙凤的一大特色：善于巧用看似不循规蹈矩的“放诞无礼”的方式承欢于贾母膝下。就上下文来看，认为贾母以“泼皮无赖”戏称之比认为贾母以“泼辣货”戏称之要贴切自然。因此，“辣子”的词义应该确定为“泼皮无赖”。
(2)《儒林外史》中的“喇子”
贾母明言“辣子”来自“南省”(南京一带)，这不能不使人注意到大量使用了“南省”方言俗语的《儒林外史》中的那个“喇子”。该书第二十九回写到一个叫龙老三的角色，用耍无赖的方法讹骗钱物，书中称他作“喇子”。第四十一回也把那些想找借口敲诈沈琼枝的市井无赖称作“喇子”。这个“喇子”指泼皮无赖，当是很明显的。它和《红楼梦》中的“辣子”书写的是不是同一个词?应该是。《汉语大词典》等把这个“喇子”中的“喇”的声调注成上声，这似乎是认定“喇子”和“辣子”同一性的障碍。但是，认为“喇子”中的“喇”是上声的根据何在?“喇叭”的“喇”是上声、“哈喇子”的“喇”是阳平、“呼喇喇”的“喇”是阴平，这些都有活的语言事实作根据。“喇子”的“喇”似乎缺乏这样的注音根据。所以，这一音注并不足以影响我们对“辣子”和“喇子”的同一性的认定。相反，如果我们对“辣子”和“喇子”同一性的认定是可靠的，我们就可以据以认定“喇子”读如“辣子”，其中的“喇”字不应注为上声。一个有利于我们如此认定的事实是，《集韵》曷韵有一个朗达切的“喇”字，它跟“辣”在同一个小韵。可以认为“喇子”中的“喇”用的就是这个朗达切的“喇”。
所以，“辣子”和“喇子”书写的应该是同一个词，“辣子”所指应该和“喇子”一样，是泼皮无赖。
(3)章太炎等的“剌(辣)子”
下面一则关于“辣子”的注浯中给出的材料很值得玩味：[3]
辣子——同“剌子”。章太炎《新方言》卷三：“江宁谓人性很戾者为剌子。”王瀣批云：“今南京犹有此称，言无赖也。余按《五代史·汉高祖纪》，有‘此都军甚操剌’语，注云：‘俗谓勇猛为操剌。’是‘剌’讹‘辣’也。”清借山《京师百咏》：“南京风浇多辣子，北京俗悍有闯将。甘心作孽行狭斜，大胆过人逞伎俩。”这里是泼辣、厉害的意思，含有戏谑之意。
章太炎以“人性很戾者”释“剌子”，是要把“剌子”与《说文》的“剌，戾也”挂起钩来。他在下文中进一步认为“剌子”的通言是“泼剌货”。[4]王瀣与之不同，是以“无赖”释“剌(辣)子”。王瀣把“剌(辣)”与“操剌”挂起钩来，应该是一种考“剌 (辣)”之源的思考，而不是他又有了往“勇猛”这个方向理解“剌(辣)子”的倾向。借山所咏，作为“辣子”的用例，很能说明问题。该诗把“辣子”和“闯将”对举：浇风熏陶出来的“辣子”的德行是“甘心作孽行狭斜”；凶悍之俗和过人的胆量归“闯将”所有，与“辣子”无缘。换言之，和“闯将”相对的“辣子”是自甘下贱的无耻之徒，而不是凶悍的“泼辣货”。章王二家给出了两个不同的观点，验之以借山提供的他卷，王说更为可取。
借山之咏和王瀣之批支持着我们不同意章太炎对“剌子”一词的解释、不同意校注家“这里是泼辣、厉害的意思”的总结，使我们更加相信“辣子”应该解释为泼皮无赖。
(4)“南省”的“辣子”以及有关线索
贾母的戏言中已经明确指出，她所谓的“辣子”是“南省”的俗词儿。要在今天的“南省”寻找这个俗词儿，我们可以举出扬州评话《皮五辣子》，其中的“辣子”也是对善于“耍无赖”的主人公的戏称。还有扬剧《皮九辣子》，其中被称作“辣子”的人也颇为善于运用“泼皮无赖”式的行为方式(而不是凶悍的方式)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
这两个“辣子”与《红楼梦》中的“辣子”应该具有亲源关系。
在《红楼梦》的印本系统中，贾母指出“辣子”一词来自南京。章太炎和世居南京的王瀣都明确指出，他们所说的“剌 (辣)子”是南京方言词。借山在其诗中把“辣子”视为南京的“土特产”，可能其“辣子”也是用的南京方言词。现在的南京话中好像已经找不到这个“辣子”，但是有“赖子”一词，用来指泼皮无赖，而且常常带有戏谑色彩，像《红楼梦》中的“辣子”那样。“赖子”当然不是南京的“土特产”，它应该属于章太炎所谓的“通言”。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写到一个“高赖子”，并且描写了“赖子”一词：“俚俗语谓夺攘苟得无愧耻者为赖子，犹言无赖也。”[1][p859]如此使用的“赖子”跟我们所讨论的“辣(喇、剌)子”可谓语义相同。它们在语音方面关系也非常密切。赖字从贝剌声、喇字从口剌声、辣字从辛剌省声——“剌”是它们共用的声符。可能“辣(喇、剌)子”中的“辣(喇、剌)”和“赖子”中的“赖”原来是一个语素，后来在读音上发生分化，形成一对同源词。
或许可以说，“辣子”只是“赖子”存在于南京一带的一种异读而已。
上述的“辣(喇、剌)、赖”跟“癞”或许有语源联系。而“死皮赖脸”的“赖”跟“癞”的关系则显而易见：“死皮赖脸”应该得义于无脸皮可顾——脸皮已经因麻风病之类的原因而麻木不仁了。这个“赖(癞)”有恶疮、麻风、瘟疫之类的意思，常跟“死”连用。今南京方言中有一个词儿，其中有一个语素，读作“辣”，而从语义方面看，它明显同于“死皮赖脸”的“赖”。这个词儿就是“死猫辣狗”。要说一个贪吃者吃什么都毫无顾忌，在南京方言中就可以说：“这家伙，要吃不要命，死猫辣狗什么都敢吃。”“死猫辣狗”显然就是“死猫赖狗”，但是，南京话中说“辣”而不说“赖”。
“死猫辣狗”之为“死猫赖狗”，应该可以作为“辣子”之为“赖子”的一个旁证。
曹雪芹用“辣子”称王熙凤，可能是在追求一种语带双关的表达效果，让人们在“辣子”一词的原意之外联想到人物的性格特征——泼辣。但是，因为曹雪芹用的“辣子”是许多人不熟悉的“南省”方言词，所以许多人只能感觉到其“言外之意”——泼辣货，而感觉不到其“言内之意”——泼皮破落户，并且把感觉到的“言外之意”理解成“言内之意”。于是，“辣子”的词义就成了“泼辣货”。
抄本系统中贾母的原话“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在印本系统中改成了“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辣货，南京所谓‘辣子’……”——如果把“辣子”理解成“泼辣货”，那么，只有这样修改，让贾母不说“泼皮破落户儿”而说“泼辣货”，才能显得文理通顺。这是不是此处异文形成的所以然?
参考文献：
[1]周汝昌主编．红楼梦辞典[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2]周定一主编．红楼梦语言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3]曹雪芹著，启功等校注．红楼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79.
[4]章炳麟.章氏丛书·新方言·释言[M].杭州：浙江图书馆，1919.
[5]欧阳修.新五代史·南平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原载《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1期)
编者按：
读过《红楼梦》的人对“凤辣子”谁也不会陌生，《皮五辣子》也一定有不少人熟悉，可是有多少人想到把这两个“辣子”联系到一起？本文的作者想到了，而且还与方言里的“赖子”、“死皮赖脸”、“死猫辣狗”联系了起来，于别人熟视无睹之处作出了这篇很有意思的文章，真是处处皆学问。文章虽也采用内证法证明“辣子”一词有“泼皮无赖”之义，但更注重从其他材料中找证据，如时代和地域相近的《儒林外史》、王瀣等人的诠释、今天南京方言的实证，等等。
《庄子·逍遥游》“六月息”新解
史佩信
《庄子·逍遥游》：“鹏之徒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对最后一句“去以六月息者”，前人解说不一，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种：一是把“息”解释为“休息”，此句意思是“鹏离开北海用六个月时间飞到南海才休息”。①二是释“息”为“风”，此句大意就是“鹏鸟乘着六月间的大风离去”。②
第一种意见影响深远。最初见于晋代郭象《庄子注》：“夫大鸟一去半岁，至天池而息。”此后，历代《庄子》注本多奉郭注为圭臬。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和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也都取郭说。然此说的弊病不少。所谓“至天池而息”、“飞到南海才休息”云云，其中“至天池”、“飞到南海”等意思，是后人为凑合自己的解释在而另行增添的，难免有“增字解经”之嫌。且文章这里突然提出“大鹏飞翔半年之后休息”，不仅跟全文的旨意了不相涉，与句子所处上下文的意思也有点脱节。③
大概自明代起，就有人对郭注表示异议。陆西星《南华经副墨》云：“‘去以六月息’，‘生物以息相吹’，二‘息’字同义，谓气息也。人以呼吸为息，造物以四时为息。‘去以六月息者’，六月大风方发，鹏因之徒而南也。”释德清《庄子内篇注》亦云：“周六月，即夏之四月，谓盛阳开放，风始大而有力，乃能鼓其翼。息即风也，意谓天地之风，若人身中之气息。”
“息”字从心、自（鼻），本义为人呼气，这里引申为风，因为古人认为风是大自然的气息。《庄子·齐物论》：“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山海经·海外北经》：“钟山之神名曰烛阴……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可见“息”字作“风”解的例子并非毫无训诂依据的。不过，前人把“六月息”释为“周六月，即夏四月”之风，仍未得其真谛。本文将在前人释“息”为“风”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六月息”为何物。
我以为，所谓“六月息”，就是台风，因为从《逍遥游》上下文看，“六月息”有如下特点：
1、它发源于大海。《逍遥游》：“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海运，就是台风经过时海水沸腾之象。宋人林希逸《庄子口义》云：“海运者，海动也，今海濒之俚歌犹有‘六月海动’之请语。海动必有大风，其水涌沸，自海底而起，声闻数里。言必有此大风而后可以南徙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正与下文“去以六月息者”相照应，可见“海运”与“六月息”之间的关系。④
2、它是一种旋风。《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尔雅·释天》：“扶摇谓之猋。”邢昺疏：“孙炎曰：廻风从下上曰猋。”“猋风”又名“飘风”，陆德明《释文》：“猋，必遥反，徐芳遥反，本又作飘。”王力《同源字典》：“庄子逍遥游：‘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按，‘扶摇’的合音应即是‘飘’。”⑤“飘风”就是迅猛的旋风。《说文·风部》：“飘，回风也。”《尔雅·释天》：“回风为飘。” 王弼《老子注》：“飘风，疾风也。”
3、它常发生在六月，故称“六月息”，就像孟尝君生于五月而人们称之为“五月子”一样。上述种种，正好与台风的特征相吻合。不过，还需要弄清这里的“六月”是指夏历六月还是周历六月。因为台风盛行夏六月，而前引明释德清则认为庄子所指为“周六月，即夏之四月”。当今释“息”为“风”的《庄子》注本，基本上都奉行“周六月”之说。⑥如果确是“周六月”，那么 “六月息”就是台风的说法自然难以成立。可能一般人认为，庄子生活在周代，自然奉行周历，这大概也是明释德清“周六月”说的依据吧。其实，周代的人并不一定奉行周历。这一点，王力先生《古代汉语》讲得很清楚，可参看。⑦《逍遥游》下文透露出一些解决这一问题的信息。在叙述大鹏乘“六月息”飞上九万里高空向南而去之后，《逍遥游》接着写道：“蜩与学鸠笑之曰……”成玄英《庄子疏》：“蜩，蝉也。”扬雄《方言·十一》也说：“蝉，楚谓之蜩。”而蝉在周六月即夏四月还见不到踪影，要待夏历五月（即周历七月），即夏至以后才开始露面。《太平御览》引《礼》云：“五月（按：指夏历）之节日在参……夏至之日鹿角解，后五日蜩始鸣。”引《周书》云：“夏至又五日，蜩始鸣。”看来，古人对蝉的生活季节也是很清楚的。如果说大鹏是乘周历六月间的大风离开的，那么庄子怎么会选用尚未露面的蝉去嘲笑大鹏呢？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六月息”不是周历六月的风，而是指夏历六月的大风，即台风。
宋人林希逸引当时海濒之俚歌“六月海动”（按：宋代用夏历）来解释“海运 ”一词，已接近指出“六月息”即台风的正确答案了。然而他在解释“去以六月息者”一句时，却仍循郭注，说成“此鸟之往来，必歇住半年，方可动也”，盖其不知此处“息”当作“风”解，不能解释为“歇住”。
把“六月息”解释为“台风”，不仅句子意思通顺，而且可与上文的“海运则将徙于南冥”、“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两句相互照应。而紧接着的“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一句则是用来作对照的，意谓像大鹏那样体积庞大的鸟，必有待于台风那样的大风暴，方能把它送入九万里的高空，而“野马”、 “尘埃”这类质轻体微之物只消生物之息一吹就飘荡在空中，这就是后文所谓的“小大之辨”。另外，从《逍遥游》的旨意来看，庄子所追求的是“无待逍遥”的境界，这一中心是通过“有待”和“无待”的对比来表达的。而《逍遥游》这一段文字的章法是反面层层蓄势，从大鹏、野马、尘埃、蜩、学鸠，一直到宋荣子、列子，都是用来反衬“至人无待”的铺陈笔墨。形体硕大无比的大鹏，必须有待于“六月息”即台风把它送上高空，方能“莫之夭阏”而“图南”，这不是从反面更有力地表现了主题吗？
注：
①郭锡良《古代汉语》（中册），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596页。
②欧阳景贤、欧阳超《庄子释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3页。
③明陆西星《南华经副墨》批评说：“诸注以六月为半年，以息为止息，只为不曾理会下文耳。”参见明焦竑《庄子翼·卷一》。
④宋人有称“台风”为“海动”的。如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云：“臣窃惟海道之难甚矣。……又恶三种险：曰痴风，曰黑风，曰海动。痴风之作，连日怒号不止，四方莫辨。黑风则飘怒不时，天色晦冥，不分昼夜，海动则彻底沸腾，如烈火煮汤。洋中遇此，鲜有免者。”参见李荣《颱风的本字（上）》，载《方言》1990年第4期。
⑤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224页。
⑥参见欧阳景贤等《庄子释译》，沙少海《庄子集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于非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人民教育出版社《古代选（上）》（1963年版）等。
⑦王力《古代汉语》指出：“先秦古籍所据以纪时的历日制度并不统一。举例来说，《春秋》和《孟子》多用周历，《楚辞》和《吕氏春秋》用夏历。《诗经》要看具体诗篇，例如《小雅·四月》用夏历，《豳风·七月》就是夏历和周历并用。”见该书805页。
（原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2期）
编者按：
“新解”是针对原有的解释，提出不同的看法。我们平时阅读古代文献，常常借助于前人的注解。有时，我们凭借自己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可能会觉得某个（些）解释不尽合理，甚至是牵强附会。这时，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更加合乎情理的解释，但是要拿出证据来，否则只能是猜想。可以利用有关文献、工具书，通过归纳、对比等分析手段来验证你的解释。当然，结果也许会推翻你的猜想或验证原先的解释，但你的认识却得到了提高。这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要注意的是：1、推理符合逻辑。2、不要迷信权威。
释“乃今”
于盛庭
摘 要：本文在研究分析大量例句的基础上，认为“乃今”、“乃今日”即“今乃”、“今日乃”语序颠倒的结果，释义有“这才”、“而今却”或“今却”、“而今竟”两类。
关键词：虚词， 乃今, 乃今日, 而后乃今, 乃今而后；
《庄子·逍遥游》云：“故九万里，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又：“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自郭象、成玄英以来，注《庄子》者，绝少注解“乃今”二字。
清·刘琪《助字辩略》卷三引前二例等，认为“而后乃、然后乃、乃后，并重言也。”也就是说，“乃”字犹云而后、然后、后，与三者不过是同义重复而已。其说大约源于王引之，《书·禹贡》：“作十有三载乃同。”王氏云：犹然后也。案：孔颖达疏云：“作者，役功作务，谓治水也。治水十三年乃有赋法，始得贡赋，与他州同也。”据此，“乃”作“才”讲似更妥。至于“今”，则略不言及。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卷六则称：“‘乃今’谓‘於是时’也。‘乃’训‘於’，‘今’训‘是时’。”并断言：“凡言‘乃今’者仿此。”
杨树达《词诠》卷二则以《战国策·齐策》“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一句为例，进一步发挥说：“按本当云‘乃於今日见之’，於字省去。”至于一般选注本则多含混不清地释“乃今”为“才”、“才开始”或“乃即”、“才就”等；似乎“今”就是“开始”或“就”的意思。杨伯峻《古汉语虚词》则以为此例中“乃”字引申有“这才”之意。
其实，“乃”字的常用义本来就有表示“却”、“竟”、“竟然”和“才”、“刚才”这两种意义。分析上述之例，《庄子·逍遥游》所云“故九万里，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是说大鹏飞到九万里的高空，风这就都在它的巨大翅膀之下了。而后这才能凭借风力，背负青天，无可阻遏。而后这才能往南飞。作者在此强调的是必须具备某种条件，才能有何种结果。表达“才”字意的虚词只能是“乃”，而不可能是“今”，更不可能是“而后”。
《战国策·齐策》“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一句则是强调孟尝君原不以冯谖所市之义为然，有了薛人热烈欢迎的场面，这才看明白冯谖的一片苦心。而能表达“才”字意的虚词也只能是“乃”，而不可能是“今日”。与此同例，《左传》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孟献子曰：‘吾乃今而后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从也。’”其中“吾乃今而后知有卜筮”也是说“我在这之后才知道卜筮之灵验”。能表达“方才”之意的虚词也只能是“乃”，而不可能是“今而后”。
此类例句颇多，《庄子·人间世》：“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这是栎社树的感喟之词,是说它在追求“无所可用”的过程中，历尽艰险，几乎被伐而死，这才达到了“无所可用”而“为予大用”的目的。
另有一点值得注意，在“而后乃今培风”和“吾乃今而后知有卜筮”两例中，“而后”的位置一在前、一在后，由于颠倒了一下语序，语义当然便有了差异。前例是说“然后这才”，后例则说“这之后才”。但是“乃”与“今”的语序颠倒却是十分显然的，这与是否带有“而后”并无关系。
又如《韩非子·难·三》：“夫六晋之时，知氏最强，灭范、中行而从韩、魏之兵以伐赵，灌以晋水，城之未沉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韩康子为骖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灭人之国，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 魏宣子肘韩康子，康子践宣子足。肘足接乎车上，而知氏分於晋阳之下也。” 因知伯率韩、魏之兵伐赵时有过以晋水淹灌赵国都城，差一点灭掉它的经验，所以他这才从中悟出“水可以灭人之国”的道理，并骄横地表示，打算用同样的办法对付韩、魏，结果倒被韩、魏、赵瓜分消灭了。《国语》卷十九《晋语》九：“三年而智氏亡。”韦昭注智伯之语云：“吾始知水可以亡人国也。”其“始”、“才”之意，只能靠“乃”字表达。同样，《晋语》二：虢公做噩梦在宗庙见到了白虎星，竟忌言凶兆，强使国人贺梦，舟之侨告诸其族曰：“众谓虢亡不久，吾乃今知之。” 韦昭注云：“以其贺梦也。”显然，有了贺梦的荒唐事，舟之侨这才明白了“众谓虢亡不久”的原因。
至于《庄子·逍遥游》所云“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一例，则是说与冥灵、大椿相比，彭祖根本算不上长寿，然而在当今世上他却凭久视长寿特出闻名，一般人的寿数与他们相比，不是太可悲了吗？此处的“乃”具有“却”“竟”、“竟然”的意思。
“今”、“今日”在时间上都是强调近指，与“现在”、“这会儿”“这”义相通。
据此不难发现，“乃今”、“乃今日”不过是“今乃”、“今日乃”语序颠倒的结果，“乃”、“今”本身的词义并无本质的变化。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一有“倒句”之例，即此类也。杨树达《词诠》所释已颇有道理，只是尚未言及语序颠倒，故以“於字省去”为解。至此，我们不妨套用裴学海先生语云：“凡言‘乃今’者仿此。”
编者按：
本文针对历来注疏者不释“乃今”，而释虚词者又往往脱离语境，执偏盖全、以至于与文义相扞格的状况，在大量收集例句资料的基础上，分析句义及语法关系，认为“乃今”、“乃今日”不过是“今乃”、“今日乃”语序颠倒的结果，“乃”、“今”本身的词义并无本质的变化。以此解释各例句，无不可通。文章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使问题迎刃而解，结论可信，对刚刚涉足古汉语研究者，不无启迪。
《汉语大词典》若干词条释义补
于立昌
[摘要]《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词典》）所收录的某些词语存在义项脱漏的现象，本文从中选择明清小说中使用的词语18条，对《大词典》漏释的意义试作补充。
[关键词]《汉语大词典》，释义，补；
（1）一卷1654页“像”条共列有“形象；形状”、“榜样；法式”等九个义项。
按，“像”尚有“像样”、“合乎情理”义。例如：《花月痕》第十二回：“那怕事的财东看见闹得不像，早都跑了。”又同书第九回“小岑见那两边席上闹得实在不像，又怕秋痕冲撞了人。”上两例“不像”即“不像样”。
（2）二卷586页“分际”条共列有“界限；分寸”、“紧要关头”、“程度”、“情分”等四个义项。
按，“分际”尚可指两个地区分界的线，即“界线”。《荡寇志》中有大量用例。例如：第一百零九回：“猿臂兵追到分际，希真传令教住，只将枪炮弓矢等远器，雨点价打去，……所以希真追到分际，便传令止住。”又下文：“军士退到分际，只见希真军马止住不追”。
又，“分际”尚有“一点”、“分毫”之义。例如：《喻世明言》第十七卷：“第一手好针线，能于暗中缝纫，分际不差。”“分际不差”即“丝毫不差”。
（3）三卷302页“周章”条列有“回旋舒缓”、“周流；周游”、“惊恐”、“周折”等四个义项。
按，“周章”尚有“周遍”“周全”“完备”义。例如《飞龙全传》第五十二回：“就是那从嫁丫鬟，任从贤妹自择，诸事都宜预备，免得临时局促，不及周章。” “不及周章”就是不及周全。亦作“周张”。又如同书第十二回：“那官儿自不信，立起身走出案来，至檐前，又自盘旋回绕，反要周张的看了一遍。”此“周张”义为周遍。《大词典》三卷303页亦收“周张”条，但无此义项。
（4）三卷960页“后来”条共列有“迟到；后到”；“犹以后。指在过去某一时间之后的时间（跟“起先”等相对）”；“指以后成长起来的人”等三个义项。
按，“后来”尚有“以后，指从现在开始以后的时间，犹将来”义。例如：《玉娇梨》第四回：“正是，昨日老爷对我说，有一位苏相公，才貌兼全，后来必定发达。”
（5）三卷1006页“从直”条仅释“从实”一义。
按，“从直”尚有“爽快”义。例如：《玉娇梨》第五回：“众人推辞道：‘大相公是老爷一家人，怎敢受赏？’苏友自道：‘到从直些，不要耽阁工夫。’”此谓苏友白劝叔父的家人“爽快”收下赏钱。又如《水浒后传》第三回：“不是这般说，我已僭忘，小徒岂可再越？小七哥从直些。”此劝小七哥爽快些。《醉菩提传》第七回：“我店中生意忙，那有许多工夫，到不如从直些，脱下这破直裰来当了，省些口舌。”此谓济颠吃过酒不付钱想赊帐，酒保劝他爽快些，干脆以衣服抵酒帐。
又“条直”与“从直”义同。《大词典》一卷1481页“条直”义项③释为“直截；爽快”，是。
（6）四卷1037页“梢”条共列有“树木或其它植物的末端”、“树木的枝条”、“事物的末尾或者一段时间的结尾”等十二个义项。
按，“梢”尚可指“事物的结果（结局）”。《方言》卷十二：“梢，尽也。”《文选·颜延之〈赭白马赋〉》：“徒观其附筋树骨，垂梢植发。”李善注：“梢，尾之垂者。”“梢”由指具体物体的末尾，进而引申可指事物的抽象的结果。例如：《跻春台》卷二《平分银》：“这都是尔雇工当行方便，善虽小功德大又不要钱。果能够久遵行天爷照看，保佑你不久日就把稍翻。”此例为讲生宣讲圣谕，告诫人们积德行善，必有好的结果。“把稍翻”即“能把（坏）结果改变。”又同书卷三《心中人》：“但愿神天暗护荫，早早翻梢赎儿身。”同书卷三《双冤报》：“此回出门把钱找，多承老表来放梢。”又下文：“为父言语谨记倒，财宝归身翻大稍。”同书卷四《双血衣》：“时运不济输滥了，无有银钱去翻稍。”又同卷《香莲记》：“就打主意，也要把场伙圆起，才能翻梢。”“只要有钱翻了梢，那时美姬越女都有。”皆其例。
（7）四卷1285页“乐子”条仅释“方言。快乐的事”一义。
按，“乐子”尚有第一人称用法。有自尊之意，相当于“老子”。例如《飞龙全传》第八回：“失了什么财帛，只为不见了一个卖油的梆子，乐子在此气闹。”下文：“如今已出了城了，你可替乐子相一相，乐子必然谢你。”又下文：“掌柜的，乐子有几件东西在此，与你换几壶酒来呷呷。”又下文：“驴球入的，谁敢来捋虎须戏着乐子？”同书第三十七回：“既大哥的姑母就是乐子的姑母，这一去见了他，乐子也叫姑娘哩！”下文：“只是你今到了禅州，见我姑母，还该敛迹；不要像我们兄弟相处，乐子长乐子短，有这许多粗俗，总宜小心才好。”从此例可以看出自称“乐子”是对人不敬的用语。
（8）六卷20页“准准”条仅释“犹整整”一义。
按，“准准”尚有“肯定”“一定”义。清代拟话本小说《西湖二集》中有大量用例。例如第四卷：“终日立在人酒案子前，托盘弄盏，准准就有一顶纱帽戴哩。”此谓一些厨子因手艺出色，而肯定能当官。又第十三卷：“来年这日，准准与你羹饭做周年。”又第十四卷：“这头亲事准准是咱上手了。”“俺这遭与他准准结为夫妻，同其衾而共其枕。”又第十八卷：“吉人自有天相，临危自有神扶。若非功名不朽，准准死在穷途。”又第二十卷：“若不是李亚仙激励，那郑元和准准做了卑田院乞儿。”“若是行了百千贯钱钞，准准说他好如孔圣人，高过孟天子。”皆其例。
（9）六卷117页“洁净”条共列有“干净；清洁”、“纯洁无邪”等四个义项。
按，“洁净”尚有“寂静”义。例如：《续西游记》第八回：“乃叫店主取一个香炉，放上炭火，把客人与的芸香焚起，顿时那担内洁净不响。”此谓小妖怪变作虫子进入经担内蚀咬经书，发出吱吱声，唐僧等人焚起芸香，消灭了虫子，故担内寂静无声。
（10）六卷266页“特然”条列有“特立貌”、“特别”、“特地”等三个义项。
按，“特然”尚有“突然”义。例如：《醉菩提传》第二回：“长老特然被问，不曾打点，一时间答应不出，默然半晌无语。”此谓修元问老师“身既住此世六十二年，而身内这一点灵光在何处？”其师不曾想到，猝不及答，而哑口无言。故此“特然”当为“突然”义。
（11）六卷323页“打眼”条列有三个义项：①睁眼。②显眼，容易引人注意。③钻孔。
按，“打眼”尚有“看见”“识破”义。例如：《荡寇志》第七十五回：“包袱里都有细软，吃人打眼怎好？”“吃人打眼”即“被人看见”。又同书第七十六回：“方才是我大意，不曾顾盼得。幸而天可怜见，着你打眼。”希真、丽卿父女二人及庄客投宿一家黑店，由于丽卿偶然发现破绽，故事后希真如此说。又同书第八十四回：“如用上将去，姨丈与麟甥的面貌，谁人认识？范将军亦是本地人，恐防打眼。”
高文达《近代汉语词典》亦释“打眼”为“发现”。
（12）六卷344页“扣算”条仅释“按一定数额折算或结算”一义。
按，“扣算”尚有“吝啬”义。例如：《荡寇志》第八十七回：“自古道：天无白使人，朝廷不差饿兵。既要我替你出力，却这般扣算。”“这般扣算”犹“这般吝啬”。又下文：“永清忍气吞声，说道： ‘长官，非是我扣算。你看我的簿书上，钱粮支销之外，有多余的，你便尽数取了去。’”此犹言不是我吝啬。
（13）六卷737页“搭撒”条共列有两个义项：①“犹搭刺。低垂貌。”②“勾搭。”
按，“搭撒”尚有“根据”、“边际”义。亦作“搭煞”。常与“没”连用。例如：《鼓掌绝尘》第三十二回：“哥哥又来说得没搭撒，终不然坐在家里，那银子肯滚进门来？”“没搭撒”即“不着边际”、“没根据”义。再如《云仙笑·裴节女完节全夫妇》：“哎呀！李官人，怎么你说这样没搭煞的话？好死不如恶活，且再算计，不要起这个念头。”又如《跻春台》卷四《孝还魂》：“做个大来不像大，真真大得莫搭煞。专爱说人冤枉话，一张嘴巴叽哩呱。”
高文达《近代汉语词典》收有“搭撒”并释为“着落”、“根据”。所释准确。
（14）七卷262页“燉煌”条仅释“同敦煌”一义。
按，“燉煌”尚可指古代战争时用以报警的装置，犹“烽火台”。“燉”，《广韵》徒浑切，火光。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一：“昼日人见火精赤燉燉，所指即指火起。”“煌”，亦可指火光。《文选·张衡〈东京赋〉》：“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薛综注：“煌，火光也。”《荡寇志》中有多处用例。第九十回：“某处好造炮台，某处好起碉楼，某处好掘壕堑，某处好设立燉煌。”又下文：“那芦川一带接连猿臂寨，多设立燉煌碉楼，也把守得。”又下文：“芦川一带建立碉楼二十余处，燉煌接连不断。”又同书第一0七回：“且说宋江在莱芜，与吴用督修城池燉煌。”又同书一0八回：“修理新柳城垣，添设燉煌，备御梁山。”又同书一0九回：“便与朱武修缉新泰、莱芜两处燉煌营讯，端的十分如法。”又同书一一二回：“吴用在后山阅视燉煌中午转来。”
（15）八卷421页“空群”条共列有“比喻人才被选拔一空”、“超群”两个义项。
按，“空群”尚有“全数”、“全部”义。例如：《荡寇志》第一百0九回：“那厮空群争兖州，他本寨必然空虚，我去袭他猿臂寨如何？”“空群争兖州”其寨“必然空虚”，倾巢之义甚明。又同书第一百一十七回：“此刻宋贼恨我，见我退兵，须防空群来追。”义同。
（16）九卷590页“藏2”条共列有“储存东西的地方”、“宝藏”、“内脏”等八个义项。
按，“藏2”尚专用作指佛经的量词，义犹“遍”。此义系从“佛教经典总称。后来也称道教经典”一义引申而来（见该条义项⑥）。例如：《云仙笑·裴节女完节全夫妇》：“不等季侯开口，先把自己的苦经念上两三藏。”又如《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第六卷：“心行慈善，何须努力看经；意欲损人，空读如来一藏。”
（17）九卷997页“总然”条仅释“纵然；即使”一义。
按，“总然”尚有“总是”“一直”义。例如：《飞龙全传》第三回：“你们动不动只管有什么惊恐，我公子凭他有甚风火，总然不怕。须要拼他一拼，怎肯束手待毙。”赵匡胤打跑了韩通，管家非常害怕，而匡胤不以为然。“总然不怕”犹“总是不怕”。又同书第十九回：“那灯儿可杀作怪，匡胤紧行，这灯光也是紧行，匡胤慢，那灯光也便慢走。凭你行走得快，总然赶他不上。”此例“总是”之义更为明显。下再举数例《飞龙全传》第二十七回：“我们只疑是房屋不利，也曾几次请法师建醮净宅，总然无益。”又同书第三十五回：“母亲见了，有些疑心。孩儿从直告诉，总然不信。”又同书第四十三回：“若有失机，两罪俱发，总然不出陛下之所算也！”
（18）十卷689页“郑重”条共列有“频繁；反复多次”、“殷勤切至”等五个义项。
按，“郑重”尚有“重视”义。例如：《文明小史》第四十三回：“如今特地亲自去走一趟，一来叫学生瞧着大师如此郑重学务，定然格外感激，奋发要好。”《醉菩提传》第十三回：“长老看了大喜道：‘济书记这等郑重，只得要去走一趟。’”
Addenda to the Explanation of Some Items
in The Grand Chinese Dictionary
Yu Li-chang
Key words: The Grand Chinese Dictionary; semantic item; addendum
Abstract: Addenda to severl words for their semantic items in the Grand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is paper
编者按：
历史性语文辞书词条、义项的设立，应严格地以历史文献为证据，同时还应准确地区分理性意义与“随文释义”，这样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本文以《汉语大词典》词条释义为考察对象，以近代汉语文献为佐证，考察了《汉语大词典》中18个词条的义项脱漏的情况。
此类论文的写作属归纳论证，平时应多注意搜集相关用例，理论上讲，证据越多结论越可靠，同时加以鉴别与考证。
说“韵”和“韵部”*
杨亦鸣 王为民
摘 要：韵和韵部与声调的关系，各家的解释互有抵牾。本文通过对各家观点的分析和对韵学历史的考察，重新厘定韵和韵部的概念。认为韵和韵部没有大小之分，其内涵是相同的；中古以后，以调统韵的韵书，其韵和韵部区别声调，以韵统调的韵书，其韵和韵部不区别声调；在上古音领域内，韵部都不区别声调。
关键词：韵 韵部 韵书 声调
韵和韵部是传统音韵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几乎所有讲音韵学的书都要谈到它。但目前所能见到的讲音韵学的各种书籍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互有抵牾，因而有必要把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搞清楚，给它们作规范的界定，为古代汉语教学，乃至于现代汉语教学扫清障碍。
我们知道，汉语的音节可以分为声母、韵母和声调三大部分，韵母又可以分为韵头、韵腹和韵尾三部分（其中韵头和韵尾可单独或同时出现零形式）。传统音韵学对汉语音节的分析与现代汉语略有不同，传统音韵学把“声母”称作“声”，将“声”之后的部分称作 “韵”，不叫“韵母”。“韵”与“韵母”不仅名称不同，内涵也不同。韵区别韵腹和韵尾，不区别韵头，而韵母则区别韵头、韵腹和韵尾。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但韵与声调有什么关系，各家的说法却各不相同，这就造成对“韵”的概念在理解上的混乱，及使用上的不当。
先看看各家对韵的解释。A “韵母相同的字叫做同韵；韵头不同，主要元音和韵尾相同也算同韵。……古代有四声，不同声调的字不算同韵。”①B“‘韵’是从韵腹（主要元音）算起的，不管韵腹（主要元音）之前有没有[]或[]作韵头（介音），或韵腹（主要元音）之前的这些韵头（介音）是否相同。……‘光、霜’和‘乡’只是韵腹（主要元音）、韵尾相同，韵头（介音）并不一样。在韵书里，把这一类性质的字归并在一起，叫做韵。……韵书里的‘韵’还有声调的区别。声调不同就分为几个不同的韵，如‘东、董、送、屋’之所以为四个韵就是这个道理。” ②C“古代韵书中所说的‘韵’是就韵腹、韵尾这两个方面来区分的，韵腹或韵尾不同是不同的韵，……韵腹和韵尾相同是相同的韵。……另外。古代韵书中的韵又是按照声调的不同来区分的。韵腹韵尾相同，声调不同的字也分属不同的韵。”③D“古人所说的‘韵’，一般是从韵腹算起的，不包括韵头，只要韵腹、韵尾相同的字一般就算是同韵字。”④E“‘韵’和‘韵母’不同，‘韵’（又叫韵部）指韵腹和韵尾都相同的字。”⑤ F“古代韵书里由韵腹相同或基本相同，韵尾一致的字组成的类别。……另外韵书又把同韵母中不同声调的字分成不同的韵，例如，同是ong韵母的字《广韵》分成了东、董、送三韵。声调也是它的分韵标准之一。”⑥G“把韵书中元音和收尾音相同的字归在一起的单位。如《广韵》有206韵，《平水韵》有106韵。”⑦H“古代韵书中的韵是不考虑韵头的，换句话说是不算介音的，它是只就韵腹、韵尾进行区分的。……很多古代韵书，不同的声调就算不同的韵，如‘麻、马、祃韵腹相同，只是由于声调不同，古分作三个韵。”⑧I“这就是说，韵只要求韵腹和韵尾相同，而韵母还要区别韵头，因此韵的概念比韵母的概念要大。……但是韵和韵母的区别除了不计韵头介音之外，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韵还要区别声调，而韵母则不要求区别声调。”⑨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上述各家的的意见，D、E、G对韵是否区别声调没有明确表态。A、B、C、I明确指出韵书里的韵区别声调。F、H在解释时没有指出是否区别声调，但举出了区别声调的例子。
那么韵究竟是否区别声调呢？我们认为不能一概而论。韵与韵书有密切的关系，要搞清楚韵与声调的关系，就有必要通过韵书发展的历史和韵书之间的比较去发现韵的内涵的变化及韵与声调的关系。
首先，韵书出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与韵的内涵有关。梁沈约发现四声之后，骈文盛行，讲究声律之风达到极至，出现“音韵蜂出”的局面，但多“各行其是”，尚无统一的标准。在这种形势下，隋陆法言《切韵》出现了，它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赏知音”，“广文路”，客观上为诗文押韵作出了统一的标准。它的分韵标准十分严格，韵区别声调。结果《切韵》一出，“时俗并重，视为典规”，并且，其后出现的《唐韵》、《广韵》、《集韵》、《礼部韵略》等都以《切韵》为典范，韵都区别声调。不过受时音的影响，由《平水韵》（《新刊韵略》）改并重编而成的《蒙古字韵》与《切韵》系韵书不同，在这部韵书中，平上去入四声之字同归一韵之下，表明它的韵不区别声调，这是现在能见到的第一部不按声调分韵的韵书。全书分十五韵，韵不区别声调是其韵数比《切韵》系韵书少得多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蒙古字韵》中的舒声韵和促声韵韵尾是否相同呢？据对八思巴字对音的研究，《蒙古字韵》入声的韵值与平上去声字相同，只是调类有别而已。这就是说，这部韵书中的同一韵的平上去入各字，其韵腹和韵尾是相同的，把它们归在同一韵之下，表明作者对韵的认识是，韵不区别声调。
其次，韵书编纂目的的不同与韵的内涵有关。“古代韵书中对‘韵’的划分标准，是由它所服务的制作韵文时运用的格律决定的。”⑩ 这主要涉及到诗韵系韵书、词韵系韵书和曲韵系韵书。诗是一种正统的、在历代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形式。不过专门为作诗编韵书恐怕是从《平水韵》开始的，实际上在此之前作诗也是有标准的，在上古可能是约定俗成的标准，没有书面的材料。自有韵书出现，作诗也就有了它押韵的书面标准。《切韵》系韵书在这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在唐代虽没有官修的韵书，但科考实际上是以私刻的《切韵》系韵书为标准，从《广韵》开始，这些韵书都是官韵，正式成为科考的标准。诗在唐宋是科考的主要内容，所以，这些韵书当然也就成了作诗的标准。如果宽泛地讲，《切韵》系韵书也可以认为是诗韵系韵书的一部分。因为有了这个传统，以至于后来专门为作诗做的韵书，如《平水韵》、《诗韵辑要》、《诗韵辑略》、《佩文诗韵》等，它们的韵都区别声调。词和曲都是俗文学，在押韵上词比诗宽，它可以平上去三声通押，曲更自由，北曲可以四声通押，南曲可以平上去三声通押，南曲入声韵和舒声韵在韵尾上有区别，声调成了羡余的区别特征，所以词韵和曲韵可以认为是不区别声调的。如《词韵》、《词林正韵》、《中原音韵》、《中州全韵》、《韵学骊珠》等。
由于上述原因，历代韵书在编排体例上明显呈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以调统韵”，即先按声调分类，每一声调下再分韵部，这主要是指《切韵》系韵书和诗韵系韵书，这一类韵书，韵都区别声调（《韵学骊珠》除外。首先，它是曲韵系韵书；再者，虽然它也是“以调统韵”，但与一般的“以调统韵”的韵书不同，它先分出“平上去”与“入”声，再在“平上去”声下分21 韵，在入声下分8韵。由于入声韵是独立的，在韵尾上已与其它韵有别，声调成了羡余的区别特征）；另一种是“以韵统调”，即先分韵部，每一韵部下再按声调或声母分开，主要是词韵系、曲韵系韵书和近代一些反映时音的韵书，如《词韵》、《词林正韵》、《中原音韵》、《琼林雅韵》、《韵学骊珠》、《韵略易通》、《韵略汇通》、《五方元音》、《交泰韵》、《李氏音鉴》等，这一类韵书，韵都不区别声调。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韵肯定要区别韵腹和韵尾，但是是否区别声调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具体对象具体对待。除《韵学骊珠》外，所有的“以调统韵”的韵书，它们的韵都区别声调；所有的“以韵统调”的韵书，它们的韵都不区别声调。
下面再来谈谈韵部。各家对韵部的观点也是有分歧的。主要表现在韵部是否区别声调及韵部在概念上是否比韵大这两个问题上。先看各家的观点。a“古代有韵书，把同韵的字排在一起，就是韵部。”b“‘韵部’比‘韵’和‘韵母’的含义要广，它只要求韵腹和韵尾相同，不管韵头（介音）和声调是否相同。”c“古代韵书对‘韵’的划分标准，是由它所服务的制作韵文时运用的格律决定的。古代作诗讲究押韵。一个字音只要韵腹和韵尾相同，便可以在一起押韵，韵头的不同可以不计。所以韵书的编纂也服从制作韵文的这种特点，把可以在一起押韵的字归为同一个‘部’。”d“‘韵’和‘韵母’不同，‘韵’（又叫‘韵部’）指韵腹和韵尾都相同的字。”e“由韵组成的更大的单位。它一般指声调不同的几个韵的组合。有时也指可以通押的各韵的组成的大部类。”f“韵腹和韵尾相同的字组成的音韵单位，又叫韵。韵书汇集同韵字而成韵部。如《广韵》分206个韵部，声调不同的不在同一韵部；《中原音韵》分19个韵部，一个韵部包括不同的声调。”g“韵部：将汉字按韵分若干组，其实也就是将汉语音节中的韵分为若干部，从这点上说，韵即韵部。《广韵》分二百零六韵，也即二百零六个韵部。但韵部还有个意思，那就是将同音的韵按平上去排列在一起，（入声除外），由于只是声调上的区别，为简便起见，也常举平声韵以包括上声韵和去声韵，此即‘举平以赅上去’。这样，一个韵部通常就包括三个韵了。例如将同音而不同调的‘东、董、送’三韵排列在一起，可以统名之曰‘东部’。”]。“饿”，粤方言有读[k’n]的。湖南的涟源，中古章组字读k、k’的就更多。如“春”读[k’un]，“战”读[ki]等③。湖南城步（儒林）方言中，中古章组在臻、梗摄合口三等字及山摄合口三四等字前也多读[kk’g]声母。④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把牙音谐声的章组构拟成复声母。这种现象也在汉藏语系诸语言的比较研究中得到证实。
现代汉语车的居音一般只保留在象棋子中。象棋是一种象征古代战斗的棋类游戏。它的定型虽在宋代，但其发明当很早。《续藏经》记载：“昔神农以明星辰为象，唐相牛僧孺用车、马、将、士、卒加炮，代之为棋矣。”象棋的将帅车马士卒均合周代兵制，棋盘中不划线部分称楚河汉界，名称亦古。可能象棋在先秦已出现。唐代军队中有了石炮，相应地在棋子中增加了炮（砲）。宋初又增添象，象棋最终定型。作为棋子的专名，车的古音得以保存。今江苏省赣榆县青口地区方言中，车字“在土词里（如‘二轮车’自选车）读成[t y]”。这恐怕是现代汉语方言中车读居音的罕例了。⑤
我们认为，车有居音是客观存在。因语音的发展演变，车字可能从很早的复声母分化为牙音和齿音，保留在不同的方言中。上古鱼部开口三等部分齿音与二等一同分出，于汉代转入歌部。后又演变为中古的麻韵。在绝大多数方言中，读尺遮切的车成了口语的主流，读九鱼切只是求雅的仿古了。
注释：
①见《语文研究》1997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8年1期转载。
②周祖谟《颜氏家训音辞篇注补》，《问学集》上册，中华书局1966年。
③引自清张行孚为淮南书局重刊《古今韵会举要》所作之跋，见《古今会举要》前言（宁忌浮撰），中华书局2000年。
④鲍明炜《唐代诗文韵部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⑤鲁国尧《宋代苏轼等四川词人用韵考》，《语言学论丛》第八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
⑥王雪樵《河东方言语词辑考》，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⑦张树铮《方言历史探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
The Ancient Pronunciation of “车”as“居”
LIN Yi
(Chinese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Key Words:“车”; pronouniciation“居”；pronounciating“舍”
Abstract: Classical texts “居”and“舍”,which can be found in some existing dialects. Thus it pronounced as “居”(MC kio＜OC kia＝is not a fictitious pronuncialects in the ancient time. It is argued that such a phenomenon probably showed the difference in ancient dialects and the evolution in Chinese phonetics.
（原载《古汉语研究》2001年第3期）
编者按：
文章先摆出时建国对于车字有“居”音的解释，时氏认为那是由于韦昭错解刘熙《释名》而引起的。本文作者则以此为靶的，对《释名》原文及韦昭的原话进行分析，证明车字历史上有牙音和齿音两读。接下来，作者对《诗经》《楚辞》等文献用例及谐声系统作考察，又从语音史的角度说明车字在古代的确曾有二音，并证以现代方言和汉越语材料，说明车字古有“居”音并非古人杜撰。最后探讨了车字“居”“舍”二音形成的原因，可能是方言差别，同时也反映了汉语语音的历史演化。在方法上，该文着重运用了历史文献比较法。
（说明：某些国际音标打不出来。请读者谅解。）
中古邪母的上古来源
寻仲臣 张文敏
《广韵》中邪母有243个，约占《广韵》总字数的0.9%。《说文解字》中的邪母据徐鼎臣所附反切，仅有105字，占说文总字数的1.1%。邪母字数量虽不多，在中古三十六字母中却是独立的一母。然而音韵学家对邪母的看法，至今依然各持己见，难以统一。高本汉、王力先生认为邪母从先秦直到隋唐时代均无变化，而黄季刚先生则认为邪母后出，不在古音十九纽之列。此后线玄同、李方桂、严学宭诸先生也基本赞同上古无邪母。主张上古无邪母者，对邪母的上古来源问题，意见也不一致。本文试图围绕中古邪母的上古来源问题根据自己的一些考察略述己见，以求同道指正。
考察上古声母最重要的材料是谐声字，异文假借又读等也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据古文字学家考证殷商甲骨文谐声字就已占30%，西周的金文约占40%，到东汉许慎的《说文》谐声字已占80%以上。可以说秦以前的文献所出现的谐声字绝大部分都收录在《说文》里了。借助于切韵音系的声类，研究《说文》的谐声系统，从而探讨上古的声母系统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比较可靠的。
当然，古代的谐声字经历了漫长岁月的演变，有增补，有淘汰，也有变异，形成了谐声字极为复杂的情况，给研究工作造成一定的困难。音韵学家作过大量的有成效的研究，他们在无穷的变化中探索出一些规律。
最早提出谐声通转条例（也可称为“原则”）的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但疏漏较多，简繁不当。陆志韦先生在《古音说略》中已有所批评。后来李方桂先生在《上古音研究》一书中针对谐声字的许多复杂现象，拟了两条较简单的谐声原则：
1、上古发音部位相同的塞音可以互谐。
2、上古的舌尖塞擦音或擦音互谐，不跟舌尖塞音相谐。
李先生认为也有例外，但可另作解释。他指出“应当谨慎的严格的运用，也许对于上古音的拟测上有帮助。”正是运用了这两条原则检验《切韵》声系中不合谐声原则的一些声母，断定不是上古原有的，从而拟订出上古声母系统，其结论与黄季刚先生从等韵推拟的古音十九纽基本相合，可谓殊途同归。我们运用上述原则具体考察一下邪母的谐声情况会得有益的启发。
《说文》的邪母字除意符字外，主谐声旁约有35个，其中邪母14个，以母（喻母四等）13个，心母2个，定、章、昌、禅、见、疑等母各一个。邪母字的主谐声旁主要是邪母以母和心母，约占83%。
14个邪母主谐字是：旬习囚隋巳象彗夕寻寺席。13个以母主谐字是：以余予舆由羊易也台匀甬异射。心母主谐字是：司昔。
邪母主谐字的谐声情况如下表（见116页）：
上表除去邪母字26个之外，共谐79字，舌音字占48%，齿音字占15.2%，喉牙音字占24%，其他（主要是照系三等）占13%。齿音字只有心母字，喉牙音字最多的是以母字。
邪母字的13个以母声旁两个心母声旁的谐声情况大体是：以母谐声字舌音字47，齿音字31，其中邪母字23，喉牙音字70，其中以母字65，其他12；心母谐字大都是齿音字共19，其中邪母字5。
《说文》的邪母字105个，邪以心三母声旁共谐54，定章昌禅见疑等声旁共谐11个，如再加35个声旁字共计100个，已占105个邪母字的95%。
按照李方桂先生的谐声原则，邪母与心母相谐是精系舌尖前擦音互谐，是符合谐声原则的，邪母字有一部分来自心母。但是，邪母与端系舌尖前塞音相谐竟占48%，这就很特殊，不合乎谐声原则，这个现象促使我们对邪母的上古来源有一个新的估计，至少可以说邪母字有较大一部分是从端系分化演变而
来。至于邪母有少数跟舌根塞音或鼻音相谐，如松讼颂（声旁公，见母）邪衺（声旁牙，疑母），这可能是上古较原始的复辅音声母的遗留（待考）。
由此可见，中古的邪母大致有三个方面的来源：首先是舌音端系。陆志韦在《古音说略》中也说“定跟邪的通转是大路”，事实上不限于定母，跟端透也有通转。有人说“邪母古归定母”，似乎有些绝对。其次是精系的心母。黄季刚先生说邪母是“心之变声”，有些道理，但也不能简单地说上古邪归心母。陆志韦说“邪只通心，跟精清从并不通转”（《古音说略》），也有人提出古代“从邪非二”是缺乏根据的。再其次邪母也有少数来自牙音见系。
邪母主要来自上古的端系，还可以从又读和经藉异文得到旁证。
又读例：夕——《周礼·地官·保氏》夕桀《释文》音的，沈祥易反（端邪两读）。梩 ——《类篇》都皆切又象齿切（端邪两读）。随——《类篇》旬为切又都回切（邪端两读）。 腏——旋芮切又都括切（邪端两读）。晰——似绝切又丁计切（邪端两读）。——《类篇》吐火切又旬为切（透邪两读）。探——他含切又徐心切（透邪两读）。褥——《玉篇》似林、他敢二切（邪透两读）。——《类篇》序姊切又他计切（邪透两读）。——旬为切又通回切（邪透两读）。——祥余切又通都切（邪透两读）。佁——象齿切又他代切（邪透两读）。隋——旬为切又土禾切（邪透两读）。镡——《玉篇》徒含切又夕林切（定邪两读）。褶——《类篇》达协切又席入切（定邪两读）。荼——《类篇》同都切又徐嗟切（定邪两读）。餹——待郎切又徐盈切（定邪两读）。——待郎切又似两切（定邪两读）。覃——徒南切又徐廉切（定邪两读）。炧——待可切又似也切（定邪两读）。隊 ——杜罪切又徐醉切（定邪两读）。斜——读若荼又徐醉切（定邪两读）燂——考工记弓人无燂音又音寻或大含反（邪定两读）。隧——左氏襄二十五年传陈隧音遂徐又徒猥反（邪定两读）。蕈——《尔雅·释草》蕈辞荏反，沈徒感反（邪定两读）。——松伦反又亭年反（邪定两读）。——徐心切又徒南切（邪定两读）。
经籍异文例：
覃——《尔雅·释言》《释文》覃本作（覃，徒南切又徐廉切，，徐林切）。读——《周礼·春官》巾车注岁时更续，故书“续”为“读”，杜注“读”当为“续”（读，待谷切，定母，续，似足切，邪母）。夺——《礼记·檀弓》齐庄公袭莒于夺注春秋传“夺”作“隧”，隧夺声相近或作兑（夺，徒活切定母，隧，徐醉切邪母，兑，杜外切定母）。徐——《周易·困》来徐徐，《释文》子夏作荼荼（徐，似鱼切邪母，荼，同都切定母）。遂——《周易·震》遂泥荀本遂作队（遂，徐醉切邪母，队，徒对切定母。——《尔雅·释畜》驔，《释文》音习，《说文》作驔，音簟，（，似入切邪母，驔，徒玷切定母）隧——《诗·大雅·桑柔》“大风有隧”《韩诗外传》卷五引作“大风有队”（隧，徐醉切邪母队，徒对切定母）。——《尔雅·释草》，孙云古字，《说文》云或作荨（，类篇徐心切又徒南切，邪定两读，荨，徒含切定母）。祠——公羊庄八年传出曰祠兵，《诗·芣苡》笺引作治兵。《周礼》大司马职注左隐五年传疏引同（祠，似兹切邪母，治，直吏切澄母，上古归定母）。
上述所引又读，经籍异文例可证邪母与上古端系的渊源关系，不能说邪母上古就有。
最近，刘宝俊先生《〈秦汉帛书音系〉概述》（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一期）一文对本世纪七十年代考古发掘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湖南长沙马王堆、湖北云梦睡虎地三批竹简和帛书的文字进行了分析整理，删除了一些与审音无关的可疑的甚至错误的材料，共得一千三百余对通假异文，并进行了音类分析，其结果声母系统中没有邪母。这一事实也可以说明直到秦汉之际，似乎还未出现邪母或者说邪母还没有完全独立。
[参考文献]
1．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
2．陆志韦《古音说略》（中华书局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
3．黄焯《古今声类通转表》（上海古籍出版社）。
4．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华书局）。
5．方孝岳《广韵韵图》（中华书局）。
6．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7．周祖谟《问学集》（上）（中华书局）。
8．王力《〈经典释文〉反切考》（龙古并雕斋文集第三册）
9．江永《音学辨微》（音韵学丛书严式海刻本）。
10．陈澧《切韵考》（北京市中国书店）。
11．李新魁《汉语等韵学》（中华书局）。
12．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3．朱星《宋元等韵学述评》（人民大学《语言文字学》85年第8期）。
14．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编者按：
邪母在中古三十六字母中是独立的，是一个全浊齿音，而上古有没有邪母字，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上古有邪母并且至中古没有什么变化，有的学者认为上古没有邪母。主张上古无邪母的学者，对中古邪母的来源也意见不一。《中古邪母的上古来源》一文认为上古无邪母，中古的邪母字主要是从上古端系来的。作者主要是从汉字的谐声关系证明邪母有三个上古来源：舌音端系、精系的心母、牙音见系，但主要来自上古的端系，作者以又读、及经籍异文为这一结论作旁证。最后又以考古材料说明，直到秦汉之际邪母尚未出现或者说邪母还没有完全独立。
近代汉语官话入声消亡的条件问题
张玉来
在研究语音的发展变化时，我们常用声母清浊的变化跟声调的变化作为条件音变的例子。比如说平声分阴阳以声母的清浊为条件，全浊声母的清化以声调为条件，如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等，但很少探讨它们之间互为条件的细节。笔者曾在近代官话入声上发表的几篇文章里 (1991．1，1991．5)谈及这个问题，但尚不完满，本文再加探讨。
在近代汉语官话里，入声分化消亡的条件是：
全浊入乛阳平 次浊入乛去声
清入声乛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清入声的分化我们曾说是较晚才完成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从《中原音韵》以来多数北方官话的材料都表明全浊声母已经清化，入声又何以能以全浊为条件变阳平呢?这是我们要论述的关键问题。
从文献和现代汉语方言看，全浊清化和入声消亡并不是同时发生的。比如宋代的《尔雅音图》全浊已经清化，但入声还存在，长沙话无全浊声母，有入声存在；双峰话入声已经消失，但却保存着全浊声母。因此，就整个语音史看，全浊声母不是入声存在的必要条件，入声也不是全浊声母清化的必要条件。在不同时期、不同方言，情况并不完全一致，不能拿一个模式来解释所有的现象。
就近代汉语官话的主导方言来看，全浊清化发生在入声消亡以前，这已为许多文献材料所证实。既然如此，那么入声又是怎样以清浊为条件发生变化呢?
张树铮先生认为：“全浊分化不等于全浊清化，全浊先分化，后清化。全浊先依声调的平仄分化成送气和不送气两类，尚未清化；此后入声发生分化，以清浊为条件(而不管送气与否)；再后全浊清化，这时便可不计较声调平仄了。”①这是一个很合逻辑的推断，但是这需要找出全浊声母在未清化之前发生过按声调的平仄分化成送气与不送气两类的事实。从已知的汉语实际看，并不存在这种现象。
李新魁先生根据宋代邵雍的《声音唱和图》认为，这时的声调按声母的清浊分化成阴阳两类，即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八个调类。并且说，全浊声母按声调的阴阳区别为送气音和不送气音，仍然是全浊声母②。其困难跟张说是一样的。而且，仅据《声音唱和图》也难以断定近代官话确曾发生过阴阳八调。平分阴阳在《中原音韵》里才首先表现出来，而浊上变去在唐五代就已发生，难以找出在一个时间平面上发生八类的依据。
因此，我们认为在入声消亡之前，全浊声母不可能存在送气与不送气两类。用这一假说来解释入声的消亡就落空了。应当寻找另外的解释。
金德平先生在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全浊声母清化时发现：“全浊声母清化过程中可能在清音性的除阻后曾产生过一个短而弱的后流被吐蕃人加以强调而标志以他们的次清音，而这个后流又比汉语次清音的后流短弱得多，在听感上也有较大的差异，所以清化后的全浊声母字多与全清有关，其后受音调的影响，这一后流或是因仄声而消失，使仄声的全浊声母并入全清声母中，或是因平声而得到加强，使平声的全浊声母并入次清，最终形成了后来的西北方言全浊平声清化后读为送气，全浊仄声清化后读为不送气的新格局。”③这是符合实际的看法，于音理上也没有问题。这就是说全浊声母的清化过程中，它曾经有过一个短而弱的气流，既不象全清，也不象次清，后因声调的不同而演化为全清和次清。
再回过头来说入声消亡的条件就方便多了。可以用下面两个式子来表示：
1. 唐宋时期 元代
平
平 清带流（弱） 送气清音
全浊声母 仄
仄 清带流（弱） 不送气清音
2. 唐宋时期 元代 明清中叶 清末及现代
清
清 阴平 阴平 阴平 阴平
平 清（强）
浊 阳平 阳平 阳平 阳平
清
阴上 上声 上声 上声
清
上 全
全 清
浊
清浊 清（弱）
去 去 去声 去声 去声
次
清 浊
阴入 阴入 阴入
清
入
浊 清（弱）
阳入 阳入
这两个式子表述了全浊声母清化和平上去入四声的分化过程。需要先说明的是入声按清浊分化成阴入和阳入的问题。以《中原音韵》为代表的近代官话音的入声问题历来争论不休，我们主张是有入声的，赞同陆志韦、李新魁先生的阴阳两类说。最近高福生同志主张有全浊入、次浊入、清入三类，今不取。因为：“①、《中原音韵》里，全浊入跟清入对立，次浊入跟它们之间不对立。②、现代汉语方言里缺少全浊入跟次浊入对立的事实。③、语音史料不能提供三类的事实，相反却有阴阳两类的佐证，如《青郊杂著》。④、阳入分化成阳平和去声，是声母的不同性质引起的。这样以来，在入声演化的式子里，第一步在唐宋时期发生，全浊声母已是清带后流的清声母，入声分化成阴阳两类。第二步是元代明初的情况，全浊声母已按声调平仄完全清化，入声跟唐宋时期相类，韵尾丢失。第三步是明、清中叶发生的，阳入发生分化，全清阳入变阳平，次浊入声变去声。需要说明一点，阳入在元代已变成全清入声，跟阴入里的全清入声尚不一类，因而发生不同的分化结果，不能把全清阳跟全清阴入混同来看。第四步是清末跟普通话的情况，已经是今天的格局了。
这样我们就说明了入声的分化条件是以声母的清浊，具体的作用方式是全浊先清化，慢慢影响到入声消亡。这就对我们认识入声消亡的细节有了较明确的思路。
[注释]
①张树铮《全浊声母清化与入派三声的相互年代关系》，《汉语研究论集》，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②李新魁《近代汉语全浊声母的演变》，《中国语言学报》第4期，1991年。
③金德平《从敦煌汉藏对音材料谈中古西北方言全浊声母》，中国音韵学会第六届年会论文，1990年，北京。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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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3期）
编者按：
近代汉语语音是二十世纪以来音韵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对近代官话入声问题的研究是热点中的热门话题。学界认为，入声演变的条件是声母的清浊，但就官话而言，全浊声母清化在前，入声消失在后，那么，如何解释入声演化与声母清浊的关系呢？文章介绍了其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但指出他们的解释并不圆满。为此，作者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入声分化的条件是声母的清浊，具体的作用方式是全浊声母先清化，慢慢影响到入声的消亡。该文以理论推阐为主，是一篇对入声发展演变原因探讨的重要论文。
《史记》副词“最”特殊句法位置试析
宋洪民
[摘 要]本文以《史记》副词“最”为研究对象，对其位于谓语动词前的特殊句法位置进行了分析。发现该用法的“最”正处于实词虚化的中间环节。
[关键词]《史记》；副词；虚化
《史记》是汉语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澄清其中的一些语言事实，对于汉语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副词的用法更有些特别之处，下面就以“最”为例来进行讨论：
①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封禅书)
②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同上)
③今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泽于刘氏最为长年，大臣固待泽决计。(齐悼惠王世家)
④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荀卿传)
⑤最其后，郎中骑杨喜……各得其一体。(项羽本纪)
⑥身与土卒平分粮食，最比其羸弱者。(司马穰苴传)
上几例中的“最”按现代汉语的语序，当与句中后一加点字相连，对其直接进行修饰，而且古汉语中，甚至《史记》本书也多是如此。如：
⑦功最多，宜第一。(萧相国世家)
⑧于是齐最强于诸侯。(田敬仲完世家)
⑨最下腐刑极矣!(报任安书)
为何前六例“最”的句法位置如此特殊呢?我们认为这与副词本身的性质有关。人们常说副词是一个半实半虚的词类。判断其虚实程度，一般认为，其广义的形态即分布环境是一个重要依据。语法位置的变化亦即新的语意组合关系的影响是实词语法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此，我们认为，前六例中的“最”处在实词虚化的中间环节。
关于“最”与“冣”的纠葛，《段注》论之甚详，不赘。我们认为，作为虚化基础的实词义应是“功第一”，这在《段注》中有很好的说明，其中举了《史记》、《汉书》中均有的句子“攻槐里、好畤，最。”“击赵贲内史保于咸阳，最。”其下注曰：“此皆殿最之最。张晏曰：‘最，功第一也。’如淳曰：‘于将帅之中，功为最也’。”
《段注》中的引例，“最”都是形容词作谓语，而在例①一⑥中，由于“最”不再位于谓位，而是处于原先作主语的主谓短语之间，这一新的句法位置即分布环境促使其开始虚化。但它在语义上与其实词义是相通的，如例①“最小鬼之神者”意即在“小鬼之神者”中为“最”；而且它仍保留了一部分实义性，即虚化过程未完成。它现在居于主谓之间，而较之其他成分间的结合，主语部分和谓语部分的结合是比较松散的，[1][P225]所以“最”插在这儿可以保持较大的自由度，因为它并未进入谓语部分的层层嵌套中，从而它不是去修饰、限制某个词，而是对整个句子进行评注，即它在逻辑上是与整个句子发生关系的，所以称之为高谓语。[2][p47]尽管在句法形式上它失去了作谓语的重要地位，但它在意念上仍是起着评注作用的，所以这两种形式之间意义是非常接近的甚或是等值的。这在其他词中也可以得到验证。如：
⑩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邻人之父。(老子韩非列传)
eq \o\ac(○,11)余闻孔子称曰甚矣鲁道之衰也!(鲁周公世家)
这两例变为另一形式，如例⑩变为“其家知其子而疑邻人之父，甚矣”语义与原句基本相当，不过例 eq \o\ac(○,11)中“甚”是形容词，而在例⑩中已开始虚化。
这种情形“在印欧语系诸语言中也是普遍存在的，比如R．P斯托克威尔在《句法理论基础》中分析英语的全句副词时就认为：
She is obviously intelligent．=It is obvious that she is intelligent．
He is apparently stupid．=It appears that 0f Adverb Zui(最)in Shiji(史记)
SONG Hong-min
(Chinese Department，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dverb Zui(最) Of Shiji(史记)，analyses its peculiar position (a position before predicat) in sentence．We find out that the adverb Zui(最) is justly in the process of grammaticalization．
Key words：Shiji(史记)；adverb；grammanicalization
(原载《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2期)
编者按：
文章考察了《史记》中的副词“最”的特殊句法位置：在谓语动词之前而不是直接与被修饰的成分联接在一起。作者认为这一现象说明“最”字处于从实词虚化为虚词的中间环节。“最”也是现代汉语最常用的副词之一，对它进行研究可以理清虚词的来源，以及其发展变化的轨迹，对它的研究再一次证明，语法位置的变化亦即新的语意组合关系的影响是实词语法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该文谈的是一部书中的一个词，显然作者平时阅读时是个有心人，其语言材料来自一点一滴的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有所发现，写成这篇内容充实、观点明确的论文是水到渠成的事。
连词“以及”的历史来源
田范芬
[摘 要]本文考察“以及”虚化成连词的机制、过程及成词年代、标志。“以及”最初只是介词“以”和动词“及”的连用，因为经常处在中心动词的后面作补充成分，当中心动词在语义和语用上都能和“及”所带的宾语搭配时，“及”的动词性就会虚化，“以及”凝固成词后先表示“以至”、“以至于”义，再进一步虚化成并列连词，这个过程在先秦文献的某些用例中已经完成，《汉语大词典》有关“以及”作并列连词的收例应从清代提前至先秦。
[关键词]以及；虚化；成词年代
“以及”是现代汉语书面语中一个常用连词，《现代汉语八百词》：“以及，连词，表示联合关系，连接并列的名词、动词、介词短语、小句。多用于书面语。”连词“以及”产生于何时，其成词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至今没见有人进行过探讨。一般认为“以及”很晚才成为并列连词，卢以纬《助浯辞》、王念孙《经传释词》、刘琪《助字辩略》、杨树达《词诠》、裴学海《古书虚字集解》，都收了一定量的双音虚词，均不见“以及”，《汉语大词典》“以及”作连词有两个义项：一是“以至、以至于”，收《后汉书·仲长统传》“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乎秦、项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的用例；—是连接并列的词、词组、短句，收清周亮工《书影》卷三“婚冠既毕，盖令昆弟辈取六经子史以及婢官野乘，皆以耳授”的用例。
我们穷尽地考察了十三经及《国语》、《战国策》、《吕氏春秋》、《庄子》、《荀子》、《韩非子》、《墨子》、《老子》、《管子》、《商子》等二十多部先秦文献，共收集到 54例“以及”连用的用例，发现在这些用例中，已经有一部分正处在向连词虚化的过程中，少数用例甚至已经成为并列连词。下面我们从语法关系出发将这些用例分为四类，分类论述：
第—类：“以及”是(宾+以)修饰(及+宾)的连用，共38例，下举5例。
(1)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则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礼记·哀公问)
(2)君子谓郑庄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左传·隐公·十一年)
(3)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孟子·梁惠王上)
(4)志以发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参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5)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战国策·赵策)
这一类“以及”，“以”是介词，它或带前置宾语，如“身以及身”即“以身及身”，“是以及邪”即“以是及邪”(“是”复指前面的部分)，或隐含指代前面事物或事件的宾晤“之”，例5“以及上党”相当于“以之及上党”，“之”代指“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一事。“及”是动词，有“达到、推及”义，作小句的谓语动词，后面带宾语，例2中“及”的句法功能与“昔臣习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贤也”(左传·襄公十三年)的“佐”是—样的。“以”和“及”虽然表面上连在一起，但它们并没有直接结构关系，它们的直接组合成分是它们各自的宾语，“以”与它的宾语在动词前表方式或原因，“是以”是“以”作介词引进动作原因的固定格式；“及”与它的宾语表示这种方式或原因所达到的结果，“以”和“及”在句中的结构层次是(宾十以)十(及十宾)，“宾+以”是“及+宾”的修饰成分。
第二类：“以及”既可分析为介词与动词的连用，也可分析作连词，共7例。
(6)《彖》曰：“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易经·上经·卦二十七)
(7)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
(8)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论语·颜渊)
(9)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国人，诸侯谁纳我?且既为人君，而又为人臣，不如死。” (左传·文公·十六年)
(10)管仲日：“不可，夫国人恶公子纠之母以及公子纠，公子小白无母而国人怜之，事未可知。”(吕氏春秋·卷十五)
(11)管仲曰：“不然也，夫国人憎恶纠之母以及纠之身，而怜小白之无母也。”(管子·卷七)
(12)干辛任威，凌轹诸侯以及兆民。(吕氏春秋·卷十五)
我们认为这一类“以及”正处于虚化的过程中，虚化原因是“及”前面的中心动词在语义和语用上，都可以与“及”后面的名词性成分搭配。如例6“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养”既可与“贤”搭配，又可与“万民”搭配。“养贤以及万民”可作两种层次分析：—： (养贤)十(以及万民)，即“养育贤人以贤人之德推及万民”的意思，“以及”的用法与第一类相同，“以”是介词，“及”作动词；二：(养)十(贤以及万民)，就是“养育贤人和万民”的意思，“以及”作并列连词，例句 6至12中“以及”都可这样分析。
即使我们将这类例句中的“及”看作动词，它也只是前面动作的延续，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要表达的就是“老吾老，老人之老”的意思，“凌轹诸侯以及兆民”也就是“凌轹诸侯，凌轹兆民”，所以“及”前面的中心动词在语义和语用上，都可以与“及”后面的名词性成分搭配。在这样的语义关系中，人们在认知上很容易将前面的动词看作句子的主要谓语，将“及”置于次要地位，“如果某个动词不是句子的中心动词，该动词的动词性就会减弱。一个动词经常在句子中充当次要动词，这种语法位置被固定下来之后，其词义就会慢慢抽象化、虚化，再发展下去，其语法功能就会发生变化：不再作为谓语的构成部分，而变成了谓语动词的修饰成分或补充成分，词义进一步虚化的结果便导致该动词的语法化：由词汇单位变成语法单位”(刘坚等1995)，“及”的虚化正是经历这样一个过程。随着“及”动词意义的虚化，再加上“以”和“及”在先秦就都可用作并列连词，人们更容易将它们当作两个名词性成分之间的连接成分，“以及”处于一种既可以作介词与动词的连用又可作连词的“临界”状态中。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词典》就将例7中的“以及”看作并列连词，认为意义和“与”相近。
如果单纯从词语的搭配出发，第一类例5“不塞晋阳，以及上党”，动词“塞”也可与表示地名的“上党”搭配（这正是动词“及”虚化的起点，“以及”的虚化就从这类例句开始)，但这样组合所表达的语义显然是违反句子原义“不塞晋阳，因此到达上党”的，因为语义上“塞”不能与“上党”搭配，“及”才能维持它的动词性不变。这是这第一类“以及”跟第二类比较，用法上最大的区别。由此可见，“及”前面的动词能否与“及” 的宾语搭配是“以及”虚化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它直接决定“及”的动词词义是否会虚化。另外，第一类例句中，包含“以及”的小句跟其前后小句之间，必须有语音上的停顿，而这类例句就不一定需要这种停顿，语音的层次其实也反映了语法的层次。
第三类：“以及”与介词“自”搭配，意义相当于“以至”、“以至于”，共5例。
(13)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周礼·地官司徒第二)
(14)今将光明而后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如汤，自稷以及王季莫如文、武，商、周之蒸也，未尝跻汤与文、武，为不逾也。(国语·鲁语上)
(15)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有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则鬼神何谓无乎?(管子·卷八)
(16)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有闻命之声，见命之体者乎，则未尝有也。(管子·卷九)
(17)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有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则未尝有也。(管子·卷九)
徐萧斧先生认为“先秦文献中所见‘以及’是一词组，‘以’犹‘而’，‘及’犹‘至’也”(1981)，他举的就是第二类和这一类“以及”的用例。我们认为徐先生的说法值得商榷，第二类“以及”的用法已如上所述，这一类的用例，“以及”必须与前面的介词“自”呼应，表示与谓语动作有关的时间、范围的起点和终点，意义相当于“以至”、“以至于”，我们认为“自……以及”是一种有关联作用的介词搭配，“以及”兼具介词与连词的特点，仍处于虚化的过程中。
这类例句与前两类的区别是很显见的：在句法位置上，“以及”连接的两个部分从动词的后面跑到了前面；句法功能上，例13和14“以及”与“自”呼应，连接的两个部分作句子的主语，例15(16、l7)“以及”连接两个时间名词作句子的状语，它们都与句子的谓语没有任何关系了。这种用法的“以及”，“以”和“及”之间再没有别的成分，也就是“以”不再有自己的宾语了，如例(13)“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七尺”不是“以”的前置宾语，“以”也没有什么隐含宾语了，“以”的介词性因此逐渐虚化了，“及”已如前所述，不可能再充当句子的谓语成分，这样，处在两个名词性成分之间的“以、及”就凝固在一起，用法与“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史记·匈奴列传)中的“以至”相同。这一类“以及”不可能像第二类一样作两可的分析，只能将它作为一个词，但还不是表并列关系的连词。
介词与连词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一般说来，介词进一步虚化就成为连词。如果“以及”不与前面的介词“自”呼应，它的意义就更虚化，所以《汉语大词典》将《后汉书·仲长统传》中的“以及”视为连词，表示所连接的两个部分在时间、范围上的延伸。
第四类：“以及”作连词连接并列的成分，共3例。
(18)公妾以及士妾为其父母。(仪礼·丧服第十一)
(19)尝试往之，中国诸夏，蛮夷之国以及禽兽昆虫，皆待此而为治乱。(管子·卷十一)
(20)管仲又请赏于国以及诸侯，君曰：“诺，行之。”管仲赏于国中，君赏于诸侯。(管子·卷七)
由于“以及”与它后面的成分，在句中总是作为补充成分附在中心动词的前面或后面，这种句法位置使其进一步虚化，“及”最终完全失去动词含义，“以及”只起纯粹的连接作用，例18、19“以及”连接并列的名词性成分作主语，共用一个谓浯(例18在“为其父母”后省略了谓语“服期年之丧”)，例20连接并列的介词词组“于国”“于诸侯”(后句即说明了这一点)作补语。这些用例中，“及”从形式到意念都没有作动词的可能，不再具备动词性了，这一类“以及”根本无法像徐萧斧说的那样作“‘以’犹‘而’、‘及’犹‘至’”的分析。
综观“以及”在先秦文献中的用法，虽然主要还是介词和动词的连用，占了全部用例的70％，但也有30％的用例处在虚化的过程中或已经虚化。对于—种新出现的语言现象，在其萌芽阶段，这个比例已经不小。“以及”的虚化，首先是“及”的动同意义逐渐减弱，失去“达到、推及”的含义，使句子结构的语义关系发生变化，语义的改变最后导致对“以”和“及”句法关系的重新分析：由本来没有直接结构关系到结合成词。“以及”所连接的成分有主次轻重的分别，前面的是主要的，后面部分是次要的。“及”连接的成分也有这样的区别(刘坚、贝罗贝1994)，这可能是“及”作动词对其前、后动作有补充说明用法的遗留。“以及、及”与连词“与、和、跟、同”等在用法上的主要区别也就在此。
怎样判断句子中的“以及”是否是并列连词，即认定“以及”是并列连词有没有比较客观的标准呢?我们认为“以及”在下列情况下一定作连词且是并列连词：一、连接并列的名词性成分作整个句子的主语，如例18、19；二、连接并列的介词词组作状语或补语，如例20；三、“以及”连接并列的动词性成分作修饰语，如“当下陈正公瞒着陈虾子，把行笥中余剩下以及讨回来的银子凑了一千两，封的好好的，交与毛二胡子”(《儒林外史》第五十二回)，先秦文献中尚未发现此类用法。以上三种情况中，“以及”从形式到意念、语感都不可能再有动词意义，即可作为“以及”成为成熟并列连词的标志。
大多数先秦文献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都存在争议，连词“以及”的成词年代到底该定在什么时候呢?如前所述，连接并列成分的“以及”出现在《仪礼》、《礼记》、《管子》三部文献中，我们只要确定这三部文献的年代即可给连词“以及”的成词年代作一个基本的结论。《仪礼》是儒家传习最早的一部书，《史记》和《汉书》都认为出自孔子，王文锦先生据此说“《仪礼》成书于东周时代”，《礼记》则一般认为是战国至秦汉儒家撰写的关于礼的论文集，《十三经》收的是西汉戴圣编选的《小戴礼记》，《管子》大率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一派推崇管仲思想的学者们的著作汇编，刘向选编整理，其中也可能附益秦汉时期的文字。这样，我们可以说，大致在先秦时期，“以及”就已作并列连词用了，而并非像徐萧斧所说先秦的“以及”都是词组，《汉浯大词典》有关并列连同“以及”的收例也就应该从清代提前至先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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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1期）
编者按：
本文从“以及”这个现代汉语中常用连词的语法化过程入手，选题角度适中，在语法化理论体系下，分四类详细考察了“以及”虚化的机制、过程及成词年代、标志。通过对“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新分析，描绘了其语法化的轨迹，即由介词+动词逐渐虚化为表示并列关系的连词，验证了语法化过程中的重新分析和类推原则。
材料翔实可靠，采用穷尽式的统计方法，令人信服。
“所以”完全变成连词的时代
汪维辉
[摘要]“所以”在上古汉语里是代词“所”加介词“以”结构，它开始用作结果连词不会晚于汉末魏晋，南北朝则是演变的过渡阶段，至迟到八世纪上半叶演变过程已经完成，“所以”在口语中完全变成了结果连词，跟现代汉语的用法没有两样了。
[关键词]连词：所以；转变；汉语语法史
现代汉语最常用的结果连词“所以”（以下称为“所以2”）是从上古汉语的特殊代词“所”加介词“以”结构（以下称“所以1”）变来的，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这种变化完成于何时？也就是说，从什么时候起“所以”不再是代词“所”加介词“以”结构而纯粹只作结果连词用了？本文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以往对“所以”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所以2”的起源，即今天常用的结果连词“所以”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的，[1]二是“所以1”和“所以2”在结构和性质上的区别以及两者的关系。[2]后者往往又是讨论前者的前提，因此两个问题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而对“所以”从何时起完全成了结果连词还缺少全面深入的探讨。①魏达纯先生依据从刘宋到五代期间六本口语化程度较高的古籍，通过穷尽式的统计，对这个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3][P30]魏文方法科学，第一次较为详细地描述了“所以”从“所以1”（魏文称为“介词结构”）演变为结果连词的过程，把对“所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是很值得称道的。魏文的结论是：“这个演变首先从口语开始，然后才逐渐发展到书面语中。从时间看，则最早可能始于六朝或更早的汉末，而大量地演变则明显发生于唐宋时期。至于连词‘所以’的最后定型（即前有‘因为’提起，后有‘所以’相呼应的固定形式），则恐怕已是现代汉语时期的事了。”[3][P35]我认为，由于魏文在语料选择上存在某种局限，这一结论还需要修正，“大量地演变”和“最后定型”的时代都应当提前。现将愚见陈述如下，希望得到魏先生和读者诸君的指教。
我们先来看几部唐代古籍中“所以”的使用情况。
最值得注意的是《神会语录》。收入《神会和尚禅话录》的《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系唐神会禅师的弟子独孤沛编撰，主要记述神会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在滑台大云寺与北宗崇远法师辩论及其向信徒说法的部分语录。②此文“所以”的使用情况如下：
（1）君王有感，异瑞来祥。正法重兴，人将识本。所以修论。（p.19）
（2）崇远望此意执见甚深。特为见悟至玄，所以简诠如响。（9.24）
（3）何以故？为忍禅师无遥授记处，所以不许。（p.28）
（4）何以故？为无传授，所以不许。（p.29）
（5）远法师问：“如此教门，岂非是佛法？何故不许？”和上答：“皆不顿渐不同，所以不许。……顿悟见佛性者，亦复如是，智惠自然渐渐增长。所以不许。”（p.30）
（6）今言坐者，念不起为坐。今言禅者，见本性为禅。所以不教人坐身住心入定。（p.31）
（7）普寂禅师实是玉泉学徒，实不到韶州，今口③妄称南宗，所以不许。（p.31）
（8）今普寂禅师自称为第七代，妄竖秀和上为第六代，所以不许。（p.32）
（9）汉地多是凡夫，苟求名利，是非相杂，所以传衣定其宗旨。（p.34）
（10）诚弄影而劳形，实扬声而心响。所以修论，聊欲指南，使大道治于苍生，正法流于天下。（p.42）
（11）虽寂和上在世，普济群生，为与曹溪不同，所以南中叙论。（p.43）
以上是此篇“所以”的全部用例，无一例外都是结果连词，其中（2）（3）（4）（5）（11）均与“为”相呼应。收入同上书的《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所以”的全部用例如下：
（12）自从佛法东流已来，所有大德皆断烦恼为本，所以生疑。（p.58）
（13）何故古今大德皆断烦恼为本？所以生疑。（p.58）
（14）今言无佛性者，为被烦恼覆盖不见，所以言无。（p.60）
（15）诸大乘经论，具明烦恼为客尘，所以不得称之为本。（p.61）
（16）为对五荫色身故，所以说烦恼为本。（p.62）
（17）既不自证知，所以门外索。（p.65）
（18）诸子不自知，所以门外索。（p.65）
（19）尔今言现像者，为对物故，所以现像。（p.69）
（20）若是佛法，元亦不别。为今日学者各见浅深有别，所以言道不同。（p.76）
（21）如是见者，放大智慧光，照无馀世界。所以者何？世界即心也。（p.81）
（22）今问大乘者，所以小乘是也。道理极分明，何须有怪？（p.89）
（23）所以经云：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又云：见即色，见无可见即空。是以经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p.92）“所以”和“是以”同义。
（24）维摩诘诃舍利弗……坐身，住心取定，此定是三界内定，所以摩诘诃舍……（p.116）④
（25）如释门中佛性与无明俱自然。何以故？一切万法皆依佛性力故。所以一切法皆属自然。（p.118）
（26）据《涅 经》云：……验此经文，文殊所腾纯陀疑者，即疑佛性非常住法，不问烦恼。何故古今大德断烦恼为本？所以疑。（p.120）
除（21）外，也均为结果连词，其中（14）（16）（19）（20）与“为”配对使用。
在与《神会语录》约略同时或稍后的《敦煌新本六组坛经》中，⑤“所以”共3见，⑥也都是结果连词：
（27）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p.39）
（28）自性顿修，亦无渐次，所以不立。（p.49）
（29）神会又问大师：“何以亦见不亦见？”大师言：“吾亦见[者]，常见自过患，故云亦见；亦不见者，不见天地人过罪，所以亦见亦不见也。汝亦痛亦不痛如何？” （p.55）
比《神会语录》约晚一百年的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838-847）一书，十分贴近当时的口语，是研究唐代汉语的珍贵资料。下面是此书“所以”的全部用例：
（30）恐天下百姓一向作铜器，无铜铸钱，所以禁断矣。（卷1，70）
（31）今此度九个船北行既远，知近贼境，更向大珠山，专入贼地，所以自此渡海，不用向大珠山去。（卷1，140）
（32）今诸船从此过海，不随节下往密州界之议，加以信风连日不变，所以第一船只随“从此过海”之说，解缆拟发。（卷1，143条）
（33）朝贡使船今日过海，所以下船留此。（同上）
（34）来者是押衙之判官，在于当县，闻道本国使船泊此日久，所以来，拟相看。（卷2，162条）
（35）未时，新罗人卅馀骑马乘驴来，云：“押衙潮落拟来相看，所以先来候迎。”（卷2，164）
（36）烧龟甲，占其崇。称：“舶上卜部诸公葬于当处神前，所以得神嗔怒，作此祸灾。如能解除，便可安稳。”（卷2,189条）
（37）所以然[者]，九只船从此赤山浦发后，[西]北风连日常吹，于今犹有，更有何所障不发去？（卷2,216）
（38）谷深而背阴，被前岩遮，日光不曾照著，所以自古已来雪无一点消融之半矣。（卷3，327）
（39）又旧有条流，不许僧尼午后出寺，又不许犯斋钟及向别寺宿，所以僧人不得看南郊也。（卷4，491条）
（40）道士奏曰：“缘国中尺数与道教并行，黑气越著，碍于仙道，所以登仙不得。”（卷4，493条）
（41）便共使同到坊内，总管等拟领，别有专知官不肯，所以不作领状，却到县中。（卷4，510条）除例（37）外也都是结果连词。
以上几种语料中的“所以”几乎都用作结果连词而极少再像先秦那样用，应该说不是偶然的。魏文曾指出《寒山拾得诗》中共有3例“所以”，都是连词。这跟上引语料所反映的情况正相吻合。这些事实足以证明，至迟到八世纪上半叶，“所以”在口语中已经完全变成了结果连词，跟现代汉语的用法没有两样了。
如果我们再往前看一看六朝后期的情况，就不难发现，“所以”作为结果连词在八世纪上半叶发展成熟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正像不少文章所指出的那样，“所以”用作结果连词，在南北朝时期已是很普遍的现象。[4][P258]下面就以《齐民要术》（约成书于530-540年）为例。此书作结果连词的“所以”共12见：⑦
（42）凡五谷种子，浥郁则不生，生者亦寻死。种杂者，禾则早晚不均，春复减而难熟，粜卖以杂糅见疵，炊失生熟之节。所以特宜存意，不可徒然。（收种第二，p.54）
（43）过燥则坚，过雨则泥，所以宜速耕也。（早稻第十二，p.147）
（44）种时欲燥，此菜非雨不生，所以不求湿下也。（种胡荽第二十四，p.207）
（45）此菜旱种，非连雨不生，所以不同春月要求湿下。（同上，p.210）
（46）枣性坚强，不宜苗稼，是以不耕；荒秽则虫生，所以须净；地坚饶实，故宜践也。（种枣第三十三，p.263）“是以”、“所以”、“故”同义。
（47）方、大则难裹，所以须圆、小。（种槐、柳、楸、梓、梧、柞第五十，p.356）
（48）其三、四月生者，草虽茂美，而羔小未食，常饮热乳，所以亦恶。（养羊第五十七，p.243）
（49）春夏气软，所以宜早；秋冬霜露，所以宜晚。（同上，p.423）
（50）凡瓮，无问大小，皆须涂治；瓮津则造百物皆恶，悉不成，所以特宜留意。（涂
瓮第六十三，p.477)
（51）初酿此酒者，率多伤薄，何者？犹以凡 之意忖度之，盖用米既少，麴势未尽故也，所以伤薄耳。（造神麴并酒第六十四，p.487）
（52）讫夏，飧浆并不败而常满，所以为异。（飧饭第八十六，p.649）
全书“所以1”共有22例，其中引用他书的占14例。也就是说，在贾思勰的语言里，“所以1”跟“所以2”的使用比率已为2：3，用作结果连词的多于旧用法。在稍早一点的《文心雕龙》中，⑧有17个结果连词“所以”的用例，其中11个带有主语，且主语都位于“所以”之后。[5][P369]这一南一北、风格迥异的两部著作在“所以”用法上的一致可以说明“所以”在南北朝时期的演变实况。张万起先生认为“所以”由“所以1”演变为结果连词的过渡阶段是在魏晋南北朝，[6][P23]这是对的。
魏文曾说：“至于连词‘所以’的最后定型（即前有‘因为’提起，后有‘所以’相呼应的固定形式），则恐怕已是现代汉语时期的事了。”[3][P35]在我看来，早在唐朝前期（八世纪上半叶），“所以”就已经“最后定型”了。判断“所以”是否“最后定型”， 不应以它是否跟“因为”相呼应构成固定形式作为标准，因为即使在现代汉语里，“所以”也并不总是跟“因为”配对使用的，单独使用的概率至少跟配对使用的不相上下（如果不是更高的话），而在上文所引的例子中，“所以”跟“为”、“缘”等相呼应已非少数，“为”、“缘”跟“因为”的关系属于虚词更替问题，并无本质的区别。既然“所以”在口语中已经基本上只作结果连词用，在用法上也跟现代汉语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就没有理由说它作为结果连词尚未“最后定型”。
如果要勾勒“所以”从“所以1”发展为结果连词的全过程，大概就可以这样说：“所以”开始用作结果连词最晚不会晚于汉末魏晋，⑨南北朝则是演变的过渡阶段，至迟至八世纪上半叶演变过程已完成，“所以”彻底变成了一个结果连词，在口语中很少再像先秦那样用。
在汉语史研究中，语料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确的结论的得出，有赖于真实可靠、数量丰富而又具有典型意义的语料。在今后的同类研究中，这仍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认真重视的问题。
注释：
①另有一例系引《食经》：“豫章郡队晚种越瓜，所以味亦异。”（作菹、藏生菜法第八十八，P662）未计入。
②《文心雕龙》写定于齐代末年，约在齐和帝中兴元年（501）前后。参看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十《序志》篇注[六]引刘毓崧《通谊堂集·书〈文心雕龙〉后》及范氏对刘勰身世的考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998，下册，页729-731。
③先秦西汉已有个别用例，似可看作这种用法的萌芽。参看宋绍年、李晓琪（1991）页367及附注④⑤⑥。
④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册）中曾指出：“到了唐代，‘所以’就完全变为连词（当然先秦的用法仍旧保留着），它的特征是‘所以’后面可以有主语。”举杜甫诗一例为证。（页402）按，王先生所说的“完全变为连词”跟本文含义不同。王先生是就“所以”一词的性质而言的，他认为“所以”后面可以有主语是“所以”真正变成一个连词的标志，这样的“所以”不可能再理解成本文所说的“所以”（事实上“所以”后面出现主语的时代比王先生所说的要早得多，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而本文所说的“完全变成连词”是指“所以”在口语中基本上只作连词用而不再或极少用作“所以1”。
⑤参看《神会和尚禅话录》该篇杨曾文的“编者按”，页15。
⑥“口”原作“日”，据《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改（页55）。
⑦省略号表示系原本所缺。
⑧据杨曾文研究，敦煌本和敦煌县博物馆本《坛经》都应源于一个“敦煌原本”，敦煌原本“当成书于开元二十一年（733）至贞元十七年（801）智炬（或作慧炬）撰《宝林传》之前”。参看杨曾文校写《敦煌新本六祖坛经》附编（二）《〈坛经〉敦煌博本的学术价值探讨》，页277。
⑨本文所说的“全部例子”和统计数字，除《神会语录》和引用其他文章外，均据笔者自制的电脑语料库。
⑩另有一例系引《食经》：“豫章郡人晚种越瓜，所以味亦异。（作菹、藏生菜法第八十八，p.662）未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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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例书版本如下：
《齐民要求校释》（第二版）[后魏]贾思勰原著，缪启愉校释，农业出版社，1998年。
《神会和尚禅话录》， 杨曾文编校，中华书局，1996年。
《敦煌新本六祖坛经》杨曾文校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日]圆仁撰，白化文等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
《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刘坚、蒋绍愚主编，商务印书馆，1990年。
When Did Suo yi（所以）Thoroughly Change Into a Conjunction
WANG Wei- ancient Chinese Suo yi（所以）was an union of pronoun Suo（所）and preposition Yi（以）.No later than late Han·Wei and Jin dynasties（汉末魏晋）it started to be used as a conjunction. Its interim was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南北朝）.Before middle period of the 8th century the changing course Suo yi（所以）completely changed into a conjunction in spoken language just as it used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Key words: conjunction; Suo yi（所以）; change; the Pattern of “Zhilei”(“and the Like”) and Its Development
Ye Zheng bo Xu Juan
Abstract: The pattern of “zhilei（之类）”(“and the like”) in Chinese, which came into existence as early a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is a linguistic expression used to lay emphasis on the things and matters of the same category. “Zhilei” is a set expression formed by putting the demonstrative pronoun “zhi（之）” together with a noun. After the Tang Dynasty, with the replacement of “zhe（者）” for “zhe（这）” , “zhe（这）” got its use as a demonstrative pronoun. As a result, in modern Chinese the expression of “zhilei（之类）” , is diversified into such expressions as “zheyilei（这一类）”, “yilei（一类）” and so on..
Key words: the pattern of “ zhilei（之类）” (“and the like”); the pattern of “zhelei（这类）” ;diversify
(原载《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编者按：
从选题方面来看，作者选取“之类”这一语法表达方式，着重从语法学的角度探讨“之类”句式的源流演变过程，从而丰富了汉语语法史的研究。选题虽小，意义重大。
从论证过程来看，本文首先从“之类”句式形成的源头研究起，进而指出“之类”句式的性质；继从 “之类”句式流变这一事实，详细分析探讨了由“之类”经“者类”、“者一”的中介，演变为现代汉语“这一类”的具体过程。综合运用了古代汉语文字学、词汇学、声韵学和语法学的知识进行论证，有很强的说服力。论证有据，材料丰富，论证过程逻辑性严密，层层推进，源流分明，水到渠成，自然得到结论。
谈《左传》中的三种“何……之……”式
白 平
《左传·隐公元年》：“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通论 (十)云：“‘何……之有’是‘有何……’的倒装，是‘有什么……’的意思。‘何厌之有’就是‘有什么满足呢?’(‘之’字复指‘厌’字)。”这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说法。但是，从“何……之……”句式在古书中使用的实际来看，情形并不如此简单。
“何……之……”是文言中表示反问的一种习见句式，“之”字后面除用“有”外，也还可以用其他动词，动词的前面也还可以再用“能”“敢”“可”“得”之类的词。为了进一步认识这种格式，笔者分析了它在《左传》中的使用情况。《左传》一书使用“何……之……”式五十多次，其结构关系其实并不雷同，似可分为三种不同的情况看待。
一、《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自践土以来，宋何役之不会?而何盟之不同?”在这个句子中，“何役”是“会”的宾语，“何盟”是“同”的宾语。“何”作为“役”和“盟”的定语，可译为“哪一次”。这种句子，正如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的解释，“何……之有”可以理解为“有何……”。但是这种句子在《左传》中只占极少数，甚至可以说是仅此一例。《左传》之后，这种句子似乎有所推广。如《商君书·更法》：“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墨子·公输》：“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
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在这个句子中，“何”字作为疑问副词，可译为“为什么”，而“远”则是“忧”的补语。在《左传》中，这种句子虽然已经出现，但也仅此一例，在后来的古书中，这种句子才多起来。例如《新序·杂事》：“今君逐兽砀入至此，何行之太远也?”《新序·刺奢》：“香子留，何谏寡人之晚也?”《汉书·扬雄传》：“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为官之拓落也?”
三、《左传·昭公七年》：“罕朔奔晋，韩宣子问其位于子产。子产曰：‘君之羁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择? ’”在这个句子中，“何”字作为疑问副词，可译为“哪里”，而“位”字则是“择”的宾语。“何位之敢择”，意即“何敢择位”，译为“哪里敢挑拣品位”。《左传·隐公元年》的“姜氏何厌之有”，意即“姜氏哪里有满足”而不应当理解为“姜氏有什么满足”。以“宋何罪之有”为代表的“何……之……”式，不同于以“姜氏何厌之有”为代表的“何……之……”式，这是本文试图提出的一种看法。过去人们往往把它们视为一体，例如朱星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下册中就曾经讲到：“何……之有，宾语提前的固定结构，其中的‘之’起提宾的作用，‘何……之有’，即‘有何……’用疑问的形式表示否定。”还列举了“姜氏何厌之有”“宋何罪之有”等作为例子。为了证明“何……之……”式第三种用法与上文所举的第一种用法不能等同看待，下面作一些必要的分析。
(1)《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小国是惧，不然，何劳之敢惮?”
(2)《左传·僖公七年》：“谚有之曰：心则不兢，何惮于病?”
(3)《国语·晋语》：“臣之不信，国之福也，何敢惮罚?”
这三个句子中，“何”字以后的部分是一组意义相类、语气相同的反问句，其根本的差别只是句子组织的词序。如果把“何劳之敢惮”说成“何敢惮劳”，以同于“何敢惮罚”的形式，或者把“何敢惮罚”说成“何罚之敢惮”，以同于“何劳之敢惮”的形式，都可以收到异曲同工的效果，不影响文意的表达。“何劳之敢惮”与“何敢惮罚”的词序模式可以互相转换，自然就可以得出结论：“何劳之敢惮”能够理解为“何敢惮劳”，却不能够理解为“敢惮何劳”。
(4)《左传·昭公四年》：“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5)《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群臣若急，君于何有?”
(6)《左传·昭公九年》：“伯父若裂冠毁冕，拔本塞原，专弃谋主，虽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这三例中的“有”字，同为“亲爱”之义。《左传·昭公二十年》：“若不获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杜预注：“有，相亲有。”是其证。根据与前一组例子完全相同的道理，“何上之有”也只宜理解为“何有上”，而不能理解为“有何上”。
(7)《左传·哀公十七年》：“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
(8)《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除君之恶，唯力是视，蒲人、狄人，余何有焉?”
(9)《左传·昭公元年》：“吉若获戾，子将行之，何有于诸游?”
(10)《左传·昭公六年》：“女丧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
(11)《礼记·郊特牲》：“……三王共皮弁素积，无大夫冠礼，而有其昏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
例(7)至例(10)中的“有”字均为“亲爱”之义。“何戎之有”只宜理解为“何有戎”，“何大夫冠礼之有”也只宜理解为“何有大夫冠礼”，而不能理解为“有何戎”和“有何大夫冠礼”。
在以上所引的十一个例子中，表示受事的成分，无论以什么形式(例如虚词“之”“于”等的使用)变动它在句子中的词序位置，“何”字总是处在动词的前面，并不随着受事走，这就证明了“何”字在这种语气的反问句中，是作为副词而修饰动词的，它不应当被看作是受事的定语。在《左传》中，只有这种“何……之……”式才是使用频率最高的。王粲《登楼赋》：“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这里的“孰……之……”即相当于《左传》中的这种“何……之……”式。“孰忧思之可任”可以理解为“何可任忧思”，而不能够理解为“可任何忧思”，道理是很清楚的。
出现在《左传》中的这三种结构内容不同的“何……之……”式，它们在语气的表达上也是各有特色的。以“何厌之有”为代表的一种，其反问语气最强，表示的否定意味也最彻底；以“何役之不会”为代表的一种，反问语气相对变弱，而含有强烈的责问语气；以“何忧之远也”为代表的一种，所表示的反问语气最弱，却含有一定的商询语气。这也是区别这三种“何……之……”式的一个客观标准。
“何……之……”的形式在《左传》之后又有了新的内容。例如《孟子·滕文公上》：“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这个例子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由此可见，在语句中，形式看去相同的组织体，往往含有不同的内容，成分之间也具有多种关系。对于这类情形，只有根据具体的语境进行分析，才不致泥于形式的类似而将几种本来不同的情形混为一谈，导致理解的失误。
(原载《中国语文》1996年第2期)
编者按：
该文选取文言句法中极常见的结构格式“何…之…”，结合专书《左传》，对其用法作了较为深入考察，发现这种格式在《左传》中却有三种不同的结构关系，在语言表达上也存在差别。可见，形式相同的结构体，其内部成分之间存在多种关系，须细加辨别。
我们提倡对已有的某些结论进行验证，在验证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所发现。
从语法结构探讨《儒林外史》的作者问题
遇笑容
提 要： 《儒林外史》的语言虽然已与现在普通话相当接近，但其中仍有不少结构不尽相同之处。本文仅就两个语法点来研究《儒林外史》的语法现象：一是表动作状态的结构；一是疑问句的结构。仔细探讨研究，发现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在每一个语法结构里都有两套截然不同的型式。例如有的语法结构中既保有早期官话的特色，又有现在普通话的结构；有的则既有作者家乡话皖中方言的语法，又有北方官话的语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套相异的语言结构并不是平均分配在全书之中的。一般而言，早期官话及皖中方言的运用多出现于前32回，其他结构则多见于后23回。这前后语法不一致的现象可以说明，《儒林外史》或许并非完全为吴敬梓所作。
一 前 言
《儒林外史》是中国18世纪著名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1701—1754)以生动的口语将醉心于举业的读书人，当时的地主乡绅，以及淳厚朴实的一般老百姓成功地刻划出来，呈现在读者面前。吴敬梓是安徽全椒人，他22岁时曾考中秀才，但一直不曾出仕，33岁时变卖祖产，把家自全椒迁至南京。在南京期间，他结交各方人士，朋友中有学者、文士、诗人、画家，也有一般市民。他喜欢到大江南北出游访友。他是在迁居南京之后才开始着手写《儒林外史》的。《儒林外史》大约脱稿于乾隆14年(1749)吴敬梓48岁时。①吴53岁病逝，死时《儒林外史》尚未问世。
《儒林外史》最早面世是在1768到1779年间，距吴死时已有14到25年之久，其手稿及最早版本均已遗失。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为卧闲草堂版本，刻于嘉庆8年(1803)，全书 56回，其时约为作者身后50年。②由于卧闲草堂版本一向被公认为最可靠的版本，本文的分析研究便根据这个版本。(第56回的内容皆为诏表，使用的语言为骈语而非口语，所以本文的研究未含此回。)
一般学者多以为吴敬梓写《儒林外史》时用的是当时高级社交场合用的官话，此官话与现今之普通话十分接近。但《儒林外史》中也有不少下江官话方言特色，此特色可自词汇及语法结构中看出。本文仅讨论《儒林外史》的语法结构，主要讨论的是表动作状态的结构和疑问句结构。
二 表动作状态结构
《儒林外史》基本上有五种表动作状态的结构，分别为：1)表短口寸态，2)表某事曾经发生态， 3)表完了态，4)表动作持续态，5)表动作开始态。本文只谈短时态和完了态的结构。
2．1 表短时态
现代汉语中表示时量短时，常用动词重叠式来表示，如“走走”、“瞧瞧”。太田辰夫(1958)③以为宋时动词重叠式就已经可以用来表示短时态。其出现的形式常有“一”字在重叠动词之间，若动词是单音节词则为“A—yi—A”。例如：
(1)试定精神看一看，许多暗昧魍魅各自冰散瓦解。(朱子语类12)
在现代汉语中表短时态的形式可有两种：
(2)a.看一看 b.看看 若动词是双音节的，则用“ABAB”表短时态：
(3)*a．我给你们介绍一介绍。 b．我给你们介绍介绍。 (3a)的“AB—yi—AB”在现代汉语中算是病句，但在《儒林外史》中却可接受。请看例(4)至例 (7)： (4)诸位都来看看。（儒林外史2）（以下简称“儒2） (5)你去看一看。（儒4） (6)诸位先生将房里各样稿案查点查点。(儒26) (7)自己查点一查点东西。(儒21)自以上四例可知《儒林外史》中表动作短时态可用两种形式，一种有“一”字插于重叠动词之间，一种则无。太田辰夫在谈到动词重叠式的形成时代与演变过程时以为单音节动词重叠式的演变过程是：A—yi—A—AA。“一”的被省去可能在元时。④如此类推，双音节动词的演变过程则当为AB—yi—AB—ABAB。“AB—yi—AB”成于宋际，“ABAB”约成于元时。简言之即有“一”的结构比无“一”的结构在历史语言发展上较早形成。《儒林外史》中虽然两种形式都有，但“A—yi—A”在前32回的出现率较高，而“AB—yi—AB”只见于前32回。请参看下表：
表1
A—yi—A AA AB—yi—AB ABA
前32回 45 21 3 4
后23回 75 120 0 14
“A—yi—A”与“AA”在前32回出现的比是2：1，“A—yi—A”比“AA”多一倍；到了后23回则变为3：5，“A—yi—A”是“AA”的一半。这种差别在双音节动词重叠式中更是明显，现代汉语中已不再出现的“AB—yi—AB”式只出现在前32回。《儒林外史》前后语法结构不同的现象在重叠式动词带有人称代名词受词出现时更为显著。前32回是“V—Pron—yi—V”，后23回则是 V—V—Pron”。请看下例： V—Pron—yi—V： (8)何不来拜他一拜?(儒13) (9)去看他一看。(儒20) V—V—Pron： (10)等他来时盘问盘问他。(儒41) (11)我说说他。(儒54)“V—Pron—yi—V”与“V—V—Pron”在《儒林外史》中的分配情形见表2。
表2
V—Pron—yi—V V—V—Pron
前32回 12 0
后23回 0 9
赵元任先生(1968)以为老官话中有把人称代名词置于动词重叠式之间的结构，赵先生在他的《中国活的文法》中说：“及物动作动如要重叠，就得在宾语之前重叠，像‘看看书’，‘拜望拜望’朋友。但在老官话里头，重叠式有时也可以放到宾语后头，比方：‘你也照顾猪八戒照顾!’⑤‘八戒，你过来，一发照顾你照顾!’”赵先生所引例句出自16世纪末期名著《西游记》85回。《西游记》成书年代比《儒林外史》约早150年。《儒林外史》文中前32回只出现老官话的动词重叠式，后23回却只用了和现代汉语相同的动词重叠式。这种特殊分配现象有两层重要意义：其一是18世纪中叫即《儒林外史》成书时，某些语法结构仍保有老官话的特色；其二是这不同语法结构壁垒分明地各自出现于书中某些章回很可能说明这中间有作者问题。
2.2 表动作完成的完了态
《儒林外史》中动作完了态是在动词后面直接加“了”或“过(了)”(即“V—1e”，“V—guo (1e)”)。动词带简单受词时，受词仍跟在“了”或“过(了)”后边(即“V—le(O)”或“V—guo(le) (O)”)。例如：
V一1e(O)：
(12)把这炉摩弄了一夜就过了年。(儒11)
(13)拜辞了父亲，上了轿。(儒40)
V—guo(1e)(O)：
(14)……所以先来谢过，再细细请教。(儒40)
(15)张俊民谢过，去了。(儒32)
(16)谢过了杜少卿，又谢了…… (儒32)
“V—1e”、“V—guo(1e)”在《儒林外史》中最常见的否定副词是“不曾”。“不曾”也用在反复疑问句中。例如：
(17)“黄球可曾自己解去?” “不曾去。” (儒19)
(18)那日赵爷不在家，不曾回。(儒17)
(19)“韦四太爷可曾起来?” “起来了。” (儒31)
(20)“你可曾向木匠瓦匠说?” “说过了。” (儒43)
Jerry Norman⑥(1988)在Chinese一书中说现代汉语口语已不用“曾”字。但例(17)到(20)是对话，是口语，却用“曾”来表完了态。这再次说明《儒林外史》仍有早期官话特点。
现代汉语否定动词的副词是“没有”。例如：
(21)a．你吃饭了没有? b．我没(有)吃。 c．我还没有吃呢。 d．我吃了。“没有”作动词否定副词的用法在《儒林外史》中也有，只是出现次数甚少。例如：
(22)一定没有拜。(儒46)
(23)大衣也没有穿。(儒50)
(24)我小侄没有孝敬老师和师叔。(儒48)《儒林外史》中这样的例子共有10个，这10个例子全都出现在后23回。下面用表3来说明短时态和完了态某些结构在《儒林外史》中出现的情形。
表3
短时态 完了态
前32回 V-Pron-yi-V 不曾V
后23回 V-V-Pron 不曾V；没有V
三 疑问句
疑问句可分为特指问句、是非问句、选择问句和反复问句四类，本文只讨论特指问句和反复问句。
3．1 特指问句是用疑问词询问一特定问题。《儒林外史》中最常见的疑问词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现代汉语口语中已不常见的疑问词，这些词常见于早期官话，也用于现代书面语；第二类是现代汉语口语中仍常用的疑问词：
第一类 (早期疑问词)：何人 何 何日 何处 如何 为何
第二类 (现代疑问词)：谁那个 什么 几时 那里 怎么 为什么早期疑问词多见于前32回，现代疑问词多见于后23回。”⑦
3．2 反复问句是把谓语的肯定和否定形式并列在一起，如：
(1)你吃不吃?
朱德熙先生(1985)说汉语方言里的反复问句有两种类型：“VP不VP”及“可VP”。这两种反复问句互相排斥，不共存于同一种方言。⑧但在探究《儒林外史》疑问句式时，却发现两种类型并存的现象。例如：
可VP：
(2)可曾得个什么梦兆?(儒2) (3)客人可认得?(儒12)
VP不VP：
(4)老爷用不用?(儒42) (5)平日认得不认得?(儒43)《儒林外史》全书中有一百余个“可VP"句式，只有12个"VP不VP"例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例子只出现在后23回中，朱德熙先生以为"VP不VP"在方言里分布很广，而“可VP”的方言点就少多了，其中包括小部分吴语，某些西南官话及下江官话。⑨《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生长地全椒，32岁移居地南京，均属下江官话区，应该用“可VP"句式。书中后23回所出现的另一方言反复问句句式"VP不VP"，就使人怀疑是否后一部分是后人续作的。
特指问句和反复问句不同结构在《儒林外史》中分布的情形见表4。
表4
特指问句 反复问句
前32回 早期官话 可VP
后23回 早期官话现代汉语 VP不VP
四 结 论
《儒林外史》卧闲草堂版本除最后一回“幽榜”外共有55回，本文探讨这55回的一些语法结构。所包括的语法点有：短时态及完了态结构；特指问句和反复问句。在仔细研究这四个语法点后发现每个语法点都有两套结构。短时态有“V—Pron—yi—V”与“V—V—Pron”的分别；完了态有“不曾V”和“没有V”的差异；特指问句有早期官话和现代汉浯疑问词的不同；反复问句又有“可VP”及“VP不VP”相异方言区的对立。并不是在《儒林外史》整本书中部可以看见这两套截然不同的浯法点。一套多出现在前32回中，另一套则出现在后23回里。
李汉秋先生(1984)在《儒林外史研究资料》⑩中有这样一段话：
《儒林外史》的主要部分充沛着强大的现实主义生命力，取得很高的成就；但后半部有一些片断，如以郭孝子，萧云仙，汤镇台为中心人物的一些章节，艺术质量比较差。这是为什么呢?有的论者以为那些章节是后人续作，所以与主要部分不一致。这固不失为探求答案的—条途径，但现在尚缺乏充分可靠的证据……
李先生从文学上已经看出《儒林外史》前后艺术质量不—
政的现象，只因证据不足而难下断言，一个作家或许会因为种种原因而造成其作品的艺术成就降低，但他所操诗的语言基本上应该是变化不大的，尤其18世纪时更应如此。因此上文中我们所提出的语言学上的证据以及所推论出的结果应该可以说明《儒林外史》后23回为他人所续。
附注
①②陈美林(1992)：《吴敬梓评传》44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
③太田辰夫(1958)：《中国语历史文法》185页，东京。蒋绍愚、徐昌华译，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178页。
④同上。太田辰夫，187页。蒋、徐译本，179页。
⑤Chao Yuem Ren(赵元任)(1968)：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u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nia Press, 667页。丁邦新译，1980。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335页。赵先生所说的“老官话”相当于“早期官话”。
⑥Jerry Norman(1988)： Chines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24．
⑦Yu Hsiao一jung(遇笑容)(1991):“A Grammatical Study of the Language of Rulinwaishi”，博士论文。 University of Califomia，Berkeley．
⑧⑨朱德熙(1985)：“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中国语文》，184：10—20。朱先生在此文中把“可 VP”的方言区一一标出，其中包括少数吴语，西南官话和下江官话。朱先生在下江官话区所列的地名除全椒、南京外，有不少地方是吴敬梓常去游览之地。朱先生“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刊出后，有人提出某些方言中“可VP”与“VP不VP”句式是可以共存的。朱先生在1990年又就反复问句写了一文登在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cs上。在这篇文章中，朱先生提出即使在某些方言里此二式可共存，他们也不属于同一层次。“可VP”是原方言特点的保留(retention)；而“VP不VP”是后来兴起的(innovation)。同年，张敏先生又就此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详见：
Zhu Dexi(朱德熙)(1990)：“A Preliminary Survey of the Dialectal Distribution of the Interrogative Sentence Patterns V—bu—VO and VO—bu—V in Chinese”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8：209—30.
张 敏(1990)：“汉语方言反复问句的类型研究：共时分布及其历史蕴含”，博士论文，北京大学。
⑩李汉秋(1984)： 《儒林外史研究资料》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原载《中国语文》1996年第5期）
编者按：
一个作家的语言通常会呈现出一定的个性化特征。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从《儒》中选取两个语法点进行考察和分析，推断出《儒》或许并非完全出自吴敬梓之手，结论令人信服。为进一步研究《儒》的作者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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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评阅书
指导教师评价：
一、撰写（设计）过程
1、学生在论文（设计）过程中的治学态度、工作精神
□ 优 □ 良 □ 中 □ 及格 □ 不及格
2、学生掌握专业知识、技能的扎实程度
□ 优 □ 良 □ 中 □ 及格 □ 不及格
3、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专业技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优 □ 良 □ 中 □ 及格 □ 不及格
4、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技术线路的可行性；设计的合理性
□ 优 □ 良 □ 中 □ 及格 □ 不及格
5、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期间的出勤情况
□ 优 □ 良 □ 中 □ 及格 □ 不及格
二、论文（设计）质量
1、论文（设计）的整体结构是否符合撰写规范？
□ 优 □ 良 □ 中 □ 及格 □ 不及格
2、是否完成指定的论文（设计）任务（包括装订及附件）？
□ 优 □ 良 □ 中 □ 及格 □ 不及格
三、论文（设计）水平
1、论文（设计）的理论意义或对解决实际问题的指导意义
□ 优 □ 良 □ 中 □ 及格 □ 不及格
2、论文的观念是否有新意？设计是否有创意？
□ 优 □ 良 □ 中 □ 及格 □ 不及格
3、论文（设计说明书）所体现的整体水平
□ 优 □ 良 □ 中 □ 及格 □ 不及格
建议成绩：□ 优 □ 良 □ 中 □ 及格 □ 不及格
（在所选等级前的□内画“√”）
指导教师： （签名） 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评阅教师评阅书
评阅教师评价：
一、论文（设计）质量
1、论文（设计）的整体结构是否符合撰写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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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否完成指定的论文（设计）任务（包括装订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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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文（设计）水平
1、论文（设计）的理论意义或对解决实际问题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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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教研室（或答辩小组）及教学系意见
教研室（或答辩小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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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文（设计）质量
1、论文（设计）的整体结构是否符合撰写规范？
□ 优 □ 良 □ 中 □ 及格 □ 不及格
2、是否完成指定的论文（设计）任务（包括装订及附件）？
□ 优 □ 良 □ 中 □ 及格 □ 不及格
三、论文（设计）水平
1、论文（设计）的理论意义或对解决实际问题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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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文的观念是否有新意？设计是否有创意？
□ 优 □ 良 □ 中 □ 及格 □ 不及格
3、论文（设计说明书）所体现的整体水平
□ 优 □ 良 □ 中 □ 及格 □ 不及格
评定成绩：□ 优 □ 良 □ 中 □ 及格 □ 不及格
（在所选等级前的□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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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日
致 谢
时间飞逝，大学的学习生活很快就要过去，在这四年的学习生活中，收获了很多，而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和一直关心帮助我的人分不开的。
首先非常感谢学校开设这个课题，为本人日后从事计算机方面的工作提供了经验，奠定了基础。本次毕业设计大概持续了半年，现在终于到结尾了。本次毕业设计是对我大学四年学习下来最好的检验。经过这次毕业设计，我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比如操作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合作精神、严谨的工作作风等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进步。这期间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在此我表示由衷的感谢。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将无法顺利完成这次设计。
首先，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知道郭谦功老师对我的悉心指导，在我的论文书写及设计过程中给了我大量的帮助和指导，为我理清了设计思路和操作方法，并对我所做的课题提出了有效的改进方案。郭谦功老师渊博的知识、严谨的作风和诲人不倦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他身上，我学到了许多能受益终生的东西。再次对周巍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其次，我要感谢大学四年中所有的任课老师和辅导员在学习期间对我的严格要求，感谢他们对我学习上和生活上的帮助，使我了解了许多专业知识和为人的道理，能够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上有继续奋斗的力量。
另外，我还要感谢大学四年和我一起走过的同学朋友对我的关心与支持，与他们一起学习、生活，让我在大学期间生活的很充实，给我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对我的关系和理解，如果没有他们在我的学习生涯中的无私奉献和默默支持，我将无法顺利完成今天的学业。
四年的大学生活就快走入尾声，我们的校园生活就要划上句号，心中是无尽的难舍与眷恋。从这里走出，对我的人生来说，将是踏上一个新的征程，要把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回首四年，取得了些许成绩，生活中有快乐也有艰辛。感谢老师四年来对我孜孜不倦的教诲，对我成长的关心和爱护。
学友情深，情同兄妹。四年的风风雨雨，我们一同走过，充满着关爱，给我留下了值得珍藏的最美好的记忆。
在我的十几年求学历程里，离不开父母的鼓励和支持，是他们辛勤的劳作，无私的付出，为我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我才能顺利完成完成学业，感激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抚养与培育。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老师、和研究生助教***老师。是他们在我毕业的最后关头给了我们巨大的帮助与鼓励，给了我很多解决问题的思路，在此表示衷心的感激。老师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深厚的理论水平都使我收益匪浅。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给与我很大的帮助，使我得到不少的提高这对于我以后的工作和学习都有一种巨大的帮助，感谢他耐心的辅导。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老师们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帮助解决了不少的难点，使得论文能够及时完成，这里一并表示真诚的感谢。
致 谢
这次论文的完成，不止是我自己的努力，同时也有老师的指导，同学的帮助，以及那些无私奉献的前辈，正所谓你知道的越多的时候你才发现你知道的越少，通过这次论文，我想我成长了很多，不只是磨练了我的知识厚度，也使我更加确定了我今后的目标：为今后的计算机事业奋斗。在此我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老师，感谢您的指导，才让我有了今天这篇论文，您不仅是我的论文导师，也是我人生的导师，谢谢您！我还要感谢我的同学，四年的相处，虽然我未必记得住每分每秒，但是我记得每一个有你们的精彩瞬间，我相信通过大学的历练，我们都已经长大，变成一个有担当，有能力的新时代青年，感谢你们的陪伴，感谢有你们，这篇论文也有你们的功劳，我想毕业不是我们的相处的结束，它是我们更好相处的开头，祝福你们！我也要感谢父母，这是他们给我的，所有的一切；感谢母校，尽管您不以我为荣，但我一直会以我是一名农大人为荣。
通过这次毕业设计，我学习了很多新知识，也对很多以前的东西有了更深的记忆与理解。漫漫求学路，过程很快乐。我要感谢信息与管理科学学院的老师，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珍贵的知识和做人处事的道理，以及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令我受益良多。同时还要感谢学院给了我一个可以认真学习，天天向上的学习环境和机会。
即将结束*大学习生活，我感谢****大学提供了一次在农大接受教育的机会，感谢院校老师的无私教导。感谢各位老师审阅我的论文。
南
* 本文初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杨耐思先生审阅一过，2000年5月21日在台北辅仁大学举办的第18届台湾中国声韵学学术研讨会上演讲时，又蒙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李鍌教授、陈新雄教授等提出宝贵意见，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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