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徽籍印人队伍之分析与崛起之因

明代徽籍印人队伍之分析与崛起之因 黄 惇 在明代篆刻艺术复兴的历程中，徽籍印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可从许多明代万历时期的印谱、印谱序跋、文人诗歌酬唱、传记、地方志中，了解到徽籍印人的贡献和成就。如梅鼎祚言：“今为印，良者类出新安，余所识吴良止、何震、何尊、詹泮、罗彝叙辈，而震为之冠。” 又如赵宧光云：“此道多落新都，新都故有心人也。” 类似这样的话，在晚明并不难寻，这也就是到清初周亮工作《印人传》时，所提到的“自何主臣继文博士起，而印章一道遂归黄山” 一说的由来。然而徽籍印人由于多无功名，生卒不详，为系统研究带来种种困难。为此，我将多年收集的资料，作一格，共得约七十人，企图将每一印人的基本状况在表中简明地反映出来，并通过这样的排列和统计，分析徽籍印人队伍的出道时间、身份、生活状况等，重要的是期望通过分析找出徽籍印人在明代崛起的真正原因。 明嘉靖后期至明末徽籍印人一览表 案：·本表印人止活动于晚明者，出生于崇祯年代者，如吴麐（1638～？）汪宗周等皆不录。 ·本表“籍里”根据不同文献据实录出，不避差异。 ·本表印人有功名及得官者，师从、交逰及生活状况在备注栏中简略注出。 ·印人生卒年不详者，仅以相关资料、如印谱成书时间及题跋者卒年等因素综合考虑排序。 姓 名 字 号 籍 里 文 献 治印状况及印谱 备 注 方大治 1517～1578 字际明、更字在宥，号九池 歙县 岩寺镇 万历《歙志》传卷五《文苑》汪道昆《方在宥传》 方扬《九池先生行状》 陈志超《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 喜刻印、与吴良琦各得古印千馀方。 嘉靖四十五年（1566）前即有篆刻活动。 诸生。 家故饶，岁赋禾三百廛。与吴门许初、黄姬水、周天球、文彭兄弟、金陵朱曰藩逰。 詹景凤 1532～1602 字东图，号白嶽山人、中嶽山人、天隐子、大龙客等。 休宁 流塘 詹景凤《詹氏小辨》 少年即喜治印，刀法用许初法。尝指点何震刀法。 徽商之後。隆庆二年（1568）举人，官至南吏部司务。工诗书画，喜收藏，鉴定堪称巨眼。 何 震 1534～1604 字主臣、长卿， 号雪渔 新安 休宁 婺源人 周应願《印说》 汪道昆《何长卿古篆印章》 詹景凤《詹氏小辨》 冯梦祯《题何主臣符章册》 《何主臣符章册》 家败落，以善符章奔走天下。师詹景凤、文氏兄弟、许初。客死南京承恩寺。 汪大同 休宁 詹景凤《詹氏小辨》 善刻朱文印 何震同期。 罗南斗 1535～约1607 字伯廛、号吴野生，又名王常、字幼安、延年、号青羊生 新安 歙人 顾从德《集古印谱》 许尧承《罗小华子孙善摹印》 《集古印谱》 隆庆六年（1572） 罗龙文子。父连坐严世蕃，问斩于市，遂隐其姓，逃亡吴越间。 吴良止 ？～约1588 字丘隅、仲足，号未央 新安 歙县 溪南人 张学礼《考古正文印薮序》 甘暘《甘氏印集自序》 参予《考古正文印薮》 万历十七年（1589） 吴良琦 歙县 溪南人 万历《歙志》传卷五《文苑》 与方大治各得古印千馀方。 吴良止胞弟 吴元维 字伯张 新安 李维祯《秦汉印统序》 臧懋循《秦汉印统序》 与罗南斗合作《秦汉印统》万历三十六年（1608） 吴考叔 歙县 俞允文《汉印说》 張灏《承清馆印谱》 俞允文（1511～1579） 方用彬 1542～1608 字元素、思玄，号黟具、兰皋外史、兰皋逸史。 歙县岩寺镇 陈志超《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 能刻铜印、玉印。 监生，经商。汪道昆门人。与詹泮、汪徽、何震、吴良止、方大治、璩之璞等均有交往。 汪 徽 字仲徽 婺源大畈 朱简《印经》 康熙《徽州府志》 陈志超《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 能刻玉印。 工诗，山水、八分俱精妙，尤工秦汉图章，世称四绝 詹 濓 1549年前～1609 又名泮、字政叔、正叔（一作淑正）号伯虎 歙县 休宁白嶽 周应願《印说》 詹景凤《詹氏小辨》 胡应麟《詹山人伯虎以玉印赠余乞诗》 善刻朱文印 詹景凤族弟。以刻印奔走江湖。 师从田光、璩元玙 程敬敷 新安 方文《竹印谱后》 李维祯《程氏二谱氏》 《程氏竹印谱》 万历戊申（1608） 亦善画竹。尝游四方，落落无所遇合。僦舍金陵。 吴可贺 字汝吉 新安 吴可贺《古今印选自序》 《古今印选》 万历庚戌（1610） 陈九卿 字辅嗣 休宁 《何雪渔印薮》 何震表弟，师何震 吴右丘 歙县 王圻《跋右丘印谱》 《右丘印谱》 善刻金银铜石印 洪復初 新安 鄒迪光《新安洪生精工印章，称海内绝技，为作歌贻之》 黄汝亨《题洪復初印章》 《洪復初印章》万历四十六年（1618） 黄圣期 字表圣 新安 邹迪光《印说赠黄表圣》 吴元满 字敬父、敬甫，一字慎甫 新安 邹迪光《印说赠黄表圣》 《六书正义》 《六书总要》等 鲍伯英 新安 邹迪光《印说赠黄表圣》 金光先 字一甫 休宁 邹迪光《金一甫印选小序》 王穉登《金一甫印谱序》 《金一甫印选》 万历四十年（1612） 善刻铜印、玉印 家拥多资 苏 宣 约1553～约1627 字尔宣、啸民， 号泗水、朗公 新安 俞恩烨《苏尔宣印略序》 苏宣《苏氏印略自序》 《苏氏印略》万历四十五年（1617） 因仇杀人，避难流寓泗水。后得文彭指点。 吴元定 新安 刘世教《吴元定印谱序》 《吴元定印谱》 何叔度 歙 宣城 朱简《印经》 陈志超《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 罗伯伦 新安 朱简《印经》 许尧承《罗小华子孙善摹印》 罗逸《题罗公权印章》 罗南斗子。其子罗公权亦工印 朱 简 约1570～？ 字修能、号畸臣，更名闻 新安 休宁 朱简《印经》 韩霖《朱修能菌阁藏印序》 《印品》万历三十八年（1610） 《菌阁藏印》 天启五年（1625） 从陈继儒逰。 陈 茂 子木、柴中 歙县 许承尧《歙事闲谭》卷二《歙之画家》 为徐上达之师 吴可贺 汝吉 新安 吴可贺《古今印选自序》 《古今印选》万历三十八年（1610） 汪 关 初名东阳，字诰叔、杲叔、后更名关，更字尹子 新安 歙 李流芳《题宝印斋印式》 李流芳《题汪杲叔印谱》 娄坚《汪杲叔篆刻题辞》 《宝印斋印式》 万历四十二年（1614） 徐上达 伯达 歙县 梅鼎祚《印法参同序》 徐上达《印法参同》 《印法参同》万历四十二年（1614） 何 遵 新安 梅鼎祚《印法参同序》 罗彝叙 新安 梅鼎祚《印法参同序》 吴 忠 孟贞、鸿棲楼主人 歙县 李维祯《鸿棲楼印选题辞》 朱多醮《鸿棲楼印选后序》 《鸿棲楼印选》万历四十三年（1615） 何震弟子 胡正言 1584～1674 字曰从，号十竹斋主人。 休宁 海阳 朱简《印经》 杜濬《印存初集序》 陈丹衷《印存初集序》 《印存初集》《印存玄览》《胡氏印草》均成于清顺治初年 弘光官武英殿中书舍人 吴 迥 1592～1636 字亦步 新安 歙县 新都 董其昌《序吴亦步印印》 高出《序吴亦步印章》 《珍善斋印印》万历四十六年（1618） 师何震 吴正暘 1593～1642 午叔 休宁 潘胤先《吴午叔印可引》 《印可》 天启五年（1625） 朱简《印经》定为何震雪渔派 潘茂弘 道元 新都 潘茂弘《印章法》 《印章法》成于天启五年（1625） 吴泰和 休宁 李维祯《题吴泰和印章册子》 家故饶，以好文、好客贫。尚远游。何震弟子 吴 山 字仁长、拳石。 与程邃为儿女姻 天都 白嶽人 李维祯《六顺堂印赏序》 吴山《六顺堂印赏自序》 周亮工《印人传》 《六顺堂印赏》 案：李维祯卒于天启六年（1626），故系于此。 活动于秦、晋、燕、赵、客楚最久 程 原 孟长、六水 新安 歙县 陈赤《忍草堂印选序》 《忍草堂印选》 天启六年（1626） 家吴兴 私淑何震 程 朴 元素 新安 歙县 《忍草堂印选自序》 《忍草堂印选》 天启六年（1626） 程原子 私淑何震 程 齐 圣明 歙县 魏浣初《稽古印鉴序》 《稽古印鉴》 胡禹声 新安 娄坚《胡禹声篆刻题辞》 为贾人游 受学何震 刘卫卿 梦仙 黄山 休宁 何白《和王昭文梦仙歌赠刘卫卿、卫卿通古篆印章》 鞠履厚《历朝印识》补遗 引《啸虹笔记》 博识古篆、刀笔古朴 范孟嘉 新安 王守谦《序范孟嘉韵斋印品》 《范孟嘉韵斋印品》崇祯五年（1632） 朱简甥，印亦学朱简 程云衢 字子通 歙县 程名世《印商序》 《印商》崇祯七年（1634） 有志四方之游。 亦善真书及草隶，兼工绘事 吴日章 伯闇 渐江 吴继仕《翰苑印林序》 吴名世《翰苑印林序》 《翰苑印林》 崇祯七年（1634） 吴 荣 一作吴道荣 字尊生 新安 陈 衎 《徽州吴尊生印谱跋》 周亮工《印人传》 《徽州吴尊生印谱》 亦善乐府，作元人杂剧。 程 邃 1607～1692 字穆倩、号垢区、垢道人、青溪 新安 歙县 周亮工《印人传》 《程邃印拓册》 从陈继儒、黄道周游 程立伯 新安 鍾惺《语石斋私印谱序》 善刻玉章 李昇丸 新安 鍾惺《语石斋私印谱序》 刘 生 新安 鍾惺《语石斋私印谱序》 学何震 汪 泓 字泓度 新安 歙县 張灏《承清馆印谱》 周亮工《印人传》 汪关子 方仲芝 歙县 周亮工《印人传》 工象牙、黄杨 汪曼容 歙县 程嘉燧《题江皜臣印册》 师何震 徐凤起 歙县 梅鼎祚《印法参同序》 徐上达《印法参同》 《印法参同》万历四十二年（1614） 徐上达次子 江皜臣 歙人 程嘉燧《题江皜臣印册》 周亮工《印人传》 善刻玉章 程 林 雲来 歙人 周亮工《印人传》 《程云来印谱》崇祯十四年（1641） 精于医，移家武林 胡其孝 字全子 休宁 鞠履厚《历朝印识》 王 言 字纶子 休宁 鞠履厚《历朝印识》 汪 如 字无波 休宁 鞠履厚《历朝印识》 赵时朗 字天醉 休宁 鞠履厚《历朝印识》补遗 引《啸虹笔记》 书画入妙，篆刻苍健严紧 汪 涛 字山来 休宁 鞠履厚《历朝印识》补遗 引《啸虹笔记》 铁笔之妙，包罗百家，前无古人 汪以滂 休宁 鞠履厚《历朝印识》补遗 引《啸虹笔记》 篆刻爽秀精劲，尤工钟鼎 汪 炳 虎文 休宁 鞠履厚《历朝印识》补遗 引《啸虹笔记》 甲申后学朱修龄、与程穆倩相友善， 侨居杭州 1、 明代徽籍印人出道时间 从现有的史料看，苏州地区吴门书派、画派的领军人物文徵明一系，若文徵明及子文彭、文嘉，文徵明弟子中如王穀祥、王宠、陈道复、钱谷、黄姬水等，以及文彭同辈许初、王炳衡等，是明代篆刻艺术复兴最初的功臣。徽籍印人崛起于明代嘉靖后期，正与上述一批文人学士对篆刻艺术的传播相关。而这一时期徽州最早的印人从上表看为方大治。方大治（1517－1578）字際明、更字在宥，号九池。徽州歙县岩寺镇人。方扬《九池先生行状》云： 性喜古文，书法工篆隶及汉小印，尤精绘事，盖老而不衰。故与朱子价、黄淳父、许元复、周公瑕及文待诏之二子游。夫当世尔雅之士，或以篆隶，或以绘画，或以书法，犹之以一技显名，具于何有，乃今先生兼而有之。譬之舆人为舆，一器而众工聚，斯为已难矣！ 方大治除治印外还与同乡南溪吴良琦，曾各收集古印千馀方， 当是一位收藏古玺印的鉴赏家。他与吴门、金陵诸文士游，学到了当时文人的时尚，所谓“夫当世尔雅之士，或以篆隶，或以绘画、或以书法，犹之以一技显名”。篆刻与收藏古玺印，在当时是新鲜的艺术，实乃时尚中的时尚。所以，方大治堪称其时接受东南大都会文人以篆刻为时尚的最初代表，并将这门艺术传播到了徽州。 我们从陈智超先生所著《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一书中，曾读到方大治写给方用彬的信一封，云： 倘见从吾兄，烦促其为草市由溪舍亲篆刻，须留意早完，不负推举之情，千万千万。又许制濑六艺铜章，付舍下小儿收。亦望嘱其精妙乃感…… 由于此信款署闰十月十一日。所以陈志超先生考订写信时间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闰十月十一日。 这是徽州印人在嘉靖未年，已有篆刻活动的第一手资料。时方大治四十九岁，方用彬（1542－1608）仅二十四岁。 方用彬只是一位二三流篆刻家，他是今藏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的主人。如果不是七百通写给他的信保存至今，今人早已不知其为何人，更不谈从信中了解到他还是位印人、画家和诗人。从写给方用彬的这七百通信中可知，詹景凤（1532－1602）、何震（1534－1604）、詹濓（1549年前－1609）、吴良止（？－约1588）吴良琦兄弟、汪徽等徽籍印人，都与方用彬有书信交往，不言而喻，上述这些印人是一个从嘉靖后期、历隆庆至万历前期重要的徽州印人圈子。我们还可以从其中每一位印人的交游圈加以扩展，了解到这一时期的其他徽籍印人。如詹景凤熟识的汪大同，与何震、詹濓同时有名，其他如罗南斗（1535－约1607）,与罗南斗共同完成《秦汉印统》的吴元维（伯张）等等。 詹景凤小方大治十五岁，长何震二岁。长期以来，人们并不知他也是一位篆刻家，他在篆刻艺术上的地位，为其书画及鉴定上的成就所掩，但他却是早期徽籍印人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其曾自言： 印章今俗呼为图书，此缙绅学士所不能无者，顾刻者易言之，此傭刻耳。要非人品高旷、博学，精诸家篆法，不能刻而佳也。……予少时曾刻意为之，遍访天下名家，凡有藏汉、魏、晋、唐旧章，无不遣书，一一印来。又收集古刻篆文及诸篆书，已谙各篆体，乃讲刀法。是时许太仆元復，篆法最精工，其用刀笔又精工，刻红白二文颗颗精妙，予所得刀法则太仆力最多。 詹景凤少时便刻意学篆刻，若以其十五岁前后为计，则大约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前后，时在嘉靖中期。他学习篆刻之途径也来自吴门许初，又可见与方大治一样，同为接受当时苏州地区士大夫文人时尚的代表。詹氏亦有收集古印之癖好，自言收集汉魏以下古印印拓，所谓“无不遣书，一一印来”。今从《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中可读到詹景凤《与方用彬》一札，信中云：“闻近来所得古图书甚富，得一一即印示为幸。” 此信虽无法考证其确凿时间，但足以作为詹景凤学习篆刻方法的重要旁证。詹景凤后来以善鉴定著名，堪称巨眼，所以晚年说话中气很足，说文彭的印章“亦有庸凡不堪品论者”，而何震“篆刻似胜寿承，始刻亦庸庸尔，既从予游，指示刀法，乃大长进，当为今日天下篆刻第一，次则族弟濓。” 言下之意，“天下第一篆刻家何震是吾徽州人，而何震之成功，实因我指导之结果。”透露出一位徽州人对家乡篆刻艺术成就的自豪感。 何震从詹景凤游，并受其指点篆刻，当可信。这段资料，以往研究者均不知，只知其师从文彭。又据冯梦祯言：“余闻之丁南羽，主臣之学符章也，破产游吴中，事文休承、许高阳最久，兼得其长，老而益精，遂纵横一时。” 文休承即文嘉，文彭之弟，许高阳即许初。由此可知方、詹、何三人都曾向吴门文氏兄弟，尤其是曾向许初学习篆刻。何震游于吴门初学篆刻的时间，估计亦在嘉靖后期。 徽籍印人从嘉靖后期开始显山露水，晚吴门约二、三十年。文彭、许初同卒于万历元年，标志着明中期一代篆刻家时代的结束。徽籍印人中何震、罗南斗二人在文彭晚年的隆庆未年万历初年渐起。而罗南斗因直接以自己的才能参与了《顾氏集古印谱》辑拓过程，所以声名早于何震为世所知。我们将徽籍印人出道时间确定始于嘉靖后期，对于我们了解徽籍印人崛起的原因，学之何处，以及对研究影响他们的吴门、南京地区的印人，都有重要的意义。 2、 明代徽籍印人之身份 从以上列表对明代徽籍印人作一番考察后会发现，功名最高者为詹景凤，他是隆庆二年（1568）的举人，官至南吏部司务。方大治为诸生，方用彬为监生（此监生当是用钱捐得来的）。晚他们一辈的胡曰从在明亡后，于弘光小朝廷得官，为武英殿中书舍人，那是后话了。除此而外，学问作得很好的，如汪徽、朱简（约1570－？）、徐上达、杨明时等，没有一位曾有功名，至于专以刻印为生的印人更谈不上什么功名了。在封建社会地主阶层是文人普遍的家庭背景，故制举业、读书，从秀才至举人，至进士，是文人入仕的必由之路。明代的商人在成化之后，大抵亦注重子女制举业，培养他们读书、作官。然我们从现存史料中收得的明代徽籍印人中，除上述三位外，似皆弃举业，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如果将徽籍印人作一分类，大致有二类身份： 其一为文人，多为徽州富商或地主家庭出身。（关于徽商的概念，本文后面还会论及）如方大治，“家故饶。父鑾、祖富祯，累世积书”，“里中称万卷方家”。 他的祖上留有充足的资产，从其祖、父辈起雅好读书，他的父母曾问他说：“若第当户，岁赋禾三百廛，足公事矣！即沾沾治诸生言者为何？”答曰：“然大人有藏书不能读，非夫也。儿将以经代食，无问家人产矣。” 足见方大治自己不治生产，不经商。方大治与汪道昆之弟汪道贯尝结诗社——丰干社，又曾出游苏州、金陵、扬州，所善者皆诗书画印之名家，所以他是一位地道的文人篆刻家。 詹景凤，壮举于乡，仕宧二十一年，官仅六品，然“人言癖如倪元镇、博洽如桑民怿，书法如祝希哲，绘画如文徵仲。” 所以与方大治应为同一类，但这类印人，与其他地区文人篆刻家没有本质区别，篆刻并非其职业，仅为馀事而已。所以尽管方大治与詹景凤都是将篆刻艺术引入徽州的功臣，但他们都不是徽州有特质的代表性篆刻家。 方用彬，从《方氏七百通信》中可知，他家境亦富，万历元年因其师汪道昆勉励，“折节为儒”，成为北监的监生。但他在出卖书画、篆刻的同时，也开店铺作文房生意，并经商放贷，亦儒亦商。陈智超先生称他为儒商是很有道理的。 朱简（约1570－？）其在篆刻史上声名显赫，与方用彬名不见经传形成鲜明对比。陈继儒尝言：“修能家黄山，蔥倩间有美田园，弃而远游。诗宗阴铿、鲍照，苦吟成怢……” 邹迪光亦云：“修能君资廪沉异，能读典坆、丘索、漆字，而通其大都。于诗学阴、何、鲍、谢、岑、王，于古文学昌黎、六一氏，贾其馀勇，用能以刀为不律，得心应手，无之非是，俨然龙马龟鱼之遗。” 将他作为文人看待，不以以技谋生的印人看待，称其“盖游戏于印，而非计口腹于印。” 朱简有诗集云《蕉雪林诗序》，邹迪光、李维桢尝为之序跋，不过朱简仍于篆刻成就最著，于印学所著甚富，他虽从陈继儒游，却又“薄游湖海，与诸贤豪长者游，江东好事家收藏金石碑版之文者无不到，到必卧观三日，择其佳者，手为刊识而后快。” 手为刊识，是说他临摹所看到藏家的古玺印。至于其薄游湖海是否亦为名公缙绅治印而换取润资，则不得而知。总体上说他是一位富有家庭背景，但执迷于篆刻艺术的文人。……与之相近者，还有《印法参同》的作者徐上达及被世称“四绝”的汪徽等。 关于印人是否是文人，明代士人在表述时，往往看其刻印是否为文人馀事。以明龙膺为例，其题印人《金仲粟印谱小序》云： 仲粟文士也，工诗赋，博典坟，而出其馀，极雕文刻镂之妙，固宜与文博士齐名。 宜者，合适之意，换言之，若此印人并非以刻印为馀事，纵使“极雕文刻镂之妙”，也是“不宜”与文博士齐名的。在这里印人是否善诗文、读书、作学问，被作为是否为文人的标尺。 其二，身份低微，奔走江湖，活动于大都市，依附文人，靠篆刻一技买印为营生的印人。 此类印人，在我所整理的《明嘉靖后期至明末徽籍印人一览表》中是最多的，虽每位印人有不尽相同的出身和经历，但都无功名，多以篆刻一技为其社会活动的主要手段。 以何震为例，因家败落而背井离乡。冯梦祯为其时著名文士，曾官南京国子监祭酒，其记云：“何主臣，歙人，名某字雪渔，以善符章奔走天下，昔年在白下，余召之入官署，授之玉、石、铜，成数十面，俱奇古有致，宝用至今。” 周亮工《印人传》中《书何主臣章》，称其“名成于国博，而腾于谼中司马”。说汪道昆（谼中司马）让他刻印五十方，却“无以报，数函聊作金仆姑，盍往塞上？”把他介绍给北方边塞的将军去刻印赚钱，于是“槖金且满，復归秣陵，主承恩僧舍。” 此外，万历十七年（1589）前他还应江都张学礼之邀，摹刻古印，成为《考古正文印薮》的刻手之一。从其行踪看，何震曾北至边塞，西游湖北、江西等地。所到之处，“求者履常满，非重值不可得。” 他虽名扬海内，又嫌了许多钱，然却“槖金往往为饮食尽，而不顾恤其家，子怨甚。” 何震虽在南京最久，却改变不了寄宿僧舍，居无定所，客死他乡的命运。 约成书于万历十六年的周应願《印说》中曾记曰： 今有不识字人刻印，如苏集阊门，杭集朝天门，京师尤盛。上焉者略看印谱一二册，便自吴能篆，印那得佳？惟王和仲有篆学，应酬诸作，或亦率尔，每逢识者，便显平生。二儿俱步武，而长更陆离。 这说明嘉靖后期至万历年间，刻印行业之盛，印工中亦有如王仲和懂篆学者，且有子承父业。他接下去写道： 往于钱塘友人家，遇一陈生曰策者，曰是能识科斗，善刻铜印，叩其中亹亹，刻果善，类汉凿。江湖行家，如歙人何、越人沈、吾吴施、淞江胡，俱擅美誉，纷纷继起，颇踰前人，吾所不知，更难备述。 不难分析，在周应願笔下出现的这些印人，包括摆摊设点的“不识字刻印者”，俱善美誉的“江湖行家”，以及“雕刻技人”。对“不识字刻印者”有藐视口气，称“略看印谱一二册，便自号能篆，印那得佳？”而对江湖行家、雕刻技人却均有赞词，云：“雕刻技人如鲍天成、李文甫辈，依样临摹，靡不逼古。” 要确定何震是否就是《印说》提到江湖行家第一人“歙人何”似乎困难，但平心而论，何震既无其他职业，又无功名，且如徐上达《印法参同》中引蔡永叔言：“长卿虽名家，识字亦甚少。” 所以在上述诸种印人中，何震只与“江湖行家”最为匹配，故而周应願笔下的“歙人何”，或正是指何震。 詹濓也是这样一位典型以善刻印而奔走天下者。他足迹与何震大体相同，居无定所，依附于官僚、缙绅，交游甚广。年青时游京师与屠隆有交，屠隆“掛吏议时，株连淑正，淑正慷慨赴狱。” 因此名声大振。其晚年六十岁时，邹迪光有《痴绝行——赠詹淑正》诗一首，云： ……长歌曼声凄以厉，六十老翁善狐媚。予观詹生总不痴，秦章汉玺惟所为。锟铻切玉如截脂，五花不律工临池。蝌文鸟迹纷纚縰，虽然七尺形颇秽。意气直与苍旻期，纯钩血浸光陆离。荆卿、田光汝所师，何论区区顾恺之。 詹景凤认为詹濓是仅次于何震的篆刻家。周应願《印说》中，也称他“刀法蹇蹇，正合玉著，后生可畏，以待来者，摹印一脉，正未可量。” 评价均甚高。但今人已不知詹濓为何人，更不知他的印风。笔者曾据袁中道《游居柿录》中文字 考证，詹濓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客死真州 （今江苏扬州市仪徵市）。 詹濓交游甚广，当朝名士若邹迪光、袁中道、屠隆、龙膺、谢肇淛、吴文奎等均与之有交，或以诗赠之，或以文纪之，但他常常手头拮据，经济困难，晚年尝向方用彬借钱还债，称方氏为“重生父母”，可见其虽以卖印为生，而并不能安居乐业。 罗南斗亦富商家庭出身，其父罗龙文（一名罗小华、罗少华）为著名墨商。在依附严世蕃之后，大量为严氏父子搜括名家书画、古玩，眼界大开。青少年的罗南斗亦深受熏陶。严氏父子事败籍没后，罗龙文以严世蕃死党问斩于市。罗南斗从此隐姓埋名，以太原“王常”氏遁迹吴越间。他有鉴定功力，又精通书籍刻版，故被云间顾从德收留利用，著名的《顾氏集古》印谱实出其手。所以顾氏印谱成为明代篆刻艺术勃兴的重要里程碑，其中实已显现徽籍印人的作用。 类似何震、詹濓、罗南斗者，还有今人较为熟悉的苏宣，他年轻时因仇杀人，背井离乡，“遁迹淮海间，如古夷门屠狗卖浆者流”。 自然也属于浪迹江湖、居无定所者。他的先人究竟是地主还是徽商，不很清楚，但他自己说：“先太学宇内交游不少，故名公大人无不欲力持余。而吴门文博士寿承先生，以通家坐落帐下。然食指曰贫，书剑埋没，乾祿无谋，喟然叹曰丈夫不能执一艺成名，而釜甑生乎？乃取六书之艺博之，而寿承先生则从谀之。” 这是苏宣的自叙，“先太学”指其父曾入太学。其实，明代已不设太学，只有国子监。所以苏宣的父亲应是入国子监读书的监生。显然苏宣无职业、无功名，虽与何震经历不同，但都以“执一艺成名”，他因文彭指点，经过努力而善刻印，于是走江湖，游于名公缙绅间，时誉与文彭、何震鼎足而三。当朝名士若东阁大学士施凤来亲为其作序，并称其“海内推第一手”。 又有陆淘在《印略小序》中说：“国家二百四十年间来，此道仅两三人”，称赞他为“一代宗工”。 苏宣晚年状况，疏于史料，不能详知，或生活境况好于客死他乡的何震与詹濓，但他们的生存方式仍多有共同之处。 此外，从吴山的资料可知他曾“游于秦、晋、燕、赵之墟，其客楚尤最久” 。又汪关，家本素饶，因“好古、好客中落，以篆刻奔走南北，自名卿以至山人、墨客多其制印。” 又程邃“以诗文书画奔走天下，偶然作印，乃力变文、何旧习，世翕然称之”。 何震、詹濓、苏宣虽为徽产，却主要活动于苏州、南京、扬州等东南大都市，何震、詹濓还都曾游北京。其他如罗南斗、吴良止、金光先、黄圣期、汪关、吴忠、吴迥、吴正暘、吴泰和、胡禹声、吴山、吴荣、程邃等，不一而足。经济上虽有贫富之分，如金光先、吴良止都是富裕家庭，但奔走江湖、依附名公缙绅，以篆刻一技名世则多有相同特征。 他们与印工艺人倒底有多少区别呢？第一，并不固定摆摊设点，而多以逰走依附名公缙绅为主要目标，此与刻工异者。第二，刻工之善他们又多能胜任，王圻在《跋右丘印谱》云：“新安右丘吴君，敏爽多伎能，尤精六书奥义，其所镌金、银、铜、石印章，俨然古篆隶家法，其制纽绶，一一摹稟上代，杂之秦鉨汉符中，莫能甲乙。” 他不但金、银、铜、石印章皆能刻制，还善雕钮。我们从前制表格中，还可看到善刻玉印和黄杨、象牙者。不言而喻，这些工艺复杂的手艺，绝非文彭、许初、詹景凤等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篆刻家所为、所能为，此又是这类印人与文人之异者。 徽籍印人这个概念中，我想应该包括了诸种成份，正如引前周应愿《印说》文字中对印人的表述，第一种文人、第二种江湖行家、第三种印工（不识字刻印者）。印工历史上常称印匠、金工、剔匠等。这些手艺人，其实并非完全没有文化，所谓“不识字”者，或即言不通字学，文化层次较低，而只知道依样画葫芦。第二种江湖行家，其实很难界定其属性，从所善手艺而言，以特技善长，很可能水平高于匠人，而文化层次则良莠不齐，其中不乏优秀者，在长期实践中，能识古文奇字，甚而在精通字学方面不亚于士大夫文人，所以他们又不同于真正意义上的文人。 概言之徽籍印人中的绝大部分人，其身份在匠人与文人之间，其身份之不确定，亦正是其特征所在。以今日之言，或可称之为职业篆刻家，此大约就是“江湖行家”之“行”所包含的原意。典型者如何震、吴良止、詹濓、苏宣、金光先、吴正暘、吴迥、汪关、吴山、吴右丘、程齐、吴泰和、江皜臣等等。他们占徽籍印人之大半，在晚明亦名声最著。清注意，在这些人的材料中“奔走天下”、“游四方”和“以一技成名”是高频律出现的话语。而“奔走天下”和“以一技成名”，又最能体现徽州商人与徽州工匠之特质。 这些职业篆刻家在晚明的地位，是逐渐发生变化的，其出道之初，士大夫文人可能将他们与艺人、工匠等同看待。然而晚明的士人与工匠、艺人由于时代的原因，发生深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终使他们的地位与文人士大夫平起平坐。徐世溥《与友人》札中写道： 当神宗时，天下文治向盛，若赵高邑、顾无锡、邹吉水、海琼州之道德风节，袁嘉兴之穷理，焦秣陵之博，董华亭之书画，徐上海、利西士之历法，汤临州之词曲，李奉祠之本章，赵隐君之字学，下而时氏之陶，顾氏之冶，方氏、程氏之墨，陆氏攻玉，何氏刻印，皆可与古作者同蔽天址。而万历五十年无诗，滥于王、李，佻于袁、徐，纤于锺、谭。 这段文字中，前叙文人、后叙良工艺匠，何震与制壶之时大彬、攻玉之陆子刚、制墨之方于鲁，同置名于后，且成为万历文化之代表载入史册，其地位何等重要！然而不得不承认，文人称何震、苏宣等人为“一代宗匠”也好、“当代第一”也罢，其立场与徐世溥同，都未把他们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文人。 三、从明代徽籍印人看晚明士人风气之转变 徽籍印人中的大部分，表现出既似文人又似匠人的特征，但当我们看其时文人士大夫为他们所作的印谱题跋时，往往发现其称呼非常特别。我们知道文人篆刻家若有功名或得官，文章中以姓名后系上功名和官名是常见者，如文国博、唐解元、王舍人、王历城等等。而徽籍印人，高士称不上，诗人称不上，在达官显贵笔下，或称门人、山人，或称友人，甚者直呼程生、刘生，名、字且不知，更无需知其籍贯了。很显然，文人在欣然获得某印人为其所刻印章时，被请写序、题词就成了一种回报，不过在这些文字中，除开赞美溢词少不了外，也或能透露出他们眼中真正的印人地位。 王穉登在《金一甫印谱序》中云： 余友金一甫儒而不为覊，飞翰挟藻，混迹朝市之间无所忤，若东方先生玩世，然究心篆籀之学，铜盘、《石鼓》、秦碑、汉碣能暗摹而得。以其馀事，刻缕玺铜玉石，运刃如画沙，罔有凝滞。十三匠貌，十七匠心，斟古酌今，各得其半。 这段文字，显然是下笔时精心思考的，一是巧妙地交待了金一甫的身份，“混迹朝市之间”，且善刻镂玺铜玉石，很显然此非文人士大夫所为，因为只有职业艺人才能有刻玉镂铜的技术，二是“十三匠貌，十七匠心”，“匠貌”二字虽只占十分之三，但其工匠特征已经点破，匠心也罢，东方先生玩世也罢，只是文人笔下的赞誉罢了。在徽籍印人中凡能刻玉、刻水晶、刻铜者，实际上都是职业刻印艺人。 如果读一读朱继祚为莆田印人余藻《印鼎》所作序中的一段话，便更清楚文人篆刻家与职业刻手间的差别了。其云： 我朝文寿承氏工于书而精于刻，第以贵，不能数为人作。及何雪渔氏得其笔法，通于刀法。今雪渔往矣，工印章者毋虑数千家，甚至假托钟鼎，借形鱼鸟，以欺掩尘饭土羹之痴儿，其所售偏易就，而精六书者，几不能与之争下驷。” 因何雪渔等一批印人与文人结合后登上历史舞台，于是不向文人学习，而仅以混饭吃的刻印工匠，也因此而地位改变从中获益。 古代文人与印工之交往和互动，从现存史料看，可追溯到宋、元时代，但应该说是个别的并非普遍的现象，而徽籍印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段，正值晚明士人风气发生大变的时代。 明代嘉靖以后，随着新经济因素的增长，商贾在经济生活中也日益提高着自己的地位。以百工为主体的市民阶层迅速膨胀，且越来越在都市生活中发挥作用。手工业生产如纺织、冶炼、印刷、建筑、陶瓷、造纸都有迅速发展，至万历时期使明代达到封建经济的顶点。文人士大夫与市井百姓、百工艺人的接触亦日益扩大，随之而来的是士人风气、审美情趣、癖好的改变。这一时期的思想界也因市民文化的觉醒，发生着天崩地裂的变化。由于王阳明“心学”与李贽“童心说”的出现，传统的哲学体系、道德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在文学上，从公安三袁对前后七子的批评，到竞陵派的出现，于此时掀起了个性解放的思潮，士林之风为之一变。公安三袁之一袁宏道在《时尚》一文中云： 古今好尚不同，今薄技小器皆得著名。铸铜如王吉、姜娘子，琢琴如雷文、张越，窑器如哥窑、董窑，漆器如张成、扬茂、彭君宝，经历几世。士大夫宝玩欣赏，与诗画并重。当时文人墨士、名公巨卿，炫赫一时者，不知湮没多少，而诸匠之名，顾得不朽，所谓五谷不熟，不如稊稗者也。 这是一段重要的历史史实记录，在以往的研究中，多被人忽略。袁宏道在这里揭示的，一方面是百工技人的地位升高，所谓“顾得不朽”，另一方面可看到清玩文化的延伸，导致工艺品上升到与文人传统中的诗画并重的程度。 按高濓所云，当时士大夫“遍好钟鼎卣彝、书画法帖、窑玉古玩、文房器具，纤悉究心。” 在周应願《印说》中对当时文人喜好玩印也有类似的描述，谓： 吾家伯叔昆季中，多好印，能鉴赏。吾识赵君、陈君、徐君二三友生俱好刻印，能鉴赏，古书须是好装订，古画、古帖须得好裱背，古印须得好珍藏。鉴赏好事家但得精选汉印百馀，随时代先后品物高下，一一诠次之，展玩间，两腋习习风举，古物在目，古书在手，古意在心，兴之所到，和墨伸纸，信手挥毫，象形得意，题印成章，索酒润笔，引觞大醉，天下之乐，未有过于此者。 这里的描述既可看成是玩印者的一种审美娱悦，也可看成是当时士大夫文人清玩活动中的时尚。 文人于清玩如此重视，必离不开百工艺人的发展，这是一种互为因果的社会关系。除上述袁宏道提到的铜器、琢琴、漆艺、瓷艺外，他如：紫砂壶、锡器、牙雕、竹雕、漆雕、玉雕、制扇、制笔、制墨、制砚、书籍装订、水印笺纸、雕版木刻、装裱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其中印章自是清玩中不可缺者，实用以外，文人书画家与印章，真可谓“不可一日无此君”。 “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观念，在这种大潮中，逐渐被赞誉技艺的声浪所淹没。艺匠良工与书画名家并列，在这一时期被视为理所应当的事情。我们可以在这一时期文人的论述中屡屡见到对艺人技艺的赞美。周应願在《印说》中云：“昔人云，吾生有一绝技，便足不虚此行。墨如罗小华，價重一时，后邵格之亦盛行于歙。”何伟然云：“技到妙处，皆足不朽，何必骚问？” 张岱更云：“世人一技一艺，皆有登峰造极之理。” 于是士大夫不仅不惜重金购买当代工艺品。宜兴制壶高手时大彬，“当其柴米赡，虽以重价投之不应”，“四方缙绅往往寓书县令”代求壶具，以“必取之”而后快。 何震的印章亦不亚于时大彬之壶，他“去世二十余年，海内购其印章，如古玉铜器” ， “片石与金同价”。 这一时期士大夫也可放下身价与艺人工匠交友，且过从甚密，李日华恭请景德镇瓷工吴邦振作盏，并赠以诗：“凭君点出流霞盏，去泛兰亭九曲泉。” 更有甚者，兵部侍郎徽州汪道昆与徽州著名墨工方于鲁结成姻亲。“新安人例工制墨，方于鲁名最著，汪太函司马与之连姻，奖饰稍过，名振宇内。” 何震亦甚受重视，“主臣骯脏负气，其游公卿间，若汪司马、王司寇诸公，并礼之如重客。” 至于文人与印人交友、酬唱，为之题跋、作序题辞者，更是举不胜举。 时尚如此，不难看到，有特技的手艺在这一时期所以得到社会承认，乃是社会的需要所致。士大夫在清玩中需假手能工巧匠，所以文人出点子，或按自己的意图，由工匠艺人完成作品的过程，成为清玩文化中的一个特质。这种文人与艺人的结合，当以被称为晚明清玩文化顶峰的胡曰从十竹斋水印饾版彩色版画为代表，很显然，胡曰从本人不可能直接掌握彩色水印的复杂工艺，因此工匠艺人的作用被显示出来。 印章艺术较之种种其它具有工艺制作过程的艺术，有其特殊的一面，其先如文徵明、文彭等文人在篆印后交雕刻名匠鲍天成、李文甫等鎸成。从元代以来，虽不乏能自己刻印的文人，但文人设计而由工匠完成制作的大风气并未改变。由于青田石在明嘉靖间广为世人所知，文人因石章易受刃，而使自篆自刻的可能成为普遍的现实。这种变化，促使文人篆刻家期望通过接触刻印艺人而熟悉他们的技艺，从而转换成自己手中的刻印技法。反之艺人亦通过与文人艺术家的交往，获得知识，从审美观念上的改变原有的认识，并借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由于文人与艺人的普遍结合，请注意，并非个别的，而是普遍的风气所至，遂促使万历时代的文人篆刻艺术得以迅速的发展。徽籍印人由于活跃于苏州、南京、扬州、杭州等东南大都市，人数众而广，人才资源丰富，且善以徽商之活动方式与上层文人士大夫结交，故而在这股“时尚”风气中，游刃有馀。 四、晚明徽籍印人崛起之因 万历年间，徽籍印人越来越多，正有“不尽长江滚滚来”之势。除开因市民文化之觉醒，促使士人与工匠艺人间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原因外，当还有徽州本身的因素在。 徽州地区，下辖今皖南的歙县、休宁、祁门、绩溪、黟县及今江西北部的婺源诸县市。历史上此地山水滎回，土硗地狹，本是贫瘠的山乡。耕地少而多山产，如茶、木材、生漆。另外因文房四宝中，这里独占歙砚、徽笔和徽墨，故可谓特产文房手艺人。明成化、弘治年间开中改制后，安徽籍商人逐渐在商业中击败陕、山的西贾，占据了东南一带的市场，以经管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徽商以东南的都市为发展基地，又以其雄厚的资产迅速改变着这一地区的面貌。这一时期的江南园林建设，百工技艺发展、生活习俗改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都与徽商相关。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徽商为主体的商贾一样也影响着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他们中的巨商开始培养下一代读书做官，光耀门祖之后他们开始重建族谱，甚至投资教育、开办书院，在附庸风雅中由购玩古玩字画，发展到鉴藏，进而投资培养书画家。在以后的发展中，至清代在盐业、漕运的中心扬州，徽商们在艺术、学术的发展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资助作用。 文人篆刻艺术发展到嘉靖、万历时代，正值徽商兴旺之时。徽商不仅带动了大都市的商业，也将徽产百工艺人带进了大都市。顾炎武（1613－1682）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云： 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灿，不宜稻梁。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粪壅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收入不当其半。……小民多执技艺，或负贩就食他郡，常十九。……田少而值昂，又生齿日益，庐舍坟墓不毛之地日多。……以故中家而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 在顾炎武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在徽商的总概念中，正包含着那些“小民多执技艺”与“负贩就食他郡”的人，因产生原因相同，故均列入“常十九”的徽州商贾队伍之中。实际上发迹的徽商中，有许多人其初即以技艺闯荡江湖。而徽商占有巨富之后，又从故土带出同族同乡的执技艺的小民，因为许多资料表明这种同姓、同乡的依附关系是以经济为钮带的。徽州原本应有着徽雕的优秀传统，例如木雕、砖雕、石雕、砚雕及雕版印刷中的木刻版画，而由于徽商崛起，在“绅士化”的进程中，他们在都市兴建园林或还乡扩建祠堂，大大刺激了这些行业队伍的迅速扩大。这种善雕的传统工艺中，正蕴藏着善于刻印的艺人。并为时代提供了一个人才辈出的徽州印人市场。 徽州的地理环境、地理经济决定了以徽商为代表的行为风气，归有光云：“ 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在山谷之间，无平原旷野可为耕田。故虽士大夫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猗顿之盐，乌倮之畜，竹木之饶，珠玑、犀象、玳瑁、果布之珍，下至卖浆、贩脂之世，天下都会所在，连屋列肆，乘坚策肥，被绮縠，拥赵女，鸣琴跕屐，多新安人也。” 徽人既十有九者经商，所以徽商喜远游、善交际、善作生意、亦好挥霍。而这些徽商的行为方式，亦弥漫于徽籍印人的行为之中。 前述已多及徽籍印人喜远游、背井离乡，活动于大都市的各种例证。至于善交际而言，仅仅以为徽籍印人印谱作序跋或以诗赠之达官显贵为例，则汪道昆、汪廷纳、冯梦祯、胡应麟、黄汝亨、王圻、邹迪光、董其昌、陈继儒、刘世教、屠隆、赵宧光、梅鼎祚、魏浣初、李流芳、娄坚、施凤来、李维祯、李日华、俞安期、袁中道、锺惺、张岱……等等，或当朝大臣，或新科状元，或地方文坛，或同乡名士，在印人与士人的互动中，不能不看到他们善交能力之广度和深度，因为他们以治印换回的有可能不是一目了然的金钱，却换回了价值高于金钱无数倍的名声。用今日之言，或可称为名人效应。那些奔走江湖、奔走南北的徽州印人，正是通过“名人效应”，转辗于大都市名公缙绅间，或送印上门，或出其为名人所作之印，复展名人为己所题序跋、所赠之诗。自我推荐加名人推荐，因此寄食豪门，以治印换取金钱。如此日积月累，名声鹊起。 徽州执技艺之小民，善利用同乡关系，原乃做生意之本能，而徽产名士，亦多乐意提携同乡的良工巧匠。如前述，詹景凤鼓吹何震天下第一；汪道昆推荐何震北游遍塞，大将军们为得其一印，慷慨解囊，使何震南归时槖金且满；又如嘉定名士程嘉燧、李流芳祖籍皆徽州，汪关客太仓，贫而痴，然其以印得名，且刻当时名人巨富印无数，皆赖这两位同乡名人推荐与扬名。就此而言，这些帮助印人的徽州名士可谓徽籍印人的重要资助者。 徽州的商贾在酒足饭饱之余，附庸风雅也成为时尚。袁宏道在《新安江行记》中谈到新安巨富时说： 徽人近益斌斌，算缗料筹者，竟习为诗歌。不能者，亦喜蓄图书及诸玩好，画苑、书家多有可观。 也就是玩印章的队伍中又新添了徽州商贾。有如此多的市场，反映了刻印可以谋生，更可以赚钱，所以徽州艺人投身于此行业者自然与日俱增。我们从《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一书中了解到，方用彬刻一印，求印者付“艮三钱”， 又有求数印，“折仪壹两”。 三钱银子在当时价值几何？我们从其时任淳安知县的陈若蘷给方用彬的一个回条中得知： 谨具鲜鹅壹只、鲜鸡贰只、鲜肉壹方、鲜鱼贰尾、京果肆色、白米贰盘、调和肆色、干柴肆束、金酒壹罇，以上代银叁钱奉引。 从这份礼单可知三钱银与农副产品的对换价值。方用彬在当时印名不大，尚可刻一印便值三钱，若何震、苏宣之辈的润笔显然要高出许多。印章刻得好，能获文人雅士赏识，并因此可为稻粮谋，是吸引众多地位不高而又略通文墨的人，从徽州山区而至都市，走上这一行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晚明，这一队伍的人数或许高出我们统计数的十倍、百倍。我们可找到名字的这七十位左右印人，虽非都是执一艺之小民，但其中许多人正是从这一队伍中走出的成功者。 邹迪光（彦吉）在为徽籍印人金光先《复古印谱》的小序中云： 今之人帖括不售，农贾不验，无所糊其口，而又不能课声诗、作绘事，与一切日者风角之技，则托于印章以为业者，十而九。今之人不能辨古书帖，识周秦彝鼎、天祿辟邪诸物，而思一列名博雅，则托于印章之好者，亦十而九。好者恃名，而习者恃糈；好者以耳食，而习者以目论。致使一丁不识之夫，取象玉金珉，信手切割，弃之无用。又使一丁不识之夫，举此无用之物，椟而藏之，袭以锦绣，緾以彩缯，奉为天宝。噫，亦可恨甚矣！ 邹迪光站在士人的立场上，认为当时的印人中，十有九者是些“一丁不识”的混子，他们所刻之印，也实在是些无用之物。其又抨击当时的一些所谓好古之士，通过购买许多这种“无用之物”，椟而藏之，外加锦绣包装，实是为了入添“博雅”之列，弄个好名声。此段文字，言语不免尖刻，但却深刻地揭示了万历以后，刻印行业出现的经济原因，以及官绅士大夫中托印博名的风气。周亮工《印人传·书金一甫印谱前》曾将上引邹迪光这段文字揽入，谓：“余喜其言切中今日之病”，显然周亮工也注意到了“自主臣兴，印章一道遂属黄山”的社会商业原因。徽产印人的大量出现，正如邹迪光所指出的乃是因为“好者恃名，而习者恃糈”的结果。恃者凭籍、依赖之谓也，糈者粮食是也。换言之糊口吃饭和生存使刻印艺人与达官名绅走到了一起。 韩霖在为徽籍印人朱简所作《朱修能菌阁藏印序》中亦云： 余究心此道二十载，殊觉登峰造极之难，于今人中见其篆刻之技近千人。与之把臂而游，上下其议论近百人，其尸而祝之者必曰何氏、何氏。余观何氏生平所摹拟，肖则因规就圆，如土偶之不灵，不然则斫璞为雕，犹画鬼以藏拙，技止此耳。众人匹之，得无举国之狂乎！乃朝学鼓刀而夕得糈也。 此段文字乃韩霖为烘托其友朱简“古心傲骨”、“与今人迥然不侔”而作的对比，但却客观反映出当时印人队伍之大，参预议论者之广。他在批评为稻梁谋而追随何震的印人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朝学鼓刀”的印人，其最直接的目标正是为了“得糈”。换言之“众人匹之”，“举国之狂”的背后，商品经济正是维系文士与印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馀论 明代徽籍印人从前制表格中了解，主要产于休宁和歙县，徽州所辖其它地区，如黟县、绩溪、祁门未见有印人的史料。或虽同为徽州，但出印人的传统主要在休、歙两地，或其它地区虽有印人产出，但含混于新安籍下，未能分辨。这种以刻印为职业的传统，从徽籍印人的史料看，如吴姓、程姓、汪姓等，多以同宗、家族之产出为传承，这也是徽商在各地发展的主要特征。 晚明并非只有徽籍印人才游四方，奔走于大都市，浙江、江西、江苏等地的印人也都有类似的情况，但以徽籍印人最具时代特征。李维祯尝言：“何主臣以篆刻名东南，一时无辈。没而人益重之，片石与金同价。其称为弟子以衒鬻者实繁。” 衒者，本义指沿街叫卖。这说明何震故后，有许多徽籍印人以他的弟子名义，在江湖上“炫耀”而卖印。这种现象以往的篆刻史研究关注甚少，我们今天研究这一现象，并非贬低徽籍印人在明代的贡献，而是通过分析了解明代篆刻艺术发展中徽籍印人的真实情况，以及这些看似身份低微的印人在篆刻史上的重要作用。 毫无疑问，在晚明徽籍印人的贡献最大，如徽籍印人朱简在《印经》所言，万历时的篆刻流派，有文彭为首的三桥派、何震为首的雪渔派、苏宣为首的泗水派，其中有二个流派的领袖是徽州人。但朱简并未以地域划派，更未言有徽派，并将闽、浙、苏三地的印人各各归入以上三派。这说明当时徽籍印人的队伍虽然庞大，但由于在客地生存，在客地出名，奔走四方，并未如清代的徽州商人集中在扬州落户发展，从而形成地域性很强的印人群体。所以称明代有徽派之说，既无一条明人史料为证据，也是有违史实的。 � 明·梅鼎祚《印法参同序》 据梅鼎祚《鹿裘石室集》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明天启二玄白堂刻本 � 明·赵宧光《朱修能印品序》 据明朱简《印品》万历钤印本 � 清·周亮工《印人传》卷二《书程孟长印章前》 据康熙十二年周氏刻本 � 明·方扬《方初菴先生集》卷九《九池先生行状》 � 明·万历《歙志·传》卷五《文苑》 � 详见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 明·詹景凤《詹氏小辨》卷二十四《具雅——笔纸墨砚砚山印章等具》 据明万历刻本 � 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页641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 明·詹景凤《詹氏小辨》卷二十四《具雅——笔纸墨砚砚山印章等具》 据明万历刻本 � 明·冯梦祯《题俯何主臣符章册》 据黄宗羲辑《明文海》卷三百十七《四库全书》本 � 明·万历《歙志·传》卷五《文苑》 � 明·方扬《方初菴先生集》卷九《九池先生行状》 � 清·康熙《休宁县志》卷十二《文苑传》 � 详见陈智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一页《方用彬及其亲友》一文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 明·陈继儒《印品序》 据朱简《印品》万历钤印本 � 明·邹迪光《朱修能印品叙》《石语斋集》卷十四 《四库存目丛书》本 � 明·邹迪光《朱修能印品叙》《石语斋集》卷十四 《四库存目丛书》本 � 明·韩霖《朱修能菌阁藏印序》 据朱简《菌阁藏印》天启乙丑钤印本 � 明·龙膺《龙太常文集·纶濦文集》卷三《金仲粟印谱小序》 据清光绪十三年龙氏重刊本 � 明·冯梦祯《题何主臣符章册》 据黄宗羲《明文海》卷三百十七《四库全书》本 � 清·周亮工《印人传》 据康熙十二年周氏刻本 � 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七《人部三》2001年上海书店《历代笔记丛刊》本 � 清·周亮工《印人传》 据康熙十二年周氏刻本 � 明·周应願《印说·得力》明万历刊本 � 明·周应願《印说·得力》明万历刊本 � 明·徐上达《印法参同》卷二十八戌部《何震》 据万历甲寅钤印本 � 明·吴文奎《荪堂集》卷三《赠詹淑正十六韵（有序）》明刊本 � 明·邹迪光《调象庵稿》卷六《痴绝行——赠詹淑正》明刊本 � 明·周应願《印说·成文》 据万历刻本 � 参见黄惇《明代印人方用彬及同时代印人研究》 据2005清华大学出版社《艺术与科学》卷一 115页 � 明·苏宣《苏氏印略》自序 据万历丁巳大障苏氏钤印本 � 明·苏宣《苏氏印略》自序 据万历丁巳大障苏氏钤印本 � 明·施凤来《苏氏印略序》 据苏宣《苏氏印略》万历丁巳大障苏氏钤印本 � 明·陆淘《印略小序》 据苏宣《苏氏印略》万历丁巳大障苏氏钤印本 � 明·李维祯《六顺堂印赏序》 据明吴山《六顺堂印赏》万历钤印本 � 明·许承尧《歙事闲谈》卷十五《汪尹子篆刻》 据2001年黄山书社本 � 清·周亮工《印人传》 据康熙十二年周氏刻本 � 明·王圻《王侍御类稿》卷九《跋右丘印谱》 据万历刻本 � 清·周亮工《尺牍新钞》卷二 1986年岳麓书社版第59页 � 明·高濓《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 � 明·周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