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研究生公共英语教材阅读B-课文翻译1-3-4-10-11-14

英语阅读B课文翻译 （没有11、12、15） 英语阅读B课文翻译 1.3.4.10.11.14单元 Unit 1 Party Politics 1. 办公室晚会礼节？有这个必要吗？员工们每天开开心心地彼此交往，虽然时不时会推推撞撞，发生点儿口角，传播点儿谣言，或是联名写点儿投诉信。然而，只要将办公室稍做节日般的布置，所有这一切的不愉快即刻会化为其乐融融 的喜庆气氛。员工们也很快会陶醉于其 中，乐而忘忧。每年一次的圣诞晚会的确具有这种神奇的因素：扔下手头的工 作、免费品尝美酒佳肴、还有肆意尽兴 的狂欢，所有这一切均将诸如性骚扰之 类令人厌恶的工作现实抛到九霄云外。 2. 参加晚会的人也明白这种场合省去了许多 麻烦的礼节性应酬。因为没有东道主，所以不必特意感谢什么人,或是费神与缩在 角落里没人理睬的客人搭讪。没人需要付 费（同样也是这位 “没人”为来宾提供了免费私人长途电话），总之谁都不需要考虑旁人的感受。 3. 所有的一切均为盛情款待，就象是平日里一直偷偷顺手牵羊放入口袋里的公司毡毛笔尖钢笔，任由大家尽 情享受。基于公司的企业精神和节日欢庆的气氛，公司此时只希望为员工提供一次尽情狂欢的聚会。而员工出于对公司的忠心，再加上发现上司在工余之际的面目后欣喜无比，所以也就乐不可支地享受这一美好时光。 4. 对那些仍然隐约记得生活中付出与获得之理的人而言，这种无忧无虑的商业娱乐简直就像是神赐的福祉。在现今这个罕有免费款待的社会，东道主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在自己家招待来宾。而来宾也同样负有重任——从回复邀请、应承一切安排，直到礼貌地啧啧称赞晚会举办得无懈可击。 5. 商业娱乐似乎将时间、精力、金钱、个人义务、以及与之有关的各种礼节负担统统抛开。组织晚会的人有偿付出，因此，参加晚会的来宾不必担心愧欠人情。一年一次的圣诞节本来就应该让低级别的员工感到一种理想氛围，那就是公司出钱筹办的晚会全年均可免费出席。 6. 先别想得太美了。严肃的礼节小姐可是从来不休假的（职员们，暂且不提雇主们，可真得庆幸自己这次走运，因为她只在晚会委员会任职，未在文具电话清查委员会工作）。公司晚会有别于私人晚会，但礼节之道却一丁点儿也未变。 7. 如果来宾无需礼节也玩得很开心，那么礼节小姐很乐意放假休息。但是在公司晚会礼节清查委员会供职数年以来，礼节小姐意识到，如果每个人任意性情即兴表演，不顾及相应的礼节，晚会往往不尽如人意。 8.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种即兴无忧的娱乐：老板不知道该呆在什么地方才好，他或她在门口徘徊，一心想着与众人打成一片。见到来宾惶恐地盯着自己，然后从边门溜进会场，此番情景足以令热情的老板心灰意冷。但是若采用旧时迎宾队列的方式与每个来宾逐一打招呼，又会显得过分迂腐和拘束。所以说，很少有人不同意员工们长期以来坚信的一条上班信念：觐见上司和尽情享乐最好不要同时发生。 9. 老板急于把握机会，于是顺手抓住身边最近的人，然后滔滔不绝地大讲自己事先反复练习过的一番赞美之辞，盛扬此人对公司的贡献。可是对方的反应却是始料不及。细心询问几句才知此人只是公司一位员工带来的客人，既不在公司工作，又不认识眼前的老板，甚至对方才的盛誉之辞也无动于衷——事实上，此人与邀请人也只是一面之交。这位客人此时需要的不是同行的友情，而是一杯提神的饮料。劳驾老板，请您让路。 10. 另外，邀请函上通常注明“以及佳宾”之类的话，目的是为了避开谁和谁仍是伴侣以及配偶如何称呼等敏感问题。去年，未婚的员工因为自己的伴侣未曾获邀而愤愤不平；已婚的员工由于自己配偶的称呼不当而牢骚 满腹；“夫人”得罪了那些喜欢用“女士”称呼的来宾；冠用丈夫姓氏的太太们冒犯了那些不用丈夫姓氏的太太们。而今年，抱怨又会接踵而来。这次是因为起初没有人告知配偶公司举办晚会的消息，或是配偶被告知晚会不邀请家属参加。然而，事后这些配偶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当然这类抱怨不会源源不断。但是这些配偶会记住此事，并私下斥责公司唆使员工不诚实。 11. 对于那些有意想欺瞒配偶或意欲发展一段浪漫恋情的人而言，情形会怎样呢？他们同样也会惹上来年都难以摆脱的麻烦。这些人之间很少会孳生真正的办公室恋情，因为此类行为难免有待人偏袒和公私混淆之嫌。 还有更为糟糕的情形：尽管可以用酗酒过多和情绪兴奋作为托辞，但是上司戏谑一位无动于衷的下属的行为仍会被视为性骚扰；同样，下属对上司做出类似的举动则会被认为蛮勇无知。 12. 有些员工心里只想着工作，在晚会上跃跃欲试地提出自己的业务宏图。他们牢记公司曾倡导的自由交流精神，置身于此时此地，这班人会找到老板以求畅所欲言。而老板此刻正巴不得有人过来同自己打招呼。 13. 然而这些人并不想和老板只说些客套话，他们回应老板的称赞时会说：“给我加工资怎么样？”他们会恳求晋升，并心有成竹地向老板解释谁应该被炒鱿鱼。接着他们进一步提出改进公司业务的建议，这些建议其实好几年前已经提出，但却不知为何无人赏识。他们试图在短短的一夜之内，逾越老板多年来千辛万苦构筑的用于抵挡这类恳求的层层阶梯和壁垒。 14. 最后——通常在晚会进入尾声阶段——有些人会忽然想起这种轻松的环境正是向上司进言建议的最佳时机。无拘无束、开诚布公不就意味着一吐为快而不必担心影响自己的事业前途吗？ 15.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员工被公司迷惑了。公司说“去吧，尽情地娱乐，忘掉工作。”幼稚的人会信以为真。认为这是晚会—一个让人彻底放松、为所欲为的场合，不必担心苛刻的职业行为规则的约束。 16. 即使是那些严守上班着装规定的员工，可能也无从知晓哪类服装在老板看来低俗不堪。对来宾而言，晚会是展示自己大胆创意休闲服饰的机会。但是不远处的上司们可能正在私下嘀咕，认为穿那种服装的人绝不能被委派出任公司的代表。 17. 更糟糕的是那些对于尽情取乐、喧闹不止的员工的评论。这些行为，对于朋友而言，可能是很逗笑或有些讨厌。然而在晚会上，他的行为受到其他诸多标准的判断，而不仅仅是这个人是否滑稽可笑。 18. 礼节小姐提出上述警告并非旨在破坏公司晚会的快乐气氛。她只想防止晚会毁掉员工的事业前途。而这类问题的解决之道是曾因过分拘束而被晚会摈弃的方法：礼节。 19. 首先需要恢复的礼节是按每个人的姓名分别邀请。以往一份请柬请两个人的做法既不保险又不讨好。对那些被指明并告知需回复邀请函的人而言——当然告知时的语气应尽量中立，表明晚会只是一次款待并非务须之事——他们应该意识到各自分别获邀并需回复是否出席。 20. 谁和谁结伴出席晚会是令礼节小姐和任何一位明智的雇主都感到难以查清楚的事。不过可以让员工自己填写同行的配偶或朋友的姓名。(公司晚会可以只限于内部员工参加，并在上班时间内举行。但是邀请员工配偶或朋友参加效果会更好。因为外出工作已经影响了家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且工作中同事间也不象请柬名单那样按照个相互间是否关系融洽来安排。） 21. 礼节小姐希望上述所言已经表明公司晚会的目的不是任意嬉戏玩闹或是对他人说长道短。那么应该是什么呢？晚会应该是对员工所表示的感谢。 22. 这首先需要有一个安排恰当的迎宾队列。虽然许多人认为这种方式简直是活受罪，但一直以来却是每位来宾得以被大人物认识的最好方法。旧时最古老的作法仍然奏效：一位专职负责问清客人姓名的人——或是一位无关紧要但又可以询问每位来宾姓名的人——在客人走过迎宾队列时向主人通报该客人的姓名。主人听到时可能会开玩笑地说：“我当然认识安娜特，公司没有她不行。”更妙的是，员工的随行客人会听到人们称赞邀请自己的这位员工。这些赞美之辞比直截了当的奉承话听上去要真诚得多。而且，从此以后，如果哪位员工抱怨公司里的人都是蠢货，其配偶可以用曾在晚会上听到的话予以反驳。 23. 人们经常错误地认为公司晚会应该以员工们习惯的方式举办：他们喜欢的音乐、食物、还有高级管理层人士弃置不顾的其他东西。这就大错而特错了。员工们想要的其实是更高级的娱乐。高级与否视不同性质的公司而定。如果晚会太过正式，员工们也同样会开心地尝试不同的风格，然后再按自己的方式尽情娱乐。 24. 聪明的员工会穿得与上司一样，因为他们知道穿得稍稍保守一点就不会被人指指点点。在公司晚会中拒绝或尽量少喝酒的做法无人指责，但在私人晚会中碍于主人好客的目光这种行为会很难堪。另外员工寻求仕途晋升的真正机会不是恳求上司，而是替陷入尴尬局面的上司解围，因为这样可以表现出该员工懂得如何高谈工作之外的话题。 25.最后，还需另外一个送客队列。此时老板们一动也不动地站在抢眼的出口处，握住每位想离开的来宾的手，感谢他的光临。此时，即使是最懵懂的客人也会意识到应该回谢一番——也就是说，意识到应该感谢付出的人。 26. 公司圣诞晚会不就是为此而举办的吗？如果公司只想对员工表示谢忱，那么，放一天假外加一个红包就足矣。 Unit 3 Doctor's Dilemma: Treat or Let Die? 1. 在特效药、风险性手术进程、放疗法以及特护病房方面的医学进展已为数千人带来新生。然而，对于他们中不少人而言，现代医学已成为一把双刃剑。 2. 医生采用一系列航空时代技术进行治疗的能力已超过人体本身的治愈能力。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有更多的疾病能够得以诊治，可对于许多病人而言，复原的希望却微乎其微。甚至生死之间的基本差别也难以界定清楚。 3. 不少美国人身陷医学囹圄，形同南韩拳击手金得九（Duk Koo Kim）的境遇。金得九在一次打斗中受到重击，人事不省，大脑停止运转，只能依靠人为方法赖以存活。经其家人允许，拉斯维加斯的医生切断了维持其生命的器械，死神便接踵而来。 4. 医疗技术进步了，是力求生存还是注重生命质量，哪个目标更为重要，这一问题在全美的医院和疗养院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5. “归根结底，问题在于，医疗的宗旨是什么？”位于纽约哈德逊河上黑斯廷斯的社会、伦理及生命科学学会主席丹尼尔·卡拉汉说，“是真的要挽救生命还是要为病人谋取更大的利益？” 6. 医生、病患、家属，通常还有法庭都不得不在医疗方面作出艰难的抉择。而这些道德难题往往最容易产生于生命的两个极端——生命开初的重病新生儿和生命终端的垂死病患。 7. 这些因现代医学技术而产生的两难问题已不断催生出生物伦理学的新准则。如今，全美 127 家医学院中已有不少机构开设了医学伦理学课程，要在十年前，根本没人会去注意这个领域。不少医院的员工队伍都包含了牧师、哲学家、精神病医师以及社会工作者，以求帮助病人作出关键性抉择，而有二十分之一的机构专门成立了伦理委员会解决这些难题。 8. 在所有特护病房的垂死病人当中，有约莫 20%的病例，其当事人面临艰难的道德抉择——是继续尽力挽救生命还是改变初衷、听凭病患死去。对于是否要维持生命的治疗，不少病房每周大约要作三次决定。 9. 现在就连死亡的定义也已经改变。既然人工心肺机能够代替心肺维持人的呼吸和血液循环，死神往往不会随着病患的“最后一丝喘息”或是心脏停止跳动而如期而至。因此，哥伦比亚特区以及美国三十一个州已经通过了脑死亡法，将死亡界定为“大脑停止运转”。 10. 十几个州认可病患的“生存意愿”，即病患指示医生，如果病症医治无望则通过静脉注射或其他方式中止其生命。针对加州医生的一项调查表明，20%到 30%的医生遵循这样的意愿。与此同时，一项重在为晚期病人提供临终关怀而非救治的安养活动在许多地区颇有发展势头。 11. 尽管社会对于生死的理解有所进步，棘手的问题仍然存在。例如：一位 87岁的老妪因受帕金森氏病神经系统紊乱病痛的折磨，严重中风，家人发现她已昏迷不醒。他们需作出决定：是将她安置在疗养院直至去世，还是将其送往医疗中心进行诊断、尽力救治。其家人选择了纽约城的一家教学医院。经检查发现，中风是由血管中的凝块引起的，可通过手术进行治疗。术后，她苏醒过来，却对自己的家人说：“你们为什么要将我带回痛苦的深渊？”她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两年后便告别人世。 12. 另一方面，医生们表明，仅仅根据症状就对疾病结果作出预测往往是不确定的，而病患如果只是年老或是伤残的话，就应该给予挽救生命的治疗。伦理学家也担心，有了对某些特定疾病不予治疗的决定做幌子，死亡可能会变得太容易了，会将整个国家推至接受安乐死的境地。 13. 对于某些人而言，看见别人依赖高科技术维持生命是极端痛苦的。今年早些时候，一位来自德州波提特从事乳品加工的退休工人伍德罗·威尔逊·科勒姆因对其兄长吉姆实施了安乐死而被判缓刑。吉姆不幸患有早老性痴呆症，昏聩糊涂的他只能无助地躺在疗养院的床上。在病患安乐死之后，他的遗孀说：“我感谢上帝，吉姆脱离了苦海。想到不得不用这种方式结束他的生命，我就特别难受，可我对此表示理解。” 14. 新生儿治疗危机－在生命中的另一端，科技发展变革了新生儿救治技术，我们也不清楚人的生命何时可以在子宫外得以存活。二十五年前，体重不足 3.5 磅的婴儿几乎难以存活。如今的存活率竟然高达 70%，而且医生们还要“抢救”体重仅有 1.5 磅重的婴儿。在治疗诸如脊柱裂之类的新生儿畸形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就在十年前，只有 5%患有大动脉转位的新生儿可以存活下来——该病为新生儿最为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缺陷。而如今，该病的存活率却高达 50%。 15. 不过对于那些借助医学新进展而得以存活的婴儿而言，存活是要付出代价的。许多存活者都患有永久性的生理或心理残疾。 16. “对于重病新生儿进行治疗还是放弃治疗，这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 黑斯廷斯中心的托马斯·默里说，“但我坚持认为，那种智力迟钝、有缺陷不足以成为任由一个婴儿死亡的理据。” 17. 然而，对于许多父母而言，养育患病新生儿的经历已成为挥之不去的噩梦。两年前，一位亚特兰大的母亲生下一个身患唐氏综合征的婴儿；这个孩子还患了结肠。医生们拒绝了家长不实施手术的恳求，而如今这个孩子，严重智力痴呆，仍然饱受肠病折磨。 18. “每次梅勒妮腹泻的时候，她会嚎啕大哭，”其母亲解释说。“她生活不能自理，而我们总不能长生不死照顾她一辈子吧。我想将她从苦痛折磨中解救出来。我不明白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强调活命。对医生和医院的做法我真是气坏了。我们觉得，不再维持她的生命对她而言是最好的解脱。那些医生有悖常理。我质问那些出言威胁如果反对其实施手术就会把我们送上法庭的医生：‘我们死后谁来照顾梅勒妮？那时候你们这些医生会在哪里？’” 19. 改变准则－现代技术为人们提供了选择，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医疗的惯常做法。时至今日，大多数的医生都比较激进，他们训练有素，动用一切医疗器械医治疾病。如今，医生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谁应该接受治疗，还包括应该何时终止治疗，这引发了不予治疗的趋向。 20. 往往来自法律的威胁也是导致这种趋向的原因。八月份，两位加州医生被控谋杀了一名昏迷不醒的病人，据说他们切断了呼吸器，停止了病患的食物水源供应。1981 年，一位马萨诸塞州的护士被控为一名癌症病人注射大量吗啡致其死亡，而此后她被宣告无罪。 21. 不少医生深感自己身陷诉讼案件、政府法规和病患权益的交相围困当中。现代技术的确禁锢了他们的决策能力。最近几年，这些诉讼裁决均交由委员会解决。 22. 公众措施－最近几年，关于医疗伦理规范的争执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政策的层次。“这才让我们幡然醒悟，我们没有取之不尽的资源。”华盛顿医院中心的医生林奇说，“说到伦理道德，就自然要谈到钱。” 23. 自 1972 年以来，美国肾衰竭患者均可以参与由纳税人所支持的肾透析治疗项目，该项目为所有肾衰竭病患提供了延续生命的疗法。许多政策分析员认为，该已经失控——它亟需14亿美元的资金来支持6万 1千名病患。大多数病患都年逾五十，而约莫四分之一的人患有诸如癌症或是心脏病之类的其他疾病，有这种情况的病人在别的国家是不可能做肾透析的。 24. 一些医院正在撤销某些挽救生命的治疗项目。比方说，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已经决定不再实施心脏移植手术，理由是——此类手术所需费用高昂，受助的病患寥寥无几。烧伤诊治病房——尽管成效尤为显著——也只能对极少的病人提供昂贵的治疗。 25. 当医学家正在向治疗的尖端领域推进之时，医生和病患等相关人士仍将面临越来越多的道德两难境地，致使继续治疗还是放弃治疗的抉择成为现代医学的一个基本问题。 Unit 4 The Cultural Patterning of Space 1. 不同的文化对空间有着不同的感觉。西方许多国家对空间的意识是基于对物体在空间的感觉，而不是对空间本身的感觉。西方人对形状和维度的感觉，就是空间是一种光线、颜色、视觉和触觉的领域。本杰明·沃尔夫在他的经典著作《语言、思维和现实》中，就用下面的解释来说明西方人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来感觉空间。西方的思维和语言主要源于以拉丁语为母语的古罗马文化，而这是一种基于实际和经验的体系。一般来说，西方文化已经采用古罗马人的思维模式，把客观“实体”视为主观或者内在经验的基础。一直到这种在知性上不成熟的古罗马文化受到希腊文化抽象思维的影响的时候，拉丁语才发展出一套意义重大的词汇—抽象的非空间术语。但是空间意识和具体化的古罗马—拉丁成分已经在西方思维和语言模式中保存了下来，尽管也继承了希腊人的抽象思维和表达能力。 2. 然而，有些文化语言系统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就是从一套抽象、主观的词汇发展到一套更为具体的(concrete)词汇。例如，Whorf 告诉我们，在霍皮语中，“心”这个字，是一个具体的术语，可它是在先有了“思维”和“记忆”这种抽象术语之后才形成的。同样地，尽管在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看来，客观的、有形的 (tangible)“实体”一定要先于主观的或者内在经验，但实际上，许多亚洲和非欧洲文化把内在经验看成是对有形的实体感觉的基础。因此，虽然美国人被教导在空间中感知物体的排列和做出反应，会认为除非空间中充满物体，否则就是“被浪费了”，而日本人却被训练为对空间本身赋予意义，对“空旷”的空间赋予价值。例如，在许多日本艺术中，像绘画、园林、插花艺术等，布局的主要特性是日本人称之为美的精髓的“素雅”。一幅画包罗万象，而不是留有空间，这体现不出美的精髓(essence of beauty)。日本艺人常常画笔一刷(one brush stroke)，就呈现出一片天空；或者用一条简单的轮廓线条(simple contour line)绘出远处的一座山峰——这就是素雅。然而，在西方人的眼中，画中的大片“空旷”的空间使画显得还缺了点什么东西。 3. 不仅仅是东西方在空间模式上存有差异。当我们观察西方不同文化中城市规划的时候，还体会各种各样跨文化空间的感觉。例如，在美国，城市的布局通常是沿着一个网格展开，轴心一般是南北向和东西向。街道和建筑物按顺序编号。当然这种安排对美国人来说是完美的。当美国人在像巴黎这样的城市漫步时，他们往往会迷路。因为巴黎的街道是从中央辐射(radiating from centers)开来的。此外，巴黎的街道是命名的而不是按序编号的，而且常常不用经过几个街区，街名就变换了。美国人对当地人如何能够到处行走大为疑惑，而巴黎人却显得行动自如。霍尔在《无声的语言》一书中认为：法国城市空间布局的特点仅仅是反映法国文化特征中中央集权的一个方面。因此巴黎是法国的中心，法国政府和教育系统高度集中。在法国人的办公室里，最重要人物的办公桌就摆在其中央。 4. 空间文化模式的另一个方面涉及到空间的各种功能。在美国的中产阶层，特定的空间是为特定的活动而设计的。任何活动，一旦跨越其特定空间，人们立刻就会觉得不合事宜。相比之下，在日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墙壁可以移动，房间使用的目的白天和晚上是不一样的。在印度，又是另一种空间使用的文化模式。印度的公共和私人场所在功能上均有优劣的概念。在印度的城市、乡村、甚至是家庭里，某些场所因为所从事的活动和使用这些场所的人的缘故而被认定是肮脏(polluted)或者卑劣(inferior)的。印度的空间是给隔离开来的(be segregated)，以便社会等级高的和等级低的、男的和女的、世俗和神圣的(secular & sacred)活动都分隔开来进行。这种模式沿用了几千年，在印度古城挖掘(uncover)出来的考古证据就说明了这一点。即便在现代的印度，这种空间模式仍旧相当的清晰和顽固，哪怕是在公交车上也要把妇女使用的空间隔离开来。如 Chandigarh 是印度的一座由法国建筑师设计的现代化城市。公寓大楼均按欧洲理念建造，但是住在那里的印度人却发现某些方面与他们以前居住的空间模式不一致。在印度工作的人类学家 Ruth Freed 发现，居住在 Chandigarh 的许多印度家庭都改造了他们的公寓，用窗帘把男人和女人的空间隔离开来。只有自家人时，他们就仍然依照传统模式在厨房里吃饭,而有西方客人光临时他们才启用客厅或是饭厅。传统的印度乡村生活在一周围墙里边进行,院子给每户人家提供了隐私的空间。然而，Chandigarh 的公寓大楼,建有很多宽敞的窗户，从而折射出欧洲人对光线与阳光的重视。而许多 Chandigarh 的家庭却把窗户玻璃上糊满了纸张以便重建传统式院落的隐私空间。Freed 认为这些传统的印度模式也许反映出人们对人口密集型环境的一种适应(adaptation to a densely populated environment)。 5. 从整体上研究不同文化的人类学家已经察看到了时间观与空间观之间的联系。例如，正如我们所察看到的，美国人把没有活动的时间看作是“被浪费了的时间”，把没有物体的空间看作是“被浪费了的空间”。霍皮人再一次提供了有趣的对比。在英语中，任何表示地点或者空间的词都可以单独使用，能呈现出各自的特征而无需任何参照。例如，在英语里，可以说：“这房间很大”或者“美国的北方冬天很寒冷”。我们无需表明“房间”或者“北方”与任何其他表空间或地点的词语有联系。但在霍皮语里，地点或者空间地域的词语本身不能在句子里单独使用。霍皮人不能单独地使用“北方”这个词，他们得说“在北方”、“从北方”或者用另一种方式给“北方”这个词加上一个方向性的后缀。同样地，霍皮语没有一个单词能够被翻译成“房间”。霍皮语中的“房间”是词干(stem)，是意思为“房屋”，“房间”或“居室”词的一部分，但是不能单独使用，必须加上后缀才使这个词表示“在房子里”或“从居室”。霍皮语中像“房间”、“居室”或“大厅”这些表示空洞(hollow)空间的概念只有跟其他空间关联时才具有意义。霍皮人的这种空间感觉模式似乎与他们对时间的感觉模式相似。在西方文化中，各时段被认为是时间延续过程中的独立片段，而在霍皮语中却要将各时段连结成连续统一体。 6. 人类学家不知道为什么一种文化会产生一种时空观，而另一种文化却会产生另一种时空观。空间观也许是对特定环境的适应：人口稠密的程度、耕地(arable land)的多少、像海与山这样的天然屏障(natural barrier)的有无以及一个地区特征性陆标(distinguishing landmark)的多少。例如，Eskimo 人的环境是一片辽阔的雪原，几乎终年见不到什么陆标，于是他们的空间感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他们得学会区分各空间元素之间的细微差别，因为这确实(literally)是他们远离家园外出打猎时赖以生存的技能。 7. 某些文化对于空间感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体现于人们所需的彼此感觉舒适却又不觉拥挤的“私人空间”。例如，北美人彼此感觉舒适所需的空间距离大约是４英尺。而阿拉伯人和拉美人反而是彼此靠近才会感觉舒服。因此，不同文化的人可能会无意间侵犯(infringe on)别人的空间感。正如不同的时间观可能会造成文化上的冲突，不同的空间观也会引发同样的问题。 Uite10课文译文  科 学 危 险 吗？ 刘易斯·沃尔珀特  人类社会需要保护以抵挡科学发展带来的危险吗？当然不需要，只要科学家及其雇主们致力于公开他们所知道的一切详情。 1．知识是危险的这一观念在我们的文化中根深蒂固。圣经中的亚当和夏娃被禁食“智慧之树”上的果实，而弥尔顿《失乐园》中的蛇将此树称为“科学之母”。当亚当试图向天使长拉斐尔询问有关宇宙本质的问题时，拉斐尔建议他最好“知之甚少”。事实上，西方文献中有大量关于科学家扰乱自然界，而后导致灾难后果的记载。科学家被描绘成一群冷酷和无视伦理道德的人。 2．那么科学真地是危险的吗？科学家需要肩负起特定的社会责任吗？我们必须认识到，可靠的科学知识并不负载道德或伦理的价值。科学只告诉我们世界为何等模样：我们人类不处于宇宙的中心这一事实本身无好坏之分；基因会影响我们的智力和行为这一可能性亦无优劣之别。 道德义务 3．当科学研究在现实生活中进行时，就会带来危害性及有关的伦理问题，例如涉及人或其它动物的实验；或是将研究成果用于技术实施；又或是相关的研究涉及到人们的安全问题。由此可见，科学和技术之间有一重要区别：科学知识旨在了解自然，而技术却是运用这一知识制造产品或将这一知识运用于实际目的。 4．科学研究推导有关世界本质的观念，而技术观念则旨在制造可使用的产品。技术远比科学源远流长。而且没有科学的指引，单凭技术也发展了诸如农业和金属制造业之类的行业。我认为19世纪之前，科学实际上未对技术做出太多的贡献——即使是那些辉煌的技术成果，如蒸汽机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大教堂，也是在没有任何科学观念的影响下，通过当时人们富于想象的反复试验完成的。 5．无论发明什么样的技术，科学家均不应该对该技术的运用做涉及道德伦理方面的决策，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特殊的权利或能力。如果要求科学家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并赋予他们特权进行相关的决策，那么将会出现严重的危机。科学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有别于他们与其他公民共同分担的社会义务（例如支持民主社会或尊重他人权益），这种责任源于他们具备专业的知识去了解世界的本质，而普通人未能拥有这些知识。科学家的义务是公开他们的研究成果以及有关的技术应用对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同时还需对研究的可靠性加以。在大多数的科学研究领域，就公众而言，某一理论的对错无关紧要，然而在某些领域，如有关人类和植物基因的研究，理论的是非会变得至关重要。 6．如果客观冷静地审视以往的事实，我们很难发现科学家在有关研究中表现出有悖伦理的行为。例如最近在英国和其它地方出现的疯牛病现象，以及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的由输血导致的艾滋病丑闻中，我们发现与某些人所宣称的现象完全不同，科学家在这些事件中并未表现出任何违反公共伦理道德的行为。 7．科学研究中最明显的不道德行为是优生运动。这一运动的科学理据至为关键：人类绝大多数的特征（好的或不好的）均为遗传。进行此项研究的科学家未能全面评价这一观点的可靠性，对这一观点的后果也是考虑不周。更有甚者，也是更应受到谴责的是，这批科学家似乎在一种他们认为是有益于社会的观念的驱使之下，得出有关的结论。与此相反，那些共同研究原子弹的科学家的行为表现得十分合乎伦理。他们承担各自的社会责任，知会政府有关原子理论可能会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否制造原子弹的决策权在于政治家，而不是科学家。那么应不应该赋予科学家同样的决策权呢？对那些进行优生研究的德国科学家而言，他们本应该感到作为科学家和公民之间的义务冲突。 8．那么，当作为研究者的义务和作为受雇者的义务之间发生冲突时，科学家应该如何行事呢？受雇于政府部门的科学家是否应该默许上司向公众隐瞒某类食品有害的真情呢？同样，在化学制品公司工作的科学家如果知道某一产品有危害，但其工作却注明他必须严守研究机密时，他又将站在哪一方的伦理道德立场上呢？在上述两种情形下，科学家均不应该低估这样的事实：他们需要权衡的利弊本身就是一件十分棘手的难题。此类难题与其他行业人员所遇到的问题一样。例如，一位会计发现公司财务上出现贪污现象，如果他向上司汇报了有关情况，但上司却未采取任何行动，那么该会计就面临难以抉择的处境。科学家同其他任何人一样，应该尽量不要成为任由雇主支配的无声工具。 泛滥的基因宣传 9．“基因工程”一词本身让人联想起弗兰肯斯坦和他的怪物——玛丽·雪莱无意间成为基因科学的始作俑者——这一传统在文学作品中来源已久（例如先前的《勇敢新世界》、《蒙罗博士岛》等作品），还有最近的《侏罗纪公园》和《哥拉斯》等电影。媒体十分清楚这一现象，而且频繁地进行我称之为泛滥成灾的基因宣传报道——通常是故意制造耸人听闻的报道。一个令人作呕的例子就是四处张贴的一幅图片，一只老鼠背上生出一只“人耳”——其实根本不是人耳，而是一片类似软骨的东西。报纸上大肆刊登过分夸张并且无法证实的头条消息，例如“弗兰肯斯坦食品”之类的极端愚蠢的话语充斥英国有关基因改造有机体的报道之中。 10．将基因工程运用于实际中需要有渊博的学识，另外，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资金。而资金对大多数科学家而言一般很难获得。事实上，在政府资助的研究中，如果将基因研究和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实践，会出现难以抉择的局面：新的医学治疗手段由于需要通过繁杂的技术程序，不可能提供给所有需要治疗的病人。这需要一定的配给政策来权衡。而这一点恰恰向人们提出了更为严峻的伦理道德难题，这一难题远比基因工程以及类似研究提出的伦理道德问题更值得人们去深思熟虑。 基因研究的危险所在 11．基因研究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危害呢？“生物伦理学”是一门旨在解答此类问题的新兴行业。但是人们应该审慎看待这一领域，因为生物伦理学家们只热衷于发掘一些棘手的难题。不过，这一领域也的确有所贡献，例如，在英国人类胚胎实验研究方面和胎儿权利等方面所提出的建议。但是，基因研究所取得的进步并未带来什么新的伦理问题——例如目前人人都在争论的克隆技术就未涉及任何新的伦理道德问题。 12．人们现在对于克隆的恐惧其实同对科幻小说所引起的恐惧相差无几，例如，我们害怕制造出大量基因完全相同的人。伦理学家们时而矢口否认基因会对人的智力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时而又宣称克隆人的行为完全由其基因决定。看到这一现象不免令人哑然失笑。目前，克隆人类导致异常现象的可能性还很大，所以不应该对此进行尝试。我想任何一个明智的母亲都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基因疗法，即通过基因治愈一些先天性疾病，例如囊性纤维变性，同其他任何一种新的治疗方法一样，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这也许还有医疗保险、临床试验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与病人可能会感染艾滋病或癌症的问题有什么区别呢？ 13．基因改造食品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公众别无选择，只能依靠监管部门鉴定有关食品的安全性（这与其它食品属于同样的情形）。消费者有权利做出选择，但是选择本身有赖于信任和知识。这就需要所有的人严格遵守食品质检的规定，公开食品中的成份。立法机关的作用就在于监督所有的法规得以严格执行。与药品审批程序一样，每一种新的基因改造食品必须逐一审查。由政府委派、并在政府资助的实验室里进行的科学研究项目，如果发现其研究成果会对公众健康和政府政策产生严重影响时，应该被视为不宜之事。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应该将自己所掌握的一切情况公诸于众。疯牛病这一事件给我们的最大教训就是，开诚布公的确至为关键。 14．人们对所谓的知识独裁产生恐惧，正如伊登·肯尼迪所言，是由于我们被迫要接受一些“从精神上和智力上均无任何准备”的选择。例如，夫妻在接受产前先天性疾病检查时，可能会面对艰难的选择：也许要决定是否终止怀孕，或者是否告知亲属们他们所不了解的一种遗传疾病。虽然困难重重，但我相信不能低估公众了解事实真相后面对困难进行抉择的能力。当然，是否需要了解真情取决于个人。当我们考虑到当事人的权利，由他们自己对将来作出决定，那么医学上的诸多伦理问题都可以得到最好的解决。  审查 15．有无一些研究领域因为会产生过激的社会反应而需要避免或禁止呢？也许对智力与基因关系的研究，特别是种族与智力关系的研究属于此类领域。有没有如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所说的“某些真理会重挫政府支柱，而且会无可救药地激化原本就已十分紧张的社会阶级矛盾”呢？简言之，目前的科学研究中有没有一些领域需要贴上“危险勿动”的标签呢？ 16．我了解科学研究的危险所在，但我更珍视科学研究的公开性，不赞成张贴此类标签。我赞同将认识世界的科学知识与运用这种知识区别开来的做法。因此，回答斯坦纳的问题时，我会说不，当然前提是科学家必须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只有当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时，才能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不能因为科学研究成果会被误作邪恶之用，而放弃将其用于造福人类的可能性。任何一种科学知识都不能避免遭到滥用的威胁。 17．一旦开始审查人们获取客观知识的可能性，我们就迈向了危险之路。科学家并不能完全准确地预测所从事的研究会产生何种社会和技术的影响。例如人们一度争论放射波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罗赛福爵士也曾断言运用原子能乃是海市蜃楼。另外，研究细菌抗体和病毒感染的科学家也未能预见到会发现抑制酶，这一成分现在已经成为切分核糖核酸的必要工具，其实也是基因工程的基础。 18．对于那些怀疑公众或政客能否就科学研究及其运用做出“正确”抉择的人而言，我推荐托马斯·杰弗逊说过的一句话：“我仅知道社会的最高决策权不在别处，就在人民之中。如果我们认为人民不够开通，难以行使理智的决策权利，那么，补救的方法不是将此权利从他们手中收回，而是给他们指明方向。” 19．如何才能确保公众参与决策？如何确保科学家、医生、工程师、生物伦理家还有其他有关的专家不会滥用决策权为自己谋利呢？如何确保科学家确实承担社会义务将自己的研究告知公众呢？对此，我们必须依靠我们的民主制度：各界的代表、自由而积极负责的媒体、有关的组织机构和研究人员。诚然，有必要建立起相关的全国和国际的理事会，以便评估科学研究之应用的伦理问题，并开展广泛的公众讨论。但也许人们会产生质疑，这样一个理事会在面临下述问题时会如何表态：公众拥有了一种方便的交通工具，但其代价却是仅在英国一个国家，每年就有约三千多人丧生，二十五万人受伤，另外还造成无法估量的污染。此时，汽车伦理学家们会做何言论呢？ Unit 11 Global Anti-Americanism 去年访问伦敦时，在一张周日的报纸上，我偶然看到英国杰出女性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撰写的一篇文章。文中写到，“我几乎压制不住我的反美情绪，它就像病魔一样缠绕着我。这种时下流行的美国病像胃里的酸水般涌上我的喉头。我现在极端痛恨美国对伊拉克和其它弱小国家所犯下的罪行。” 在接下来的千把字里，作者还是如前所述般义愤填膺。在拜读这篇文章时，文中有两件事触动了我。首先，我为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对于美国、美国人民及其文化价值作出了过分简单化的分析而深感震惊。其次，当我想到这位温柔的英国资产阶级女作家在字里行间渗透出对美国的怨恨时，我的感觉几近于恐惧。别忘了，一个人所在的国家和阶级因与美国的关系获得军事和政治保护进而经济上大为获利，如果这样的人都会对美国无所不在的影响作出如此强烈反应的话，那么在一个日渐颓势的第三世界国家里，一个愤愤不平、贫困潦倒的年轻人又会有何感想呢？ 我成长于伦敦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值国家正在为自己的后殖民地身份而抗争；二战后的岁月里，国家在许多方面都因为国力丧失而步履蹒跚。不足为奇的是，这一时期的政治、幽默和文化漫谈里充满了浓厚的反美气味；毕竟，美国突然间篡夺了大不列颠帝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霸主地位。被新兴霸主赶出格局，我们这些人怎能不满怀怨恨？ 然而，今天当我出访欧洲，在伦敦同亲戚朋友们闲聊之时，却发现反美情绪不只是讥讽的窃窃私语，抱憾的蒙蒂?派森式奚落，以及略显优越的倨傲不恭。如今，弥漫的那种氛围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情绪。我回到老家就能清晰地感觉到，正如德拉布尔所描述的那样，人们憎恨美国，简直是打心底里对美国深恶痛绝。 近来, 普尤调查中心全球态度项目调查显示，甚至在美国最忠诚的盟友英国，超过百分之六十的人认为，美国很少顾及或是无视英国的利益。接受调查的法国和德国人当中，约有百分之八十表明，由于伊拉克战争，他们对美国可信赖度的信心减弱。在穆斯林国家的调查显示，大部分人认为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只是意欲建立其世界霸主地位。 实际上，在很多国家，如阿拉伯世界和西欧这样一些与美国经济和军事关系密切的地区，公众对美国这个国家和作为个体的美国人民的看法已经遭到重挫。仅仅几周前，美国顶级退休外交官和军官中有27人在一次公开声明中告诫道，“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美国从未如此受到孤立、如此大范围地让人产生畏惧感并且受到置疑。 如果是事实，那就表明，虽然表面上美国的盟国继续制定与美国政府意愿相一致的政策，可暗地里有一股新动向很可能正要出现，这与冷战期间苏联和东欧卫星国家之间的关系相比并无太大的差异。美国的盟友们在公开场合表现得沉默驯顺，心底里却极不情愿言听计从。德拉布尔提到伊拉克战争是她声讨美国的首要原因。 在诸多方面，伊拉克战争不过是对美国自冷战结束的15年来意欲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社会体系，新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秩序深感不满的一个口实。美国也许正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乘风破浪前进，然而极有可能，就算没有掌舵之人，美国现代化的浪潮也会出现。加之以对美国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积聚的大量财富和权力的不满，以及对市场驱动的世俗世界在人与人之间和国家之间瓜分财富和势力的方式所感到的不安，从而令人们拥有了对美国产生恶性抵触的所有因素。 在布鲁克林，我站在自家的屋顶上看着世贸大厦燃烧，可怖的景象似乎预示着末日的降临。从那天起我每天至少花一部分时间思考这些与人类存在相关的问题。我情不自禁地—几乎着魔般在脑海里不断反刍这些问题，试图从心理学方面理解这一残酷新世界的轮廓。这些问题大致可归结如下两句：世界对美国的信任到哪儿去了？美国梦走向何方？ 那些曾经有助于造就我们现代世界的无形力量是怎么了？在外国人的美好意愿和美国人“生活方式”的成功运作之间，那种无形的依存关系是怎么了？那些陌生人把我们当作他们梦想、希望、憧憬美好未来的寄托，他们当初那种欣然的态度又是怎么了？同样，我们的国债攀升只可能是因为他国愿意购买国库劵，事实上是他们把储蓄借给我们，因此在我看来，其他民族愿意把他们对未来的期望赋予我们，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美国梦。没有那种欣然的态度，美国梦就像泡沫般注定要破灭。然而现在尚未破灭——依旧看到很多人移居美国去寻求美好生活——可我担忧的是这个气泡正在严重漏气。 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和文化能象美国那样在内战后几年内迅速崛起并且成为世界强国。更加鲜有国家能明确地宣告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到来，正如我们在20世纪，虽然这一时代仍在延续，我们却已宣告二十世纪为“美国的世纪”，而这也为世人所公认。 一战时期，当老牌欧洲列强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中时，美国迟迟才参战而且还在其他国家的领土内开辟战场。二战期间当整个世界处于崩溃状态时，美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却甚是兴旺，城市繁荣，娱乐业飞速发展。换句话说，当美国在血腥的20世纪前半叶跃身为世界头号强国时，它就向外展示了一种坚不可摧的形象，让人常常联想起一种充溢着物质诱惑和文化魅力的景象。几年前在埃利斯岛屿博物馆上的一次展览会上，我记得看过一个身在纽约的年轻波兰移民写给家里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写到走在美国大街上的普通人都生活得远比波兰贵族能够想象的舒适，并催促家人移居美国与他团聚。 在某种程度上，人们身处在“美国的世纪”，美国为这个世界提供了避护所，它让世界上的贫困者梦想着某处有一个更为美好的地方，可以令他们想象出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既不为陈规陋习所约束，也不为救世主似的革命激进运动或是猖獗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所桎梏，而这些运动在世界其他各地却如火如荼。 整个冷战期间，即使美国在军用设施上花费了前所未有的巨额资本，却仍有盈余用以孕育大众消费文化，以及大规模地从事基础设施的建设。尽管美国经历了越战，在20世纪八十年代发动了蹂躏拉美的龌龊战争，在全球许多国家推动政变和推行独裁统治的进程中，伙同冷战走卒扮演了为非作歹的角色，可世界上不少地方仍对美国抱有乐观正面的看法，这全是麦迪逊大街营销工作室的采集广告所传达出的印象。（注：麦迪逊大街为纽约广告业中心） 现在情况正在变化，由于美国对待历史问题时大都我行我素，善于把最为混乱不堪的局势推向境外各国，终至招来四面八方集聚的怒气和灾难性规模的复仇情绪。世界上蕴涵在美国梦中那种乐于原宥他人的大多数意愿正被一种相当邪恶的企盼所取代，那就是企盼在布什当局统治下，以武力征服实现其强权的美国国运衰落。而且，在一个充斥着媒体塑造形象的时代里（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所发生的事件都会存在进行舆论导向的的即时报道，而这些形象极易受到此类报道的影响。），没有任何强国会像美国那样犹如磁石般招致如此强烈的怨恨。 我猜测令我冥思苦想的问题很可能是：一个人如何重演一场精彩的表演？那要么令人扫兴，要么更糟，成为一个令人沮丧的败笔——观众中途鱼贯而出，谈论的不是先前音乐的精彩，而是最后几节的俗丽。如果说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它最为美好的希望大都是依附于诸如美国梦之类的东西之上，然而21世纪又将带来什么呢？ 911事件的直接后果，全世界的民众和国家一时真情流露，如果说是短暂但起码是空前的一致，令受害者美国沉浸在世人的同情当中。我们作为世上最强大的国家却被残忍、狡猾而野蛮的敌人蒙蔽了，我们两座最棒的城市遭到侵袭。我们需要全世界挥洒同情的泪水，动情到极致，我们得到了。我们感到，应该获得这些同情，不多也不少，恰如其份。 然而，现在大部分的同情已不可避免地消失了。受到攻击的强国动用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等各种手段毫不留情、残酷无情地还以颜色。 911事件之后，暂不考虑伊拉克战争以及所有歪曲的事实、半真半假的报道以及用以证明入侵正义性的谎言，甚至也不考虑美军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卜监狱虐俘的照片所造成的巨大影响，我相信美国仅凭在阿富汗为肃清塔利班势力而所做的一切，以及重新调整外交政策以对付国际恐怖组织和滋生地就会招致极大的愤慨。那就是为什么在我脑海里一次次地回想基地组织911袭击策略上的精明：如果美国没有做出反应 就等于亮起了一盏绿灯，表明这个国家太过腐朽而无力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如果作出反应，这种反应本身几乎足以显示一个帝国威吓同盟国和敌对国与其合作或对其屈服，这样，一开始愤怒就对准了世界孓然一身的超级大国。真混蛋，我们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 这又把我带回美国梦的话题。在过去，正当我们国家不断强大之时，不论是非，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把我们当作一座道德灯塔，看作一个远离血腥、残酷及独裁史的国家，在“美国世纪”里，美国在全世界出尽风头，盛极一时。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即使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欧洲国家里，有一些文化精英会嘲笑美国是暴发户，是粗俗而又物质主义的地方，那些国家的人民大众还是将美国理想化，将它视为充满希望的某类地方。在很多方面，过去百年左右的美国梦更多来源于遥远国度的外国人的梦想，尤其是那些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人士的梦想，而不是存在于美国这片土地上百分百的现实。 从远处观望事情比亲临实地的看法要简单许多。以前那些没到过美国的外国人可能会把美国想象成大街上就算不是铺满黄金，至少也是铺满稀有贵重合金的国家，而那些真正生活在美国的人知道，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多面的，各种拼盘文化和信仰混杂并存的大陆国家。如今，恐怕外国人不再脸上挂着梦见美国时的微笑入眠了；对于多彩柔和的美国梦，那种不可明喻的信仰正承受着破灭的危险，被一种全美的事物和全 美国的民众都该一律令人讨厌的情绪所取代。例如，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在一些国家，如约旦，摩洛哥，土耳其，德国和法国，有相当多的人认为，美国的反恐战争主要是为了控制中东石油的供应。 换句话说，我们从未被所有人认可，但曾得到足够多的人认可却让我们树立了全球性的形象，这种认可现在正在改变。曾几何时，我们的国际形象是一个没有任何帝国野心却拥有了帝国权力的非凡国家，如今这种形象正被取代——昔日的美国变成了只顾自身利益不断扩张力量的强国，综观历史这种现象更为正常。 也许美国梦一直就是个市场炒作。在伊拉克，野蛮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我们生存的世界里，形象并不是一切，但至少是至关重要的。也许我弄错了，美国梦在下一世纪仍然慰藉着居住在异国他乡之人的梦想。当然，我也希望，非常希望是我错了——因为一个被剥夺了梦想的世界，无论这个梦想距离复杂的现实有多么遥远，都必将是一个枯竭贫困的世界。但是我担心，前面我所提及的精彩重演不会再像先前塑造第一次“美国世纪”的首演那么灿烂辉煌。 Unit14坚决反对高风险考试    彼得·施雷格  由于对考试不及格者的处罚，州统考在政治领域已遭到学生家长的反对。 1 .  随着教育被提到国家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学校改革的浪潮（有些人称之为狂潮），集中在两个相关的目标上：学术标准更加严格以及对学生和学校应负的责任日渐苛求，就目前而言，这一点已算不上什么新闻了。 2．各州的立法机构、州长和教育委员会在商界要人的支持下，对数学、英语、科学和其它课程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并辅之以新型的考试，依据考试成绩对学生和学校作出评价。好些地方已经有学生考试不及格而没拿到毕业证或被迫留级的情况。在一些州，每个学校的资金、老师和校长薪金 —— 并且在有些州，诸如弗吉尼亚州，学校的资格认证 —— 都取决于学生的考试情况。现在已有超过半数的州要求用考试成绩决定学生的升级和毕业。 ３．但是强烈的反冲已初露端倪。 ４．今年（2000年）春天，在马萨诸塞州约有300名学生在家长、教师和社区活动分子的支持下，联合抵制了综合评估系统考试（“是好汉，考鸭蛋”）。他们提出要求说，学生如有良好的学习记录或有其它成就表现，纵使考试不及格，也应允许他们毕业。去年（1999年）11月，大多数学生考试撞了红灯，州教育委员会为此将及格线降至原本设定为“有待改进”的水平。 ５．去年在威斯康辛州，立法机构迫于中产阶级家长们的压力，拒绝给该州政府两年前批准的毕业考试拨款。该州州长汤米·汤普森是鼓吹“更高标准、更大责任”运动的领导人。在与之进行了一番持久的较量之后，最终达成妥协：评定学生成绩可有多重标准。学生考试不及格并不一定由此而失去文凭。 ６．今年春天，在弗吉尼亚州，家长、教师连同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一起，反对1998年出台的学习评估标准考试，在立法机关刮起一阵议案旋风，要求修改考试或改变其作为升级和毕业不可逾越障碍的现状。有一个议案还要求州教育委员会的每个新成员都要参加英文、数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八级学习评估标准考试，并将考试结果公之于众。这些议案都没有获得通过，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如果考试制度仍不修改的话，那么到2004年该州的不及格率依然会居高不下。届时首批弗吉尼亚州的高中毕业生也许拿不到毕业文凭，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就会日趋剧烈。与此同时，有些家长正在议论马萨诸塞州式的抗考行动。 ７．在俄亥俄州，从下年度开始四年级学生要是俄亥俄州水平考试不及格，就得留级。越来越多的家长和教师 —— 他们是教育自由联盟、反对不公平水平考试家长协会和其他一些团体的成员—— 联合起来，到处散发请愿书，要求就修改或废止州的考试法进行全民公决。 ８．在纽约州，有一项政策正日渐成为争议的焦点。该政策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在多项科目上都通过州评议会的考试才能毕业。三个曾经参与制定这项政策的前州教育评议会成员今年早些时候发表了一份意见书，声称他们从未打算用一个简单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学生，他们提出重新检讨这项政策。其中一人对《纽约时报》说：“（当我投票赞成考试要求时，）我的想法是每个人必须参加考试，但你亦可以通过其它渠道获得文凭。” ９．几乎每一个发起使用高风险考试的州都遭遇到强烈的反应。这种冲击源自于各方面的抱怨：对考试的关注以及过分准备，有时从幼儿园就开始了，扼杀了创意的教学方法与课程设置，排挤了一批优秀教师；（相反地，）考试所依据的标准太模糊，考试所涉及的内容都是学生没有学过的；这些考试对贫困生和少数民族学生或缺乏应试技能的学生都是不公平的；考试给年幼的儿童带来了过重的负担，考试时间过长（例如，马萨诸塞州的考试时间长达13到17个小时），考题难度太大或设计不当。在马萨诸塞州，据抗议“马萨诸塞州综合评价体系”考试的学生说，一些曾被定为学业欠佳的学生在国家标准化考试中，他们的成绩反而比一半的同级生都要高。全弗吉尼亚州家长联合改革SOL协会的负责人米基·凡德瓦克说：“考试的季节已向我们逼近了，有许多孩子紧张得呕吐。”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市，有一位名叫苏珊·哈曼的抗议活动组织者出售的T恤衫上印着“抗议高风险考试”的字样。 10. 还有一些冲击来自那些保守派成员。十年前他们曾经为州政府硬性规定的政策规划斗争过，因为他们认为在政治改革中这些规划是反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