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格栅_群体_分析_玛丽_道格拉斯的文化研究图式

N A T IO N A L IT IE S R E SE A R C H IN Q IN G H A I “格栅/群体”分析:玛丽·道格拉斯的文化研究图式 鲍 磊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摘 要: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分类研究时,提出了著名的格栅/群体图式。通过分析道格拉斯 的相关著作,分析格栅和群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嬗变,以及道路拉斯等学者在对格栅/群体图式不断修正和完善过程中所 做的努力,并检视这一图式如何从仅仅作为一种文化认知方式上升为一种文化理论的。最后,论文探讨了这一图式所具有的 解释力和局限性。 关键词:玛丽·道格拉斯;格栅;群体;类型学;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08)03-0013-05 收稿日期:2008-01-15 作者简介:鲍磊(1982-),男,安徽太和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 实习研究员,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 Grid/GroupAnalysis:MaryDouglas'TypologyonCulturalStudies BAO Lei Abstract:AnthropologistMaryDouglasproposedthefamous“grid/group”scheme,atypology,toresearchthesocial/culturephe- nomenon.ThroughinspectDouglas'works,thepaperanalyzesdifferentmeaningindifferentsatiationofthetwoconcepts,gridand group.Douglasandotherscholarsdevelopedtheschemewhentheyputitintothepractice,andtheirworkmadeitakindofcultural theory(CT)fromonlyacognitivescheme.Finally,thepaperdiscussedtheexplanationandlimitationoftheschemeinactualuse. Keywords:MaryDouglas;Grid;group;typology;culturalstudy 在《社会学的规则》中,涂尔干提到,“确 定一种社会现象规则与否,不仅要看它本身的形 式,而且要看它与特定社会的关系。也就是说,只 有在社会类型既定的情况下,才能确定一种社会 现象规则与否。因此,社会学的任务之一是确定社 会类型,然后分析之。”[1]本着这一点,涂尔干对社 会团结、自杀的类型等进行了分析。事实上,如果 回顾社会学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从经典时期到 现代再到当代的许多学者都“迷恋”(陷入?)于对 社会/文化进行分类。毕竟,现实世界异常复杂,如 不加以分类,各种现象看起来就会混乱无序,难以 理解。 同样,作为涂尔干学派的“忠实信徒”[2]的人类 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Douglas,1921-2007),也 热衷于对社会/文化进行分类。她所凭借的就是著 名的“格栅/群体”图式(grid/groupscheme)。1970 年,道格拉斯首次在《自然符号》(NaturalSymbols) 提出这一图式,把它作为一种对文化进行分类的 认知方式。1978年发表的《文化的偏见》(Cultural Bias)一书中,道格拉斯把它提升为一种分析社会 问题的方法来看待。1982年《感知社会学理论》 (TheSociologyofPerception)的出版标志着该图式 向理论发展的过渡。随后,尤其是1990年以来,在 道格拉斯等学者的努力下,它逐渐被界定为一种 “文化理论”(CulturalTheory,CT)。 一 道格拉斯认为,1960年代的人类学,所做的事 情基本上像人种学那样,一次研究一个民族。这些 研究缺少比较,也很难进行比较。“一般的社会科 学通常都能遵循‘设其他条件都相同’(ceteris paribus)的原则,这是因为其比较的对象来自于同 类型的(后)工业社会。但由于文化之间的巨大差 异,人类学的比较常常是无效的。”[3] 第19卷 第3期 2008年7月 VOL.19 NO.3 Jul.2008 人 类 学 研 究 13 N A T IO N A L IT IE S R E SE A R C H IN Q IN G H A I 1966年出版的《洁净与危险》(PurityandDan- ger)一书,表达了道格拉斯试图解决这一难题的努 力。她竭力回避那种认为对于任何文化,都存在一 种普遍的认知反应的假定。为此,出于对有关亵渎 的宗教教规的兴趣,道格拉斯提出一种假设:世人 对脏污(dirt)有不同的态度和相应的行为。在这种 假设下,道格拉斯认为,所有人对脏污都有着同样 的消极反应,因为它挑战了人们对事物的既有的 分类体系。但她还是陷入到普遍主义的境地。因为 不同的人具有不同喜好和憎恶,任何关于脏污或 污染(pollution)的理论必须考虑不同人群的反应。 对此,道格拉斯日后也承认:“在这本书中,我无意 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任何社会对于冒犯它们地 方性分类的行为,都会做出排斥的反应。⋯⋯(事 实上)脱离原位并不一定引起的人们注意,处于模 糊状态或不可分类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人们通 过社会和文化的因素界定的。”[4] 此后,由于受到巴兹尔·伯恩斯坦(BasilBern- stein)有关家庭和学校权威结构研究的影响,道格 拉斯认为有必要区分不同的情境和文化,“寻找一 种能同时对两个层次的互动--行动和思想--进行 分类的方法”,[5]即一种文化的分类学(typology)。伯 恩斯坦关于语言编码和控制的分析,促使道格拉 斯不再根据社会科学中的一般模式,把人类个体 看作表达性的、一致性的。她逐渐将研究重心放在 对结构的关系研究上,或者说放在象征类型和社 会体验之间的一致性上,并力图找出象征体系与 社会制度之间的趋势和相互关系。这促使道格拉 斯在1970年出版的《自然符号》一书中正式提出格 栅/群体分析图式。 二 事后看来,1970年版的《自然符号》显得过于 仓促和草率。用道格拉斯自己的话说就是,“这本 书试图一次告诉人们太多的事情,人们已正确地 认识到,它太让人迷惑。这一图式的外表被覆盖上 无法识别的来自于潜在因素(诸如权力、义务)的 进口货”。[6]面对众多的批评和争议,道格拉斯在 1973年出版了修订本。当然,两个版本!"所探讨的 问题及相关旨趣还是一样的,那就是社会体系和 象征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差异是在对群体和格 栅的不同论述上。 对道格拉斯而言,《自然符号》是对社会生活 中仪式重要性的辩护。这种辩护既是充满热情的 也是理性的。它同时也是道格拉斯对1960年代对 所谓的“轻视仪式”(contemptofritual)现象的一种 解释。通过谈论什么是“自然的”(natural),道格拉 斯批评了仪式的轻视者。但她并不认为符号是自 然的,而是认为自然化的符号是社会的。为了替仪 式辩护并解释为什么有人轻视它,道格拉斯转而 提出一种比较人类学的新方法,即所谓的“格栅/群 体”分析。格栅和群体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控制形 式,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维度。 在两个不同的版本中,群体概念保持了相对 的一致性,用于测量维系社会群体的成员关系。在 第一个版本中,群体指涉有限社会单元的经验。格 栅是通过自我中心的网络把人们互相联系起来的 规则,它控制着行为的流变。道格拉斯给出了三个 图式:一是以格栅为纵轴、群体为横轴,把一种社 会/文化分成四个区域(象限)(图一)。此处,格栅和 群体的作用都可能存在或消失。二是把两条轴线 全描述成正向的(positive),群体和格栅仅在强度 上发生一致的变化。 三是一个综合性的图式(图三),每个象限由 持不同宇宙观和仪式倾向的人占据。 象限C中,格栅和群体都是正向的,这里是一 个有仪式规制的复杂宇宙。象限D中,格栅是负向 的,但群体是正向的,这儿是一种二元论的哲学, 在巫术和反巫术的战争中,好与恶相对立。象限A 中,格栅是正向的,群体是负向的,是一种竞争、成 功导向的宇宙;象限B中,格栅和群体都是缺席的, 相应地,是一种良好的、无结构的宇宙。 可以看出,在第一个版本中,格栅和群体并没 图1 图2 鲍磊:格栅/群体分析:玛丽·道格拉斯的文化研究图式 人 类 学 研 究 图3 14 N A T IO N A L IT IE S R E SE A R C H IN Q IN G H A I 图5 有保持前后的一致性。道格拉斯此时主要是基于 伯恩斯坦有关语言的“精密编码”(elaboratedlan- guagecode)和“局限编码”(restrictedlanguagecode) 的观点,!"把仪式视为一种局限编码。她主要关注 认知系统边界变量的强度,强调了所有经验界限 的沟通功能,而没有考虑一些经验的事实:一些社 会运转良好,且有些社会比别的社会更能容忍异 常现象。[7]受伯恩斯坦1971年出版的《阶级、编码和 控制》一书中有关课程被建构的方式的分析,修订 了格栅/群体图式。道格拉斯认为,课程像一种边界 的系统,类似于部落文化。教育中维持强边界和维 持弱边界之间的差异,类似于宗教中仪式和反仪 式之间的差异。 因此,道格拉斯对群体和格栅的内涵重新进 行了界定。在第二版本中,群体被重新界定为共识 的压力,对于这种共识,个人要么同意,要么被压 制性地服从。格栅不仅仅是规制行为的规则,也是 一般意义上的符号系统的作用域和一致性的表 达。第一版本中的三个图式也被整合成了一个图 式,坐标的四个极端处都被标上了正向的符号,两 轴相交之处也增加了一个零点。(图四) 但尽管如此,詹姆斯·斯皮卡德(James Spickard)认为,道格拉斯日后对这一图式的应用 更接近于第一版本的有关界定。[8]并且尽管道格拉 斯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但通过把一种社会维度界 定为秩序、分类和象征体系,就又陷入了狭隘的循 环之中。[9] 事实上,在这两个版本中,道格拉斯想告诉我 们的是:文化的偏见比通常的认识更具有规则性 和可预测性。而这种解释“需要一种可能的社会环 境的图表,和一种把个体与其所属的组织联系起 来的理论。”[10] 三 与《自然符号》相比,1978年道格拉斯出版的 小册子《文化的偏见》中对于格栅和群体的界定, 暗含着一种既微妙又显著的转向。它代表了道格 拉斯的一种企图,即把格栅/群体坐标予以具体化, 并解决其早期论述中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格栅 和群体的含义不再具有与文化的显著相关性,从 而也暗示着道格拉斯的社会学转向。 该书中,群体在用法上被作了简化,由其边界 的强度,以及施加给成员的权力和责任来界定。格 栅被界定为所有维系个体体验的规则的形式,是 为了对个体进行社会分类。为使得格栅和群体可 以进行测量,道格拉斯提出了格栅的四种内在联 系的维度:(1)孤立感:社会分类的强度(如性别、 年龄、权威等等)制约着行为;(2)自治性:个体在 制定影响他们自己的决策时的独立程度;(3)控 制:个体控制他人决策的程度;(4)竞争:按照个人 的自治性和控制他人的方式,个体受与他人之间 竞争支配的程度。这样,道格拉斯认为,人们就可 以根据这一维度如何对个体进行分类来考察社会 环境。[11] 此后,格栅/群体图式频繁出现在道格拉斯的 著述中,在不同的情况下,格栅/群体图式也有着不 同的变形。下图中,法顿把它们纳入到同一个框架 中进行比较[12]: C和D与《自然符号》中的相关论述保持了一 致,象限A(弱群体、弱格栅)指的是一种竞争的环 境,其中个体回避群体的成员身份,仅仅受制于竞 争的规则;象限B(弱群体、强格栅)描述了那些不属 于结构良好群体的个体的“原子化归属”,并不断 受到规则的压制,限制了其自主性。 1982年,道格拉斯主编的《感知社会学理论》 文集了学术界对这一图式批评、应用和发展。 该书中的十余篇论文基本上沿用了《文化的偏见》 中对于格栅和群体的界定。该书的第一部分从方 法上对格栅和群体进行了探讨,第二部分是以历 史材料对这一观念进行考察,第三部分则主要是 探讨了格栅/群体图式可能的发展。 尽管如此,但此时“它还不具有规范性的信 息,只是一种研究策略(researchtook),不是一种理 论。”许多学者也指出了这种分析模式的缺陷,最 主要的就是其静态性。对此,道格拉斯本人也认为 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缺陷,“从开始时,这种图式是 一种对文化偏见的有力鉴别器,但它是静态的。” 1990年,汤姆逊(M.Thompson)和威尔达夫斯基(A. Wildavsky)合写的《文化理论》(Culturaltheory)正式 把格栅和群体图式界定为一种文化理论。“图式是 静态和有漏洞的,他们的努力使它具有了动态的 特点。”[13] 图4 鲍磊:格栅/群体分析:玛丽·道格拉斯的文化研究图式 人 类 学 研 究 15 N A T IO N A L IT IE S R E SE A R C H IN Q IN G H A I 2005年,在伦敦经济学院举行的“复杂性和文 化理论”研讨论上,道格拉斯对格栅/群体图式的发 展做了回顾,并主要分析了1990年以来格栅/群体 模式的新发展。她认为,1990年以来的发展,有三 个新的特点。其一,在社会组织的层次上,人们不 再把每一种类型的社会都严格区分为四个象限。 其二,在文化的层次上,不同文化的每一种都是通 过与其他文化相比照而自我界定的。其三,一个给 定社会内的不同文化间存在的冲突赋予格栅/群体 图式一种文化上的动力学。 在进行总结时,道格拉斯仍把格栅和群体视 为两种维度、两种控制类型。一种控制是由群体施 加的,是成员之间所施加的个人控制;另一种是丰 富的匿名控制变量,不是直接来自于群体,也不是 为了支持群体,这些变量共同对支持制度网络的 环境、技术、工作等作出反应。[14]道格拉斯仍按照群 体为横轴、格栅为纵轴相互交叉的方式分成了四 个象限,每一种组织对应一个象限。 道格拉斯认为,为了使这种图式能够进行经 验研究,必须选择一个专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 中,其他条件基本上是平等的。它必须是明确界定 的,并且也要是稳定的。核心假设是一种组织类型 有一套特殊的、与之相符合的价值来维系,反之亦 然。社会形式和文化互相维系。文化和社会之间的 契合带来制度的稳定性。因此,与四种组织相对应 的就是四种文化。 从图六中可见,道格拉斯对一些术语名称作 了改变。在“位序文化”(positionalculture)中,所有 的角色都是预定的,所有的行为都受制于“位序” 规则(世袭、性别、年龄或三者的结合)。以这种方 式组织起来的小群体,如家庭,可能纳入到按照同 样原则组织起来的更大群体之中。这一术语在先 前的论述中,有着不同的称呼,最常见的是等级主 义。道格拉斯认为等级主义是一个传统术语。道格 拉斯认为此时它已不令人满意,因为对有的文化 而言,它内在地暗含一种偏见,会引起轻视和反 感。她认为“位序”一词则是中立的,能够提供一种 客观的方法来解释文化的变量。 异类文化圈给社会群体提供了一种高度设限 的边界,以及非常脆弱的内在规则。作为持异议的 少数,这种群体可能很难保存自己,它既受到外在 社会的威胁,也受其内部那些不满成员的背叛的 威胁。其最好的策略是,完全把外人看成是罪恶 的,证明无论何时其与外在的世界都是具有暴力 性的。主流社会的迫害和攻击将增强这种群体的 团结。 根据道格拉斯的定义,孤立主义者,并不是由 森林、沼泽或者其他自然障碍所分开的,而是由控 制社会关系的规则所分出的。他们不能进入到群 体中,可能是因为他们缺少资格,如肤色的不同、 语音的差异、缺少足够的钱,或者上了不好的学 校。最极端的可能是那些行为怪异者、难民或者移 民,不能够满足位序社会的群体所要求的条件。也 可能是因同样原因失去支持而被从竞争个体主义 文化中挤出来的失败者。可能会有人问,如果他们 是孤立者,怎么可能形成一种文化呢?毕竟文化是 一种集体的产物。道格拉斯的答案是,他们因为共 享一种经验而形成一套共同的观念,甚至可以说 是共享一种哲学,即宿命论。 最后,个体主义是一种竞争文化,共同体的福 祉不能凌驾于个人的福祉之上。此处,主要强调的 是个体的努力、才智、忍耐和成功。权力和财富是 奖励,竞争是残酷的,弱者只有被淘汰。 在道格拉斯看来,这四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之 间存在着互相的排斥,因为图式所基于的两种维 度严格区分了组织形式之间的不相容性。 四 对于这种分类图式,自道格拉斯提出伊始,就 存在多种不同的声音。赞成者有之,批评者也大有 人在。巴纳德也认为,格栅/群体分析尽管很有趣, 但只是被主流之外的社会学家所采用,并且它也 是一种还没来得及盛行就行将逝去了的思想(像 嬉皮士村),它保留下来的意义是看人们是否能在 道格拉斯的范式里建立新的研究重点。[15] 最常见的批评是对其把人群进行简单分类的 不满。但雷纳认为,格栅/群体分析使我们能够把文 化价值与信仰作为细心维护社会组织的管理者, 而不是仅仅作为对经济或政治的反思。[16]通过这种 文化理论分析,我们能够看清人们之间如何运用 符号说服或强制对方按某种方式行事,并为自己 的行为进行辩护。它表明文化作为一种控制机制 和行为解释的方式是如何进行运作的。文化理论 的任务在于识别出现于每一种社会组织中的偏 见。 另一种主要的批评是认为格栅/群体分析不能 适应程度的差异。文化运动框架中文化形态的多 样性问题引出了可以运用文化分析的规模问题。 换言之,这一分析模式被认为只适合于对面对面 的互动进行分析。诚然,在格栅/群体分析在经验水 平上最具说服力的就是面对面的互动。但雷纳根 据自己的经验研究表明,它的范围绝不仅仅限于 面对面的互动,也可以对不同类型的文化进行分 析,甚至可以运用到国际关系的层面上。[17] 图6 鲍磊:格栅/群体分析:玛丽·道格拉斯的文化研究图式 人 类 学 研 究 16 N A T IO N A L IT IE S R E SE A R C H IN Q IN G H A I [责任编辑 马成俊] [责任校对 周振兴] 因此,如果把格栅/群体分析看成固定的教条 和静止的框架,它对我们的实际分析肯定用处甚 微。但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它是对某些特有的社 会现象或经验材料的概括和抽象,其功能是对经 验事实进行分类与比较。经验中有合乎理想类型 者,也有不合乎理想类型者。格栅/群体分析也是如 此。因此,我们不妨如亚当那样,把它视为“一种启 发性的装置(heuristicdevice)、一种标签(label)。” 事实上,针对学界的批评和发展,道格拉斯也 是不断地思考,并在实际应用中对格栅和群体的 内涵和外延重新界定,修正、调整分类图式的呈现 形式和作用方式。时至今日,这一图式经过发展已 获得较广泛的运用,并且还超越了纯粹学术研究, 被运用于指导实践。!"如在风险分析中,人们可以 从这一模式中得出社会群体和风险选择的因果和 结构联系———组织和文化联系限定了风险的信仰 结构,这种分析模式已成为连接社会与个人在对 风险选择的组织关系上最重要的解释纲要。[18]再如 赫伯等人就把道格拉斯的格栅/群体分析用于研究 企业文化,以探讨如何建设良好的企业文化。[19] 注释: #$有关第一版本的资料参考了法顿(Fardon,1999)的研 究;日后的多个版本与第二版保持了一致,本文使用的是 1996年的版本. %&伯恩斯坦试图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解释学业成绩 的差距。为此,他假设了这两种编码:精密编码主要在于中 产阶级的语言中,局限编码主要用于下层阶级的语言中. (Bernstein,1975) ’(当然,这种运用只是就国外而言。令人遗憾的是,除寥 寥数篇文章的介绍之外,国内学界对这位重要的学者的思 想尚无系统性的引介和研究.据不完全统计,道格拉斯一生 发表过近 250篇论文,出版了 18本著作(其中 3本与人合 著),以及单编、合编论文集 13部.当然,若单以“产量”来衡 量一位学者的成就大小,的确并不很恰当。但道格拉斯几乎 每一本书,都会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针对其 著作的评论,据不完全统计,到 1996年为止已超过二百多 篇,几乎涵盖了欧美所有的重要学术杂志。她的有些著作, 已被翻译成德文、法文、日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葡萄牙 文、中文(可惜中文翻译就一本,台湾繁体版的,是道格拉斯 研究其导师埃文斯-普里查德的著作。)等多种文字。道格 拉斯曾在英美国家的多所一流学府担任教席,获得过十余 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曾被评为英国公众人物,也曾被 《泰晤士报》列为二十世纪的 1000位大师(maker)之一。作 为一位女人类学家,其声望绝不亚于玛格丽特·米德和路丝 o本尼迪克特,尤为重要的是,她属于少数几位对整个人文 社会科学做出贡献的人类学家之一. 参考文献: [1]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规则[M].胡伟,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1998.61. [2][6][9][12]Fardon,Richard,1999,MaryDouglas:An IntellectualBiograph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 --,1987,"TheFaithfulDisciple:OnMaryDouglasand Durkheim",AnthropologyToday,Vol.3,No.5,pp.4-6. [3]Douglas,Mary,1966,"TheContemptofRitual",inIn theActiveVoice (eds),1982,London,BostonandHenley: Routledge&KeganPaul.Pp.183-254. [4][5][10]--,1989,'The Background ofthe Grid Dimension:AComment',SociologicalAnalysis,Vol.50. --,1990,"RiskandJustice",inRiskandBlame(eds),1996, 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 --,1996a (1970),NaturalSymbols:Explorations is Cosmolog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 --,1999,ImplicitMeanings:Selected Essays in Anthropology(eds),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 --,2002(1966),PurityandDanger:AnAnalysisof ConceptsofPollutionandTaboo,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8]Spickard,James,1989,'A GuidetoThreeVersionsof Grid/GroupTheory',SociologicalAnalysis50(2),pp151-70. Thompson,Michael,Ellis,RichardandWildvsky,Aron, 1990,CulturalTheory,BoulderCo:westview. [11]--,1978,'Culturalbias',inIntheActiveVoice(eds), 1982,London,BostonandHenley:Routledge&KeganPaul. Pp.183-254. --,1982,RiskandCulture:AnEssayontheSelectionof TechnicalandenvironmentalDangers,BerkeleyandLos Angeles,Californi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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