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专业】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主要内容：5.1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起源5.2代表人物路易斯·梵·弗洛图5.3代表人物雪莉·西蒙5.4代表人物芭芭拉·戈达德5.5女性主义翻译影响研究一、女性主义思潮简评 女性主义(feminism)，亦称女权主义。西方人称为女性主义，日文称为女权主义。我国也曾用“女权主义”一词，但是现在都改为“更合适宜”的“女性主义”，这是因为：综观当代西方妇女运动已经从争取男女平等的阶段转向了强调尊重和顺应女性的差异性、强调女性主体意识的新阶段（蒋骁华，2004）。 feminism是后结构主义思潮和后现代理论的一部分，是解构一切中心、为边缘者争取权力的思想运动，是一个涵盖面极广的概念。 现代女性主义源于美国，经历了两大高潮（刘军平，2004）： 第一个高潮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从法律上为女性争取财产权、选举权以及受教育权。 第二个高潮从70年代开始。以自由主义女性为主体的女性主义理论关注从性别平等、性别中立转向性别差异和女性的独特性，为女性主义的深入探讨打开了思路。 代表人物：米利特（KateMillet）的《性政治》；波伏娃(SimondeBeauvoir)的《第二性》（Oneisnotborn,butratherbecomesawoman）;西苏（HeleneCixous）;克里斯蒂娃（JuliaChristeva）;西蒙(SherrySimon);弗吉利娅·伍尔夫（Woolf）;弗洛图（Flotow）;斯皮瓦克（Spivak）等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起源及相关问 女性和翻译在西方历史上的地位 女性与翻译之间的关系 女性主义翻译观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主要主张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本质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蓬勃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翻译研究逐渐自成体系，成为一门具有自己理论体系的学科。在众多的翻译理论中，出现在加拿大文化领域的女性主义翻译成为一支独树一帜耐人寻味而又颇有争议的译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兴盛，对传统的翻译观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为什么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会如此兴盛？ 为什么对传统翻译观造成了巨大冲击与挑战呢？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本质又是什么呢？一、女性和翻译在西方历史上的地位 性别角度： 两千多年来，西方文化中的女性形象一直被扭曲被歧视。可以说，在男女两性的阶层中，女性一直是被动服从的，是应该依附于男人，忠实于男人的。 翻译角度： 从翻译史来看，理论和实践长久以来都过分强调原文和原作者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强调译者的被动性和消极性。原文原作者与译文译者之间是主动与被动、支配与被支配的主仆关系。女性与翻译的共性： 女性和翻译在各自的领域都处于被边缘化和受冷遇的地位。翻译被视为非创作性的次等品具有了衍生的、女性的特征。一些人士索性将评判女性的标准和翻译标准结合起来。 结果：译者在传统女性角色中获得了自己的印镜，而女性也在译者那里获得了自己的喻像，两者互相纠结，有了难以分割的关系，同时也使两者后来结合并形成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成为可能。二、女性与翻译之间的关系（一）翻译是早期女性进入文学世界的手段 在早期翻译创作时，女性译者并未完全按照世俗和传统对译者的要求———“忠实”地对宗教文本进行翻译,而是通过翻译这一媒介暗中改变了宗教文献中的某些原意“加入了个人的政治宣言”,这是那时的女性除翻译这一途径外,别无他法可以做到的。也就是说,女性在受到严格限制不能自由发表见解和发挥才能的情况下,通过自己在狭小空间的积极选择做着最大程度的反抗,表达了女性对生活、对社会、对爱情、对政治的看法。 在欧洲,女性的翻译活动为她们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她们获得了对自身全新的认识并产生了文学创作的兴趣和信心,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另一种形式的实践经验。同时,她们在翻译事业中的成绩与贡献为男性接受女性从事文学创作做了铺垫,他们发现并承认了女性在文学方面的造诣。（二）翻译成为当代女性争取社会地位的工具 女性角度： 在西方,女性主义阵营内部对语言和女性问题一般分为两派。 女性主义激进派认为,语言是造成女性被歧视的根本原因;而女性主义改良派也认为,语言至少反映了女性受歧视的社会现实。 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别歧视不仅是意识形态问题,也是语言问题。由此女性主义的口号之一便是“妇女通过语言获得解放”。20世纪70年代一个耳熟能详的呼起就是：女性必须得到语言解放，女性的解放必须先从语言着手。 翻译角度 长久以来,翻译一直处于受歧视的地位。无论译者在传译的过程中多么努力接近原文,与原文“等同”仍然是一种理想,翻译由此被认为是必然存有缺陷,要么不及要么则过。翻译与原文相比,地位也一直处于第二等,是拷贝的拷贝,不似的模仿。 联系：翻译的这一处境与“女性”在自身等级结构中的地位形成了某种同构。两者在各自的从属等级秩序中历来居于弱势地位: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则低于男人。翻译话语中的性别隐喻更加促使女性与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不忠的美人将“漂亮”与“忠实”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使人们也将性别化的译文标准“忠实”与“优美”对立起来。于是，翻译成为了女性反抗岐视、争取地位的工具。她们“使用了所有的翻译策略，要使女性在翻译中清晰可见。”其中有三种最主要翻译策略，即增补（supplementing）、加写前言与注脚（prefacingandfootnoting）、劫持（hijacking）。 不但译者，原作和译作也与阳性和阴性的意象连在了一起，原作被视为强壮而有生产力的男性，而译本则是低级的派生的女性翻译活动被比喻成一桩婚姻，忠贞（忠实）是后代（译文）唯一合法的保证（廖七一，2002）。 梅纳日（GillesMenage）“lesbellesinfidèles”，即“不忠的美人”：女人忠实的不漂亮，漂亮的不忠实。 佛经翻译：忠言不美，美言不信。 郭沫若：翻译是“媒婆”； 钱钟书：翻译是“诱”、“媒”、“讹”、“化”。其中，“诱”有女性“引诱”（seduce）的联想。 译者被看成一个仆人，一只看不见的手，机械地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译作也被认为是一个摹本，而不是创造性的话语。三、女性主义翻译观 它以争取女性的尊严与平等为由,否定传统的模仿论或“忠实”论,否定传统观念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女性主义翻译者从性别出发,试图揭示翻译领域中的“性别歧视现象”,以通过解放翻译的方式来解放妇女。她们认为翻译界中流行“不忠的美人”之类的性别歧视隐喻是对翻译和妇女的歧视,并且发现了翻译研究中诸多与性别等级相关的对翻译的比喻,如:女性主义者张伯伦认为,“翻译和婚姻的忠实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共谋关系,即翻译的忠实一直被性别和性来定义”,换言之,传统翻译理论中译作/译者和原作/作者的关系就如同婚姻中女性对男性忠贞不二的关系一样。四、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主要主张 1、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颠覆传统的“忠实于原文本”，的观念，主张“忠实”不是忠实于原文作者，也不是忠实于接受语言文化的读者，而是忠实于自己的阅读。解构了忠实的观念，女性主义译者就不再对原来居于权威地位的作者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了，而是以积极的姿态介人到文本中，按照自己的阅读和理解对文本进行挪用、操控甚至重写。在她们看来，文本意义的阐释权完全掌握在译者手中，原文作者则隐退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倡导的这种“译者主体性’，对传统的翻译标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极大地开拓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2、在她们看来，翻译就是一个创作过程。是跨文化、跨语际的“违犯”(transgression)过程，是译者传达、重写并操纵一个文本使它适用于第二语言的公众的过程，其过程贯穿了种种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纷争，文化张力尽显其中。她们的这种主张显然是源于一种文化研究对翻译现象的关注，而不是在讨论文本内部的翻译问题。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生产评判译文的标准和。而是通过译文，在传播和转移知识的过程中建构女性主体的身份诗学。她们就这样试图通过提高翻译地位来提高女性自身地位。 3、女性主义翻译打破传统的“作者原文一译者译文”的两元对立模式，认为译文是原文的后续的生命(afterlife)，和原文共生共荣。原文不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和神话，译文也不再是机械的摹仿和拷贝，而是延伸了原作的生命，使它得以在另一个语言文化空间中面对新的读者群体，为原文开启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料想不到的存续空间。 4、女性主义翻译首先肯定了译者性别差异所导致的对原文本意义阐释的不同，并由此提出“性别译者’的概念使性别分析范畴在翻译领域里也占有了一席之地。她们认为，女性特有的语言感知力、经验和内心情感有时不是男性能够觉察到的，或是根本不想察觉，或是潜意识中不知不觉陷人了男性中心的思维陷阱中，从而对女性作品或女性主义作品缺乏准确的理解和阐释，所以应该有女性来翻译这类作品。这种理论主张无疑也给翻译领域注入了新的元素和角度。五、女性主义翻译本质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特定历史条件、历史时期的产物，其本质是女性主义者的一种言语行为和政治抗争。 借以翻译为由，旨在颠覆男权社会至主无上的统治地位，从而改变了翻译的本质属性，偏离了翻译的正确方向。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传达、交际的沟通，也是文化、政治、历史、意义等各种差异剧烈碰撞和交锋的场所。女性主义翻译正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文化交锋的产物。代表人物：路易斯·梵·弗洛图（LuisevonFlotow）本人简介主要作品简介主要贡献路易斯·梵·弗洛图路易斯·梵·弗洛图是加拿大著名文学翻译家、加拿大文学翻译者协会(LiteraryTranslators’AssociationofCanada)会员、翻译总督奖(GovernorGeneral’sAward)评委,主要从事法德文学作品的英译,同时也从事新闻和教学工作。她曾经在美国、法国和德国的大学里任教,后在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翻译学院任翻译研究教授。1992年,其译著《致命嗜好》(DeathlyDelights)获总督奖提名。《翻译和性别:“女性时代”的翻译》是其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结晶。《翻译和性别:“女性时代”的翻译》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宣传一门位于性别研究和翻译研究之间的年轻学科,作者想面对的是大西洋岸的读者,书中的举例大多来自于北美和西欧。内容简洁精练,作者力图向我们展现在过去三十年里性别问题对翻译实践、翻译历史和翻译理论所带来的革命性冲击。在她看来,对女性翻译有利的文化环境在20世纪70年代的妇女运动时即已产生,这一运动使得性别问题进入到了学术讨论的领域,并作为一个有力的政治工具对语言进行了重新的界定。 弗洛图了女性翻译家常用的三种翻译策略: 增补(supplementing) 前言和脚注(prefacingandfootnoting) 劫持(hijacking)。1.增补或者补偿表现了译者主动介入文本的行为，一般的翻译者也常使用，但女性主义译者更注重于补偿原文表述性别意义，如HuMan中用大写的M指示原文隐含的男性中心主义；《圣经》翻译中在呼语Brothers的前面补上Sisters，即属“增补”。最典型的例子还可以在弗洛图的文本中找到，弗洛图（Flotow）列举女性主义翻译家戈达德翻译的女性主义作家尼古拉·布罗萨尔（NicoleBrossard）的小说L.Amer。L.为La（the）；Amere代表三个词：mere（mother母亲），mer（sea海），amer（bitter辛酸）。这一标题看似不可译,译者却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译文更是妙不可言。译者将原文的文字游戏变成书法游戏。组合成TheseOurmothers（这些我们的母亲）或TheseSourSmothers（这些辛酸的溺爱者）2前言和脚注：加写前言与注脚在弗洛图看来是女性主义翻译中的常规操作，这一技巧包括解释原文的背景、作者的意图，勾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翻译策略，旨在凸显译者的女人身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女性主义身份及其在意义的创造中作为一个积极参与者的作用，为的是“解释她们在翻译工作中感到的亲和力或挫败，也是为了阐明那些为了想象的或政治的目的而利用语法性别资源的文本”（Simon，Sheery1996），有的译者还以日记形式记录翻译过程。女性主义译者坚持维护她在意义的创造中作为一个积极参与者的作用。在理论文章、前言、脚注中，她强调了意义的临时性，让人注意到她自己的工作过程。 3.3.劫持无疑是最富争议的一种方式：女性主义译者往往对本身并不一定具有女性主义意图的文本进行挪用。比如在原文采用全称阳性词的地方，在译文中却变成了包含阳性和阴性一起的词。女性主义译者对自身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性有充分的认识，她们把翻译看作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女性这一群体争取话语权、争取来自社会的平等目光的一个机会，并为能够拥有并抓住这个机会而感到欣喜。在这里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女性主义译者的做法，是希望通过这些“陌生而新奇”的表达法，使女性在文本中的存在方式引起读者的注意，产生思考、理解、共鸣，或者是反对、愤怒等感情，这就是译作的成功。换言之，女性主义译者的目的并非在于从根本上解决语言和性别的平等问题，而在于提出问题并让人们对此发生兴趣，引起社会对女性及其存在的重新思考。“劫持”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创造新词。例如，哈伍德(LotbiniereHarwood)则更为激进，她拒绝翻译男性作者的作品，自造anther（花药：雄蕊中有花粉的部分）shelove。二是尽量使用女性主义者已创造的新词，如hystory(MaryDaly从希腊语词根hyst“子宫”+story创造出来，意为“女性的历史”，与his+story=his-tory相对)、sexualharassment(原词sexualattack)，。代表人物：SherrySimon雪莉·西蒙Outline 个人简介 主要作品《翻译中的性别：文化身份和传播的政治》 主要贡献个人介绍 雪莉·西蒙(SherrySimon)执教于加拿大康克狄厄大学（ConcordiaUniversity) 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文学研究，在翻译理论领域卓有建树。作品 ★《翻译中的性别：文化身份与传播的政治》（GenderinTranslation:CultureIdentityandthePoliticsofTranslation,1996) 《绘制文学地图：翻译的艺术与政治》（MappingLiterature:TheArtandPoliticsofTranslation,1998) 《改变措辞：后殖民时代的翻译》(ChangingtheTerms:TranslatinginthePostcolonialEra,合编，2000）《翻译中的性别：文化身份与传播的政治》 翻译研究中的性别 重释“忠实”主要内容 它是雪莉·西蒙的重要译学理论专著之一，也是西方第一本全面论述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问题的学术性专著。 本书主要探讨作为政治与文学运动的女性主义对于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用西蒙的话来讲，该书是“学科杂合”的产物，即女性主义与文化视角下的翻译研究的产物。主导思想 它摒弃了传统的翻译理念，认为翻译不是简单的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无限的文本话语链中的意义的不断续的延伸。 这样，翻译就如同彰显了译者主体性的写作行为，是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的改写行为。翻译研究中的性别 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被称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文化转向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研究维度。它不是去问那些传统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翻译？什么是正确的译法？”而是强调“译本作了什么？它们如何在世界上流通并引起反响？”这种转变使我们理解翻译与其他的交流模式之间的有机联系。并认识到翻译是一种写作实践，它体现了贯穿所有文化再现的种种张力。 翻译研究的这一转向为这一领域后来与女性主义富有成效的相遇埋下了伏笔。在过去的数十中，女性主义一直是借用语言和社会表述的最为强有力的文化身份之一。 “妇女的解放首先必须是语言的解放。”“语言是意义争斗的场所，是主体检验和证明自我的一个角斗场。”因此，翻译研究会受到女性主义思想的滋养。 语言并不是简单地像镜子似地反映现实，而是对现实还有自己的贡献。译者传达、重写、操纵文本，目的是让第二语言的受众能理解它。因此，她们可以使用语言作为一种文化干预手段，作为改变主导表述的一种努力，不管这种努力是概念层面上的、在句法层面上的、还是在术语层面上的。重释“忠实” 由于长期以来，翻译一直被人们用性别地位的等级秩序的词语来加以理论化，所以对翻译的反思就必然颠覆占统治地位的传统词汇。特别是，对翻译的反思意味着要拓展翻译主体的定义。是谁在翻译？唯有重新认识翻译主体的身份和他们在签署“双重作者身份”的文件时所承担的更大的责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忠实的意义。 如果原作的意义无处可寻，如果翻译不受制于某个深层的、悠远的真相。那么忠实何以为据？“忠实”这一术语在翻译史上备受困扰和争议。它在性别政治的历史上也应该产生过热烈的反响。在巴巴拉·约翰逊看来，如果从它们最初的契约的角度来看，婚姻的危机和翻译的危机可谓异曲同工：“因为，尽管译者和配偶都曾受制于要求他们去爱、尊敬和服从对方的契约，尽管二者不可避免地背叛了契约，但当下人们对自觉控制的可能性和可取性的质疑却使这一契约似乎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欺骗性和压榨性。”（Johnson,1985:143) 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看来，“忠实既不是针对作者也不是针对读者的，而是针对写作方案(WritingProject）而言的——作者和译者都参与了这一方案。” 在这一理念下，原作者的绝对权威受到了质疑，而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彰显。芭芭拉·戈达德BabaraGodard代表人物：芭芭拉·戈达德（BabaraGodard）1.ThebriefintroductionofBabaraGodard2.Viewpointsonfeministtranslationtheory芭芭拉·戈达德（BabaraGodard）BarbaraGodard,ProfessorofEnglish,French,SocialandPoliticalThoughtandWomen‘sStudiesatYorkUniversity,haspublishedwidelyonCanadianandQuebecwritersandonfeministandliterarytheory.Asatranslator,shehaspresentedQuebecwomenwritersLoukyBersianik,YolandeVillemaireandAntonineMaillettoanEnglishaudience.Asafoundingco-editorofthefeministliterarytheoryperiodical,Tessera,GodardistherecipientoftheGabrielleRoyPrizeoftheAssociationforCanadianandQuebecLiteratures(1988)andtheAwardofMeritoftheAssociationofCanadianStudies.女性主义话语与翻译的理论化女性主义文本是以等值(相似性）理论为基础呢，抑或译本的意义源自翻译的再分配功能（redistributivefunction)----变形（transformation)?这些英译本是试图隐藏翻译的痕迹，显得自然地道呢；抑或这些一本如写作一样充当文本功能，突出其对意义的影响？女性话语理论家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的思考都是建基于身份与差异问题，即从性别与民族角度，在语言中构建起她或他者性。女性主义话语是一种旨在构建新的意义，强调主体是在语言中，或通过语言自己构建起来的政治话语。通过详细阐述女性主义者们站在与父权社会语境及语言相抵牾的批评立场产生的个体与集体的经验，女性主义话语试图揭示认知的意识形态模式。因此，女性主义文本发生了作为批评性变形的文本理论。转码(transcoding)和变形(transformation)比喻意义上的翻译是女性主义话语的一个传统主题。为了强调翻译的作用，我们称翻译为一种“翻译表演”（transformance),其重点在于变形活动，即一种表演模式中意义的构建。从两个方面说，女性主义话语就是翻译：1.女性主义话语对那些“不为人所知的”话语，即失声的话语（amuteddiscourse)中的“象征性”及其他语码进行注释；2.女性主义话语进行重说，进而代替这些主导话语。这两种做法都是通过“模拟”(mimicry)行为有意地采用女性角色来“摧毁话语机制”，也就是说将屈从的形式转化为肯定的形式，从而挑战那个是视性别无足轻重的秩序通过对意义的刨根问底，女性主义话语影响着语言和主导话语使男性从返自己的语言，给予“她”语言存在的空间：男性不再代表一切。翻译是生产行为，而不是再生产行为。翻译就是模拟，即话语在来来回回地穿越现实镜像时不断倍增的重说。在这一过程中，没什么是可以一成不变的。翻译应能在译入语中创造出与原初语所含信息最接近的自然等值意思&文体风格翻译批判：文本中的某些文化痕迹和内省因素（self-reflectiveelements)被抹杀译者的双重性活动——阅读与重写的痕迹被掩盖译者=仆人，译本=拷贝(而非创造性的表述）由于上下文关系和语境关系的影响，意义的翻译是极其困难的译者的工作就是解码（decoder）与重新编码（re-encoder),而不仅仅是一种转码行为（atranscodingoperation) 在翻译理论中，语用学认为译者在成为作者之前首先是一个积极的阅读者：她或他是语言的接受者和传播者，是两个交际链的结束与开始。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Paz)：“每个文本都是独特的，但同时也是对另一个文本的翻译···，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个译本都是一个发明，而这就构成了独特的文本。”译本不是对原作的复制，而是对原作的转变在此，翻译理论与女性主义文本理论不谋而合：强调译本的多种声音，因为它突出了译者话语的内省因素，张扬自我在传统翻译理论中，“差异”是一个消极的概念而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差异”是个积极概念。通过肯定自己的批评性差异和无休止的重读和改写所带来的快乐，女性主义译者彰显了自己对文本的操纵。翻译中，对文本的“女性化处置”（womanhandling)意味着那个谦虚、自我消隐的译者被取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积极参与意义创造的，对文本进行有条件分析的译者。女性主义翻译影响研究整体影响 女性主义的核心内容最初是反抗男权压迫(这与解构主义反传统有类似之处)，20世纪80年代后，拓展为反对一切文化霸权(主要是受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 女性主义者从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culturalstudies)等现代理论中汲取了不少养料，力图解构或颠覆，或至少重新评价政治、宗教、文化、语言、艺术等诸多领域里的传统价值体系。在翻译理论方面，她们也持相同的立场，将来自以上理论的影响带进了对翻译的探索和思考中，并最终形成了颇具个性的女性主义翻译观。从理论上看，女性主义翻译观与解构主义翻译观、后殖民主义翻译观、文化学派翻译观有许多相通之处。不同的是，在女性主义翻译观那里类似的观点是从女性主义立场进行阐发的，而且其理论功用主要为女性服务，即在翻译中尽量“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女人”(Simon，1996:20)。 她们的观点主要有: l)消除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 2)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译文与原文应享有同等的地位; 3)翻译不单是具体的语言“技巧”问题，还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蒋晓华，2003)。女性主义者对一系列翻译理论基本问题都有自己的阐释。概括起来，大致是:l)翻译哲学:突破(传统翻译理论的)二元对立思维;2)翻译标准:符合女性主义要求;3)翻译目的:延展女性话语权.4)翻译策略:尽量让女性在语言中显现.5)翻译方法:以女性主义方式改写原文;6)译者的地位:与作者平等;7)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平等互补等等理论的影响从宏观上看，l)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女性主义视角;2)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3)推动了解构主义翻译观、后殖民主义翻译观、文化学派翻译观等翻译理论的发展，扩大了它们的影响力。从微观上看，l)从女性主义角度强调翻译主体;2)强调翻译是政治行为;3)消除翻译研究中的性别歧视。一.从女性主义角度强调翻译主体强调叛逆：“叛逆”(或“创造性叛逆”)是翻译理论中存在已久的命题，中外已有多人从多个角度对此进行过阐释或强调(埃斯皮，1987:137;孙致礼，2001;谢天振，1992;许钧，2003等但女性主义者对此的阐释和强调是独一无二的，是为了在译文中彰显女性(包括泛女性)的身影和声音，为女性争得权益，特别是话语权，而其他人的强调虽涉及语言、文化、文学、哲学、传播等等方面，但主要是在理论上作普适性探讨。 强调平等从女性主义角度强调翻译主体，即意味着强调女性主义者劳动的创造性和其劳动结果—译文的创造性。这种强调为颠覆传统的原文与译文的“主仆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女性主义者还从解构立场出发否认原文意义的单一性和绝对性(Flotow，1997:11)。也就是说，译文的意义(如果与原文有所不同的话)是对原文意义的补充和拓展。译文与原文一样，是一种意义生产行为，而不是仰原文鼻息的“意义再生产行为”。二.强调翻译是政治行为以女性主义方式进行翻译活动，本身就有相当的政治色彩，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性的言语行为。女性主义者所谓“翻译是政治行为”的观点可从女性和泛女性两个层面进行理解。从女性角度女性主义者大力呼吁:在翻译中也要争取女权，即在译文中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Oauvin，1989:9.Simon，1996:20)。她们坐言起行，还尽量将此理念付诸实践：1.在词汇层的努力。2.在话语层的“操纵”。CarolynKizer是一位懂汉语、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当代美国女诗人，她曾英译或改写不少中国古典“闺怨诗”(钟铃，2003:161)。我们且看她英译的一首《子夜歌})(见《玉台新咏》90页):依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欢行白日心，朝东慕还西。IamasmonogamousastheNorthStar,ButIdon’tWantyoutoKnowit.You’donlytakeadvantage.Whileyouareasfickleasspringsunlight.(Kizeer,1984)3.女性主义者的《圣经》翻译女性主义者为争得女性在基督教中的应有位置，从女性主义角度重释并翻译了《圣经》。这是女性主义译者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成果。在她们的强烈呼吁和要求下，1983年((语言兼顾两性的圣经选文集)}的英译本终于正式出版。迄今，至少已出版了17种不同版本的“中性”(gender一neutral)或“语言兼顾两性的”《圣经》英译本(例如，上节中提到的NRSV1990是“中性”译本，TNIV2002是“语言兼顾两性的”译本)，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影响(Marlowe，2001)。这些“中性”和“语言兼顾两性的”《圣经》英译本“给读到和在教堂里听到的人展示了‘政治上的正确性’。女性主义者的以上努力显示了其视翻译为政治行为的一个侧面。泛女性层面它所关注的已不再仅限于生理上的女性和男性，而已扩大为一种泛女性意识:女性与男性成了权利关系中的角色象征，故而种族/民族和阶级的范畴已被纳入了其理论视野和论述之中。为实现“在译文中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Flotow总结并大力推广女性主义翻译实践的三种常用方式⑥:增补(supplementing)、加写前言和脚注(prefaeing)、“劫持”(hijacking）三.消除翻译研究中的性别歧视Simon认为，翻译的女性气质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历史隐喻。“女人”和“译者”同被置于话语的低等地位;原作被视为等级上的权威和强壮的男性，译本是低下、赢弱、派生的女性.中西方都有这样的传统。例如，鲁迅、茅盾、郭沫若都曾提到“翻译是媒婆，创作是处女”(罗新璋，1984:297;350;329);鲁、茅对此持否定态度，而郭持肯定态度。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隐蔽的性别歧视。如GeorgeSteiner在其AfterBabel一书中将翻译过程描述为“信任”(trust)、“占有”(aggression)、“融合”(incorporation)、“恢复”(restitution)四个步骤(Steiner，2001:312一315)。在这个隐喻中男性是主体，女性是客体，女性没得到足够的尊重。再如，为说明“意义交流”(communication)与sex的相似，他还高频率使用了不少触目的男性生理词语，如，“ejaculation”、“impotence”、“prematureemission”、“semen”等(Steiner，2001:40)。如此无遮拦的言辞，实际上也是一种大男子主义。AfterBabel是译论名著，1975年出版后，虽于90年代被两度修订再版，但其中隐含的性别歧视或大男子主义依然故我(Steiner，2001:39一43;Chamberlain，1992:64一67)。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目标是要识别和批判那些既将女性又将翻译贬入社会和文学底层的观念、概念，探讨翻译被“女性化”(feminized)的过程、原因及其负面影响，并最终动摇那些歧视女性、歧视翻译的深层结构。四.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影响尽管西方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思潮于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由社科院朱虹的引介传到了中国，并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逐步对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还深刻影响了我国9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创作(赵稀方，2003:115.127一135)，但它对我国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迄今甚微。直到2000年，我国译界才有人注意到女性主义对翻译的影响(廖七一，2000:302)。女性主义翻译观是女性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女性主义正影响我国的翻译研究已经是2002年。6篇论及女性主义翻译观的主要论文:王晓元(2002)、孟翔珍(2002)、廖七一的“重写神话: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闫建华等的“性别差异与翻译:解读女性主义翻译观”、刘亚儒的“翻译与女性”及刘勇的“从女性翻译理论看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由于国情不同、语言形态不同、宗教因素不同等原因，我国迄今尚没有真正的女性主义译者。五.女性主义对传统译论的颠覆及其局限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的是，颠覆将女性纳入社会底层和将翻译纳入文学附庸的哲学传统。为此，女性主义必须探讨翻译是如何被“女性化”的过程，解构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以及构成其哲学基础的性别逻辑，因此对翻译的性别角色、对规定性的“忠实”伦理以及语言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质疑。女性主义认为原作与译作的关系是平等的;语言不仅反映性别歧视的现实，而且强化了性别歧视;翻译不是一种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涉及到文化干涉和协调的创造性活动。差异:不是贬低译作地位的理由结构主义哲学基础——中心论和二元论，往往假定了某种性别的二元对立，对立的其中一方处于决定性地位的中心，而另一方则是被决定的边缘;中心是本原和本质，而边缘是派生的和非本质的(夏光，2003:96一97)。女性主义者认为，翻译隐喻以及传统译论对译作的歧视源于极端的二元对立模式，即把译作与原作的关系就像男性与女性关系一样对立起来。为了进一步颠覆原作对译作的霸权，强调译作与原作在地位上的平等，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走到了一起，认为译作并没有损害原作的完整性，也没有背叛原作，而是延续了原作的生命并使它继续生存。译作也没有低毁原作的纯洁性，而是给文本输入新的血液，引起另一个语言世界读者的注意。语言:女性争取话语权的斗争之场女性主义认为，结构主义强调语言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忽视差异性，实质上掩盖了语言的性别歧视问题。女性主义的激进派指出，语言是造成女性被歧视的根本原因;而改良派认为，语言至少反映了女性受歧视的社会现实。对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性和作为媒介的物质性，女性主义提出了质疑。女性主义者由此出发，认为性别歧视不仅是意识形态问题，也是语言的问题。语言学家艾里佳莉(Irigaray，1994)认为，语言在构建男权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语言不仅是意义生产的工具，还协调着各种社会关系，其中包括最简单的人际关系和最复杂的政治关系。以男权为中心的语言不仅限制了女性经验的呈现，而且伤害了女性的自尊、积极性和创造力。因此，女性主义极力提倡以女性的立场为基础对语言改造。重写:成为主体和重构伦理之策在翻译策略上，女性主义极力提倡“重写”(rewriting)，要求对翻译文本进行以女性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干预和改写。女性主义者一般通过三种翻译策略完成其“重写”过程：1.补偿（supplementing）2.通过“前言”和“注脚”对文本进行干预3.“劫持”(hijacking)或“挪用”(appropriation)六.女性主义译论的局限性由于女性主义流派众多，观点过于激进，并且把颠覆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作为终极目的，把非理性作为理性，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过于强调翻译中对语言的“操纵”和译者的“干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偏离甚至歪曲了翻译活动的本质，也就不可避免地为各种各样的批评留下了口实。来自女性主义阵营外部的批评女性主义理论党同伐异，其论点“过于情绪化、宗派化、理想化和主观化，因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学术研究”(Levin，1992:77)。强调“普遍性”和“客观性”的学者们认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样，观点过于激进，过于强调译者对文本的干预和“重写”。女性主义内部批评 第一，女性主义译论本身的自我颠覆性。 其二,是“虚伪性”(hypocrisy)，是指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本身和他翻译理论的批判采取的是双重标准(doublestandard) 其三,是“理论的非连贯性”(theoreticalincoh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