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辞》与《随园后记》的文化解读

  《归去来兮辞》与《随园后记》的文化解读  摘要：东晋陶渊明创作《归去来兮辞》以赋文表达其脱离官场，回归田园的欣喜。清人袁枚《随园后记》以园记散文表达其离开官场，志定园居的决心。《归去来兮辞》与《随园后记》皆表达出坚定的回归之志，是文人出仕归隐后的人生反省与觉悟；也展示出对未来的人生态度：陶渊明在清幽宁寂的田园生活中，安贫乐道；袁枚则在随园中从容优游，展现丰富的人生图景。Key：《归去来兮辞》《随园后记》田园园林人生愿景陶渊明与袁枚一为晋人，一为清人，但二人都曾出仕官场而后又坚定地选择了归隐。陶渊明在志定归隐后创作《归去来兮辞》表达其脱离官场，回归田园的欣喜。袁枚《随园后记》以园记散文表达离开官场，志定园居的归去决心。从《归去来兮辞》与《随园后记》中，可觇视二人的人生选择与人生态度。一、出仕归隐后的人生反省《归去来兮辞》与《随园后记》都表达了对此前出仕的忏悔，对重新回归自我的渴望与欣喜。《归去来兮辞》作于义熙元年（405），此年陶渊明决定归隐，这是他几历官场后对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是一次意志坚定的回归。陶渊明曾为江州祭酒，桓玄幕僚、参军，彭泽县令之职，其在人生前期不断选择着自己的道路，过着仕隐不定的生活，徘徊于入世和出世之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陶渊明经历了社会黑暗，体验了官场坎坷之后，于四十一岁正值中年时期选择归隐。袁枚于乾隆十二年（1747）购得康熙织造隋赫德在小仓山所建的随园，次年辞官后即隐居于随园，此年袁枚三十三岁。乾隆十四年三月（1749）袁枚作第一篇《随园记》，叙其弃官归隐，营建随园之意。《随园记》曰：“然则余之仕与不仕，与居兹园之久与不久，亦随之而已。夫两物之能相易者，其一物之足以胜之也。余竟以一官易此园，园之奇，可以见矣。”{1}袁枚辞官后选择归隐随园，在园林中安居人生。乾隆十七年（1752）袁枚在未达一年的短暂出仕后，坚定归隐之志，回归到园林中来，之后近五十年的生活都在随园中度过。陶渊明与袁枚皆选择了隐居生活，一个归隐田园，一个归隐园林，开启了新的人生图景。《归去来兮辞》展现陶渊明志定之后，走上隐居之路而归隐田园的心路历程。他真正认识到心性的不可违逆，坚定地投入到田园之中。这是他对前期人生的否定反省。陶渊明的归隐是从容与欣喜的，如《归去来兮辞》所云：“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2}。陶渊明认为此前人生如同走入迷途一般，而如今之“悟”“知”“觉”是对人生的反省，“今是而昨非”正是陶渊明在体验与感知后得到的领悟与觉醒，是离弃樊笼后“复得返自然”，是他对人生的悔悟及对后世人生的一种重新安顿。《归去来兮辞》序言及赋文带有陶渊明深深的忏悔之情，这是顺应自然心性、对自我抉择的肯定，田园的安居中体现了陶渊明心灵的解放与自由。《随园后记》作于乾隆十八年（1753），写袁枚对随园营修改造，志定随园，走上真正的园林隐居之路。这是袁枚对前世人生的反省，也表达了不再出仕的坚定决心，是人生态度与人生规划的宣言。陶渊明回归田园时面对“田园将芜”“三径就荒”之景，而袁枚出仕归来时面对的亦是园林颓圮之境。《随园后记》载：“余居随园三年，捧檄入陕，岁未周，仍赋归来。所植花皆萎，瓦斜堕梅，灰脱于梁。”{3}袁枚购得随园后经过修整已初具规模，然而其在重返仕途后，园林却是花枯屋倾、石灰落梁的荒芜之景。袁枚深有悔悟，感叹势不能无改作，定下“治之有年，费千金而功不竟”（《随园后记》）的宣言。此番感叹是对园林大肆修建的原由表述，亦表达将整个人生投入到园林的决心。《随园后记》云：“余今年裁三十八，入山志定，作之居之，或未可量也。乃歌以矢之曰：前年离园，人劳园荒；今年来园，花密人康；我不离园，离之者官。而今改过，永勿矢谖！”袁枚于此表达了坚定的决心，离别官场而不再离别随园。田园与园林皆因人之离别而荒败，体现了人与居处空间的相依相守，也表明主人对于之前仕途的忏悔之意。如果说袁枚初次接手随园进行修葺，是对隐居后安居之处的营建，那么此时“归去来兮”后的改建，就是对精神栖居之地的自我安顿。《归去来兮辞》与《随园后记》皆书写了对人生坚定的选择，也将归来的欢愉与此前官场生涯相比对，肯定了归隐的人生重构。陶渊明与袁枚在人到中年时，在经历与体验官场后坚定了归隐之心。《随园后记》所表达的“而今改过，永勿矢谖”的忏悔与反省也颇合《归去来兮辞》“觉今是而昨非”之人生。陶渊明归隐之前的生活是“违己交病”，是“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是“心为形役”，体现出官场生活的无奈与不得已。《随园后记》亦用今昔对比描绘，肯定了人生选择：“今园之功虽未成，园之费虽不资，然或缺而待周，或损而待修，固未尝有迫以期之者也；孰若余昔年之腰笏磬折，里魁喧呶乎？伐恶草、剪虬枝，惟吾所为，未尝有制而掣肘者也；孰若余昔时之仰息崇辕，请命大胥者乎？”低头折腰、仰人鼻息的官场生活呈现的是一个失去自我的人生形象。弃官后袁枚全身心投入到园林生活之中。治园之思及园林生活都可随顺己意，没有妨碍。随园为袁枚提供了一个重塑自我的悠闲空间，在对随园的一次次治理中，袁枚也在不断充实丰富着自我的人生。二、归田与归园的人生愿景隐逸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别样生活情态与人生向往，也是持守自我的生存方式。辞官归隐对于士人而言属于人生命运的重大决定。陶渊明与袁枚此时的归隐绝非短暂行为，而是对人生的最后选择。他们都向往自然、企慕隐逸，更希冀人生的自由自适。陶渊明回归田园，追求的是返璞归真之乐；袁枚是隐居园林，园林的生活是文雅与洒脱的，追求的是优游之欢，建构起栖居自我、寄托人生的精神空间。二人都在隐居中重塑了诗意自我，树立起文化诗人的形象。《归去来兮辞》描述田园生活：“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田园生活可悠闲地自斟自饮，可倚窗而寄傲，还可有亲情温暖与文人的琴书闲散，充满温馨的生活情趣。归隐田园的生活是清幽与安乐的，带着纯真的暖意与质朴的亲情，虽然平淡简朴，但却怡然自得，带有文人的雅致高逸。田园所居不需要阔大，只要有一块属于自己极小的空间即可，在此可以寄托人生，展现心性。田园生活之景流露出暧暧的真情真意，轻松畅快，亲切淳真。陶渊明在躬耕田亩之中，享受着田园之乐，显示出真正的旷达和享受内心的欢愉以及抒怀傲世独立之志。南朝宋文学家颜延之作《陶征士诔并序》云：“赋辞《归来》，高蹈独善。亦既超旷，无适非心。汲流旧，葺宇家林。晨烟暮霭，春煦秋阴。陈书缀卷，置酒弦琴。居备勤俭，躬兼贫病。”{4}挚友所述，呈现出陶渊明读书劳作、饮酒弹琴的田园家居生活情景，肯定其弃官深栖的选择。《归去来兮辞》成为文人走出人生困境，寻找自由真我的人生导引。陶渊明树立起隐逸高洁之士的形象，而袁枚则以纵享优游的人生演绎着文坛佳话。袁枚对随园是依恋的，在官与园不可兼得之下，宁愿弃官而隐居园林。袁枚对随园的营造倾注了大量心血，随园中的草木亭台是袁枚以文人文化与审美情趣进行的精心营造，“惟夫文士之一水一石，一亭一台，皆得之于好学深思之余，有得则谋，不善则改”（《随园后记》）。随园讲究依自然而修建，依山水地势而造景，更要可居、可游、可观、可赏，他将这方园林与一己的生活紧密相融，既顺随自然，亦随顺自我。袁枚隐居随园，但却不是隐逸自我去过一种遁世离尘之生活。他标举性灵旗帜，构建文人风流，以随园为中心演绎着诗酒雅会的生活，树立起文坛盟主的大旗，“自是优游其中五十年。尽其才以为文辞诗歌，名流造请无虚日，诙谐荡，人人意满”{5}。园以人名，人藉园传，袁枚借由园林标榜自我，营造了盛世风流的文人图景。随园透露出袁枚的审美境界、生活样态及精神的安顿，人生的依归。三、结语《归去来兮辞》与《随园后记》都体现出志定隐居之情，是对此前人生进行的反思，带有人生宣言之意旨。陶渊明的田居之乐，没有虚饰与夸张，是安逸与祥和。《归去来兮辞》以一种返璞归真、自得情趣的真情视角去书写田园的归隐，但文末基调不免伤感，发出“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的叩问。陶渊明所处晋末之时，整个社会动荡变迁，这必然冲击着自我构建一方乐土，虽然一心脱离官场，但独立之志、济世安民之心却不能消解。袁枚躬逢盛世、天下太平，园林生活因此可以优游展开，他在《随园后记》的园居宣言带有文人的大气胸怀，潇洒通脱，坚定从容，志定意诀中无所牵系，虽未详细陈说此后的园林生活将以何等形式展开，但却流露出对未来人生构画的坚定信心。{1}{3}袁枚：《小仓山房文集》，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2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第205页。{2}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9页。{4}萧统编，海荣、秦克标校：《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79页。{5}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427页。作者：岳立松，文学博士，西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讲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与文化研究：园林文学。编辑：康慧E-mail：kanghuixx@sina.com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