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利润的封建化与资本主义萌芽

徽商利润的封建化与资本主义萌芽 叶 显 恩 明中叶至清乾隆年间 , 是徽州商人的黄金时代。 他们财雄势大 , 手眼通天 , 其队伍 之大 , 活动范围之广 , 资本之雄厚 , 皆与山西商人相伯仲。 徽商在流通商品 , 繁荣都市 经济 , 促进社会分工的扩大等方面 , 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他们在明清时期的商业界 享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徽商所聚集的巨量的货币资本 , 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前 提 , 据文献记载 , 徽商由于巨额的利润 , 晚明已出现拥有百万巨资的大贾 〔幻 � 清代乾隆 年间甚至增殖 至 “以千万计” 哟 。 商业资本本身虽然不能引出资本主义的 生 产关 系 , 但它一旦转为组织 、 支配生产 , 就有可能导致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 。 这是资本主义萌芽 的一条途径。 遗憾的是徽商赚得的利润很少向产业资本转化 , 绝大部分却源 源 不 断地 转为封建性的消费。 具体解剖徽商利润的流向及其原因 , 无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丫类 型商人集团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 以及资本主义萌芽时兴时灭 , ‘ 发展缓慢的原因 , 进而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 。 本文 卜 呀 旨在就这一问题作一尝试性的探讨 。 徽州的富商大贾是与封建官僚结为一体的 。 他们享有种种特权 , 在封建政府的庇护 下 , 或用专卖的形式 , 或通过长距离的贩卖 , 最大限度地赚取高额利润 。 徽商由于乡族 观念浓厚 , 各地设有会馆 , 结成地域性的商帮 。 他们之间虽有矛盾 , 但对外 是 彼 此 提 携 , 互相扶持的 , 加之又得到在各地担任政府要职的徽州人的支持 , 所以 , 即使资本不 大的巾小商人也能较顺利地从贱买贵卖中获得甚为可观的利润 。 明代嘉靖、 万历之后 , � 徽州出现了居 民相率为商 , 以营商为主业 , “以货殖为恒产” 的局面。 据文献记载 , 营 商人数竟达居民的十分之七 。 乾隆《款县志 》的作者甚至说款县 “田少民稠 , 商贾十之 九 ” 。 这里所说的农商比例未必完全符合事实 , 但从此可大略知道营商人数之多 。 徽商商业的利润率 , 据宋应星对侨居扬州的盐商的估计 , 明万历年间在百分之三十 光景 �详后 � 。 但这仅是一个大略的估计 。 从商业资本的增殖情况看 , 据笔者所掌握的 资料 , 北宋时大商人甚少 , 其资本最大者以十万计树 。 明中叶 , 商业资本迅逮发展。 万 历年间 , 富商巨贾的商业资本已达以百万计 。 清乾隆年间竟猛增至以千万计 , 从万历到 � � 中 山 大 学 学 报 � � � 含年 乾 隆的二百年间 , 商业 资本的规模增殖了十倍 。 商业资本的增殖量仅仅是并入商业资本 的部分利润 , 明末至清代前期 , 商业利润中还有一部分投入生产领域 , 但数量甚微 。 那 么 , 其余的利润究竟是怎么处置的呢 � 下 首先 , 是以课税 、 捐输等形式奉纳给封建王朝。 富商巨贾固然可以利用特权逃避种 种浮费及额外的勒索 。 但正课是必须缴纳的 。 陶澎 曾指出 � “国初 , 淮纲正课原只九十 余万两 , 加 以织造铜斤等款 , 亦只一百八十余万两” , 到乾隆年间 “已及四百余万 ” , 科则数倍于原额 ” , 一百年间两淮盐课猛增了四 、 五倍 。 更巨额的利润还耗费在所谓 “报效捐输” 的项 目上 , 在明代万历年间 , 款商吴养春 一次就为明王朝捐输三十万两 。 到了清代 , 捐输所耗费的资金 , 数量之大更是惊人 。 现 根据嘉庆 《两淮盐法志 》记载 , 将 “捐输” 一项所缴纳的款额统计如下页附 。 这些两淮盐商的原籍有的虽无明确记载 , 但根据各方面的史料判断 , 可以断定为徽 州人 。 我们知道 , 在清代 , 一般说来 , 北方为西商的势力范围 , 南方为徽商的天下。 据 光绪 《两淮盐法志 》的记载统计 , 由明嘉靖到乾隆期间移居扬州的客籍商人共八十名 , 其中徽人占六十名 , 山西 、 陕西各占十名。 〔”徽商在两淮已经取代山西商人而处于绝对 的优势。 表中所列的各项捐输 , 由徽商出面首创是合乎情理的 。 从康熙十年至嘉庆九年 � � � �一� � � �年 �的一百多年间 , 所捐输的银 � � , � � � , � � �两 , 米� � , � � �石 , 谷 � � � , � � � 石中 , 绝大部分无疑是由徽商承担的 。 明万历末年至清代前期 , 两淮盐实行商人专卖制。 封建政府视徽州盐商为利蔽。 有 时允盐 引 “加斤捆重” , 故意让他们受益 , 但是 , 他们不得不将 巨额的利润在捐输 、 急 公济晌 , 佐修河工、 城工 、 灾娠 、 报效等项下 , 奉纳朝廷。 如不顺从盐官 �盐运使 �的 意旨, 向朝廷报效 , 就会受到盐官和胃吏的额外勒索 , 以致破产 。 所以 , 当朝廷假意拒 收捐输款项时 , 徽商还不得不装出情恳意切 , 真心实意为王朝报效的模样 , 请求赏受。 款县巨贾江春以 “百万之费 , 指顾立办 ” 而得到乾隆的隆遇 , 但也因此陷于 “家屡空” 的困境 , 晚年不得不靠 “贷格 ” 以资营运 〔日〕可见所谓捐输 、 报效 , 实是不得巳的贿赂 。 徽州盐商从人民榨取来的商业�� 润的相当大的部分 , 就这样转到朝廷的腰包去了 。 其次 , 是 “捐纳” 和 ,’� 昌监 ” 的耗费。 在明代 , 商人可以用 “急公议叙卜的方式得 宫 , 这同清代的捐输是叮样的 。 仔急公议叙” 或 “捐输” , 只有议叙授官的可能 , 并不 是法定的 。 议叙官职之大小 , 固然要看捐输的款额多寡 , 但同时也要看皇帝的态度 , 没 有严格的标准。 在清代 , 实行捐纳制 , 官职是定价出卖的 , 监生也可以捐资获得 。 � 为了 跻身于绅矜行列 , 傲商不得不付出一笔商业利润 , 正如一家商人所哀叹的 “捐监援职 , 计费匪轻帅 。 复次 , 是用在培养封建人才的投资。 为 了培植其政治势力 , 徽商是不惜财力的。 他 仃珊建的书院 、 试馆 �在南京 �和资助宗族子弟入学读书及科举费用 , 是需要花费州部分 利润的, 徽属各县每个村寨几乎都设有社学或私塾 , 正如嘉靖 《势源县志 》作者所说的 “十家之村 , 不废诵读 。” 帕在府 、 县学之外 , 又创办书院 , 单敦县 “书院凡数十” 〔“〕。 建置书院、 学校的资金 , 多半靠徽商捐献。 例如款人大盐商鲍志道就曾捐三千金修建紫 第一期 徽商利润的封建化与资本主义萌芽 康熙至嘉庆年间捐输款额统计表一 �军需 � 年 代 � 捐 输 者 � 捐 输 原 因� � � � � � � � � � �蒯娜 � 款额 �万两 � �八�八曰 内��������,工,工�吕����康熙 �� 年 雍正 �� 年 乾隆�� 年 ,’ ,’ � �年 �八�八��甘����‘�月,,曰��‘ ,, �� 年 韶年 陈光超 、 程之欲等 黄光德 程可正 、 程谦六等 程可正等 黄源德等 江广达等 江广达 、 程俭德等 洪簇远 、 程俭德等 洪接远等 汪必相等 洪茂远 、 程俭德等 同 上 洪裁远等 洪盆远、 程俭德等 洪簇远 急公济铜 佐 边 晌 佐征讨大金川军粮 佐荡平伊犁军铜 佐荡平西北军粮 佐平金川军需 一 ,, ,, �� 年 ,, ,, �� 年 ,, ,, � � 年 嘉庆元年 嘉庆 � 年 ,’ ,, � 年 ,, ,, � 年 ,, ,, � 年 ,’ ,’ � 年 小 计 佐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军需 米� � �� 万石 汽��八“�����工勺������,口司�工�移自,土 佐进军后藏军需 平苗族石三保起义军需 济兵食防汉口 佐平川陕楚起义军需 口 扩 佐平川陕楚起义军需 护 � � � 。 � 米� 。 �� 万石 康熙至嘉庆年间捐输款额统计表二 , � 河工 � ,, ,, �� 年 嘉庆 � 年 ,’ ,, � 年 ,, ,, � 年 …一匡竺二…� 两撇商 � ’ �� 江广达等 �佐修黄河经费 �… 洪艇等 �哪河工之用 �� ’ � ”域工之用 �… � …佐弩工 ’…� ‘ � ‘ �…”太 程俭德等…佐修”工 � 款额 � 万两 � �� � � � � � �� ,, ,, � 年 ,, �, � 年 �, �, � 年 小 计 谷�� 万石 � � � � � � � � 。� � 谷�� 万石 中 山 大 学 学 报 � � � � 年 康照至嘉庆年 间捐愉款额统计表三 � 灾济 � 年 代 捐 输 者 �捐 输 原 因 款 额 � 万 两 � 康熙 �� 年 即 即 � �年 , , ��年 乾隆 � 年 扩 ,, � 年 , 刃 � 年 , , � 年 护 ,, � 年 尸 , � �年 夕 ,, � �年 口 , � �年 , , � �年 , ,, � �年 护 � � �年 夕 �, � �年 �, ,, � �年 ,, �, � �年 护 �, � �年 扩 ,, � �年 嘉庆 � 年 即 �� � 年 �� �� � 年 �� �� � 年 陈恒升等 两淮众商 济淮扬灾 济扬州灾 � 。 �� � � 。 � 济水灾 � 。 � � � �� �, 汪应庚 黄仁德等 汪应庚 黄仁德 程可正等 两淮众商 程可正等 两淮众商 �� 即 扩 扩 , 济扬州旱灾 � � 。� � � 。 �� � 济淮扬水灾 � 。 �� ! ‘任������ 内��白�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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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察聪慧而无力从师者 , 当收而教之 , 或附之家塾 , 或助以膏火 , 培植得一 个两个好人作将来楷模 , 此是族党之望 , 实祖宗之光 , 其关系匪小 。” 〔‘�〕茗州吴氏也是 一个以 “商贾为第一等生业 ” 的宗族 。 同治年间 , 歇商曾以一万二千三百余络的巨资在 南京创建南京试馆 , 作为士子乡试住宿之所 。 〔‘“〕可见徽商培养其政治代表之苦心 。 明中 叶至清前期 , 徽州各方面的人才辈出 , 科举登第者 日多。 〔’�〕 他们或 “以才入仕 ” , 或 “以文垂世” , 享有 “东南邹鲁 ” 之誉 , 显然同徽商的资助分不开 。 其四 , 是作为宗族活动和封建慈善事业的费用 。 当地重祠笙 , “平时构争结讼 , 强半 为此” � ‘幻 。 徽商为建祠堂 , 修坟墓 , 历来是慷慨解囊 , 不惜工本的 。 他们还购置祠田 、 祭田 、 族田 、 义田 , 修族谱, 大搞尊祖 、 敬宗 、 睦族和其他封建慈善活动 , 以及修建奖 中 山 大 学 学 报 � � � � 年 励贞节的牌坊等提倡封建礼教之举 。 明嘉靖年间 , 徽 商 金 德清 “往东粤” 及 “京师各 省” 营商 “十余年遂积万金” , 一 回家便捐金六百两建宗祠 , 捐三百两请 “无际大师作 会斋僧” 〔‘。〕。 以 “富而好礼 , 笃于宗亲 ” 闻名的汪应庚 , 除前述的捐资修建学宫等外 , 还在扬州 “兴复平山堂 、 栖灵寺 , 建五烈词 ” , 增修款城的贞节祠 。 卿〕款县棠椒盐商 鲍启运捐资购置族产一千二百余亩 , 其兄鲍志道的妻子将自己的体己钱捐赠 义 田 一 百 亩 。 〔“‘〕侨居杭州的款县新馆鲍概等八名商人 “慨捐已资 , 共成 巨万 , 建立宗祠 , 并输祭 产 。” 〔“� 〕同族商人鲍鸣岐捐赠祭田八十五亩 , 捐义缘地九亩多 , 与宗亲 “合捐上祀户田 十七亩有奇” , “清节户田二十亩” 。 还在新馆 “自置住居一所 , 为他 日守 墓计 。 ” 〔么勺 款人黄正铭辑的 《美萃流芳 》一书 , 提供了徽商在歇西北乡揭田镇捐资兴建寺庙堂 殿和修桥补路的情况的实例 。 现据该书的记载统计如下 � � � � 一 � � !年徽商在揭 田镇为修建寺庙堂殿桥梁等而捐资的数额及所置田产统计 年 代 � 工 程 名 称 � 数 额 乾隆� �年 ��� � �年� 乾隆��年�� �� �年� 开 口 乾隆��年��� ��年� 即 即 �� ,, �, 介 �� �, 乾隆� �年�� �� �年� 共 计 普 济 桥 河 堤 水 射 购置水口桥会田 建文武庙 茶 亭 重修揭田街道 重修观音堂 重修禹王台 重修喝田西南两大路 修上园桥渡 重修忠烈庙 重修玉皇殿 修玄武庙 � �起 � � � �两 � � �两 � � �亩 � � � �了两 �� �两 �� �两 � �� �两 �� 两 数百两 � � 一 �两’ � � � �两 ��,,�,�,,���� 不 详 � � � � � �两 � � � � � � � �两 田� � � 亩 从上表看 , 这些除寺庙堂殿外 , 虽然还有带生产性的修桥补路工程 , 但修建者 仍是从“积善种德 ”着眼的 。 从乾隆四十四年至五十四年的十一年间 , 徽商为弹丸之地的 揭田镇共捐资� � ! � � �两 , 捐置会田九亩七分 , 还有两项工程所花的款额未计在内。 ‘ 、 徽商不仅在原籍慷慨解囊 , 就是在徽人侨居较集中的地方也乐于为封建的慈善事业 捐资。 大凡徽商 “足迹所至 , ‘会馆 、 义庄遍及各行省。 ” 如明代晚期在北京建置北京会 馆的同时, 又在永定门外五里许石榴庄 �� 日名下马庄 � 建有北京欺县义庄代座。 谈义庄 给一组 徽商利润的封建化与资本主义萌芽 “规制甚宏 , 厅事高敞 , 周垣缭之 , 丛缘殆六七千 , 累累相次。 ” 它是经过五拓其地 , 逐步扩建而成的 。 兴建与扩建中曾得到明朝大学士许国 , 清代大学士曹振庸、 潘世恩的 赞助 , 但捐资则 “取于茶商为多” 〔� � 〕。 其五 , 是购置 田产 。 徽州地区山多 田少 , 且土地贫膺 , 没有很多土地足以诱使徽商 投入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 , 加 以万历初年 , 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后的一段时间内 , 土地 负担比以前加重 , 因而使一些商人对购买土地有点裹足不前 。 据比 , 人们往往把 脱离土地的倾向作为徽州商业资本的一个特征 。 〔““〕其实 , 一条鞭法推行没多久便名存实 亡 。 社会上的土地兼并反而愈演愈烈 。 徽商不管在本籍还是在外地 , 都在伸展其兼并土 地的触角。 成化年间 , 休宁山斗俞冕 “商游湖广 , 历数岁计其囊仅足自老 , 乃蟠然归 , 买田数亩为耕读计 。 ” 伽〕徽州藤溪 《王姓阉书》记载: 商人王礼 元自述云 , “思余一 生 , 辛苦江湖 , 创有宜兴福德桥一店 , 小东门一店 , 武进洛阳桥一店 , 虞桥一店 , 镇江 紫院一店五处 , 营运资本 。 ” 后来于崇祯元年(1628年)尽行变卖 , 转于田产 。 铆〕像王礼 元这种弃商置田当地主 , 坐食地租的情况是不多的。 一般是将部分商业利润投入土地 。 例如 , 清代雍正年间 , 休宁巴尔常兄弟四人 , 析产时巴尔常分得土地二十七亩。 分家以 后 , 他在外开质押店 , 从事典当活动 。 从乾隆十四年始 , 把商业赢利不断投入土地 。 到 乾隆四十六年 。 前后共买土地一百七十一亩 , 巴尔常其他三兄弟中两户变卖土地 , 购买 者就是巴尔常自己 。 。幻在外地亦然。 康熙 《清河县志 》记载: 流寓江北清河县的苏 、 徽 商人 、“娘贩鱼盐 , 获利甚厚 ,多置田宅 , 以长子孙_。” 〔名日〕可见徽商虽然投入土地的这部分 商业利润数量不大 , 但没有违背封建社会 “治生 当以末起家 , 以本守之 “的信 条 。 卿〕 , 其木 , 是转向高利贷资本 。 〔3‘〕徽商不仅在徽州境内 , 如岩镇等地大开典铺 , 还在外 地利用高利贷盘剥农民和市民 。 万历年间 , “徽商开当 , 遍于江北” , 在河南一地便有汪 克等二百一十三家当铺。 娜〕崇祯末年 , 徽商汪箕在北京有“典铺数十处 。 ” 娜〕在清代 , “新安大贾 ” , 在浙江嘉兴县 “每以质库居积自润” 。 〔3勺 在平湖县城 , “新安富人夹资 权子母 , ·盘据其中 , 至数十家 , 世家巨室半为所占。 ” 俩〕款县唐模巨贾许某 “启质铺之 肆四十余 , 江浙间多有之” , 伙计 、 掌计等经理人员 “几及二千” , 资金达“数百万” 。 (se 〕 典当业是徽商经营的一项重要行业 , 尤以休宁商为多 。 从上可见转向高利贷资本是徽商 利润的一条出路。 但是 , 必须指出 , 高利贷资本对寒门贫户敲骨吸髓得来的利息 , 除增 殖其本身外 , 有的也流向商业资本 , 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往往互相转化 , 结为一体。 其七 , 以货币的形态窖藏起来 , 也是徽商处置其利润之一途 。 徽商积累起来的金属 货币 , 有的当财富埋入地下 , 退出流通领域 。 直至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时 , 在徽州 “纵兵大抹” , “窖藏” 才为之 “一空 ” 。 〔37〕货币窖藏 , 一方面反映了徽商对货币的崇 拜 , 一方面也反映了徽商资本的出路之狭窄。 除上述以外 , 耗费于穷奢极欲的生活 , 是徽商利润的一项重要开销 。 富商巨贾在本 籍 “以豪侈自喜 , 浆酒着肉 , 奉养逾王侯 。 ” 款县唐模富商许某家中子弟纵情于犬马游 乐 , 每每 “各具舟车 , 出游江浙间” , 〔““〕所费不货 。 每当迎春台戏或汪越国公(即汪华) 神会时 , 徽商更是巧立机关 , 争妍斗艳。 据 《休宁碎事 》记载: 中 山 大 李 学 报 i , . 含牟 “万历二十七年(1598年), 休宁迎春共台戏一百零九座 。 台戏用童子扮故事 , 饰以金珠增踩 , 竞斗靡丽美观也 。 近来此风渐减 , 然游灯犹有。 台戏 以 绸 纱糊人 马 , 皆能舞斗 , 较为夺 目。 邑东隆阜戴姓更甚 , 戏场奇巧壮丽 , 人马斗舞亦然 。 每 年聚工制造自正月迄十月方成 。 ” 〔哟 他们争阔斗富 , 竟至乃尔。 侨居两淮、 两浙的盐商更是挥霍无度 。 他们 “第宅宏敞 ” , “有园林池榭之胜” 。 〔川生活上的豪侈 , 无所不用其极 。 《扬州画舫录 》记载: “扬州盐务竞奢丽 , 一婚嫁丧葬 , 堂室饮食 , 衣服舆马 , 动辄费数十万。 有某姓 者 , 每食危人备席数十类 。 临食时夫妇并坐堂上 , 侍者抬席置于前。 自茶面荤素等 色 , 凡不食者摇其颐 , 侍者审色则更易其他类。 或好马 , 蓄马数百 , 每马日费数十 金。 朝自内出城 , 暮自城外入 , 五花灿著 , 观者目炫 。 或好兰 , 自门以至内室置兰 殆遍 。 或以木作裸体妇人 , 动以机关 , 置诸斋阁 , 往往座客为之惊避。 其先 , 以安 绿村为最盛 , 其后起之家更有足异者 。 有欲以万金一时费去者 , 门下 客 以 金尽金 箔 , 载至金山塔上向风腌之 , 顷刻而散 , 沿沿草树之间 , 不可收复。 又有以千金尽 买苏州不倒翁 , 流于水中 , 波为之塞。 有善美者 , 自司像以至灶婶 , 皆选十数龄清 秀之辈 , 或反之而尽用其丑者 , 自镜之以为不称 , 毁其面以酱敷之 , 暴于日中。 有 好大者 , 以铜为溺器 , 高五公尺 , 夜欲溺 , 起就之 。一时争奇斗异 , 不可胜纪 。 ”脚〕 看 , . 这种奢侈是何等地触目惊心 。 这里虽未说出何方人氏 , 但在清代扬州控制两淮盐务 的商人中 , 能如此挥金如土的 , 毫无疑问当是财力、 人数处于绝对优势的徽州盐商 。 又 如乾隆南巡时 , 两淮八大总商之一款人江春 , 为了献媚邀宠 , 曾在扬州大虹园 , 仿照北 京北海白塔的样式 , 于一夜之间也建成一座白塔 , 以供其观赏。 〔哟 江春为之所耗费资金 之巨当可想见 。 徽商这种穷奢极欲 , 纵情声色犬马的荒淫无耻 的生活 , 正如马克思所指 出的: “投机得来的财富 , 自然是要在这种形式中去寻求开心的用场 , 于是享乐变成淫 荡 , 金钱 、 污秽和鲜血就同归一流。 ” 。幻 徽商利润的各项用途在利润总额中的比例 , 因资料缺乏 , 己不可能作 出 确切的计 算 。 近年来发现的宋应星佚著四种之一 《野议 》中的 《盐政议 》一则资料 , 却可帮助我 们窥见其大略情形 。 宋应星在 《盐政议 》中写道: “商之有本者 , 大抵属秦 、 晋与徽郡三方之人 。 万历盛时 , 资本在广陵者不窗 三千万两 , 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 , 只以百万输帝 , 而以三百万充无妄费 , 公私俱 足 , 波及僧 、 道 、 丐 、 佣 、 桥梁、 楼宇。 当余五百万 , 各商肥家润身 , 使之不尽 , 而用之不竭 。 至今可想见其盛也 。 ” 盐商资本三千万两 , 每年获利九百万两 。 这些利润都用在非生产性的消费 , 如下表: 输格(纳国家税银)10 0万两 无妄费(包括僧、 道 、 丐、 佣 、 桥梁、 楼宇等)300 万两 各商肥家润身500 方两 总 计 900 万两 占利润总额11.1% 占利润总额33.3% 占利润总额55.6% 占利润总额10 0纬 第一期 徽商利润的封建化与资本主义萌芽 宋应星这里所说的是指明代万历年间事 。 这是一个大略的估计 。 综上所述 , 徽商的利润 , 除用来肥家润身外 , 就是耗费在输蒂 , 即以课税 、 , 捐输等形式 奉纳给封建国家; 捐纳 、兴办封建教育 , 以培植、扩大其封建政治势力;置族田、 建祠堂 、 修坟墓 、 撰宗谱 , 以强固封建宗法制 。总而言之 , 就是用在加强封建势力的各项事业中。 明中叶至乾隆末年 , 是徽州商业 资本发展的鼎盛期 。 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资本主 义萌芽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时期。 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巳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 社会分 工 日渐扩大 , 某些手工业部门逐渐脱离农业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 , 手工业部门的增多导 致了地域分工 的扩大和产品部分商品化的发展趋势。 在 江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出现了一些 带有专业性的市镇。 封建土地所有制内部矛盾激化所造成的土地所有权和耕作权分离的 扩大 , 地租形态的演进 , 使地主对佃农的人身奴役逐步放松 , 佃农和雇工身份地位有所 提高。 在江南与东南沿海已出现靠出卖劳力为生的 , 身份自由的雇佣劳动队伍 , 在某些 市镇出现所谓 “企市 ” 等出卖劳动力的市场 。 这些都说明当时的封建社会内部确已具备 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 在这一历史条件下 , 商业资本一旦通过各种形式渗入生产 领域 , 商入 “直接支配生产” , 变成 “产业家” , 商业资本也相应转为产业资本。 这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指出的由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第二条道路 。 徽商资本已出现从流通领域转入生产领域的情况 。 据方志记载 , 杭州唐栖镇 “徽杭 大贾 , … …贸丝开车者 , 骄臻辐葵。 ” 少〕就是说 , 这些徽商大 贾不仅贸丝 , 而且 “开 车” 绰丝 , 即进行蚕丝产品的加工。 汪道昆在 《太函集 》卷四七中也写道: “朱处士云 治 , 字天泽 , 海阳(休宁)新溪人也 。 …… 从兄贾闽 , 盖课铁冶山中 , 诸佣人率 ‘多 ,处士长 者 , ‘争 , 力作以称。 处士业大饶 。 会岁不登 , 处士贷诸佣人钱百万。 ” 俩〕 在 《太函集 》中 , 类似的记载还有一些 。脚〕一般说来 , 既是雇工受雇于商人 , 进行 商品生产 , 就意味着这些雇工受雇于资本 , 是为市场而生产的 , 理当属于萌芽状态的资 本主义性质。 但是 , 由于徽商的封建性十分浓厚 , 在没有掌握雇工数量 , 生产规模 , 特 别是生产关系的具体材料之前 , 还不能轻下结论 。 以唐栖镇徽商进行蚕丝产 品 加 工 来 说 , 它到底是前店后厂 , 小规模的手工作坊 , 还是规模巨大的手工工场呢? 采用的是自 由的雇佣劳动者 , 还是他们所惯用的 “憧仆 ” 呢? 都不甚了了。 又如休宁商人朱云治挟 重资到福建 “课铁冶” 。 “贷诸佣人钱达百万” , 可见 “佣人 ” 数量之多 。 但从因 “会 岁不登 ” , 朱云治借贷与 “佣人” 看 , 这些 “佣人 ” 还未曾脱离农业生产 。 究竟朱云治 独开矿业 , 由他直接雇 “佣人” 进行生产 ,还是用借贷的方式控制各个矿场呢? ‘佣人” 与矿主的关系如何呢 ? 这些都缺乏明确的记载 , 因此 , 也就难以确定徽商投入缥丝和铁 冶的商业资本是否已经转化为产业资本。 《太函集 》卷35 《明赐级阮长公传 》有一段关于徽商支配生产的记载。 一些学者常 以之作为工场手工业的证据来引用 。 其原文是: 中 山 大 学 李 报 1李分息年 “款阮长公弼 , 字 良臣 , 世家岩镇 , 少承家末造 , 躬力贾 , 起芜湖 , 两邑交重 长公 。 ……时购者争求得采 ( 染色 ) , 利归染人 。 长公复荚曰: ‘非独染人 能 白 可 采也 。 ’乃自芜湖立局 , 召染人曹治之 。 无庸灌输 , 费省而利滋倍 , 五方购者 益 集 其所 , 转毅遍于吴 、 越 、 荆 、 梁、 燕 、 鲁 、 齐 、 豫之间 , 则又分局而贾要津 。 长公 为祭酒 , 升降赢缩 , 莫不受成 , 即长公不操利权 , 亦犹之乎百谷之王在海。 ” 这里说的是阮弼发现芜湖的浆染业有利可图 , 便立局经营布料染色 , 将商业资本转入浆 染业 。 经过浆染加工的布料 , 五方争购 , 销售地区甚广 。 因此 , 又立分局经营 , 并于要 津之地销售。 据此 , 有的学者便断定其为 “规模极大的资本主义的染色作坊或工场 。 ” 笔者认为这一看法很值得商榷 。 其一 , 从 “乃自芜湖立局 , 召染人曹冶之” 看 , 似是说 阮弼凭其雄厚的商业资本的力量 , 通过 “局 ” 这一包买机构来控制原独自经营的染匠 , 并没有建置场坊 , 雇请染匠到其中进行生产。 正因为省去了场坊 , 工具等设备以及购买 劳动力的投资 , 才 “无庸灌输 , 费省而利滋倍 ” 。 其二 , 从 “长公为祭酒” 看 , 似随着 加工后的布料产品的畅销 , 其他的商人也纷纷加入 , 于是增立 “分局” , 扩 大 经 营 规 模 , 形成有组织的行业 , 推阮弼为 “祭酒” 。 祭酒在明代亦称正则 , 清代称为总商。 他 是作为与政府打交道的浆染业的代表 , 同时也是浆染业内部的管事人和调解人。 以上两 点是可以互相佐证的 。 其三 , 上引的这篇阮弼传中还记载 , 他在经营浆染业的同时 , 又 在芜湖郊外 , “治圃田以待岁 , 凿夸池以待网髻 , 灌园以待瓜蔬 , 胺腊姿飨 , 不索外而 足 。 中佣、 奴各千指 , 部署之 , 悉中刑名。 ” 就是说利用佣工 , 奴仆进行多种经营的农 业生产 , 供其消费。 阮弼在农业方面既然坚持如此落后的生产关系 , 即便投资设厂 , 也 很难设想雇佣的是 自由的雇佣劳动者 。 其四 , 从这材料中 , 看不出阮弼和 “染人 ” 之间 有支付工资的关系 。 从上所述 , 可见阮弼这种立局支配生产 , 是属于包买商 的 一 种 形 式 , 而不是投资设厂 , 直接经营布料染色的工场手工业 。 尽管阮弼身上还拖着一条很长 的封建的且兼有奴隶制母斑的尾巴 , 但他这种支配生产的形式已经含有萌芽状态的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 。 关于徽商支配生产的记载并不多见 。 偶有所载 , 也或语焉不详 , 或含混不清 , 难以 作出确切的结论 。 从笔者所涉猎到的资料看 , 徽商支配生产的形式 , 或表现为包买商 , 或表现为雇工进行产品加工 , 即所谓商人雇工制。 徽商资本转入生产领域为数甚微 , 它 与生产结合的程度和性质也不宜估计过高。 这里必须指出 , 关于这个问题 , 有些同志的 估计显然超越了历史的实际 。 例如 , 嘉靖 《徽州府志 》作者汪尚宁在该书卷下 “食货 ” 中 , 追述元代婆源州的铁矿及冶炼情况时引用宋元之际人胡升 ( 1179一1281年 )的一段 话 , 往往被某些同志用来作为明代徽州出现工场手工业的论据。 但据黄启臣同志考订 , 实际上嘉靖时婆源县的铁矿 已不开采 。 〔通7 ) 当然也谈不上工场手工业的出现了 。 这种过高 的估计 , 固然同未全面考察徽商的特点有关 , 与史籍记载的含混不清 , 以及对史料的鉴 别注意不够亦不无关系 。 _ . 徽商赚得的巨额利润 , 为什么很少投入生产 , 向产业资本转化 , 如前所述 , 除并入 商业资本扩大商品流通量和转为高利贷资本外 , 或则用于封建性的消费 , 或则用子 ,’8 巴 第一期 徽商利润的封建化与资本主义萌芽 59 家润身” , 甚至宁可窖藏起来呢? 笔者认为有各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 , 徽商享有的种种封建特权 , 保证了商业利润的优厚 , 使他满足于传统的经营 方式。 富商巨贾是与封建宫僚结为一体的 。 他们的政治势力伸向各地的官僚机构 , 甚至 渗入朝廷 , 乃至 内庭竖宦。 由于官府的庇护 , 他们往往不受封建政府抑商措施的约束。 例如 , 物价和度量衡 , 明清两朝政府都有管制措施 , 〔‘幻 并制定出具体的 法律条文 , 〔‘。〕 “违者如律治罪” 。 卿〕但是 , 这些措施和法律条文 , 只不过供地方官场挟诈一般商人而 已 , 对受到官府庇护的徽商往在是不起约束作用的 。 恰恰相反 , 徽商正是 通 过 任 意抬 价 , 短秤掺假等奸行 , 来攫取高额利润的 。 以侨居扬州的徽州盐商为例 , 他们 “挟其重 资结交权贵 ” , 对灶户 “向买每桶只给银五钱 , 或乘其急需而给四钱 , 仅敷工本 , 其戮 头银水更多克扣 , 灶户将欲舍此而他售 , 其盐即为私盐 , 欲他售而不得 , 是灶户受其挟 制侵削也。 ” 他们还利用其垄断地位 , “或盐船故令迟到 , 使盐价腾贵 , 或诡称盐将缺 乏 , 致百姓抢购 , 顿收数倍之利。 且复每包缺少分两 , 掺加沙泥 。 ” 〔”‘〕作为徽商的主干 —盐商不仅能任意抬价 , 短秤掺假 , 而且能 保 证 得 到充足的货源 。 就是行销之地 ,也多是人烟稠密 , 通衡要津 , 富庶繁冲之所在 , 消费水平较高, 同时还往往是距产区较 近 , 交通便捷 , 运输省费 。 这些优厚的条件是一般商人所享受不到的 。 明清两代 , 关卡 林立 , 商人经过时 , 除正税之外 , 浮费名目繁多 , 清代有 什 么 “程 仪 ” 、 “规 礼” 、 “别敬” 娜〕等等 , 许多商人往往因经受不起这些横征暴敛而陷于破产。 徽商却可以化险 为夷。 其秘诀就在于他们或与官 府 深相 结托 , 或通过自身的官僚化 , 绪绅化 , 从而享 有豁免杂税的特权 。 娜〕总而言之 , 由于官府的庇护 , 享有种种封建特权 , 以及货源 、销 售市场等方面处于优越的地位 , 徽商取得了优厚的利润。 这是一般商人所不能比拟的 , 也是一般商人所不能与之竞争的 。 我们知道 , 对于翎铁必较的商人来说 , 最大的引诱力莫过于利润率高。 只有在由于 商品生产与流通的发展 , 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 , 地区间差价 日益缩小 , 商人之间 竞争加剧的情况下 , 为了在售卖价格与他人相等时能够得到更大的利润 , 商人才关心商 品生产 , 致力于降低商品的价值 , 但是 , 明清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未曾出现这种情况 , 相反由于封建政府实行抑商 、 闭关 、 重税 、 派买等政策 , 享有封建特权的商人受益 , 一 般的商人受到摧残 , 价值规律受到破坏。 在这一情况下 , 享有特权的徽商既然可以凭其 优越条件 , 攫 取比别人高的利润率 , 自然没有必要抛弃传统的经营方式 , 改 为 支 配 生 产 , 向产业家转化。 相反 , 却乐于 “在旧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占有他们〔指小生产者〕的 剩余劳动” , “把它 当作自己的前提予以维持 。” 〔54 〕由此可见 , 商人的封建性愈浓 , 其 保守性愈大 。 他们也就愈难摆脱旧的生产方式而采用新的生产方式 。 其二 , 在地主经济及其支配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经济结构下 , 处于 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不能显示出更大的优越性 , 因而也就不能对商业资本产生吸引 力 。 众所周知 , 新旧生产方式的更替 , 最终取决于新的生产方式能否比旧的生产方式提 供更大的经济效益。 明中叶 , 张瀚的祖父张毅庵 〔“的 和盛泽镇织绸机 户 施复 (6约之所以 能采用雇佣劳动的新的生产方式来扩大其商品生产 , 从夫妇铺户的小业主变成手工工场 中 山 大 学 学 报 1 9 8 3年 主 , 是因为他们的纺织技术精良 , 取得别人所不及的经济利益 。 但是 , 徽商如果投资设 厂 , 雇佣 自由的劳动者进行商品生产 , 则往往显示不出优越性来 。 它的产品是不能同小 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结构下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相竞争的 。 农民家庭手工业的 生产 , 一可以造成巨大的成本节约 , 因地制宜 , 充分利用 当地的资源 , 原材 料 的 成 本 极为低廉 , 有的几乎不费一文 , 工具简陋 , 生产资料的费用极其低微。 二可以造成时间 的节约 , 农闲时间 , 雨天 、 晚上都可利用。 方志所记载的黔县、 祁门的妇女 “一月可得 四十五 日” 〔”7 〕即一例 , 还可作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时间的合理安排 , 交错进 行 , 使 时间不至于浪费 。 三可以造成劳动力的充分利用 , 男女老幼皆可参加 , 并可选择适合自 己体力、 技术的手工工种 。 总之 , 即最大限度地节省了生产成本 , 又充分地利用了劳动 力 , 产品的价格又栖牲了农民家庭手工底可得的工资。 而在同样简陋的生产工具和技术 水平的条件下 , 投资建厂进行生产 , 既要为场坊 、 工具和原料投入一笔资金 , 又要为购 买劳动力支付一笔费用 。 生产出来的每一产品所付出的成本要比农民的高得多 , 又不能 用无限期延长雇工的劳动时间来降低产品的成本 。 因此 , 徽商自然宁可利用传统的贱买 贵豁的方法赚取价格的余额 , 或用低级的包买的形式控制小农生产品的流通过程 , 依然 在旧灼生产方式基础上剥削小农的剩余劳动 , 而不愿将商业利润投入生产领域 , 转化为 产业资本 。 马克思曾经指出: “因农业和加工制造业直接结合而引起的巨大经济和时间 的节约 , 在那里曾对大工业的产品提出非常顽强的抵抗” 。 〔’“〕 这种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 相结合生产出来的产品 , 既然可以对大工业的产品作顽强的抵抗 , 那么 , ‘ 对于工场手工 业产品的抵抗更是不言而喻的了 。 懂得了这一 点 , 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漫长的中国封建 社会中 , 乃至近代 , 商品经济依然无法分解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结构的原 因了 。 必须指出 , 这种生产结构严重地阻碍了更大的商品市场的出现。 明清时期 , 商品流 通虽然 巳经达到相 当可观的规模 , 但实际上是农民家庭手工业产品积米成山的结果 。 从 总的情况看来 , 农民的产品流入市场的仅是极少的一部分。 即使从事商品生产的农民 , 也依然保留有自给性的部分 , 其商品生产的部分是一种为买而卖的交换价值形式下的使 用价值 的生产 。 这种以有限的家庭手工业生产为主的商品和以地方小市场为主的市场网 络是互相适应 的。 既没有过多的商品要求广辟市场以相容纳 , 又没有市场对商品提出更 大的要求而得不到满足 。 在市场供求基本平衡的情况下 , 自然不可能引起徽商对直接支 配商品生产的关注和兴趣 。 更谈不到在支配生产中 , 革新技术 , 改进设备 , _ 以提高产量 米降低产品的价值 , 从而赢得对小农家庭手工业产品的优势了。 由此可见 , 徽州商业资 本没有回产业资本转化 , 其根子在于中国封建的经济结构。 第三 , 徽商本身特别浓厚的封建性 , 严重地影响其向新的生产方式演进。 徽商的先 祖本是北方的士族 。 三国时 , 史称徽属之民为 “山越” 。当地豪强据险割据称雄 , 不纳王 租 , 商品交换是不发达的 。 魏晋南北朝 , 乃至隋唐 , 许多北方士族为避战乱渡江南迁徽 州 。 〔5日〕他们南渡之前 , 是佃客部曲制生产关系的代表 , 又有营商的传统 。 他们迁入徽州 时 , 携带宗族和佃客、 部曲同来 , 也带来了营商的习俗 。 宋代以后 , 这些依然保持营商 第一期 徽商利润的封建化与资本主义荫芽 传统的名宗大族 , 虽然已经不能凭其高崇的门阀取得政治地位 , 但却 恃 其 家学渊源 , “以诗书训子弟” , 从而 “子孙取高科登显仕者 ” 〔“。〕, 代不乏人 。 正如南宋本地人罗愿 所指出的 “宋兴则名臣辈出 。 ”娜〕可见 , 徽商在明中叶取得称雄商界的地位之前 , 已享 有传统的政治地位 , 具有浓厚的封建性。 他们不同于明清时期新兴起的一些庶民商人集 团 。 例如 , 明清时期 , 在佛山控制铁冶 、 陶瓷业的冼霍李陈等宗族 , 都是 以 财 称雄之 后 , 才致力于科举仕宦 , 从而取得政治特权的 。娜〕由于种种原因 , 这些新兴的商人也在不 断地加强其封建性 , 由暴富而成为新贵 , 但比起徽商来 , 所背的封建包袱要轻得多。 正 是沉重的封建包袱 , 使徽商顽固地坚持部曲佃客制的变种—佃仆 制 , 并 且 “驱 奴 营商” , 成为封建社会晚期最落后的生产关系的代表。 从上可见 , 由于深远的历史渊源 , 徽商身上的封建性比一般商人要根深蒂固得多 。 徽商利润的封建化同他们本身所具有的 特点是密切相关的。 徽商通过其利润的不断封建化 , 义进一步加强了其本身的封建性。 他们通过捐输报 效 的形式 , 把巨额的利润支持封建王朝的财政 , 以换取朝廷的庇护 , 反过 来 , 封 建 王 朝用对徽商的庇护来换取其对财政的支持 。 两者结成休戚与共 , 息息相通的依存关系 。 徽商通过人才投资 , 培植了大量的封建官僚士绅 , 即所谓 “先儒名贤 , 比肩接踵” , 娜) 扩大了其政治势力, 通过捐纳 , 使其 自身绪绅化 , 部分利润转向地产 , 尤其 是 购 置族 田 , 培植出一种新型的集团地主—宗法地主来 , 并且加强了自身的封建地主化 , 以致越发增强了徽商与封建官僚 、 地主的三位一体。 徽商慷慨捐资 , 建乡 贤 祠 、 贞节 牌坊 等 , 力扶封建的纲常名教 , 建祠堂 、 修坟墓、 撰家谱 , 强固宗法制 。 祠堂 、 族 田的日渐 增多 , 对修坟墓 、 撰家谱的日益注重 , 同祠堂族长权力的不断强大是互为因果的。 徽商 的利润投入这方面愈多 , 宗法的势力便愈加强大。 这一 以 “祠堂族长的族权” 为特征的 封建宗法制度 , 是古老的宗法思想与程朱理学互相渗透 、 互相浸溃的产物。 ‘理学在徽州 的盛行 、 肆虐 , 同宗法制的强固一样 , 都是与徽商利润的培植有关 。 由此可见 , 徽商的 利润封建化 , 从政治 、 经济和思想等方面所加强的封建势力 , 既增强了社会上压制、 扼 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和发展的反动势力 , 也从客观上为徽商自身向新的生产方式的演 进制造了种种障碍 。 理学的横行和宗法思想的泛滥 , 从封建思想意识方面加强徽商自身的封建性。 徽商 在浓厚的封建意识的支配下 , 身居市井 , 心怀功名奕世 , 富贵流传 , 大搞风水迷信 , 以 祈求祖宗神抵的保佑和降福。 有一商人曾作这样的自白: “平生奔走江湖 , 稍获微资 , 即思归里安顿先人 , 营造坟墓 , 筑就完固 。 若必欲此 , 而心始快 。 ” 侧)正是这种封建意 识 , 驱使徽商将巨量的利润投向封建性的 “无妄 ” 的消费。 他们不可移易的尊卑等级 、 主仆名分等封建伦理纲常的思想意识 , 阻碍着他们采用自由的雇佣劳动 。 由上可见 , 徽商本来就是商人 、 官僚 、 地主三位一体的 。 浓厚的封建性使他们热衷 于将其商业利润投向封建性的消费。 而商业利润的不断封建化 , 又益使其三位一体更加 强固 , 封建意识越发浓厚 。 这些 , 犹如蜗牛的外壳般阻碍着他们通过封建经济的夹缝 , 迈向新.的生产方式萌芽的道路 。 中 山 大 学 学 报 19 8 3年 综上所述 , 本文得出如下几点简短的结论 。 一 、 明清时期的封建社会 , 一方面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 , 一方面封 建势力依然很强固 。 商品流通还只局限于地方小市场和一些区域性的市场 , 并没有形成 全国性的市场。 徽商资本的流通量不可能无限量地扩大。 超过商业资本流通量的那部分 资本转为封建性的 “无妄 ” 的消费 , 甚至窖藏起来 , 反映了商业资本出路的狭窄 , 也说 阻徽商利润的封建化是明清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产物 。 徽商本来就是商人 、 官僚 、 地 主三位一体 , 封建性特别浓厚 。 它是在明中叶以后 , 凭其封建特权 , 靠官府的庇护赚取 高额利润的 。 利润的封建化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保持 , 甚至力求加强其传 统 的 封建特 权 , 强固其与官府的相互结托 。 可见徽商利润的封建化 , 也是徽商本身 特 点 的一个产 物 。 二 、 徽商的高额利润是依靠其享有的封建特权 , 依靠其对市场和商品的垄断以及对 价格的控制 , 而不是通过商品的推销 , 在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前提下取得的 。 因此徽商 的利润率愈高 , 商品价格离价值的轴心线愈远。 它使价值规律的运转受到破坏 , 商品生 产的自由竞争受到阻碍 , 社会也因此失去生机和活力。 对于徽商本身来说 , 既可凭其特 权及其在官府庇护下的优越条件赚取比别人高的利润率 , 自然乐于因循守旧 , 而不必从 新的生产方式寻找出路 , 可见商人 的封建性愈浓 , 其保守性愈大 。 三 、 新旧生产方式的嫂递 , 最终取决于新的生产方式能否显示出更大的优越性。 地 主经济及其支配下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 , 由于其本身的坚韧性、 分 解甚难 , 并顽强地抵制商品的销售 , 阻碍商品市场的扩大 。 投资设厂经营商品生产在往 竞争不过家庭手工业的产品 。 所以 , 徽商宁可在旧的生产方式基础上贱买贵卖 , 剥削直 接生产者的剩余产品和从事商品运输保管的民夫的剩余劳动 , 而不愿将商业利润投入生 产领域 。 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具备了 , 但始终没有出现广阔的发展 前 景 , 也 就 是 说封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只提供 了一些滋长资本主义萌芽的空隙。 唯有 像 上 述的张毅 庵 、 施复一类县有奇技异巧的手工业者可能通过竞争 , 发家致富 , 从而在封建经济的夹 缝中进行新的生产方式的经营。 而对于拥资千百万的徽商来说 , 这些狭窄的缝隙是无法 容纳如此巨量的商业资本的 , 可谓无用武之地 。 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往往只从中 小商业者的经营中出现的原因了 。 、 一 . 四 、 徽商在造成货币资本大量积聚于个人 , 贩运商品 , 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 , 密切 地区间的联系 , 以及繁荣都市经济等方面 , 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 为创造资本主义萌芽 的前提作出了贡献。 并且 , 徽商利润中也已有少量的转入生产领域 , 其中有的已含有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性质 , 其转入生产领域的形式到底是商人投资设厂的 工 场 手工 业 , 还是雇主制 , 尚待考究 。 但毕竟更易导致新的生产关恶萌芽的出现 。 徽商在历史上 所起的进步作用是毋庸抹煞的。 但是 , 与此同时 , 徽商把它巨领的利润.投 向封 建性的 第, 期 徽商利润的封建化与资本主义萌芽 “无妄 ” 的消费 , 不仅加强了国家和社会的封建势力 , 而且也加浓了其本身的封建性。 这既为社会上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制造障碍 , ‘也为自己制造了一具封建的蜗牛外壳 , 从而 阻碍它 自己走通向新的生产方式的道路。 从徽商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积极面和保守面 的矛 盾状态 , 恰恰是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投影: 在一些方面 , 封建性的束缚松驰了一 , 新 的事物出现了; 在另一些方面 , 封建性的东西又 日益加强 , 为新生事物的成长制造种种 障碍。 前进与后退 , 进步与落后 , 新生与腐朽 , 这两种力量互相牵制 , 即通常所 说 的 “死的拖住活的” 。 这两种作用相反的力量在彼此斗争中的相互抵消 , 导致了中国封建 经济的长期缓慢发展 。 注: 〔1 〕关于徽商的历史作用 , 请参阅拙作 《徽商的衰落及其历史作用 》一文 , 刊于 《江淮论坛 》 (安 徽 ) 1982年3 期 〔2 〕谢肇荆在 《五杂姐》中说: “富室之称雄者 , 江南则推新安 , 江北则推山右 。 新安大贾 , 鱼盐 为业 , 藏暇有至百万者 , 其他二三十万 , 则中贾耳。 ” 〔3 〕 李澄 《淮磋备要》卷七记载: “闻父老言 , 数十年前淮商资本之充实者 , 以千万计 , 其 次 亦以 数百万计。 ” 按: 这是李澄在道光二年 ( 1822 )所记述。 “数十年前”即乾隆年间 , 、 正 是徽州 盐商势力在两淮地区极盛之时。 又 《清朝野史大观 》卷十一 《规令解围 》 : “ ( 扬州 富商 ) 富者以千万计” 。 〔4 〕程复 《邪门善和程氏谱》 “足征录”卷三 《书四府君派后 》记载: 津、 海两兄弟 “广积 产 业而 致富 ” , “乡人号为程十万 。 每称津为十万大公 , 海为十万二公 , 言其家资以十万计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