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陈正谅之后徙居四川的年代及背景

江西陈正谅之后徙居四川的年代及背景 晖公十八世孙正谅，在明宣德十年（公元一四三五年）离开族人徙居到了泰和赣江边上的一个人烟稀少的小村落里，传至晖公二十九世时的三百年间，在这儿生息繁衍，人数不断增多，为谋求生存发展，有大批族人寓外，而以徙居四川为最多，占那个时候寓外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只有个别流寓到了湖广。具体情况考证如下：  一． 入川年代： ●入川者的辈分：据族谱入川者以正谅第十一世孙（晖公第二十九世孙）“长”字辈为主，辅以前辈“庆”字辈和后辈“翼”字辈。  ●入川地域的分析：入川者大都只注明寓川，只有少数注明了在川何处，据此有成都、温江、理民府、建昌府、野州府、大洪江、洪雅县花溪场、宝庆府、为县、江津黄泥场、龙泉、东木、观音桥、止戈、重庆通远门外，等等，因时代久远，有些地名有了变化，有些一时难以找到，不过从总体上看，大致都在四川从成都到重庆的成渝地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些地区在当时来说应算得上是比较好的地方，至少也不是穷山恶水之域，起码能从事自然农耕活动。  ●流寓人员的特点：一是大都是当时比较贫寒之家，我仔细查过了，当时家里有人做官的，不论大小，都没有寓川的，仅有个别寓川后当了官；二是以亲近家族同徙者多，有的是全家堂兄弟多人全部寓川，在老家已没有了后人；寓川后亲近者大都居住在一起。  ●入川者的年代：据谱中有生卒年代可考者，其父辈生年在公元一六七四年--公元一七六三年，前后差九十年；入川者生年在公元一七二五年—一七九六年，前后差七十一年。     其父辈按二十五岁生子，子二十五岁后入川，这样推算入川年代应在公元一七五零年—公元一八二零年之间（乾隆十五年至嘉庆年间）。     综上所述，可以确切的说，入川年代在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前期的七十年之内。  ●入川人数：正谅三子之后均有人入川，据不完全统计，长房有三十来户，二房有三十多户，三房有二十多户，一个同姓的村子中，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有近百户先后徙居四川，必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  二．时代背景： ●明末清初，四川的兵燹战乱连续长达三十多年。频繁的战乱，灾荒连年，瘟疫遍地，以至“城郭鞠（意为极穷）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四郊枯茂草，唯看白骨崇山”（见康熙《成都府志》）。随后，吴三桂叛变清廷，遣将领王藩屏入川播乱，“蹂躏六年”，川民“皮穿髓竭”。虎狼野兽，趁机行凶，老百姓“有耕田行路，被老虎白昼吞食者；有乡居散处，被老虎寅夜入食者；及各州县，城垣倒塌，虎亦有径行阑（同拦）食者。”（见《明清史料•第六册》）。川境甚少的遗民，在死亡线上艰苦挣扎。据《梁平县志》记载，战乱、瘟疫、饥馑，导致四川人口严重下降，不足20%，梁山县（1952年改称梁平县）人口锐减到4000人。千顷田地荒芜四十余年，物产枯竭，整个天府之国呈一片杂草从生，虎豹横行的荒漠景象。  ●清朝当局通过多次筹划，对四川省的大、小金川地方土司进行的两次重要作战，历时数十年，终获胜利。战后，清廷改土归流，废除两金川土司制，设厅委官，又置重兵镇守，加强对该地区的管辖。社会相对安定之后，清迁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清廷采取强行移民和鼓励外省人自愿移民的两项措施，发动了移民垦荒复耕运动。顺治末年，开始从外省向四川移民。康熙四年，经太子太保、四川巡抚李国英奏准，“招两湖、两粤（即两广）、闽黔之民实东西川，耕于野；集江左右、关内外、陕东西、山左右之民，藏于市。”（《清圣祖实录》）。雍正五年，因逃荒而至者益众。谕令四川州县将人户逐一稽查姓名籍贯，果系无力穷民，即量人力多寡，给荒地五六十亩或三四十亩，令其开垦。  ●清廷为了奖励移民垦荒，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规定：“凡地土有数年无人耕种完粮者，即系抛荒，以后如已耕熟，不许原主复问。”并规定垦荒辟田者，放宽“起科”（纳税）的年限（分别规定为四年后、六年后、直至十年后“起科”）。1712年4月4日康熙五十一年清廷下诏的“永不加赋”是在经历近百 年的屠杀、投充、圈地等野蛮政策后的仁政。     湖广移民背井离乡，携带妻儿，跋涉重重关山，千里迢迢来到人烟稀少、野草蔓生的梁山，插杵为业。继湖广人迁徙入川后，根据考证，四川客家人大约是在1680年至1800年左右从粤东、粤北、闽西、江西、广西等省百多万客家相继移民入川，这就是四川历史上著名的“湖（即湖广人）、广（即广东客家人）填四川”大规模移民运动。     四川是由移民构成的省份，清康熙至嘉庆年间，徙居四川繁衍２００多万人口。  ●根据史料、家族谱牒统计分析，整个四川人口主要由湖广人和粤北、闽西、江西、广西人两大部分构成，湖广人和其它省分所谓客家人分别占四川当时总人口的40%和33%。     朱德元帅的祖先于乾隆４５年（１７８０年）从粤北韶关转徙广安华莹山，又于嘉庆１５年（１８１０年）左右迁到仪陇县马鞍山（参阅朱德故居纪念馆资料）。西进部分的客家在泸县、富顺、隆昌、威远等川南地区垦殖相当长时期后，一部分仍然留在川南，另一部分顺沱江流域而上，到川西垦殖落业。     郭沫若在１９３９年所著的《德音录》中说：“吾家原籍福建，百八十五年（公元１７８１年）前后由闽迁蜀，世居乐山县铜河沙湾镇”，郭老的族弟郭开宇说：“我曾祖父郭贤惠讲，先辈由福建宁化经江西、湖南来到四川，定居牛华镇”。入川的绝大部分人都徙居落业在川南和川西地区，以隆昌为中心的川南和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这两大板块，构成了今天四川客家群体的生活大本营，是闻名于巴山蜀水的客家聚居区。  ●陈正谅之后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种背景下先后流寓徙居入四川的。      正确政策的实施，大大激发了移民垦荒的积极性，增加了他们驱虎豺、斩荆莽、修复水利、新建家园的信心和决心。例如当时成都平原上金马河淤塞，河水为患，民众自发组织起来“集众民川，茶锸成云，温（江）新（津）上下百里间悉成沃土矣。”（《新津县志》）荒原变成了绿洲，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国家税收大大增加，地方也逐步富裕起来。从而才有财力物力于康熙年间重筑起周长二十二里三分，东西相距九里三分，南北相距七里七分的成都城。城墙上“芙蓉栽插几千株，锦江不少吴泊船”（李调元诗句）。好一片繁荣景象。     有两首饶有情趣的竹枝词所绘出的成都风情画，可以使我们透过历史的烟云，依稀看见三百年前的四川盆地，在移民垦荒，与民休息、薄徭轻税政策的推动下，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由荒残到复苏时的一片生机，由乱到治的安定康乐的局面： 邻姑昨夜嫁儿家，会宴今朝斗丽华。咂酒醉归忘路远，布裙牛背夕阳斜。 川主祠前卖戏声，乱敲画鼓动荒城，村姬不惜蛮鞋远，凉伞遮人爽道行。  ●陈氏先民移徙入川，主观上为了生存繁衍，客观上也带去了励精图治、团结奋进的持家精神，和百余万移民一起，为四川经济的复苏、社会的全面发展作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在开垦荒地复耕田园的艰苦奋斗中取得了历史性的功绩。  陈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