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後期校園忠君愛國思想的強化：以嘉義市初等學校為例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 33 民 98，第 40 卷第二期 33-66 頁 日治後期校園忠君愛國思想的強化： 以嘉義市初等學校為例 蔡元隆∗、張淑媚∗∗ 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日治後期嘉義市的初等學校（含公學校、國民學校）如何透 過儀式、節慶及軍歌灌輸忠君愛國的思想。本研究採用口述歷史方法，針對十 二名日治時期的教師、畢業校友取得口述資料，並輔以書面資料的分析作為研 究工具，另外使用質性分析軟體 ATLAS.ti 進行編碼分類與資料管理。歸納研究 有三個結論：第一，儀式過程中，以唱日本國歌〈君が代〉、奉讀〈教育勅語〉 及參拜御真影為核心，透過初等學校的儀式，灌輸臺灣人民忠君愛國的思想。 第二，師生回憶中的神社都是崇高且神聖的，而神社的節慶活動，更是全盤移 植日本內地，讓日本文化深植臺灣人民心中，進而認同日本這個國家。第三， 日治後期，日本透過軍歌型塑臺灣人民共赴國難的合理性，也將臺灣人民一步 步推向戰爭的可怕深淵。 關鍵詞：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嘉義市初等學校、軍歌、君が代、教育勅語、御 真影 ∗ 本文第一作者為國立嘉義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 ∗∗ 本文第二作者為國立嘉義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34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 日治後期校園忠君愛國思想的強化： 以嘉義市初等學校為例 蔡元隆、張淑媚 壹、前言 在日本殖民統治臺灣近半世紀的過程中，不僅奠定了臺灣初等教育的基 礎，更透過初等教育的普及把臺灣帶往現代化國家的行列，但在殖民主義的陰 謀以及帝國主義擴張下，教育在傳遞知識的過程中也深受思想控制及意識型態 的影響，使得教育的本質不再單純，變相成為霸權國家的一種政治手段。日本 殖民臺灣時，日本帝國刻意製造一個關於論述的文化模式及合理知識的意識型 態，反覆累積形式的文化定見，合理化殖民統治和殖民文化的主導，同時它己 變成一種「霸權」，使被殖民者也得依靠它所提供的「知識」，來尋找被殖民的 歷史、文化與身份認同（林淑惠，2003）。 此外，對一個外來的殖民政權而言，建立一個能夠支撐其所需，甚至能支 援母國的經濟體制乃是在軍事統治之後的另一項重要工作，而文化政策與教育 政策則是最好的途徑。因為一個政權要有效地、長時間地實施統治，面上的 暴力往往不太適用於作為一個外顯的統治工具。最好的方式就是讓被統治者在 一開始將暴力的恐懼，轉化為對統治階級心理上、意識上的同意和臣服。一個 政權原始的本質常常透過符號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模式去合理化整個不 合法的行為（Harker, Mahar, & Wilkes, 1990）。而在國家認同、文化意識和教育 思想上形成軟性的統治基礎，這是最長遠的工作。學校是再製知識份子並再製 宰制支配權力的機構，任何一個霸權的建立，或是爭取霸權的過程，都必須掌 握學校，教育群眾，建立新的意識型態（譚光鼎，2000），而學校中的各種文化 當然就成了日本最好型塑順民思想與行為的利器，透過校園中帶有神國思想的 節慶、儀式參與及軍歌的學習來認同國家的一切，甚至傳達可為天皇犧牲奉獻 日治後期校園忠君愛國思想的強化：以嘉義市初等學校為例 35 的概念也變得十分必要。因為殖民者為他們塑造的那種知識論述的形象，己經 刻劃在一切典章的文字中，受殖民者朝夕相對，對此不可能沒有反應，雖 也會惶惶不可終日，但那只是因為他對強大的指責者（宗主國或殖民者）敬畏 有加（張志源，1999）。 本文所謂「日治後期」，其時間斷限是指 1937-1945 年（民國 26 年至 34 年），亦即日本統治臺灣的第三期「皇民化時期」（第一、二期是武力征服和 同化時期），此時的歷史背景是中日戰爭爆發，日本以臺灣為南進的根據，企 業達到「三日亡華」、「征服全世界」的野心，在此時期之所以必須灌輸臺灣 人民忠君愛國的思想，為天皇犧牲效忠的觀念，就是為了求得戰爭的勝利，再 加上臺灣人與中國的血緣、文化關係，更必須加以切斷「心向中國」的觀念， 使之轉向為天皇效命，而如何強化這些觀念，從學校教育著手，可說是非常重 要而且有效的手段與策略。故本研究為了具體瞭解當時充滿霸權國家─日本，如 何在皇民化時期透過學校中的儀式、節慶及軍歌灌輸忠君愛國的思想，並企圖 混淆臺灣人的國家認同。作者將針對當年嘉義市六所初等學校的教師及畢業校 友進行相關問題的口述訪談，其中包括兩位日籍教師，而此六所初等學校1，則 包括玉川國民學校（現今崇文國小）、白川國民學校（現今大同國小）、東門國 民學校（現今民族國小）、北社尾國民學校（現今北園國小）、新高國民校（現 今林森國小）、幸國民學校（現今垂楊國小）等共六所，但不包含兩所專門為日 本人設立的初等學校─旭國民學校、若葉國民學校。以下將提出三個問題，進行 探討：第一，校園中的節慶儀式是如何進行？且師生間有何感受？第二，師生 對神社的反應為何？及神社的節慶活動是如何進行？第三，日治後期，軍歌是 如何滲透到校園中？且師生如何看待這種軍國主義的產品？本研究即是採用口 述歷史（oral history）的方式，對上述口述史料進行整理分析，期能對於日本帝 國主義者在日治後期對於校園中如何進行忠君愛國思想的強化，獲致更深入的 瞭解，並觀察評估其成效如何。 1 公學校是臺灣總督府在 1898 年將原本在 1896 年設立國語傳習所一律改制為公學校，直到 1941 年 2 月 29 日頒布國民教育令，接著 3 月 26 日以勅令第二五五號修正「臺灣教育令」， 將臺灣的初等教育一律改為「國民學校令」實施，並在同年 4 月 1 日實施國民教育令（佐藤 源治，1943：160-161）。也就是將原本小學校及公學校雙軌制一律改為日治後期我們所稱的 「國民學校」。 36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 貳、研究方法 由於口述歷史者是親身經歷的厚實描述，因而本研究採用口述歷史方法取 得資料的來源，並輔以檔案文件的分析作為主要研究方式，以下分三個部份說 明之： 一、受訪者 本研究透過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的方式尋訪經歷了日治時期 （1932-1945 年）服務於初等學校的老師或畢業校友作詳細的口述歷史。且為了 提升研究的可信度，同時也考慮了口述者的健康狀態，因為隨著年齡增加在生 理上的損壞會影響到口述的真實性。故本研究所尋訪的十二位口述者的健康狀 況，除一位教師眼疾及一位教師手指痿縮外，其他教師或畢業校友的健康狀況 都非常良好（表 1）。 表 1 十二位老師或畢業校友基本資料 姓 名 性別 年齡 日治時期服務 或就讀時期 日治時期服務或畢業學校 角色 健康 狀態 陳淵燦 男 78 1940-1942 年 （三年級轉學至嘉義第 一公學校） 嘉義第一公學校 （玉川公學校） 學生 良好 黃銘鎮 男 73 1943-1945 年 新高國民學校 學生 良好 賴彰能 男 84 1932-1937 年 嘉義第二公學校 （東門公學校） 學生 眼疾 1944-1945 年 玉川國民學校、東門國民學校 教師 眼疾 永野好德 男 85 1943-1945 年 幸國民學校 教師 良好 施秀巒 女 85 1932-1938 年 （含高等科 1 年) 嘉義第二公學校（東門公學校） 學生 良好 1943-1945 年 東門國民學校 教師 良好 林淑慧 女 83 1942-1945 年 東門國民學校 教師 良好 黃足治 女 83 1933-1938 年 玉川公學校（玉川國民學校） 學生 良好 1944-1945 年 幸國民學校 教師 良好 歐 識 1935-1940 年 玉川公學校 學生 良好 1945-1945 年 玉川國民學校 教師 良好 日治後期校園忠君愛國思想的強化：以嘉義市初等學校為例 37 表 1 十二位老師或畢業校友基本資料（續） 姓 名 性別 年齡 日治時期服務 或就讀時期 日治時期服務或畢業學校 角色 健康 狀態 洪清蘭 女 85 1931-1937 年 （三年級轉入；含高等科 2 年） 女子公學校 （白川公學校） 學生 良好 1943-1945 年 白川國民學校、新高國民學 校、北社尾國民學校 教師 良好 楊玉釵 女 73 1943-1945 年 玉川國民學校 學生 良好 林賴雲 女 83 1935-1940 年 女子公學校（白川公學校） 學生 良好 佐藤玉枝 女 91 1941-1945 年 玉川國民學校 教師 手指痿縮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資料的蒐集 作者以口述歷史的方式採用半結構式訪談，針對十二位日治時期 （1932-1945 年）的老師或畢業學生分別擬訂訪談大綱（附錄一、二、三)。本 研究的訪談時間經與十二位訪談者協調後，每次大約為一小時至一個半小時為 限，且不設限每個人都要相同的訪談次數2（附錄四）。另外還透過國家圖書館、 地方文獻、及嘉義市各國小校史室蒐集有關日治時期的相關文獻與資料，如日 治時期嘉義市的玉川公學校在 1932 年出版的《嘉義鄉土概況》、嘉義市役所在 1936 年出版的《嘉義市制五週年記念》等一手文獻。 三、資料的分析 本研究資料的蒐集，主要是採取口述歷史的方法及蒐集文件檔案等作為研 究依據。以下說明如何分析整理這兩種資料來源： (一)口述歷史的分析 本研究採用質性軟體 ATLAS.ti 5.0 版3作為輔助工具進行資料的管理與編 碼，以下詳細說明： 2 基本上兩位日籍教師採用書信的訪談方式，在回答內容中，如無法詳細表達或不懂其意思 時，作者將會透過越洋電話進行細節的訪談與內容澄清。 3 ATLAS.ti 是一套質性分析軟體，它可以將各類資料轉換成我們所需要探討的學術知識，有 系統的及富創造性的方式來管理資料，並從中淬取比較探索各種資料新的可能性及關聯，進 而重新集合拼湊出新的意味。 38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 1.逐字稿的抄謄及整體閱讀 作者首先將每一份訪談錄音內容謄寫成逐字稿，成為日後閱讀及分析的文 本。在謄寫逐字稿前，作者先紀錄文本編號、受訪時間及訪談地點等，謄寫時， 作者反覆聽錄音帶內容，一字不漏的將其轉化成文字。接著將謄寫完畢的文本 列印之後，做每份文本初次的整體閱讀，秉持著客觀的角度視野、遠離先前刻 板印象及經驗詮釋，儘量融入受訪者的情境脈絡中。 2.進行編碼 本研究使用質性軟體 ATLAS.ti 5.0 版作為輔助工作進行編碼。首先按照訪 談對象分為老師與畢業校友兩類，老師代碼為「A」、畢業校友為「B」，分別 獨立編號如表 2 所示。第一位老師為「A-1」，接著第一位畢業校友為「B-1」， 最後一碼為訪談次數。並在編碼時給予標示如「灌輸愛國意識」註記，例如「A-1-1 灌輸愛國意識」。 表 2 編碼表 職稱 姓 名 代碼 老師 賴彰能 A-1 施秀巒 A-2 黃足治 A-3 歐 識 A-4 永野好德 A-5 佐藤玉枝 A-6 洪清蘭 A-7 林淑慧 A-8 畢業校友 賴彰能 B-1 施秀巒 B-2 黃足治 B-3 歐 識 B-4 日治後期校園忠君愛國思想的強化：以嘉義市初等學校為例 39 表 2 編碼表（續） 職稱 姓 名 代碼 楊玉釵 B-5 陳淵燦 B-6 洪清蘭 B-7 黃銘鎮 B-8 林賴雲 B-9 研究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檔案文件的分析 本研究採用外部考證（external criticism）以確定資料的真偽或完整性；及 對資料的內容進行內部考證（internal criticism），以確定資料內容的可靠性。以 下茲說明作者在分析檔案文件時的實例。 杜維運（1979）指出外部考證就是考證資料的性質，以確定資料的真偽或 完整性，需要注意的問題包括：史料的撰述人是誰？而史料撰述的時代、地點 為何？接著史料的文體、內容、風格是否符合當代？最後史料所呈現的社會背 景、日期是否屬該時代？Shafer 又提到文獻很有可能因蹩腳翻印及翻版導致有 錯誤（趙干城、鮑世奮譯，1990）。也就是說外部考證在處理文獻的偽造、經纂 改的文獻、殘缺版本、剽竊、歪曲等問題。如嘉義神社祭司長束有鄰曾在《嘉 義市制五週年記念》中的一篇〈嘉義神社並に御遺跡所に就いて〉，但一手史 料中所記載的嘉義神社祭司為「長東有鄰」，但經黃足治、施秀巒及陳淵燦確 認後，認為正確姓名應為「長束有鄰」，因三人指出日本姓氏中並無「長東」 此姓氏，應該是當時編輯者書寫錯誤導致記載錯誤。 再則，內部考證就是考證資料的內容，以確定資料內容的可靠性。因為在 分析文獻的過程中往往會因為不瞭解文獻的言辭及意義，而導致無法正確的瞭 解其真實意義（趙干城、鮑世奮譯，1990）。內部考證是為了避免作者的無知、 偏見、感官失靈、文化差異及證據殘缺。如島嶼柿子文化館（2004）指出當時 40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 的朝會流程為唱國歌、升旗、朗頌〈教育勅語〉、向東方宮城遙拜致敬及師長 訓話等，但對於在朝會上是否有朗頌〈教育勅語〉行為則有待商榷，因黃足治、 賴彰能、歐識、洪清蘭、施秀巒均都表示在朝會將「日之丸」（日本國旗）升 到旗竿頂頭及唱完國歌〈君が代〉後，校長並未朗頌〈教育勅語〉，〈教育勅 語〉朗頌是在學校的重要慶典及儀式上才有，故作者認為島嶼柿子文化館的文 本說詞上可能有待商榷。 參、校園儀式中的節慶三大儀式 在權力與政治技術／知識的結合下，人們漸漸變成被控制和征服的對象， 百姓成為恭順的臣民。當然，要變成恭順的臣民，還需要一個重要儀式的操練， 即「模式」（modality），而這個「模式」包含著強制性的意圖，如「國民性」 話語（discourse）及相關知識系統的強力灌輸、傳播與實踐，便是重要的改造 手段之一，藉此得以刺激日治時期臺灣新國民的日本認同（黃美娥，2006）。 所以臺灣的學校與日本本土學校一樣，每逢紀元節、天長節、一月一日（元旦）、 始政紀念日，學生們都要合唱日本國歌〈君が代〉，向天皇、皇后的御真影敬 禮、奉讀〈教育勅語〉、祝日歌合唱之儀式五部曲，唯一不同的是臺灣初等學 校在明治節（11月3日）也會舉行相同的儀式（陳美惠，2007）。以下分成三部 分說明校園中的節慶儀式的實施步驟。 一、合唱日本國〈君が代〉及儀式歌曲 皇民化時期仍然是以紀元節、天長節、一月一日（元旦）、始政紀念日、明 治節等五大節日為主軸，整個典禮是從合唱〈君が代〉國歌開始，場景莊嚴。學 生歐識回憶就讀玉川公學校時說：「在節慶活動時，學生要到禮堂（像現在的活 動中心一樣）內去慶祝」（B-4-1）。服務於白川國民學校的老師洪清蘭也說： 要靜靜站直的聽著，立正並雙手緊貼褲縫。但那是皇民化之前，之後就比 較沒有這樣儀式。學生們都很遵守規矩，在天皇的祭典時，都是由教導 拿著〈教育勅語〉，接著由校長來唸唱，其他的老師也是立正站著， 我想每個學校的情形都一樣。（A-7-1） 日治後期校園忠君愛國思想的強化：以嘉義市初等學校為例 41 由此可知，進入皇民化時期（1937-1945 年）後更加重視儀式的氛圍。其實〈君 が代〉在齊唱的過程中，並非只有一次而已，而是要以和歌的方式連唱兩次以 達精神的振奮（橋口正，1941），最主要是為了凝聚國民精神力，再生產忠君 愛國意識型態（周華斌，2007），歌詞大意則為恭祝天皇陛下統治的歷代，永 遠繁榮，並祈求國體昌盛。 二、參拜御真影 御真影（天皇、皇后的照片）或〈教育勅語〉都是存放在校長室中的奉安 庫內，儀式當天教頭（資深教師）就會把裝在木盒裡的御真影或是〈教育勅語〉 取出，林淑慧回憶當年回到東門國民學校服務時，她親眼看到的情況說： 在禮堂內，校長他要站在臺，類似訓話之類。而奉安庫像是個磁櫃一樣， 一般都有個門，可以用手打開，再將〈教育勅語〉拿出來。御真影也是放 在像磁櫃般的奉安庫內。（A-8-1） 而與林淑慧是同事的施秀巒也表示說：「它是一個裝御真影或是〈教育勅 語〉的櫃子，就是比較精緻的磁櫃」（A-2-1）。從兩個人的描述看來，東門國 民學校內並不是有類似保險箱的設施，極有可能是奉安庫的第二種形式－奉安 櫃，而奉安櫃為兩扇櫃門，外部漆有金色的鳳凰雙飛圖樣及蒲葵葉飾，內部通 常有三層門板、四層防護（島嶼柿子文化館，2004）。當時並未隨著御真影普及 而變得隨便，仍然將之視為非常神聖的聖物，並不是將存放御真影的奉安庫隨 便地放置在辦公室中，陳淵燦說：「通常御真影會設一個專室存放，不然就是 存放在校長室的奉安庫中，不可能隨便地增設在教職員辦公室裡」（B-6-1）。 施秀巒回憶當時一個日籍教師跟她打趣的情形說： 有一年，一位日籍老師說要給我們看個很特別的東西。那時候我心裡就想， 那麼隆重到底是要看什麼？結果看了，原來是兩張天皇跟天皇妻子的照 片。因為天皇的照片在當時並不是可以天天都看的到，也不會隨便掛出來， 不像說光復後蔣中正的照片四處都有，這種天皇照片比較珍貴就對了。 （A-2-1） 42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 就讀於東門國民學校賴彰能也說： 天皇的地位是非常尊貴極至，會讓你看到照片會覺得非常地珍貴就對了， 這算是精神教育的一部分。就是要大家對天皇要忠誠、要愛國，那時候觀 念上也已經沒有分你是臺灣人或是日本人，總而言之就是效忠日本天皇， 我想大概就是類似這樣的用意，其實我們臺灣人也沒有反抗的餘地，這是 唯一的不同。（B-1-1） 從上述幾位訪談內容，御真影可視之為鎮校之寶之一。但並不是每個學校都存 有御真影，像嘉義市在 1940 年（昭和 15 年）後新設的公學校依舊沒有御真影。 如就讀於新高國民學校的黃銘鎮回憶指出：「我們新高是小的學校，當時沒有 天皇的照片」（B-8-1）。因為新高公學校是在 1939 年創立，所以設置上非常 簡陋。另外永野好德回憶他在幸國民學校時的情形說：「像一些儀式的舉行好 像都比較稀少，因為我們學校沒大場所可以舉行儀式」（A-5-1）。由此可知，幸 國民學校仍沒有御真影，因為通常新設的學校尚無完善保存御真影及〈教育勅 語〉的設置與場所，節慶時通常會帶去神社舉行。如黃銘鎮提到：「我們是新 學校，設備比較欠缺，所以比較沒有辦法舉行那麼多的儀式，比如遇到比較大 的節慶就會前往神社去參拜」（B-8-1）。 至於〈教育勅語〉方面，當受訪者被問到他們對〈教育勅語〉熟悉的狀況 時，每個受訪者都自然而然的開始朗誦。林淑慧表示說： 每個人都要會唸、默背〈教育勅語〉。我學生時代就已經都會背誦了。意 思就是如天皇要你們怎麼做人，一條條闡述，像是要對國家要如何效忠， 對家庭如何經營，對兄弟姐妹如何相處，對朋友如何往來，它都有逐字寫 下來，但其精神中有類似教導做人的道理就對了。低年級應該沒什麼體驗， 反到是高年級比較多。（A-8-1） 賴彰能老師也說： 學校並不用強迫你們，而是你們在那種環境中自然而然就會背誦。學生時 代時我也背的滾瓜爛熟，也都要會默寫。那就是一種全臺灣的教育主旨。 （B-1-1） 日治後期校園忠君愛國思想的強化：以嘉義市初等學校為例 43 服務於幸國民學校的黃足治說： 也是叫我們背，哈……，背得起來背，背不起來也要想辦法背，皇民化時 期就是一定要背。我到到現在還可以記得！（B-3-1） 由此可知，〈教育勅語〉已經成為當時校園中必備的「知識」，且當校長在唸 誦時，底下的師生必須必恭必敬，如黃銘鎮形容說： 〈教育勅語〉是捲著的，綁的非常漂亮。我們以前在學校時，〈教育勅語〉 用一個盒子裝著，是綁捆的模樣，在儀式時才打開，端至朝會會場時要端 的非常高，端給校長後，校長打開它，接著才開始唸。校長在唸〈教育勅 語〉時如果你吊兒郎當你就完蛋了。（B-8-1） 接著歐識與賴彰能兩人更加詳細的描述了當時的場面，歐識說： 我記得每一次都有那一張厚厚的紙，綣起來，綁得很漂亮，還用一個木盒 子裝著，然後它是收藏在校長室的奉安庫裡面，等到典禮的時候奉安庫才 能打開，接著用那個木頭製的盤子，不是用鐵作的，就是類似一種漆器， 漆的烏七抹黑的，漆的亮亮亮的，四角形的，〈教育勅語〉就放在中間， 端出來的時後，大家都非常安靜。端給校長後校長就站在臺上就打開，校 長就拿起來唸，念完後就收起來，接下來校長就講幾句話，就完畢，大家 椅子拿一拿就再回到教室。（B-4-1） 接著賴彰能又說： 一定要恭恭敬敬的，要站的非常筆直，不能坐在椅子上，連打個噴涕也不 敢。通常是教務主任（教頭）比較多，通常都會穿官服，帶著白色手套， 端一個盤子，冬天的話衣服就是黑色的，因為夏天是白色的，還佩帶著一 把刀，教務主任（教頭）以上都有配一把刀。教頭就將漆盒拿端高高的貌 樣(雙手抬起超過頭，且頭低下)，從旁邊一直走走走，走到司令臺，司令臺 有一個比較高的臺子，前面一個講臺，那時主席就是校長，接著校長就接 過去(恭敬的動作)，接手後就放在講臺上，再把〈教育勅語〉拿起來，司儀 就會開始說要開始念〈教育勅語〉了，大家要專心並站筆直，就會大喊立 44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 正，念完後大家就會行「最敬禮」，接著再收起來，再來就會把它拿回去 校長室放置。（A-1-1） 兩人清楚地描述整個景象，歷歷在目，另外洪清蘭跟陳淵燦都一直強調一定要 帶著白手套，用來表示對〈教育勅語〉的萬分尊重，洪清蘭說： 教頭都戴著白手套。他們會去校長室把〈教育敕語〉端出來（兩手合端， 臉向下）交給校長，校長就翻開來唸。（A-7-1） 陳淵燦接著說： 拿〈教育勅語〉時不能空手喔！要帶白色的手套才可以。教頭跟校長都一 定要帶著白手套。校長在唸時我們在講臺底下都要安安靜靜的站著，就只 剩下呼吸而已，而老師就站在各班級的前頭。（B-6-1） 由此可知道當時〈教育勅語〉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非常崇高。也由於它有著神 聖的天皇分身性，所以戰前日本全國（含臺灣等殖民地）學校在夜宿值班、以 及假日白天的值班，其原始起因，即在於負有「守護〈教育勅語〉謄本與御真 影」之神聖使命（蔡錦堂，2006）。換句話說就是說在學校內如果發生地震、 火災或戰爭等不可抗拒因素，〈教育勅語〉與御真影皆不得受損、銷毀或遺失， 否則除了「殉職」以外，是全然不可原諒的（高島伸欣，1990）。這樣的一個 信念宗旨更是顯現出御真影與〈教育勅語〉的重要性。 三、奉讀〈教育束力語〉 致於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對於校長解釋〈教育勅語〉此項均沒有多大印 象，大致上都認為校長只是以抑揚頓挫音調朗誦著教育勅語。如賴彰能、洪清 蘭、黃足治、陳淵燦、林淑慧、施秀巒及歐識等七人均表示教師在修身科及國 語（日語）科的課程都已經講解過〈教育勅語〉，校長不用在儀式上再講解一 次。而作者查證相關資料後發現，根據〈教育勅語〉所修正的初等教育制度下， 教材的選擇除了著重誠實、勤儉、聽話、規矩等「修身」方面的德育課程外， 還有皇國精神的培養，所有年級都要有「天皇陛下」、「皇后陛下」、「我皇 室」、「認真學國語（日語）」、「國旗」等課文。這些課文中有「天皇陛下 日治後期校園忠君愛國思想的強化：以嘉義市初等學校為例 45 統治日本，疼愛我們臣子如同他的孩子－赤子般」的文字，反覆宣導日本是世 界上最美好的國家，要本島人把「支那」作為對比，要每個學童都希望成為阿 兵哥，對天皇效忠（杜武志，1997）。所以有關〈教育勅語〉的解釋，學生都 耳熟能詳，不然光靠宣讀方式就要學生理解並認同是相當的困難。 此外，師生合唱儀式歌曲依然是每個節日必做的活動，施秀巒指出：「它 們一個儀式各有一首歌」(A-2-1) 。黃足治也說：「什麼節日就唱什麼歌，它有 一個規定」(A-3-1) 。最後，佐藤玉枝老師也說： 每一個節日都有一首歌可以唱，像新年就唱〈一月一日〉，歌詞大約是介 紹新的一年來到，非常感謝天皇殿下恩惠，祝我們國運昌隆之類的話語。 （A-6-1） 不過這些儀式也隨著戰爭末期美軍密集的轟炸而宣告停止，陳淵燦在其《古稀 述懷》書中的〈五十年前的嘉義大轟炸〉文中提到當時的情況： 次日一早機群就投擲數不清的炸彈，燒夷彈、人馬殺傷彈（附有降落傘和 瞬發信管，在地上成水平炸開，殺傷力很大，又稱「落下傘爆彈」），加上 機槍掃射，頃刻間嘉義市已陷入一片閃光、黑煙、爆炸聲，地震般的撼動 中的火海，濃煙蔽天，連續燒了三天三夜，夷為平地。從灰墟中，由文化 路倖存的郵局可以一望看到距一公里之遙而屹立無恙的火車站。死傷的無 辜市民不計其數。（陳淵燦，2007：647） 當時嘉義市可說是滿目瘡痍，施秀巒說：「日本時候就大家都疏散光了！都市內 都沒學生」（A-2-1）。這樣的說法驗證了儀式無法在學校中舉行的作為，洪清 蘭回憶又說： 儀式後來就都沒了。後來因為開始戰爭了，日本人本身也都在戰爭。我們 在公學校念書那時候都還有儀式，那時候也是很多節慶，如明治天皇生日 都有慶祝。（A-7-1） 同樣的黃足治也說：「學校唱國歌是比較有，但朗誦〈教育勅語〉相對比較少了。 那時候都在擔心什麼時候要空襲警報，準備逃難」（A-3-1）。故我們可以很清 46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 楚的瞭解到，到了戰爭末期，整個儀式意識型態的傳遞相對變得非常薄弱，而 儀式中的〈教育勅語〉、御真影及安奉庫也隨著日本帝國的戰敗被收回與銷毀， 而這些回憶也只能存留在他們的腦海中。 肆、參拜神社及節慶活動 Memmi（1965）在討論被殖民者文化意識如何消失時就曾指出，殖民者往 往透過歷史建構、社團、宗教、語言這四種機制，來建立被殖民者對殖民者的 認同，也就是說被殖民者在新認同產生的同時，殖民地原有的自我認同就跟著 被吞噬，然後，固有文化的傳統也就慢慢的消失。當中宗教的部分就是本節所 要探討的主題。也由於神社這種擬像的建立，使1930年代，日本的國家神道與 軍國主義相結合，臺灣也就是在這思想形成之後，被成為皇民，於是崇拜 天皇，信仰神社的國家神道也就成為皇民政策的指導理念（徐正武，2004）。 一、神社的設立 神社是日本思想教育的工具，並且充份的呈現在國民教育中（島嶼柿子文 化館，2004）。因此嘉義神社也成了全嘉義市公學校信奉國家神道的最高象徵。 嘉義市玉川公學校在 1932 年出版的《嘉義鄉土概況》中描寫到嘉義神社周圍的 環境： 嘉義公園的丘陵地上，市郡官民為了熱烈的敬神祭拜，嘉義市長廣田毅一 到總督府請願建立神社，於是在大正四年五月一日動工，同年十月二十日 完工，土地地勢非常良好，周圍有檳榔樹環繞，環境非常的清幽，有莊嚴 的氣氛，朝西方眺望可以將嘉義平原進收眼底。（嘉義市玉川公學校，1932： 270） 原幹洲編纂的《臺灣史蹟》中寫「嘉義公園」時，有這樣一段記載： 嘉義公園，在嘉義站東方二十餘町的地方。東南面的丘陵土地高樹鬱蒼， 清泉滾滾，流水不絕，風光令人激賞，園內奉祀嘉義神社。（原幹洲編纂， 1937：248） 日治後期校園忠君愛國思想的強化：以嘉義市初等學校為例 47 由以上的描述可以瞭解，嘉義神社的地理位置是位於嘉義公園（現今嘉義公園 舊址），殿座朝向嘉義市街，神社後倚丘陵地，前面則面對市鎮的中心地區，與 廣闊的平原的形成一具軸線性的信仰儀式空間，這樣的格局不但有守護地方的 意味，似乎意圖強化神社守護城市的意象（徐正武，2004）。 而神社的建立後，重點是放在如何教化民眾並發揮效用，因此徐正武（2004） 認為必須透過與民眾的交流活動，才能使臺灣人民瞭解國家神道，養成敬神觀 念。而年幼的學生自然而然也成了第一對象，公學校中的修學（遠足）、神社 奉公的勞動服務理所當然的成了公學校學童中每年必定要參加的活動之一，因 為參拜神社的作用是為了一種信奉天皇與日本神國精神的灌輸。如《嘉義市制 五週年記念》中的一篇〈嘉義神社並に御遺跡所に就いて〉文章中就曾提到嘉 義市內的各學校學生及團體奉公神社的情形： 像是一般的割草、清掃的事宜，都是請市內（嘉義市）的各個學校學生及 團體來幫忙作義務勞動，看到他們努力的勞動，使人非常的感激。（嘉義 市役所，1936：15） 孫慈雅（1984）指出日本政權想藉由精神上作為征服臺灣人的工具，並強調神 社是以「涵養普及敬神思想」及「訓練忠君愛國的精神」為主軸，但雖然因參 拜神社敵我意識太強而導致效果不彰，不過神社的意識型態仍然有其一定的效 果存在。 二、參拜神社 從蘆溝橋事變開始，到發動太平洋戰爭，日本向外侵略擴張的野心已經暴 露無遺，這期間為了動員臺灣的百姓為日本作戰、捐軀，更發起「皇民化運動」， 大肆破壞臺灣宗教。當時在臺灣公、小學校參拜神社變成是一種常規與必要性 的事項（周婉窈，2002）。到了 1942 年底，全臺已建神社六十八所、社一百一 十六所（陳玲蓉，1992）。嘉義市內除了公園中由國庫支出興建，位階屬於官 國幣社的嘉義神社外，各處仍有許多小神社，如楊玉釵回憶說： 48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 在現在的民族路旁，在下去公園停車那一邊，那時候那邊有一個小神社， 也不小喔！差不多我們這間房間的大小喔！它是面向馬路那邊的方向，還 有一個籬笆圍著，我印象深刻，因為我家以前住在那裡。（B-5-1） 此外，校園中參拜神社的儀式仍然非常的重要，如服務於東門國民學校的林淑 慧表示： 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去參拜神社。要去神社的話一大早就要去參拜，要非常 尊重祂。算是尊敬日本的神，我們那時候都要這個樣子。我們以前拜祖先 的方式，當時也都要改成日本式。（A-8-1） 接著林賴雲也回憶其 1940 年（昭和 15 年）左右就讀白川公學校時到神社參拜 的情景，她說： 神社如果有在祭典，整間（班）都要帶去神社上面。如果喊敬禮時，就低 頭敬禮，只有行三個禮而已。要一班一班參拜，參拜完後就下來，就都帶 去公園另一邊最上面休息。（B-9-1） 黃足治也回憶說： 我們學生時代時，到神社參拜都要排排站在在神社的廣場上，他們臺子上 面有個參拜的管理員，現在要說稱呼什麼？類似我們今日的廟公性質。 （B-3-1） 當時就讀於新設的新高國民學校一、二年級的黃銘鎮也表示說： 我們是新學校比較沒有那麼多儀式，比如遇到比較大的節慶就會至神社去 參拜，通常會叫我們早上天還沒亮時就要前往，印象中神社鋪設的非常的 漂亮，要參拜神前你一定要洗手，所以進去前面有一個石水盆讓我們洗手 用。我的印象中要拜神都是要去神社，學校內沒有這樣的東西。有什麼節 慶老師們會要我們隔天幾點在學校集合，然後由老師帶隊前往神社。(B-8-1) 由此可見，當時對於神社的祭拜是遠超過任何的事物，凡事都要以祭拜神 社為第一優先。透過神社的參拜，日本將天皇推向至高無上的信仰象徵，可說 日治後期校園忠君愛國思想的強化：以嘉義市初等學校為例 49 是一種敬皇、尊皇的行為，而在奉祀神宮大麻或是參拜神社上，所祈求的都是 國家興盛、戰爭的勝利、天皇的萬世一系等關於國家、政治的事情，一切的祈 求都是為了國家，並不是為了個人的願望而祈求（蔡錦堂，2001），如《臺灣新 新日報》曾記載 1942 年（昭和 17 年）1 月 18 日，於嘉義神社進行戰慶祝日軍 在南海屢傳捷報的消息，及 1942 年（昭和 17 年）12 月 24 日，全民聚集在嘉義 神社赤心草民神前祈願大東亞戰爭全勝（引自徐正武，2004）。不過這些繁文 縟節的儀式同樣隨著全島大轟炸而被迫停擺，林淑慧回憶 1944 年（昭和 19 年） 左右說：「那時候就比較沒有參拜神社活動了，因為那時候差不多已經開始戰爭 了」（A-8-1）。施秀巒也說：「那時候已經在戰爭了，這些學校儀式跟參拜神 社都沒了」（A-2-1）。所以我們可以明白的瞭解儀式的舉行規定到了戰爭末期 已經形同虛設。 三、神社的節慶活動 「皇民化時期」的各項祭日與節慶都是根據明治維新王政復古後的國家神 道所建立，日本帝國主義對外發動戰爭是以國家神道作為其精神理念，所以學 校教育都是以建國神話作為歷史的事實，經由日本當局制定的祭日和節日的慶 祝來灌輸臺灣學童神國觀念、皇國思想，以培養日本皇民（何義麟，1986）。 一年一次的神社祭典是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逝世紀念日，也是臺灣神社建 成的例祭日，幾乎是全國上上下下都動員去慶祝與祭拜。祭典迎神送神，懸燈 結綵，鑼鼓喧天，十分熱鬧。參加節慶的人都頭綁白巾，眾抬神轎，當兩個轎 子相遇時，顛顛歪歪親密碰撞，如膠似漆般。周登山回憶指出，他曾在 12 月 27、 28 日時去嘉義神社參加神轎繞境、射箭及劍道等（引自徐正武，2004）。楊玉 釵回憶指出：「正月初一，學校就會把轎子抬出來，男生都在頭上綁頭襟，然 後穿短褲，衣服長到手臂以下」（B-5-1）。黃足治也說：「嘉義神社就是 10 月 30 日的樣子，就會有，抬神轎出來繞境的活動」（A-3-1）。佐藤玉枝回憶 指出： 10 月 28 日還有一個臺灣神社的祭典日，當時各校各單位都有神轎，不過有 的學校沒有，沒的話就沒有參加，我們玉川公學校有神轎，所以會穿垮垮 50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 的衣繡會到手肘的那種衣服，在胸前有印寫「玉川公學校」，就代表著玉 川公學校，穿著去抬神轎。（A-6-1） 由此可知神社的慶典在當時的重要性，而這些國家意識型態的「潛在課程」也 自然而然的融入臺灣學童校園生活經驗的一種回憶。接著陳淵燦補充說明地說： 神社的事情，印象中我在四年級時，我曾去參加臺灣神社的慶典，學校就 十天前八日後就派學生去舉那個神轎，嘿咻嘿咻(假裝神轎抬在肩膀的模 樣)，那個空的就用竹子綁著，中間就用個四角的木盒子，老師爬在上面坐 著，然後我們把老師舉起來，就一樣嘿咻嘿咻(假裝神轎抬在肩膀的模樣)， 一直舉著訓練跟走路，臺灣神社節時就要這個樣子舉著神轎出去踩街，神 轎空空的不行，老師要坐上去壓重，使轎子加重。神社節時學校就派我們 這些受過訓練的去參加，就會從公園經中央噴水池再到火車站，然後就結 束，那就是臺灣神社節的一種儀式活動。（B-6-1） 以上所講的是慶典中男生參與的項目，而女生則偏向以神舞慶祝，黃足治指出： 老師會教我們跳舞。在祭典那一天，那些人就穿的像日本囝仔那樣。就坐 在類似三輪車的車子上，就開始遊街，遊街完後，一段時間過後換成去另 一邊跳舞，跳他們教我們的〈君が代〉4，跳那個國歌，就加表演這個舞蹈， 基本上都是四年級的跳。（B-3-1） 何陳清華回憶其就讀白川公學校參加神社節的情形： 我原本就讀嘉義市的白川公學校，二、三年級時曾被選去嘉義市內的嘉義 神社（位於今嘉義公園）「獻舞」。那時一個公學校中只挑選一個學生，在 10 月 28 日的神社祭由八到十歲的學童去神社「獻舞」。我獲選後感到很光 榮，更加感到以後要聽老師的話，好好地表現。（蔡慧玉，1997：176） 佐藤玉枝也回憶著說： 4 此為受訪著的口誤，〈君が代〉是國歌不可能在儀式中被以神舞表演，唱〈君が代〉必須是 要立正站好的。 日治後期校園忠君愛國思想的強化：以嘉義市初等學校為例 51 由指導的老師陪同學生在嘉義神社巡街，女生就是跳神舞。節慶的時候在 學校中，男生職員(教師)的服裝，一定要穿官服戴官帽，兩邊還有肩章，判 任官是平平的一塊，而像校長高是一級的官等就會有鬚鬚的裝飾貌。女老 師則是要穿日本和服，要穿白色的襪子(把大拇指和另外四指分開的襪子)， 還穿夾腳式的拖鞋。我有指導過典禮時跳舞的舞姬，一位名叫李采蓮的小 女生，他現在還住在臺北，聽說嘉義還有保存她的照片，穿白色的和服， 配紅色的裙子，非常的漂亮。運動會也非常的熱鬧，完後當夜有慰問會。 （A-6-1） 陳淵燦補充說： 我們男生是舉神轎，我太太曾經跟我說過他們神社節時，女孩子就打扮的 很漂亮，都穿著白衣服。訓練時會到警察局那邊的大庭中，晚上點著燈火， 老師就會到那邊教她們要如何跳舞。神轎前面就類似在舞龍舞獅一樣，神 轎就跟著起起落落，就類似指揮就對了。（B-6-1） 以上就是初等學校中男女學生在慶典中參與的活動情況。從受訪者的口述中似 乎透露出一種喜悅與參加的光榮性，而這種榮耀的背後其實隱含著日本霸權成 功地將國家意識型態建立在這一群臺灣學童的心裡。另外如周登山提及的射箭 及劍道活動，因受訪者沒有親身經歷，缺乏相關的回憶，故本時期就鮮少提及 競賽方面的活動。 伍、軍歌的教唱 一、軍歌的來源 1937 年（昭和 12 年）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日本在本土進行國民精神總動員， 內閣情報部公開徵求「愛國行進曲」，並灌製一百萬張唱片，在全國電臺播放 「國民歌唱」節目，藉所謂「愛國歌曲」來大力灌輸軍國主義思想（莊永明， 2004）。而日本政府為了增加兵源，開始徵求臺灣「志願兵」，以「榮譽」與 「犧牲」為訴求，號召臺灣人民對日本的「效忠」，並且透過創作的愛國歌曲 52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 及臺灣民謠的改編歌曲，來進行統治、說服的工具（許瀛方，2002）。所以教 育當局藉著節日指示各學校利用朝會儀式採全校合唱方式，詠唱這類軍戰歌 曲，如：「靖國神社」、「建功神社祭」所演唱之〈愛國行進曲〉、〈兵隊有 難〉；「海軍紀念日」之〈海軍紀念日之歌〉、〈軍艦行進曲〉等，另外，安 排於教科書中之軍歌尚有：〈進軍〉、〈兵隊〉、〈閱兵式〉等（引自許瀛方， 2002）。 在這種的情勢下，學校的音樂課程也就成了日本灌輸軍國主義思想的利 器。如林淑慧回憶說： 我教書的第一年，我有教過他們唱軍歌，像是〈愛國進行曲〉、〈夫燃ゆる 大空〉、〈九段の母〉，像〈愛國進行曲〉就是見よ東海の空あけて，旭日高 く輝けば，天地の正氣……。還有〈婦人從軍歌〉就是說護士要到戰場上 去照顧受傷的日本阿兵哥。（A-8-1） 當時還是學生的楊玉釵回憶指出： 老師有教過軍歌，不過那時候我還很小，歌詞內容是什麼我沒有很清楚， 我當時剛讀書，日本字也沒認識幾個呀！（B-5-1） 林淑慧又說： 當時軍歌提及為國家犧牲是非常光榮的一件事。如一條歌的劇情是，在靖 國神社內，一位母親唱一首歌，內容是會說兒子真棒，讓人家貢拜在這個 地方。之前他的兒子好像是一無用處，但是現在為了國家光榮犧牲了，他 的媽媽就是在唱類似這種歌，歌詞內容則會表現出很愛國的情操，當然不 能有以外的思想存在。（A-8-1） 許瀛方（2002）研究指出，戰爭後的愛國歌曲基本上是環繞著三個面向進行軍 歌的創作，分別為軍伕的榮譽、軍妻的支持、愛國楷模為效法對象。歌詞以第 一人稱的敘述口吻，透過一種普遍的身分及聲音，來作為陳述主體，形成一種 眾所同感的共識（許瀛方，2002），而歌詞中所傳遞的意識型態不外乎是至高 之國民榮譽、天皇陛下的恩典、夫婿為國犧牲為榮的大愛等愚民政策。 日治後期校園忠君愛國思想的強化：以嘉義市初等學校為例 53 同樣的傳統臺灣歌謠也難逃被改編為軍歌的命運，日本統治者發現臺灣人 對於來自民間的傳統歌謠有著極大的認同與迷戀，於是想到了利用臺灣歌謠本 身的魅力對臺灣人進行徹底的洗腦和思想改造，挑選了當時最流行的兩首歌－ 「月夜愁」和「雨夜花」進行改造工作（許瀛方，2002），且日本人還推出當 時臺灣人最喜歡的歌手－愛愛、純純、艷艷、吳成家等人，而這些歌手在殖民 統治下，也就順應時勢，手持日本太陽旗，大聲唱著已經被改為軍歌進行曲的 臺灣歌謠（小野，1992；林玉体，2003）。而這些潛移默化的「皇民赤子」思 想在經過國家機器的加工後，也讓臺灣子民在「國家」巨大的身影底下，背負 著無從逃脫被擺弄的非自主命運，在「自我認同」上產生了極大的困惑，在日 本宣稱的「聖戰」中臺灣子民究竟是為誰而戰？他們無從得知，同時也造成了 這些歷經殖民地生活的臺灣學童面臨矛盾的認同感與無奈感。這樣的現象除了 是受國家機器的洗腦外，還隱含著一種地位的提升，因為志願兵是列入日本的 武士階級，在可以當志願兵的同時，代表著臺灣人地位的提高，因為志願兵制 度與徵兵制度是天皇所賜與的禮物，當天皇承認臺灣人為「皇民」的身份，臺 灣人有機會參加聖戰、捐贈自身，透過死，重新獲得的，是成為皇民、參與聖 戰的機會（劉紀蕙，2004），這樣因果下也間接表示他們刈除對臺灣人的歧視與 侮蔑（陳千武，1997）。且除了當志願兵外也有許多人自願成為「軍伕」。 二、迎送出征者 到了戰爭後期，由於日本本島已經無從徵調兵源，而把徵兵目標指向了臺 灣人民，變成是一種榮譽性的共赴國難，並要一視同仁盡忠報國，以報答皇恩。 「一視同仁」的意思告訴著我們，臺灣人是皇軍的士兵，要赴戰場為天皇打仗 （加藤邦彥，1979），而背後的真相卻是國家機器高漲下無可收拾的深淵。當 臺灣人面對這提高地位的機會時，仍然視之為無比的光榮，因為經過「天皇信 奉」般的意識型態的軍歌洗腦後，多數的臺灣人民擁有著高度的「日本精神」， 也證明了國家機器在皇民政策下所要培養「皇民赤子」的策略已經成功。因為 日本希冀透過全民參與的方式喚起「臺灣的皇民赤子」亦能同仇敵愾，灌輸視 國家興亡為己任的思想。對嘉義市初等學校的情勢來講，佐藤玉枝指出： 54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 第二次大戰氣息已經越來越濃厚，我們會去歡送出征的士兵，還有去慰問 一些受傷的士兵，有很多活動等等。那時候揮動著小旗子唱著軍歌，一個 個歡送他們離去，那時候只希望他們能夠凱旋歸來，一點也都沒想到會戰 敗的結果。（竹中信子，2001：24） 透過學校音樂課程的軍歌訓練，為這一群替天皇打仗的臺灣兵作榮譽式的歡 送，這樣令人難忘的情景，深深的烙印在許多人的腦海中。施秀巒記憶猶新的 指出： 一定會教軍歌！要去迎送那些出征的阿兵哥的孩子都會唱。像阿兵哥如果 要從嘉義去高雄時，因為去高雄時就是要坐船去南方打仗了，我們全班就 會帶去，看到他們就會開始唱軍歌，搖著日本的小國旗，好像是鼓勵他們 似的。像唱著〈愛國進行曲〉、〈九段の母〉之類的歌，不過這些事情在 我們還是囝仔時沒有參加，當時都是一些大人。像我到東門國民學要教書 時，那時候學校對音樂方面比較在行的老師就會集合學生在一起，然後老 師統一教授，像過幾天要去歡送阿兵歌這一條軍歌要加緊練習。平常老師 對這種軍歌根本比較不在行。基本上都是五、六年級代表學校去歡送那些 要去打仗的阿兵哥。（A-2-1） 歐識也指出：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我記得好像就開始學軍歌了，就編很多軍歌出來 了。三、四年級就輪流到車站去，老師帶著去歡送要入伍的人，那時候已 經開始戰爭了，學校裡的男老師有幾位被徵調去當兵。學校的老師如果沒 被徵調去的也要一起去歡送，大家排在嘉義市的中山路的兩旁，各校大概 派幾班輪流去，拿日本國旗，歡送他們很榮耀的去當兵，為什麼呢？因為 有時候他一去不回來呀！所以要歡送他們，他們也感到很光榮。（B-4-1） 黃足治也表示： 好像只有教簡單的軍歌而已，因為我當時第一年教書的時候我是教一年級 的，算是低年級的學生，因為當時教軍歌是為了要去送那些出征的阿兵哥， 日治後期校園忠君愛國思想的強化：以嘉義市初等學校為例 55 代表學校出去歡送阿兵哥的學生都是高年級三、四、五年級以上的學生才 有出去，我們一年級的沒有出去歡送過。（A-3-1） 陳淵燦說： 像〈露營の歌〉、〈軍艦進行曲〉、〈愛馬進軍歌〉都是當時非常普遍的 軍歌，老師都會利用音樂課的時候教我們唱軍歌，教軍歌的老師有日本老 師也有臺灣老師，教這些軍歌是為了要去替那些出征的軍人歡送，我們當 時都要一早就到學校集合，然後老師們就帶隊把我們帶到火車站那邊，排 成兩列、兩排在大馬路上，搖著日本的小旗子，高唱著軍歌歡送那些出征 的軍人去打仗。像那些軍歌我都還非常有印象，因為我到現在都還是會唱。 （B-6-1） 除了讓教師帶著學生前往嘉義火車站，歡送那些替天皇打仗去的臺灣兵，而對 那些戰死的，不管是日本兵或臺灣兵，更是大肆表揚他們為國犧牲的情操，歐 識指出： 我印象很深刻，要去迎接骨灰，就是戰死的。看到人拿著然後從火車上走 下來，然後用白布包著掛在胸前，裡面是骨灰罈裝著為國犧牲的阿兵哥。 但有時後也有不用拿國旗去，但還是一樣在中山路兩旁迎接「忠魂」，等 他們走過我們身邊，我們就敬禮。（A-4-1） 而曾被迫成為志願兵的賴彰能回憶說： 在嘉義市長伊藤英三帶領下參拜嘉義神社（今忠烈祠），遊行「大通」（今 嘉義市中山路），在嘉義火車站前廣場整隊。這時忽受指名，命我代表全體 入營者，向伊藤市長致答詞。在月臺上頗多送行的人，包括學校教師、學 生、家長會等個個揮舞日本國旗，大聲齊唱著〈勇敢地凱旋歸來吧〉、〈代 天討不義〉等軍歌，呼喊著「萬歲、萬歲」等口號。（賴彰能，2007：1） 永野好德回憶其被徵調的情景說： 56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 當時我要去當兵時，就理個了平頭，我記得離開幸國民學校的時候是晚上， 學校沒有特別歡送我，可能那時候已經是戰爭末期，學校的老師跟學生都 去躲空襲警報了，不過我到火車站時，我們幸國民學校還是會依照往常一 樣會派幾個學生來歡送，當時孩子們唱個軍歌歡送我，手揮舞著日本的小 國旗，就這樣我就當兵去了。（A-5-2） 在整個大環境下，不只是思想上的皇民化，臺灣人及在臺的日本人在行動上都 作出了對日皇的貢獻，而這種帝國主義的愚民政策除了反應在徵調臺灣兵上， 更是在公學校的教育現場中發生，林淑慧回憶指出： 當老師那時候，我們老師在辦公室開朝會時，校長都會要我們一起唱軍歌 來提升士氣，要面向校長大聲的高唱，還有我們都要在自己的坐位上站的 非常直立，然後大聲的唱出軍歌。（A-8-1） 而戰時體制下的愛國歌曲，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主要呈現戰爭的勸說，希望臺 灣人民能夠透過歌曲，接受自己所應保衛的宗主國土地是日本國的官方論述， 自己所要效忠的對象是日本天皇，臺灣是日本國土的一部分，且為重要的南進 基地，因此捍衛臺灣，使日本帝國能成就其「大東亞共榮圈」，是臺灣人民的使 命與天職（許瀛方，2002）。 除了被徵調的臺灣兵與公學校參與的學生外，教師們的角色除了精神的喊 話及唱出雄糾糾氣昂昂的軍歌外，更要為他們作出一些鼓勵的行動，用來表示 認同他們的作為，如林淑慧指出： 當時我們都會煮東西給他們吃，然後給他們送行，當時物資非常的缺乏， 我們就把很多東西混一混的煮，像有螺肉之類的東西，還要給他們倒酒。 （A-8-1） 但在這些親赴戰場的臺灣兵或是日本兵的內心中，他們的想法又是如何呢？是 真的為了天皇犧牲也在所不辭嗎？施秀巒說：「公開的時候就是不能講，為國死 掉的話就很感到非常的光榮」（A-2-1）。接著賴彰能也說：「不能流眼淚！表 面上不能流眼淚」（A-1-1）。但賴彰能卻對真實的情形不太認同的說： 日治後期校園忠君愛國思想的強化：以嘉義市初等學校為例 57 只是順著他們做。不過我覺得對天皇要盡忠可能我比較不認同，我們之間 有很大的差距，我怎麼對天皇比較忠，去照顧天皇嗎？要戰爭我就去戰爭 嗎？（A-1-1） 雖然表面上強調為國犧牲的精神不容懷疑，但內心卻是十足的抗拒，這樣的心 態不只是存在臺灣人的心中，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