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马斯矩阵

 　　格雷马斯受索绪尔与雅各布逊关于语言二元对立的基本结构研究的影响，认为人们所接触的“意义”，产生于“语义素”单位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分两组：实体与实体的对立面、实体与对实体的否定，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充，提出了解释文学作品的矩阵模式，即设立一项为x，它的对立一方是反x，在此之外，还有与x矛盾但并不一定对立的非x，又有反x的矛盾方即非反x，即　　 　　在格雷马斯看来，故事起源于x与反x之间的对立，但在故事进程中又引入了新的因素，从而又有了非x和非反x，当这些方面因素都得以展开，故事也就完成。 对“符号矩阵”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反思康建伟内容提要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在国内文学批评实践中存在两种误读情况：一是在部分论著中将符号矩阵第三项和第四项位置颠倒，二是在函项赋值上存在很多偏差，并且缺失整合意识。通过重读符号矩阵，并借鉴杰姆逊运用这一模式分析文本的经典案例，可对上述不足加以修正。关键词符号矩阵　函项位置　赋值　整合意识阿尔吉达斯·于连·格雷马斯(1917~1993年)是立陶宛裔的法国著名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曾主编《符号学巴黎学派》，标举出了符号学的“巴黎学派”这一名称。“符号矩阵”是他根据法国结构主义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模式扩充发展而来的一种符号分析模式。源自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命题与反命题的诠释，他将列维·斯特劳斯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扩充为四元，这样在叙事分析中就有了较强的可操作性。所谓符号矩阵，即设立一项为X，它的对立一方为反X，第三项为非X，与X矛盾但不一定对立，第四项为与反X矛盾的非反X。国内文论界对这四项的理解是一致的，但在这四项的关系图式及运用于具体的文本阐释时，我们却发现了不少误读，具体如下文所示：。1)颠倒符号矩阵中第三项和第四项的位置在朱立元先生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将此四项的关系归纳如图1所示[1]，并引用了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中用此模式对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鸲鹆”篇所做的分析，如图2所示[2]110。 图1朱立元先生《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四项的关系 图2杰姆逊对《聊斋志异》“鸲鹆”篇所做的分析 这种图式影响广泛，很多文学理论书籍都采用了这一图式。但是这里明显存在一个矛盾，在这个图式中第一项为X，第二项为反X，第三项为非反X，第四项为非X。而在杰姆逊所做的分析中，第三项为非人，第四项为人道，也就是反人的矛盾项，即非反人。若将人再抽象为X，则第三项为非X，第四项为非反X。所以在第三项和第四项的位置安排上正好是颠倒的。那么在第三项和第四项的位置到底应该如何安排呢格雷马斯在《论意义》中将一个意义的基本结构表述如图3所示：图3格雷马斯《论意义》中意义的基本结构 在这个基本结构中，S1与S2是语义轴S在内容层形式的层面上串联的两个相反的义素，S1与S2则是分别与S1与S2相矛盾的对立项。将这一基本结构运用于具体的规则，我们看到格雷马斯做了如下构图，如图4所示：图4格雷马斯的构图例如十字路口的红绿灯，绿灯表示通行(即S1)；红灯表示禁止通行(S2)，黄灯在绿灯之后表示非通行，在红灯之后表示非禁止，当停用红绿灯而只亮黄灯时，它甚至还表示S1+S2[3]。对于上述引文，《论意义》的译者吴泓缈曾用符号学方阵对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个语义域进行了浅显易懂的描写，如图5所示。  图5吴泓缈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语义域的描写鼓励生一子，禁止生多子，不鼓励不生子或私生子，不禁止双胞胎或三胞胎，似乎所有的可能性都在其中了[4]。综上所述，《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所引图式，一方面与所引用的杰姆逊的论据是不相符合的。在杰姆逊的分析中，第一项即X项为人，第二项即反X项为反人(王爷)，第三项即非X项为非人，是与X项矛盾但不对立，第四项即非反X项为人道，是与反人(王爷)矛盾但不对立，反人的矛盾项为非反人，即为人道。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X项与反X项是对立的，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命题与反命题的对立，这是所有分析的基本着眼点，而第三项应为非X，第四项应为非反X。另一方面与格雷马斯及其译者的解释是不相符合的。格雷马斯不仅指出命题与反命题的对立，而且指出了第一项和第三项的矛盾，第二项和第四项的矛盾。所以第三项的应为非X，第四项应为非反X。2)符号矩阵在文本分析中的偏差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将简单的二元对立扩充为四项，将对立和矛盾的关系引入各项，通过函项的赋值，便可以剖析文本中人物复杂的关系，实现了人物形象分析和深层内蕴的挖掘，因而在具体文本分析上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在很多文本批评，特别是叙事文本的批评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然而在很多用此模式的文本批评中却存在生搬硬套、墨守成规、亦步亦趋的教条倾向。其表现为将一文本断章取义，抽出四个人物形象，然后将此四人与符号矩阵中的四项做简单的对应，然后进行分析。比如在对《祝福》的分析中，就将X项赋值为被压迫者祥林嫂，反X项赋值为压迫者鲁四老爷，非X项赋值为非压迫者柳妈，非反X项赋值为帮手“我”。对立项是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的阶级斗争，这样的分析在符号矩阵的面纱下依然是我们熟悉的社会学批评。虽然有一定的意义，但并不是符号矩阵的精髓所在。杰姆逊是符号矩阵具体实践的杰出代表，很多论著都是选他的批评实践为范例的。在杰姆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他对《聊斋志异》中的“鸲鹆”作了详细的分析，上面已经做了介绍。除此之外，他还用符号矩阵对康拉德的《吉姆爷》作了精辟的分析。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运用这一模式的。在对这一文本的分析中，首先，他在纷繁复杂的文本符码层面之下抽象出了基本的行动和价值的二元对立。“行动是西方意义上的行动，即做事，取得成功，价值指的是西方人的行动中缺乏的意义，或者说体现在朝香客的被动性中的意义。”然后对其他的两项进行赋值，即第三项为非行动，第四项为非价值。其次，他将各项进行整合。非价值与非行动的结合是坐在甲板座椅上的人，非行动和价值的结合是朝香客，行动和非价值的结合就是虚无主义的冒险家，而价值和行动的结合作者找到的是吉姆爷。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图式，如图6所示。[2]130~131 图6杰姆逊分析《吉姆爷》的图式 据此，我们可以按图索骥把握住杰姆逊叙事分析的基本思路：1)确定文本中的基本要素，然后找到它的对立项，再相应地找到其余两个矛盾项，即找到构成意义的构成性符号素，并指出其作用。杰姆逊强调“格雷马斯叙事分析的关键，就是要在有意义的现象下找到构成性微观原子和分子，并指出其作用。[2]109”那么，如何确定这一基本义素呢吴泓缈在《结构语义学的启示》一文中指出“如何确定义素的抽象程度，如何根据理解意义的需要来切分能指，这其实是分一而二的问题。其一，义素的确定有赖于具体的文体，决不允许泛泛而谈；其二，必须从该文本的整体出发来确定义素，而不是带着形成的义素工具包来分析文本……简言之，他认为一个文本中的关键形象一定会以冗余的形式反复出现，只要把它们扫描出来，构成对立，我们就不难发现合适的义素；退一步讲，即使没有反复出现的形象，多个形象之间也一定具有冗余的义素。[4]43”也就是说，基本义素的确定必须紧扣文本，高屋建瓴，整体把握，不能机械呆板。而且这一义素往往在一文本中以冗余的形象或义素的形式反复出现，抓住这一冗余形象或义素就确定了这一基本义素。杰姆逊在具体实践中更是采用了具有极强操作性的方法，即“最好是使用一个固定的字，然后作一些小的变化，这样便于表达事物间的相互关系。结构主义这种分析方法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文字游戏。[2]110”比如，在上述“鸲鹆”的分析中，他找到一个固定的字是人(human)，然后确定得到对立的第二项反人(inhuman)，接着找到剩下的两个矛盾项，即与人(human)矛盾的第三项非人(non-human)，与反人(inhuman)矛盾的第四项非反人(humane)。于是符号矩阵的四项便确定了。2)整合各个已赋值了的函项。符号矩阵在我国的文本分析中往往做完前面第一步就大功告成了，我们忽视了对已经赋值了的函项的整合。在前面提到过的对《鸲鹆》和《吉姆爷》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杰姆逊所做的复合工作，结构主义虽然源自二元对立，却是对二元对立的丰富和发展。在《鸲鹆》的分析中，王爷虽然被符号化为非人，但他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有权有势的人，即王爷是人与非人的“复合项”，杰姆逊所谓的“乌托邦项”。特征的对立或矛盾不是人物间的对立，人物是两个构成性符号素的复合与交叉。所以这种分析避免了人物分析的简单化和类型化，而有了某种意义的深刻性和丰富性。在《吉姆爷》的分析中，非价值与非行动的结合是坐在甲板座椅上的人，非行动和价值的结合是朝香客，行动和非价值的结合是虚无主义的冒险家，而价值和行动的结合是吉姆爷。这是一项重要而我们经常忽视的工作。做完这些工作后便可根据符号矩阵给我们的提示更好地把握、理解文本。把握了杰姆逊批评实践的脉络之后，可以发现国内在实践中运用这一模式时，存在的以下不足：1)在对基本要素的确定上莫衷一是。其源自对冗余义素的把握不准，对分析的基本技巧即对“固定的字”认识不一，还存在着将符号矩阵四项与文本中的人物简单对应的倾向。2)缺乏整合意识。在对符号矩阵的四项赋值之后，急于求成，就企图挖掘文本深层内容，不再确定复合项。3)受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会批评拘束，仅以符号矩阵的面纱做掩饰，换汤不换药。其深层原因乃是没有完成从情节分析到语言分析的转变，没有把握住格雷马斯叙事学说中最基本的“交换”这一机制。了解了以上要点后，我们也可以尝试对上文引用的《祝福》的分析加以修正。在《祝福》的分析中，很多论者都注意到了“看与被看”的模式，例如文中写到了祥林嫂的阿毛被狼吃掉后，很多人的“看(问)”，以及在看与被看的背后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的“看”。在这里分析者抓住了一个固定的字“看”触及到了文本深层的结构模式[5]。其实让读者和“我”感触颇深的还有一处是向“我”的“问”，一处让“我”以及我们读者都无法回答的“问”，这一“问”是一个以生命为代价的女人向自己遵从一生的价值信念的怀疑，是一个深受其害的女人向自己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柱的怀疑，是触及到了文本深层一个字，我们也许可以抓住这个“问”字给符号矩阵的各项进行赋值。于是便有了第二项反问(肯定)，第三项非问，第四项非反问(非肯定)。鲁四老爷知道存在、也许曾有过这样的疑问，但他作为现存、文化的维护者、肯定者必然是要反对这样的疑问的，因而他是问与反问(疑问与肯定)的复合项；祥林嫂是问的发出者，很明显她不是肯定者，即非反问者，所以她是问与反非问(非肯定)的复合项；“我”既不认可鲁四老爷的肯定存在(非肯定)，但自己又身为四叔的侄儿，不自觉地又站在鲁四的一边而否定置疑(非疑问)，因而“我”是非问与非反问的复合项；而身为受害者，丧失对现存制度置疑(非疑问)，认同鲁四老爷的行为，不自觉地成为迫害者的自然是柳妈了(肯定)。于是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符号矩阵，如图7所示。当然，这一图式决非唯一，根据对“固定的字”的不同理解，我们还可以做出不同的图式，从而对一文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发前人所未言，更为深刻地剖析文本的深层内蕴。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在我国文本批评实践中的误读，使得我们有必要再次反思。我们提倡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更提倡创新，但所有的创新必须建立在对这一理论的深刻掌握和正确运用之上，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本身表明我们在这一方面的不足，那么我们绝不能在引进的同时再次落后。 图7《祝福》的符号矩阵参考文献[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53.[2]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格雷马斯.论意义[M].吴泓缈，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145-146.[4]吴泓缈.结构语义学的启示[J].法国研究，1991，(1).[5]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0-41. 《西厢记》的结构主义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