俑：中国古代墓葬中的重要随葬物品研究

俑：中国古代墓葬中的重要随葬物品研究（一）前言中国古代俑的研究是一个既涉及到材质、工艺、装饰、造型等要素的形而下的学术范畴；同时由此而衍生到宗教、权利、政治与仪式的文化语境的复杂综合体。早期俑的发掘、出土与展示通过考古学的实践，见之于、仪式和写而呈现于墓葬之中。墓葬、遗址等考古出土的俑随即脱离原来的历史地域原境，被分别以材质、工艺、造型与装饰门类的不同而收藏于库房的不同部门，最后通过木俑、陶俑、石俑、青铜俑、玉俑等分类方式呈现于观众。然而，这种现代的机械分类是不科学的，它脱离了俑所处原始语境的客观性。（二）墓葬语境的陶俑：角色、性别在陶渊明、谢灵运的诗歌中，墓葬是一个冰冷、凄凉的地下世界，然而俑以不同性别和角色的出场在墓葬中扮演了生气活现的功能。俑的角色与陪葬物一起共同为墓主人营造了一个想象化的理想地下生活的场域，它是现实生活的镜像与反转。凌家滩文化出土的玉制人俑辽宁凌源红山文化神陶俑安徽凌家滩文化出土的玉制人俑和辽宁凌源红山文化女神陶俑是中国出土的最早的俑，考古学家在遗址附近发掘的建筑遗迹表面，俑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扮演了祭祀对象的角色。商代晚期的广汉三星堆文化出土的青铜神人像与祭祀遗址证明了这一传统的延续和继承，三星堆的青铜神像在祭祀建筑遗址中仍然扮演了沟通天人的神化角色[footnoteRef:1]。[1:周新华《三星耀天府：三星堆文化和巴蜀文明》，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墓葬中的俑起源于战国明器的概念，“明器者，貌物而不可用”。一方面，它形式上与具备实用性的器物别无二致，体现了儒家孝道观念对墓葬的延伸与影响，另一方面它在墓葬的语境中磨灭掉实用性的特征，强调了生与死的人生界限。通过明器这种象征物，儒家的葬礼得以用比喻的手法传达了对死者的哀悼，因为它最大限度的避免与调和了人殉与人牲制度的极端和薄葬的不孝。俑在墓葬中的出场，从战国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角色扮演是它最大的特色。秦汉时期的俑主要扮演服侍墓主人的目的，由于墓葬经历了“周制”到“汉制”与“晋制”[footnoteRef:2]，“屋宅化”观念下使得墓葬在建筑层面上模拟地上宫殿与居所。贵族阶层生前富饶安康的生活延伸到死后世界必然带来“人”与“物”的二元构成，“物”指代墓葬中随葬的各式器物；“人”就是让这些随葬器物发挥功能的各类明器“人俑”。汉景帝阳陵丛葬坑、长沙马王堆轪侯夫人墓和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室中都出土了大量材质、工艺、装饰各异的人俑,批量化的人俑甚至可以实现模件化和规模化的生产与制作[footnoteRef:3]。阳陵裸俑和马王堆木俑原来是穿着丝织衣物的，加上人俑在墓葬语境中的随葬物品共同构建了书童、士兵、侍女、厨师、舞乐、管家等角色。刘胜墓除却上述角色外，在后室中的一位“食风饮露”的玉制人俑应该与道教升仙观念有关。东汉陕西地区墓葬中出现的铅与锡等金属的人俑，学术上称之为道教“解除俑”[footnoteRef:4]，目的是为剪除死者生前与死后的罪孽。铅与锡是道教内丹与外丹仪式中基本的金属材料，所以用铅与锡制作的“解除俑”就具备了保佑死者灵魂安宁的作用。[2:俞伟超认为中国墓葬制度经历了“周制”到“汉制”与“晋制”的演变，周制是棺椁土葬，汉制模拟贵族生前居所，具有建筑化倾向，“晋制”的显著特点是墓室结构相对于汉代的繁缛复杂而将趋于简略，一般为单室墓，南朝帝陵基本继承了西晋传统。参见《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兼论周制、汉制、晋制的三阶段性》，载《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117到124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3:雷德侯《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和规模化生产》，三联书店，2005年][4:巫鸿，施杰译《黄泉下的美术生活》，，2010年]阳陵裸俑战国木质偶人俑汉代之后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虽然墓葬在建筑、制度、观念、仪式上有所改变，然而人俑在墓葬中扮演的基本角色未曾改变。西晋墓葬中随葬的人俑基本区分为两大大类型：镇墓类型，包括镇墓俑、镇墓武士；出行仪仗类型，包括甲骑具装、鸡冠帽骑马鼓吹俑、步兵俑、仪仗俑、男侍俑、女侍俑、伎乐俑，出行仪仗俑群以“鞍马、牛车人俑”为中心[footnoteRef:5]。北魏后期继承西晋文化，随葬人俑的传统自西晋延伸到北魏。北齐、北周、隋、唐皇族皆出自于北魏时期的军镇首领，所以南北朝至隋唐的墓葬制度可谓一脉相承。[5:杨泓《南北朝的壁画与拼镶嵌画》载《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第84页-102页，科学出版社]隋唐时期最具鲜明特色的人俑是见证丝绸之路盛兴的“胡人骆驼俑”，它是隋唐时期中国文化包容与多元化的见证。复杂而多元的丝绸之路中沙漠是主旋律，所以骆驼的这条贸易通道的主要媒介；又因为粟特胡人是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两个端口的桥梁[footnoteRef:6]，所以胡人骆驼俑在墓葬中的出现是隋唐胡人文化兴盛的物证，并且以一种文化的角色带入墓葬之中。[6: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唐三彩“胡人骆驼俑”（三）民俗观念上的人俑墓葬中偶人俑渗透到民俗世界中亦产生了诸多变种。战国、西汉时期的偶人俑，四肢模拟生人可以自由活动，这种样式最终影响到民俗戏曲中产生了傀儡戏即木偶戏。西汉壁画与画像石中百戏表演是重要内容，山东沂南汉墓中雕刻有人物装扮的“鱼龙曼延”之戏，龙和鱼的形象皆为艺人装扮，宋代勾栏瓦肆的民间艺人更擅长表演一种偶人戏。艺人以线提着傀儡表演称之为“悬丝傀儡”；用木棍操纵傀儡动作称之为“杖头傀儡”，这种杂戏正是后来民间皮影戏的来源。（宋）绢本《骷髅幻戏图》磨喝乐，又名摩睺罗、摩睺罗孩儿、摩猴罗、摩诃罗巧神等。购买和供奉这种孩童人偶是宋代七夕节最主要的节庆活动之一。七夕节是秦汉时期神话、天文星象与民俗结合的产物，唐代佛教的兴盛带来宗教观念的渗入，至宋代演变为妇人乞巧、爱情与祈求多子的象征物。唐代的净土宗兴盛的重要时期，净土宗的基本理念之一是“莲童化生”：佛教徒生前的福业与德行高低会以不同的方式化生来到世西方净土世界，以孩童的形象在净土世界八德池水的莲花中化诞生。晚唐时期，佛教逐渐走向下行进入民间[footnoteRef:7]，孩童化生的观念与妇女祈求多子的理想结合最终产生了七夕节磨喝乐崇拜的传统。磨喝乐又泥塑和蜡塑等几种，尤其以泥塑最为普遍，如今民间常见的莲花娃娃、鱼穿莲、连连有鱼、连生贵子等年画、刺绣、泥塑、玩具等是唐宋时期磨喝乐的变体与衍生。民国时期天津张氏家族的“泥人张”艺术正是我国古代泥塑人俑技艺的继承与发扬。[7:[美]威斯坦因《唐代佛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泥人张‘紫气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