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言学理论视域下的近代国语运动研究_白鸽

收稿日期：2015-10-28作者简介：白鸽（1984－），女，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5K002）社会语言学是20世纪60年代首先在美国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社会语言学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传入中国以来发展迅速，其研究课题不断扩大，研究方法不断改进，研究材料日渐丰富，学科的本土化进程也更加明显。[1]150目前我国社会语言学界主要集中于对于我国当代的语言运用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在城市语言调查、语言变异、语言接触、双语研究、语言规划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学术成果，但是对于我国民族共同语形成的历时演变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却较为少见。国语运动是发生在我国近代的一场“语言革命”，成为汉语从“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变的一大推动力，深刻地改变了汉语的发展走向，这一运动的发起与开展“并非凭空出现，其原始实启于严肃之思想认识”[2]293，有其背后的深刻的社会动因。研究国语运动就是探究我国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语言演变与社会演变的关系、语言使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等等。国语运动与宏观社会语言学的许多课题都有紧密的联系，将国语运动研究置之于社会语言学的范畴是十分必要的，对于汉语语言学的学科发展具有可贵的学术价值。一、国语运动在我国近代兴起的社会动因“国语”这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是由当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1840－1903）提出的。他在日本考察教育时发现，日本以“东京话”为在全国开展国语运动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他深受启发，回国后提出了“国语统一”的问题，主张在我国学校教学中教授和学习拼音文字，按照王照（1859－1933年）制定的汉语“官话字母”，在全国推行以“北京话”（“京话”）为标准的国语。清政府资政院于1909年开会将“官话”正式更名为“国语”，并专门设立机构“国语编查委员会”，负责研究“国语统一”的事宜。“国语运动”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黎锦熙的著作《国语运动史纲》（1934年版），他认为清光绪二十二社会语言学理论视域下的近代国语运动研究白鸽（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7）摘要：国语运动是发生在中国近代的一场“语言革命”，深刻影响和改变了汉语的发展轨迹。文章基于社会语言学理论对近代国语运动研究进行了探讨，阐述了国语运动兴起的社会动因，从多学科视角分析了目前的国语运动研究，并将其研究纳入到社会语言学的理论范畴。研究表明，宏观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基本上同国语运动研究相契合，这不仅为国语运动研究探索出一种新范式，而且对于我国制定未来的语言政策和国家语言规划具有启示作用。关键词：国语运动；社会语言学；语言变革中图分类号：H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359（2016）03－0073－05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2卷第3期双月刊2016年5月出版73年（1897）正是中国“国语运动”起始之年[3]1。黎锦熙著作中主要记述了清末以来的汉字改革运动，总结了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到民国三十四年（1934）之间推行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和大众语等国语运动的发展历程，指出这近40年的国语运动的目的是“言文一致”与“国语统一”。由此可见，中国近代国语运动实质上是指“晚清以来中国的语言文字改革和国语统一运动，是以追求‘言文一致’为目的的，促使汉语书面语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型的一次语言现代化运动”[4]1。然而，究其根源，这场汉语“语言革命”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近代承受西方冲击，中华民族之民族自信崩溃，国势衰微，民族国家挣扎于生死存亡之间。知识阶层丧失信心，对本国之语言文字也完全陷于悲观失望之中”[2]292。因此，这种迫切的救亡图存的思潮是国语运动在近代中国发生的根本思想动力，对本国语言文字的否定态度则是引发国语运动出现的直接原因。此次语言运动之纷繁复杂世所罕见，当时整个社会的知识阶层、如思想家、语言学家、翻译家、文学家以及留学生都参与其中，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与立场开展了改造汉语语言文字的各种尝试，如国语罗马字运动、注音字母运动、切音字运动、国语统一运动、简化字运动、白话文运动等等。而每一项运动也都有其自身的目的以及发展历程，各种运动之间也有着或多或少的渊源关系。这些语言文字改革运动绝绝不是短暂突发的语言革命，而是有着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根源。近代国语运动始于晚清，但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了新中国建国以后。建国后的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如汉语拼音方案和推广普通话等，都是这场国语运动的直接结果。事实上，国语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汉语从“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成功转型。二、我国近代国语运动研究的多学科分析早在国语运动发起时，我国学术界就已经开始了对近代国语运动的研究。当时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对于史实的记录以及语言文字改革具体问题的讨论，是当今国语研究研究的基础。目前的国语运动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历史学以及语言学三个学科。各个学科从自身学科的角度出发，对国语运动的研究侧重具有一定差异。文学界对于国语运动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关系。白话文运动是文学界的一场文学革命，也是一次语言运动。大量对于白话文运动的专题研究基本上是讨论这一运动的渊源、历程、成果等历史轨迹。但这并不全面，仅仅是研究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关系研究的一个方面。高玉（2003）从语言哲学的视角，在其《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中讨论了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生成关系，研究中国文学怎样从“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问题，并从思想革命与语言运动同构关系的角度反观五四白话文运动，重新审视了中国文学的转型。高玉强调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变革实质上是一场语言变革；发生在五四“新文学革命”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不仅是一种（语言）工具的变革,而且是一次思想上的革命；语言的变革成为现代文学确立的深层原因。刘进才的《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2007年版）也论述了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间的关系。刘进才从语言运动的自身发展演变，现代文学在造就现代汉语书面语中承担的功能以及中语文教学中的文言与白话问题进行了讨论。王风的《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3期）也从这一角度详细地探讨了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关联性。文中指出，凡标准国语必须是“文学的国语”，是有文学价值的国语。历史学界对于国语运动也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王东杰作为历史学家曾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代国语运动研究，他对于中国近代国语运动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其四篇关于清末切音字运动的专题论文：《从文字变起：中西学战中的清季切音字运动》（2009年）、《一国两文：清季切音字运动中“国民”与“国粹”的紧张（上、下）》（2010年）、《“声入心通”：清末切音字运动和“国语统一”思潮的纠结》（2010年）运用大量详实的史料，探究清末切音字运动发生的起因和发展历程，并论述切音字运动对于后来其他语言文字改革方案的形成和制定所产生的影响。王东杰强调指出，切音字运动经历了从最初的方言切音字、官话切音字，对汉字“维护国家统一”作用的再认识，以及简化字（方案）的制定。可以看出，切音字运动自身的发展和以后兴起的其他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是语言学界对于汉字改革不断深入思考的结果，力求最大程度地达到开民智与保国粹的目的。除此之外，历史学界关于国语运动的专题论文主要从历史学的角度论述和研究国语运动的动因、运动的发展、运动的结果及其历史意义。此外还有少量评述国语运动发起者与推动者对国语运动贡献的研究，在此不再赘述。语言学界对于国语运动研究着重语言与社会的白鸽74关系。祝畹瑾曾明确指出，“语言和社会之间有全局性相互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语言如何促进或阻碍信息的交流和社会的发展，伴随社会变革而出现的语言运动、语文规划”[5]10等问题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由此可见，语言运动事实上已经被纳入了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范畴。陈原在其著作《社会语言学》（2000年版）中对于语言运动也专门开辟一章进行论证。陈原阐述了社会变革、思想运动和语言运动之间的关系，着重讨论语言运动的社会意义。不仅仅讨论了“五四运动”和文白之争，还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思想解放运动中世俗语言的发展上印证语言运动与思想运动的密切关系。方环海在2000年撰写发表了《国语运动与20世纪的近代语音研究》一文，通过大量史料的列举，论证了国民政府、语言学家以及教育家合作主导的一系列语言文字变革运动。他认为，语言规划、语言教学等语言措施有力促进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汉民族共同语的最终确立[6]17-20。齐沪扬、陈昌来在《应用语言学纲要》（2009年版）中也指出，国语运动研究应该属于宏观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范畴。区别于研究各种小群体的语言特征以及与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微观语言学，宏观语言学主要研究国家或地区的语言状况以及其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而中国近百年来的语文现代化运动、汉字改革、白话文运动、推广普通话，以及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都是宏观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范围”[7]191。纵观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以及论述可以发现，我国近代国语运动这一课题比较成熟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和历史学两个学科领域，探索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关系和考察近代国语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历史意义。虽然我国社会语言学界很早就将国语运动纳入了本学科的研究方向与范围，但是目前对于国语运动本身的系统性研究还是比较少见，真正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对国语运动进行整体阐释和解读的研究比较有限，成为目前我国语言学界对国语运动研究的一大缺憾。三、社会语言学与国语运动研究的理论契合近代我国语言运动的发生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历史事实，汉民族共同语的产生与确立同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国语运动所产生的历史渊源、发展过程及其影响都可以纳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国语运动研究与宏观社会语言学在语言接触、语言态度、语言演变、语言政策以及语言规划四个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一）语言接触（languagecontact）语言接触是指不同语言或方言使用群体之间频繁地接触，其表现为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其结果会导致双方或多方语言都发生一些变化。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不管是个人的直接接触，还是通过媒体的间接接触都会产生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文化的扩散跨越语言的地理疆界。[8]208-209这种文化扩散的一个较明显的表现就是文化负载词汇的传播。语言接触某种程度上总是文化接触的前提。国语运动时期中国和西方的语言接触发生在多方面和多领域，如政治交往、经济交流以及民间的商贸往来等，而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知识阶层之间的相互接触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明末清初至清朝晚期，以意大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为先驱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是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西方来华传教士以传播基督教为目开展了大量的语言文化活动。西方来华传教士基于最初传教活动的经验，采用了“学术传教”的策略。以这种传教策略为指导，他们努力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大量的西学著作，甚至用中文著书立说。此外，传教士们还创办了一些华文报刊并建立教会双语学校，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化与社会生活。其中，西学译介活动是西方来华传教士“学术传教”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更是中国和西方语言接触与文化接触的重要领域。译介活动的开展离不开传教士的努力，中国学者的贡献也不可小觑。事实上，当时的著作翻译主要采用“口译笔录”的模式，即由传教士进行口述翻译，然后再由中国学者记录润色后写成中文。[9]59-63这种“口译笔录”的翻译模式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当时西方在华传教士有很大一部分人经历了数年的汉语学习，都会较为熟练地使用汉语，甚至有些传教士被称为“中国通”。但是，由于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文献的翻译过程依然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西方在华传教士还是雇佣了许多中国学者或官员帮助其翻译文章或对文稿进行校对甚至代笔，很多译文都要经过双方多次反复讨论才能最终确定。由于传教士和中国学者的共同参与，这种译介活动非常具有创造性。汉语从西方语言中译借了大量新词语和新概念。通过传教士和中国学者的创造性翻译活动，许多西方语言词汇在汉语中开始扩散，其中的一部分词汇最终成为汉语常用词汇。译介活动为中国社会注入了许多新的思想与观念、新的知识与社会语言学理论视域下的近代国语运动研究75事物，如民主（democracy）、自由（freedom）、几何（ge－ometry）、光学（optics）、高尔夫（golf）、沙发（sofa）等等。无论这些外来词语的翻译模式是音译，还是意译，这些外来词语开始在中国社会中传播，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造成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引起了中国学者和有识之士的深刻反思和觉醒，语言变革与社会文化变革势在必行。由此可见，中西方语言接触导致词汇传播和发展，词汇传播和发展伴随着社会文化的变革。正是这种语言和社会文化的变革促成了国语运动的兴起。然而，国内语言学界对国语运动时期汉语词汇的发展了解不够，对西方语言对汉语的影响（语言接触）认识较为不足。因此，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与加强。（二）语言态度（languageattitude）双语或者多语（包括双方言和多方言）的社会中，由于社会或者民族认同、情感、目的和动机、行为倾向的因素的影响，人民会对一种语言或文字的社会价值形成一定的认识或者做出一定的评价。这种认识和评价通常称之为“语言态度”。清朝晚期，我国沿海一些通商口岸对外开放，商贸活动中零星的语言接触已经时有发生，中文与数种外语在各个通商口岸同时使用。但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总体上依然是一个以汉语为主的单语国家，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双语或多语国家。然而，作为单语国家的的中国，其民众与知识阶层却对本国语言持否定态度，这是非常罕见的。[10]105其实，国人这种“语言态度”的形成也并不难理解。由于中国近代受到西方列强的欺辱，国家日益贫弱和衰退，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众和知识阶层的民族自信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并丧失了信心。这直接导致民众和知识阶层对本国语言文字感到悲观失望，同时对西方国家的语言文字却推崇备至。[2]292正是由于这种迫切的救亡图存的思想动力和对于本国语言文字的否定态度，国语运动应运而生。那么，中国知识界为什么对本国语言文字产生疑虑，并持否定态度。这种观念产生的根本原因除了有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遭受的屈辱和溃败之外，还受到了当时西方语言学界比较先进的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语言进化论学说和语言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假设影响了中国知识阶层的语言态度，致其认为西方国家的语言文字是所有其它语言文字发展的必然道路。同时，由于受到当时在文化传播上的科技局限，汉字使用不如西方语言方便，加之受到当时工具理性主义（InstrumentalReason）思潮的侵袭，形成叠加效应，导致在我国内部对汉语丧失信心。后来甚至在我国出现了汉字拉丁化运动，其最终目的是废除汉字，而这一运动后来被证明是不正确的。因此，语言态度和语言规划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一个国家对待本国的民族语言文字应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这对于正确制定本国的语言规划和教育规划有着重大意义和价值。（三）语言演变（languagechange）语言演变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项主要课题。法国语言学家梅耶（Meillet，A.）在1921年指出“应该建立在分析随着社会变化而发生的语言演变的历史解释方法”[11]16。陈原也曾指出“社会语言学所探索的领域一个是社会生活的变化将引起语言诸因素的变化，其二就是从语言的诸因素的变化探究社会的变化”[12]5。从这两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广义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对语言的变异和发展的影响。而国语运动不仅仅作为一种语言运动，也作为当时的思想革命的一部分，在汉民族共同语形成的过程中直接决定了汉语发展的历史走向。因此在现代汉语的演变和发展过程的研究中，国语运动与汉语语言演变的关系的分析也是不可或缺的。以往对于语言演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以及语言变异研究两个方面。理论研究方面，美国语言学家魏茵莱希（Weireich，U.）等人在《语言演变理论的经验基础》（1966年版）一文中提出的语言演变理论将共时与历时纳入同一个系统，从语言的共时差异中考察语言的演变[13]152。变异研究方面，主要是对具体的语言变异成分与其社会相关影响因素变量关系进行分析，进而阐释语言生活由于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改变。语言演变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而国语运动既不是汉语演变的理论研究，也不同于语言变异，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对汉语影响力巨大的社会文化运动，不但掀起了全国性的语言文字改革热潮，还主导了其后我国的语言政策以及语言规划。因此，对语言演变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理论研究与语言变异成分的研究，语言运动也是语言演变的一个因素。（四）语言政策以及语言规划（languagepolicyandlanguageplanning）语言政策是指“一种对可能由语言问题引起的伤害行为的预防性措施”[14]13-23，即一个国家为其语言规划的实施所指定的方针和指导性的规定。而语言规划则是语言政策的具体体现。维因斯坦（Wein－stein，1984）认为，语言规划是“政府的、长期进白鸽76行的、有意识的努力，旨在改变某语言在社会中的功能，从而解决交际中出现的问题”[15]11-20。国语运动与语言政策以及语言规划的密切关系不言而喻。近代国语运动事实上是民间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提出的各种尝试性的语言规划方案，比如，简化字运动是为了改造汉语的书写系统，国语统一运动就是为了建立全民族的共同语，等等。而后政府根据当时的历史状况也采纳了这些运动的成果并推行全国，形成了国家的语言政策。无论是建国前的国民政府的语言计划的制定，如中国第一个法定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8年公布），还是建国后的全国性的语言政策的推行，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2012年修订），以及《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2012年颁布），这些都是以国语运动的基本理念为纲领的，可以说是国语运动的延续。因此，语言学界应该基于我国语言规划的发生以及发展，将国语运动纳入语言规划研究，对其进行细致完备的描写以及考察，以理清现代汉语语言规划的历史脉络和未来发展趋势，使国家语言规划和语言规范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16]13-25。基于对国语运动以往研究的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对于该课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我国近代语言运动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侧重于文学和历史学科领域，且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研究。从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来看，中国近代国语运动的研究应纳入所有的宏观社会语言学课题，诸如语言接触、语言态度、语言演变、语言政策以及语言规划，等等。这不仅能够更加深化目前的国语运动研究和拓展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尤其重要的是，对于我国新时期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国家未来的中长期语言规划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意义。参考文献：[1]赵蓉晖.最近十年的中国社会语言学[J].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2]王尔敏.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3]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4]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7.[5]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6]方环海.国语运动与20世纪的近代语音研究[J].文史知识，2000（4）.[7]齐沪扬，陈昌来.应用语言学纲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8]游汝杰，等.社会语言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9]于醒民.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译著中的代笔问题[J].社会科学研究，1985（4）.[10]白鸽．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语言文字变革运动影响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3.[11][法]卡尔韦.社会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2]陈原.社会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3]Weinreich,U.,etal.语言演变理论的经验基础[J].王洪君，译述.国外语言学，1988（4）.[14]Phillipson,R.English-OnlyEurope:ChallengingLan－guagePolicy[M].Englan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3.[15]胡壮麟.语言规划[J].语言文字应用，1993（1）.[16]陈章太.《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与国家语言生活[J].语言文字应用，2013（1）.责任编校君羊ModernMandarinMovementfromtheperspectiveofSociolinguisticsBAIGe(SchoolofLiberalArts,NorthwestUniversityXi’an,Shaanxi710127,China)Abstract:TheMandarinMovementisa“linguisticrevolution”inChina’smodernhistory,whichhasaprofoundim-pactonthedevelopmenttrendofmodernChineselanguage.Thisthesis,inthetheoryofsociallinguistics,dealswiththeresearchoftheMandarinMovement.ThesocialreasonsoftheMandarinMovementareexpounded,amultidisciplinaryanalysisoftheMandarinMovementismade,andtheresearchoftheMandarinMovementinthetheoryofsociallinguis-ticsisdiscussed.TheresearchshowsthatthetheoryofmacrosociallinguisticsincludestheresearchcontentandmethodoftheMandarinMovement，anditcanenrichandexpandtheresearchfieldofsociallinguistics,andmayhaveimportantstrategicsignificanceandpracticalvaluefortheformulatingofChina’sfuturelanguagepolicyandplanning.Keywords:MandarinMovement;sociolinguistics;languagereform社会语言学理论视域下的近代国语运动研究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