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应该寄望谁？ 　　从2006年至今，难产的收入分配调节方案每有一点风吹草动，总能触动公众的神经。事实上，1980年代以来，国人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同步疯长，我国迅速由一个平均主义社会演变成为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收入分配一直都是最敏感的公共议题之一。 　　从2002年执政党的十七大以来，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被写入执政党最权威的纲领性文件。多年来，先是提高农民收入，接着规范公务员工资制度，一直到200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系统研究收入分配问题，之后，该项事务交由国家发改委负责，并迅速拟定了初步的收入分配调节方案，此后3年多时间，该方案先后6次在内部征求意见、组织讨论并不断修订。 　　系统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难以出台，究竟是什么原因？近日，本刊记者专访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所长杨宜勇。作为专家组成员，他先后多次参与方案的研讨。 　　 　　改革没有共识 　　《南风窗》：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搞了这么多年了，到现在还难以出台，您觉得最大的难题在哪里？ 　　杨宜勇：最大的难度在共识层面，在这个问题上，改革的各个主体根本就没有达成共识。现在先富起来的人有先富起来的人的理由，穷人有穷人的理由。比如说中央说要提高两个比重，其中一个就是提高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的比重，现在无非就是三分法，政府的收入、企业的收入和居民户的收入，提高居民户收入的比重，那就是要降低企业收入的比重，降低政府收入的比重。那么谁愿意降呢？ 　　对政府来说，就是要降税，这个税除了个人所得税之外，还有其他别的税，个人所得税现在才占整个税收的6%~6.5%，主要可能还是降别的税。税下面有国税、有地税，国税有谁愿意降啊？地税更不愿意降了。我们到各个地方去调研，地方政府总是流行一句话，省级财政好过，市级财政勉强过，县级财政无法过，这些也是事实。 　　企业的收入比重能降低吗？企业有国企、有民企，国企去年利润1万亿，但是它有很多是控股的，我去国资委调研，他们就说所有者权益只有3000多亿的利润。然后他说冰冻灾害、5·12地震，国企都是要被抽去支援的，就是说很多摊派也比较重，他认为他没有什么可以降的，这是他的理由。民企则说，我们现在行业准入怎么难、贷款怎么难，还有一些税费之外的成本又怎么大，谁都不愿意降。所以这个格局调整落到谁身上都挺难。 《南风窗》：但是从这10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在国民收入大格局中，政府和企业所占的比重显然都是在增加的，而个人则不断减少。面对这种状况，不应该是政府和企业降吗？ 　　杨宜勇：理论上确实如此，但为什么一直降不下来呢，就是因为谁都不愿意降，都僵持在这儿。其实，早在党的十七大上就明确提出了要缩小贫富差距，收入分配注重公平，但这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而且事实的发展和我们的初衷还是背道而驰的，比如说收入差距就一直在不断扩大。 　　《南风窗》：整个改革方案难以出台，是不是因为大家常说的利益集团的阻挠太大呢？ 　　杨宜勇：那肯定，但这也很正常，大家都要为自己的利益说话，而且很多利益集团不见得就是有形的，很多都是无形的。现在为什么有些问题叫得很凶，比如个人所得税问题，大家都在说收入差距大，有政协代表就说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2000元调到5000元，甚至还有说调到1万元的。我们一边说有差距，另一边又要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高，这不是截然相反、背道而驰的诉求吗？ 　　《南风窗》：这个能算背道而驰吗？个人所得税在中国早已不是劫富济贫了吧？ 　　杨宜勇：个人所得税在中国，过去是一个精英税，90年代是一个先富起来的税，现在也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税，缴税的人一年只有8000万，中国有8亿劳动者，你说他不是中等收入者的税，不是先富税，又是什么？现在我们只听到了8000万人的声音，还有7.2亿人的声音我们没有听到。 　　我也是8000万人中的一分子，从个人感情的角度出发，我也希望我一分钱税都不交。但这个社会会怎么样呢？现在周边的局势也越来越严峻，国防的开支，中国的企业要走出去，中国的国民要走出去，中国人在全球要实行领事保护，这些钱从哪儿来？ 　　《南风窗》：政府部门的声音、富人的声音，其实都是不缺乏代言的，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他们都有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但真正需要收入分配来保障他们利益的那部分穷人，没有谁给他们代言。 　　杨宜勇：是，所以现在我们听到的只是先富起来的人的声音，或者说中等收入者的声音比较强大，穷人的声音是很弱的，甚至是没有的，而且都不在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离退休金这个问题都说少，都要调，可是我们继续追问一下，离退休金低的人他是有离退休金的，他说他低，还有很多没有退休金的人，你们知道吗？60岁以上的人现在领退休金的只有30%，还有70%的人没有一分钱退休金的，我们心里有他们吗？我们听谁的诉求，我们代表谁、为了谁、依靠谁？ “改革不能靠文件，要靠对话机制” 　　《南风窗》：在收入分配的问题上，既然没有全民共识，那我们的改革，应该怎样推进下去，这个方案难道就一直这么拖下去吗？ 　　杨宜勇：我个人觉得方案在今年年内肯定是能够出台的。但是并不是说一个文件出台之后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是很幼稚的。其实，从2004年起，发改委牵头，几个部委成立这么一个议事机构起，每年都有收入分配改革的相关措施出台，这个也是不能够否认的，我觉得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工作的机制，虽然达成共识有难度，但是每年都在达成共识。 　　如果我们都把希望寄托于政府这么一个文件，认为改革的主体就是政府，政府能摆平所有的事情，那是相当错误的。政府里边有中央政府、有地方政府，改革的主体是多元的；企业里面有国企、有民企，有大企业、有中小企业；个人里边又分管理层、一般的工人，有城里人、有农村人，有穷人、有富人；企业里面还有垄断的、非垄断的企业，这些都是改革或者被改革的主体，我认为被改革的主体就是改革的主体。这些主体之间共识的达成和收入分配的调整，远远不是政府的一个什么文件能够解决问题的。 　　《南风窗》：不靠政府的强力推行，我们能靠什么呢？ 　　杨宜勇：还是要靠完善的对话机制。比如说一般工人涨工资其实普遍要求很强烈，现在他们都是寄希望政府发一个文件，能给他们涨工资。政府不能发，一发就违反《企业法》、违反《公司法》，对不对？那么你要跟谁去谈？就是通过集体谈判？工人涨工资在全世界就两种办法，一个就是说你觉得我是个人才，你不给我涨工资，我就用脚投票，我走人，我到别的单位去，他给我高10%，或高20%的工资；再就是集体谈判。 　　《南风窗》：最理想的改革模式当然是各个利益主体的充分参与和有效表达，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机制似乎还很欠缺吧，比如，这次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从2006年到现在，单征集意见都五六次了，可每次到底都征集了哪些人的意见？ 　　杨宜勇：我参加了好多次意见征求，主要还都是各个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当然我觉得如果有必要，像教育改革纲要公开征求意见也是可以的。但中国的事儿就是这样的，你不让他征求意见，他有事儿；但是你征求意见了，他又不拿意见，或者是拿不出实际意见来。 　　比如说《劳动法》，当时是公开征求意见的，可在征求中国企业意见时，没有几个企业拿出什么意见来，那些跨国公司倒是一拿意见都是300多页，一本一本的意见。《劳动合同法》执行之后，中国的企业主就说我反对，外国企业的意见可能吸收得很少，甚至是大多数没吸收，但他坚决拥护。这是个参与意识的问题，中国在这些方面还比较欠缺。很多人不愿意付出时间、精力，真正有效的参与还很难。 《南风窗》：中国社会现在中产阶级掌握部分话语权、舆论权，因为他们可以通过网络、报刊等媒体造势，其从业者本身大部分也算是中产阶级，但影响政策制订的权力还是在最富的群体，大多是有权和有钱的，一般公众，是否有渠道参与征集意见过程呢？ 　　杨宜勇：这些建议和要求都是很合理的，我也认为应该特别尊重这种程序上的规范，决策的民主化主要在程序，程序没做到的话，那就是最大的失误。这些东西就看你愿意不愿意做。 　　 　　 不要对改革抱有太高预期 　　《南风窗》：这次改革跟以往不同的是，第三次分配似乎也提上了公共议程，那么，在三次分配调节作用上，您怎么看？ 　　杨宜勇：不要寄希望于第三次分配，你看富人，让他纳税都不好好纳，让他捐助就更难了。三次分配是靠不住的，但也并不能因为比我们更富有的人纳税情况比我们糟糕，那我们就也不纳税，这种逻辑思维是错误的。 　　对政府来说，我们应该认真做好第二次分配，但我个人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初次分配，要是初次分配差距太大了，税收也是没办法把这么大的差距给矫正过来的。日本这么一个国家基尼系数0.25到0.35，它是资本主义，我到松下、日立、索尼去看，问他们收入差距多大？他们说公司内部管理阶层和劳动阶层工资收入差距不超过3倍，像咱们呢？现在企业改革，80年代是7倍，到后来是17倍、70倍，现在恐怕要二三百倍了。 　　《南风窗》：其实这一轮的收入分配改革，公众的焦点好像是集中在国有垄断性企业员工的高收入上，《反垄断法》之前也一直效果不彰，您觉得调整这个群体的高收入，是不是最重要的一块？ 　　杨宜勇：这其实还是共识的问题，主要是城里人的视角，他们觉得这是最不公平的一块，但在我们的研究中，中国最不公平的分配制度是城乡二元结构，就是你说农民工的收入分配问题，我们所说的0.47基尼系数中，城乡二元制度对总的收入分配差距的贡献占60%以上；第二才是行业的、才是垄断性企业的贡献，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好像认为这种二元结构就是天然的，应该的，所以现在把主要的精力就放在这个垄断上。 　　《南风窗》：对于改革，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这次会不会出台一些定量的指标以及可操作的细则？比如基尼系数在哪一年降低到什么程度？劳动收入、居民收入两个比重要提高到多少等等硬性可量化的指标体系。 　　杨宜勇：我个人也很希望这次的改革方案能够细化到这种地步，将这些指标列入其中，但这次可能做不到，原因还是在于之前说的共识问题上。 收入差距的深层根源 　　《南风窗》：中国的收入差距过于悬殊已是不争的事实，并且这种差距还在日益扩大，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 　　郑功成：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是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是从共同贫穷的时代到共同富裕的时代必然要经过一个贫富分化的过程，因为财富不可能一夜之间从天下掉下来，而是只能逐渐增长，这一过程必然要注重鼓励财富的创造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方面，以效率为准则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力量，而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导致某些生产要素禀赋差的个体无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甚至陷入贫困；再加上中国选择的是一条渐进改革发展的道路，不同地区改革开放进程不一，不同群体获得的政策支持也有差异，从而带来的发展机会也就不一样。因此，现阶段中国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不是国家发展衰退或者停滞甚至倒退中的问题，而是国家发展进步中的问题。 　　从现实出发，收入差距其实是结果，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结构问题，是结构失衡和体制改革不到位造成的。结构失衡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即投资、出口和消费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衡，消费排在末位。二是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失衡，过分依赖第二产业即制造业。三是城乡之间的结构失衡。四是区域发展的失衡。此外，还有投资结构、信贷结构、财政支出结构等方面也是一种失衡的格局。 　　与此并重的另一根源是体制改革不到位，就是在采取打破原有平衡的各种政策的同时，体制改革没有跟上。首先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不到位。过去农村有合作医疗、义务教育等福利，后来搞承包责任制，新的机制没有跟上。城市搞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过去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没有了，新的医疗保障没有跟上。所以，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始终滞后，近年虽然已经开始推进，但还没有到位。第二是财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实行分税制已经快20年了，到现在还没有新的改革，财政支出结构的失衡由来已久。第三是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还没有从管理型转向服务型。部门分割严重，这点在立法过程中表现很明显，如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社会保险制度都是劳资之间博弈的结果，而我们国家则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导致相关的法律迟迟不能出台。 收入差距的深层根源 　　《南风窗》：中国的收入差距过于悬殊已是不争的事实，并且这种差距还在日益扩大，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 　　郑功成：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是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是从共同贫穷的时代到共同富裕的时代必然要经过一个贫富分化的过程，因为财富不可能一夜之间从天下掉下来，而是只能逐渐增长，这一过程必然要注重鼓励财富的创造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方面，以效率为准则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力量，而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导致某些生产要素禀赋差的个体无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甚至陷入贫困；再加上中国选择的是一条渐进改革发展的道路，不同地区改革开放进程不一，不同群体获得的政策支持也有差异，从而带来的发展机会也就不一样。因此，现阶段中国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不是国家发展衰退或者停滞甚至倒退中的问题，而是国家发展进步中的问题。 　　从现实出发，收入差距其实是结果，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结构问题，是结构失衡和体制改革不到位造成的。结构失衡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即投资、出口和消费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衡，消费排在末位。二是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失衡，过分依赖第二产业即制造业。三是城乡之间的结构失衡。四是区域发展的失衡。此外，还有投资结构、信贷结构、财政支出结构等方面也是一种失衡的格局。 　　与此并重的另一根源是体制改革不到位，就是在采取打破原有平衡的各种政策的同时，体制改革没有跟上。首先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不到位。过去农村有合作医疗、义务教育等福利，后来搞承包责任制，新的机制没有跟上。城市搞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过去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没有了，新的医疗保障没有跟上。所以，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始终滞后，近年虽然已经开始推进，但还没有到位。第二是财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实行分税制已经快20年了，到现在还没有新的改革，财政支出结构的失衡由来已久。第三是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还没有从管理型转向服务型。部门分割严重，这点在立法过程中表现很明显，如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社会保险制度都是劳资之间博弈的结果，而我们国家则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导致相关的法律迟迟不能出台。 群体事件不时发生，阶层矛盾日显尖锐，官民之间情绪对立，以及利己主义在泛滥、追求暴富成时尚，均表明利益格局失衡与收入分配失范，正在扭曲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和许多人的理性思维，如果在“十二五”期间还不能扭转这种失衡、失范的格局，国家便可能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最终受害的不仅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受阻，更会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境况的改善。根据国际经验判断，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如果不能妥善地解决收入分配失衡与贫富差距扩大化的问题，国民财富的增长不仅不能减少社会冲突，而且会进一步激化社会冲突与社会危机。 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如果不能合理分配财富，便必定影响社会财富蛋糕的继续做大，即使能够继续做大，也必定发生霉变，财富增长越快，带来的社会问题可能越严重，社会危机的风险可能加速度积累。合理分配财富客观上已经成为解决当前诸多社会问题的前提条件。因此，合理分配财富不仅是民生保障与民生改善的需要，同时也是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需要，“十二五”期间一定要高度重视收入分配改革，并将合理分配财富置于与鼓励继续创造财富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将合理分配财富作为国家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性杠杆，通过一揽子改革措施，扭转失衡的利益格局，规范失范的收入分配秩序，这应当是“十二五”期间必须基本完成的一项中心任务。 ：改革30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不可能一下子解决，分配制度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中国其它很多领域的改革息息相关。所以要扭转这种失衡格局，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肯定非一日之功，必须假以时日，多管齐下。不仅需要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同时发力，还需要对劳动报酬结构、公共资源配置、税收政策以及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等方面进行相应的制度调整，是一项需要综合利用立法、行政、市场、司法乃至道德等多种手段才能奏效的宏大系统工程。这一轮收入分配改革更全面、更复杂，它需要确立一个基本清晰的、较为公正的、定型的收入分配秩序。 再分配优先 　　《南风窗》：收入分配可分为按要素分配为主的初次分配，以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为主的第二次分配，以及以慈善公益事业为主的第三次分配。在中国的分配制度改革中，这三次分配将如何协调？ 　　郑功成：以前中国都是靠经济发展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但当收入差距过于悬殊，只靠增量调整已经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现在关键是调整分配结构，中国初次分配格局长期以来都是资本所得畸形偏高、劳动所得畸形偏低，所以初次分配改革是必须的，也是根本。但初次分配的改革面临太多难题，政府对初次分配的干预和调整更为复杂，它不仅涉及劳资与政府三方利益的分配，而且与就业、投资、经济增长乃至地区之间的竞争等交织在一起。初次分配还面临许多基础性、技术性困难，比如统计数据不规范，企业造假，现金交易等等。 初次分配需要渐进，再分配却可以立竿见影。现在中国实际上就是在调再分配，社保、医保日益健全。近年财政支出已经加大向民生倾斜的力度。近年中国在社会保障领域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比如义务教育的免费、城乡低保、医疗保障的全覆盖、农民养老保险的推进，等等。 首先政府应该转变观念，富民才能真正强国，要把富民放在前面。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已经明确提出了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所得占GDP分配中的比重的财富分配目标，这种发展理念与分配理念的转变，是切实缓解贫困问题和解决贫富差距偏大的重要的政治基础。 　　政府在再分配领域的巨大作用不言而喻，即使在初次分配领域，政府仍然可以大有作为。比如政府可以利用公共权力，通过推进社会保险法的立法和实施，来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这是增加劳动所得和平衡劳资利益格局的重大举措，同时也可以利用相应的税制等措施来促进企业年金和其他职业福利的发展。即使是工资部分，政府也可以通过法制确定最低工资，可以发布工资指导性政策，可以促成劳资双方的工资谈判和政府与劳、资三方之间的协商谈判机制。政府在劳动者和资方之间要保持独立的第三方立场。 　　再比如现行税制，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放大收入差距。像房产等不动产，现在谁买的房多就收益多。垄断行业中的企业工资很高，住房公积金的比例也很高，企业年金也都有了，这些对高收入阶层来讲都是锦上添花，但是对于低收入阶层却还没有完全做到雪中送炭。因此，税制的改革是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工具与手段，也要政府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总之，当前的利益失衡格局与收入分配失范现象，是以往改革发展过程中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要切实扭转这种格局与现象也非一日之功可以完成，而是需要下定决心采取一揽子方案，从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乃至三次分配同时发力，应当争取在“十二五”期间实现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目标，并在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方面有重大进展，最终用10年左右的时间真正实现利益格局的均衡化和全民合理分享国家发展成果的目标。 “按照党的十七大的要求，总结实践经验，完善选举制度，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更好地体现人人平等、地区平等和民族平等原则，扩大人民民主” 西部开发，十年探路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0-03-31 浏览：2990 显示 　　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纲要》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进行了具体部署。距今已经整整10年了。 　　西部大开发的范围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吉林延边地区等12个省、自治区及地区，面积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71.4%。2002年末人口3.67亿人，占全国的28.8%。 　　从孙中山提出西部开发方略，到国民党政府的西部开发动员；从解放后“一五”、“二五”时期对西部的倾斜，到改革开放之初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西部凝聚着几代人的目光。西部大开发能否改变西部人的天地和命运？当百年战略工程破题10年时，现实的问题和挑战伴随着冷静的思考，摆在国人面前。 　　过去10年，西部发展不负众望，堪称“黄金10年”，但也产生了很多新问题。国家层面各种规划层出不穷，对西部大开发的关注度在下降，西部办的变迁就是明证；无论在经济发展还是民生层面，西部和全国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仍在继续扩大；经济发展和承接产业转移，对西部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西部的资源优势自不待言，然而如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同时避免产业结构的逆向调整，仍是一个未解的难题。 　　另外，建设安全、高效、合理的运输交通网络需要巨额资金，环境绿化治理需要技术和时日，协调民族宗教矛盾需要策略和耐性……种种艰难复杂倍是耗资耗时耗力。如何招商引资西进，如何布置调整西部社会，如何树立西部经济品牌亦是艰难的工作。 　　更关键的是，产业技术的对外依赖使中国丧失了对自身经济的自主区域调整能力，它导致了东部单边崛起，从而产生了东西经济的失衡。东部经济的繁荣虽然一定程度可以拉动西部的有限发展，但若想西部真正摆脱被人拖着走的局面，还得从根本上先解决国内自主技术创新落后的问题。 　　因此，西部开发实际上触及中国诸多方面最根本的问题，其发展不可能是突变式，而只能是渐进式，从而可能将是中国在整个21世纪的难题。未来十年，国家将更多地着眼于提升西部地区的自我造血能力，西部地区包括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会有明显的提高。如果西部经济的发展真能如19世纪美国的西进运动、20世纪30年代苏联开发乌拉尔山脉以西地区那样发挥作用，以西部地区庞大的资源和土地面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新世纪必将有更光明的前途。 西部大开发的新起点 作者：杨 军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0-03-31 浏览：1280 显示全文 　　从亚洲金融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相隔正好10年，而这10年，恰好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第一阶段的起点和终点。亚洲金融危机后,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中国做出西部大开发的重大决策。在这一战略决策下，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长江上游经济带、南贵昆经济区、成渝经济带、关中—天水经济区、北部湾等等重点经济区率先发展，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等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项目纷纷上马。 　　西部10年的发展不负众望，堪称“黄金10年”。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世界经济风雨飘摇，中国经济一直倚重的出口遭到重创，外向型经济为主的东部经济一度低迷，大批中小企业倒闭。而西部因为出口所占比例本就不高，受到的冲击很小，担当了国内“扩内需”的重任,成为保持增长的“引擎” 和应对危机的“减振器”。 　　但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检验了西部大开发第一阶段的成果，也为第二阶段的发展带来许多必须面临的问题。而这10年，西部自身也产生了很多新问题。 　　前10年，西部开发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打基础，即为西部地区的全面发展准备基础条件。下一个10年则要深入推进，实现“富民”。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改善了，有可能会产生缺乏产业支撑等问题。在新阶段开始之际，如果能有一个好的规划，中国西部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发展速度和质量都将出现新的飞跃。 且不说目前这种相对差距缩小的态势还很不稳定，各地区之间发展差距还很大，只是西部和全国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就仍在继续扩大。西部地区与全国人均GDP的绝对差距1999年为2714元/人，到2008年扩大为5916元/人。2008年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已达到5331美元，西部地区只有2297美元。从省区市看，最高的上海高达10529美元，而最低的贵州只有1271美元，上海是贵州的8.3倍。西部一些贫困地区至今仍未解决温饱问题。2009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3597万人（按贫困标准1196元测算），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 另一方面，更严重的是，西部与东部之间的城镇化和信息化差距也呈现扩大趋势。2007年，西部地区城镇化率仅有37.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0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低18.0个百分点。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信息化更能说明一个地方的发达程度。 　　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本应同时推进，目前西部与东部工业化差距在缩小，另外两个差距却在扩大，这样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必将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西部大开发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提推进城镇化，对正在谋划下一个战略10年的西部来说，是一个机会。当前西部地区的城镇化，面临着许多机遇，像国家优惠政策、国际国内产业转移、边境地区扩大开放等等。但同时也面临着很多严峻的问题，比如人口聚集度低，城镇化基础薄弱；环境限制，物流不便；节能减排和环保的压力大，无法简单承接产业转移；资金、技术、人才缺乏，很难接轨国际先进产业。等等。如何利用机遇克服困难，也是摆在西部大开发面前的难题。 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是发展存在导向的偏差。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把城镇化片面理解为城镇建设，但产业并没有很发达，这样就阻碍了城镇化进程。中央提出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核心内容是要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问题。而西部因为产业不够发达，大量富余农村劳动力流向沿海地区，并不能通过在西部城市打工最后定居逐渐扩大城镇化。 　　一个可喜的变化是，随着西部产业的崛起，西部城镇正在吸纳越来越多的打工者。沿海城市民工荒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量的西部打工者回到本土打工。城镇化的大力推动才能真正缩小西部和东部的绝对差距。 西部发展待转型 　　西部地区存在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和投资拉动。魏后凯告诉记者，为什么这10年西部发展这么快，除了政策刺激外，主要就是靠投资拉动和资源拉动。西部投资拉动占的比例高达65%，东部只有46%。资源性产业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以内蒙古为例，从2001年到2008年，资源性产业比例从60.9%增加到70.2%。 　　中国的经济转型已经是一个难题，和中国的转型相比，西部的转型还要难很多，不仅要实现从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变，还要降低资源拉动，经济基础却比较薄弱。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些年，东部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而西部因为出口所占比例很小，主要都是靠投资拉动。 启动消费，抑制投资，这是国家的大势。在西部大开发的下一个10年，显然不能再过度地依靠投资拉动。未来10年西部经济靠什么发展，是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国家投资主要投入到两个地方，一个是基础设施，一个是资源开发，像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都是资源性的。现在的西部地区产业总体来说还是低层次的，西部产业发展目前还是依靠资源类投资拉动为主，采掘和原料加工业比重较大，产业链条短，加工深度和综合利用率低 西部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城市属于资源型城市，像增长比较快的内蒙古等地，都是资源性地区，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源性产业尤其是能源重化工业的拉动。这类产业单位GDP能耗高，“三废”和碳排放强度大。2008年，西部万元GDP能耗高达2.02吨标准煤，比全国平均水平高83.6%。最近，中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对西部将是严峻考验。 一个糟糕的后果是，靠牺牲资源谋得短期发展的西部，其实资源并没有充分转化成本地的经济利益。中国有40多种电价，西部上网电价很低，用电却很贵，比东部贵很多。西部地区创造的价值相当一部分通过经济杠杆都转移到沿海地区了。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在目前中国“诸侯割据”的形势下很难公平。 　　学者们普遍认为，应注重培育西部自我发展能力，实现从输血到造血、从资源导向到市场导向、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变。 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对西部造成太大冲击，反倒带来了新的机会，一些跨国公司和国内一些公司，把生产基地从东部移到成本较低的西部。这也是国内新一轮产业转移的开始。当国际产业转移告一段落，中国正好面临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大量的产业承接，会使西部产业迅速发展起来。而转移过来的产业以制造业为主，也大多是第二产业，制造服务业等还是多在北京、上海等国际大都市。 　　有益的探索正在西部地区进行，可供总结的经验正在出现。可以肯定的是，西部地区的城镇化不是东部简单的复制，不会再只是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资源以及其他资源能源等，以环境为代价来承担产业转移。 西部民生，十年求变？ 作者：田 磊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0-03-31 浏览：851 显示全文 　　10年前，西部大开发轰然启动，一个“大”字在西部12省区，这片占据中国半壁江山的广袤国土上，激起了多少人对富裕和幸福的渴望，多挖一个矿，多修一条路，口袋里的钱肯定会多一点。但如今，10年过去了，这些美好的憧憬并没有如期成为西部中国大部分平常百姓家的现实图景。 　　10年的投入，大型工程建设确实已经让西部中国在物理形态上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中央政府最关心的生态环境，总体上也得到了改善。然而，这些方面的成就并不直接贡献于人的福利改善。最近几年，当民生成为中央政府最响亮的口号时，回望西部，目光所及之处，民生依旧艰涩。公路、照明、饮水、看病、读书，这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依然是西部大部分农村地区最大的议题。 　　就在今年“两会”上，甘肃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28岁的甘肃东乡族人大代表马含岚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桌议事，她口中自己那个黄河上游大山深处极端贫困的故乡，让大部分早已见惯了繁华中国的记者们都感到如此陌生。听完她的发言，曾经在甘肃呆过14年的总理亦慨然：“我去过东乡，路难、缺水、人多、地少，我们要下大力气改变这些地区的面貌，你回去转告乡亲们，党和政府一定会帮助大家过上幸福的生活。” 　　2010年，西部开发迎来了又一个10年，幸福生活会在中国西部如期而至吗？ 　　 　　双重差距 　　今年是西部开发第一个10年计划到期的年份，总结过去，规划未来成为西部12省区最重要的工作。对于过去10年取得的成绩，每个部门都拿出了一系列统计数据来佐证，其中，最耀眼的要数GDP的增速，10年间，据统计西部地区GDP年均增长率达11.42％，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两个百分点，其中更是有连续8年增速位居全国第一的内蒙古奇迹。 　　除了GDP之外，工业增加值、投资额度等等宏观的经济数据，西部也几乎都能与全国的平均数同步增长。但是，在涉及民生的数据上，比如居民收入水平、人均生活用电、住宅面积、教育、医疗服务等等指标，却全方位落后于全国平均数，更不用说与东部比较了。 　　在经济数据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一项能够直观反映老百姓富裕程度的指标，如果拿2000到2008年间的数据做比较可以发现，西部12省区从5900多亿增加到19239亿，年均增长14.9%，但是，2008年仅仅广东一省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就达到了12772亿，增速超过20%。 　　2005年，西部开发进行到第五个年头时，国务院西部办曾经委托中国社科院开展过一项对西部开发实施效果的中期评估，在最终公布的那份评估报告中，基础设施状况、重点治理区域生态恶化初步遏制等六个主要指标的结果都在“一般”以上，只有“农村居民文化卫生等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一项评价为“较差”，这些发展指标明晰地反映了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 　　更早些时候的2003年，中国科学院有一个研究组根据人寿状况、身高状况、疾病状况、文化素质四个方面对我国各省的人口健康状况进行测量，将我国各省健康状况分为五等，西部各省几乎占据了所有得分最低的等级，远远落后于中东部各省。这样的状况，在此后历次的调查中，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在民生层面，过去10年，中国西部与东部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另外一层差距则没有引起更多关注，在各种各样的数据统计中，西部12个省区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来与东部以及全国的平均数比较，但是当西部开发已经走过10年之后，西部是否还能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也是值得商榷的一个问题。西部各省内部的差距和割裂，看起来一点也不比与东部差距小。 　　今年“两会”上，宁夏的人大代表、固原市市长白尚成的发言就相当有代表性，他说：“虽然都被国家归为西部，但西部与西部的差距是很多人都难以想象的，比如我所在的固原市，就是个大农村，与同为西部的西安、重庆根本就没法比，但是，在政策的执行上，国家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 　　地处宁夏甘肃交界带的固原是全国著名的连片贫困区，150多万人，超过85%都是农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白尚成说，这么多年来，固原走的路一直都是围绕温饱问题改造大山，变成梯田，但是大山翻了三遍，没给老百姓带来富裕，更不要说幸福了。 　　这样的连片贫困区，在整个西部占据的面积和人口，远远超过重庆、成都、西安这样的大城市。其实，从最近3年来的全国“两会”上西部各个省区代表委员们的发言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在西部的四川、陕西、重庆等省区，其诉求与东部省份并无太大区别，多是与其他省区争项目、争政策，而更加落后且以农村人口为主体的甘肃、宁夏、贵州、青海等省区提及更多的依然是修路、通水电、开发矿产、设立经济区等等最基础的诉求。 　　原国务院西部办副主任曹玉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称，像重庆、成都、西安这些地方已经具备了很强的竞争能力，不需要国家输血了。2008年，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曾经发布一份题为《2008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的研究报告，特别指出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缩小了西部大城市与中东部的差距，但是，西部地区农村需要更多的直接帮助。该报告认为，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西部城镇获益远远大于西部农村地区，中国政府应该加大对西部农村地区的直接帮助。 　　 　　民生的成本 　　 事实上，对于农村而言，所谓民生，最主要的方面无非是水、路等基本设施、义务教育、医疗卫生以及就业机会。过去10年，基础设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但凡深入过西部乡村的人都能够明显感受得到，杳无人烟的矿藏区往往高速公路铁路四通八达，但在居住密集的县城、乡镇地带，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并没有明显改善。全国不通公路的乡镇超过80%在西部，不通公路的行政村超过50%在西部地区。 　　可以说，过去10年，西部基础设施的改善更多是基于经济发展的需求，比如更加快捷地将煤炭、矿石、天然气等运往东部而修建。“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这些标志性的重大工程占据了投资的大部分，但其对西部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那些能够使西部居民尤其是农民直接受惠的中小工程项目，如水电、教育、卫生、文化等基础设施还严重不足。也因此，饮水安全、义务教育达标这些在东部早已淡出历史舞台的议题，在西部农村依旧是头号问题。 　　各种各样的民生数据都可以佐证，作为一个整体，西部在过去10年与东部以及整个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高速增长的GDP并没有直接带来人民生活福祉的改善。在制订新一轮的西部开发规划的当口上，已经有很多媒体和学者在呼吁，下一个10年，西部开发应该从 “以经济总量为导向”转变为 “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否则，中国东西部社会发展的差距将越来越根深蒂固且无法逆转，甚至会影响整个国家的政治安定。 　　但在西部规划中，这些原本是2030年以后才考虑的事情。10年前制订西部开发规划之初，对西部开发的演进路径，学界的主流观点与政府的规划思路其实是接近的，到2010年，主要是“打基础”，2010年到2030年是“体制建设、产业化、市场化”，2030到2050年才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面缩小差距”。 　如今，无论是舆论呼声、还是国家政治层面的需求，都让原来计划好的路径无法再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了。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西部办原副主任王金祥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当成为西部大开发规划中的又一个重点，他建议，在西部大开发新的10年发展中，国家应当将重点由过去的追求发展速度、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基础的工作转换到政府普遍服务上来。 　　但是，改善西部民生，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究竟需要国家付出多大的成本？这是个需要测算的重大命题。至少从两个方面比较的话，西部民生所需的成本远远高于中国其他区域。首先是自然地理层面的因素，不管是地广人稀的大西北，还是崇山峻岭的西南诸省，农村人口高度分散，导致单位网络服务人口少，使得道路、电力、通讯等网络型基础设施的人均供给成本要大大高于其他地区，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设施也由于服务人口少而使平均服务成本提高。 　　更重要是频发的自然灾害对民生的伤害是难以估量的。就以今年为例，西北各省的雪灾以及随之而来的雪融性洪灾，几乎席卷了新疆、内蒙、甘肃等西北大部分地区，而西南的云贵川则饱受百年一遇旱灾的煎熬，到现在依旧没有缓解的迹象。再往前追溯，汶川地震、大理地震以及甘肃陇南等地从来都是自然灾害不断。过去10年里，根据相关统计数据，中国西部地区平均每年受灾面积都在8万平方公里左右，受灾人口动辄以百万计。 　　每一次自然灾害的降临，留下的不仅仅是生命消逝，更有大面积的基础设施被摧毁，很多可能是花了好多年修好的路，一朝被毁。虽然每一次中央政府都会下拨巨款来帮助当地重建，但除了汶川大地震这样的重大灾害有充足的资金保证之外，大部分没有被全国关注的次级灾害，其重建的力度和资金都是难以保障的。 　　在中国西部，对于个体民众而言，因病返贫是最主要的贫困因素，对于整个区域而言，因灾返贫则是最大的特点。加上三峡移民、西气东输这类重大工程造成的大量移民，可以说，灾民和移民是西部贫困人口的一大组成部分。他们面临的问题往往是最基本生存能力的丧失，改善这类群体的生活福利，国家需要付出的成本远远大于任何一个国民群体。 　　除了自然地理因素之外，西部地区民族成分复杂、有着多元的宗教、语言和文化，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地方政府管理和服务难度的同时，也让西部地区政府规模庞大，行政供养人口比重远大于东部，公共服务的软成本更是远远高于东部地区。但不管是自然地理的因素还是软成本，在我国现行一些领域的公共服务供给方案中，没有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成本估计严重不足也成为制约西部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性因素。 　　 　　下一个10年 　　对于西部开发的总体路径设计而言，纸面上的进度可以轻而易举地调整，提出富民的新口号，但对改善西部民生究竟做了多少具体的成本考量，中央政府又能拿出多大的财力、物力才能解决问题，却是个未知数。 　　2010年“两会”上各个渠道信息显示，“西部开发新十年规划”已经上报中央，马上就会得到批复。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人士透露，新规划中培育西部优势产业，提升西部地区自我造血功能，减少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诉求。 　　但对于西部而言，能源和矿产恐怕是为数不多的优势了。过去30年来，中国突飞猛进的工业化进程中，西部几乎是缺位的，东部地区把中西部地区变成了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廉价能源和劳动力的供应地，沿海地区工商业的发展，恰恰成为中西部地区工商业不发展的一个原因，对于大部分西部地区而言，独立发展工业化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 　　没有工商业的可观收入，改善民生需要的大笔资金，能够依赖的除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和补贴，就只剩下资源税了。今年“两会”，在甘肃团审议大会上，来自庆阳的人大代表王庆粉讲述了当地社会发展的诸多困难。甘肃庆阳的长庆油田目前是仅次于大庆油田的中国第二大油田，听了王庆粉的讲述，温总理说：“庆阳具有资源优势，但关键就是资源的开发利用如何促进当地老百姓致富？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事实上这也是一个纠结西部多年的难题，必须有制度性的改变，否则财政收入少得可怜的西部地方政府，要改变民生，仍旧只能是空谈。 　　2005年，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分别提高了山西、内蒙古、青海等11个省市煤炭资源税的税额标准。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矿产资源补偿费仍然很低，地方政府难以从资源开发以及价格上涨中分享收益，对资源税的征收方式进行改革，使资源税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税源，类似的改革呼声已经说了多年，但一直没有通过。 　　而作为平衡区域政府财力、从而缩小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差距最重要手段的转移支付政策，同样是弊病重重。我国现行的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以税收返还方式为主，而这种方式的分配办法是以1993年为基数，其结果是导致税收基数大的东部地区获得的税收返还多，税收基数小的西部地区获得的税收返还较少，几乎没有起到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转移支付政策的规范性和透明性都难以保证，中央政府转给地方的大笔财政收入，到底有多大一部分被用于养活庞大的行政系统，又有多少真正地投入公共服务的改善？一直以来，这都是一笔糊涂账，且缺乏法制的约束。 　　这些制度性流弊的革除，是西部民生能否得以改善的前提。下一个10年的大开发，能否让广袤的西部中国，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实现真正的民生安乐，显然任重道远. 教育改革：能否超越医改？ 　　 　　脆弱的共识 　　在公布《纲要》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长袁贵仁坦言：“随着改革的深入，共识度会越来越低，因为它既涉及观念，涉及体制，还涉及切身利益。”任何一项改革的推行，都是需要高度共识为前提的，但是，教育改革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共识？ 　　中国教育两个被诟病最多的积弊，一是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以致于大学校园官僚味十足，创造活力丧失，二是基础教育的资源分布极端不均衡，以致于择校热愈演愈烈，教育领域内的贫富分化日益根深蒂固。这两个方面，也是总理温家宝和教育部长袁贵仁在不同场合提及教育改革时说得最多的问题。 　　在数万字的《纲要》正文中，涉及这两个问题的内容同样最多。尤其是针对大学行政化，《纲要》明确提出要取消各类学校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将“去行政化”予以如此明确的表态，对比最近10年来各种各样的体制改革，可以说有相当大的突破，事实上，这也是知识分子群体这么多年来对中国教育改革一个很大的诉求。 　　“从总理讲话到《纲要》表述，明确提出改革的重要方向是去行政化，这是件天大的事，在医改过程中，这件事说了5年，也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明确说医疗体制改革最重要是去行政化。”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看来，中国不光是教育体制，医疗体制，还有其他方方面面事业单位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就在行政化，这些公立服务机构，它的组织模式是上下等级体系，无论是公平还是效率诉求，都很难满足。 　　基础教育资源的极度不均衡同样是关心教育改革的专家学者多年来的一个强烈诉求，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对全国各地屡创新高的择校费，就年年予以近乎偏执的关注，每年都在坚持做公众教育满意度调查。事实上，作为社会发展的均衡器，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追求公正、公平、平等、自由、民主等宝贵价值的工具。工具本身的极端失衡自然对社会造成伤害。 　　此次的改革《纲要》，对上述两大问题的高度回应，让《纲要》本身得到了很多关心教育改革的人士的褒扬。知识群体的诉求与中央政府的改革方案，很难得地达成了极大共识。但这些似乎仅仅只是纸面上的共识，一项公共政策的制订和推行，是需要各个利益相关方进行充分博弈的。在教育改革中，诸如公立大学、家长、学生、想要或已经进入教育领域的民营资本，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但在教育改革《纲要》的制订过程中，这些诉求很大程度上是被淹没的。 　　“义务教育均衡化就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北京市的老牌名校北京一中原校长王晋堂就说，“在很多人心里，不均衡才能独占鳌头，才能享受优质的待遇，均衡就意味着没有了特权，这是社会矛盾的表现，不仅仅是教育上的争论。虽然现在没有人高调反对，但当改革到一定程度进入深水区时，代表不同利益的人就都会跳出来发言的。” 　　“如果一项公共政策没有经过广泛的讨论和博弈的话，各个利益集团的真正需求没有被挖掘出来，这项公共政策取得的共识程度就比较低，所以到后边大家对这项公共政策的执行可能就不关心了。”余晖说，在中国，还远远没有建立起一个正式的公共政策程序，在制订政策过程中，利益集团比较软弱，其利益诉求不能得到直接表达。这样的结果是，整个公共政策出台之前的成本可能会低一些，但多年来，中国的公共政策到后面的执行阶段，往往效果就会比较差，会完全走样。 　　 　　模糊的路径 　　3月初，针对教育部发布的改革《纲要》，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北京专门组织了一场研讨会，教育部相关官员也都到场参加，与会众多专家和记者，对方案褒扬的同时，更多人追问的则是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事实上，据参与改革的有关专家透露，这份颇具改革精神的《纲要》在经历了一年多的难产之后能顺利出台，温家宝总理的亲自介入和强力推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纲要》规划的时间则是2010到2020年，征集意见结束，真正启动改革恐怕要到2011年以后，改革的推行，很大程度上是下一届中央政府的事情。 　　中国的诸多政策推行，往往会落入人走政息的怪圈，过往的历次教育改革效果不彰，很大程度上也与此有关。“只有制订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改革行动纲领，才能够尽量避免这样的结果。”余晖认为，首要的问题是要将改革明确分为发展目标和试点目标，那些不存在争议的比如财政投入等基本事项应该立即开始运行，而争执不下的政策则可进行试点。 　　《纲要》中对改革路径的表述则简化为“重大项目和改革试点”，重大项目指的是一大批软硬件建设工程，诸如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工程、高等院校的“985”、“211”等工程，而试点则确定了十大改革试点，诸如素质教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等几乎所有教育难题都设置试点。但不管是重大项目还是改革试点，大都是现有的诸多正在进行着的工作的总结和延续，看不到多少真正具备重大革新意义的举措。 　　在余晖看来，这些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谁来领导改革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在《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成立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但同时又希望将该小组设在教育部。“教育改革还是以教育部自己为主来搞，这样的机构搭建是无法让人对改革前景感到乐观的。”余晖说，改革其实就是改政府自身的行事方式，要改的很多事情，都是政府本身的既得利益，它是不愿意放弃的，而且往往会通过改革来强化他的利益。任何一项改革都是一项公共政策，应该放在一个更加超脱的部门来做。就中国的政治现实而言，必须由一个相当权威的国务院级的领导人来领导，而领导机构一定要跟教育改革中涉及的利益集团更远一点，比如，国家发改委的体改司等部门。 　　事实上，医疗改革开始之初，卫生部同样强烈要求主导医疗改革，但最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任医疗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而且将办公室设在发改委的社会司，而非卫生部。“教育部、卫生部这些部委都只是改革的执行者，而执行者绝不能成为改革的主导者，这是一项成功的改革必须要尊重的公正政策基本程序。” 　　除了改革的领导机构设置之外，保障改革的经费投入则是改革路线图中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次的《纲要》又一次提到了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事实上，早在1993年的改革《纲要》中，这个目标就已经被明确提出，实现期限是2000年，但到现在又被推到了2012年，似乎从来没有人对这些数字真正较真。 　　不过，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看来，比总体数字更重要的是投入分配的问题，比如说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到底分别由谁来投入，政府的投入应该是在教育最基本的普及上面，还是像现在这样的精英性投入机制，大部分都投入最高端的，比如说几所重点大学会拿到很多钱。还有就是像国家、省地方政府投入的分配，这样一些重要资源配置的原则并没有在规划中体现出来。 　　事实上，翻阅历次教育改革的相关文件，缺乏透明的财政投入机制和分配方案，几乎是通病，这恐怕也是教育改革屡屡成效不大的原因之一。 　　 　　医改之鉴 　　改革路线图的模糊不清，让这一轮的教育改革最终能够走向何方，充满了不确定性。作为专家组成员，余晖曾经参与了医疗改革方案的制订，在他看来，已经全面展开的医疗改革，有诸多现实的经验可以为教育改革所借鉴。 　　事实上，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里，医改和教改作为中国社会最为庞杂的两项公共事务改革，在很多方面有着共通之处。二者同样积弊深重，在效率和公平问题上无一能让国人满意，同样在市场化和官办之间的路径选择上左右为难，同样需要革除管理者自身的既得利益，还其公共服务的原有面目。 　　对于医疗改革整个政策的制订和推行过程，余晖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医改进行到2006年的时候，国家成立医改联席办公会议，从社会选8个机构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