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 第四册《第24课 促 织》教案

江西省信丰中学高中语文第四册《第24课 促 织》 ●教学目标 一、知识和能力 1．了解蒲松龄及其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 2．学习鉴赏古代短篇文言小说，能读懂原文，把握情节、人物，领会主旨，赏析技巧。 3．从课文学习中积累文言词汇，增强文言文阅读能力。 二、过程和方法 诵读、感受、理解、讨论、鉴赏、背诵 三、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认识封建社会中皇帝荒淫无度、官贪吏虐、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增强对历史的认识能力与批判精神。 ●教学设想 《聊斋志异》这部小说的突出特点是，故事情节离奇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心理刻画细腻逼真，语言摇曳多姿。学习这篇小说，应从分析情节结构开始。弄清“宫中尚促织之戏”与下文的关系，以及围绕促织所展开的悲欢故事。 ●重点、难点、疑点及解决办法 一、重点、难点 学习文言作品，目的只在“文”“道”两端。从“文”的角度说，是掌握文言文这一承载了丰富文化遗产的语言工具；从“道”的角度说，掌握这一语言工具又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了解古代社会和古代文化本身。因此，通解文字及从思想内容和写作技巧两方面来解读作品，是学习的重点。对文中“神示佳虫”和“魂化促织”两个超现实的离奇情节的理解和，以及对蒲氏自身文末议论的分析判断，是学习的难点。 二、解决办法 语言积累，通过知识梳理和课文诵读来落实。 内容、技巧和作者观点的理解评析，通过课堂讨论、教师点拨来完成。 ●师生互动 1．第一课时，主要是诵读课文和阅读注释、圈点标记，梳理语言知识。 2．第二课时，梳理情节，评析写作技巧和作者的观点态度。 ●课时安排 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步骤 一、课前预习 借助注释，疏通课文。 1．生字 迂讷（nè） 裨（bì）益 爇（ruò）香 翕（xī）辟 稿（gǎo）葬 觇（chān）视 惭怍（zuò） 邑庠（xiáng） 蹄躈（qiào） 不啻（chì） 惙（chuò）然 龁（hé） 蠹（dù） 2．通假字 直——值（昂其直） 裁——才（手裁举） 翼——翌（翼日进宰） 3．重点实词 尚（崇尚、爱好）促织之戏 居（囤积、储存）为奇货 假（利用、借助）此科敛（摊派、聚敛）丁口 靡（没有，音mǐ）计不施，迄（终究）无济 无毫发爽（差错） 展玩（体会，思索） 蹑（追随）迹披（分开）求 意（觉得，意想）似良 径（径直）造（到）庐访成 翘然矜鸣（夸耀） 虫尽靡（失败，音mǐ） 俾（使）入邑庠 厚赉（赏赐） 信（确实、的确）夫 4．活用词语 名词作状语：岁征民间 取儿稿葬 意动用法：成然之 以其小，劣之 益奇之 使动用法：昂其直 倾数家之产 高其直 名词用如动词：试使斗而才 细疏其能 杖至百 5．表示时间短暂的词语 少间 食顷 斯须 未几 无何 俄 旋 既而 6．重要虚词 然 然睹促织 （可是，转折连词） 俨然类画 （助词，做形容词词尾） 成然之 （活用作动词，以……为然） 本课课文较长，语言现象也颇丰富，但课文具有故事性，参照上下文，容易理解大意。在此基础上再斟酌词义，梳理把握重点字词，同学们力所能及。 二、导入 写鬼写妖，高人一等； 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这是郭沫若为蒲松龄纪念馆“聊斋堂”写的对联。蒲松龄是我国清代著名文学家，他的《聊斋志异》是传世的不朽之作。“写鬼写妖”，指《聊斋志异》的材内容，借狐鬼故事来达到“刺贪刺虐”的目的；“高人一等”，是评价蒲松龄在文学史上的杰出贡献；“入骨三分”，则高度概括了他创作的特色和卓越成就。今天，我们将要学习他的名篇《促织》。 《促织》是《聊斋志异》中一篇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小说。它通过描写主人公成名因被迫缴纳促织而备受摧残、几乎家破人亡的命运，反映了皇帝荒淫无道，巡抚县令胥吏横征暴敛的罪恶现实，寄托了对受尽欺凌和迫害的下层群众的深切同情。 三、诵读 老师示范，学生诵读。 四、 选择若干重点段落（如第2、5、6、9段）要求学生尝试口头翻译 五、布置作业 熟读全文。 附：板书设计 《聊斋志异》 蒲松龄 写鬼写妖，高人一等； 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第二课时 教学步骤 一、故事情节 1．让学生复述故事情节 2．编写故事情节提纲，练习概括能力。 例1； 开端。宫中爱玩蟋蟀而流毒遍及民间。写出了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 发展。成名一家被官府逼迫，为捕捉蟋蟀而受尽种种苦难。 ①成名因缴不上蟋蟀而两次寻死觅活。提出了尖锐的社会矛盾。 ②成妻在无可奈何中问卜获图，成名按图求索，捉到一头俊健非凡的蟋蟀而举家庆贺。 ③成子不慎使蟋蟀“就毙”，一波三折，闹得全家死去活来，家破人亡。 高潮。成名的小虫在搏斗中大获全胜，使主人喜出望外。 结局。成名因献蟋蟀致富，大小官员均受蟋蟀恩荫。结束全文。 例2： （1）征蟋蟀 || →（2）捕蟋蟀 || →（3）求蟋蟀→（4）得蟋蟀 || →（5）失蟋蟀→（6）魂化蟋蟀→（7）斗蟋蟀 || →（8）进蟋蟀 || →（9）议蟋蟀 （1）段为故事因由；（2）为开端；（3）（4）是故事的发展；（5）（6）（7）是故事的高潮；（8）段是故事的结局；（9）段是作者对自己所描述故事的评论。 3．欣赏故事情节 情节曲折离奇，跌宕起伏。故事不止一个转折，先是“山穷水尽疑无路”，这是一转。为促织，成名先是“薄产累尽”，继而“无所赔偿，忧闷欲死”，而后费尽心力，捉不到一头合适的，以致被打得“两股间脓血流离”，但求一死了之。 下面的故事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成名终于捉到一头好的，“状极俊健”，“巨身修尾，青项金翅”。由绝望而大喜过望，“举家庆贺”。而转机非常神奇，是一个“能以神卜”的“驼背巫”，用一张画指点的。成名按图索“虫”，虽然很费了一番工夫，可是果真发现了，果真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占卜的情景写得神秘莫测，弥漫着神奇色彩。香烟缭绕，密室垂帘，巫婆并非装神弄鬼，竟是“无毫发爽”，非常之灵，可谓神了。这便是“志怪”了。事实上决不可能，而情节的离奇，却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满足之余，理性地思考一下，又看出作者的意思：在无道与苛政之下，百姓苦海无边，除非神仙济世，否则不能脱离苦海。 上面一个转折，尽够意思了，不料，接下去，却又乐极生悲。成名儿子想偷看，不好，出事了，促织“就毙”，吓得跳井自杀。灭顶之灾笼罩全家，夫妻俩“抢呼欲绝”，“不复聊赖”。这一转折，大喜变大悲。转得又完全自然，这样稀奇的促织让孩子好奇，是自然的，这样俊健的促织“跃掷径出”，也是自然的。一头促织，竟使儿子吓得寻死，说到底，全是官府的缘故。“抢呼欲绝”之声，就是血泪斑斑的控诉。 下面又出现第三转，这一转折，笔法又有变化，不像第二转那样陡起陡落陡转，而是慢慢转折过来，而且转折的原因秘而不宣，到最后才说明白，竟是成子身化促织。作者把这头促织写得非常奇怪：一是就在门外鸣叫，二是你捉它，捉不住，你不要它，它偏“跃落襟袖间”，三是它能变，叫人摸不清一头还是两头，四是粗看太小，不行，细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意似良”，五是大智若愚，大勇似怯。其实，这头促织乃成子所化，人乃万物之灵，天下促织当然不在话下，公鸡也不在话下。可是作者并不把它写成“巨身修尾”“状极俊健”，反而把它写成又小又蠢，同时暗暗透露它乃神物。这样就在巨大的反差中生发出种种怪异有趣的情节。成名捕捉的过程一波三折，由“喜而捕之”到“劣之”，最后“喜而收之”。与“蟹壳青”比试，也是一个跌宕的场面。“虫暴怒”前后，全然两个局面。起先，一大一小，一动一静，而促织的主人，一个是一笑再笑，一个是惭怍不已。待到“虫暴怒”，则天翻地覆，小虫竟“轻捷善斗”，“直敌领”，大笑者大骇了，惭怍者大喜了。作者趁势推进一步，设计虫鸡相斗的场面，写得跃然纸上，活灵活现。鸡，取进攻态势，“径进以啄”“健进，逐逼之”，而虫由防御而至跳上鸡冠，力叮不释，出奇制胜。又用成名的心情作烘托，由“骇立愕呼”，到“顿足失色”，到“益惊喜”，这个场面多么跌宕起伏，曲折动人。 喜剧的结局，虫，是逐级献上去，奖，是逐级赏下去，似乎从上到下皆大欢喜。点出成子“自言身化促织”，真是挥洒出一把辛酸的眼泪。而逐级的赏赐乃至政绩的考核，竟然都是因为献虫有功，而不是国计民生的政绩，朝廷的荒唐无道就显得可悲可叹。 《促织》揭露社会黑暗，政治荒唐。锋芒所向，从皇帝直到里胥，谴责了整个统治阶级和各级行政官员。《促织》是血泪的控诉，却编写成一出喜剧，以喜写悲，这样的喜剧叫人开心不起来，反而陷入更加深沉的悲哀。 4．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 整个故事情节有三大转折，中间一个是现实的，前后两个是虚幻的。中间一个转折，说明即使捉到好的促织，也容易逃掉，死掉，成名一家就因此家破人亡。皇帝只顾自己开心取乐，全不顾百姓死活。前后两个转折，求神问卜而得佳虫和儿子身化促织而轻捷善斗，这两个神鬼怪异的情节，将人间悲剧幻化成喜剧的形式，不但没有削弱对封建统治者的谴责力量，相反蕴含着更为深沉的悲哀，这里寄托了作者对成名的同情，对腐朽的封建统治的谴责。成名的入邑庠，发大财，官员的得奖赏，获升迁，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偶一欢喜。皇帝正经事不干，一味玩小虫，这是何等荒诞。对此，作者谴责和讽刺的意味非常辛辣。 蒲松龄不但对现实生活有精细的观察，而且想像力特别丰富，特别奇妙。波德莱尔说，想像乃“真实的皇后”。真实加想像，这样的志怪小说对现实是悲愤的谴责，思想性有深度，这样的志怪小说其情节有如万花筒，特别奇妙有趣，值得欣赏。 三、形象刻画 这篇小说情节丰富多彩，写了成名一家的悲欢，写了巫婆的占卜，写了捉促织，斗促织，写了鸡与虫相搏，情态无不生动逼真。 1．成名 课文不仅长于讲故事，而且在细节描写和塑造、刻画人物方面有突出成就，试以文章中对成名的心理描写为例，作重点分析说明。 在成名因“征促织”而引出的一部悲喜剧中，作者出色地描写了他的心理变化。“征促织”的事情一执行，成名计出无门，又遭杖责，于是“忧闷欲死”，“转侧床头，惟思自尽”，一开始便走投无路，被逼入绝境。后得神巫指点，捕得“巨身修尾”之佳虫，便“大喜”，“举家庆贺”，并对其“备极护爱”。接下去成子误伤蟋蟀，孩子因惊惧而投井自尽。成名起初“怒索儿”，继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后小儿“半夜复苏”，夫妻虽“心稍慰”，但见“蟋蟀笼虚”，成名又“气断声吞”，“自昏达曙”、“僵卧长愁”。再以下写得儿魂化之蟋蟀，起初惴惴不安，担心“不中于款”，交不了差。当村中少年持“蟹壳青”强与小虫搏斗时，他“自增惭怍”，在少年强求之下，“顾念蓄劣物终无所用，不如拼搏一笑”。当小虫角逐得胜，成名这才转忧为喜，且大喜过望，不料，鸡啄小虫，“成骇立愕呼”，紧急关头，更是“仓猝莫知所救，顿足失色”，当小虫出奇制胜时，“成益惊喜”，真是又惊又惧，忽喜忽悲。成名的心情变化，全因为一头促织关系着自家性命，统治者爱好“促织之戏”，使成名这样的老实人精神上受尽折腾。因皇家的一件小小玩物，弄得人神魂颠倒，死去活来，出色的心理描写，凸现了皇家骄奢淫逸的罪恶。 2．促织 作者写促织的外形，大佛阁的一头，是“状极俊健”，“巨身修尾，青项金翅”，“蟹壳青”则“庞然修伟”，写小虫，则“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可见状物的传神与精细。动态描写，则绘声绘影，惟妙惟肖，跃然纸上。特别是写小虫与“蟹壳青”斗： 小虫伏不动，蠢若木鸡。少年又大笑。试以猪鬣撩拨虫须，仍不动。少年又笑。屡撩之，虫暴怒，直奔，遂相腾击，振奋作声。俄见小虫跃起，张尾伸须，直敌领。少年大骇，急解令休止。虫翘然矜鸣，似报主知。 小虫貌不惊人，一“斗”惊人。两个“不动”，形若痴呆畏葸，不料这正是一种大将风度。一个“暴”字，动静陡转。“遂相腾击”四字，能表现一个连续的激烈的厮斗过程，能调动你的想像，好像这个过程的一切细节一切情态就在眼前。“小虫跃起，张尾伸须，直敌领”，那奋勇搏击之状如在眼前。小虫的鸣声，一说“振奋有声”，似听得见叫声，看得见英姿，似在宣告初战告捷，似在自我鼓舞斗志，准备着最后的一搏。而最后的鸣声，是“翘然矜鸣”，叫声、形状、神气都栩栩如生，“矜”字尤其意味深长。 四、讨论 1．文中写“问卜得佳虫”（3，4节）与“魂化促织”（6—8节）皆属幻想。作者借神鬼之力完成构思，推动情节发展，这样写，会不会削弱故事的批判力量？ 设计这两个情节，意在推动故事的发展。否则，成名就只有死路一条。倘如此，故事悲则悲矣，却过于平直，无法形成曲折而引人人胜的情节发展。 这样虚构，不会削弱作品的批判性。“神示”与人化促织，其现实的不可能性尽人皆知，故而故事虽以喜剧结束，其中却蕴含着深沉的悲哀。 虚构的情节本身，也具有特定的讽刺意义。官员受奖升迁，成名得功名成巨富，完全取决于皇帝因一己之私而生的喜悦。未正式登场的人物“上”（皇帝）实际上正是看不见的魔掌，是笼罩一切的阴影，是一切罪恶的渊源。 2．文末，作者仿司马迁《史记》的体例，以“异史氏”之名发表了一段议论，对这段文字应如何分析评价？ 这段话中指出“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又说“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可以说对上自天子、下至贪官虐吏猾胥的一整套封建统治机构都作了尖锐抨击，可谓揭示了灾祸之源，批判还是颇为犀利的。此外，“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也有鲜明的嘲讽意味。但作者有意无意地说天子侵害百姓并非蓄意为之，而“天之将酬长厚者”等句又有较浓郁的宿命论色彩，所有这些，都可讨论分析。 3．开头就告诉我们故事发生在明朝的宣德间，是不是表明作者只是在讲一个发生在前朝的故事？作者写求神占卜得佳虫和魂化促织是否在宣扬封建迷信？ 蒲松龄主要生活在清康熙年间，他中秀才后一直不能入仕，只好教书为生，兼习写作。其作品包括诗、文、词、戏曲、俚曲等文学样式，而以写狐怪异事的《聊斋志异》创作成就最高。该书收入文言短篇小说400余篇，虽托事狐怪，却生动地描述、反映了清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后人认识那个时代的形象化教材。由于文网森严，《促织》使用了“讲前朝故事的障眼法”，但作品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揭露可谓淋漓尽致，具有深刻的普遍意义。 本文是《聊斋志异》中深刻揭露黑暗现实的篇章之一。作品是以斗促织的宫廷嬉戏作为引线，由于宫廷的倡导，而形成地方上的按期征收的“定例”。这对百姓是灾难，而对封建官僚却是“媚上取宠”、受赏升迁的好时机。可见由上而下的封建官僚体制是造成民不堪命的根源。作品所揭露的正是作者所处的黑暗现实，但作者对此采取了曲笔，开头即指明故事发生年代为明代“宣德间”，这样既可以放开去写，又可以避开“文网”的迫害，这也是“借古讽今”的一种笔法。（参见参考资料） 五、布置作业 1．课后练习三 2．选读《聊斋志异》。 附：板书设计 捕 求 征 线索单一，情节曲折 得 进——议（促织） 描摹心理，细致入微 借助神怪，抨击现实 失 斗 化 ●参考资料 一、完整的结构 《促织》是按事物发展的自然顺序记叙的，情节曲折多变，故事完整。本篇小说从总体看是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部分记叙的。在本文之后又加上“异史氏曰”的一段作者评论。《聊斋志异》在小说后面常有作者对所写的人和事作出的评价，是作品的附带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故事的起因。 故事的背景：祸患起于宫廷，为满足宫中斗蟋蟀之乐而“岁征民间”，一头促织会带来“辄倾数家之产”的后果。围绕着征集促织，充分地表现了官府的贪鄙，“游侠儿”的居奇，里胥的刁猾。故事背景的简要交代为全文作了铺垫。 第二部分（第2段），故事的开端：写成名因缴不上促织而遭受的痛苦。 本段先点明成名充“里正”是受里胥的陷害，以至家业败落，“薄产累尽”。面对征促织，他既“不敢敛户口”，又“无所赔偿”，形势逼迫下，只好自行捕捉，又无所得，苦受杖刑，只有“转侧床头，惟思自尽”。这部分概写故事发端，点出成名因“征促织”而遭受的苦难，同时表现出他“迂讷”、忠厚的性格。 第三部分（第3、4段），故事的发展：写求卜得虫为成名一家带来解脱苦难的希望。 “求神问卜”是在无望中寻求生路。“能以神卜”的女巫竟有“道人意中事，无毫发爽”的灵验，引出成妻问卜，由此推动情节的发展。问卜得图为再度捕捉促织提供了线索。 成名得画，按图苦搜，终获佳品，“留待期限，以塞官责”，解脱苦难有了希望，至此第一层波澜趋向平息。 第四部分（第5至第7段），故事的高潮：写成名得虫、失虫和再得异虫（成子化虫）。 “失虫”是又一新的波澜。获虫的喜悦和对虫的珍爱，为成子的误毙促织作了衬笔。“儿惧”，母亲的惊恐，说明事关身家性命，而“死期至矣”一语，暗扣后文的“得其尸于井”。 从失促织到失爱子是情节的深入发展，加强了故事的悲剧色彩。成子投井自杀的悲剧，其原因不过是毙一蟋蟀，这充分反映了官府贪暴给百姓带来的苦难之深。行文至此，着意写出成名夫妇的感情变化：由惊怖（“如被冰雪”）到“怒索儿”，得尸于井又“化怒为悲，抢呼欲绝”，然后又转入深深的忧虑（“相对默然，不复聊赖”）。这惊、怒、悲、忧的一系列感情变化，更增强了悲剧气氛。待发现爱子“气息然”，又陷入更深的焦虑。“忽闻门外虫鸣”是情节的又一转折，出人意外，追寻之下得小蟋蟀。在此写了小蟋蟀的形状：短小，黑赤色……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写了它动作的迅捷、飘忽；又写了“壁上小虫忽跃落襟袖间”，对成名似乎有感情，以此表示促织的异乎寻常，暗与成子化身促织相呼应。 小说接着细写小促织斗胜强敌“蟹壳青”与鸡口脱险，显示了小促织的超凡本事，故事达到了高潮。 小说以夸张手法与细节描写来显示促织的才能。写促织的善斗，采用了衬托与对比的手法。“蟹壳青”的斗无不胜、“庞然修伟”，与成名的促织“伏不动，蠢若木鸡”形成对比，给人造成一种小虫怯懦无能的印象，加强了紧张气氛。然后情况一变，小虫“暴怒，直奔”，“腾击”“跃起，张尾伸须，直敌领”这一系列动作展示了小促织的勇敢善斗，少年从“笑”到“骇”的表现又从侧面作了渲染。然而在这时，又掀起波澜：鸡的出现和“径进以啄”，形成极其危急的情势，而小虫以其机敏出人意料地将鸡制伏，进一步以夸张笔法显示了促织的神奇本领。 第五部分（第8段），故事的结局：成名因祸得福。 成名献促织，宫中试斗进一步展示了小虫非凡的才能（不只善斗，且能闻乐起舞），成名因得厚赏而巨富。成子复苏之后“自言身化促织”的交代点明了神异促织的来历，增强了故事的曲折性与神奇色彩，同时也更加深了故事的悲剧性。在官府逼迫之下，成子自杀后还要魂化促织以供玩赏，方能解脱一家的苦难，这就更加表现出所受迫害之深，对荒淫残暴的封建统治者是一个有力的抨击。这一喜剧结尾寄托了作者的美好愿望。 第六部分（第9段），作者的评语。 “异史氏曰”的一段文字是蒲松龄对故事所作的评论，这也是笔记小说常用的一种形式，通过评语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段评论主要有三点：第一，从官贪吏虐追溯到天子宫廷，指出“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寄讽谏之旨；第二，就成名的一贫一富说明是“天将酬长厚者”，反映了“善恶有报”的宿命论思想；第三，针对抚臣、令尹蒙受促织“恩荫”，证实“一人飞升，仙及鸡犬”的说法，生动地表明封建官僚的升迁发迹是建立在百姓苦难之上的，在此作者抒发了愤懑不平之感。 二、借古讽今的写法 本文是《聊斋志异》中深刻揭露黑暗现实的篇章之一。作品是以斗促织的宫廷嬉戏作为引线，由于宫廷的倡导，而形成地方上的按期征收的“定例”。这对百姓是灾难，而对封建官僚却是“媚上取宠”、受赏升迁的好时机。可见由上而下的封建官僚体制是造成民不堪命的根源。作品所揭露的正是作者所处的黑暗现实，但作者对此采取了曲笔，开头即指明故事发生年代为明代“宣德间”，这样既可以放开去写，又可以避开“文网”的迫害，这也是“借古讽今”的一种笔法。 作者通过曲折变化的情节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例如小说的第1段，以极精练的笔触对封建官僚机构的面貌作了勾勒：“宫中尚促织之戏”这是“祸根”，而县令、里胥这些下属和爪牙趁机搜刮，连不务正业的“游侠儿”也来推波助澜，其结果是善良百姓倾家荡产。这一段是一幅黑暗现实的较完整的画面。 然后又将这一画面通过成名一家悲惨而曲折的遭遇加以展开。成名一家的苦难对整个封建社会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成名一家的悲剧是深刻的，正是由于成名的质朴、善良而被“报充里正役”，这样就引来更大的灾祸，不仅“薄产累尽”，而且屡受杖责，被逼得“惟思自尽”。费尽苦心得到一头能够“塞责”的促织，又被儿子误毙，以致儿子投井，骨肉分离，造成极大的精神痛苦……直到成子僵卧岁余，魂化促织，历经险厄，才从灾难中拯救了全家，于是因祸而得福。这种“化魂”的情节，只是寄托美好愿望──所谓“天酬长厚者”的艺术虚构，除增强悲剧的深刻性之外，这并不能说明善良的百姓能够获得解脱。因此，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本质，鞭挞官僚体制是本文的特点与基调。至于结局部分的“宰悦，免成役。又嘱学使俾入邑庠”、“抚军亦厚成”等等，这是因为他们“并受促织恩荫”，并非良心发现。这些官僚的获赏、受封的代价是人民的血泪与苦难。 （摘自高中语文第五册《教学参考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三、细腻的心理描写 这篇小说生动感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真实、细腻的心理描写。故事的开端就写了官府逼迫之下成名的深刻的心理矛盾，这一方面是苦无生路，忧闷欲死，而另一方面是在痛苦中挣扎，千方百计搜寻，“冀有万一之得”，正是这种心理矛盾促使他按“神”示的图去庙宇寻觅促织，在寻求促织中的希冀、急切、惊愕、狂喜等情绪变化无不与他的心理矛盾有直接联系，情理自然，真实感人。 心理描写的另一特点，是围绕着人物的命运来写其心理变化。成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意外地捕到一只“巨身修尾，青项金翅”的促织，这时写了他的喜悦与珍惜，“虽连城拱璧不啻也”一句，道出其珍视的心情。待虫毙于儿手，儿又不知去向，顿时陷入绝望之中，“如被冰雪。怒索儿”正表现“由喜而怒”的心理变化。“得尸于井”，发现幼子投井自杀，自然地“化怒为悲”，由“抢呼欲绝”的悲恸，继又转为无限的悲愁：“……相对默然，不复聊赖。”发现幼子复苏，成名夫妇仅是“心稍慰”，因为缴纳不上促织会使家破人亡，因此，成名陷入焦虑，甚至“亦不复以儿为念”。正在这时，又发生了意外情况：“门外虫鸣……虫宛然尚在”，绝望中出现了希望。终于得到“意似良”的小促织，这才“转悲为喜”。在“试斗”时，又发生了“惭──大喜──惊──惊喜”的心情变化。成名的一系列感情变化与其悲欢离合的命运紧相联系，这就给人以更加真实的感觉，使人物形象也更为丰满。 （摘自高中语文第五册《教学参考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四、《促织》寓意新探（胡渐逵） 众所周知，《促织》是清初山东淄博穷儒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中的名篇，历来《聊斋》研究者均认为，《促织》所反映的，是从里胥、邑宰到抚军，全都是勒索百姓的家伙。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下官“欲媚上官”，上官则欲媚朝廷，百姓的深重灾难，乃因“宫中尚促织之戏”。蒲松龄就是这样借《促织》揭露出“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从而使最高统治者皇帝对这一切负责，并以此层层深揭封建社会官吏贪残的根源的。因此，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促织》曾作为反映封建社会阶级压迫的作品而备受重视，乃至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作为向青少年学生进行阶级教育的教材。 《聊斋》研究者对《促织》的上述剖析虽然正确，然而我以为他们并未探知作者在该篇深藏的寓意，该篇寓意何在？即辛辣地讽刺科举取士。然则我这样说的根据和理由何在呢？ 研究《聊斋》，首先必须注意《聊斋》是一部寓意颇深的文学作品，这是该书最大的特点之一。正如该书清代南题跋中说的：“余观其寓意之言，十固八九。”此虽未免言之过分，但该书的寓意的确是既深且丰的。那么，《促织》的寓意何在呢？请看!这篇主人公成名的命名即寓有深意。作者何以将他命名为成名？原来科举时代被取录叫成名，如唐代黄滔有《放榜日》诗，其题注云：“从此成名后作”。他又有《成名后呈同年》诗（见《黄御史集》三、四）。而唐代罗隐《甲乙集》八《偶题》诗，即有“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之句。且“成名”还有树立名声，亦即在某方面有成就而为人称道之意，如《论语·子罕》“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的“成名”，即是此意。不仅如此，因“成”“盛”均为禅母、耕部，二字以双声叠韵而可通假，故“成名”还有盛名之义，如《荀子·非十二子》云：“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其“成名”即盛名之义。且前人有“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之语（见金代刘祁《归潜志·七》）。成名既然有上述数意，那么《促织》中的成名因何而成名呢？他凭腹中诗文，“操童子业，久不售”，不仅默默无闻，而且穷愁潦倒，惨遭责打，忧闷欲死。然而只因他后来贡一只奇异的促织（蟋蟀），竟一举成名，不仅免去徭役，而且“以善养虫名”，“俾入邑庠”，富于世家。可见“成名”这个名字，对科举取士的欺骗性的揭露讽刺，是非常深刻尖锐的。 不仅如此，而且《促织》之末，作者于“异史氏曰”中说：“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这“蠹”是什么意思？历来注《促织》者，均以为此处的“蠹”（蛀虫）是指篇首所说的“假（借）此（促织）科敛丁口”的里胥（乡里公差）及与征促织有关的各级官吏。如清代吕湛恩即注“蠹贫”为“因吏胥所蠹而贫”，这就将此处的“蠹”误释为动词了，且将“蠹贫”作一个词来注释也殊属不妥。其实，从“以蠹贫，以促织富”这上下句的句式、结构、词性均同的句子来看，即可知此处的“蠹”是名词。后来各注家对此处的“蠹”均误袭吕注，有的注者虽将此处的“蠹”注为“蛀虫，这里指里胥”（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即如此）。但也是因受吕注影响才作此注的。退一万步说，即使成名因吏胥侵害而贫，但也是因为他“操童子业，久不售。为人迂讷，遂为猾胥报充里正役”，才使他“不终岁，薄产累尽”的。因此，归根究底，成名是因为死啃书本，才被吏胥视为蠹鱼，受其欺压而贫穷的。因此，此处“以蠹贫”的“蠹”，揆情度理而言，当是喻成名是个死啃书本的蠹鱼。由此可知，将“以蠹贫”的“蠹”解释为吏胥是不对的。此处“以蠹贫”的“蠹”，表面上是指蠹鱼（蛀书虫），实则暗喻成名是只知埋头死啃书本的蠹书虫。这样解释，不仅是从《促织》讥讽科举取士的寓意而得，而且也是从成名贫困的根本原因（“操童子业，久不售”，致使“为人迂讷”则被里胥欺压）而得的。须知，蒲松龄这种以蠹鱼喻埋头死啃书本（“操童子业，久不售”）的成名，并非凭空臆造，原是有所本的，如唐代名家韩愈于《昌黎集》五《杂诗》中，即有“岂殊蠹书虫，生死文字间”的诗句。韩诗此处的“蠹书虫”，即喻埋头死啃书本而食古不化，不合时宜的书生。不仅如此，以蠹鱼喻书生，在《聊斋》中也有成例，如也是讥刺科举取士的《素秋》中的书生俞恂九，死后即化为“蠹鱼径尺，僵卧其（指棺材）中”。由此可知，蒲松龄所说的“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对科举取士的讥刺是多么辛辣尖锐。而《聊斋》另一名篇《书痴》中的书痴郎玉柱，祖先遗留“积书盈屋”。他则“昼夜研读，无问寒暑”，至“年二十余，不求婚配”。虽“每文宗临试，辄首拔之”，但却“苦不得售”。何以如此？其女友颜如玉说得好：“君所以不能腾达者，徒以读（书）耳。试观春秋榜上（指春试考进士之榜和秋试考举人之榜），读如君者几人？”这于成名“以蠹贫”的“蠹”是死啃书本，真是极好的注脚。 蒲松龄生于科举时代的清初之际，其时，清沿明制，故仍以八股取士来强化其政治、文化统治。蒲松龄自幼饱读诗书，才高学富，早岁即颇有文名，深为当时名家施闰章、王士祯所激赏。但他在科举考试中虽于十九岁就考取了秀才，但其后却屡应省试不中，一直考到五十一岁时，才放弃应举，七十一岁始援例成一贡生。他因久困场屋，深知其中苦况，故对科举弊端与丑恶黑暗看得清楚，揭得深刻，讽得辛辣，批得尖锐。他虽因受时代和阶级局限不可能从根本上自觉否定科举制度，但在他所著的《聊斋》中，却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以嬉笑怒骂之笔讥刺科场衡文不公和贿赂公行的丑恶行径。如《司文郎》《贾奉雉》《王子安》《于去恶》《续黄粱》《三生》《三仙》《苗生》《素秋》《郭安》……就是揭批嘲讽科举取士的名篇。 遗憾的是，历来的《聊斋》研究者虽均知蒲松龄于《促织》是以古喻今，即借明代故事揭批清代弊端，对该篇深隐的讥刺科举取士不公的寓意却均失察。在《促织》中，蒲松龄所写的故事虽堪称离奇，但“操童子业，久不售”的成名，却因贡一奇异促织“俾入邑庠”而一举成名，这对科举取士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因为，它通过成名以贡一促织而入邑庠的故事表明：科举取士中，有的士子是通过不正当手段来猎取功名的。 蒲松龄所以在《聊斋》中将寓意深隐于离奇曲折的故事中，固然是出于文贵含蓄的艺术表现手法的需要，同时也是因为他所处的是一个文网甚密的时代，因此，用含蓄手法深寓本意，也就可以免灾避祸了。正因为这样，所以要求《聊斋》研究者必须结合作品的写作时代，作者的身世、思想，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并联系《聊斋》的其他有关篇章，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索。只有这样，才能知其寓意，得其三味，明其真谛。 （摘自《名作欣赏》2001年第4期） 五、异化：超越时空的主题（季进） 钱钟书先生曾经指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谈艺录·序》），在中西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背后，存在着普遍的“诗心”与“文心”。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的根本前提或许就在于此。平行研究，即对无实际接触证据的文学现象的比较研究，是中西比较文学施展身手的重要天地。它不侧重影响，而是研究关系。因此，它需要独到的眼光和广博的知识。蒲松龄的《促织》和卡夫卡的《变形记》，在一般人眼里也许相差十万八千里，可是我国著名学者方平先生却首次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建立了“异化”这个有效的可比尺度，对它们进行了分析与探索。 一 蒲松龄，清代著名文学家。字留仙，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属淄博市）人。他出生于“累代书香”之家，早岁即有文名，但屡试不第，71岁时才援例成为贡生。中年时期，曾随友人在宝应作幕宾数年，后居乡以授徒自给。他刻苦好学，知识广博，工于诗文，善制俚曲。 在清初，像蒲松龄这样出身的士人，进身之途惟在科举。科场的失败使他悲愤万分：“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每每顾影自悲，可怜肮脏骨销磨如此!……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大江东去］《寄王如水》）。他的思想中虽然有热衷功名的一面，但也有“足迹不践公门”的傲视权贵的一面。在艰难时世中，他逐渐认识到像他这样出身的人难有出头之日，“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与韩刺史樾依书》）。他把满腔思绪寄托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历二十年左右时间，才完成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共十六卷，凡四百余篇。“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斋自志》）这部小说集托笔于虚幻想像，借谈狐说鬼以讽喻社会，熔铸着蒲松龄一生的心血。 《促织》是蒲松龄最优秀的笔记小说之一。故事一开头的三句话就点明了悲剧根源：“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接着又用不多几句话把只知逢迎皇上的抚军，和只知向上级献媚的地方官都点了一下。于是笔头再一转，带出了地方上一户平民人家和一出令人辛酸的悲剧。 故事情节从成名搜捕蟋蟀开始。这个可怜的小人物，早出暮归，整天伏在败墙丛草之中，探石发穴，痴了疯了一般，一心只想捉住一只蟋蟀，可以让他向官差交待。可是他一次又一次交不了差，一次又一次在县令的大堂上挨无情的板子，被打得“两股间脓血流离”，后来连床都不能下了。 可蟋蟀还是要捉的，官府交下的差使就像蟋蟀的一对巨大的利牙，把他紧紧咬住了，休想挣扎一下。成名只得求神拜佛，只得拄着拐杖，拖着两条重伤的腿，“于蒿莱中侧听徐行，似寻针芥。而心目耳力俱穷，绝无踪响”。他几乎是漫无目的地大海捞针。天下虽大，对他来说早已不存在，他整个生命的意义都集中在一点：蟋蟀，一只跟他毫不相干的小东西，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当他终于在草丛中发现一只蟋蟀，屏气敛息地扑过去时，那种惊心动魄的情形，仿佛在进行一场生死搏斗! 天从人愿，成名捉住的果然是一只凶猛善斗的蟋蟀!从此可以不用瑟瑟发抖地向脸色铁青的官老爷苦求哀饶了吧？从此可以不挨无情的毛竹板了吧？从此可以过人的正常生活了吧──至少可以喘口气了吧？他们举家庆贺!妻子、孩子和他的脸上都浮起了一丝笑意。蟋蟀成了他们家的命根子了。 谁知一转身，天地马上变色，天大的灾祸又降临了!妻子吓得“面色灰死”，孩子吓得放声大哭，逃出门外，跳了井了。夫妇“抢呼欲绝”，“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这一切全起因于孩子不小心把蟋蟀弄死了。 于是悲剧来到了它的顶点：人变成了蟋蟀。 至此，作者通过小小的蟋蟀，脉络分明地把作为最高封建统治者的层层官员和处在社会底层、身受好几层压迫的老百姓，自上而下地都串联起来了。蟋蟀对于深宫中的万岁爷，只是给他无聊的生活解闷的一种玩意儿，对于封建朝廷的大官小吏，是借机逢迎献媚的一种手段。对于主人公成名一家，蟋蟀却成了一场从天而降、躲不掉逃不了的灾祸。封建统治阶级对于普通老百姓的压迫与剥削，通过小小一只蟋蟀充分加以揭露。 从故事布局来说，作者在写到这悲剧性顶点时，又安排了一个喜剧性转折点。正因为人变成了蟋蟀，这到了山穷水尽的倒霉人家才得否极泰来，眼前豁然开朗，才得破涕而笑。最后的结局竟像春梦一般美好：田有顷，楼阁万椽，牛羊成群…… 这样，故事的喜剧性转折点和故事的悲剧性顶点，二者叠合为一，前者甚至掩盖了后者。方平先生认为，过去我们论述《促织》，着眼于“……相对默然，不复聊赖”的悲惨画面，认为此情此景，对于统治阶级的控诉达到高潮，那是不错的，但往往没有注意到高潮后面还有浪尖滔天，把“人变蟋蟀”仅仅看做情节急转直下的需要，它的深刻内涵因此被忽略过去了。人原是万物之灵，蟋蟀本是捕捉来给人当小玩意的，现在却似乎发生了莫明其妙的变化，倒转过来了──人成了一头无可奈何的可怜虫，而蟋蟀倒像在玩弄着人的命运。对于成名这一家，难道情形不正是这样吗？蟋蟀，成了主宰他们一家的生和死、凶和吉、祸和福的凶神恶煞! 这种人与物之间不正常的异化关系、人的“异化”，正是《促织》的深刻内涵。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促织》与相隔二百年、远在千万里的《变形记》有了精神上的一致性。 二 在西方现代文学史上，弗朗兹·卡夫卡（1883—1924）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生前虽说十分寂寞，但死后却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他的作品始终受到推崇，被誉为对今天社会的预言，被视为五十年以后出现的后期现代主义文学的先声。 卡夫卡的一生平淡无奇。他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自幼酷爱文学，中学毕业后，于1901年进入布拉格大学专攻德国文学。不久迫于父亲的意志转修法律，并于1906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08年以后一直在半官方的工伤保险所供职。1922年因严重肺病辞去职务，辗转各地进行疗养。1924年病逝于维也纳近郊的基尔林疗养院。对于卡夫卡的身世，德国文艺批评家龚特尔·安德尔曾经这样概括道：“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但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卡夫卡就是在这样陌生的世界里孤独地度过了一生。 卡夫卡一生始终都保持着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供职以后，他蛰居柏林郊外，从事业余创作。1908年以后陆续创作了《变形记》《乡村医生》等中短篇小说集，以及《美国》《审判》《城堡》三部长篇（但生前均未出版）。卡夫卡的全部作品所表现的，是被社会障碍所摧毁的个人的孤立无援的心理。由于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名字里往往都带有一个“K”字，因此，也可以说，作者所全力表现的，是K在充满敌意的社会面前的陌生感、孤独感和灾难感。正如英国的小说家和评论家安东尼·伯吉斯所说，卡夫卡的作品，“主题总是那么无法解除的苦痛”。 中篇小说《变形记》（1912）是卡夫卡的代表作之一，被公认为是当代文学的一块重要奠基石。 一天早晨，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挣扎着想从床上起来，但是，变了形的身体和四肢无论如何也不听使唤。起不了床，就赶不上早班火车，就要贻误公司的生意。如果因此被解雇，那叫他如何挣钱养家，如何攒钱还债呢？他越想越感到恐惧。这时，外面传来母亲温和的声音，催他起床，当他回答母亲时，痛苦地发现自己的嗓音已经变成虫子的声音。不一会儿，传来公司秘书主任的声音，对他高声训斥、威吓。格里高尔已经失去为自己辩解的说话能力。他一开口，秘书主任便识破了“这不是人的声音”。在秘书主任的催促下，父亲只得派人去请医生和锁匠。这样，格里高尔只得拼命从床上滚下，忍痛用牙齿咬着钥匙扭开了门。当他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都大惊失色。 格里高尔变形以后，生理上完全变成了甲虫。他厌恶人类的食物而喜欢吃腐败的东西，他总是躺在阴暗的角落或倒挂在天花板上。家里人一方面盼他仍能回到人间，一方面又嫌弃他、厌恶他，整日将他关在房中。只有妹妹葛蕾特出于义务感和同情心，尽量照顾他，给他送取食物，清扫房间。 他的变形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灾难。首先是女仆辞职而去，家务全落到母亲和妹妹身上。接着全家为今后的经济来源而担忧。为了继续生活下去，全家人都拼命干活，甚至挤在一起，让出房间招徕房客。变了形的格里高尔不但不能替父母和妹妹分忧出力，而且成了家庭的累赘。一次，母亲和妹妹为格里高尔收拾房间，母亲突然看到变了形的儿子匍匐在墙上的大镜框上，吓得晕了过去，父亲赶来用苹果砸伤了格里高尔的脊背，搞得举家不宁。又一次，房客们发现了格里高尔爬出房间，大为不满，纷纷要求退租。发生了两件事情之后，他被认为是“一切不幸的根源”，连一直怜悯他的妹妹都下决心“一定要把他弄走”。他也自惭形秽，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要强烈。自此，他不再进食，被反锁在堆满家具的房中，直到有一天，作粗活的临时工老妈子发现了他的干瘪的尸体。 格里高尔死后，全家人如释重负。两老一小辞退了房客和老妈子，永远离开了那座给他们带来不幸的公寓。在郊外的春天的阳光里，父母亲突然发现女儿已经长成一个美丽的少女，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梦想和美好的打算。 人在一夜间变成了甲虫，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是不可能的。用人变的甲虫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显然是荒诞和虚妄的。作者把现实荒诞化，把所描写的事物虚妄化，这对于读惯了现实主义作品的读者来说，确实难以理解。但是，这篇小说的艺术力量恰恰正在于此。它和《促织》一样，描写了人与物之间不正常的关系。人异化成为非人! 在高度工业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是很普遍的现象。人既可以异化成非人或畸形物，那么，人变成了甲虫，就其实质而论，应当是可以理解的。人变甲虫，从生理现象看，是反常的、虚妄的、荒诞的；而从社会现象上讲，又是正常的、可能的、现实的。作者把普遍的社会现象升华为生活的哲理、语言的句型。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一旦失去谋生的能力、谋生的手段、谋生的资本、谋生的机会，就无异于变成一只甲虫，他的处境就是格里高尔的结局。 “它”已经不再是人了，但是人生的苦恼还紧紧地按住“它”不放，还要“它”把生存线上的挣扎无穷无尽地继续下去。“它”可笑地拼命在床上乱踢着许多双细小的腿──非得在七点一刻以前起床不可呀，否则老板要亲自找上门来了。 “它”发觉自己变了甲虫之后，那一串焦急的心理活动：害怕被开除，惟恐受斥责，等等，正反映了“他”一年到头过的都是那种惴惴不安，灰黯屈辱的日子。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人的生活”。《变形记》用虚幻、夸张以至怪诞的艺术手法，揭示了人不成其为人、人已堕落为甲虫的异化悲剧。在它荒唐的艺术形式底下，隐藏着内在的合理因素，具有一种特殊的深刻的批判力量。 三 由《变形记》反观《促织》，也就有了新的理解和启迪。 我国古代原本就有“庄周梦蝶”的寓言，借以比喻摆脱了躯壳束缚的性灵多么逍遥自在；也有“薛伟化鱼”的山海经，借荒唐不经的奇谈，发扬轮回托生的禅理；还有民间文学中殉情夫妻双双变为比翼鸟的传说，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翼鸟象征着封建社会中最可贵、最难得到的爱情。而《促织》中的“人变蟋蟀”的深刻意蕴，与它们都有所不同。它只能在20世纪的欧洲现代文学中找到它的回声，那就是《变形记》中的“人变甲虫”。二者遥相呼应，都揭示了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人的“异化”的悲剧。 在中篇小说里，人变成一只大甲虫，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他早已不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人了；当然，这里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格里高尔有可能不变甲虫而变成一只昆虫，反正不成其为人。而在《促织》中，人变蟋蟀，这里却有严密得多的内在逻辑。假使人可以像善变的孙悟空那样变这变那，那么成名家的孩子就不可能变成别的，变一只蟋蟀就是他最大最高的愿望了。 在《促织》中，人和蟋蟀处在极端紧张、极端恶劣的关系中，仿佛是蟋蟀把人折磨得走投无路，是蟋蟀紧紧掐住人的脖子不放，在这一场不对等的较量中，人竟不仅没有回手之力，连招架之功都没有，只是一次又一次挨打。人和蟋蟀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人“异化”了，蟋蟀也“异化”了。从像虫子一般可怜的人的眼里看去，蟋蟀仿佛具有神的意志和神的巨力，威严极了，可怕极了；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活下去，为了逃避灭亡的命运，只得献出“人”的庄严身份，心甘情愿去做那样一只小小的蟋蟀。因此，方平先生指出，从故事所达到的最强烈的艺术效果来说，悲剧的顶点还不是人之投井自尽，而在于人之自我否定；不仅否定了自己的生命，而且连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也一起否定了。人变成了蟋蟀，人的异化，这第二次自我否定比第一次自我否定更为可悲。 当然，蒲松龄并不可能充分意识到他的出色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已经把他的作品带进了“异化”的境界，因此，《促织》中的“人变蟋蟀”只能是一种不充分的“异化”现象。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只痛苦的、愤怒的、带着精神创伤的蟋蟀；而是一只机灵、驯服、善于讨好的蟋蟀，它在皇帝面前“每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也许它以为它的任务就是扮演一个大救星的角色吧，以为它的出现在这个凄凄切切的故事里，就是为了带来一个圆满的、喜剧性的结局。 如果说蒲松龄只是无意识地涉及了“异化”的问题，那么卡夫卡则是有意识地以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法，深刻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普遍的人的异化现象。 西方现代主义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典型特征，是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包括人性）和人与自我四种基本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全面扭曲和严重异化。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危机带来了人的全面异化，人的全面异化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危机。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开创者之一的卡夫卡，深刻感悟到这种异化悲剧。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甲虫，他失去了挣钱能力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条件；不但为社会所不容，也为家庭所抛弃，连生身父母也以他的死亡为最大解放。格里高尔的异化，只不过是人的价值完全消失的象征。 在具体描写上，蒲松龄重在完整的情节结构和具体的现实描绘，而卡夫卡则以其敏感的艺术神经和独特的表现能力，真切、细致地描绘格里高尔变形之后的内心体验（这与他丧失说话能力和同人们交往的权利十分相符），尤其是异化之后的灾难感和孤寂感。 首先是主人公的灾难感。格里高尔长年累月在外奔波，从事旅行推销，十分累人。要不是为了还清父母欠老板的债，他早就不干了。但是，还清欠债还得五、六年，他现在不能不低三下四、谨小慎微，惟恐被老板开除。因此，他一早醒来发现自己变了形，却不敢正视这严酷的事实，认为“纯属心理作用”，是一种“幻觉”。直到秘书主任亲自出马，他才感到形势严重，一场灾难就要降临。对灾难的恐惧感完全控制了他的头脑，使他竟至忘记了自己的变形，觉察不到秘书主任的惊恐神情，还一边追赶主任一边哀告： 好吧，我立刻穿上衣服，等包好样品就动身。你是否还容许我去呢？你瞧，先生，我并不是冥顽不化的人，我很愿意工作；出差是很辛苦的，我不出差就活不下去。你上哪儿去，先生，去办公室？是吗？这些情形你能如实地反映上去吗？人总有暂时不能胜任工作的时候，不过这时正需要想起他过去的成绩，而且还要想到以后他又恢复了工作能力的时候，他一定会干得更勤恳更用心。……我现在景况十分困难，不过我会重新挣脱出来的。请你千万不要火上加油。在公司里请一定帮我说几句好话。……先生，先生，你不能不说我一句好话就走哪，请表明你觉得我至少还有几分是对的呀! 格里高尔的恐惧心理已经压倒了他的正常感觉和正常思维。此时他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保住饭碗，一家人的前途全系于此。当格里高尔冷静下来，悲哀地意识到由于自己的变形，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的内部感官所感受的都是罹难的痛苦。 其次是主人公的孤寂感。格里高尔变形后，同家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被关在他的卧室里，平时“家里人谁也不注意他”，他自己“再也没有那种特殊温暖的感觉了”。惟一同他接近的心地善良的妹妹，也显得生分了，“似乎她来看望的是一个重病人，甚至是陌生人”。既然妹妹看见他就恶心，他只好躲在沙发下面不让她看见。一次，妹妹为房客拉琴，他忍不住爬出房间，想求妹妹到他房间里去拉，谁知他的出现惊扰了房客，给家里闯下了大祸。连妹妹都决心让他离开，使他杜绝了心中的一切幻想。母亲是爱儿子的，始终等待着儿子好转，“回到我们中间”，可每次看见他，母亲都吓得昏厥过去，母子之间实际上已成了隔世之人。而父亲的心肠似乎更硬，他已经不把格里高尔当作人看待，一见他爬出房间，就要把他打出去。变了形的格里高尔同人的世界已经完全隔绝了，他感到了深深的孤独和寂寞，甚至连最后死亡都不被人所知。格里高尔的灾难感和孤寂感正反映了人的全面异化的世界的普遍情绪。 四 20世纪的西欧已经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高喊着“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比起18世纪的中国王朝来，对于人的价值、人格的尊严，有着更鲜明具体的观念。而在蒲松龄时代，“神”字是大写的，“人”是微不足道的，人的一切都要遵循一整套封建意识形态体系，所以对于《促织》中的成名来说，格里高尔虽然终年奔波，但日子还凑合，至少不至于三天五日，就得上堂见官挨打。因此，反映在《促织》中，没有充分觉醒的人，对于人的异化，就只能是一种朦胧的认识，异化的感觉还只能是一种无意识的观念。 而格里高尔就不同了，他过的是一种难以忍受的“非人的生活”。资产阶级的传统理性，传统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引起了人们普遍的怀疑。特别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和青年陷入了精神危机。人的全面异化就是这种精神危机的根本来源。因此，卡夫卡《变形记》就是想以象征的手法从哲学层面来表现人的全面异化的悲剧。只是基于卡夫卡的悲观主义观念，他所能表现的只是人的异化的结果，而没有揭示出这种异化的原因，也不可能指出消除异化的出路。他看到世界荒谬丑恶，然而对它无能为力。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说：“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称作路的东西，不过是彷徨而已”。 当然，我们将《促织》与《变形记》相比较，并不存在比较谁优谁劣的问题。人的“异化”主题，蒲松龄隐约接触到了，卡夫卡却集中深刻地加以了表现。我们将《促织》与《变形记》互为参照，重新比较解读，就会发现“不同的历史阶段给类似的文学主题带来了怎样不同容量的艺术表达方式”。这正是本篇、也是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选自《文学新思维》上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六、蒲松龄简况 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字留仙，号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人。他的远祖曾为元代总管。明万历以来，蒲氏家族“科甲相继”，虽不显贵，也算是诗书门第。可是到了蒲松龄的父辈，已家势衰微，他的父亲蒲槃不得不弃读经商。蒲槃有子四人，“为寡食众，家以日落”，乃为儿子析居，每人授田二十亩。蒲松龄从此独立生活，“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篙满之”，狼嗥鼠鸣，境况萧然（蒲松龄《述刘氏行实》。以下引文不署主名者，均为蒲作）。薄产不足自给，蒲松龄一生，只能“卖文为活，废学从儿。纳税倾囊，愁贫任妇”（《呈石年张县公俚谣序》）。 蒲松龄自幼由父亲教读，“经史皆过目能了”。学习八股文之余，“辄喜东涂西抹，每于无人处时，私以古文自效”（《聊斋文集·自序》）。十九岁时，“初应童予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得到学使施闰章的赏识，说他下笔有神，文有异香。科举以时艺试士，视诗为魔道。蒲松龄少年意气，入泮之次年却与同邑友朋结“郢中诗社”，反盏吟思，寄兴风雅。青年时代的蒲松龄，就有自己的个性 和自己的追求。 蒲松龄三十一岁时，因乡试受挫，应同邑进士、扬州府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聘，协办文案，充当幕宾，远离家乡，出游江淮。当时淮扬地区连年水灾，民不聊生。在作幕期间，他亲眼看到了官府的黑暗、豪绅的贪残以及人民的苦难。“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块磊愁。”（《十九日得家书感赋，呈孙树百刘孔集》，见《聊斋偶存草》）蒲松龄往往把现实所激起的忧愤，倾注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之中。淮南水乡虽与齐鲁山色异趣，但也难以消除蒲松龄的内心惆怅：“独上长堤望翠微，十手心事计全非。”（《堤上作》）岁月蹉跎，坎坷潦倒，前途茫然，不如归去。康熙十年（1671）秋，蒲松龄毅然摆脱作幕生涯，回到了家乡。 南游归来，蒲松龄屡设帐于缙绅之家；而在同邑西铺毕际有家，时间最长，设馆三十年，才归老家居。毕际有是明代尚书毕自严之子，清代顺治乙酉（1645）拔贡，曾任扬州府通州（今南通市）知州，于康熙十八年归田。毕家有石隐园、绰然堂、效樊堂诸胜，更有一座藏书甚富的“万卷楼”，为蒲松龄读书和写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授徒之余，蒲松龄继续撰写《聊斋志异》，还曾编过《庄列选略》，“惟与弟子辈闭门叹赏，而又不敢出以示人”（《〈庄列选略〉小引》）。他对文学的追求似乎更加执著和勤奋。毕际有似乎也能够理解蒲松龄的坎坷遭遇和狂放不羁。他们两个诗酒论文，相处甚得。蒲松龄《哭毕刺史》诗有云：“海内更谁容我放，泉台无路望人归。”看来他是把毕际有当做穷途知己的。 康熙四十八年（1709）岁暮，蒲松龄撒帐回家，从此结束了塾师生活。虽然“聊斋有屋仅容膝”，不能与毕家的绰然、效樊诸堂相比，但毕竟是自己的故居，他垂老归来，“心境闲暇梦亦适”（《斗室》），感到无比快慰。 康熙四十九年（1710），蒲松龄七十一岁高龄，才补了个岁贡生，他不免啼笑皆非。康熙五十二年（1713），他的夫人刘氏去世，蒲松龄悲痛欲绝，亲撰《述刘氏行实》，寄托哀思。自此，他格外孤寂，每每“对酒无欢只欲愁”（《哭毕刺史》）。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二十二日，蒲松龄也辞世而去，享年七十六岁。 （朱其铠，《新注全本聊斋志异·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