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发展 --毕业论文

浅析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发展 --毕业论文 【标】浅析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发展 【作者】曾 江 华 【关键词】中国近代 音乐教育 发展 【指导老师】肖 罡 【专业】音乐学 【正文】 引 言 本文中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时间的界定是参照陈应时、陈聆群所著《中国音乐简史》(1)、余甲方所著《中国近代音乐史》(2)、夏滟洲所著《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简编》(3)、汪毓和所著《中国近代音乐史》(4)等著作即,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段时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渐转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由于所处于的是一个动荡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教育思想比较丰富而多样，既有对封建传统教育思想的批判和改良，也有以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为指导的吸收和探索，还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育思想的萌芽，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近代中国新的音乐文化发展的真正起步，是随着整个社会文化的改革，尤其是教育的大变革，才得以实现的。中国人自主选择和培养的新音乐种子，最先是在新式学堂的唱歌课程里生长起来的，这就是“学堂乐歌”。而且，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中国近代新的音乐教育文化机构设置了音乐课程的普通学校与师范院校、也于音乐学校性质的音乐社团、专业性的音乐学院专业系科和社会音乐教育文化机构等，往往成为了一时一地的新音乐文化活动的中心和发展基地。从五四运动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革命音乐运动，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前后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一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不同整治区域里发展的新音乐运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群众音乐运动，日益成为代表中国近代音乐文化前进方向的主流。 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受近代思想的影响。如汪毓敏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中所述“戊戌变法之后建立起来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思想体系中„„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5)而近代音乐思想发展的基础是由新事物自身的精神作用和人们无意思的夸大音乐给人精神的作用构成的。夏野在《中国音乐简史》中这样说过“由于近代工业和自然科学发展不足，维新志士和民主革命先驱饱经忧患，不断遭受挫折失败，他们认识到新生事物要战胜具有强大力量的旧事物，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新事物自身的精神作用。这一点自然给了人们从哲学上去思考、论证音乐艺术的时候，又有一无意地夸大了音乐给人精神的作用。所有这些，都够成了近世音乐思想发展的基础” 一、西洋音乐的传入(1840—1897) 中国传统音乐在进入近代以后，出现粗略论列的演变，是因为音乐文化发展的时代与社会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陈应时在《中国音乐简史》中记录“在音乐方面更为 直接的体现，便是西洋音乐初步传入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在维新变法的推动下兴起了学堂乐歌活动，并促使中国开始建立起了崭新的普通学校音乐教育。”(6) (一)、西方传教士的进入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国门被打开，大量西洋音乐的涌入，使得中国的音乐教育发生巨大变化。西方传教士在这一时期大范围进入中国。 曹琦在《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中说道“而据统计，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20年代，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在华传教，已发展到8636人的外籍传教士，分驻在中国740处传教点上，所传中国教徒达2307445人。”(7)而顾长声在《传教士和近代中国》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尤其是新教于1865年在华创立的“内地会”„„以基督教音乐为主的西洋音乐，便随着西方传教士的足迹而得以传播”。(8) (二)、西乐的传入 1.西洋书籍的传入 西方传教士传入了大量的西洋书籍。陈应时在《中国音乐简史》中记载“至明末清，又有德籍传教士汤若望曾对于西洋古钢琴的制作和演奏进行了具体的介绍„„还详细记载了由徐日昇、意大利籍传教士徳礼格传入的有关欧洲乐谱、乐理的基本知识”。(9) 2.西洋音乐的传入 同时还传入了大量的西方音乐。如陶亚丘在《中国音乐交流史稿》中记载“据传，大约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清宫还上演了意大利作曲家皮钦尼的喜歌剧《好姑娘》(La Cecchina)。殊不知，欧洲歌剧传入中国只记得第一个剧目居然还是当时在欧洲亦非常新颖的喜歌剧形式”。(10) 3.教会学校的创办 传教士传播教会音乐和相应的西洋音乐知识的一条重要渠道是在中国举办学校和设置音乐课程。伍雍谊在《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中说过“ 西方传教士与教会在中国举办学校和设置音乐课程，是传播教会音乐和相应的西洋音乐知识的又一重要渠道”。(11) 教会学校的不断扩展，形成不受中国政府管理的教育系统。但这一时期的教会学校也有共同的特点:凡教会学校必以宗教教育和西方文化科学知识为主要课程，同时也设置一些中国经史等课程作为陪衬;其音乐课程则以训练“读经唱经”的唱歌课为主，而辅之以西洋乐理和音乐知识课程，以及钢琴、风琴等乐器的练习等。 褚炜在《基督教文化对我国音乐发展的影响》一文中说道“音乐课由早期的唱歌课向合唱、器乐演奏及合奏等多种形式发展，教学内容也由早期单一的赞美诗向学习非宗教西方音乐以及多方面音乐知识发展”。(12) 宫红宇在《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之开创(上)》中记载“教会学校除了以必修或选修的方式提供声乐和键盘乐训练外, 还通过组织军乐队、管弦乐队等方式传授西方乐理知识及管乐技能。在时间上, 组织军乐队、管弦乐队等比较复杂的音乐活动”(13) 一些教会学校，尤其是一些设有“乐章启蒙”(如“登州文会管”)、“学习琴韵”(如“中西书院”)、“琴科”(如“圣玛丽娅女校”)和“音乐专科”(如“中西女中”)的学校，它们对西洋音乐的传授，从唱歌、乐理到钢琴、风琴等的教学，都已接近或达到了相当于西方音乐教育的初级水准。成了中国近代音乐教育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一个开端和建立的基础，对以后的学堂乐歌和中国人自己创办音乐教育有明显的影响。苏全友在《近代教会学校中的德育教育》中说道“应运而生的教 会学校，在近代中国存在了一个多世纪，为了推进传布宗教的德育教育，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从而获得了较好的效果，这对今天我们加强学校德育教育颇有借鉴意义”。(14) 二、学堂乐歌时代(1898—1918) 根据汪毓敏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所述“所谓学堂乐歌是指20世纪初期，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而建立起的歌唱文化，一般指学堂开设的音乐(当时称唱歌或乐歌)课或学堂歌唱而编创的歌曲”。(15) (一)学堂乐歌的创作特点 1.学堂乐歌创作的融合性。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使得原有的教育适应不了当时得音乐教育的需要，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借鉴外国得东西，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照搬照抄别人的。 如学者朱琨的《“学堂乐歌”---新式学堂音乐教育的开端》(16)、王玫的《洋洋西水 淼淼渐进----学堂乐歌的兴起及其对中国近代音乐的影响》(17)、王菊香的《论“学堂乐歌”对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影响》(18)中都说到，“学堂乐歌的产生有着历史的特定性，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拿来的’，也就是当中国还缺乏现代作曲人才的时候，一个直接方便的做法就是拿来外国的曲调填词”、“在曲调方面，大多直接选用日本学校歌曲的唱歌集，如《体操- 兵操》源自日本游戏歌曲《手指游戏》，《何日醒》源自《樱井的诀别》等。” 2.学堂乐歌创作的民族性。 由于西方音乐与我国传统音乐的融合，就创作出新的乐歌。 如朱琨在相关文献中说道，“作曲家创作艺术歌曲从一开始就以民族性为目标„„早期乐歌根据民歌填词，如《茉莉花》、《梳妆台》、《凤阳花鼓》等都曾用作乐歌的曲调”(19) 同时朱琨也在有关文献中道“在一般校园歌曲盛行用国外曲调填词的当时，„„提出歌曲的音调可在吟诗调的声调以及节奏的基础上发展，使歌曲的旋律风格多样化的观念。”(20) 而王菊香在文献也说过李叔同在创作歌曲是也采用中国民间乐曲填词，或者是以欧美的曲调配上中国的古诗词。(21) (二)学堂乐歌于近代音乐教育 1.学堂乐歌是中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开端 马达在《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概况(三)》(22)、范晓君在《论学堂乐歌对学校音乐教育的影响》(23)、学者朱琨的相关著作中(24)、王菊香的有关文献(26)中都记载道“学堂乐歌是中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开端”。 2.学堂乐歌明确了学校音乐教育的目的、内容和程度 学堂乐歌之所以在当时能够发展起来，就是因为它明确音乐教育的目的，规定其内容程度。 学者朱琨在《“学堂乐歌”---新式学堂音乐教育的开端》(26)、学者严凤在《学堂乐歌在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中的作用及意义》(27)、学者王菊香在其著作(28)等文中说道,“学堂乐歌明确了学校音乐教育的目的、内容和程度。1904年的《学务纲要》中认为实施音乐教育‘有益德性风化’,此外健体强身、修养性情也是乐歌课的重要目的„„高等小学堂在初等的基础上‘渐进则用表谱授以单音乐歌’;而在师范学堂中则规定‘其教课程度，授以单音歌复音歌及乐器之用法，并授以教授音乐之次序法则’”。正是学堂乐歌的不断向前发展,才使得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初具规模,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也逐渐趋于,成为学校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学堂乐歌可以看作是我国近代音乐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音乐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音乐文化变迁过程中从模仿到创造的过度阶段。它不仅是当时中国学习“新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学堂乐歌还是中国新音乐创作的“萌动期”，为此后“五四”运动时期中国音乐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为中国第一代作曲家的出现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1919—1926) 1919年的五四运动，解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从此展开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五四”前夕，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得音乐教育界出现思潮迭起、社团林立的景象。此时由于西乐在中国的传播，使得美育在国内传播开来。并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当时的一些教育家如蔡元培、陶行知等都积极地把美育纳入教育理论和教育措施中。因此，音乐教育就很自然地被视为实施美育的重要手段。 “美育”是王国维于1903年8月发表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就提出的主张，而蔡元培在民国成立后和“五四”时期，更成为最有力的倡导者，而且提出 “以美育代宗教说”。 (一)、什么是“美育”, 音乐教育在“五四”时期最显著的发展就是“美育”的出现以及发展。那么到底什么是美育,笔者认为，美育是培养人们对美的正确认识的一种教育。 学者古风在有关文献中也说到，什么是美育呢,„„就是“艺术教育”。(29) 另还有学者郝柳和学者陈艳蓉(31)都说过，“何为美育?蔡元培说:‘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 育,以陶冶感情为目的者也’”(30) (二)、“以美育代替宗教说”. “以美育代宗教”说是蔡元培美育思想的核心内容、特色学说。在当时“复古尊孔”的宗教迷信思想横行下,蔡元培这一学说的提出既是进行教育改革,创办资产阶级新式教育的需要,又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的响应,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战斗性。 学者陈应时在有关文章中说过“他发表了诸多论文及美育的文章著作，尤以1917年发表的《以美育代宗教说》影响为大„„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说’”. 而学者巩成国在相关文献(32)、学者王列盈在《试析蔡元培的美育观》(33)中也说过“他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说’，各级学校、各种社会活动都要进行美育” 蔡元培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讲，首次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他认为宗教不是永恒的、神圣的，它只是迷信，是虚幻的，具有“扩张己教攻异教”的褊狭性，所以，他认为美育是自由的，进步的，普及的。为此，若要“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之以美育”，他呼吁“文化运动不要忘记美育”。他认为音乐教育是整体的美育教育和育人教育的一个部分。 虽然“以美育代宗教”观点还有诸多争论，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人面对严峻的内忧外患、生死存亡，可以说是给了中国的有识之士及教育界一面旗帜、一线希望。在蔡元培“美育”教育思想的教导、影响和鼓励下，各级学校、各种社会活动都进行了美育教育，由此，奠定了中国音乐教育及日后发展的基础。 音乐教育的发展和不同层次音乐教育机构的设立，迫切需要有各个音乐学科的教材，尤其是音乐理论教材。由此推动了新音乐文化的理论建设，在20世纪20年代起的20年间，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 四、十年内战时期(1927—1937) 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事业自“五四”运动时期建立以来，到30年代又有了新的发展。由于这段时期频繁的战争，加上国民党政府得不重视，导致这一时期的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曲折又缓慢。总的来看，专业音乐教育尽管在机构上多数是附设性的，但在规模和教学质量方面较之“五四”时期都有了大的提高。特别是社会教育始终处在蓬勃发展之中。 在普通音乐教育方面，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对中等学校音乐课的开设，又进行多次的调整和改动。比如1932年11月颁布的学则规定，处每周2节音乐课外，其他初、高中各年级每周音乐课均为1节;1935年10月的规定则为:初中各年级每周1节，高中各年级每周0.5节(另0.5节为美术课时);1940年2月的修订稿又规定:初中各年级每周2节，高中1节。从对音乐课的不断调整、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普通音乐教育在整个国家教育中的地位还不是很稳定，但还是想好的方向在发展。 193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了一个专门管理音乐教育的智能机构音乐教育委员会，并规定了它的任务:一是音乐教育之设计;二是编审音乐教科书;三是音乐教员之考试鉴定;四是推荐音乐教员，介绍音乐名家组织各种音乐会演出。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中小学音乐教材审定委员会”，参与者都是当时有影响力的音乐教育家，审定编写出一批质量较高的音乐教材。 由于专业音乐家的参与，使得30年代中国普通音乐教育体制逐步完善和音乐教育质量显著提高。在他们的倡议下，音乐课的教学目标明确为:小学音乐教学一律用线谱和固定唱名法，要儿童欣赏昆曲;初中音乐课要将较深的音乐理论知识，并要求学习和声学等。虽然这些规定在当时并没有彻底执行，但可以看出，专业音乐家们对普通音乐教育的要求非常严格。 而在1935年以后，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中小学音乐教师也通过音乐课向学生教授大量优秀的抗日救亡歌曲。到1938年8月26日，教育部就要求各省市教育厅把中学音乐课改为每周二课时。 20世纪30年代以来，蔡元培所提出的“美育”主张在教育界和专业音乐界已深入人心，当时的教育行政当局对普通音乐教育的发展还比较重视，在专业音乐院校的建制中将培养普通音乐教育的人才放在比较重要的地位。 五、20世纪40年代时期(1938—1949) (一)、沦陷区的音乐 日本帝国主义自1895年攫夺我台湾宝岛，于1931年吞并我东北三省，并于翌年制造伪“满洲国”，1935年起又在华北拼凑一系列伪政权，直到1937年挑起卢沟桥事变，将其侵略凶焰燃烧到整个中国，于1938年到1940年先后制造所谓“维新政府”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从而使这些省区，尤其是中国沿海各交通干线的许多大中城市，成为在其殖民统治下的沦陷区。在这样的令人窒息的法西斯统治氛围下，一些中国音乐家在所处沦陷区的可能条件下，仍坚持进行着有利于中国新音乐文化发展的音乐教育、音乐创作和相关的音乐后东，创造了有积极意义的成果。 在音乐师范教育和中小学音乐教育方面，东北沦陷区借助东北原有的基础，成立了“吉林高等师范学”(后改称“师道大学”，分男、女两校，设有“音乐班”)，而已日本音乐教师为主，仅保留个别的中国音乐教师，并推行由“帝国教育会”编纂，经伪满“文教部”审定的音乐教科书，强令中国教师在课堂上教唱《向满洲进军》之类为日伪政权歌功颂德的歌曲。 1942年6月，汪伪政府接管原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将其更名为 “国立音乐院”，任命李惟宁为院长。丁善德、劳景贤、陈又新等更是早在1937年1月上海的“孤岛”时期刚开始的时候，就筹备成立了一所“上海音乐馆”，以私人办学方式进行音乐教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们预感到要发生一些变化，一面退出原来兼教而将被敌伪劫夺的音专，一方面将音乐馆改组为“私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并向已迁至重庆的国民教育部备案，而对外不挂校牌，一种洁身自好的“半地下”的方式坚持音乐教学，培养出不少音乐人才。 (二)、解放区的音乐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八路军和新四军挺进敌后，开辟了总人数在1945年4月时已达9550万的19个解放区，解放区的群众音乐运动和新音乐建设，就是以延安为中心，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在1942年之前，各解放区已建立起各种抗战音乐组织和革命文艺团体，成立了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简称“延安鲁艺”)为代表的培养革命文艺、音乐人才的教育机构，开展了以抗战歌咏和农村剧团为主的群众文艺与音乐活动，在音乐教育、音乐理论和音乐创作等方面创造了许多优秀成果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专业音乐教育从无到有，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1938年4月10日，由毛泽东、林伯渠、周恩来、成仿吾、艾思奇、周扬发起，正式成立了一所综合性高等艺术学校，即“鲁艺”(鲁迅艺术学校)。初建时，设有音乐、戏剧、美术三系。音乐系依据学校规定“培养抗战艺术干部，研究抗战艺术理论并接受中国与外国各时代的艺术遗产”以“创造中华民族新艺术”的教学目标。 “鲁艺”音乐系为了适应战争环境，音乐系采用短期培训的方式，如建系之初规定修业期为9个月，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在校学习3个月，学习课程除马列主义、哲学、中国问题等共同必修课外，专业课有音乐概论、普通乐学、视唱练耳、练声、作词、作曲、合唱、器乐等;第二阶段分配至有关单位实习三个月;第三个阶段仍回学校学习三个月，这阶段学习课程门类较前加深，专业课除作曲、声乐、器乐、指挥分组专门研究外，还设有民间音乐研究、近代歌曲研究、音乐家研究等选修课。在第一、二期结业后，改为“四四制”，即分初、高级班，各学习四个月，初级班毕业后可外出工作也可以进高级班继续学习。 “鲁艺”音乐系为发展解放区音乐教育事业也起了重要的作用。1939年，由“鲁艺”部分音乐系师生，在晋察冀边区组建了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1940年，成立晋冀鲁豫边区组建“鲁艺”晋东南分院音乐系;1941年协同延安留守部队兵团建立了“延安部队艺术学校”，后又建立了延安、陇东、富县等三个分校等;在1946年，还创建佳木斯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部队艺术学校音乐科等等。 六、结语 从“鸦片战争”以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斗争已取得胜利，并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在这1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也经历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我国近代新音乐文化的建立和发展开始主要集中于学校音乐教育和群众性歌咏运动这两方面，因而使小型声乐体裁在不到100年间得到突出的发展。近百年来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过程，正是与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过程。是在同反动政治势力的斗争中壮大起来的。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新音乐的蓬勃发展，是一切爱国的音乐工作者在群众的民主革命斗争中不断团结、成长的伟大胜利，也是当时革命 文艺路线在音乐战线取得伟大胜利的标志。为新中国建立以后社会主义音乐事业的 全面建设，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和提供了丰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