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反映了什么社会现实

水浒传反映了什么社会现实 主要体现在下: 既写好女也写恶妇。现在批判《水浒》的人们多以为作者有歧视妇女的倾向，如将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等写成淫妇荡娃形象。因此电视剧及一些“新水浒”作者抱着为妇女解放的观点，为她们翻案，似乎一切都是情有可原的。我想如果一切都是情有可原的话，那秦桧杀岳飞也是迫不得已的了，因为外有金邦诱逼，上有高宗旨意，下有己身权力欲望:岳飞一旦迎回二帝功高盖世，他秦桧文不成武不就，屁股该往哪儿摆,慈禧太后扼杀戊戌维新也是情有可原的了，因为当时威胁到了她的统治地位，再不压制恐怕她老人家有身陷囹圄之虞了。 也许我的观点会引起女同胞们的反对了，但我是依事实的。窃以为:女人与男人一样，既有好人也有坏人，这是无可推诿的。古代妇女中既有烈女也有淫妇，出现潘金莲这样的婚外恋情其实是正常的。人有七情六欲，何况是在思想压制严厉的古代,描述此事并非作者凭空臆造，故意侮辱妇女，我们有意避讳反而不利于明辩是非。而今人颂扬爱情是可以的，但在法制社会的当今，法与情从来是水火不能相容。潘金莲若在当今，不但得判死刑，并且还要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了，谁还会去体谅怜悯她的“爱情”,所以改编原作时，不要过于美化，既要称她们的好处也要称她们的恶处。《水浒》中妇女的正面形象自然不乏其人，如一丈青、顾大嫂、林冲娘子，反面形象自然是潘金莲、王婆之流了。 从这一点看来，《水浒》不在于污蔑妇女，而在于真实反映了各种不同的妇女形象，显示了忠实的写作态度，这最起码比起我们当今一些自命多情的男作家为好。 既写良材也写庸材。清人仿水浒的《粉妆楼》描述了一班被奸佞逼上鸡爪山的初唐名将后裔，一个个竟也武功超群，来去纵横所向无敌。朝廷在几次征剿失败后，最终以处斩奸臣招安他们为国出力而告终。这显然是成人童话，不可能世界上所有的精英都集中在同一撮地方。这种纯英雄主义的写作态度严重违背了社会现实。《水浒》一百单八将，既打过胜仗，也吃过败仗。既有武功高强的武松鲁智深，也有武艺平凡无所作为的杜迁宋万。 既有剽悍善战、英勇无敌的梁山好汉，也有旗鼓相当、相与匹敌的方腊造反军。这就符合了社会现实，一个团体不可能人人武艺高超不分上下，十个指头有长有短，参差不齐的人群中才更显露部分精英。而这个团体也不可能纵横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而从未遇到到挫折，五行相生相克乃古来之定理。读《粉妆楼》，给人的感觉便是平平淡淡没有味道，没有这方面写作特色也许是其一大原因。 既写优点也写缺点。常言道: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梁山泊好汉本自江湖来，如果人人都是纯洁无暇之士，那这个小小梁山泊也就成了道德圣地了。《水浒》作者或许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一百单八将中，既有生性憨直、但也免不了滥杀无辜的黑旋风李逵，也有有钱时仇视华阴山强人、落魄际剪径赤松林的九纹龙史进，还有开黑店做人肉包子出身的张青孙二娘。有人又唠唠叨叨了:将孙二娘写成这种形象,简直是对妇女的污辱～老兄请看清，在当今社会中是不是也有着这种人,前几年还听说有人用人肉做中秋月饼呢。再请老兄多多研究些古代社会形态，是不是也存在过这种人,但张青孙二娘讲义气重感情，却又是其优点。 再看第十六回“智取生辰纲”一段，杨志押送生辰纲虽然卖力，但方法不当。其一他不应该将老都管带去，其二他不该独断专行，遇事不同老都管等人商量以获取支持，又不能做到与部下同甘共苦——杨志可谓一个高高在上的恶将爷啊。但杨志敢作敢为，作战当先，却又是他的优点……如此等等。 《水浒传》中英雄好汉不是十全十美的，他们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作者将水泊梁山描绘成一个“大杂烩”是正确的，这样才给人一种真实感。写得太高尚了，反而不贴近生活。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写农民起义象写人民革命战争。我个人认为是不可取的:那时又没有马克思主义，谁的思想觉悟水平能有这么高啊,他们起兵的目的无非先前是没衣穿没饭吃，后来是想做皇帝而已，宋献策就曾献孅称“十八子当主神器”呢。 还有，娓娓叙来犹如真人实事。读武松打虎及其后几回，感动里面的骨肉情深。由于武大郎身材矮小，常受人欺，使他对武松存在依赖感，甚至连他老婆想挑拨也挑拨不成功。当武松外出公干时，叮嘱他的一些话语，他句句听从，任由老婆谩骂毫不在意。而他被殴伤重时，首先想到的还是他的弟弟，盼望他能为他雪耻。武松回家，知大哥死讯，处死淫妇奸夫，显得冷酷无情。满腔仇恨使他不顾法律，当官府不能主持公道时，他便化为个人复仇行动。武松的形象在这里显得是那么的有血有肉。作为弱者，武大在失去他的保护神后竟遭遇如此，可见当时社会现实的残酷。 林冲的性格发展也很令人信服。林冲一再委曲求全，到头来差点性命难保，也难怪他走上反抗道路。而他上梁山后几经曲折，直至火并王伦，这一系列事也很符合他的性格发展。其余的从行事为人看，鲁智深总是鲁智深，永远变不成李逵。李逵也总是李逵，永远变不成其他人。各人的形象各不一样，而且分明在现实社会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人物，显示了水浒作者们精湛的创作艺术。《水浒》作者在现实中取材，不沉浸在胡编滥造的浮想中，是难能可贵的。而李逵鲁莽憨直的性格也成了后人模仿的对象，似乎成了每部英雄侠义小说中必不可少的“调料”式人物形象。如清人《说唐全传》中的程咬金、《说岳全传》中的牛皋、《粉妆楼》中的胡奎、《七侠五义》中的穿山鼠徐庆等等。 最后一点，小说结局符合实际。有人以为宋江投降是《水浒》一大败笔。在封建社会里，是不会提倡造反精神的，所以反朝廷反到最后还是要为国出力，这也是符合实际的。在那里造反要砍头的年代，谁有官做会不做,谁还愿意当一辈子的“强盗”去,即使李逵，也不过是说“杀了赵家佬儿，让我家哥哥当皇帝”而已。粱山起义如果成功，无非是改朝换代，不可能会出现什么农民政权的。单从里面复杂的成份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伙不同身份的形形色色的人暂时因对现实不满的共同命运或一个“义”字而联合在一起的团体。目前貌似稳固，但时间一久一旦没有了共同的敌人，一切矛盾便都会暴露出来的。 写这部小说的结局，如果说宋江起义胜利当了皇帝吧，史无其事。想说他起义失败被剿灭吧，明显是不光彩的，那么先前辛辛苦苦塑造起来的一个个好汉形象也就白白努力了。所以到头来只有“投降”一条路，投降不大好听。于是作者精心策划了一个以忠义为本的头(宋江)，然后通过他的几次努力，在将宋军杀得七零八落之后，这才很体面地接受了朝廷的“招安”。这样，一方面既不失面子，另一方面又使众好汉有一个“好归宿”——“贼”受了招安后，当然不再是“贼”了。而宋江一伙在受招安后，东征西讨死了一大半，然后却一个个地死在奸臣手下，这就更加增加小说的批判力度了。因此有人说:《水浒》不反朝廷，只反贪官。如此结局可谓既符合实际，也让众好汉不致给人留下一种打不过官兵而战死的“孬种”形象。既批判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又不致让梁山好汉留下“贼”的“骂名”。所以我不但不认为这是缺陷，反而认为这是其在当时思想观念下最合适的落笔，最起码比起清人俞万春《荡寇志》中的结局来为好。 另外如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现状等，前人已不知说过多少遍，我也就不多说了。总之，我认为《水浒》的最值得称道之处，不在于其思想性高(歌颂农民起义)、艺术性高(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生动)，而在于其现实主义写作精神，尤其是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北宋末年那段动荡不安的历史现实及社会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