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供给一总需求模型分析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供给一总需求模型分析  关思甲Summary：国内总供给一总需求模型的均衡点特征是高失业、高物价，扩张性的供给政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总供给存在着低端产能过剩（新兴产能不足）、西部地区落后加剧（城乡二元经济）、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军工除外）三个结构性问题，当前突出表现在落后产能过剩和新型产能不足；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理论创新、创新两个方面，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完善市场机制。Key：总供给一总需求模型；生产结构；创新：F121文献识别码：A：1001-828X（2016）036-000001-04前言2015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命题；2016年1月27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强调“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然而，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研究范式还不足。一、当前国内的高物价、高失业，源自总供给方面存在着问题1.高物价、高失业是当前经济的特点提高就业、降低物价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短期目标；官方反映就业水平的指标中，较重要的只有一个——城镇登记失业率（%）；反映物价水平的指标中，较重要的是消费者物价指数CPI（ConsumerPriceIndeX）。对于城镇登记失业率和GDP增长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近年数据，见图一：其中1995年城镇登记失业为519.6万，2015年为1312万；从数据可以看到，无论经济增长怎样变化，城镇登记失业率变化不大，而且都较低；甚至在GDP增长率最低的2015年6.5%，不足最高的2007年14.2%的一半时，城镇登记失业率仍然相等——4.1%，背离奥肯定律。城镇登记失业率是指城镇户口劳动力中进行求职登记的失业人员所占有的比例，但“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不足以反映国内失业率状况”；因为城镇户口劳动力中的失业人口有一些不会去登记，城镇登记失业率不能反映城镇失业率；并且该指标，不包括失业严重的农村户口劳动力（农民工），就更不能反映国内失业率状况。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研究机构也做出类似失业率的研究，其数值远高于官方表述；至于国内一些知名学者的研究结果，那就更高了。原因很清楚，2008金融危机后外需缩小，导致大量劳动力自愿失业（周期性失业）；同时名义工资上涨，又导致结构性失业增加；新行业发展缓慢，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致使摩擦性失业也在增加，三重叠加，因此高失业率是个不争的事实，并且已经超出7%的警戒线（或临界点）。对于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近年数据，见图从数据可以看到，自1997年后，通货膨胀率较低，甚至有四年通货紧缩。中国反映家庭生活消费的一篮子商品与服务，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等8大类；美国一篮子商品与服务，也分为食品酒和饮品、住宅、衣着、教育和通讯、交通、医药健康、娱乐、其他商品及服务八大类。尽管两国一篮子的构成大致相同，但在排序上存在着区别——美国的住宅、教育、医疗明显比中国靠前。始于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CPI，其构成的权重至今没有改变：食品类消费的权重占比一直占到三成左右，而住宅、教育、医疗三类权重一直比较低，忽视现实经济社住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这种高物价的危害；同样美国的CPI尽管备受诟病，房租在CPI的权重却占30%以上，欧盟甚至高达49%左右。关于CPI的定量研究，尽管差异很大，但实际物价较高是可以肯定的；国内房价一收入比较高，就是一个切实的指标。总之，官方公布的两个指标，都处于安全临界点之内，无需供给政策或需求政策进行调控；然而这与现实情况不符，实际情况是失业率和物价水平P都很高。2.关于就业、物价的总供给一总需求模型失业率指标与就业率是一种反向互补关系——高失业率也就是低就业率，高失业率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就业劳动力数量低；对于宏观生产函数Y=Af（N，K），总就业量N的降低就意味着总产出Y的减少（边际产量递减规律）。同时，CPI较高也就是物价水平P较高。因此实际经济的较高CPI、高失业率，就是高物价、低产出，而生产函数Y=Af（N，K）是反应总供给曲线的唯一工具，因此总供给一总需求模型可以完整地反映当前的高物价、高失业的形势以及政策取向，即静态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见图三：（a）图中E1代表着官方公布的供需均衡点，E2代表着实际经济的供需均衡点——高失业、高物价。（b）图中，对于均衡点E2，需要实行的政策是扩张性的供给政策，使供给曲线AS2向右移动AS'2，达到新的均衡點过供给E'2，实现高就业、低物价的经济目标。但是由于资本投入K、技术A属于长期变量，尤其是技术A在短期固定不变，因此即使供给政策适合，其效果也不会尽快地显现，也就是说，短期效果不明显。二、供给侧不仅存在着总体性问题，还存在着结构性矛盾1.供给侧的特征总供给曲线的形态As2分为三段（见图四）——左侧趋于水平段、向右上方倾斜段、右侧趋于垂直段，均衡点E2落在总供给曲线的何处呢？对于宏观生产函数Y=Af（N，K），其中就业量存在着人口红利消失的状况。国家统计局公布老年人口抚养比（老年系数）从1995年9.2%上升到2015年的14.3%，2015年“中坚力量”的劳动人口出现487万人的负增长，这也是中国劳动人口连续第四年下降。其中影响资本存量K的投资i下降。负债部门（消费者、企业、政府）中的企业负债和地方政府负债高居不下，2015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22.4万亿美元（同期GDPl0.87万亿美元）大都用于还债，依靠超发货币已经无法维持固定资产20%的年投资率。技术水平A表现为原始创新不足。2015年，屠呦呦才成为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金自然科学获得者，1995-2015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只有7年有，技术发明一等奖也并不是每年都有；尽管中国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最强的，但作为GDP第二大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研发一总装两头在外”的局面没有改变（国防工业除外）。对于反映经济安全的粮食、植物油、铁矿石、石油四大原料，国内土地（自然资源）供给已无法满足需求。人均耕地（1_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2015年粮食进口量占到我国粮食产量的20.1%；如果按照现有城镇化率（1998年耕地19.45亿亩耕地）的增速，2020年耕地面积将突破18亿亩耕地的“红线”——减少为17.8亿亩。2015年大豆进口再创新高，同比增加14.4%；石油自2011年成为第一进口国后，2015年净进口3.28亿吨，对外依存度60.6%，创历史新高；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达到84%也创历史新高。所以均衡点落在总供给曲线的垂直区域（古典总供给曲线），当然促使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的政策都会使物价降低、就业增加得更加明显。2.供给侧存在着结构性差异，但其政策选择与总体性政策并不矛盾总供给又存在着结构性差异，也就是生产结构失衡。在产业结构方面表现为低端产能过剩（新兴产能不足）、在区域结构方面表现为东西部差距扩大（城乡二元经济）、在企业结构方面表现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军工除外）三个问题，生产结构严重失衡在改革开放前后一直都是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更是是引发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非可持续性的根本原因，只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强刺激政策使得产业结构高度失衡问题显现在聚光灯下。对于供给过剩的落后产能，见图五（a）：价格水平会P"2低于社会价格水平P2（但依然高于P2），实际供给是与需求曲线AD2上A点相对应的为y''2，与供给曲线AS'2上B点相对应的y'''2形成的无效供给为y''2y''2。如果减少供给，促使供给曲线向左移动，就会引起物价上涨、失业增加；因此，对于这类落后产能，降成本是其解决问题的首选，然而无论是降低产品或劳务的价格、还是生产要素的价格，都与市场主体、政府主体的利益密切相关。由于新行业、新业态、新产品发展滞后，所以对于供给不足的新兴产能来说，见图五（b）：价格水平P''2会高于社会价格水平P2，实际供给（等于需求）为y''2，有效供给为y'''2。如果增加供给，促使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就会引起物价下跌、就业增加；因此对于这类不足的新兴产能来说，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适当的激励机制是不可缺的。三、供给侧结构性失衡问题的对策，在于改革创新1.认清供给侧存在的问题必须依靠理论创新，因为理论指导实践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必须反映国情民意，因此必须建立与国际劳工组织相接轨的失业率指标、建立符合国情的CPI指标体系，但更重要的是建立定向调控方式的理论体系。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更适用于经济增长，侧重于短期调控，采取相机调控——也就是经济政策应该“逆经济风向行事”。定向调控是“在调控上不搞‘大水漫灌，而是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针对性地实施‘喷灌、‘滴灌”，侧重于供给方面的长期调控，更多适用于结构调整，有所为有所不为，是对过去国民经济组织与调控管理的扬弃。生产结构合理作为定向调控方式的目的，必须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对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才能发挥基础性作用。国外无论是已去世的新古典综合派的PaulASamuelson、还是现在的N.GregoryMankiw，都认为生产结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自然结果，无需将生产结构合理作为经济政策的目标。中国经济时代，尽管沒有正式提出“生产结构合理”术语，但理论上“生产结构合理”目标的具体任务是明确的；改革开放初期，“生产结构合理”的目标任务还是清晰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尽管“结构合理”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被首次诠释，十八以来后被重申，但官方的理论确认还缺乏顶层设计，还不到位。从国民经济角度讲，生产结构是否合理反映了国民经济发展质量的好坏，“生产结构合理”就是国民经济的各组成成分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各成分间协调发展，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一种相对均衡状态。明晰生产结构的科学范畴。如果生产结构范畴界定不清，就影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范畴或对象，因此明确生产结构的范畴既是探讨相关理论研究的前提，也是政府进行定向调控的前提；然而在中国知网的辞典中，有关“生产结构”概念的阐释共有3类：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加企业结构、产业结构加企业结构再加区域结构，尚难统一；生产结构范畴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企业结构三个方面。2.解决生产结构失衡问题的对策必须依靠制度创新，因为单纯的经济调控不足以解决市场主体间的利益矛盾要使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必须通过三个途径：提高劳动者素质，使其转化人力资本；放开某些行业的进入壁垒，引导大量民间游资进入实体经济；加快技术创新，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其中过剩产能必须降低通过成本来实现；不足产能与实现总供给曲线移动的途径一样，同时还要给予扶持政策。这三个途径的实施，首先在于政府层面的改革，必须更多依靠改革的办法。对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加强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做到全国一盘棋；弱化地方政府的权利，转变政府职能——向服务型、法治型政府转变。因为地方政府过度竞争（盲目投资）源自政府权利界定不清，同时问责机制的成本过低。对于政府而言，使市场这个无形的手更好地发挥基础性作用，关键在于行政体制改革、规划实施及其经济政策引导上0。具体操作工具使用上，减少行政手段的干預，加大法律手段的力度，推进经济手段结构化操作。在既有政治体制下，打破部分既得利益的垄断格局。处于资源垄断的既得利益阶层（地方政府、部分国有行业，一些富有阶层），是推升成本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少数经济部门占有大部分财富的结果将降低社会边际消费倾向，进而引起国民收入的减少；因此必须打破部分既得利益的垄断格局，尽管会触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深水区——引起不同利益群体的权力和财富再分配。这三个途径的实施，还必须依靠市场的力量，实现产品和劳务市场化、生产要素市场化。国内产品或和劳务，一部分由国有企业提供、一部分由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共同提供、还剩下一部分由私有企业提供；影响产品或劳务市场化的企业行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垄断可能带来的资源配置低效率、甚至垄断利润，解决垄断负面效应的关键在于政府的经济管制和司法的反垄断法制裁。对于政府的经济管制通过规定最高价格来限制企业产品价格，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通过反垄断法，来制裁企业过多地获取垄断利润。以国内通信为例，对于三大供应商的垄断，有关政府部门无视电信客户的诉求，对三大运营商的经济监管缺失——雷声大、雨点少，至于法律制裁，连雷声都没有。其次是忽视外部不经济，也就是损害了其他企业或家庭合理合法权益的部门不承担相应责任，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的经济干预和司法的法制约束。对于政府的经济干预，也就是通过政府税收或转移支付的手段对相关企业进行干预，减少外部不经济企业的收益、同时弥补相关受损企业或家庭的收益，或者对外部经济企业进行收益弥补、同时减少相关受益企业或家庭的收益，以达到帕累托改进；以国内环保状况为例，不良生产企业在生产中所产生的外部不经济，如果让其接受政府的税收监管，存在着不确定性，甚至一些地方政府成为不良企业的利益共同体。对于司法的法律约束，尽管近年司法独立性正在加强，但从属于政府的隐性特征不会很快消失掉；同样也国内环保为例，相对于经济监管，不良生产企业接受司法惩处，存在的不确定性更大。切断政府与企业的姻亲关系、加强司法建设是政府进行经济干预和司法进行法制约束的前提。最后是国有经济。按照市场经济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存在国有企业，是由于有些产品或劳务的提供无法由私人经济有效地提供，私人企业追逐利润最大化会导致市场失灵活或者资源配置不合理。但是部分过剩国有行业创新不足，只关心收益最大化、不考虑成本，不承担亏损成本、同时还攫取垄断利润，干扰市场秩序；僵尸企业僵而不死，破坏了市场秩序，在于其没有死亡成本；因此必须加快国有经济改革。对于生产要素市场化，也就是劳动力市场化、资本市场化、土地市场化和企业家才能市场化；对于劳动力需求的部门，尽管社会还存在各种各样的质疑，但机关企事业用人单位已基本实现市场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尽管大幕已经打开，但进缓慢；对于耕地等，尽管出台了加快土地流转的政策，但国有、集体所有的性质不改，市场化进程治标不治本；经理人市场还只是一个说辞，生产要素市场市场化任重而道远。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