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唐山市供热规划方案专项方案初稿

摘要：唐代的开放气度一向为世人所赞誉。唐代政治上也呈现出极强的开放气象，这与唐朝统治者所奉行的开放政策密不可分。唐朝在政治上的开放政策主要包括唐代能够广泛吸收社会各阶层人士参政，并注重听取采纳臣子的献言献策，力图营造出一种君臣共治的和谐氛围，从而走出了以往朝代完全的皇权至上的老路。关键词：唐代；政治；开放政策唐朝恢弘的开放气度表现在唐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唐代政治上开放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不揣浅陋，拟以唐代在政治上所采取的开放政策为研究中心，对此问题展开详细探讨，以求将对唐代有关开放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同人指正。一、唐代吸收各阶层人士参政的政策肇始于隋朝的科举制，在唐代沿袭并趋于完善。唐高祖武德四年（621），“诏诸州明经、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称者，县考试，州长重覆，岁随方物入贡”。这是唐代科举取士的开端。举子的来源，主要有两方面：“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1]其中生徒指中央二馆（弘文、崇文）、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以及地方州县学校培养的学生，他们大多是官宦子弟；而乡贡据史载：“举选不系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很明显，乡贡也就是自学成才的同等学力者，这些应试者只要不是商人及其子弟、奴婢、杂户、妇女及刑人子弟，唐代均给予其参加科举考试之机会。而无地域或资历的限制。例如唐德宗贞元九年（793），与柳宗元同榜的进士辛南容，在雁塔题名时，众多同年皆不知其族望，从中可知其出身实为寒微。[2]在唐朝甚至能不拘禁令，商人子弟亦能参加科举，如唐懿宗咸通六年（865）进士常修，为盐商子，其座主是李公蔚。[2] 毫无疑问，唐代的科举制冲破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设立的门第界限，使占社會大多数的庶族士人得以参与政权。九品中正制把士人分为九品，选人不问才德，只看门第的高低，从而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贵族垄断政权的。而科举制则由于对应试者的资格限制较少，且用考试这种较为客观的方法，不但贵族子弟可以入选，一般士人也有参政的机会，这无疑是一种较为进步的选举方式，显示出了唐朝在用人上的开放性。唐朝还允许少数民族上层、外国人参与到政权中来，这就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出唐朝用人上的开放性。下面就简要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受“华夷一体”开放观的影响，唐代统治者承认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大量任用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包括突厥、吐蕃、靺鞨等少数民族，其人数之众、族别之多、任事之广，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这其中不乏有人还担任宰相、大将军、节度使等重要官职。在《贞观政要·慎所好》中，唐太宗就曾批评“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并强调：“君天下者，惟须正身修德而已。”表明了自己唯在修德，不忌胡人。对入居内地的异族，太宗奉行：“并受官爵，同我百僚，所有部落，爱之如一，与我百姓不异。”[3]贞观四年（630），太宗平东突厥，“其余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4]。贞观时期，任用蕃将众多，诸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均有将帅之才，且对太宗忠孝有加。至高宗武后时期，任用蕃将仍人数众多，不逊贞观之时，如黑齿常之、李多祚等皆勇猛无敌，为时所称。任用蕃人至玄宗时达到顶峰。沿边十节度，率为胡人矣。《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六年（747）载：“李林甫欲杜边帅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书，乃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以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上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尽用胡人……”从中固然可见李林甫之老谋深算，但亦可知玄宗对胡人的不加猜忌。另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唐朝宰相共369人，凡98族，而上层少数民族任宰相者多达24人，凡15族，占唐朝宰相总数的6%左右。由此可见唐代对少数民族的任用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加介怀和歧视的。《新唐书》（卷110）亦专门为少数民族将领立传。李光弼、哥舒翰、高仙芝等将均为著名的少数民族将帅。唐朝还允许外籍人来唐参与政权甚至跻身于高级官吏行列，这不仅在封建其他王朝不多见，就是在现今社会各国家此种事情也是凤毛麟角的，这足以体现唐统治者海纳百川的心胸和唐朝在用人上的开放程度。唐朝时在华为官的外国人主要来自日本、朝鲜、印度、波斯等国家。为了便利外国人参政，唐朝还特设“宾贡”科，使外国人能够通过科举考试来加入到唐政权中来。据统计，自9世纪20年代新罗人金云卿第一次在唐朝的“宾贡”科中进士起，直到唐末80多年间，新罗国侨民在唐中进士的还有金可记、崔承裕、崔致远等58人之多。在唐诗中也有反映外国人对唐廷科举的羡慕与向往，如“归捷中华第，登船鬓未丝”；“作贡诸蕃别，登科几国同”；“乡俗稀攀桂，争来问月宫”，等等。关于在唐朝为官的外国人，其中较为著名的几位，至今仍为人们所熟悉并津津乐道。据《旧唐书·日本国传》记载，日本人阿倍仲麻吕，于公元717年随日本遣唐使来唐留学，“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以后又历任卫尉卿、秘书监、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等职。藤源清河，本为日本遣唐使，因归国途中受阻，回到长安任秘书监。新罗人崔致远，12岁来唐留学，科举及第后，成为“宾贡进士”，历任宣州栗水都尉、承务郎、侍御使、内供奉、侍读兼翰林学士等职。波斯国王卑路斯，因其国被大食所灭，唐授其右武卫将军。其子泥涅师亦来唐，授左威卫将军。波斯人阿罗憾，唐招至授右屯卫将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食国人李彦升，宣宗时曾任宣武节度使卢钧之幕僚，后经卢钧推荐，科举及第，但吏部铨选时受阻，有人因他是外籍人而反对他仕唐。为此唐人陈黯作《华心》一文辩驳，其意云：“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之，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趋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5]这番论述充分体现了唐人“华夷一体”的民族观，也体现了唐朝在用人上并无地域、种族之局限，乃是博大、开放的。二、唐代广开言论的政策唐代在政治上的开放性还表现在唐朝走出了皇帝孤家寡人政治的封闭圈，能够广征群臣的意见，对群臣的言行较为宽容，并较好地实施了依靠法律来治理国家。唐王朝建立之初，便由唐太宗制定了在不违背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广开言路、勇于纳谏的政策。据《贞观政要·论求谏》记载，太宗曾几次表示“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太宗还从制度上加以保证，贞观元年（627）敕：“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阖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4]以后历朝皇帝继续奉行了这一政策。如高宗一即位就宣布：“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4]（卷199）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四月敕：“自今以后，谏官所献封事，不限旦晚，任封状进来，所由门司，不得有停滞。如须侧门论事，亦任随状面奏，即便令引对。”肃宗至德元载（756）九月十日敕：“谏议大夫论事，自今以后不须令宰相先知。”[6]代宗广德二年（764），“敕谏官，令每月上一封事，指陈时政得失”[6]。而在事实上，唐朝皇帝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能够接受改正，有些奏谏虽令皇帝一时难堪，但一般也能够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诸如太宗时有名的谏臣魏征曾数次犯颜进谏，太宗有时虽恼怒，但最终仍不以为忤，还将其比做“铜镜”。有时即使一些不敬冒犯之言，皇帝也不以自己喜怒为标准，而从社稷考虑，对其并不责难，如则天时，骆宾王参与徐敬业反叛并起草《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痛骂武则天，武则天的反应首先不是恨其叛己，而是怜其不遇：“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流落不遇乎！”[4]朱敬则批评武则天燕昵嬖幸，武则天非但没有怪罪，反而赐帛百段。[4] 唐朝皇帝从维护本阶级根本利益出发，还比较注意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与稳定性，不以自己的意志代替法律，不以自己的感情破坏法律，在此影响下出现了一批敢于认真执法，不惧王权的大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唐朝在政治上的开放性。早在高祖时，“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杀之”。监察御使李素立谏曰：“三尺法，王者所与天下共也；法一动摇，人无所措手足。陛下甫创洪业，奈何弃法？臣主法司，不敢奉诏。”“上从之”。[4]唐太宗亦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阿之？”贞观时，太宗欲严惩“诈伪资荫者”，便命凡不自首者死，时有人犯其罪太宗欲判其死罪，戴胄却改判其流刑，“帝曰：‘朕下敕不自首者死，今断从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买狱乎？’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有司，臣不敢亏法。’帝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顺忿违信，臣窃为陛下惜之。’帝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3]从君臣二人的对话中，可知太宗对法律之遵循。综而言之，唐王朝广泛吸收社会各阶层，包括妇女参政、议政。同时，唐朝又注重采取积极措施，鼓励群臣献言献策，并注意虚心纳谏。正是由于唐王朝不拘一格，在政治上采取了种种开放的政策，才使得唐代在政治方面焕然一新，从而影响到唐代的经济、文化，并使其迸发出生机与活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局面。唐代在政治上的种种开放政策，对于我们当今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参考文献[1]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5]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6]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