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 世纪初的瓜拉登嘉楼华人

2012 年第一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双年会 ● 马来西亚华人：从移民到公民 1 18-20 世纪初的瓜拉登嘉楼华人 刘崇汉 摘 要 公元一至七世纪在马来半岛上出现的一些邦国（包括登嘉楼）与中国 建立了友好关系。汉代以来，就有中国人移居马来半岛，包括以东海岸 的登嘉楼、吉兰丹、彭亨等邦国作为登陆点。在始于汉代的“中国—— 东南亚——印度”海洋航线上，早期的沿途停靠航行方式促进沿途地区 港口之兴盛，瓜拉登嘉楼（以下简称瓜登）就是具备优良港口的贸易中 心之一。 登嘉楼州内的城镇主要位于沿海区之河口地带，包括（从北至南） 日底、勿述、北加、瓜登、龙运及甘马挽。从 18 世纪至 20 世纪初期之大 约 200 年期间，大部分城镇的兴起，尤其是瓜登的开发与经济发展，实与 早期华人的历史贡献息息相关。 华人至迟于 18 世纪初已在瓜登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聚落。华人移居 瓜登的路线至少有四条，即①从中国直接南来，②经过中转站（例如新 加坡）移居瓜登，③从其他邻国再移居瓜登（例如泰国、柬埔寨），④从 瓜登县内其他地区（例如猪莪）移至瓜登唐人坡。 瓜登唐人坡位于登嘉楼河之河口地带，是最早的华人聚居地之一。 其他瓜登县区内的华人聚居地包括猪莪、蔗铺、浮罗巴米、支那福村、 达都山及罗宋等。除了以商业及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瓜登华人中的一 小部分相信曾外移至州内其他地区从事采矿工作。 瓜登华人包括传统华人、本土化华人及已被同化的华人（极少数）， 以闽南籍贯的华人为主，他们也是最早移居瓜登的华人。早期较有地位 和权势的华社领导清一色为闽南人，他们被统治者封为甲必丹、老爹及 头家，以行使华人社区之管理任务。 本文以瓜登华人作为研究主，通过历史文稿、口述史料、文物记录 及华社传说来梳理有关历史时期的瓜登华人移居与发展历史、华社领导 层角色、社会组织（包括庙宇、会馆及学校）及文化概况。  马来西亚文史工作者 2012 年第一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双年会 ● 马来西亚华人：从移民到公民 2 1. 前言 登嘉楼是西马来西亚（马来半岛）的一州，位于半岛的东海岸，东临 南中国海，南接彭亨州，西北界吉兰丹州。全州面积 5050 平方里（或 129 万 5 千 512 公顷），境内有登嘉楼高原，海岸线全长 240 公里，共有 14 条河流从西向东流入南中国海。登嘉楼河是州内最大的河流。州内的 近海市镇都是濒海临河。瓜拉登嘉楼（以下简称瓜登）是州首府，位于 登嘉楼河河口，是登州的政治中心，也是皇城。1 中国古籍中对登嘉楼多有记载，如《诸番志》（成书于宋朝 1225 年）三佛齐国条作登牙侬，《岛夷志略》作丁家庐，《南海志》作丁伽 芦，《元史·世祖本纪》及《马八儿等国传》作丁呵儿，《郑和航海 图》作丁加下路（“加下”二字系“架”字之讹），清人载记甚多，有 丁咖呶，丁葛奴，丁家卢，丁咖罗，丁叽呶诸称。2 本文针对华人移居瓜登及相关时期的瓜登华人社会概况进行轮廓性的 资料爬梳，籍此作为瓜登华人移民史及奋斗史的基础资料，俾作为与其 他民族交流或提出论述时之历史依据。 华人移居瓜登之历史是华人移居马来半岛的历史之组成部份，对比较 半岛东海岸及西海岸华人移民史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移民史不同于迁 徙史，主要在于前者涵盖华人移居当地之奋斗历史，与当地民族共同生 活与互动之和谐发展历程，而后者则仅仅是人口移动之变化和分布概 况。当然前者也涵盖人口之迁徙与分布。 一般相信，华人移居瓜登始于宋朝（距今千多年），而华人至迟于 18 世纪初已在瓜登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聚落。3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华人 移居路线、华社的各类群体、早期领袖、华人组织、族际关系及华人的 贡献等几个方面来论述 18-20 世纪初的瓜登华人。 2. 历史背景 瓜登的历史须置于区域史，乃至世界史之中来加以解读，这样才能较 全面地论述各种势力之互动和还原各时期之实况。 1 Shaharil Talib (1990), “The Port and Polity of Terengganu during the 18 & 19 centuries : Realizing its potential”, in J. Kathirithamby-Wellsand John Villiers, “The Southeast Asian Port and Polity”,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p. 213. 2 陈佳荣等：《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页 1064。 3 Tan Chee Beng (2002), “Chinese Minority in a Malay State”,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p. 7-8. 2012 年第一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双年会 ● 马来西亚华人：从移民到公民 3 公元一至七世纪在马来半岛上出现的一些邦国（包括登嘉楼）4 与中 国建立了友好关系。汉代以来，就有中国人移居马来半岛，包括以东海 岸的登嘉楼、吉兰丹、彭亨等邦国作为登陆点。在始于汉代的“中国— 东南亚—印度”海洋航线上，早期沿途停靠航行方式促进了沿途地区港 口之兴盛，瓜登就是具备优良港口的贸易中心之一。事实上，一直到五 世纪以前，中国与印度的物资和人员交往都主要是通过东南亚地区（包 括瓜登）中转的。5 公元七世纪（唐代），华人继续移居南洋。6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鼎盛 的朝代，对外贸易及航海事业都很发达，旅居南洋和从事商贸及宗教活 动的华人更多了。十世纪时，阿拉伯人马素提在《黄金牧地》一书中记 述了他于公元 943 年经过苏门答腊（Sumatra），看见许多华人在该岛上 从事种植业。在南部的巨港（Palembang），华人最多，他们是九世纪末 唐朝黄巢起义失败后到南洋定居的部分华人。7 在唐代，直到 873 年（黄 巢之乱），中东或阿拉伯商人与海员已在中国南方港口活动，尤其是广 州。他们对促进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商贸起着重要之作用。8 华人大批出国，并且在某些国家开始形成华侨社区是在宋朝。这与当 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关，因为那时的政治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南方 经济的发展超过了北方，手工业及商业兴盛，海上交通比唐朝更为发 达，为华人去南洋（包括瓜登）经商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而在登嘉楼之 龙运（Dungun）出土的北宋及南宋铜钱说明了宋代货币已流通至登嘉 楼。9 宋元时期，造船业及航海技术极为发达，指南计用于航海，更多华人 抵达南洋地区，包括逃避元军镇压而流亡海外的人士。移居者之中多有 从回回教门受戒持斋者。10 下南洋经商的华人乘的是风帆，若错过了返航 的季候风，只好在当地传下来，待次年再北航。随着贸易的发展和为了 方便商品交易，更多华人居住下来，而且一住就是 10 年、20 年，娶妻生 4 这里指瓜拉登嘉楼（位于登嘉楼河河口）。登嘉楼华人习惯上称瓜拉登嘉楼为登嘉楼（简 称），因为作为州内的行政中心及最大港口，它的人口最多，其华人人口也是州内最多，以 致简称之登嘉楼，所指实为瓜登，不可不察。 5 程爱勤：《古代中印交往与东南亚文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年，页 230 及 227。 6 中国南洋学会于 1940 年代称呼东南亚为“南洋”。“东南亚”这名词是二战期间西方人士对 这个地区的称呼，战后渐为采用。南洋的范围包括越南中、南部而下，至柬埔寨和泰国，再 由马来半岛至印尼之主要群岛。 7 巫乐华：《海外华侨·南洋篇》，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 年，页 4。 8 Derek Heng (2009), “Sino-Malay Trade and Diplomacy”, Ohio University, p. 29. 9 同注 5，页 4；周伟民、唐玲玲《中国和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 年，页 114。 10 司徒尚纪：《中国南海海洋文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年，页 297。 2012 年第一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双年会 ● 马来西亚华人：从移民到公民 4 子，成了早期的华侨。14 世纪时，印度洋的航运权几乎完全掌握在华人 手中。11 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东南沿海商人就私造越洋大船，冒禁入海，私 易货物，有的船队多至几十艘。郑和和西洋以后，“私通番舶，络绎不 绝”。《明史》外国列传所记海外 60 余国，郑和船队所到不过一半，而 华人海商差不多都遍历过。随着华人海商足迹所至，在南洋的交通港 口，也形成了华人的村落或聚居地。华人逐渐成为当地社会的重要组成 部分。12 另一方面，印度及阿拉伯船只于公元前后已航至南洋地区。根据学者 的研究，吉兰丹、登嘉楼及彭亨于七世纪均为室利佛逝王国（ Sri Vijaya）之属邦，而登嘉楼（以瓜登为主）在八世纪前已存在一个马来人 的邦国（当时是佛教及印度教占主导地位）。到了八世纪，室利佛逝将 首府设于苏门答腊后，瓜登为主的邦国逐渐出现穆斯林统治者，统治范 围以登嘉楼河河口地带（瓜登）及瓜拉柏朗（Kuala Brang）为主。由于 瓜登位于阿拉伯商人兼依斯兰传教士东行的海洋航线上，其统治者与臣 民比马六甲更早信奉依斯兰教。大约于 1300 年，登嘉楼似乎已形成一个 本土穆斯林统治的邦国。14 世纪下半叶，满者伯夷王国（Majapahit）的 王室中也出现本土穆斯林，该王国之管治范围记录中，把登嘉楼（瓜 登）、北加（Paka）及龙运（Dungun）列为商贸中心。13 暹罗于 1280 年前后开始向南扩展势力到马来半岛（包括登嘉楼）。 到了 15 世纪，当暹罗及满者伯夷势力衰退，马六甲乘势崛起，以扩展其 依斯兰国力和影响力，全盛时期之疆域包括从北大年以下的马来半岛、 廖内群岛及苏门答腊东部大部份地区。在 15 世纪之前的登嘉楼与中国依 然维持着密切之商贸往来。14 16 世纪以来，海上交通霸权操在欧洲人手中，先是落入萄葡牙人之 手，后转移到荷兰人手里，到 19 世纪才为英国人所替代。这其间的华人 海上活动也以南中国海为中心，华侨社会在南洋的发展也越来越显著。15 大约 1850 年代以前，马来半岛的矿业中心（金和锡）和华人集中地 是在东海岸而不是西海岸。然而，从 19 世纪 50 年代前后开始，西海岸锡 11 同注 5，页 4。 12 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年，页 286-287。 13 Lim Heng Kow (1978), “The Evolution of the urban system in Malaya”, University Malaya Press, p. 136. 14 保罗·惠特利撰、张清江译：〈马来半岛的地峡时代〉，载《东南亚历史地理译丛》，新加 坡：南洋学会出版，1989 年，页 58-59。 15 藤原利一郎撰，潘明智译：〈东南亚历史地理〉，载《东南亚历史地理译丛》，新加坡：南 洋学会出版，1989 年，页 15。 2012 年第一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双年会 ● 马来西亚华人：从移民到公民 5 矿业蓬勃发展，华人矿工纷纷离开东海岸前往西海岸开矿，致使东海岸 的矿业一落千丈。16 以下之 1835 年马来半岛东西海岸各地区锡米产量统计表就足以说明 登嘉楼是马来半岛三个主要锡米产区之一。 1835 年马来半岛各区锡米产量17 西海岸 东海岸 区 产量（担） 区 产量（担） 吡叻 双溪乌绒 乌绒沙让 吉打 雪兰莪 7,500 7,000 1,500 600 3,600 登嘉楼 吉兰丹 彭亨 北大年 7,000 3,000 3,000 1,000 至于马来半岛的黄金，到 19 世纪 30 年代左右，不仅差不多全部为东 海岸各区所生产，而且其生产总值也超过白锡生产。18 3. 华人移居登嘉楼 根据公元二世纪时托勒弥（Ptolemy）所绘之地图，马来半岛上的一 些古国如 Primoula，Kole 就位于登嘉楼，分别为今日之瓜登（Kuala Trangganu）及甘马挽（Kemaman），显示了登嘉楼很早就有了知名的国 际商港。19 历史学家许云樵认为，另一古国都元国的所在地为今日登嘉楼 州内之龙运（Dungun），而在中国宋代，李昉撰《太平御览》时，已知 有二千多家人在这里生活，并且都是汉代朱吾县（当时为汉地，今在越 南境内）的人民，因为在家乡受到官吏的压迫，而于一至二世纪时叛居 到登嘉楼来，以屈都乾（即龙运）为国。20 本文第二节曾提及，华人移居登嘉楼大约始于宋代（ 960-1279 年）。华人之定居点除了瓜登，还有位于登嘉楼境内各主要河口的港口 聚落及沿河两岸的内陆地区，因为早期的居民主要依赖河流与海洋以进 行人员与物品之往来。从北至南，登嘉楼的主要华人聚居点（河口聚 16 张清江：《新马华人史译丛》，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 年，页 54 及 41。 17 Osman Mamat (1981). “Darurat Di Terengganu 1948-1960”,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Kuala Lumpur, p. 88. 18 同注 16，页 41。 19 Zakiah Hanum (1989), “Asal-Usul Negeri-Negeri di Malaysia”,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ertnational, p. 83. 20 黄尧：《星马华人志》，香港：明鑑出版社，1966 年，页 15。 2012 年第一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双年会 ● 马来西亚华人：从移民到公民 6 落）主要是日底（Jerteh）、勿述（Besut）、瓜登（Kuala Trengganu）、 龙运（Dungun）、北加（Paka）及甘马挽（Kemaman）。 从宋代到清代，华人与登嘉楼的联系从未间断，中国商船在登嘉楼各 个口岸的海中船上进行买卖，或由华人上岸进行贸易，而居住在登嘉楼 的华人估计不在少数。21 黄尧在《星马华人志》中指出，根据六坤藏本（暹文）的《丁加奴纪 年》，早期居留在柔佛的两位北大年（Patani）宗室，其中一位名叫端摩 须（Tuwan Maso）因奉命去征讨龙牙国（Lingga）有功，被册封为登嘉 楼王，而最早的一位苏丹孟沙（Sultan Mansur）可能就是端摩须（苏丹制 始于 1725 年）。1786 年，暹罗征讨北大年，登嘉楼也归附暹罗。由于受 登嘉楼控制的吉兰丹统治者仑莫哈默（Lun Muhamammud）于 1810 年叛 变，登嘉楼曾约同北大年攻打吉兰丹，仑莫哈默逃到吉兰丹内陆南部的 呀拉顶（Galas），得到几千名华人的协助，打败北大年和登嘉楼的军 队，而那些进入登嘉楼的吉兰丹呀拉顶华人之中有一部分留了下来。22 呀 拉顶华人的历史至少已有四五百年，23 相信比登嘉楼华人聚落的历史更为 悠久。早期登嘉楼的矿藏包括金、锡及铁矿。呀拉顶华人征战登嘉楼后 被矿业吸引而留下来是说得通的。 清代的谢清高在《海录》中口述了 18 世纪末他在海外之见闻，对丁 咖罗（登嘉楼）有以下之描述：“丁咖罗国„„由吉兰丹沿海，约日余 可到。疆域风俗，与上数国略同，而富强胜之。„„土产胡叔、槟榔、 椰子、沙藤、冰片、燕窝、鱼翅、海参、鱿鱼、螺头、带子、紫菜、孔 雀、翡翠、速香、降香、伽南香„„岁贡暹罗、安南及镇守噶喇叭（巴 城，即今耶加达）之荷兰。” 24 登嘉楼物产之丰由此可见一斑，龙其是 不同时期的经济作物更是登嘉楼种植业中的强项，而移居登嘉楼的华人 也成了重要的劳动力来源。 至少到 19 世纪 40 年代时，登嘉楼是马来半岛东海岸最重要的产锡 区，其产量占马来半岛总产量的五分之一左右。主要锡产区是甘马挽。25 龙运是登嘉楼最大的铁矿区，登嘉楼黄金的生产则没有较大的矿区。登 嘉楼的矿业是中国南来的华人及邻近地区的华人（吉兰丹及彭亨）移入 登嘉楼的主要诱因之一。我们也不排除一部分华人因各种因素（包括地 21 同注 20，页 13。 22 同注 20。 23 刘崇汉：〈林道乾兄妹传奇〉，第九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2011 年 9 月；16 世纪末，北大 年一部分华人在林道乾身亡后移入吉兰丹呀喇顶等地（参阅论文第五节之林道乾离世及潮人 再移民）。 24 高伟浓：《更变千年如走马》，吉隆坡：学林书局出版，1995 年，页 233。 25 Nicholas N. Dodge (1977), “Mineral Production on the East Coast of Malaya in the 19 century”. JMBRAS Vol. L Pt. 2, p.100. 2012 年第一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双年会 ● 马来西亚华人：从移民到公民 7 方动乱或其他原因）而从暹罗、柬埔寨、新加坡及柔佛等地区移居到登 嘉楼境内各地区。 历史上的登嘉楼，虽不是大国，且还须向邻近的暹罗等王国朝贡（属 于较松散的属地关系），但其在中西交通及商贸史上也曾有过作为国际 商港之辉煌岁月（尤其是瓜登），其海岸线上的诸多商港，以及国际与 区域贸易活动、经济作物之种植、矿物之开采等等都是吸引早期华人来 到登嘉楼聚居之主要原因。 4. 华人移居瓜登 华人移居瓜登的路线到少有四条，即①从中国直接南来，②经过中转 站（例如新加坡）移居瓜登，③从邻近邦国移居瓜登（例如泰国、柬埔 寨、彭亨等），④从瓜登乡区（例如浮罗巴未及猪莪等）移至瓜登唐人 坡。 若从宋代（960-1279 年）算起，华人移居瓜登已有千年的历史，然 而由于缺乏历史资料及文物古迹，完整的记录至今依然阙如。公元 7 至 13 世纪时，登嘉楼作为早期之邦国，是当时强大的室利佛逝王国（Sri Vijaya）的属邦，而室利佛逝与中国有非常友好的关系，26 曾多次派出朝 贡团到中国。这时期的瓜登港口是中国船只停靠的海港贸易站，商贸之 往来十分频密。华人在这时期移居瓜登及形成聚落，进行贸易，甚至主 导港务，都是促进瓜登成为国际商港的因素。华人在瓜登推动了港务事 业、种植业、矿业、造船业及手工业等。瓜登可以说是当时登嘉楼的缩 影，是东海岸最主要的港口兼商贸中心，也是华人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登嘉楼河是华人抵达瓜登后移动时最重要的河道。华人选择居住的地 带首先将是河口、河流的两岸及沿海地带为主。早期华人除了从事贸易 及种植外，吸引他们的另一项经济活动就是登嘉楼的矿业（金和锡 矿），若华人从登嘉楼河进入，相信有一部分采矿的华人将深入内陆的 沿河地带或山区（包括支流）来探矿。华人经营瓜登，早在欧洲殖民者 到来之前，瓜登的港口贸易、地方开发及经济发展都与早期华人的贡献 息息相关。 根据瓜登唐人坡居民傅佑聪的说法，瓜登位于河口地带，是华人聚居 的首要地区，也是最早的港口商贸区。早期广义的瓜登范围包括附近的 乡区如浮罗巴米（Pulau Babi）、蔗铺（Chepoh）、唐人福村（Kampung Cina Hak）及猪莪（Tirok）等。一般的登嘉楼华人认为先有瓜登的河口 26 高伟浓：《更变千年如走马》，吉隆坡：学林书局出版，1995 年，页 42。 2012 年第一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双年会 ● 马来西亚华人：从移民到公民 8 聚落，而后各附近乡区的部分华人迁至瓜登，瓜登因此逐渐成为登嘉楼 华人人口最稠密的聚居点。27 瓜登华人认为明代郑和（1371-1433 年）下西洋对瓜登华人社区的发 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而瓜登华社至今还流传着郑和到过瓜登的神话，并 于 1940 年代在膜拜郑和的尼鲁斯河上游河岸边建立三保公庙。28 瓜登华 人于是凸显了传承自明代的那一脉香火。 华人至迟于 18 世纪时已建立起相当规模之聚落。英国商人 Alexander Hamilton 于 1695 年及 1703 年曾到过瓜登，提及瓜登盛产各类水果、甘蔗 等农作物，而耕作者为华人。18 世纪初，英国商人开始对在登嘉楼发展 贸易之兴趣大增，根据 Alexander Hamilton 于 1719 年再次访问瓜登之报 告，瓜登当时有大约一千间屋子，市内一半以上的居民为华人，每年约 三四艘中国船只前来瓜登，由华人负责进行贸易之业务。另外，来自暹 罗、柬埔寨等国的船只也经常到此进行贸易。29 至于登嘉楼的苏丹则 正式始于 1725 年，30 瓜登在 18 世纪持续发展，成为“中国—东南亚—印 度”海洋航线上的重要港口兼经贸中心。 1764 年，一位英国东印度公司船长 Joseph Jackson 抵达瓜登以建立英 国人的商业据点。他在中也反映了瓜登华人的情况：在这个人口众 多的大城市中，其河道极佳„„华人的聚落范围很大，所进行的贸易业 务也相当多。法国船长 Labe 于 1769 年到访瓜登，在报告中指出：瓜登有 三个贸易市场，分别由马来人、暹罗人及华人经营，其中最具规模者为 华人所经营之市场。31 出生于登嘉楼的张美艺在其大学毕业学士论文〈华人移居瓜登及聚居 概况（ 1800-1940）〉中引用 Gosling 之论述时指出：瓜登及马浪 （Marang）是两个最早的华人聚居地及海港贸易中心，也是南来的华人 最容易到达的登陆地点。一部分华人于 18 世纪末来到登嘉楼，居住在马 浪河河口的马浪一带。1820 年，有一批华人曾从马浪迁至甘榜拉哇 （Kampung Rawa），该处离河口约 12 哩。由于土地不太肥沃，乡人于 1840 年再沿马浪河上溯，迁至巴当色拉（Padang Sera），即位于马浪河 上游区甘榜柏罗（kampung Peroh）之所在地，种植甘蜜及胡椒。为了方 便农产品的运输，村民又在靠近登嘉楼河上游区的士投（Tok Setol）开始 27 居住在瓜登唐人坡门牌 135 号的傅佑聪于 2012 年 4 月 22 日接受本文作者电话访谈时表达之 论点。 28 刘崇汉：〈郑和与瓜拉登嘉楼三保公庙〉，载《登嘉楼三保公庙》特辑，瓜拉登嘉楼：登嘉 楼三保公庙编委会，2003 年，页 46；郑和之有关传说始于 1801 年。 29 Kho Kay Kim (1974), “Kuala Trengganu : International Trading Centre”, in “Malaysia in history” Vol. 17, No. 2, Dec 1974, Kuala Lumpur, p. 16-17. 30 Mohd. Taib A. Rahman (1983), “Pendudukan Jepun di Terengganu : Struktur Pendtadbiran dan Kesan Social”, Warisan 1983, Bil. 4, Jurnal Persatuan Sejarah Malaysia Cawangan Terenggaru, m.s. 14. 31 同注 29，p. 17-18。 2012 年第一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双年会 ● 马来西亚华人：从移民到公民 9 新的聚居点。另一方面，从登嘉楼河口上溯的一些华人则选择聚居于上 游区两岸。由于马浪河及登嘉楼河的上游距离不远，马浪河流域及上游 区生产的甘蜜及胡椒就被乡人用大象运载到登嘉楼河之上游，再用船载 去瓜登售卖或出口。另外，甘蜜及胡椒也可运至登嘉楼上游区之瓜拉柏 朗（Kuala Brang），再转运到瓜登。由此可见，华人之聚居与迁移，又 与经济活动密不可分。32 随着商贸活动的进行，相信一部分士投的华人选择迁到瓜登定居。另 外，从瓜登河口沿登嘉楼河上溯至瓜拉柏朗之中途，有另一个早期的华 人聚居点，即猪莪（Tirok），离开瓜登约 23 公里。猪莪及士投在 1890 年代已发展成为主要的华人村落，村民种植甘蜜及稻米为生。其他位于 登嘉楼河下游区的华人聚居点有浮罗巴米（Pulau Babi）、巴当亚逸 （Padang Air）及马聂（Manir）。华人在这些聚居点所从事的行业包括 种植甘蜜、椰树、水果、稻米、及养猪。33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之聚居点浮罗巴米。陈志明教授曾访问猪莪 （Tirok）的耆老，认为距离登嘉楼河河口不远的浮罗巴米是华人在登嘉 楼的首个聚居点，华人在那里种植甘蜜及胡椒，曾有安南商人运来大米 和猪只，当地华人也饲养猪只，该地区因而被马来人称为 Pulau Babi（意 译“猪岛”，音译“浮罗巴米）。他指出华人初至登嘉楼，抵达浮罗巴 米住下后，才再迁至其他地区，包括三宝港（Sam Poh Kang, 位于 Jeram）、猪莪（Tirok）、华卡达拜（Wakaf Tapai）、瓜登（Kuala Trengganu）、马浪（Marang）及龙运（Dungun）等。这意味着在瓜登建 埠之前，浮罗巴米已是最早期的“埠”或华人聚居点。34 这种说法还须从 多方面来加以印证。 根据瓜登知名人士陈升教之口述，其先祖陈元绪与海南同乡早期从 商，于 1888 年从海南乘船运载猪只到瓜登出售，同时载回登嘉楼的椰 干、甘蜜及槟榔等。陈元绪等人当时把猪只运到瓜登时，就下卸在登嘉 楼河中的沙洲或“岛”上暂时豢养，久而久之马来人就把该沙洲称为 “猪岛”（Pulau Babi）。35 瓜登一些老居民曾指出，瓜登唐人坡（华人 最集中的聚居地区）及猪莪（Tirok）的一部分华人居民是从浮罗巴米迁 32 Cheong Mei Ngai (1991), “Sejarah Kedatangan Dan Petempatan Orang-orang Cina di Kuala Terengganu dari 1800-1940” thesis Ijazah Sarjana Muda,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m.k. 22- 24.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历史系张美艺之学士论文，1990/1991 年）。 33 L.A.P. Gosling (1964), “Migration And Assimilation of Rural Chinese in Terengganu”, in John Bastin and R. Roolvink (ed.), “Malayan and Indonesian studies”, O.U.P, England, p. 207.（转引自 张美艺之学士论文，参阅注 32）。 34 同注 3，页 8。 35 李雄之：〈踏进北加海南村〉，《南洋商报》“根”版，1998 年 7 月 5 日；猪岛（Pulau Babi）后来易名幸福岛（Pulau Bahagia），不过由于河流改道，原有的沙洲与河岸相连，以 致河流仍在，“岛”已无存。 2012 年第一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双年会 ● 马来西亚华人：从移民到公民 10 移过去的。陈志明教授指出：早期居住在浮罗巴米的华人除了养猪，也 在“岛”上的华人聚居点，即蔗铺（Chepoh）一带种甘蔗。36 随着更多华人南来至瓜登定居，有关定居点在以瓜登为主的地区范围 内形成，至今仍然是华人的聚居地的有市中心之唐人坡（Kampung Cina）及猪莪村（Kampong Tirok）。位于登嘉楼河附近的唐人坡可说是 最早及华人人口最多的华人聚居地。37 瓜登港口也是早期繁忙的船舶停靠 地点，目前唐人坡华人店屋就建在河口附近的河岸上，屋后有私人小码 头，以方面货物的搬卸工作。 至少在 1840 年代以前，即在吉隆坡及拿律等西海岸锡矿区大量开采 锡米之前，东海岸华人人口曾超越西海岸华人人口，而瓜登华人人口则 占东海岸华人人口之首位。或许我们可从一些对瓜登华人的相关报告来 了解 19 世纪瓜登华人聚居情况之历史碎片。38 1828 年，传教士 M. Medhurst 到访瓜登。他在报告中指出：瓜登有很 多华人聚居点，每一处约有数百名华人，居住在砖屋里，砖屋的历史与 结构足以说明华人很早以前就定居于此。此外，还有数千名华人在内陆 之矿场工作，因此居住在东海岸的华人人口不会少于 15,000 人，而马来 人人口约为 100,000 人。瓜登华人妇女与孩子都讲华人的母语，说明华人 社群与当地马来社群在文化上有一定之隔离。他也发现瓜登的华人女性 人口是男性人口的一倍，这也许是瓜登华人能维持华人族裔文化特性的 有利因素。依据他的观察，瓜登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聚落，人口高达 2 万 人，除了苏丹的建筑、回教堂及关税建筑物，屋子都是亚答屋，但瓜登 仍然是一个有活力的贸易商港。39 曾于 1833 年到瓜登访问的 George Windsor Earl 形容前任苏丹为暴 君，少数仍留守瓜登的华人住宅和店屋伫立于小而整齐的街道。瓜登居 民中甚多信奉依斯兰教的阿拉伯人。40 1830 年中叶，登嘉楼的人口有 35,000 人，一半人口住在瓜登。瓜登 与新加坡有着密切之商贸关系。随着华人人口之增长，瓜登的贸易额大 幅度上升是不争之事实。1835 年，瓜登只有大约 600 名华人，但两年之 后，瓜登华人人口已高达 3 千人。由华人主导的瓜登港口贸易更是瓜登人 口持续增长的主因。41 36 同注 3，页 8；陈志明教授指出：1930 年，浮罗巴米的华人居民只剩百人左右，但仍有人家 养猪。到了 1987 年，该地区只有大约 9 家华人家庭（56 人左右）吧了。 37 同注 32，页 26 及 28。 38 同注 29，页 28。 39 同注 29，页 28 及 19。 40 同注 29，页 21。 41 同注 1，页 217。 2012 年第一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双年会 ● 马来西亚华人：从移民到公民 11 在苏丹阿都拉曼（1826-1831 年）逝世后，登嘉楼历经一段政治动荡 期，很多华人离开瓜登。1830 年代是华人逐渐向西海岸移动的分水岭时 期。42 1838 年，当文学作家 Munshi Abdullah 来到瓜登时，他看到一个规模 很大的华人社区，瓜登已有一名华人甲必丹。虽然这时期西海岸已逐渐 发展为锡米的主要生产区，1830 年代的瓜登仍然是一个繁忙的贸易中 心。到了 1860 年，英国人的态度发生变化，贸易不再是他们的首要关注 点，马来半岛西海岸的锡矿业对工业的重要性更获得英国之关注，因此 当 Skinner 于 1884 年所看到的瓜登并未有多少新的发展，居民以马 来人为主，华人已不多了，但采矿业仍然是华人的主要业务。1856 年的 人口统计显示登嘉楼各地有 37,500 人，瓜登有 15,000 至 20,000 人，瓜登 华人人口之减少也是明显的。1895 年，英国人 Hugh Clifford 认为瓜登的 出口贸易仍有其重要的地位，但其港口地位已大不如前。43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瓜登港口之地位不断面对国际贸易新挑战之 冲击，包括新加坡港口之崛起，新加坡与登嘉楼其他地区港口之直接贸 易，以及瓜登嘉楼对其他地区之有效控制等。44 随着政经条件之改变，瓜 登之发展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华人移居西海岸，以致瓜登华人人 口减少乃难以避免的时代趋势。 5. 瓜登华人社会 5.1 组成华社的群体 没有证据确定华人先到了浮罗巴米（Pulau Babi）等地定居后，再迁 至瓜登唐人坡来聚居及发展唐人坡。登嘉楼河及附近其他河流都是主要 的 运输线，它们促进华人在河口地带及中上游地带之间的相互移动。华 人极可能在不同时期散居于多个落脚处或聚居点，即使各个聚居点的华 人相互再移民，位居河口及港口贸易中心地位的瓜登始终是华人迁移与 聚集的向心点。 根据瓜登居民 T. K. Chiang 之说法，最先到瓜登定居的是福建人，然 后才是海南人及客家人，而福建人也是人口最多的华人社群。这与马来 文学家 Munshi Abdullah 在其游记中的记载相当吻合，即他于 1836 年到登 嘉楼（指瓜登）时，瓜登的华人主要是福建人及潮州人。较后来到瓜登 42 同注 29，页 28。 43 同注 29，页 23-24。 44 同注 1，页 226-227。 2012 年第一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双年会 ● 马来西亚华人：从移民到公民 12 定居者还有广府人、兴化人等。Munshi Abdullah 还提及当时已有了一名 华人甲必丹。45 瓜登福建人多从事贸易，种植业或开商店。瓜登大街即唐人坡的主要 店屋十之八九为福建人所拥有或一手经营。海南人是瓜登的第二大方言 群，1920 年以前多为劳工、渔民、甘蜜及黑胡椒种植者。1920 年之后， 瓜登海南人也经营咖啡店、鸡饭店及其他更多种类的行业。广府人大规 模移居瓜登是在 1900 年以后。在瓜登华人人口中，广府人人数排在第三 位，初时主要充当劳工，后来逐渐进入各类行业，例如裁缝业、典当 业、打金业及餐饮业等。早期的瓜登华人职业多与其籍贯有一定之关 联，大多数的华人生意规模不大，属于家庭生意。20 世纪初，瓜登的商 贸发展已大不如前，移居瓜登的华人人数远比不上移居西海岸的华人人 数。46 华人人口虽只占瓜登人口之少数（不超过 5%），但华人在经济之各 领域都有一定的参与，取得一定的成就和社会地位。 除了大部分从商的华人集中在港口附近的瓜登唐人坡外，不少华人也 到登嘉楼河上游区从事开采金矿和锡矿。47 沿河地带也出现华人的聚落， 这些以农业为主的聚落包括猪莪（Tirok）、蔗铺（Chepoh）、浮罗巴米 （Pulau Babi）、唐人福村（Kampong Cina Hak）、达都山（Bukit Datu）、罗宋（Losong）、Lobok Haji 及 Pengarang Arang 等。48 其他乡 区之华人聚落包括华卡打拜（ Wakaf Tapai）、三宝港（ Sam Poh Kang）、Bukit Som、Tok Setol、Pok Pili 及 Batu Besar 等。49 19 世纪末及 20 世纪初，来自广州的回回家族（华人穆斯林族裔）移 居瓜登。他们祖籍中国云南，到广州、新加坡及其他东南亚地区经商， 自称 Al-Yunani 家族，瓜登华人则称他们为回回阿里。由于瓜登是一个穆 斯林为主的地区，他们决定移居瓜登，经营伊斯兰书籍、售卖铁器，后 期也有担任行政及学术人员的族人。最先抵达瓜登的成员有李务初 （Musa Li）、张连福（Ali Zhang bin Idris）、董盛泉（Abdullah Dong bin Sulaiman）、Daud bin Sulaiman、Hasan bin Salleh、Yusof bin Salleh 及 Ibrahim bin Muhammad 一共七个家庭。老一辈的回回阿里都会讲广州方 言，50 但五六代之后的家庭成员因经过多次与马来人通婚，多已成为马来 族群之一份子。 45 Lamat bin Jusoh (1974), “Komuniti China di Kuala Trengganu”, kertas Latihan Tahun 3, 1973/1974; 另外注 32：张美艺在论文中（页 74）提及福建人是最早移居瓜登的华人群体。 46 同注 32，页 104，74-75。 47 同注 45。 48 登嘉楼文史工作者王雅浩从瓜登耆老获得之口述资料。 49 同注 3，页 12。 50 Rosey Ma Wang (2003), “Chinese Muslims in Malaysia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History”, in Ding Choo Ming & Ooi Kee Beng (eds.), “Chinese Studies of the Malay World: A Comparative 2012 年第一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双年会 ● 马来西亚华人：从移民到公民 13 另一小部分华人穆斯林则来自柬埔寨或中南半岛地区，他们的皮肤白 皙，多在瓜登唐人坡售卖种子等货品。 各籍贯华人在促进瓜登工商业及贸易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经历 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因此在业务经营上既要勤劳坚强地奋斗，也须处处 谨慎，致力搞好与当地马来人之互动关系。瓜登唐人坡的店屋与生意及 乡区的农地与住宅，都是经过各籍贯华人好几代打拼而留传下来的。 由于生活环境及职业等方面之差异，瓜登的华人可分为三类，即传统 华人、本土化华人及已被同化的华人。传统华人主要来自中国，人数也 最多，世代聚居于瓜登，较少受到外族文化之影响。他们经商致富之 余，也推动文化传承机构之设立。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瓜登华人女子人数 高出男子一倍，51 因此异族通婚对瓜登华人来说，并不多见。传统华人的 子女早期多接受私垫之中文教育，以确保中华文化之传承。本土化华人 大多住在马来乡村，以务农为生，与村内的马来人互动密切，在语言、 服饰及食物方面，都与马来人大同小异，但却坚持本身的祖先祭拜及民 间信仰，因此只是本土化之程度较强而不会被马来人同化。目前的华卡 达拜（Wakaf Tapai）、猪莪（Tirok）及浮罗巴米（已改称 Pulau Bahagia）仍然是本土化华人居住的主要地区。52 至于已被同化的华人或 华裔，他们来自穆斯林家庭，移居瓜登后，生活上均以马来人及伊斯兰 教的方方面面为依归（包括语言、习俗、饮食、文化等），甚至连本身 的名字也改用马来名字了。他们基本上与马来人无异，例如于 19 世纪末 移居瓜登的回回阿里家庭。 华人移居瓜登，最初多为经商。建基立业之后，华商往往在华人社会 中享有很高的地位，有者更被统治者授予商品经营权及委任为华社领袖 （包括担任华人甲必丹、老爹及头家职位）。瓜登早期在港口贸易、金 矿和锡矿之开采、经济作物之垦殖方面需要华人矿工与农民之参与，他 们在瓜登经济生活中也扮演了一定之角色。至于身处商业社会中的少数 读书人则主要留守教育和文化领域，默默耕耘。瓜登华人社会因而不是 依照中国传统社会中之“士农工商”排序而组成，反之社会地位之排序 是“商工农士”。无论如何，各阶层瓜登华人对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之 资助，则是华人乐善好施传统之延续。 5.2 华人甲必丹、老爹及头家 Approach”,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p. 150. ; 由 Keluarga Al-Yunani 出版之 “Warisan Keluarga ke arah Silatulrrahim”纪念册，1992 年，页 3。 51 同注 29，页 19。 52 同注 3，页 13。 2012 年第一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双年会 ● 马来西亚华人：从移民到公民 14 早期瓜登华人社会中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华商多被统治者或苏丹委任 为华社领导人，以行使管理华人社区的有关事务。领袖往往必须为社群 排难解纷，以维护社区之安定。53 据说在第一任苏丹在位期间（1725- 1733 年），瓜登已有了一位由苏丹委任之华人甲必丹。 在瓜登历史上，这些华社领袖的称号有甲必丹、老爹及头家。根据登 嘉楼文史工作者王雅浩整理的名单，瓜登从 18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初的甲 必丹、老爹及头家名表如下： （一）甲必丹：张朝荣（1736-1820 年）、高玉成（1782-？）、林永 发（1798-1847 年）、高德利（1810-？）、刘建治、黄德修（黄宏谟）及 高瑞能。 （二）老爹：林庆星（1820-1849 年）、林庆云（1825-1882 年）、 林建茂及林建绍（？-1911 年）。 （三）头家：张合和、黄新禧（1848-1930 年） 上述甲必丹、老爹及头家全都是福建人，是由官方委任的华人领袖。 除了这项政治上之委任，这些领袖往往也取得经营烟、酒、赌等业务之 特权。甲必丹也在政府授命下负责收税工作（例如赌博税），以及有权 铸造货币。54 首任华人甲必丹张朝荣的第三代后裔张合和曾担任头家（华人领 袖）。55 甲必丹高玉成的家谱显示，其先祖从福建漳州发洋，最初在安南 居住，后因战乱才移居瓜登，建家立业，业绩斐然。儿子高德利除了担 任过甲必丹，也受到暹罗国封赐。56 老爹和头家都是瓜登华人社会对领导 的尊称。老爹的官衔相等于负责翻译的政务官（Juru bahasa）。第二任老 爹林庆云祖籍福建漳浦，获清廷诰封为“佥事郎”。林庆星、林庆云是 兄弟，林建茂、林建绍都是林庆云的儿子，家族中有四人担任老爹，令 人钦羡。林庆云兄弟的伯父林仪斋（字永发）曾任瓜登甲必丹，可谓一 门显赫，光宗耀祖。57 林庆云的孙子林皆正表示，其家族的祖先林阖潭曾 住在安南，1773 年因安南发生动乱，于是举家避难到瓜登。58 头家黄新 禧祖籍福建同安，父亲黄吉庆早年南来，住在瓜登唐人坡，从事进口泰 南的盐及烟等。黄新禧是四兄弟中的老大，在登嘉楼出生，除协助父亲 经营烟草生意，也专司酿制白酒，生产槟榔干及出口登嘉楼产品到泰南 各地，并运回泰南白米和盐。他拥有四艘大帆船及不少房地产，其商业 网络对瓜登的经济发展发挥过举足轻重之作用。他与苏丹关系良好，更 53 同注 32，页 107。 54 同注 32，页 34。 55 见王雅浩整理之甲必丹张朝荣之家族世系表。 56 见高玉成家族成员徐碧顺收藏之高氏家谱。 57 见 1770 年福建漳州府漳浦县胡石林氏始祖来登嘉楼谱系表。（王雅浩提供） 58 丁雨轩：〈福建人在丁加奴〉，载《南洋商报》，1977.5.3。 2012 年第一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双年会 ● 马来西亚华人：从移民到公民 15 获准铸制锡币，流通市面。锡币正面刻有德顺（黄氏商号）字样。他也 是瓜登妈祖庙和安宫重修时的主要捐款人。59 华人虽然是少数族群，但华商在带动瓜登及区域经济和社会繁荣方面 贡献极大。在瓜登华人商家之中，名声地位显赫一时的五个家族是：① 高氏家族，其成员曾担任第二任、第四任及第七任甲必丹；②林氏家 族，其成员曾担任第三任甲必丹及四任老爹；③黄氏家族，其成员为富 甲一方的头家；④刘氏家族，其成员曾担任华人甲必丹；⑤张氏家族， 其成员曾任甲必丹及头家。 值得一提的是：瓜登市唐人坡有一口“老爹井”。此井与老爹林庆云 造福民众之善举有关。根据登嘉楼福建会馆之说法，60 老爹井是林氏家族 在唐人坡甘榜忠（Kampung Tiong）开掘的一口井，以供家族大小汲用， 水质清澈甘美。清光绪年间，瓜登天气乾旱，引发瘟疫，市内各家庭的 井内不是乾涸就是水带咸味，然而林家这口井却水源不绝，且水质依旧 甘美。身为老爹的林庆云立即毫无保留地开放该井予民众汲用。市民得 以消灾解难，心存感激，把该井称为老爹井，以纪念老爹林庆云之善 行。61 瓜登有一位耆老刑诒垣认为目前被列为文化历史遗迹的老爹井是一 个美丽的误会，因为真正的老爹井己被填埋了。他指出：早期瓜登市内 水井遍布，单单在甘榜忠小贩中心的广场即有近十口水井。后来由于发 展计划导致该范围内的五口水井被填埋，包括老爹井在内。由于尚存的 水井水质不佳，民众（包括刑诒垣）发起开掘一口新井，幸运的是新井 的井水又多又清，故取名“甘泉井”。因此瓜登的老爹井，甘泉井及双 环井是不同的三口井。目前已被政府误当老爹井加以美化的其实是双环 井。62 5.3 华人庙宇 5.3.1 妈祖庙和安宫 清朝初叶，福建人已大规模移居瓜登，他们对促进瓜登的经商环境及 港口之繁荣有很大的贡献。为了祈求平安及商业兴旺，作为华人人口中 人数最多的福建人商帮约于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 年）设立了妈祖庙 59 《星洲日报》特别报导，1995.9.23。 60 见登嘉楼福建会馆第 24 届理事会于 1990 年撰述之《老爹井记》。 61 瓜登文人胜水提供之文稿。 62 《星洲日报》记者彭永兴专访报导，198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