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易代之際儒士的政治選擇：趙汸、朱升、唐桂芳之比較

元明易代之際儒士的政治選擇：趙汸、朱升、唐桂芳之比較章毅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引言元明易代之際江南士大夫的政治選擇問題長期以來一直吸引著元明史研究者的關注，他們很早就注意到當時的江南士大夫，「崇重亡元，輕蔑新朝，已成風氣」。1究其原因，三個方面的因素頗受學者重視：其一，當時的士大夫深受宋儒理學的影響而作了片面的發揮，重視君臣之義，而不重夷夏之辨，早已經將異族入主的元朝尊為正統，而輕視新興的朱元璋力量。2其二，元代江南士大夫雖然備受族群隔閡的歧視，在政治上遭到冷遇，但在元朝經濟政策的影響下，生活處境實則比較優裕。3其1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8年），頁87。2吳晗（著）、蘇雙碧（校訂）：《朱元璋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頁90–91；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頁125；蕭啟慶：〈元明之際的蒙古色目遺民〉，載所著《內北國而外中國：蒙元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61。相關研究還可參見張帆：〈《退齋記》與許衡劉因的出處進退——元代儒士境遇心態之一斑〉，《歷史研究》2005年第3期，頁82。3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節錄），載《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180–81；蒙思明：《元代社會階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70–92；邵循正：〈元代的文學與社會〉，載《邵循正歷史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99，103；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頁124；蕭啟慶：〈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載《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頁1–58；鄭克晟：〈元末的江南士人與社會〉，《東南文化》1990年第4期，頁2；牟復禮（FrederickW.Mote）：〈蒙古統治下的中國社會1215–1368年〉，載傅海波（HerbertFranke）、崔瑞德（DenisTwitchett）（主編）、史衛民等（譯）：《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907–136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635–36。《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JournalofChineseStudiesNo.51-July2010©香港中文大學Th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章毅52三，明初政治環境肅殺，明太祖「一方面求才若渴」，另一方面也強化君主權威，士人「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自主權受到抑制。4總之，三重因素的疊加，造成了元明之際江南士大夫特殊的仕宦心理和政治選擇。不過，在這一前提之下，仍頗有細節值得進一步深究。首先，雖然學者也認為當時的這種士大夫文化具有普遍性，5但相關的個案研究多集中在浙西（尤集中於蘇、松兩府）和浙東（尤集中於金華），其他區域的情形嫌不夠清晰。其次，具體到士大夫群體內部，個人的出處選擇之間顯然頗有差別，並非用一種籠統的趨勢可以完全概括。再次，士大夫本人的思想觀念往往較受研究者的重視，而其所處的深層社會背景則仍有待開掘。本文的研究即從上述問題出發，選擇元明之際徽州路儒士趙汸、朱升和唐桂芳作為考察重點，通過比較他們的政治選擇，來檢討思想意識和社會身份對他們產生了怎樣的具體影響。其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僅他們所受理學影響的程度頗為重要，同時，他們的家族出身和社會背景，尤其是他們或其家族與元朝關係的深淺同樣不可忽視。趙汸元代徽州路隸屬江浙行省，南宋時期與建康府、廣德軍、寧國府等地並屬江南東路，元代地方人士仍習稱「江東」或「江左」。元至正十七年（龍鳳三年〔1357〕）秋七月，朱元璋的力量進入徽州，翌年即穩定地控制了這一區域，使其與集慶、太平、寧國幾府一同成為最早的「龍興」之地。到明朝正式立國之前，徽州作為朱元璋力量的實際控制區域已有十年之久（至正十八年／龍鳳四年〔1358〕至吳元年〔1367〕）。在此期間，地方社會的政治環境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元末知名儒士趙汸（1319–1369）的晚年即處於這一時期。4蕭啟慶：〈元明之際的蒙古色目遺民〉，頁163。亦可參見余英時：〈明代理學與政治文化發微〉，載所著《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頁253–56，262–74。5錢穆的研究實則涵蓋面甚廣，所舉例證已頗逾兩浙範圍。美國學者達德斯（JohnW.Dardess）對現存元末明初（1340–1400年）的一百二十八部文集的產生地進行了研究，認為這些文集基本上產生於江浙、江西兩個行省，在這一範圍內其士大夫文化的政治取向頗具共性。見JohnW.Dardess,ConfucianismandAutocracy:ProfessionalElitesintheFoundingoftheMingDynasty(BerkeleyandLos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3),pp.4–5。《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JournalofChineseStudiesNo.51-July2010©香港中文大學Th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元明易代之際儒士的政治選擇53趙汸在元末以經學和理學知名，6少年時先後從學於婺源汪炎昶7和九江黃澤，8二十六歲在江西拜見虞集，即以辨析朱陸異同的文字而大獲讚賞。9後鄉居休寧東山，潛心問學，「由是造詣精深，諸經無不通貫，而尤邃於《春秋》」。10不過，在出處選擇上，趙汸則刻意與新興的朱明力量保持了距離。元至正十七年，明軍入徽的主將鄧愈「慕先生名德」，但「禮羅不至」。龍鳳四年趙汸避寓衢州柯山，六年（1360）轉避於婺源古閬山，「山深寂寥，人事幾絕，潛心著述」。八年春回到休寧東山。之後又屢辭朝廷徵辟之命，其中包括了修撰《大明集禮》的徵召。洪武二年（1369），明廷「起山林遺士共修《元史》」，趙汸應召北行，但事竣即還，該年年底卒於家。11在入明之後，趙汸避地他居達五年之久，與明朝的合作也只限於以「山林遺士」的身份參修《元史》，其政治態度可見一斑，以致錢穆認為後人將趙汸列入明代儒林之列並不妥當，而明朝楚藩朱睦楔將他列入元遺民「堅守臣節」者，才是比較恰當的歸類。12趙汸的政治選擇當然與他對理學的認識相關。趙汸的理學觀念頗講求實踐，認為「凡所得於師之指，及文字奧義有未通者，必用向上工夫以求之」，並希望將求得的「實理」又「反而驗之於己，非有以信其必然不已」。13趙汸也特重君臣之義。雖然他在元朝並未入仕，但至正十四年（1354）同鄉名儒鄭玉受命於元廷為翰林待制時，趙汸對鄭玉的出處問題鄭重地發表過意見，認為鄭玉既不能一受詔即出，也不能受詔而不出。入仕的態度要積極，名分要端正，但實際的行動則須謹慎，需要考慮到能否進用的分寸。這樣才能「朝廷」與「士大夫」兩不相負。146關於趙汸的經學和理學問題，參見：吳曉萍、周曉光：〈論新安理學家趙汸的《春秋》學說〉，《安徽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第4期，頁463–71；周曉光：〈論元末明初新安理學家趙汸〉，《孔子研究》2000年第2期，頁78–86；葉天賜：〈元代徽州儒學研究：以鄭玉及趙汸為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碩士論文，2003年）。7趙汸：《東山存稿》，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汪仲魯：〈東山存稿原序〉，頁一上。8同上注，〈附錄〉，詹烜：〈東山趙先生汸行狀〉，頁二上。9同上注，卷二〈對問江右六君子策〉，頁二一下至二二上。10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二八二〈儒林傳一•趙汸〉，頁7226。11詹烜：〈東山趙先生汸行狀〉，頁六上。12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頁83。13詹烜：〈東山趙先生汸行狀〉，頁七下。14《東山存稿》，卷三〈賀鄭師山先生受詔命書〉，頁四七下至四八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JournalofChineseStudiesNo.51-July2010©香港中文大學Th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章毅54但除了理學觀念之外，我們還需要充分考慮到趙汸所處的家庭背景和人際網絡對其出處選擇的影響。前文所述趙汸和鄭玉頗有交往，不僅因為兩者同為當地理學名儒的緣故，更因為兩者均處於元代徽州豪強世家的網絡之中，家族之間的交往可以上溯三代，以至元代初期。元人干文傳敘述宋元易代之際的徽州史事稱：昔至元丙子〔1276〕春，丞相伯顏受詔下臨安，惟時宋都統制李銓舉徽州以降，副統制李世達殺戍將拒守。丞相特分萬戶孛術魯敬一軍，而西破昱關，以臨徽州。世達敗走閩，所在兵起。萬戶急下令屠歙、休諸縣。於是歙人丘龍友等，率父老詣軍門言：「亂者世達，非百姓意。請全活之，以廣吊伐之仁。」萬戶許之。且議徽險遠，宜得其土之賢者分守，庶安集其民人，遂承制以龍友權知徽州事。前紹興司戶婺源人汪元龍佐之。歙人鄭安權知歙縣事；前常州教授休寧人陳宜孫知休寧縣事，君〔程隆〕及趙象元佐之；元龍弟元圭權知婺源縣事；祁門人方貢孫權知祁門縣事，程克柔佐之。蓋兵不血刃，政不踰時，亂者復業，四境安堵。15這裏所提到的丘友龍、汪元龍、汪元圭、鄭安、陳宜孫、程隆、趙象元、方貢孫、程克柔等人，均在元初因為率先與蒙元勢力合作而獲得主政一方的權力。雖然他們完全不能與元史上所謂的「漢軍世侯」相比，但他們的確能夠將憑藉軍功和吏才而獲得的權力世襲傳承，保持長久（參見表一）。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可謂是元初崛起的地方新豪強。16引文中「歙人鄭安」之孫即為鄭玉，而「趙象元」也正是趙汸的祖父，他們都處於這個網絡之中。從干文傳所寫的這篇〈墓表〉還可看出，他們之間的這種「通家之義」已經保持了三代之久。該表乃曾任休寧縣尹的干文傳應程隆之孫程峴的邀請而寫，但干文傳在文中表示，「〔汪〕元龍之孫行諸路金玉府副總管思禮，〔鄭〕安之孫玉，〔趙〕象元之孫汸」，都曾就此事「各以書申言之」，其中的「通家之義，藹然可想」。1715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八五，干文傳：〈進義副尉徽州路休寧縣尉程君（隆）墓表〉，頁三五下至三六上。引文參考了新點校本，見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合肥：黃山書社，2004年），卷八五，頁2083–84。16這些人物獲得權力的主要因素是在蒙元征服江南之初與蒙古統治者在軍事、地方治安或賦稅徵收等方面的合作，而並不依靠自身的學術表現和科舉成功。這一點與後代通常所說的仕紳有很大分別。17干文傳：〈進義副尉徽州路休寧縣尉程君（隆）墓表〉，頁三八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JournalofChineseStudiesNo.51-July2010©香港中文大學Th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元明易代之際儒士的政治選擇55表一：元代徽州路豪強家族表編號人物元初仕宦入仕事由終官子嗣及其仕宦①鄭天麟徽州路兵馬鈐轄輸粟助軍不詳鄭孟孫（長子）永盈庫大使、太學生鄭貴孫（次子）同僉太常院禮儀院事鄭紹（孫）從事郎贛州路雩都縣尹，升任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鄭潛（四世孫）元泉州路總管②洪儒歙縣尹（未赴任）迎降不詳洪雷轟（子）當塗縣慈湖鎮巡檢洪洋（孫）當塗縣慈湖鎮巡檢洪斌（曾孫）官職不詳③鄭昭祖管庫（庫大使）呈交圖籍貢賦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副總管鄭淵（長子）承事郎平江等處財賦提舉鄭深（次子）任官，官職不詳鄭以文（三子）經營家產④鄭安歙縣尹迎降歙縣尹鄭千齡（子）承事郎休寧縣尹鄭玉（孫）儒士⑤陳宜孫休寧縣尹迎降通州判官陳元方（子）浦城縣丞陳季方（子）休寧縣五嶺巡檢⑥趙象元休寧縣丞出貲降元仁和縣尹趙克明（子）倉大使趙汸（孫）儒士⑦程隆休寧縣尉出貲降元不詳程忠甫（子）休寧縣永盈庫副大使程清甫（子）建康路玄妙觀提舉程峴（孫）經營家產⑧汪元龍徽州路治中歸附浙東道巡鹽御史汪松壽（子）紹慶路儒學教授汪思禮（孫）行諸路金玉府副總管⑨汪元圭婺源縣尹歸附饒州路治中汪良臣（子）廣東肅政廉訪司監察御史汪良垕（子）嘉興路治中資料來源：①《新安文獻志》（以下簡稱《文獻志》），卷八八，陳宜孫：〈學賓菊存鄭公（天麟）墓誌銘〉，頁八上至九上；卷九二上，危素：〈元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贈嘉議大夫中書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滎陽郡侯鄭公（紹）墓誌銘〉，頁一九上至二一下；卷九五下，程文：〈序鄭彥昭潛集〉，頁一一下；卷九五下，方孝孺：〈送河南參政鄭公序〉，頁一二下；鄭潛：《樗庵類稿》，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清四庫館臣：〈《樗庵類稿》提要〉。②鄭玉：《師山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七〈故慈湖巡檢洪府君墓誌銘〉，頁一四上；《文獻志》，卷八九，程文：〈洪府君（味卿）墓誌銘〉，頁一○上。③《文獻志》，卷八五，虞集：〈元故奉訓大夫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副總管鄭侯（昭祖）墓誌銘〉，頁一八上至下；王禕：《王忠文《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JournalofChineseStudiesNo.51-July2010©香港中文大學Th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章毅56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四〈鄭府君墓誌銘〉，頁二二上。④《文獻志》，卷八六，程文：〈貞白先生鄭公（千齡）行狀〉，頁一二下；《師山集》，卷八〈先府君休寧縣尹方村阡表〉，頁二下。⑤《文獻志》，卷八五，曹涇：〈從仕郎揚州路通州判官弗齋先生陳公（宜孫）行狀〉，頁二一上至二三上。⑥《文獻志》，〈先賢事略上〉，頁三三上、四三上。⑦干文傳：〈進義副尉徽州路休寧縣尉程君（隆）墓表〉，頁三七下至三八上。⑧彭澤（修）、汪舜民（纂）：《徽州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明弘治刻本（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1年），卷四〈職制〉，頁二六上；《文獻志》，卷八五，洪焱祖：〈徽州路治中汪公（元龍）傳〉，頁二四上；〈先賢事略上〉，頁三二下至三三上；卷八五，方回：〈饒州路治中汪公（元圭）墓誌銘〉，頁二六上；干文傳：〈進義副尉徽州路休寧縣尉程君（隆）墓表〉，頁三八上；《文獻志》，卷八八，管瑾：〈見山居士程君（峴）墓誌銘〉，頁三四下至三五下。⑨方回：〈饒州路治中汪公（元圭）墓誌銘〉，頁二六下至二八下；洪焱祖：〈徽州路治中汪公（元龍）傳〉，頁二四上；程鉅夫：《雪樓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三〈婺源山萬壽靈順五菩薩廟記〉，頁一八下。趙汸對家世的自述大體上也與以上信息吻合。趙家在壬辰之亂以前，「當其盛時，貲產擅一鄉，家學以儒名，在官為命士」，18在當地頗有聲望。其祖父趙象元獲任縣丞之後，隨「遷婺源丞，改授信州司獄，以疾辭。既而朝京，授杭州仁和令」。19其父趙克明，雖然行狀不詳，但是趙汸在祭祀時稱之為「倉使府君」，應該是在地方上擔任過倉官之類的錢穀官。趙汸的姻親狀況也可以視為對趙家在當地聲望的旁證。趙汸有「女二人，……次適蘇旼」。20據始刊於明成化二年（1466）的《新安蘇氏族譜》，21蘇旼（?–1382）出自休寧城南蘇氏，祖父蘇祥（1280–1362）在元末以鄉豪知名，「有豪氣，膂力過人。……有田十數頃，積穀累萬。饑歲平糶，貧者賑之，鄉人稱惠。……里有某屈於訟，直造府縣辯而釋之」。22是個頗有勢力的商人家族。此外，趙汸少年時還曾以資質優異的姻戚子弟身份，求學於休寧富商吳奫（1296–1363）的家塾。「姻戚俊茂若趙方〔汸〕子常、鄭潛彥昭，〔奫〕皆招置家塾，飲18《東山存稿》，卷五〈東山寓舍安神主祝文〉，頁四八下至四九上。19詹烜：〈東山趙先生汸行狀〉，頁二下。20同上注，頁七上。21趙汸與蘇家的聯姻關係亦載於該譜，見蘇大：《新安蘇氏族譜》，《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早期稀見家譜叢刊》影印清乾隆元年（1736）刻本（北京：線裝書局，2002年），卷六，頁五下；卷一一，頁二下。22《新安蘇氏族譜》，卷六，頁二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JournalofChineseStudiesNo.51-July2010©香港中文大學Th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元明易代之際儒士的政治選擇57食訓督，無異己子」。23吳奫長趙汸二十三歲，當為趙汸父執輩，所以這裏所說的「姻戚」關係似應發生在趙汸父祖輩與吳氏之間。雖然其中具體狀況已不容易探知，但吳氏家族的情形與表一所列諸家相當接近，24吳趙聯姻並不讓人感到意外。吳奫家族先代事蹟不顯，至曾祖吳柔遇25始「肄舉子業，以《易經》魁鄉試」，南宋末獲任「桐城稅監」。入元以後，祖父吳賁龍獲授「太平繁昌縣尹」。到吳奫父親吳之泰，吳家繼續保持了官宦的身份，吳之泰「蔭授良禾嶺巡徼」，並在此任上「納祿而歸」。26「巡徼」即「巡檢」，在元代雖然是掌管地方治安的微官，但官秩九品，與一個路的儒學教授平級，實際上也不乏權柄。27且良禾嶺巡檢地處徽州路祁門縣的西陲，控厄著徽州西向出境通往江北的主要商路，位置頗為重要。這或可以解釋吳家為何有機會在吳之泰吳奫父子間成功轉變為地方富商。到了吳奫這代，「承累世培植之厚，田園邸第，幾有一鄉，能以富盛自處」。28在鄉間的宴饗酬答也頗具排場：「毎值春秋嘉會，……〔奫〕至則肩輿軋軋，僕從導引，子姓扶掖，延款謁問起居畢，則三肅坐上座，少長凝立，凜弗敢嘩。」29而其經營的產業中，米糧貿易似為其一。明人唐文鳳所作吳奫傳記（〈故白雲處士吳公行述〉）載：「嘗有一里氓，齎父鏹若干緡詣公啟廩，尋失其鏹，涕泣欲無生，公知其故，遂如所失數予以粟，氓感徳。」30傳記本意當然在讚美傳主「急公好義」，但既然普通「里氓」均知攜銀來購糧，則吳奫應當是在經營此項生業，而不是單純地行善事。實際上，吳奫本人行善之後「戒飭諸子，毎曰：『吾以安遺汝，而不遺汝以危。汝其慎之。』」正是後代常見的徽州商人對這類「慈善」行為的「商業」解釋。總之，從地方社會的角度來說，趙汸與鄭玉一樣，身後實際上有著一個世家的網絡，而這些世家的出現則與元政權頗有關聯。23唐元、唐桂芳、唐文鳳：《唐氏三先生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明正德十三年（1518）張芹刻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卷二八〈梧岡文稿•故白雲處士吳公行述〉，頁後五上。24關於表一中所列人物家族的詳情，可參閱拙文〈理學社會化與元代徽州宗族觀念的興起〉，《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9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04–7。25關於吳奫父、祖、曾祖的名諱，可參考：《唐氏三先生集》，卷二八〈梧岡文稿•故處士吳公伯岡行狀〉，頁七下。26《唐氏三先生集》，卷二八〈梧岡文稿•故白雲處士吳公行述〉，頁前五下。27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九一〈百官志七〉，頁2318。28《唐氏三先生集》，卷二八〈梧岡文稿•故白雲處士吳公行述〉，頁後五上。29同上注，卷二七〈梧岡文稿•跋白雲吳公詩〉，頁一六上。30同上注，卷二八〈梧岡文稿•故白雲處士吳公行述〉，頁後五下至六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JournalofChineseStudiesNo.51-July2010©香港中文大學Th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章毅58錢穆曾對趙汸、唐桂芳（仲實）和鄭玉的出處態度進行過比較，對趙、鄭二人的表現頗感遺憾，認為唐桂芳（仲實）可以「屈身一出」，為何其他二人不予仿效。31如果從人物的社會背景著眼，就會發現其中情況並非如此簡單。朱升明初成功轉變為開國文臣的朱升（1298–1369），其情形即與趙汸頗為不同。朱升居於歙縣石門，32年長趙汸二十一歲。趙汸將朱升看成是當時可以與鄭玉並列的兩位鄉先生之一，認為「吾鄉有二先生焉。其一曰鄭公子美，賢賢樂善，節概甚高。釣於岑山之陽，耕於師山之北。……其一曰朱公允升。研精六籍，超軼百家，好古博雅，莫為儔匹。卜居石門，其書五車」。33趙汸在朱升的《詩經旁注》撰成後曾有贈詩云：「先生詩教世所慕，聞道書成思服膺。」34對其學問表示佩服。也曾有長篇通信與朱升討論《春秋》的「義例」問題，認為自己研究《春秋》的著作，能得到朱升的「掊擊」，很有幫助。35而朱升在趙汸去世後也有祭文，稱趙汸「學力不虛其聰明，著述不虛其學力。其道可以繼先傳後，其業可以見古人於地下」，36評價甚高。朱升的行事《明實錄》和《明史》都有記載。《明實錄》所述比較簡單：升字允升，徽之休寧人。師同郡陳櫟，博洽群書，隱居石門。王師下徽州，即被召見，數承顧問。及上即位，授今官。至是以老致仕，歸石門，後終於家。所著有《易》、《詩》、《書》、《周官》、《儀禮》、《禮記》、《四書》、《孝經》、《小學》旁注、注解，及《書傳補正輯注》傳於世。37《明史》的記載更詳細一些：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元末舉鄉薦，為池州學正，講授有法。蘄黃盜起，棄官隱石門，數避兵逋竄，卒未嘗一日廢學。太祖下徽州，以鄧愈薦，召問時務。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太祖善之。吳元年授侍講學士，31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頁80–88。32朱升原籍休寧回溪，但在數代之前已經移居歙縣南部的石門。見朱升：《朱楓林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歙邑朱氏刻本（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卷四〈重修本宗族譜序〉，頁二下至三下。33《東山存稿》，卷三〈賀鄭師山先生受詔命書〉，頁四八下。34同上注，卷一〈寄朱先生允升〉，頁三二下。35同上注，卷三〈與朱楓林先生允升學正書〉，頁四四下。36《朱楓林集》，卷八〈祭友趙東山文〉，頁七下至八上。37《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卷四○「洪武二年三月庚子」，頁807。《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JournalofChineseStudiesNo.51-July2010©香港中文大學Th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元明易代之際儒士的政治選擇59知制誥，同修國史，以年老特免朝謁。洪武元年〔1368〕，進翰林學士，定宗廟時享齋戒之禮。尋命與諸儒修《女誡》，采古賢后妃事可法者編上之。大封功臣，制詞多升撰，時稱典核。踰年，請老歸。卒年七十二。升自幼力學，至老不倦，尤邃經學。所作諸經旁注，辭約義精，學者稱楓林先生。38《明實錄》載「王師下徽州，即被召見，數承顧問」，《明史》載「太祖下徽州，以鄧愈薦，召問時務」。朱升在「下徽州」之年，即龍鳳三年丁酉，曾與明太祖見面，並曾提供對策，此事當無疑問，但其中有一個細節值得深究，即朱元璋與朱升「問對」的地點究竟在何處？這與朱升的出處選擇問題頗有關係。《明實錄》和《明史》的記載雖然並未確指「問對」之處，但在語意上則頗有提示徽州當地之意。與此相近的史料亦頗有一些，如高岱《鴻猷錄》載：「〔丁酉〕冬，上率諸將親征浙東，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諮訪時政。又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39談遷《國榷》也載：「吳國公自寧國趨徽州，道問故老耆儒，賜布帛。前池州學正休寧朱升對曰，『高築牆、多積糧、緩稱王。』吳國公大悅。」40傅維鱗《明書》則稱：「丁酉，大明兵入徽，被旨召見。上問之，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41幾種記載與《明實錄》和《明史》均近似。明刻《朱楓林集》所載〈學士朱升傳〉則將「問對」的地點進一步坐實為徽州當地。文中確指，「天兵下徽，上素聞升名，潛就訪之」。42文集中的〈翼運績略〉更有明太祖當時「微服從連嶺出石門」登門拜會的詳細情形。43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當地士大夫范淶為《朱楓林集》寫序也明確地說：「高皇底定徽郡，大兵下連嶺，出石門，親臨其室，召問治道。」44這個說法目前也普遍為學術界所接受。45不過，史源中其實還有不同的說法。始刊於明弘治時期的《新安文獻志》收錄朱升之子朱同所寫的〈朱學士升傳〉，其記載即與上述諸說頗有衝突。朱同稱，「丁酉，38《明史》，卷一三六〈朱升傳〉，頁3929。39高岱：《鴻猷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二「延攬群英」條，頁18。40談遷：《國榷》（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年），卷一「元順帝至正十八年十二月」，頁282。談遷載此事年份為至正十八年，有誤，應為至正十七年。41傅維鱗：《明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本誠堂刻本，卷一四三〈朱升傳〉，頁五上。42《朱楓林集》，卷九〈學士朱升傳〉，頁一下。43同上注，卷九〈翼運績略〉，頁九上至下。44同上注，范淶：〈明儒學士朱楓林先生集序〉，頁一下。45參見王春瑜：〈論朱升〉，《學術月刊》1980年第9期，頁42；劉尚恆：〈朱升事蹟考〉，《歷史教學》1981年第5期，頁29；劉尚恆：〈朱升事蹟編年〉，《文獻》1982年第3期，頁133。《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JournalofChineseStudiesNo.51-July2010©香港中文大學Th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章毅60大兵下徽，被旨召見于潛邸，冬辭歸」。46這裏出現了以上諸多史料均未有的「潛邸」一詞。所謂「潛邸」，即指朱元璋的行臺駐扎之地集慶（今南京市）。弘治《徽州府志》的說法與朱同說相同：「丁酉秋，天兵下徽，即被召見，上潛邸，被顧問。」47按照這兩種文獻，朱升與明太祖的問對是在當時的準都城南京，而不是在徽州，朱升是應召而晉見，並非鄉居而被訪。此外，《朱楓林集》中朱升本人的詩詞和書信也頗能與此印證。《朱楓林集》中載有〈題柏山齊祈寺和唐子華韻〉一詩，副標題是「丁酉赴召時作」，詩云：「西風笳鼓東南來，國本應須老手栽。淨洗甲兵過練水，早隨冠冕上雲臺。傳宣馬繫門前柳，作頌人磨石上苔。機會到時須勇進，天邊莫待羽書催。」48《朱楓林集》中另有〈賦梅花初月酬汪古義諸公〉一詩，其詩序云：「至正丁酉歲，余由金陵還山，諸公為賦梅花初月樓詩餞行，作此長歌以答之。」其詩首四句為：「冬至之後江上春，來車去馬秦淮濱。峨峨鍾山樓觀古，翼翼南國衣冠新。」49從這兩首詩可以清楚地看出，朱升是在龍鳳三年丁酉的秋天應召赴南京，冬至返回歙縣石門。因此《新安文獻志》中所載朱同的傳記比較真實可靠。相比之下《朱楓林集》中的傳記有明顯的偏差，而《明史》本傳及其他文獻也有不夠清晰之處。知道了朱升和明太祖問對的地點，就可以進一步了解朱升在元明之際的政治取向。實際上，從上列的〈題柏山齊祈寺和唐子華韻〉一詩已經可以看出，朱升顯然把明軍這股新的政治力量的到來看成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認為「機會到時須勇進」，憑藉著這股力量，自己可以「早隨冠冕上雲臺」。因此，朱升的應召和轉向新朝應是非常主動的，並沒有絲毫勉強。這其中相當一部份原因，應當在於朱升在元代後期所處的邊緣地位與其進取無門的狀態。朱升自定的家譜顯示他並沒有甚麼家族淵源，但他從小接受的教育卻相當完整，十二歲開始即從鄉先生金齋諭遊，50先後師從休寧江敏求和陳櫟，51也曾就讀於婺源胡炳文的明經書院，並在書院課試中獲列第六的優等，52中年還曾與趙汸一同拜九江黃澤為師。53從上文所列趙汸與朱升的交往，也可以看出朱升的學問造詣在當時已有公論。46《新安文獻志》，卷七六，朱同：〈朱學士升傳〉，頁一下。47《徽州府志》，卷七〈勳賢〉，頁二四下。48《朱楓林集》，卷五〈題柏山齊祈寺和唐子華韻〉，頁一二下至一三上。49同上注，卷五〈賦梅花初月酬汪古義諸公〉，頁一上至一下。50同上注，卷八〈祭先師金齋諭先生文〉，頁七上。51同上注，卷八〈祭先師江敏求先生文〉，頁六上至六下。52陳櫟：《定宇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七〈胡雲峰與先生書•又與書〉，頁一一上。53朱同：〈朱學士升傳〉，頁二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JournalofChineseStudiesNo.51-July2010©香港中文大學Th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元明易代之際儒士的政治選擇61但在丁酉年之前，朱升大部份的時間都只是塾館的師儒。其《尚書旁注》即在至正五年（1345）寫成於「里中程氏館」，其《大學》、《中庸》旁注則寫成於自己的家塾，時間是至正六年。54實則朱升早在至正四年已經獲取鄉試進士的功名，但這對他改變身份似乎並沒有幫助。至正八年朱升獲授池州路儒學正，不過真正獲職上任則遲至至正十年，在任兩年即因淮西亂起而歸鄉。55在鄉居的四年間，朱升甚至想借助與豪門聯姻來改變狀況。他在至正十六年（1356）春天給婺源回嶺的汪廷玉治中寫信，希望結成兒女親家。在朱升看來，汪治中曾經任池州路的判官，而自己也曾任該路的學官，有「同官」之誼。他甚至還表示已經「扣于忠烈行祠」，得「百二十籤之吉」，因此這個婚事是「神實開之」。朱升希望這門婚事的成功可以使兒子朱同「薰陶乎高門雍睦之美」。56雖然這裏所說的汪廷玉治中究為何人尚不清楚，但是在元代，婺源回嶺曾任治中的汪氏只有元初的汪元龍、汪元圭兄弟，以及汪元圭之子汪良垕（詳見表一）。元龍、元圭早在大德年間已逝，因此這個治中汪氏頗有可能即是汪良垕。但無論如何，顯然朱升的這個努力並沒有成功。而這時距離鄧愈大軍進入徽州不過一年而已。從這個背景來看，朱升最後的政治取向並不顯得突兀。唐桂芳徽州郡城唐桂芳（1308–1381）「字仲寔，學者稱白雲先生」，57年齡小於朱升而長於趙汸，58家世、境況和最終出處都與二人有所不同。唐桂芳因為在龍鳳四年年底曾和朱元璋有過問對而知名。《明實錄》載：「上自宣至徽，召故老耆儒訪以民事。有儒士唐仲實、姚璉者來見。」唐桂芳向朱元璋反映當時駐軍加築郡城，民甚勞怨，同時賦役的負擔也過重。對於加築郡城，朱元璋當即令鄧愈停止；而對於賦役過重，則認為雖然這是實際情況，但是在戰爭期間，「積少而費多，取給於民，甚非得已」。59停止築城事在弘治《徽州府志》中有清楚的記載，徽州府城在「丁酉年七月國朝平定」之後，由「總兵官鄧愈加築，周圍計一千一百三十四54《朱楓林集》，卷三〈大學中庸旁注序〉，頁二下。55朱同：〈朱學士升傳〉，頁二下。56《朱楓林集》，卷七〈通回嶺汪廷玉治中書（九月九日辛卯）〉，頁一一上至一二上。57《新安文獻志》，卷八九，鍾亮：〈南雄路儒學正白雲先生唐公（桂芳）行狀〉，頁二○下。58關於唐桂芳的生卒年問題可參見陳定騫：〈關於《鮮于必仁生活時代考》的一點補正〉，《文學遺產》1995年第4期，頁115；司馬周：〈唐桂芳生卒年補正〉，《江海學刊》2002年第4期，頁161。59《明太祖實錄》，卷六「戊戌十二月庚辰」，頁70–71。《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JournalofChineseStudiesNo.51-July2010©香港中文大學Th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章毅62丈有奇，以地勢有高下險易，故高厚不等」；而其他五縣則「國朝城廢」，只有四門而沒有城。60由此可見，「罷築」的命令應當是得到了執行。這也顯示唐桂芳以耆儒的身份而有「勸諫」的實際效果。事實上，此後的二十年間，唐桂芳也正是這樣一個鄉居待訪並不時進言的地方耆儒。唐桂芳出生於徽州郡城的學官家庭。祖父唐虞，本姓李，婺源嚴田人，「出繼郡城唐百六」，改唐姓。61父親唐元（1269–1349），在元代四次參加科舉均失敗，最後因薦舉而在五十八歲時獲授「平江路儒學錄，再調分水縣儒學教諭，升南軒書院山長」，以徽州路儒學教授的虛銜致仕。62唐桂芳少年勤學，「穎悟絕人，每篝燈夜讀，吾伊之聲達旦，雖隆寒盛暑疾疢，不為之輟」，唐元「期待之甚」。但是弱冠之後，唐桂芳「貢於有司，不利」。於是「客金陵」，先後獲任書院和縣學中的雜職，「聘明道書院司訓，再聘司訓於昇庠」。後又在金陵一帶顯宦的家塾中任師儒，最終獲得正式薦舉的機會，「擢建寧路崇安縣教諭」。任滿，再受薦舉，「選銓南雄路儒學正」。未仕，因父親唐元去世而丁憂歸鄉。兩年之後，淮西亂起，唐桂芳就此不出，鄉居在郡城西郊的槐塘。洪武元年之後唐桂芳移居郡城，洪武七年（1374）目盲，居於烏聊山麓，仍「訓子授徒」，以至於終。63從唐元開始，唐家即長於詩文。唐元《筠軒集》中詩詞居大半，唐元的〈筠軒記〉也說，「吾家居烏聊山麓四世」，「以儒見稱」，雖然「室陋甚猥」，最大的樂趣就是「亟呼兩兒，相與背誦聖賢之書，若鼓琴然。彼扣則此鳴，若撞鐘然。機鋒所值，頗解人意。如昔人負暄食芹，自以為至美，但未知他人以為何如也」。64至正九年（1349），唐桂芳「歸自南閩」，安家槐塘，先築「延熏軒」，65後更名為「三峰精舍」。66用以表明父親、長兄與自己都長於文學，形同居屋之前所面對的「三峰」，同時也勉勵二子文虎、文鳳篤志於學，也能與自己一同形成新的「三峰」。唐桂芳晚年與二子詩賦唱和云：「傳家無長物，到老得詩窮。」67又云：「平生苦詩癖，為撚數莖須。」68唐桂芳次子唐文鳳也曾在洪武十二年（1379）回憶自己和父親以及長兄唐文虎在洪武60《徽州府志》，卷二〈城池〉，頁三九上至四○下。61唐元：《筠軒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九〈李氏族譜序〉，頁二四下。62《新安文獻志》，卷九五下，杜本：〈徽州路儒學教授唐公（元）墓誌銘〉，頁二上。63鍾亮：〈南雄路儒學正白雲先生唐公（桂芳）行狀〉，頁二二上至二四上。64《筠軒集》，卷一○〈筠軒記〉，頁二四上。65唐桂芳：《白雲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六〈延熏軒記〉，頁五下。66同上注，卷六〈三峰精舍記〉，頁七上。67同上注，卷三〈偶題示虎、鳳二稚〉，頁二下。68同上注，卷三〈示文虎〉，頁六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JournalofChineseStudiesNo.51-July2010©香港中文大學Th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元明易代之際儒士的政治選擇63三年相與聯句的愉快情形：「是夕……父母在堂，五兄弟次坐，家嚴首倡二句，相與聯詩，以紀家庭一時聚樂之情。」69唐桂芳性喜詩文的特點，和趙汸一心以理學治經學的趣味頗為不同，與朱升一意進取、著意事功的姿態也有很大的差別。據唐文鳳所述，唐桂芳任教崇安之時，與當時福建的「寓公諸老」頗有交往，與「左丞烏古孫良禛干卿、侍講杜本清碧、秘書彭炳元亮朝夕遊從，相與議論古今盛衰、人物賢否、政治得失」，70交遊甚為廣闊。鄉居槐塘將近二十年，唐桂芳與歙縣西郊的豪族鮑氏也交往頻密。唐桂芳曾經為棠樾鮑浚之母寫〈鮑母江旌節歌〉，讚美「棠川風俗美」，不僅忠孝傳家，而且「篤行傳閨門」。71也曾為鮑浚之從兄鮑深的耕讀堂寫贊辭，認為鮑深「天性高朗，耕而且讀」，兩者都可以兼顧。72唐家與歙西的另一個豪族槐塘程氏關係更加緊密。唐桂芳之父唐元就曾教養程氏子弟，「以高年耆德，講道故相家」。73這裏的「故相」指南宋末年出身歙縣槐塘的丞相程元鳳（1200–1271）。唐元為程元鳳孫程鼎寫〈倚山書院辭〉，稱頌程鼎之父有「嘉遯之志」。74唐桂芳則在〈槐塘釣叟頌〉中稱讚程鼎本人「讀書汪洋氾濫」，「文章清新奇崛」。75與棠樾鮑氏和槐塘程氏的密切關係，顯示唐桂芳並不置身於元代以來形成的徽州豪強世家的網絡之外。上述幾個方面都成為影響唐桂芳政治取向的因素。從龍鳳四年徽州入明到晚年目盲，唐桂芳正式擔任的官職只是紫陽書院山長，時間也極短。實際上，從職官來說，這是一個過渡時期的特殊安排，在明朝開國之後並不存在書院山長的職銜。明人鍾亮為唐桂芳所作〈行狀〉稱其在受召問對之後，「退居槐塘上，……居無何，駙馬都尉王公克恭、太守魏公均祥，俾攝紫陽書院山長」。而且紫陽書院本身也由「先生興創」，「先是書院在南門外，毀于兵燹」，此時「先生謀度地移建于東關縣學旁」。76此處所述雖都有其事，但其中的細節卻值得推敲。關於龍鳳六年至七年郡城紫陽書院的重建，有四種文獻記述：（一）龍鳳八年（1362）唐桂芳〈紫陽書院開講序〉自述，「龍鳳六年庚子冬，僉憲黃公行部。予始圖移建東門外，於是知府魏公均祥，縣丞胡君子微，以翼以輔，以會於有成」；77（二）69唐文鳳：《梧岡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聯句〉，頁二一上。70同上注，卷六〈文會堂記〉，頁五下。引文中蒙古人名並據明刻《唐氏三先生集》校正。見《唐氏三先生集》，卷二六，頁四下。71《白雲集》，卷二〈鮑母江旌節歌〉，頁七上。72同上注，卷四〈耕讀堂辭並引〉，頁二一上。73《梧岡集》，卷七〈跋白雲吳公詩〉，頁一九下。74《筠軒集》，卷一二〈倚山書院辭〉，頁一上。75《白雲集》，卷七〈槐塘釣叟頌〉，頁二○上。76鍾亮：〈南雄路儒學正白雲先生唐公（桂芳）行狀〉，頁二三上至二三下。77《白雲集》，卷五〈紫陽書院開講序〉，頁一九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JournalofChineseStudiesNo.51-July2010©香港中文大學Th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章毅64唐桂芳友人陳浩在〈重修紫陽書院記〉中記述，「徽士唐桂芳請於部使者黃公庭桂，卜地東門，適走里豪，鳩材僦工，凡六閱月而成殿三楹，兩廡三門，衣冠肖像，煥然可觀。主者郡守魏珍，董役者縣丞胡拱辰，贊助則前山長張璉也」；78（三）吳元年紫陽書院第二次重修時，唐桂芳應邀寫〈重修紫陽書院記〉。他回顧龍鳳六年的興建情形稱，「庚子，部使者黃公庭桂契卜東關，鳩材就工，閱六月成。協謀：知府魏珍，歙縣丞胡拱辰。董役，則張珽、唐仲也」；79（四）與這些說法相對照的還有唐桂芳在龍鳳七年所寫的〈題胡子微重建紫陽書院詩卷〉，詩云：「庚子冬十月，部使涪翁孫，興創顓己任，嘖嘖極口論。」又云：「胡君貳巖邑，……奇勳著精舍，兩廡翼高垣。……我老功不與，長揖三槐村。」80四種說法，除了第三種之外，內容大體一致，即紫陽書院的重建唐桂芳有倡建之功，而沒有實際之勞。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老功不與，長揖三槐村」一說。這顯示唐桂芳不僅沒有實際參與重建紫陽書院，而且當時還並不在郡城而在槐塘鄉里。這與唐桂芳所寫的〈黃憲僉槐塘倡酬詩序〉是吻合的。龍鳳六年冬十月，按察司僉事黃德芳到達徽州，年底即到槐塘一帶訪問，「自臨溪門，出上靈山，過稠墅，憇於槐塘之陰」，並「賦七言近體」，與當地故老有唱和之詞。當時唐桂芳「退老槐塘，適睹茲事，從而敘之，諸君歌詠，又從而和之」。不僅眼見其事，而且參與其中。這篇序寫於「庚子日南至」，81也就是龍鳳六年的冬至。這即是說龍鳳六年年底唐桂芳已經「退老」槐塘，因此第二年六個月的重修紫陽書院之功唐桂芳沒有「與於其中」，並不讓人奇怪。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紫陽書院的修建在當時並非孤立之事，與之密切相關的是徽州府（時稱興安府）府學的興建。其主導者也是按察司僉事黃德芳，時間也是在龍鳳七年（1361）。82在新收納地區興建府州縣學，是明初非常重要的文化政策。83有理由相信，按察司僉事黃德芳龍鳳七年在徽州主持興建紫陽書院，可能只是他重建徽州府府學活動的一個部份。如果說唐桂芳曾經有過「興創」的倡議的話，那正是符合了此時的趨勢。與唐桂芳相關的第二個問題是他受命於「駙馬都尉王公克恭、太守魏公均祥」任職紫陽書院山長的情形。唐桂芳曾有〈送程憲僉序〉一文，稱龍鳳七年按察司僉事程78戴銑：《朱子實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正德八年（1513）鮑雄刻本，卷一一，陳浩：〈重修紫陽書院記〉，頁七五下。79《白雲集》，卷六〈重修紫陽書院記〉，頁一七下。80同上注，卷一〈題胡子微重建紫陽書院詩卷〉，頁一三上。81《白雲集》，卷五〈黃憲僉槐塘倡酬詩序〉，頁七下至八下。82同上注，卷六〈重修興安府孔子廟記〉，頁一下。83朱鴻林：〈明太祖的孔子崇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2分（1999年），頁495–503。《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JournalofChineseStudiesNo.51-July2010©香港中文大學Th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元明易代之際儒士的政治選擇65嘉貞「行郡興安」，「謁夫子廟，過紫陽精舍」，而當時自己「方以紫陽祠吏告老」。84這意味著最晚在龍鳳七年底，唐桂芳已經卸去紫陽書院山長之任，而王克恭來任徽州知府正在龍鳳七年冬，85因此王克恭並無任命唐桂芳的可能。〈行狀〉在這一點上有誤。而且從任職時間上來看，在龍鳳六年冬唐桂芳還退老於槐塘，而第二年底已經從山長職上卸任，也可見其任期之短。吳元年丁未，當任徽州知府胡善主持重修紫陽書院，欲請唐桂芳再任山長，「命耆老仇榮輔齎府檄就隱所，委職祠吏」。但是唐桂芳沒有接受，「明日，躬詣黃堂，辭謝不報」。86由此看來，唐桂芳在入明之後的正式任職其實微不足道。不過唐桂芳在鄉居時，仍然活躍於郡中的文事，不僅在晚年受邀到紫陽書院講學，87而且兩次重修紫陽書院唐桂芳都撰有文章，後一次書院重修在洪武十二年，88當時唐桂芳已經是年高的盲翁。早在龍鳳七年，唐桂芳即對行郡的按察司僉事程嘉貞說，雖然府學和書院精舍都已經修建，但是「學校之興」，如果「書聲不聞」，則是「虛文耳」。89對於文教的關注，成為唐桂芳接受新朝，並進而確定自己政治取向的一個途徑。結論元明之際知名的地方儒士趙汸、朱升和唐桂芳前後同時，入明之後卻有各自不同的政治選擇。趙汸因為元代傳承而來的豪強家族背景，加之對於《春秋》義理的精深研習，使得他抱有忠於前朝的濃厚遺民心態。在入明的十二年間，有近一半的時間隱居避世，而參修《元史》則成為他在臨終前以「山林隱逸」的身份與明朝的唯一一次合作。朱升以學識廣博在元末的徽州享有廣泛的聲譽，且擁有鄉試進士的科舉功名，但同時因為在元朝毫無「根腳」而仕進無門，這促使他在明軍入徽之初立即轉向，成為新朝的開國文臣。唐桂芳父子兩代都因薦舉而在元朝入仕，雖然官階低微但交遊廣闊，與徽州的豪強世家也關係良好。這雖不足以使唐桂芳產生遺民心態，但足以使他與新朝保持一定的距離。不過，唐桂芳也並非執著於理學的人物，對於出處問題他有更為靈活的態度。同時因為濃厚的文人習性，使得他也容易通過文字酬答和書院任教的方式介入地方事務，從而建立與新朝的良好關係。這些地方儒士不同的政治取向，是各人觀念與性格的體現，但也反映了他們各自不同的社會身份。84《白雲集》，卷五〈送程憲僉序〉，頁九上。85同上注，卷五〈紫陽書院開講序〉，頁二○上。86同上注，卷六〈重修紫陽書院記〉，頁一七下。87鍾亮：〈南雄路儒學正白雲先生唐公（桂芳）行狀〉，頁二四上。88《白雲集》，卷六〈重修紫陽書院記〉，頁一七下至一九上。89同上注，卷五〈送程憲僉序〉，頁九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JournalofChineseStudiesNo.51-July2010©香港中文大學Th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ConfucianScholars’PoliticalChoicesintheYuan-MingTransitionPeriod:AComparativeStudyofZhaoPang,ZhuSheng,andTangGuifang(ASummary)ZhangYiThispaperscrutinizesthedifferentpoliticalchoicesofthreeeminentConfucianscholars,ZhaoPang,ZhuSheng,andTangGuifang,inHuizhouprefectureintheYuan-Mingtransitionperiod.ZhaoPang,whosefamilylayinthenetworkoflocalgentrieswhosepoweroriginatedfromtheircorporationwiththeMongolrulersinthelatethirteenthcentury,kepthisloyaltytotheYuandynastyandrefusedtheinvitationtoservethenewcourt.Aneruditescholarwithahighcivilserviceexaminationdegree,ZhuShengwasdisappointedthathehadnochancetoascendahigherofficialpositioninlateYuantimesbecauseofhishumblefamilybackgroundandsohejoinedZhuYuanzhang’sgovernmenttobeoneofhismeritoriousofficials.TangGuifang,comingfromapoet-literatifamily,paidmoreattentiontoliterarywritingandhadthemoreplasticattitudeofpoliticalloyaltywhatevertotheYuanorMing’srulers.ThepresentessayproposesthattheConfucianscholars’socialmilieuintheYuan-MingtransitionperiodshapedstronglytheiridentitiesandmadeeventuallytheirpoliticalchoicesdivergenteventhoughtheyhadsimilarintellectualsurroundingsofNeo-Confucianism.關鍵詞：趙汸朱升唐桂芳社會身份政治選擇Keywords:ZhaoPang,ZhuSheng,TangGuifang,socialstatus,politicalchoices《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JournalofChineseStudiesNo.51-July2010©香港中文大學Th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