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天津故事（1979-1983）

1979年到1983年天津历史 第一部分 天津故事（1979-1983） 1979年 1、城市改革开放起步：1979年4月13日至20日，国家经委召集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家企业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北京召开座谈会，讨论企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决定在这8个企业进行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改革试点，允许它们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根据市场需要安排生产，并在人、财、物方面拥有相应的自主权。5月25日，国务院转发了会议纪要。 2、重建维斯理堂：1979年重建了滨江道教堂（维斯理堂）。维斯理堂是天津市最大的基督教堂，由美以美会（后称卫理公会） 创建，坐落在滨江道201号亦称天津基督教会滨江道堂。由传教士贺庆筹办，天津建华工程公司兴建，1913年5月建成。1958年，基督教会实行联合礼拜，维斯理堂成为四座联合教堂之一，更名为滨江道教会。1966年在文革中教堂被占。1979年12月，滨江道堂在天津各堂中首先恢复聚会。1996年，滨江商厦第二期扩建工程，将该教堂搬迁到山西路，在山西路与哈密道交口处重建新堂，即现在的“山西路堂”。 3、地铁通车：10月10日 天津市地下铁路通车。从南京路与新华路交口的新华路站到西南角(后到西站)，沿途设营口道、鞍山道、海光寺等站，共5.2公里。（1970年4月7日，天津市墙子河改造工程(“七○四七”工程)指挥部成立，王培仁任总指挥。该工程是在原墙子河床上，建一条宽50米的柏油马路；地下通道内建设铁路。） 1980年 天津大发的历史——天津汽车厂的轻型卡车一炮打响。1965年天津汽车工业开始起步，建立了天津汽车制造厂，当时国内只有一汽、上汽、天汽三家汽车生产厂家。 1973年到 1979年，天津生产了 63辆 740型仿丰田轿车。 1980年天津汽车厂的轻型卡车一炮打响。 1983年国家香山会议，确定在天津建设微型汽车生产基地，引进日本大发汽车技术。大发汽车在日本是厢式货车，尽管有很多缺陷。但是这种车型油耗低，经济适用，价格低。引进大发车的目的，是以民用为主，加装座位后，既可以送货又可以坐人，为当时的城乡老百姓出行提供了轿车的替代品。当时天津汽车厂通过谈判，从日本引进了大发总装生产线，准备生产“天津大发”汽车。1984年 9月 25日 22： 05，我国第一辆由中日合作生产的微型汽车在市郊杨柳青镇的天津市汽车制造厂顺利开出生产线。生产上了轨道，市场一下子大了起来，大发车很快就得到了全国的认可。“要发家，买大发，发发发！”上世纪 80年代末，这则广告曾经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过。仅从字面上，已经显示出了大发车当年的火爆态势已经席卷全国。那时候，天津汽车制造厂生产各式各样二十多个型号的大发车，出厂价是 2.8万元，可被车贩子一炒，就能卖出 5.2万元的天价。 1981年 引滦入津：9月27日 中共天津市委决定，建立引滦工程指挥部，李瑞环任指挥。29日，市引滦工程指挥部召开会议，部署引滦工程任务。会上宣布国务院决定，把引滦入津工程全权授给天津，由天津包干完成。引滦入津：1982年5月引滦入津工程全线开工。1983年，8月15日 引滦入津工程全线试通水，17日，滦河水引到天津。上午9时20分，水流到达西河预沉池，下午从西河预沉池向芥园和凌庄水厂送水。18日，自来水公司对水质进行化验，水中氯化物比国家规定低3/4，氨氮含量低9/10。9月5日 上午8点，引滦工程正式向天津送水，以每秒40立方米的流量顺利通过引水隧洞，流向津门。9月11日 位于今三岔河口的引滦入津工程纪念碑揭幕，陈伟达、李瑞环等党政军负责人参加揭幕仪式。纪念碑高24米，在18米高大理石的三角形碑座上，耸立着用汉白玉雕刻的塑像。9月12日 引滦入津通水庆功大会在天津人民体育馆隆重召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人杨尚昆、余秋里、杨得志等出席了大会。会议由李瑞环主持，杨尚昆和陈伟达分别代中央和天津市在会上讲了话。（10月9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成立引黄领导小组，吴振任组长。10月28日，黄河水开始流入天津。1982年1月20日，引黄济津任务完成，天津市共收到黄河水4.5亿立方米。）　 1983年 天津严打：枪毙朱国华。9月2日，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规定，将部分死刑复核权正式下放至地方各省高院。“严打”第一战役重点打击对象是流氓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就是“浮在面上的刑事犯罪”，同时严厉打击杀人、抢劫和重大盗窃犯罪，抓紧侦破大要案和久侦未破的重大积案。第二阶段开始对犯罪团伙进行深挖，为此一些地方公安机关组成了专门的人员负责此项工作。第三战役的指导思想是一手继续抓严厉打击犯罪，一手抓综合治理措施的落实，做到打击、防范、建设相结合，为长治久安打下牢固基础。 在天津比较有影响的是：枪毙朱国华。1983年9月，朱老总年仅25岁的亲孙子朱国华，被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以“流氓罪”终审判处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刑场是东局子靶场。 朱国华是朱德唯一的儿子朱琦（朱德和原配夫人肖菊芳所生，肖菊芳生下朱琦不到四个月因病去世）和赵力平（朱琦和赵力平共育四子一女，即：朱援朝、朱和平、朱全华、朱新华、朱国华）的最小儿子。八十年代初，朱国华大学毕业，在天津铁路部门工作，又是朱老总的亲孙子，很有地位，人长的一般但很讨女孩子们的喜欢。许多崇拜他的女孩子都主动献身于他。朱 国华和这些子弟们常在家中用望远镜窥视后锁定目标，然后约上楼来，吃喝玩耍，打扑克以脱衣为输赢。那个年代，干部子弟是众多女孩子择偶的标准和崇拜的对象。1983年“严打”，随着朱国华落网，五大道不少军地干部子弟也悉数归案，通通被关押在市局看守所，手铐脚镣伺候。一时间，宁静的英租界，这个被津城百姓称之为“高干住宅区”的五大道，警车呼啸，所谓“作风问题”的大小子弟们人人自危。 关于康克清在这件事中的表态的作为如下：康克清惟一接到的是有关部门转来的一份记录电话，向她通报情况。她的态度很明确:“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康克清从未介入此事，也没有任何领导人找她谈过话。凡事依靠组织，这是她一贯的思想。 康克清曾对跟随她多年的老秘书说:“朱德同志生前有过嘱咐:'如果孩子不争气，犯了错误，出了问题，你也不用生气，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子孙不争气，你可以登报与他们脱离关系。'”对于社会上的种种传说和流言，康克清未予理睬，她说:“当务之急是要做好他母亲的思想工作，使她能认清现实，尊重法律，并从中吸取教训。” 就在朱老总的小孙子被执行死刑的次日，康克清外出参加重要活动。行车途中，她平静地对司机说:“刘师傅，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的孙子犯了罪，昨天给枪毙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