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西北边荒布道记_及其史料价值_刘瑛

《西北史地》1997年第4期《西北边荒布道记》及其史料价值刘　瑛《西北边荒布道记》(下文简称《西记》)1930年上海广学会(英美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出版机构)印行。由上海广学会干事英国牧士季理斐意译,北平谷云阶执笔。原著者Mildredcable和FrancescaFrench是内地会(以英国为背景的外国传教士的派遣机关)派往山西霍州教会帮助工作达二十一年之久的修女。她们和另一位修女在看到甘肃省的地图,了解到甘肃省基督教发展缓慢的状况后,决意于1923年6月,从霍州出发,来甘肃布道。《西记》实际上就是三位修女在甘肃河西以及更西一带布道旅行日记的择译本。从版本而言,并无称道之处,字数也不足三万。但配有旅行地图和八桢照片。在伊斯兰教和佛教特征突出的西北地方文献中,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甘肃提供了独到的视角。一、彼时的甘肃社会《西记》中的三位修女从1923年6月从山西霍州启程,坐人力车到西安。从西安坐骡马大轿走十八站经平凉、静宁到兰州。从兰州出发开始布道。先后去过永登、武威、酒泉、张掖、高台、安西、敦煌等地及沿途的村镇。并由张掖到达过青海藏区(中所说的西藏)。其间返回兰州一次,复又出发往河西一带。至1926年6月由张掖经哈密、乌鲁木齐再往西到西伯利亚铁路回英国。在甘肃历时三年,这期间,甘肃和全国一样处于军阀的统治下。直皖战争后,甘肃地方军阀利用人民反对皖系张广建统治的情绪,乘机掀起争督风潮。1924年3月,北京政府任命陆洪涛为甘肃省长并兼任甘肃陆军第一师师长,独掌甘肃军政大权,政局稍趋稳定。1925年9月风云又起,陆洪涛病重,其部属李长清伺机兵变。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为甘肃军务督办。10月,冯遣刘郁芬部进入兰州。1926年9月,刘郁芬最终消灭了地方军阀势力,底定全省。在此期间,回汉军阀,争权夺利,各自为政,就地任免官吏,截留税款,私没税卡,强摊浮收,横征暴敛,贪赃枉法。甚至开放烟禁,征收“烟苗罚款”。1924年,全省又遭大旱,皋兰等17县灾情严重。致使耕地面积税减,1925年的耕地面积只有1920年耕地面积的42%。而交通运输业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省内不但没有铁路,公路交通也极为有限。新式工业更是微乎其微,商品经济无法发展。百业萧条、凋敝不堪。广大人民更是饥寒交迫。这一切在《西记》中均有自然的反映。·97·二、彼时甘肃的基督教基督教在我国通常专指十六世纪初叶宗教改革运动中从天主教分离出来的新教。其各宗派,于鸦片战争前后陆续传入。1900年以前是基督教的创业时期,传教事业虽力量很弱,却也遍及全国各省。1876年始入甘肃,最先进来的,就是内地会。1900年以后,传教事业在地域方面扩展迅速。但在当时全国第三大省的甘肃(包括现今的宁夏和青海),由于交通困难,经济落后,民族成份复杂,原有宗教势力强大,加之居民守旧,教育程度低下。使得当时甘肃基督教情形,宜若中国他处教会五十年前之状况。截止1920年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的统计:本省有宣教师驻地十七处,共有宣教士七十二人。没有一个城市住有一个以上的差会代表。平均每四千五百居民中有信徒一名(在全国仅高于四川),受餐信徒共一千三百三十六人,基督教团体人数总共二千五百十九人。而《西记》中的三位英国修女,正是立意于改变这种状况而西行布道。“在平凉有瑞典国的传教士和他的妻居住布道……他指着甘肃西北边界说,那里有一座大城,名叫肃州你们若爱甘肃,不如到那城去传福音。”对照有关史料,这位瑞典籍牧士应该就是甘肃基督教三大差会之一的协同会的初创人多宝,平凉是其传教区域的中心。多宝1917年来甘,1930年回国病故。此后,他的儿子、女儿、女婿都曾在平凉主持教会。“离静宁州走七站的路,没有一个传福音的,我们叹息这么多的人们没有机会晓得耶苏的救恩,但是越往西北去,越有这种情形。”“到了兰州紧靠着黄河,那里有内地会的教士,并没有别的传教士”这正印证了上文所述:没有一个城市有一个以上的差会代表。“从兰州起身,第四日到平番(永登)……在那里住了一个月,我们住的房子是一位传教士的住宅,他回来,我们就往凉州府去了,路更难走了。”可见永登当时亦是基督教宣教师驻在地。“凉州有内地会的西教士,已经住在那里四十多年。再往西就没有西教士了。”有关资料记载:1888年,凉州(武威)开放为宣教师永久驻在地。“走六日的路程,到了甘州。那里有一位基督徒,他一面治病,一面传道。”这与《中华归主》所云“中国医生高某同两名中国助手在甘州(张掖)代表内地会行医兼布道工作。”是相吻合的。“我们到了甘州,有好些教友欢迎我们。到主日欢欢喜喜的集会礼拜,那位传道先生站起来说:̀我们这里的教友对于圣经的知识很浅薄,所以我们四年的功夫切求主差遣两位妇女到这里来,你们看,来了三位,我们应当感谢上帝'。”可见当时张掖的教务活动比较活跃、规范。那里的教徒甚至组织了布道团。陪同三位修女去酒泉布道。三位修女在河西一带布道达三年之久,主要的活动可归结为:送或卖圣经给百姓;讲经;传授注音字母,这在当时应该是适宜中国国情的较先进的布道方法。(民国初年,政府委派学者制定了三十九个注音符号,用以表示每个字的发音。1918年中华续行委办会决定所有基督教机构都使用注音字母)。三、彼时的高金城高金城,字固亭,河南襄城县麦岭镇人。家境贫寒,自幼在福音堂做杂工并入教。中学毕业后,在开封内地会医院勤工俭学,取得毕业证书。1917年起,先后在兰州、张掖、酒泉等地创办教会和福音医院。1938年初,受党的委托,到河西营救西路红军被俘、流落人员时,残遭杀害。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是一位匡扶正义,同情革命的爱国者,也是一位博爱为怀,济世救人的基督徒。《西记》中三位英国修女在河西布道的日子,正是高金城在河西·98·行医传教的时期。据《西记》记载:高金城一面治病,一面传道,并主持教务。三位修女曾受他盛情款待。甚至有蒙古王携妻带子数次从阿尔泰山北边前来求医;亦曾为受虐待的小女仆割去冻伤溃烂的脚。关于他的生平记述为:“他十六岁时皈主,后来学医,忽然蒙主选召,叫他离开河南,往甘肃去传道。这时候,他二十七岁,他就收拾行李,携带妻子并两个女儿往西北来,一面行路,一面传道,到了甘州,好象听见主说,`这是我为你预备作工的地方。'他就在甘州住下了。渐渐有男女信了主”。而关于高金城1925年在酒泉被捕入狱的前因后果,《西记》的记述,应该是最早最直观的。“甘州的基督徒不肯种　粟,惹那些非基督徒的忌恨。正值一个大庙会的时候,雇了几个流氓,攻击教友卖书的摊子。他们就互相打起架来,偶然间有一个老乞丐死了,仇敌们就控告教友们杀了人,兵丁来捉了二十个教友下了监狱。人们都说教友并未曾杀人,但是官府仍不释放他们。教会里有一位有道德热心的医生,对于教会甚有助力,官对他说,你们的教友在监里死了一个,彼此相抵,和平了结罢。过了不久,这位医生因为保护一个受屈的穷人,惹了仇敌的嫌恶,就诬告他曾劫牢反狱,救出一个回回来。上文所说将小女的坏脚割去,就是这位医生。小女的主人深恨这位医生,将他捉拿下在一个黑洞里。他在里头四十二天之久,我们设法要救他。兰州的官也过堂审了他一次。但他批的不公。后来兰州又派了一个委员要审查。他来审查医生毫无罪过,并且见证人都异口同音的说监牢并未曾破。正在那时候,甘肃的省政府起了风潮,冯玉祥的军队也来了,不久到了肃州,他们将一切事都赶快改良,街道加宽,为贫孩开设工厂等,所以后来医生到兰州去再过了一堂,就被释放了。冯玉祥派他为红十字会的医生。他在监牢里身体瘦弱,出监后渐渐强壮起来,他感谢主,因为配为耶苏的名受苦他以后更有力量为主作见证”。应该说《西记》的史料价值首先是基督教的,因为它整体反映的是那时甘肃一带的基督教。但它同时也是非基督教的,因为它亦反映了那时甘肃除基督教以外的宗教、民族、民俗、政治、经济、交通、地理等社会生活诸方面。尽管它的观点是基督教的,也正因为如此,它所体现的史料价值才具有特殊性。参考文献:《中华基督教会年槛》第四期,中华续行委办会编。1917年。《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出版,1985年2月《甘肃省基督教志》甘肃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印。1989年11月。《高金城烈士事略》关维民、全士英,《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