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农业的产生和早期农业经济.doc

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农业的产生和早期农业经济.doc 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农业的产生和早期农业经济 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 旧石器和中石器时代，人类依靠采集和渔猎获得生活资料，在向大自然索取的过程中繁衍生息，发展着社会生产和人类自身的进步。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使很多地区的氏族部落逐渐学会了使某些经常食用的植物果实和籽粒通过种植的方法，获得有效的食物来源，这就是原始农业产生的萌芽。一些最常食用的野生植物经过一代又一代地培植改良，成为氏族成员普遍喜爱的粮食。中美洲的玉米，地中海沿岸的小麦，中国北方的粟和南方的稻，都是这样出现的。 原始农业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距今1 万多年前，氏族发展很快，随着全球性的气候转暖，人口显著增加，人类活动的地域也不断扩大。中石器时代的采集和渔猎经济已不能保证人类日益增长的需求;长期跋涉的游猎活动也给规模越来越大的氏族群体带来诸多不便;特别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婚姻制度和以图腾崇拜为标志的宗教习俗，极大地限制了氏族迁徙活动;氏族人口的增加使妇女、儿童和老人迫切定居生活。在这种社会的背景下，中国的原始农业率先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北和华南地区相继产生了。 在采集和渔猎经济的中石器时代，妇女是采集活动的主要劳动力，男人则经常从事渔猎活动。这种性别上的自然分工，使妇女成为原始农业的发明者。 妇女们发现，在土地、水分和气候适宜的条件下，有些植物的种子可以发芽、开花、结果，有些还能易地移植，重新生长。相对定居的生活使植物的种植与栽培成为可能，而农业的出现又导致了定居生活的巩固与发展。于是，在长期居住的山洞附近，人们用刀、斧披荆斩棘，放火烧荒，开辟出一块块适于栽种的土地，年复一年地播种收获。随着农业的产生，在许多河流两岸的山坡台地上，出现了一些规模不大的氏族聚落营地。 最初的农业生产是分散、不稳定的，主要在山谷的营地附近和野生植物密集的地方进行。当时的种植方法也很原始。根据民族学资料，云南独龙族过去将野生稻的种子撒在草地上，然后把草拔下来，在清除杂草的同时，即利用草根带起来的土掩埋了种子。稻谷长起来后，如果附近的草木遮挡阳光，则把这些树枝、杂草折断，让作物在阳光下生长，这种方法甚至比刀耕火种的方法更为原始，提供了农业最初产生时一种切实的例证。 农业的产生，意味着新石器时代的开始。现代考古学认为，原始农业的发明是新石器时代的革命。所谓“新石器”，就是适应农业生产而出现的石器磨光技术，以及与磨制技术相继产生的切割、钻孔技术。 新石器时代刚刚出现的农业，是刀耕火种阶段的刀耕农业。它是在强度采集的基础上，采取点穴种籽、广撒薄收的方式进行的最原始的生产活动。在最初的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工具都很简单，主要是沿用中石器时代采集用的尖木棒、石制砍砸器和大尖状器等。翻挖土地和砍伐林木，使石斧的作用显得特别突出，磨制石斧开始出现。建筑房屋的过程中又产生了石锛和石凿。作物收获量逐渐增加，磨制的石刀和石镰也越来越普遍地推广应用了。在中石器时代已经出现的去壳工具石磨盘、石磨棒从自然状态变成人们精心制作的谷物加工工具，紧接着各种石铲逐渐取代了尖木棒和木铲、骨铲。于是，这一批磨制石器成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生产的重要标志。 当时要磨制一件美观实用的石器是不容易的，所以打制石器在新石器时代继续广泛地使用着。在中国的北方，由于冬季寒冷，需要用兽皮缝制衣服，用石叶镶嵌在骨柄上的石刀是切割和制革的重要工具，打制石叶和石镞的细石器工艺传统也因之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甚至流传至北方一些青铜文化时期的部落。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有利于发展石器制作工艺，并开始出现了粗制的陶器。 陶器的产生，与农业的发生和发展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农业不仅为人类提供了比较稳定的食物，使到处迁徙的氏族选择自然条件适宜的地方定居下来，而且使粮食越来越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食物。由于粮食不像鱼类、肉类那样可以在火上直接烧烤食用，因此必须使用一定的炊煮器达到食用的目的。陶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陶器既不可能在世界各地同时出现，也不可能只由一个地点发明再向各地传播。因此，适宜农业生产的一些地域就成为陶器的起源地区。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是陶器起源很早的地区，公元前6000 年左右已有比较多的发现，但迄今尚未发现农业刚刚发生时期的最初的陶器。 随着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用火的经验日益丰富，逐渐掌握了粘土经火烧烤会变硬的性能，结合对粘土掺水之后可以捏塑成各种形状的认识，总结出粘土干后定型变硬、被火烧过不易漏水的经验，于是发明了陶器。最初的陶器是用一些竹、藤、树枝编织物或葫芦等为内模制成的，在这些内模上涂抹、贴塑一层又一层泥土，再用火烧。后来人们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为模，也可以烧制成陶器。在中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发现的陶器，虽然不是最原始的陶器，但仍保存着粘土层层贴塑技术的现象。 人类发明陶器首先是为了汲水和炊煮食物的需要。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各种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器主要是罐、盆、钵、壶、盂几类。用于汲水、贮水的多为泥质陶器，炊具则多在陶土中掺有细砂或粗砂粒，称为夹砂陶。这种夹砂陶的器皿因陶胎内有细孔，炊煮时水中的空气不断从细孔中逸出，使陶器不致破裂，同时也有耐火、传热快等特点，使陶器比较耐用，能经得住温度的急剧变化。 由于没有文字可考，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形态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只能依靠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来说明，其中以磨制石器为主的生产工具和以陶器为主的生活用品成为分析当时社会经济的最重要依据。数以千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充分展示了经济发展的悠久历程。 中国原始农业发生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迄今尚没有明确的发现。远古经济比较发达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近年发现的一些公元前五六千年的遗址，基本上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的遗存，为我们提供了中国远古社会主要经济区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渊源。这些遗存包括:华北经济区的磁山文化，西北经济区的白家——大地湾文化，中原经济区的裴李岗文化，东北经济区的兴隆洼文化，海岱经济区的青莲岗——北辛文化，华南经济区的仙人洞文化，以及江汉经济区以湖南澧县彭头山和石门皂市遗址下层遗存为代的文化。这些古老的文化遗存，以共同的性质和不同的特点，反映出当时氏族经济的基本面貌。 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1.中原经济区的裴李岗文化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诸文化中，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地位十分突出。裴李岗文化以河南省新郑县的裴李岗遗址而 裴李岗文化 定名。这种文化的分布以嵩山周围比较密集，在太行山东麓、大别山以北也留下了裴李岗人活动的踪迹。从地质构造上看，河南省广大地区是以华北陆台为基础的。由于地质运动史上的无数次升隆，造成了很多山间盆地和谷地，如在豫西有伊洛盆地、汝颖谷地、溱淆谷地等等;太%8E%BF%E7%9B%86%E5%9C%B0" class=innerlink>林县盆地;嵩山以东，是黄河冲积平原。俯瞰整个中州大地，到处似乎是平畴沃野，但从小区域上观察，则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土岗沟壑。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诸氏族部落，就大多生活在靠近各个河流的岗丘上。这一带第四纪黄土广泛覆盖，尤其是豫东平原，黄河冲积的次生黄土非常有利于古代农业的发展。据气象学方面的研究，在距今2500—8000 年的全新世中期，中原和华北地区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得多，粟作农业的起源很可能就在这里发生。 裴李岗文化的典型遗址除裴李岗外，还有新郑的沙窝李和唐户村，密县莪沟，长葛岗河，临汝中山寨，许昌丁集，郏县水泉，巩县铁生沟等等，不下40 余处。碳14 断代为公元前6200 年至前5500 年前后，经历了700 年的发展而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 各遗址都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石铲、石镰、石磨盘、石磨棒和零星发现的纺轮、骨器等，铲为双刃舌状，镰的刃部有细密的锯齿，磨盘则底附四足，形制很有特色。这类工具都磨制很精，光滑实用，表现出石器制造者熟练的加工技巧。在农业生产中，从翻土、播种到收割和谷物加工，已构成系列化，足以说明农业生产已脱离了最初的发生期。 在各遗址中都发现了盛水和贮谷的深腹陶罐、炊煮的三足钵和鼎、汲水的壶等陶器，器形小，火候低，种类也不多，都是手制的，大量采用贴塑的方法，容易剥落和破碎。在这种文化的后期，出现了圈足碗和形体较大的罐，但与后来仰韶文化常见的敛口钵和大型瓮、罐类储藏器还是不能比拟的。 从氏族营地和公共墓地的发掘表明，裴李岗人的定居生活时间还不很长，农业经济也不够发达。部落的面积普遍较小，文化堆积很薄，除了在墓葬中有少量随葬品外，营地的房址中遗物很少。他们在寒冷的季节居住在简陋的半地穴式窝棚里，夏天则露宿在营地中的坪场上，点燃起一堆堆篝火。 各个遗址发现的房屋遗迹，多是首先在地面上挖出一个直径约2—3 米的坑穴，周围埋上几根木柱以搭盖草棚。房子的南面挖出一个斜坡形或阶梯式门道以便出入，房内中间或离门稍远的地方设置火塘，有的火塘还用黄泥、草拌泥筑成灶圈，有的火塘则修成簸箕形，室内一般都修垫得很平整，有的还开始在居住地面上铺设一层比较硬实的灰白色干土，踩踏得很坚 固。面积很小的营地和构造非常简陋的窝棚，反映出生产力水平较低，生活是艰苦和不稳定的。 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2.华北经济区的磁山文化 磁山文化分布在太行山东麓的黄河北岸，与裴李岗文化相邻。南自漳河沿岸，北达易水之滨，处于华北平原的西部边缘。这一部落的营地遗址在滏阳河支流的南洺河两岸比较集中，典型遗址有武安磁山、南岗、牛洼堡、西万年和容城坡几处，比起裴李岗文化来，分布的范围更小，遗址也少得多。在磁山遗址，发现了同嵩山周围一样的房屋遗迹，也发现了大致相同的农业生产工具，包括石铲、石镰、石磨盘和石磨棒等。这个部落的陶器也和河南的差不多，有造型一致的陶壶、三足钵、鼎、罐等。一些陶器表面压印的弧线篦点纹饰更是惊人的雷同。不过，这两种文化的不同之处也是很显著的，如典型的遗物石磨盘和石铲、石镰，两地表现出风格上的差异。裴李岗文化的石磨盘大都两端圆钝，状如鞋底;石铲较薄;石镰有锯齿刃。磁山的工具中，石磨盘则在一端或两端带尖;铲则较厚，有的两侧带肩或柄部作尖锥状;石镰很少，且刃部无齿，制作也较粗糙。更为重要的是从陶器上看，磁山文化中颇具代表性的、数量较多的陶盂和靴式陶支座，完全不同于裴李岗文化分布范围之内的各遗址。至于磁山文化中常见的陶器上的细绳纹，也在裴李岗文化中很少见到，偶尔在其晚期遗存中有所发现。这些区别，说明了两种地域相连的不同文化各自的特点。磁山文化遗存的碳14 断代在公元前6100 年至前5600 年前后，大约经历了500 年左右的发展历程。 考古发现表明磁山文化的农业生产似乎比裴李岗文化前进了一步，达到了同时期各地农业发展的最高水平。在磁山遗址中先后清理出88 个储存粮食的窖穴，这些窖穴均有粮食堆积，有些是堆积很满的。这88 个窖穴中粮食总体积达109 立方米，折合重量为5 万公斤以上。经过科学家的灰像分析，鉴定为粟。由此可见，华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发展到磁山文化阶段，已达到一定规模了，这一时期与农业发生期，应该有较长一段的时间距离。在磁山遗址，还发现了一处制造石器的场所，分布着石块、石片、残石器和半成品。此外还发现了骨凿、骨针、兽骨、鱼骨及渔猎工具石弹丸、骨镞、牙锥、角梭等，说明采集和渔猎经济仍占一定的地位。 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3.渭水经济区的大地湾文化 在中原经济区的裴李岗文化和华北经济区的磁山文化不断发展的时候，渭水流域也活跃着许多母系氏族部落。这些部落与裴李岗人、磁山人很少交往。渭水上游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和中游的陕西渭南白家材遗址，是他们留下的丰富遗存，考古界称之为“大地湾文化”或“白家文化”。 大地湾遗址，位于甘肃省秦安县王营乡的邵店村东，清水河南岸。从1978—1982 年，考古学家们经过5 年的挖掘，清理出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的大量房址、灰坑、窑址和墓葬，生产工具数以千计，还有大批生活用具、武器和装饰品。在这个遗址中，有距今7350—7800 年之间的一批房址和墓葬，遗迹和遗物揭示出新石器时代早期渭水流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原始氏族的生活、丧葬习俗。 同中原和华北地区一样，大地湾人居住的房屋大多是半地穴式的窝棚，居住面积仅六七平方米，屋内地面也不那么平整，只有一层长期踩踏而形成的比较坚硬的硬土面。氏族成员死去以后，埋葬在深仅容身的长方形墓坑中，随葬品极少，表现出社会生产力低下，生活比较恶劣的情形。 在大地湾遗址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生产工具主要是打制或略加磨制的石器，有斧、刀、铲、砍砸器、刮削器，还有些细石器，表现出一定的原始性。氏族成员使用的陶器，有三足钵、筒状深腹罐、球腹壶和圈足碗等，这些生活用品的造型与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的同类器物都很相似，特别是陶器表面普遍带有绳纹，与磁山文化更为接近。大地湾文化遗存的自身特点是，交叉绳纹钵的口沿磨光并绘有紫红色的宽带纹;罐和碗的口沿常做成锯齿状;在钵的内壁发现有十多种彩绘符号;磨制石器很少，仅占石器总数的1/10。这些特点说明渭水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有独立的系统和渊源。它后来直接发展成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在渭水流域，与大地湾文化遗存同时存在的遗址主要有陕西境内的临潼(原渭南)白家村，华阴老官台、元君庙，渭南北刘、白庙，宝鸡北首岭，长武下孟村，长安芦坡头和眉县第二坡等等，其中以白家村遗址最具代表性。当时白家氏族部落的营地内，房屋都是与大地湾遗址相同的窝棚，不过室内面积稍大，约12 平方米左右，居住面也比较光滑平整，在略呈圆形的房子内，东北角有一个灶坑，南面有一台阶式的门道。遗址内发现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同时也有一定数量的骨器、蚌器和陶制品。石器以磨制的居多，包括长方形石铲、长弓形两面刃石刀、石斧，以及打制的石刃和砍砸器;骨器有锥、刀、针、矛、锯、镞;还有蚌壳磨制的刀、镰及陶纺轮。这里出土的陶器，基本上与大地湾相同，盛行通体拍印细绳纹的圜底钵、三足钵、平底罐、三足罐、圈足碗，也发现了一些鼓腹瓮和器座。在白家文化类型的其它遗址，曾发现过较多的骨镞和网坠。因为大地湾、白家一类遗址都集中在渭水流域，有完全一致的文化面貌，考古界一致认为它们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这种文化的先民有些氏族曾翻越秦岭到达陕南的汉中盆地定居，西乡的李家村、何家湾都曾留下他们的遗迹。这部分渭水流域的移民，后来对江汉地区的农业经济开发做出了较多贡献。 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4.海岱经济区的北辛文化 以泰山、沂蒙山为中心的海岱经济区，在中国远古的氏族经济中占有重要的特殊地位。早在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 北辛文化陶器-指甲娫钵 时代，泰沂山区和沂水、沭水两岸就活跃着一些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氏族。泰沂山脉中段主峰的鲁山南侧和鲁东南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及中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已近百处，其中临沂城东的沂、沭河之间的凤凰岭遗址，是1 万年前中石器时代猎人经常活动的营地，发现了丰富的细石器遗存。20 世纪80 年代之后，环鲁中南山地周围的兖州、曲阜、泰安、平阴、长清、济南、章丘、邹平、张店、青州、莒县、临沭和滕县等地，都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这类遗存由于50 年代最早发现于江苏淮安青莲岗，考古界曾定名为青莲岗文化，后因该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半岛，并以滕县北辛遗址最为典型，遂重新定名为北辛文化。它的分布范围除山东半岛外，还包括江苏北部地区的洪泽湖东北一带，主要 遗址有山东滕县北辛、兖州三因、泰安大汶口、江苏邳县大墩子、连云港市二涧村和淮安青莲岗等。碳14 测定这种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5300年至前4300 年之间，其后发展为大汶口文化。 北辛文化陶器-盖鼎 北辛文化也不是海岱经济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北辛文化之前，山东半岛及苏北地区的原始农业经济已经有二三千年的发展过程，所以北辛文化同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大地湾文化一样，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后一阶段，已接近母系氏族社会经济繁荣时期。 北辛氏族部落集团已过着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在各遗址中发现的生产工具分为石器、骨器和蚌器几种。石器以打制的为主，制作也比较简单，常见有交互打击制成的扁平长方形或桃形石铲、上窄下宽的石斧和敲砸器等，磨制石器包括圆角长方形石铲、三角形无足石磨盘和圆角长方形石磨盘、石磨棒、石刀、石镰、石凿、石杵及匕首;骨角器有骨镞、鱼镖、骨匕、骨凿、骨梭、骨针、骨锥和骨笄等;蚌器有镰、针和镞;此外还有一些陶网坠。 北辛文化的制陶业尚比较落后，陶器都是手制的，主要器形有鼎、钵、壶、支座和三足釜，其中以三足釜最多，特点非常突出，也有少量盆、盘和杯。早期阶段的陶器制作不规整，胎壁较厚，火候也不高。中晚期的陶器制作规整了，胎壁变薄，器物表面也增加了很多窄堆纹和篦纹，成组的窄堆纹陶器，是北辛文化的特点和标志。 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5.东北经济区的兴隆洼文化 东北经济区地域辽阔，远古社会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基本上可以划分为辽河流域、第二松花江流域和松嫩平原 兴隆洼文化 三个局部地区。考古发现表明，环渤海湾的辽河流域农业经济比其它两个地区先行发展，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兴隆洼文化是辽河流域的重要遗存。 辽河上游的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乌尔吉木伦河一带，公元前五六千年生活着一些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氏族部落，其中有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兴隆洼文化诸氏族，也有一些以采集和渔猎经济为主的氏族与之同时存在。 兴隆洼文化，以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遗址而定名。这个遗址地处努鲁儿虎山麓大凌河支流的牤牛河上游丘岗上。发掘清理的氏族居住营地是经过周密规划、精心安排的。房址的布局排列整齐，井然有序，都是西北—东南走向，每间约50—80 平方米，最大的房间达140 余平方米，显得比黄河流域的同时期氏族居址高大宽敞。营地的周围有宽约2 米、尚存深度1 米左右的壕沟，是这个氏族营地的界限，也是一种防御设施。这是目前中国大陆远古居民最早的防御设施。 兴隆洼氏族先民使用的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其中主要是用于掘土的打制的有肩石锄。很多房址中都放置着这种先进的生产工具，还有石铲、石斧、石锛、石磨盘、石磨棒和圆饼形石器等等。由石片嵌入骨柄凹槽的刮刀很有特色，是北方细石器工艺传统的产品。其它加工兽皮用的石刀和渔猎工具也比较多。骨器有锥、镖、针等，磨制都比较精良。在房址的居住面上，常常发现琢制的石磨盘和磨棒，有的房间里还出土了石杵。这些谷物加工工具，既可以加工农作物去壳脱粒，也可以用于加工采集的植物籽实。房址中发现较多的鹿角、狍骨和胡 桃楸的果实硬壳，说明氏族营地附近广布森林，狩猎和采集经济仍占一定的比重。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与黄河流域的诸新石器时代文化大体相当。 在兴隆洼遗址西北部的西拉木伦上游林西县白音长汗，是兴隆洼文化的另一个典型遗址，1989 年发掘出房址17 座，也是成排分布、井然有序的，氏族营地外围同样有一条壕沟。生产工具则以梯形石铲为主，与兴隆洼遗址稍有不同。另外，兴隆洼遗址的房子没有门道，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房屋属于“筑城穴居，屋形似冢，开口于上，以梯出入”的居室最古老的形式，但白音长汗遗址发掘的房子却大多有向东的门，也反映了两地生活习俗的差异。总的看来，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主要的，属于同一文化系统。碳14 测定兴隆洼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6000—前5500 年左右。 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6.湘赣经济区的早期农业 长江中游以南，河流纵横，湖泊密布，形成了方圆千里的水乡泽国。在这江河湖泊之中，江南丘陵以罗霄山脉为脊，高低错落，聚散于湘江、赣江两岸。以湘江流域至洞庭湖周围，和以赣江流域鄱阳湖一带的湘赣经济区，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重要经济区，丰富的水系和茂盛的山林植被为古代氏族部落提供了优越的栖息环境，从而发展了农业生产，创造出特色鲜明的物质文化。 江南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集中发现在洞庭湖周围和鄱阳湖一带两个区域，比较典型的遗址有江西万年仙人洞，湖北秭归朝天嘴、宜都城背溪、枝江青龙山，湖南石门皂市、临澧胡家屋场和澧县彭头山等。 洞庭湖周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以石门皂市下层为代表，宜都城背溪、临澧胡家屋场等遗址都比较典型。在这些遗址中发现的生产工具较多，打制石器占相当大的比重，常见燧石打制的细石器，磨制石器主要是石斧，还有石网坠、石球等;骨器则有骨针和骨锥。 这一区域的氏族制陶工艺也相当原始。陶器是比较单一的夹砂或夹炭红陶，褐、灰陶仅有少量发现，许多陶器胎质为黑色，外涂红、白、黄色陶衣。制法全为手制贴塑法，即用手捏出器形，内外再糊上几层，比较容易破碎。器型主要是圜底器和圈足器，晚期出现了少量的三足器。日用器皿包括釜、罐、钵、盘、??饰是其它地区普遍流行的绳纹，拍印得比较浅而乱，其次有刻划纹和篦点纹。 各遗址都发现了一批动物骨骸，有水牛骨、鳖腹甲、鱼骨、蚌壳等，水生动物较多。 从石门皂市等遗址反映的文化面貌，表明新石器时代早期洞庭湖周围的经济生产还很落后，采集和渔猎经济仍是当地氏族的主要经济活动，丰富的水生动物资源是他们的重要食物来源。大量细石器的出土正是脱离中石器时代时间不长的反映。对皂市和城背溪遗址的遗存碳14 测定，年代在公元前5750—5480 年前后，与黄河流域诸文化的年代一致，但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看来是比较低下的。由于缺乏典型的、系列的农业生产工具，也许这一带的农业生产还未发生，或刚刚出现以木、竹器为工具的点种方法，处于初期阶段。 近年来洞庭湖周围彭头山文化的发现，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收获，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湘赣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经济状况。 湖南省西北部的澧阳平原，介于武陵山余脉与洞庭湖盆地之间，为过渡地带，东连湖区，西北部近山地，属河湖冲积平原。新石器时代早期，这里的植被多杉木和湿生蕨类孢子植物， 为暖性针叶林为主的森林——草原环境，气温较现代略低。距今8000 年左右，这一带生活着以彭头山文化为代表的氏族部落。 彭头山文化以1988 年发掘的澧县彭头山遗址命名。该遗址坐落在县城西北的一个小山岗上，周围地势开阔平坦，北有涔河，南有澧水，氏族营地既发现了一些大小不等的房址遗迹，也有灰坑和墓葬。从生产工具看，石器可以明确区分为细石器、大型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三类，其中磨制石器数量很少，细石器较多，体现出强烈的中石器时代文化色彩。 彭头山文化的细石器有刮削器、锥形器、雕刻器几种;大型打制石器仅有砍砸器、刮削器和石锤;磨制石器数量虽少，但普遍加工较精，通体细磨，表面光滑，已掌握了切割、细磨和两面钻孔等技术。生产工具只有功用不明确的石斧(体小，形似斧，刃似锛)，其它磨制石器有小型的管、棒类饰件。从石器的情况和遗址的地貌、孢粉分析，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是以采集和渔猎为主，稻作农业处于发生不久的初期阶段。陶片中夹杂着许多稻壳，因全部炭化、形态不完整，尚不能确认为人工栽培稻。不过，考虑到距今7000年前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已有较发达的稻作农业，彭头山文化出现初期稻作农业应该是可能的。 这一部落的制陶业尚处于原始阶段，陶器采用直接捏塑成型和用泥片贴塑成型两种方法。全部陶器没有明显的夹砂陶和泥质陶之分，大量掺杂稻壳。胎壁普遍较厚，器底尤甚。陶片断面清楚可见泥片形成的分层现象。器物大多工艺粗糙，整体歪斜，器表凸凹不平，口沿也不规整。内外表面多经刮削、抹平，有的内壁未经刮还抹留有手指按压的痕迹。主要器形有深腹罐、筒形釜、盘、盆、钵、碗、碟和支座等。这些器物大部分造型简单，没有固定的形态，许多器物种类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普遍的特征为圜底、无沿、厚胎、厚底、表面滚压绳纹。 彭头山文化的基本面貌和碳14 测定数据，都早于湖南石门皂市下层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是目前长江流域发现的时间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是大溪文化的源头之一。 由于彭头山文化的典型遗址发现不多，对于这种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基本面貌还缺乏更细致深入地了解。彭头山氏族部落与稍晚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所代表的氏族部落究竟是什么关系，考古界还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但是，彭头山文化和石门皂市遗址下层一类文化遗存的发现，清楚表明早在800 多年前，洞庭湖周围乃至湘江流域就生活着一些原始部落，在从事渔猎经济的同时，已开始进行稻作农业生产，为氏族经济的繁荣做出贡献。 鄱阳湖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同洞庭湖周围一样，也表现出较强的中石器时代文化色彩。仙人洞遗址是鄱阳湖东岸怀玉山北麓的一个遗址，在万年县城东北15 公里的一处山坡洞穴内。这个洞穴曾居住过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氏族成员，文化堆积中出土了许多生产工具，其中打制石器较多，一般仅打出刃部即行使用，很少进行第二步加工修整。常见的生产工具有砍砸器、刮削器、盘状器等。磨制石器较少，制作也比较粗糙，器类十分简单，主要有扁圆形穿孔石锤、两端尖的石矛以及个别的石凿。遗物中还发现许多针、锥、凿、镞、鱼镖等骨角器和尚保留外壳的穿孔蚌器。这批生产工具普遍制作简单，显示出从中石器时代刚刚进入新石器时代不久的状况。 在这个洞穴中的较晚堆积中，发现的生产工具也是打制与磨制石器共存，并仍有较多的骨角器和蚌器，器形与较早阶段的大都相近，说明这两个阶段是互相衔接，承袭发展的，时间相去不远。但新出现了磨光的扁平石锛、骨矛和带梃的蚌镞。上层的陶器质量也比下层的有明显进步，由过去质地粗糙、内壁凸凹不平的夹砂红色陶器演变成制作较好的夹砂红陶、夹蚌壳粉红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等多种质地的罐、豆、壶等。这种演变状况，与洞庭湖周围的制陶业发展规律完全相同。 在仙人洞的遗存中，上、下层都发现了多处火堆遗迹，同时含有大量野生动物和螺蚌介壳，没有发现家畜的骨骸。根据上述现象，清楚地表明当时氏族的经济生活主要依靠狩猎、捕捞和采集，还没有稳定的定居生活和农业生产。 总的看来，湘赣经济区的两种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比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北辛文化、大地湾文化等表现出更多的原始性。氏族的迁徙性较强，没有出现稳定的定居生活和农业经济，采集和渔猎经济居于主导地位。洞庭湖周围鄂西地区和澧水流域的氏族部落，已经有了初步的农业生产技术。经济发展水平或许略高于鄱阳湖一带的氏族。彭头山的遗址的发现，为长江流域稻作农业的产生和初期发展阶段树立了一个标尺，在中国远古经济史和农业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为进一步发现与研究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宝贵资料，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7.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经济特点 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的经济发展从物质文化遗存来看，表现出社会生产力水平是相当低下的，当时氏族先民的生活状况十分艰苦。经济发展概况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农业生产很原始，采集和狩猎、捕捞活动在经济生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有的地区渔猎经济尚居主导地位，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十分稳定的定居生活和一定规模的农业。 黄河流域的诸文化遗存，从房址、墓葬、生产工具和陶器看，原始农业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许多遗址都发掘出大量动物骨骼，主要是野生品种。磁山遗址虽然农业经济比重很大，也出土了鸟类、兽类、鱼鳖类、蚌类等23 种动物，其中有猕猴、狗獾、蒙古兔、花面狸、金钱豹、东北鼢鼠、梅花鹿、马鹿、四不象鹿、獐、狍、赤鹿、短角牛、野猪等，还有豆雁、鳖、草鱼、丽蚌的遗骸。属于家畜类的只有狗、猪和鸡。这个动物群落的发现，证明当时黄河流域各地氏族部落的经济类型承袭了中石器时代的传统生产方式，即狩猎和采集经济占相当大的比重。 华北动物群落的发现，也给我们提供了距今七八千年前黄河流域人们生活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生活内容。当时华北一带气候温和，比现在平均气温高2—3?。各氏族营地附近芦草丛生，有较多的湖泊沼泽;远处则有茂密的森林，野兽成群出没其中。如猕猴，今日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带;花面狸则是亚热带的种类;鱼鳖和丽蚌的较多出土，说明聚落附近河流水域宽阔，流量大，水产很丰富。这些环境给氏族成员提供了良好的采集、捕捞和狩猎的场所。猎获的动物既有大型的猛兽，也有中小型的，既有随季节变换而迁移的雁类和鹿类，也有常年栖息当地的动物，说明狩猎活动是全年进行的重要经济活动，也是一种日常普遍掌握的经济生产手段，而不是间歇的、闲暇的活动。这种状况表明，由于农业还不足以维持食物需要，氏族成员必须从多方面获得补充来生活。 在发明农业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妇女，继续承担着采集活动的生产分工。新石器时代人们的采集活动比农业生产更不受季节的限制，采集范围也比中石器时代更加广泛，其中主要是对野生植物类的采集，也包括对昆虫及幼小动物的捕捉。 对植物类的采集品很多，在考古发掘中很难寻觅到当时的采集品，一些遗址中仅保存着少量植物果实的坚硬皮壳和炭化的籽实，如棒子、胡桃和小叶朴等。实际上，氏族妇女在日常采集活动中，必然也把一些植物的块根、各种鸟卵、蜂蜜等做为重要的采集对象。另外，由于 大量草本植物的籽实难于留下遗迹，所以并不表明当时很少采集草本植物的果实。根据民族学的材料推断，古代氏族先民在一年的各个季节里都有相应的采集活动。春季和夏季，妇女们多采摘植物中可食的嫩芽、嫩叶和花朵;秋季在收获较多果实时，也挖掘一些植物的块根和块茎。此外，她们还挖掘各种野菜和采集木耳、蘑菇等菌类。在气候温暖湿润的江南地区，采集的对象就比华北更多了。 捕捉昆虫和各种小动物充饥，也属采集经济的范畴。新石器时代的先民捕捉的介虫类有河蚌、螺蛳、螃蟹、蜗牛等;昆虫类有黑壳虫、天牛、蟑螂、蚱蜢、蜂蛹、蜻蜒等;另外还有壁虎、蜥蜴、青蛙、蛇、田鼠之类小动物。所有这些已经为考古发掘、文献记载和民族志材料所证实。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都有营地面积小、房地少、文化堆积薄、生产工具简单、陶器制作粗糙的共同特点，说明当时氏族的迁徒性较强，有的氏族成员还住在山洞中。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低下的。从目前的发现来看，华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具有更为原始的色彩。 ?经济生产活动受到自然条件的强大制约，人们还缺乏改造自然的能力。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一定差异，存在着不平衡性，并且预示着不同的经济形态发展方向。 在远古社会里，选择什??问。在最近十几万年的时间里，人类最初只是使用打制石器和木棍等简陋的工具去获取食物，随时随地都可能遇到各种危险。人们完全不懂得自然界的规律，几乎无力对付自然界强大的力量。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选择适合生存和繁衍的环境已成为各氏族最关心的大事。离开了群体，离开了适合生存的环境，就意味着死亡。后来，在自然界的威胁下，人们不断地迁徙，在选择生活环境的迁徙中度过了中石器时代。 到了距今1 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出现了，土地开始把谷类作物奉献给劳动的人们，氏族开始在得到粮食的自然环境中比较长期地定居下来。这种逐渐安定的生活，使氏族成员的较多时间用来制造种类更多的工具，特别是磨制石器和烧制陶器、制作工艺品来充实美化自己的生活。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经济出现时起，中国的黄河流域就到处有比较稳定的氏族部落活动的踪迹。从渭水流域的大地湾——白家文化、华北的磁山文化、中原的裴李岗文化到山东的北辛文化，各地的文化面貌表现出早期农业经济极大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黄河流域大体相同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动植物群落所决定的。 但是，生存环境不同、经济形态和发展水平就不同。中原和华北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较快，华南地区生活在山洞里的氏族就仍停留在采集和渔猎经济状态之中。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发现的精致的磨光石器、种类较多的陶器和窖藏谷物，是洞庭湖、鄱阳湖地区的人们很难想象的。仙人洞遗址出土的石器，陶器都表现出极大的原始性。氏族成员经常生活的地方，发现了一些烧火堆遗址，篝火都没有坑穴，在平地架起，只是底部垫上一些大石块以利通风燃烧，火烬中可以找到一些兽骨、蚌壳及少量破碎的陶罐。仙人洞遗址的年代与裴李岗文化同时，却没有发现农业经济的迹象。而西南地区怒江中游的一些氏族，当时却完全过着中石器时代的生活。所以，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各地的经济发展是很不平衡的。 在自然条件的强烈影响下，这种经济生产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不仅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拉大了各地的距离，而且在很大程度影响了各地氏族部落沿着不同的经济形态方向演变。例如东海、南海上一些岛屿居民，采集和渔猎经济一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仍在继续发展;而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很多地区，农业经济到近代还没有出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经济形态的差异，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发生时起，就开始表现出来了。 ?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氏族部落彼此交流，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在中石器时代，氏族集团的迁徒流动性很强，在不同的地域但自然环境相似的条件下，采集和狩猎的技术与经验得以广泛地交流与传播，因而无论欧亚大陆还是美洲、大洋洲，细石器工艺传统都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 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经济的出现，使人们从季节性的定居生活转变为较长时间的定居，这种定居生活加强了文化的地域性，从而产生了相对封闭的特点。逐渐形成的生活习俗的差异和图腾崇拜式原始宗教，更加强了这种独立性和封闭性，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经济背景。考古发现表明，在一种文化的中心区域，这种文化的特点特别明显而强烈，而两种或三种文化的交界、接触地带，则文化遗存中必兼有几种文化的因素;同时，在交通不便的深山丛林中或聚落极其稀少的地方，文化遗存不仅特点不突出、遗物很少，而且大都表现出落后于同一时期其它文化的面貌。 裴李岗文化的中心在嵩山周围，磁山文化的中心在华北平原西部边缘、太行山东麓的冀南豫北地带，这两种文化呈犬牙交错的分布，交流与融合使这一带的经济发展较快，因此产生了仰韶文化的后岗类型、大司空类型和物质遗存丰富的龙山文化。由于这一带农业经济基础坚实雄厚，人口密集，物资交流方便，所以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商族几经选择，最后把国都确定在这里的安阳。 不同的文化的交流使先进的生产技术得以传播与推广，压印篦点纹深腹陶罐的制作技术，在中原和华北起源，很快成为辽河流域原始居民习惯使用的器皿;而在陶器表面拍印绳纹，几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交流与传播，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在交通工具尚未产生的时期，或交通工具很难使用的地区，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影响。直到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中国西南的横断山一带高山峡谷中还生活着以采集和狩猎经济为主的氏族部落，就是交通闭塞造成的。交流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业经济中已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经济的上述特点，是在人类不断战胜自然条件的种种限制，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表现出来的。随着人类对自然界征服力量的加强，这些特点则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比如渔猎经济形态的减弱等。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同文化的同一性也日趋发展了。 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经济状况 前5000 年至公元前3000 年左右，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先后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发展阶段。这是氏族制经济繁荣发展的阶段，黄河两岸、大江南北的原始农业和手工业发展速度比新石器时代早期更快了。新的农业生产工具逐渐增多，农作物的品种和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地提高;制陶工艺更加成熟，各地出现了不同类型的陶窑和制陶方法，薄胎陶、白陶等体现先进技术的产品有越来越多的发现，并已出现慢轮修整技术;玉石器制作工艺在东部沿海地区的辽宁、山东、江苏、浙江一带成绩非常突出，切割、抛光、钻孔等技术得到进一步推广;竹木器、骨角器制造和加工业也比过去有较大发展，一些地区出土的工艺品成为中国古代奇珍异宝;随着手工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土木建筑和造船工业也呈现出新局面;丝麻纺织业继续发展，出现了养蚕业和一些纺织新技术;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远古水陆交通的发展，以物易物的交换范围不断扩大，开始出现专门为交换而制作的商品;与此同时，采集和渔猎经济继续做为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仍是氏族成员经常从事的生产活动。总之，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在这一阶段里各个领域都发展较快，并加强了各个地域、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中国的氏族社会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呈现出同一性的趋势，但在一些文化的中心区域仍保持着浓厚的地方特色。这种社会发展的同一性和地方特色为此后华夏民族的融合及多民族的文化结构孕育出雏形。 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长达两千年的历程中，最富代表性的是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其它有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及华南地区的一些原始文化。与此同时，辽东地区、松花江及嫩江流域、闽江两岸及四川盆地也都有一些氏族部落生息繁衍，开发着当地的自然经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黄河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居于领先地位，长江流域的原始经济几乎与之同步发展，其它地区则相对落后一些，他们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分别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大地上依山傍水几乎到处都有当时人们活动的踪迹，各氏族部落的先民用辛勤的汗水，创造性地开拓着远古的中华锦绣江山。 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1.黄河中游仰韶文化的经济 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典型文化，以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现而命名。这个遗址从1921 年发现以后，曾经做过多次调查和发掘。1980—1982 年，考古工作者在仰韶村揭露氏族营地面积两千多平方米，发现了一批房址和窖穴，出土陶器、石器、骨器和蚌器等六百余件，进一步明确了这种远古文化的重要意义。由于分布地域比较辽阔，包括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和内蒙古中南部广大地区，所以根据一些地方特征把这种文化划分成几种类型，主要有渭水流域的半坡类型、史家类型、西王村类型;豫西地区的庙底沟类型;郑州一带的大河村类型;河北和豫北的后岗类型、大司空村类型;豫南的下王岗类型，等等。这些不同类型在地域上既有交叉，在时间上也有先后，不过总的来说，它们具有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中游农业部落的许多共同特点，并分别与周围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及屈家岭文化有一定交流。在与各地不同文化的交流中，仰韶文化对周围地区的影响显得更为突出。 仰韶文化是继承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展而来的，社会经济比原始农业初期阶段有了较大的发展。各地氏族部落在河谷阶地上营建了大大小小的部落，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氏族成员主要从事农业生活，同时饲养猪、羊等家畜，兼营狩猎、采集和捕捞水中的鱼蚌。这一时期的原始手工业也比较发达，制陶业、石器制造和其它手工业技术在各种类型的氏族经济生产中普遍得到推广和传播，一些先进技术已影响到长江流域和东北、西南地区。仰韶文化的两千年发展，既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原始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 (1)农业和家畜饲养 仰韶文化各个部落继承了前仰韶时期各种文化的传统生产方式，农业生产仍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粟的遗存在各重要遗址中经常发现，如西安半坡一座房子内的罐、瓮中都盛放着粟，另一座房子的小窖穴中也发现了粟壳遗存，特别是有一个窖穴中粟壳堆积达数斗之多。在重要遗址北首岭、泉护村、下孟村、王湾，也都发现了或多或少的粟壳。临潼的姜寨遗址，还发现了另一种耐旱作物黍。靠近长江北岸的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发现了稻谷痕迹。此外，在洛阳孙旗屯、郑州林山砦、淅川下集等遗址，也都发现了粮食遗迹。??达，粮食作物品 种不仅是一种粟。同时，人们还掌握了蔬菜种植技术，半坡遗址的一座房子内，一个陶罐里装满了已经炭化的白菜或芥菜之类的茶籽。 仰韶文化处于原始的锄耕农业阶段，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和土地轮休的耕作方式，生产水平仍比较低下。早期阶段可能有尖木棒等木质工具及石铲、石锄等挖掘土地。这时的石斧大多形体厚重，横断面呈椭圆形，适于砍伐林木以开垦荒地。收割农作物则用两侧有缺口的长方形石刀和陶刀。加工粮食使用石磨盘、石磨棒和木杵、石杵等。中晚期的庙底沟、大河村类型，出现了大量舌形或心形的石铲，磨制得比较平整光滑。在临汝大张村、郑州大河村等遗址，还出土一种大型、通体磨光的长条形石铲或有肩石铲。这一时期收割谷穗改用磨光的长方形石刀，有的还带穿孔。这些工具都比早期的半坡类型有所进步，生产效率也因此得到提高。 家畜饲养业比新石器时代早期也有一定进步，饲养的家畜有猪、狗和羊，马的骨头也有少量发现。鸡骨发现较多，可能已经驯化为家禽了。 (2)采集和渔猎经济 仰韶文化时期，黄河中游各部落的采集和渔猎经济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当时的采集品中有榛子、栗子、松籽和朴树籽等，还有水中的螺蛳。其它如植物块根、鸟蛋、蜂蜜以及昆虫等，也是采集的对象，这些与过去没有多大区别。 各氏族营地附近，都有大小河流和比较宽阔的水域，水产十分丰富，利于捕捞活动。遗址中普遍发现了石、陶制网坠和骨制鱼钩、鱼叉等工具，说明当时氏族先民的捕捞方法既有网捕，也有垂钓和投叉击刺。许多遗址的彩绘陶器上都有鱼网的描画。半坡类型的彩陶盆内及其它一些彩陶器皿上常有鱼网纹和鱼纹，显然是长期捕捞活动的真实写照。 狩猎主要是男子从事的活动，一般集体围猎较大和较凶猛的野兽。半坡遗址出土的猎获物骨骼较多，有斑鹿、水鹿、竹鼠、野兔、狸、貉、獾、羚羊等等，有的遗址还出土了一些飞禽的骨骼。狩猎所用的工具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用骨、石、角磨制的箭头，有三角形、柳叶形、带翼和圆锥状等十多种不同的形式，都磨制得很锋利。还发现了较多石、角制的矛头和投掷用的石球。从这些遗物可知，当时的狩猎方法包括射击、投掷和集体围打等几种，鹿是狩猎的主要对象。 (3)手工业经济的发展 仰韶文化的手工业经济与农业、畜牧业经济一样，主要从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活动，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已普遍存在，商品经济的萌芽还没有产生。在各个部落里，氏族成员从事的生产劳动主要是以性别和年龄为分工的。手工业生产中的一些专业性技术，开始由氏族内部长期从事、积累了一定经验的成员掌握，这些专业分工尚不十分明确和规范。当时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是制陶业和制石、制骨、制革、纺织、编织等。 (4)制陶业 仰韶文化的制陶业比较发达，制陶技术最能代表当时的手工业经济发展的水平。从考古发现看，各部落都掌握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包括选用陶土、塑坯造型、烧制火候等一系列技术和绘画、贴塑装饰的工艺。不过，制坯还停留在手制阶段，不少小件器物仍采用直接捏塑的简易方法。仰韶文化中期以前，一般都采用泥条盘筑法制坯造型，后来出现了用慢轮修整口沿部分的技术。制陶的工匠能够在器物表面施加各种纹饰，有的用特制的模具拍打，有的用工具刻划，有的装饰主要是为了加固器体，有的则仅仅是为了美观。其中装饰作用最明显的是彩陶花纹。仰韶文化各种类型遗址发现的彩陶花纹形式与风格互有区别，但也有它们的共同特点。早期以红地黑彩或紫彩为多，中期流行先涂绘白色或红色陶衣为地，再加绘黑色、棕色或红色的纹饰，有的黑彩还镶加白边，十分美丽。绘画所用的颜料、磨砚、研磨锤等工具， 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等遗址的营地、墓葬中都有发现。从彩陶图案纹饰的痕迹分析，当时绘画已经使用毛笔一类较软的工具。 各地的居住营地中，有专门烧制陶器的窑场和作坊。目前已发现仰韶文化各时期的陶窑上百座，构造分为横穴窑和竖穴窑两种，以横穴窑最为常见。横穴窑是较原始的一种陶窑，由火膛、火道、窑箅和窑室四部分组成。其特点是火膛、火道与窑室作横向排列，窑室在火膛后方并略倾斜向上，两者通过两条或更多的火道相连。窑室底部为窑箅，上有箅孔(即火眼)，火苗经过火道和火眼进入窑室。横穴窑还可依其火道和箅孔的长短、形状而细分为四种形式。至于竖穴窑，主要特点是火膛位于窑室的下部，两者基本相垂直。如在偃师汤泉沟所见的一座典型的竖穴窑，火膛中还立木柱以支撑上部有7个火眼的窑箅。 仰韶文化的陶器，主要是泥质红陶，夹砂红陶，泥质灰陶几种，也有一些泥质黑陶和夹砂灰陶器。半坡类型的陶器主要是夹砂陶罐、小口尖底瓶、钵和卷沿彩陶盆。器表多饰绳纹、线纹、锥刺纹、指甲纹和弦纹，彩绘图案是在钵的口沿外绘画一周紫色、红色宽带纹、盆的内外绘画人面、鱼、鹿、植物等象生性花纹和三角形、圆点组成的几何形图案。在圜底钵口沿的宽带纹上，发现有二十多种不同的刻划符号，可能是中国古代文字的渊源。庙底沟类型的陶器主要有曲腹碗、曲腹盆、小口尖底瓶、小口平底瓶、斜沿罐、釜、灶等，彩陶纹饰除象生性的蛙纹外，最富特征的是大量以圆点、曲线、涡纹、弧线、三角涡纹、方格纹组成的繁杂图案。西王村类型是仰韶文化晚期的遗存，彩陶已很少，出现了一批形制较小的泥质红陶平沿盆。后冈类型的陶器以红顶碗、钵、圜底罐形鼎居多，彩绘纹饰流行成组的平行短线，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大河村类型的仰韶文化分为早晚两个发展阶段，早期阶段的文化特点基本上与庙底沟类型一致，陶器种类与彩陶纹饰也大体相同，不过更多的彩陶施以淡黄或白色陶衣;这种类型的晚期文化堆积很典型，陶器主要有各式鼎、盆、钵、壶、瓮、罐、豆、甑、缸及大口尖底器，彩陶花纹有六角星纹、太阳纹、星月纹、网纹、,纹、X 纹等等。大河村类型发展到最后阶段，有许多因素与相邻的山东大汶口文化、湖北屈家岭文化相同或相似，表现出向龙山文化过渡的同一趋势。大司空村类型是在后岗类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这时期的陶器以灰陶为主，红陶降于次要地位，代表器型的直口圆唇折腹盆、敞口浅腹盆、斜腹或折腹钵、碗、罐等，刻划与拍印纹饰与仰韶文化其它类型一致，彩陶风格如纹样则较为特殊，在暗褐色地上施黑、红二种色彩，花纹为弧线三角、曲线、波浪等，断续构成带状图案，其间并缀以叶纹、S 纹、同心圆纹、睫毛纹等。下王岗类型是仰韶文化早期阶段最南部的一个类型，分布于豫南唐河、白河流域和鄂北汉水中游一带，可能是裴李岗文化移民的后裔创造的一种古老文化。这种类型的陶器以泥质和夹砂红陶为主，种类包括罐形锥足鼎、钵、罐、盆等，有些器物与半坡类型的极为近似，鼎与长颈壶与裴李岗文化有一定渊源。这种类型的晚期阶段陶器种类增加，彩陶也以红地黑花或灰衣红彩居多，纹饰有条带纹、三角纹、斜十字纹、叶纹、涡纹和方格纹。 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各种类型的制陶业，在近二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生产规模和工艺技术非常稳定。总的趋势是泥质红陶和彩绘陶器逐渐减少，灰陶、黑陶的比重越来越大，最终发展到以黑陶为主的龙山文化时期。 (5)石器制造业和其它手工业 仰韶文化的石器制造业比较发达，早期打制的多，使用直接打击法，制出的砍砸器和刮削器往往不加修整即行使用，比较粗糙。中期以后，磨制石器已明显占居主导地位，器形也有很大改进，数量大批增加。各类型遗址中出土的磨制石器，都是先打出初坯然后细致研磨成器的。与磨制相联系，切锯石材和穿孔的技术普遍使用，穿孔石斧在各遗址都有发现。穿孔主 要使用钻穿，但往往先凿出浅窝再施钻，也有的是先磨出凹槽而后施钻的。穿孔石器是为了更好地装柄以制成复合工具，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从农业生产工具看，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中盛行的石镰这时已很少见到，而代之以更易加工、大量生产和使用的石刀，成为收割粟黍类谷物的重要工具。仰韶文化较晚阶段，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有肩石铲、长条形石铲、心形石铲、使挖土的速度加快，耕种面积也必然扩大了，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仰韶文化的石器有几个特点:第一、普遍存在带缺口的石刀和长方形石刀，这类石刀在北方和长江流域则少见或没有发现;第二、石斧多、石锛少，这一点和长江流域相反，说明长江流域的木工作业更为发达，可能与干栏式建筑和造船业有一定关系;第三、横剖面呈椭圆形的梯形棒状石斧较多，长江流域则以扁平梯形石斧为多。这些特点，与各地的经济生产有密切联系。 仰韶文化的手工业生产活动相当多，制革工业具有突出的地位。黄河流域和北方广大地区，冬季的寒冷季节时间较长，除了房屋内必须设有火塘(灶坑)外，还要有皮革制成的衣服保暖，此外在生活中需要的革带、箭囊等也比较多，所以制革是中原一带普遍流行的工艺。尽管磨制石器已相当发达，但从方便、实用的优点来看，经常从事制革生产的氏族成员还是习惯使用打制的石片刮削器和利用破碎的硬陶片加工成的刮削器，许多打制的石片刮削器刃部非常锋利，是磨制石器代替不了的一种最有效的切割工具。各遗址普遍发现的陶锉，是一种通体制成颗粒状麻面的鞣制皮革工具。陶锉的发现往往做为仰韶文化的一个判断标志。 当时的纺织、编织业也比较发达，在一些遗物上见有布纹、绳纹、蓝纹和席纺，都是纺织和编织业的反映。个别遗址中还曾发现养蚕的遗存，1960年在山西芮城西王村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中出土了一个陶制蚕蛹;1980 年在河北正定南杨庄遗址也发现了陶制的蚕蛹，这件惟妙惟肖的陶制工艺品两端圆钝，颜色灰黄，长2 厘米，中部腹径0.8 厘米，身上横刻8 周划纹，头部蛹形清晰。这些遗物和遗??地掌握了葛麻纺织技术，而且懂得了利用蚕丝进行纺织生产的经验。各遗址大量发现的陶纺轮、石纺轮形制多样，大小不等，也证明了当时纺织业的发展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但从各地考古发现的情况看，长江流域的丝麻纺织业比中原地区更为发达，仰韶文化的纺织技术，也许受到江南地区更大的影响。 仰韶文化的骨角制作工艺进步较快，许多遗址都发现了用于农业生产的骨铲、骨刀;用于缝纫的骨锥、骨针;用于狩猎的骨镞、骨矛;用于捕鱼的鱼钩、鱼叉;用于装饰的骨笄、骨管、骨珠等等。骨角器已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骨器的制作与砥磨石器相仿，只是更为细致，如在骨针上穿透针眼，在多数情况下是先挖磨出一个小洞槽，再在槽内钻眼。这一时期的各遗址中，发现的骨镞以千百计，其中如半坡遗址比较先进的骨镞，中间起脊、两侧有翼、圆梃尖锋，杀伤力很强。捕鱼用的带有单倒钩或双倒钩的鱼叉、鱼钩，也是骨角手工业的精致产品，上述工具和武器，说明骨角制造业在发展生产上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另外，仰韶文化一些遗址还出土了许多骨、角雕刻制作的工艺品，除了装饰品外，还有与艺术、宗教有关的作品。在陕南的西乡县何家湾仰韶文化遗存的一个早期窖穴中，曾出土一件骨雕人头像，是用兽类的肢骨雕刻的，高2.5 厘米，眉、眼、鼻、嘴、耳都刻划得比较细腻准确，比例匀称。这件六千多年前的骨雕艺术品，生动地说明了仰韶文化先民骨角器制作工艺发达的程度。 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2 .黄河上游马家窑文化的经济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黄河上游地区，原始氏族部落的经济发展到了马家窑文化阶段。 马家窑文化以甘肃临洮县马家窑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以陇西平原为中心区域，东起陇东山地，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省东北部，北达甘肃北部和宁夏南部，南抵四川北部一带。碳14 测定表明，这种古老文化所经历的时间大约从公元前3300 年到前2050 年，晚期已进入夏王朝时期的齐家文化阶段。各地考古发现的情况表明，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庙底沟氏族部落向西迁移发展，与当地另一种古老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典型遗址有临洮马家窑、兰州青岗岔、永昌鸳鸯池和青海乐都柳湾、西宁朱家寨、民和马厂塬等20 多处。 马家窑文化诸部落，为发展黄河上游地区的社会经济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其绚烂多彩的陶器装饰艺术是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 这个文化群体的居民以经营旱地农业为主，大田作物主要种植粟和黍。这两种谷物的遗存曾分别发现于甘肃东乡林家遗址的窖穴和兰州青岗岔的房址中。另外，在青海柳湾墓地的许多墓葬中，也都发现有装在粗陶瓮中的粟，说明这种作物是当时人们的主要食粮。各个氏族营地的房址和公共墓地的随葬品中，发现了大量农业生产工具，用于翻地的石铲通体扁薄，略呈长方形，效率很高;收割用的农具很多，主要是石片磨制的和用陶片改制的爪镰，形状有长方形穿孔的和两侧打成缺口的两种。在镰刀中有一种形制很特殊，也是长方形，但在一端刻成锯齿，为马家窑文化居民所独创。谷物加工工具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杵和石臼等。 马家窑文化的氏族先民在日常生活中还饲养猪、狗、羊等家畜，有些氏族墓地的墓葬中用整只的猪、狗或羊随葬。这一现象是家畜饲养业比较发达的证明，其经济发展水平与丧葬习俗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有些类似。当时饲养的家禽仅见鸡一种，数量尚不多。 虽然农业经济比较进步，采集和狩猎活动仍是经济生活的重要方面。各遗址中大多发现了石镞、骨镞、石球等。发现的野生动物骨骼较多的是鹿，野猪等。 在社会生产中已经有了相当明确的专业技术分工，原始手工业主要是制陶业、石器制造业、木工作业、纺织业几种。 马家窑文化的制陶业十分发达，制陶工匠可能已有更多细致的技术分工。已经发现了一些规模很大的制陶窑场，如该文化较晚阶段的兰州东郊白道沟坪遗址的一座窑场，紧临黄河北岸，高出河面约60 多米，共发现5 组12 座陶窑，还有一些已被后代破坏的陶窑残迹。每组陶窑共用一个烧火坑，各窑的窑门都朝向这个烧火坑。窑场中有一个备料坑，里面装有制造陶器的熟料和余料，其中的红胶泥条正与马家窑文化诸遗址出土的大量泥条盘筑而成的陶器相印证。窑物中还出土了用于研磨颜料的石板和调色配色用的陶碟，这种陶碟是分格式的，上面还清楚存留着紫红色的调料，这些都是描绘陶器花纹的实用工具。白道沟坪窑场发现的遗迹遗物表明，当时的制陶工业中包括淘土备料、制作熟料、制坯、彩绘、火工、成品包装运输等一系列工序，掌握多工序有关技术的制陶工匠应该是有相应分工的。窑场的各窑室都呈方形，窑箅上有9 个火眼，三三排列，非常整齐。与这个窑场同时的兰州青岗岔陶窑，以及更早一些时候的陶窑，窑室也都是方形的，这是马家窑文化陶窑的一大特点，与黄河中游普遍流行的圆形窑室判然有别。 大规模而又分组排列的窑场，充分显示了在原始公社制度下氏族成员有组织，有分工地进行生产劳动的情况。在这类窑场里生产的陶器，显然不仅是为了氏族内部的生活需要，必然有相当一部分产品用来同其他氏族或部落进行交换。青海柳湾氏族墓地中，随葬的陶器就达1 万多件，其中有的大墓，几十件类型一样的精美彩陶壶排列随葬，既是氏族制后期一些特殊地位的人拥有权力和财富的象征，也是交换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柳湾墓地晚期的不少墓葬中都发现了海贝和石质、骨质的仿贝制品。贝类是夏商时代的一种货币，它本身也是从遥 远的东方沿海地区几经辗转而交换得到的。由此可见，马家窑文化晚期已经产生了商业性质的交换的萌芽。 与制陶业相比较，石器制作技术还显得有些落后。当时的石制工具多属磨制，常有穿孔，少数地方仍保留着中石器时代盛行的细石器工艺传统。柳湾墓地发现了嵌有石叶的骨柄刀，是一种有多样用途的复合工具，主要用来切割和刮削兽皮。这种骨柄刀是中国北方原始氏族一种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工具，南方未有发现。 马家窑文化的居民木器制作技术比较发达，虽然没有出土日常生活使用的木器，但木作工具石斧、石锛、石凿等有普遍发现。柳湾墓地中马家窑文化早期的墓葬共257 座，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以梯形木棺为葬具。木棺经鉴定为松柏类树干所制造，棺的四壁由木板围拼而成，四角采用“穿榫法”接合，即边壁挖槽，端壁作榫，合缝贴接紧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木工作业的水平。 纺织业也比较发达，在手工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各氏族墓地发现了很多石、陶制纺轮，其中仅柳湾墓地的纺轮就数以百计。这些纺轮大小差不多，制作都很精致，有些纺轮的正面、背面甚至侧面都饰有各种不同的几何形花纹，主要是用刻划或锥刺的技法画出的。这些巧妙的艺术装饰表明，纺轮不仅是妇女们实用的纺织工具，也是她们很喜爱的一种艺术品，反映了氏族妇女在生产活动中的生活精趣。在柳湾的许多墓葬中，人骨附近发现了布纹痕迹，据研究是麻布一类衣服的遗迹。马家窑氏族部落的纺织业，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马家窑文化的人们还制造各种装饰品来美化自己，一些善于制作装饰品的手工工匠表现出较高的技艺，在墓葬中发现很多石臂饰、绿松石雕饰、串珠、蚌饰等。另外，在柳湾墓地还发现一些墓葬中随葬着矢箙，是一种用桦树皮制作的，表面刻有各种几何形花纹，形制很独特。这些手工作品，反映了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全面发展情况。 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3.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的经济 黄河下游鲁中南及东南丘陵地区，包括江苏淮北一带，自公元前4300年至前2400 年左右，处于原始文化繁荣阶段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历时近2000年。大汶口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基本上同步发展，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氏族部落集团的势力，曾在较长时间影响到豫中平原和辽东半岛等地。 大汶口部落的居住营地和公共墓地，至20 世纪80 年代已发现上百处，主要有山东泰安大汶口、安丘景芝镇、曲阜西夏侯、邹县野店、兖州王因、胶县三里河、日照东海峪、诸城呈子、茌平尚庄、前寨和莒县陵阳河，还有江苏北部的邳县刘林、大墩子及新沂花厅村等。在这上百处遗址中，出土了极其丰富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清理出许多房址、窑址、窖穴、灰坑和其它遗迹，使我们能比较清楚地了解到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 大汶口文化以农业经济为主，同黄河流域其它原始文化一样，主要种植的是粟。三里河遗址的一个窖穴中出土了1 立方米的朽粟，说明粮食生产已有相当可观的数量。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磨制石器。早期除使用一些磨制粗糙保留打制疤痕的石铲、石斧外，已大量使用磨砺精良的穿孔斧、刀、铲等，收割工具还有骨镰和蚌镰，加工谷物的工具则是石杵和石磨盘、石磨棒。在这一文化的中晚期，出现了有肩石铲、石镐和一些鹿角锄。 这个原始部落集团从早期起，家畜饲养就比较发达，各遗址出土有猪、狗、牛、鸡等家畜家禽的骨骼，墓地中常发现用狗和猪随葬的。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以猪随葬的风气渐盛，墓葬中不断发现整猪、半只猪、猪头或猪下颚骨，在大汶口墓地，用猪随葬的墓占1/3 以上，胶县三里河一座墓中随葬猪下颚骨多达32 个，表明各氏族部落在中晚期养猪业已十分兴旺。 渔猎和采集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比较重要。一些遗址发现的渔猎工具有尾部带孔的双倒刺或三倒刺的骨、角质鱼鳔、鱼钩，有扁平三角式、短梃圆柱式、长梃双翼起脊式??还有石矛、骨矛等大型投刺猎具及较多的网坠。遗址中发现有獐、斑鹿、狸、麋鹿的残骨，这些野生动物当是狩猎的对象。在兖州王因遗址出土了20 多个扬子鳄的残骸，与鱼、龟、鳖、蚌等同弃于垃圾坑中，这一现象表明当时的氏族成员已经能集体捕获大的、凶猛的水生动物。 大汶口文化时期，手工业经济也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制陶业、玉石制造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 由于大汶口文化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历程，陶器的生产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早期的陶器均为手制，砂质陶器火候较低，种类也不多，造型简单;仅见觚形器、盆、钵、罐、杯、鼎、豆、大口尊等。中期开始使用轮制技术，有了少量轮制的小件器物。这时已能烧制出火候较高的灰白色陶器，器物种类也明显增多，出现了颇有地方特色的实足鬶、背壶和簋形器等。到了晚期，已能用快轮生产大件陶器，如大汶口墓地中就出土了轮制的大陶盆。制陶原料有了新的来源，出现了用坩子土烧制的一种质地坚硬、胎壁均匀、色泽明丽的白色、黄色、粉红色的细砂陶器，这类陶器有袋足鬶、三足盉、宽肩壶和筒形豆等。晚期烧制的薄胎磨光黑陶高柄杯，代表了这个古老部落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为其后山东龙山文化更高水平的制陶技术准备了条件。制陶业的发达，还体现在制造出许多仿动物造型的陶质工艺美术品，中期所生产的兽形提梁器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的精品;晚期这类陶制品愈益增加，如三里河出土的猪形、狗形和龟形的容器等，反映出这一部落制陶业的兴旺发达，也说明当时的工艺技术已相当成熟。 这一文化的陶窑尚发现不多，大汶口遗址发现了一座晚期的横穴式陶窑，在新石器时代的同类陶窑中属于比较进步的形式。 这个部族玉石制造业也比较发达，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诸文化中处于领先的地位。早期他们已善于磨制精致的石器，并且较各地使用穿孔技术;中期以后，常选用高硬度的蛋白石、流纹岩等为原料，石器的造型更加规整，器物类型增多，产量也增加了，出现了成套的手工工具，一些手工业者的墓中发现了成组的大、中、小型石锛。有的墓葬和居址发现有精美的玉铲和较为丰富的玉石装饰品，其中包括由不同形状的单件组成的串饰。大汶口文化的玉石制造业，虽然比中原地区进步，但比起长江下游地区氏族部落的玉石器制作工艺尚有不足，也没有西辽河流域那样发达。 骨角器制作成就较突出，早期的邳县大墩子遗址中出土了一串10 粒的雕花骨珠;刘林遗址还发现刻有猪头纹样的牙质饰物。到了中晚期，剔地透雕技术和镶嵌技术趋于成熟，大汶口发现的透雕16 齿象牙梳、花瓣纹象牙筒和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等，代表着中国新石器时代骨角制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大汶口文化的农业、手工业生产状况，表明五六千年前黄河下游社会经济已取得比较全面地发展。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使这个古老部族在长达两千年的岁月中不断繁荣昌盛，其先进的制陶技术远播隔海相望的辽东半岛和豫西、皖北一带。大汶口文化及其后的典型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相继发展，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4.长江中上游大溪文化的经济 浩荡的长江流经山势雄奇的三峡，自宜昌进入辽阔平坦的沃野。这一带江面宽阔，水流缓慢，平原上河流港汊纵横交错，湖泊塘堰星罗棋布，古代称为云梦泽。新石器时代中期，大溪文化诸氏族部落就生活在这水乡泽国，其范围大致在长江从宜昌到岳阳这一段的南北两岸，东起洪湖西岸，西至瞿塘峡口，南到洞庭湖北部，北抵荆门、钟祥一带的汉水中游地区，面积大约10 万平方公里。 氏族部落营地大多修建在河流两岸和湖泊附近、高出周围地面数米的岗地上。也有少量遗址位于长江干流两岸的台地上。三峡地区的少量遗址，坐落在峭壁对峙的峡谷间和水面较宽地带依山临江的缓坡台地上，面积较小，与现代村落基本处于同一高程。20 世纪50 年代至80 年代，大溪文化发掘清理的主要遗址四川巫山大溪;湖北宜昌中堡岛、杨家湾、清水滩、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江陵毛泉山、松滋桂花树、公安王家岗;湖南澧县三元宫、丁家岗、安乡汤家岗、划城岗、华容车轱山等十多处，调查发现这种文化遗存的遗址更多。碳14 测定清楚地表明，大溪文化诸氏族部落活动在长江中游一带的时间约在公元前4200 年至前3200 年之间，绵延上千年。他们在这里生存发展，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充实了中国远古文化的内容。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生产，对其后荆楚地区的社会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优越的自然条件下，长江中游地区当时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都较发达。大溪文化先民主要从事稻作农业生产，考古发现在许多遗址的红烧土块中夹有稻壳和水稻的茎叶碎末。一些遗址还有较多稻壳和稻草灰烬出土。对红花套、关庙山两处属于大溪文化中期阶段的稻谷鉴定，表明是粳稻。这个古老文化的各氏族常用的夹炭陶器，是以炭化稻壳粉末作为羼合料的，足以说明种植稻类作物已十分广泛。在三峡谷地，缺乏适于农耕的沃土，采集和渔猎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大，如清水滩等遗址的堆积中包含大量鱼骨和兽骨，反映出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 在大溪文化遗址中，一直没有发现成批的或数量较多的收割农作物的工具，既无打成缺口的或穿孔的石刀、陶刀，也未见石镰。为数甚少的石刀、蚌镰显然主要不是为了收割水稻使用的，而是用于采集活动。这种现象表明，大溪氏族部落收割稻谷不是像黄河流域那样用刀掐割粟、黍穗头，也不是连杆割取，而是在田间带莛薅拔，再捆扎成把晾晒。这种收获方法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比较普遍，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氏族部落、马家浜氏族部落大都如此。直至近代，一些南方少数民族仍用这种办法收获稻谷。 稻谷的去壳加工，主要用杵和臼。1973 年在红花套遗址发现了两处保存较好的地臼，是一种锅底状的圆坑，周壁坚硬光滑，附近还有木杵的遗痕，是一种长1.4 米，中部较粗、两端呈圆头的稻米加工工具。这一考古发现，证实了《周易?系辟下》关于上古时代“断木为杵，掘地为臼”的记载。此外，在许多遗址中还出土了舂米用的陶臼，还出现了一些直接利用形体合适的河卵石做成的石杵。 大溪文化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是制陶业和石器制造业。长江中游氏族部落当时的制陶业有其自身的创造。划城岗遗址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窑址，先在地下挖坑，结构分为斜坡状火道、火膛、窑室、出烟口几部分。窑的底和壁都用大块红烧土铺垫或垒砌而成。火膛直径为1.2 米，其上未见窑箅，在高出火膛底部0.3—0.4 米处，围绕窑壁一周有宽0.2 米的平台，构 成直径1.6 米的窑室。待烧制的陶器就摆放在平台上。这种陶窑使用的材料和构筑形式，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尚属少见。 陶器的种类比较多，制作也很精美耐用。有一种工艺精良的薄胎彩陶和另一种浅浮雕式的印纹白陶制品，标志着这一地区的制陶业已达到较高水平。薄胎彩陶多为细泥制作的橙黄色的单身杯和圈足碗，胎厚仅0.1—0.15厘米，绘画着棕红色、黑色的纹饰。试验证明这种彩陶的烧成温度为830?，比同一时期的红陶、灰陶、黑陶的烧成温度都要高。从陶器制作的总体看，大溪文化的彩陶数量、种类、花纹式样、烧成温度等都不如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那样发达，但其薄胎彩陶却显示出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先民独特的制陶技艺。浅浮雕式的印纹白陶，器形以圈足盘为主，烧成温度为880?。根据考古发现，长江流域的白陶在马家浜文化前后有较多发现，年代早于黄河流域，其中大溪文化的浅浮雕式印纹陶器花纹繁复美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白陶工艺的杰出作品。 石器的制作技术比较落后，在早期的一些遗址中，仍然常见燧石打制的石核和石片石器，宜昌的杨家湾遗址发现了一处氏族营地，其中有一座简陋的半地穴式草棚，是当时的制造石器场所。地穴内有砺石、打制的石斧坯和不少石片。在这个遗址中发现的石制生产工具，较多的是大、中型打制石斧，有的将刃部或侧边用砺石磨光。小型的石锛比较精巧;圭形石凿是通体磨光的，这些工具表明大溪文化的竹木器制造业比较发达，只是很难发现竹木产品的遗存。全部斧、锛和凿，都未发现有钻孔的。到了晚期，石器制作技术明显地提高了，出现了切割和钻孔技术，石器种类也增加了亚腰斜刃的扁平石铲。总的看来，这一地区的氏族先民石器制作技术尚很原始，其经济发展程度比起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一带明显落后。 在大溪文化之后，江汉平原兴起的是屈家岭文化。由于屈家岭文化分布的地域较大溪文化更为广阔，跨越的时间也相当长，其中主要经济发展阶段和特点都集中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阶段和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所以关于屈家岭文化时期江汉平原的经济状况，将在晚期阶段介绍。 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5.长江下游马家浜文化的经济 公元前5000 年至前4000 年左右，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氏族部落进入了马家浜文化发展阶段。这一文化以浙江省嘉兴县马家浜遗址而命名，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达浙江的钱塘江北岸，西北到江苏常州一带。马家浜氏族部落的活动范围界限比较清楚，与周围其他氏族部落的来往似乎不多，主要与宁镇地区和苏北的原始文化有一定交流。考古发现的典型遗址还有浙江吴兴邱城、梅堰、桐乡罗家角、江苏吴县草鞋山、常州圩墩、苏州越城、武进潘家塘和上海青浦崧泽等。 马家浜氏族过着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以种植水稻为主，同时从事采??时的农业生产工具木铲，两面削成扁平状，刃部较薄，是一种很有效的掘土工具。收获用的石刀数量不多，而且制作也较粗糙。根据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在陶器上刻划的稻束来看，马家浜氏族先民的收获水稻是采用连根薅拔的方法，成捆晾晒。石刀可能主要用来采集野生植物的籽实。在罗家角、草鞋山和崧泽遗址下层都发现了当时的稻谷，经鉴定有籼稻和粳稻两种。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粳稻最早，年代在公元前5000 年前后，是目前中国大陆发现的最原始的粳稻遗存。不过，从发现的两种水稻实物比例分析，马家浜文化各氏族种植的水稻主要还是籼稻。 马家浜、梅堰和草鞋山遗址都发现了加工粮食的陶杵，说明长江下游这一古老部落是用杵臼去掉稻壳，与北方使用石磨盘、石磨棒的习惯有所区别。早期亦曾使用的石磨盘，石磨棒，这时已基本上被使用杵臼的舂捣技术所代替了。 采集和渔猎经济在马家浜氏族部落的生产活动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各遗址发现的骨镞以柳叶形的居多，十分尖锐锋利。一些地点有大量的兽骨堆积，其中马家浜遗址有的兽骨堆积厚达二三十厘米。圩墩遗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头已经过鉴定，有梅花鹿、四不像、野猪、獐、貉、蟹、蚝等，此外还有各种鸟类和草鱼、鼋、鲫鱼之类水生动物。有的遗址还发现了野生的桃、杏梅的果实和菱角，这些都是人们采集和渔猎活动的例证。 马家浜文化的居民还饲养猪、狗、水牛等家畜。草鞋山遗址的马家浜文化早期堆积中发现的狗的头骨，介于狼和现代狗之间，说明狗是从狼驯化而来，在这时已经成为家畜。 马家浜文化的手工业生产发展不平衡，石器制作技术和葛麻纺织技术水平较高，而制陶业的发展尚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考古发现的陶器有釜、鼎、豆、罐、瓮、盆、钵、盉等，还出土了陶质的炉、箅、三足长尾鸟形陶壶。 这些陶器均为手制，主要是夹砂陶器，泥质陶器很少，一般陶色不甚纯正，器表以素面不加装饰的为多，没有彩陶。大部分陶器火候不高。炉箅的出现，是马家浜文化的一大发明;宽檐陶釜则是马家浜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在手工业生产中，玉石器制造技术发展较快，许多遗址都发现了制作精美的玉器，主要有玉块、玉环、玉镯等装饰品。这一时期的玉器工业发展，为其后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基础。 适应江南水乡的特点，马家浜氏族部落的竹木器制作在手工业经济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在圩墩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多次发掘出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木制生产工具和建筑构件。从遗存的情况看，木器的品种和数量都很多，有水上交通和生产用的船橹、船桨;农业工具点种棒、木铲;手工工具木锥、木凿;狩猎和防卫用的木矛，建筑用的木楔、带孔的木梢钉、榫卯构件等，还有一批木材原料和经过砍削的半成品。此外，这个遗址还出土了风格独异的穿孔木针。大量使用木质生产工具，与长江下游缺乏制造石器的原料有一定关系;木质建筑构件的出土，则说明当地营造房屋多用木料，与北方多用草拌泥砌筑有较大区别。在草鞋山等遗址发现的房址中，许多柱础洞中还保留着一段完好的木柱和柱下的木垫板，有的木板上砍劈、锯截的痕迹尚十分清晰。圩墩遗址还发现一种凿刻成的喇叭形木器，下端有暗红色略带光泽的涂料，说明当时的木器制作和加工工艺都达到了很先进的水平。 马家浜文化的纺织业也是手工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草鞋山遗址的最下层，发现了3 块已经炭化的纺织物残片，这是中国原始社会发现最早的纺织品实物。这种织物的纤维原料为野生葛，是纬线起花的罗纹织物，花纹分别为山形斜纹和菱形斜纹，组织结构是绞纱罗纹，嵌入绕环斜纹，还有罗纹边组织。这一发现是中国远古时期纺织工业的珍贵资料，经碳14 断代测定，制作时间为公元前4400—前4100 年之间。此外，马家浜文化的先民还把纺织技艺与手工编织结合起来，善于用芦苇、竹蔑、茅草等编织各种实用器物，使手工业生产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在手工业生产中，骨角器制作也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部门。许多遗址出土的兽骨都有经过劈削、锯割的痕迹，发现的一些完整骨器亦相当精致美观，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艺术性。 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6.宁绍平原的经济发展 在长江下游诸部落中，与太湖地区相邻的宁绍平原，生活着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农业氏族，他们与马家浜文化氏族部落处于同一时期，有着大体一致的经济生产方式，来往密切，互有影响，共同开发着长江下游的经济。河姆渡文化以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而于1976 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群岛。碳14 测定其年代在公元前5000—前3300 年，基本上与马家浜文化并行发展，其晚期与马家浜文化一起融合于崧泽文化。河姆渡文化经大规模发掘的只有河姆渡遗址一处，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和大巨等地都有这种文化的遗存发现。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表明，新石器时代中期宁绍平原的农业经济和家畜饲养都比较发达。在河姆渡遗址的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了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叶、稻壳等交互混杂，形成0.2—0.5 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 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远古各氏族文化遗存中所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遗址中发现了大批农业生产工具，其中有代表性的农具是翻耕土地的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骨耜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做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出土了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 米的舂米木杵等农业生产和谷物加工工具。 家畜主要有猪和狗。破碎的猪骨和猪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捏塑的体态肥胖的陶猪和在黑陶钵上刻划的猪图饰。有一件陶盆上同时刻划着稻穗和猪的图像，具体而生动地反映出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许多骨耜是用水牛的肩胛骨制作的，说明水牛当时已被驯养。 河姆渡部落的原始手工业也是比较发达的，在经济生活中起一定的作用。制陶业、纺织业、骨器制作、竹木器加工都比较进步。这一带的氏族先民烧制的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种类比较单一，无论炊具还是炊食器一律都是夹炭黑陶，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1.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还比较原始。稍晚出现了一些夹砂红陶和褐陶。各种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在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陶器的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比较容易破碎，到了晚期，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些器物已经用慢轮进行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为复杂的新产品。有些陶器火候较高，烧成温度已达到1000?左右。 当时的陶器除一些素面的以外，盛行在釜类的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稻穗状等图案，偶然见到极少数绘有白地和深褐色条纹的彩陶。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盉和各种支座等。与陶支座配合使用的圜底陶釜，是宁绍平原氏族部落先民的主要炊具，也是河姆渡文化的典型器物。 宁绍平原的纺织业素称发达，源远流长。河姆渡遗址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不只表明了竹苇编结技术，而且也从侧面反映出丝麻纺织技术的发展。出土数量较多的陶纺轮和石纺轮大小轻重不一，还有一些质轻的木纺轮，都是抽纱捻线用的工具。这个遗址还发现了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以及骨针、骨锥、骨梭，反映出纺织业的发展水平高于其它地区。 河姆渡文化的骨角器制作技术也比较发达，出土了骨制的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器、匕、梭、锯、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他们还用骨角制作笄、 管、坠、珠等装饰品。遗址中也发现了用途尚不明的一批蝶形器、靴形器。上述骨器磨制普遍很精细，在少数有柄骨匕和骨笄上，雕刻着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遗址中还发现了20 多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以及雕刻编织纹和蚕纹的小盅等，都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显示了当时氏族内专业技术人员的精湛技艺。由于地处河网密布的湖沼地带，河姆渡文化的石器制作技术不如骨器制作水平高。大量的生产工具是用骨器代替了石器，尤其在早期，骨制生产工具十分丰富，数量远远超过了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在中国大陆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特色十分鲜明。 木器加工工业是河姆渡氏族部落十分重视的手工业，出土了十分丰富的遗物。木质工具应用在经济活动的许多方面，渔猎工具有保存基本完好的木矛、木桨;纺织工具有木纬刀、木纺轮和卷布棍;农业生产和加工工具有木耜、木铲和木杵等，此外还有木锤和蝶形器。木器不仅用于经济生产领域，而且也做成碗、盆一类的日常生活用品。有一件瓜棱形的圈足木质漆碗，外表有薄层朱红色涂料，微显光泽，经鉴定为生漆，这是中国最早的漆器。长江流域是中国漆树的重要产地，河姆渡人为了使常用的木器制品更加坚固耐用，同时增加审美效果，发明了漆器手工业技术，这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重要贡献。 河姆渡文化木器制造业的发达，还表现在大量干栏式建筑的木构件上。已发现的数千件建筑木构件中，一些屋梁、柱头和柱脚上有较进步的燕尾榫和带梢钉孔的榫，可以??刳出规整企口的木板，表现出密接拼板的较高工艺。另外，河姆渡文化的晚期还发现一口木结构的水井，井口方形，每边长约2 米，四面紧靠坑壁向下打进几十根排桩。在排桩内由一个榫卯套接的方木框支撑以防倾倒。排桩之上平卧16 根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井口外围有一圈28 根栅栏桩，根据残存的其它木构件和苇席片等考察，这是水井上修盖的井亭的遗迹。 河姆渡氏族部落的制陶、制骨和木作工艺都反映出较高的技术水平，大量的、种类繁多的骨器和木器，没有一定数量的专门从事这些劳动的氏族成员投入设计、选材、制造和细加工是很难完成的，这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一种表现，也是手工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在稻作农业稳定发展的同时，氏族成员也经常从事采集和渔猎生产活动。遗址出土了大量野生动物骨骼，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 多种，反映了当时渔猎经济是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手段。 河姆渡氏族的男子们善于在山林河沼间渔猎，四明山和姚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条件。遗址中出土的各式骨镞多达千余件，不同形式的骨镞用于射猎不同种类的野兽飞禽。这个氏族看来不习惯用网捕鱼，遗址未发现网坠之类渔具，从发现的大量鱼骨观察分析，均为弓箭射杀及木矛、骨鱼镖投刺所获。独木舟在水上交通和渔猎生产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遗物中还发现了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也可以在狩猎时吹出一些音调以诱捕动物。河姆渡氏族采集的野生植物果实也比较多，菱角、麻栎果、酸枣等都有一定发现。 宁绍平原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经济发展较快，是长江下游的一个重要经济区域，为后来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7.东北地区红山文化等部落的经济 (1)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是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一种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以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而得名。典型遗址还包括赤峰的西水泉、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和丰水山、巴林右旗纳斯台等。红山文化诸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在内蒙赤峰和辽宁朝阳之间，其势力曾一度发展到兴安岭南麓乌尔吉木伦河两岸，南抵河北燕山一带。碳14 测定表明，红山文化部落集团活跃在辽西的时间约在公元前4600 年—前3500 年，相当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中晚期。 生活在西拉木伦河两岸的红山文化部落集团，过着比较稳定的农业经济生活，已经发现了较多氏族居住营地的遗址。大凌河上游牤牛河北岸的内蒙敖汉旗河福营子村，有一处红山文化的氏族部落，两条保存较好的壕沟将部落遗址分别围成紧邻的两个部分，即两个氏族。其中东南部的壕沟周长600余米，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在壕沟的东南边留有一处供人出入的通道口;西北部的氏族，壕沟只有三边，包围的居住营地面积较小，另一边即为东南部氏族壕沟的一段。这个红山文化部落营地的发现，提供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氏族部落的规模和防卫性壕沟的实例，可以看出这种设施与仰韶文化半坡氏族部落是基本相同的。 各遗址发现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制农具和手工业工具。除一部分打制的敲砸器外，不论打制或琢制成坯的都经过精细的磨制加工，成为非常美观实用的工具，包括石斧、石凿、石铲、双孔石刀、石锛、石磨盘和石磨棒等。在赤峰水泉遗址，发现一座90 多平方米的大型房址，房内有大、小两个瓢形灶坑和前述各种石制工具。此外，红山文化的居民还常常使用打制的细石器。 红山文化各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骼很少，种类有牛、羊、猪、鹿、獐等，其中牛羊和猪应是家畜。 综合上述情况，可以大致认识到红山文化的先民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定居部落，兼有畜牧和渔猎的经济生活。 在手工业生产中，制陶业占有重要地位。制陶技术比早期的兴隆洼文化有了更大的发展。一些富有制陶经验的氏族成员已经专门从事这项劳动，大批陶器具有成批加工的相似性。陶器的产量和质量都有明显的提高。 老哈河东岸的敖汉旗白斯朗营子村南，四棱山前起伏不平的沙丘上，有一处红山文化的窑场，考古人员发掘清理出6 座窑址。从这些结构各有差异的陶窑及出土的陶器来看，制陶业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了。 窑场中有的陶窑比较原始，一座长方形单室窑，直接在黄土上挖成窑室和火膛，窑室内有两个窑柱，窑柱与窑壁都利用原来的黄土面再加抹一层羼砂粒的草拌泥。这类陶窑，当时已为数不多。较多的是平面呈马蹄形的单室窑，窑门很窄，窑门至窑室的底部逐渐升高呈斜坡状。窑室用石块砌成，里壁抹一层泥土，厚约1 厘米，已烧结成砖灰色。窑室内有4 个排列整齐的窑柱，使窑室中心形成十字形火道。靠近火膛的两个前排窑柱呈圆角三角形，宜于火焰进入火膛;后排两个窑柱为圆角方形。4 个窑柱皆用石块砌成，周围也抹着一层草拌泥。这种窑火焰可以在窑室内畅通，陶器放在窑柱上直接与火接触。前排窑柱既起到火焰分流的作用，也起到窑床的作用，整个窑室的建筑形制是比较先进的。 还有一种双火膛的连室窑，比单室窑更为先进。窑室平面为长方形，全窑可分前后两部分，前边是火膛，后边是窑室，火膛与窑室之间有一道隔梁，斜坡状的火道经过隔梁进入窑室。窑室内有8 个窑柱，左右各2 个圆角三角形窑柱对着火膛，中间4 个窑柱为椭圆形。窑柱与窑壁均为土石结构，里壁抹一层草拌泥。两个火膛分设两边，两头窄，中间宽，火膛直接在黄土上掏洞挖成，上面呈券顶式。这种连室窑，是马蹄形单室窑的扩大和改进，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十分先进的陶窑。 四棱山下的这座窑场出土了不少陶器，器型有罐、钵、盆、碗、瓮、器座、器盖、斜口器、带流器、船形器等。总的看来，这个部落制陶工艺还是比较原始的。虽然陶窑比较先进，但陶器的制作技术并不很高，夹砂陶器的含砂量占百分之五十，质地粗糙，火候较低，吸水性强，遇水很容易破碎。大量陶器的器口不圆，器底不平，器表不光滑，只是口沿加以修饰。当时的陶器全部为手制，纹饰较多，但彩陶很少。相比之下，陶质较好的都是泥质，种类也比夹砂陶多。一些陶器有制坯时用手蘸水抹平表面的痕迹。泥质陶器是作为容器的，夹砂陶器是炊煮器，有些器表留有烟炱。 由于地域相邻，红山文化与河北境内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有密切的关系，在农业经济生产方式和制陶技术上都受到后岗类型氏族部落的较大影响，如口沿有一道红彩的“红顶碗”式陶钵，及彩陶中较多的平行线纹、平行斜线组成的三角形纹饰等，都与后岗类型一致。 (2)富河文化 在红山文化部落集团的东北方，生活着一些以畜牧渔猎经济为主的部落，考古界称之为富河文化。 富河文化是以1962 年发掘的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命名的，主要分布在乌尔吉木伦河以东，碳14 断代表明，这些氏族部落活动的时间在公元前3500 年—前3000 年间，相当于红山文化的晚期阶段。 由于畜牧和渔猎经济生产方式使富河文化部落的生活不稳定，大型遗址很少发现，只有富河沟门遗址具有代表性。考古发掘揭示出氏族居住的营地分布在两座相邻的岗坡上，共发现半地穴式房址37 座，其中大多数是背依山坡挖筑的。有33 座方形房屋的房基呈簸箕形的土坎，一般南北长3—5 米，东西宽4—5 米，最大的长宽各6 米;4 座圆形房址的直径均在3.5—5 米左右。两种房子的室内地面都修整平坦，有柱洞、灶坑和篝火的遗迹。灶坑的四周多用石板围砌。 遗物中大型石器绝大多数是打制的，其中砍砸器数量最多，也有少量锛、凿和有肩石锄、石斧、磨盘、磨棒。磨制石器极少，在磨制的斧、锛上仍有明显的打制痕迹。这种情况表明当时的石器制造业比较落后，与相邻的红山文化及同时期黄河流域的石器相比差得很远。这些氏族保留着浓厚的中石器时代气息，细石器工艺传统得到了继承。发现的细石器中，石叶既长又宽，具有突出的特点，细石器包括柳叶形镞、锥、钻、圆形刮削器等。遗址中也发现了很多骨器，包括镞、锥、针、鱼镖、鱼钩及用于镶嵌石刃的刀柄。富河部落的制陶业也不发达，陶器为手制的粗陶筒形深腹罐，纹饰主要是横向的之字形篦点纹。遗址中的动物骨骸较多，有鹿类、野猪、狗獾、黄羊、松鼠、狐狸等。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没发现家畜的骨骼。 从定居的村落，少量掘土、谷物加工的工具看，这一部落可能已经有了少量的农业生产活动，但大量野生动物骨骼及渔猎工具的出土，说明渔猎经济是氏族成员的主要生产活动。 (3)后洼文化 辽东半岛黄海沿岸的北部地区，生活着以丹东后洼氏族文化遗存为代表的部落。后洼村东一片低矮的台地上，有一处17000 平方米的氏族营地。这里发掘出几十座房址和一些灰坑，1000 多件生产工具，同时出土了大批陶器和雕塑艺术品。这些遗迹和遗物反映了辽东地区海滨山地部落的经济生活状况。 在这个营地生活的居民，存在的时间可以划分成早晚两个阶段。早期阶段的居民生活的时间约在公元前4000 年前后，与辽西的红山文化大体同时。 营地中的房子有大小两种，大的为方形，长宽约7 米左右;小的是圆形，直径约3—4 米。房子均属半地穴式，一般都挖在生土中，生土壁上可见支撑屋顶的木柱残留的柱洞。室内有 用石块砌成的圆形或方形的灶址，有的灶址内还放置着当时炊煮食物用的陶罐。灰坑都是窖穴废弃之后形成的，坑内出土了很多残碎的陶器。 遗址出土了大量生产工具，其中??叶形石镞、石杵、石锉、石球、还有玉石磨制的斧、凿及滑石网坠，也发现了打制的亚腰石锄;陶制工具有网坠和一些陶片磨制的纺轮。从这些生产工具及数量较多的陶器和层层叠压的房址可以看出，后洼氏族已经过着长期定居的生活，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狩猎和捕捞活动仍占有重要的地位。一些滑石上刻画着鱼纹图像，也有一些用滑石雕刻的人头像、猪头像、鱼、鱼鹰和天鹅等，也说明了农业、家畜饲养业和渔猎经济并举的情况。 后洼氏族的制陶业有一定特点，生产的陶器主要是夹砂红褐陶和黑褐陶，都含滑石粉，手制，火候较高。陶器上的纹饰有压印纹和刻划纹，器型有罐、壶、碗、杯、勺等。还发现了一件形似独木舟的陶器，反映这一带的先民与海洋生活有一定关系。 (4)其它几种经济类型文化 与红山、富河、后洼诸氏族部落同时存在于东北地区的，还有一定经营农业或以渔猎经济为主的部落，其中有辽东半岛南部以广鹿岛小珠山遗址下层为代表的海洋经济类型，有以沈阳新乐遗址下层为代表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部落，也有更为偏远的黑龙江省昂昂溪遗址、新开流遗址为代表的渔猎经济类型。 新开流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密山县的兴凯湖畔，1972 年黑龙江省博物馆发掘清理，由于其具有典型的渔猎经济特色，遂被考古界定名为新开流文化。遗址中发现了10 座鱼窖，有圆形和椭圆形两种，容积较小。窖穴内堆满了鱼骨，有些尚保存完整，成层地相叠压，窖穴上部则填盖着生黄土或黄砂土。在深秋和冬季把捕获的鲜鱼放入窖中，棚盖后覆土贮藏，这种方式在其他氏族中尚属罕见，这种方式完全是由于当地的气候和渔猎生产所决定的。这个遗址缺乏农业工具，渔猎工具却相当丰富，有打制的石矛头、网坠、磨制的石斧、石凿、石镞等。新开流氏族仍保留着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工艺传统，发现的细石器中有三角形圆底镞、柳叶形凹底镞、有柄圆头刮削器、鸟喙形尖状器等。这里发现的骨、角、牙、器也相当多，磨制得很精细，主要有鱼镖、鱼叉、鱼卡、鱼钩、投矛、镞和镶嵌石刃的骨刀柄等渔猎工具，还有一些雕刻着鹰首和鱼类的骨制工艺品。 新开流氏族的制陶业比较落后，陶器多为手制的夹砂陶，器形很简单，仅见罐、钵两类。不过陶器的表面常见刻划的纹饰，有鱼鳞纹、水波纹、网状纹、篦点纹等，并以鱼鳞纹和似鱼形的菱形纹占多数，风格独特，充分显示出这个氏族以捕鱼为主的渔猎经济面貌。 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鱼类有青鱼、鲤鱼、鲇鱼、鲑鱼等黑龙江流域习见的鱼种;兽类则有鹿、野猪、狗獾和狼等森林动物。未见家畜的遗骸。 上述情况清楚地表明，新开流氏族的经济生活是以捕鱼和狩猎为主的，尤其是渔业相当发达，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 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经济 公元前3000 年前后，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氏族经济发展到龙山文化时期。 龙山文化的社会生产力比仰韶时期有较大地提高，经济的发展十分显著，尤其是手工业生产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从而逐渐改变着社会的结构和制度，为奴隶制经济的出现铺平了道路。由于没有文字记载，龙山文化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只能依据地下埋藏的当时氏族先 民各种生产和生活的遗迹、遗物来说明。半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在中原地区发现了500 多处这样的遗址;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遗址也有200 多处;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发现的同一时期遗址也达数百处。从这些遗址所反映的情况看，龙山文化的经济生产很活跃，农业和手工业都比以前有长足的进步，其中以黄河中游的经济生产成就突出，与自成体系的黄河下游氏族经济互相影响，互相交流，互相融合，成为华夏文明的主要渊源。长江流域在龙山文化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稍落后于黄河流域，不过各地的发展并不平衡，相比之下，长江中下游的氏族经济发展较快，并在龙山文化晚期与黄河流域一样，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共同迎来了奴隶制的文明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1.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 中原地区，泛指陕西、河南、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及安徽西北部一带，亦称黄河中游地区。在这一地区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其年代经碳14 测定一般在公元前2600—前2000 年之间。一共可以区分成几个大的部落集团。 (1)泾渭区(包括汾水下游) 以潼关为中心的晋、豫、陕三省交界地区，生活着仰韶文化半坡氏族部落的后裔，经过发掘的典型遗址有陕县庙底沟、平陆盘南村、芮城西王村、华县泉护村、华阴横阵村、蓝田泄湖村、西安客省庄、武功赵家来等等。他们的主要生产方式仍然是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有了改进，磨制的石器增加了，还出现了挖土用的木耒和收获谷物用的半月形石刀、石镰。家畜饲养业也比仰韶文化时期发达，饲养的品种增多了，不仅有猪和狗，一些遗址还常发现牛和羊的骨头，个别遗址还发现了鸡骨。在饲养的家畜中，以猪的饲养为最多，同时多种家畜饲养的数量也比过去明显增加。在庙底沟遗址废弃的灰坑中，经清理的26 个龙山文化时期灰坑内家畜骨骼的数量，远远超过当地仰韶文化168 个灰坑中出土的家畜骨骼的数量。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必须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基础，显然，庙底沟龙山文化氏族家畜饲养业的发展是以比较发达的农业生产为前提的。家畜种类和数量的增加，说明了农业经济已具备促进畜牧业发展的条件。 潼关一带各氏族部落的生产活动中，渔猎和采集经济仍占一定的比重。遗址中普遍发现了用石、骨和蚌壳制作的箭镞、网坠等渔猎工具，还有一些捕获的鹿、狐狸乃至老虎的骨头。 这些氏族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使用比较厚重的陶器，灰黑的筒形或鼓腹陶罐经常装饰着篮纹，并贴塑着旨在加固和起装饰作用的泥条、泥饼。陶窑在庙底沟遗址附近发现一座，由火口、火膛、火道及窑室组成。火口较小，火膛较深，紧靠窑室。由火膛中分出两股火道，每股主火道再分出三股支火道。窑室呈圆形，径约1 米，底有窑箅，箅上有25 个火眼与火道相通。窑壁残高约80 厘米，微向内弯。这样的结构利于停火后封窑和饮窑，使陶器中的氧化铁还原成灰色。 潼关一带的龙山文化分为早晚两个发展阶段，早期的以庙底沟二期遗存为代表，晚期的因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地区，又称陕西龙山文化。在陕西龙山文化阶段，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农业工具已占全部工具的1/3，成为经济生产的主要支柱，大批出土的各种形制的石刀说明农作物的收获量较多。这一氏族部落集团对西部的早期齐家文化影响很大。 (2)河洛区 以郑州、洛阳为中心的伊水、洛水流域，生活着仰韶文化秦王寨、大河村部落集团的后裔，主要氏族部落地点有洛阳王湾、矬李，郑州大河村、林山砦，临汝煤山，孟津小潘沟，偃师高崖和登封王城岗等。 这一地域内的龙山文化发展脉络十分清楚，其典型遗址是王湾、大河村和煤山。在这三个遗址中同时都发现了埋藏丰富的仰韶文化遗存，地层叠压关系和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发展演变表明了这一地区的龙山文化氏族部落是直接承袭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并亦为夏代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考古学上的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就是指这一地域内的氏族部落集团而言。 与潼关地区一样，这里的农业经济较仰韶文化时期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农业生产工具的种类增加了，数量也更多了，特别是石刀、石镰、蚌刀和蚌镰等收割工具出土十分丰富，反映出当时农作物的收获量有了明显提高。家畜有猪、狗、羊、牛等，尤以猪骨发现最多。鹿和厚壳蚌是氏族成员在狩猎和采集活动中的主要对象。 在农业生产中，犁耕技术的出现十分引人注目。河南孟津小潘沟遗址中，出土了一种三角形石犁，自犁尖中脊展开为双叶，犁叶为双面刃，犁身分为正反面，在反面的柄端有残长8 厘米、宽6 厘米的长方形粗糙面，是与之依托的犁床磨擦而留下的遗痕。犁的正面柄端有2 道凹槽，显然是将石犁固定在犁床上用的榫槽。石犁的磨损痕迹，存在于犁的正反面的双叶刃面和反面的前半部分犁面上。犁叶许多地方都有因碰撞而遗留下来的疤痕和剥落痕，从痕迹观察，这件石器不是作上下运动的锄、耜类工具，而是器前端向下倾斜、沿水平方向运动的松土工具石犁。擦痕和磨蚀表明，这种石犁还不能深耕，即耕作效率还比较低，但比起耜则无疑是耕作技术上的重大发明，是一项了不起的变革。 以王湾为代表的氏族部落集团，手工业经济发展较为明显。其中制陶业的进步很大，已经普遍使用了轮制技术。大量陶器都是灰色的，可知烧窑工艺已全面处于用还原焰烧制的阶段。在煤山氏族居住营地，发现4 座陶窑集中在一起，窑室底部挖筑两条主火道和两条分火道，火道较宽处架有“土坯砖”以便控制火苗和放置陶器。值得注意的是，在煤山的两座窖穴中还发现了炼铜用的坩锅残片，说明当时已开始能铸造铜器了。 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这一地域的氏族先民生活质量比仰韶文化时期有所提高。生活用具中的陶器，不仅种类增多，器形也有变化，说明了日常饮食有较大改进，其中夹砂罐、甑、鼎、鬲、斝、鬶、盉等炊煮器、温热器种类之丰富尤为显著。此外，各氏族营地、公共墓地普遍发现的骨簪、骨环、蚌饰、牙饰等装饰品制作更为精美，一方面反映了生活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骨角器手工业生产加工技术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由于地域相邻，王湾类型龙山文化与山东的典型龙山文化联系较多。 (3)豫北区 以安阳后岗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存为代表的部落联盟，活动区域主要在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及山东西部地区，典型遗址还有安阳的大寒南岗和八里??旺、永年台口及山东茌平尚庄等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遗址是汤阴白营和安阳后冈。由于后冈遗址早期遗存为仰韶文化的一种地方类型，所以考古学上称这一区域内的龙山文化为后冈二期类型。 后冈龙山文化是在仰韶文化后冈类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一部落集团的生产活动仍以农业为主。以白营为例，主要工具有穿孔或无孔石铲、骨铲、石镰、蚌镰、有柄石刀、长方形石刀、穿孔蚌刀、刀形刮削器、四棱石镞、叶形有梃石镞、三棱有梃骨镞、带倒钩骨鱼镖等等，无论种类和数量均较仰韶文化时期有所增加。在一些氏族营地中还发现了少许细石器，如精心打琢的石镞、石锥、刮削器等，这种从中石器时代流传下来的手工业传统制品，以其特殊的制作工艺丰富了工具的种类。 后冈部落集团除了饲养猪、狗、牛、羊之外，还驯化了马并饲养了猫。马、牛的饲养在家畜饲养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从大批箭镞、渔具的出土可知采集渔猎经济还在继续发挥作用，成为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 制陶业发展较快，受到山东龙山文化先进的制陶技术影响，一些遗址发现了鬼脸足鼎、白陶鬶等山东风格的产品。在涧沟遗址发现了几座当时的陶窑，有的火膛的一部分直接位于窑膛之下，窑膛底部挖筑近似“北”字形的火道，以便集中火力。这个制陶作坊附近还有两眼水井，与制陶用水有一定关系。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殖繁衍，每一个村落中房屋的数量都比以前增加了。汤阴白营在1400 平方米的范围内就清理出62 座房屋基址;后冈遗址仅在600 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发现了38 座房址，分行整齐地排列着。这时的房屋建筑技术进步很大，各房址的室内普遍流行铺设白灰面的方法，遗址中不但发现了一些抹白灰用的抹子，而且在后冈还清理出浸泡石灰的坑，坑中有未用完的石灰和石灰渣，据鉴定是中国最早人工烧制的石灰。另外，一些遗址还发现了用土坯砌筑的围墙，是中国最早的土坯墙遗迹。 (4)黄淮区 河南东部及安徽西北部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生活着与中原其它地区生活习俗差别较大的一个部落集团，代表性遗址有永城王油坊、造律台、黑堌堆和沈丘乳香寺、淮阳平粮台、商丘坞墙、睢县周龙岗及山东曹县莘冢集、梁山青堌堆等。考古界称之为王油坊或造律台类型，集中分布在黄河南岸沉积平原的南北狭长地带。 这个氏族部落集团的农业经济发展程度不如邻近的王湾、后冈等部落集团。农业生产工具石铲、石镰、石刀、蚌镰虽有普遍发现，但数量不多，而用于采集、渔猎的工具较为丰富。陶网坠形制复杂，遗址中常见骨鱼镖和大量蚌壳、螺壳堆积，一些遗址的鱼骨也很多，说明这一带的经济生产发展较为缓慢。 制陶业的发展基本上与其它地区的氏族同步。陶器主要是轮制灰陶，手制陶器已很少见。这种类型的各遗址基本上没有陶鬲出土，与后冈二期类型多使用鬲有明显区别，反映了两地生活习俗上的不同，炊器主要是鼎、?、鬶、甑，饮食器有盘、钵、碗、豆，较大的存储器是罐和瓮，还有少量的酒器觚。 经济水平较高的山东龙山文化对这一氏族集团有强烈的影响，乃至随着生产的发展使这一带的许多氏族部落逐渐与中原腹地拉大了距离。夏商之后，这个地域内的氏族部落被中原王朝统称为淮夷。 黄河中游的上述四个大的部落集团，在经济生产领域中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他们在农业、手工业和其它方面的发展，在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率先垂范的作用。 石犁、人工烧制石灰、土坯墙、凿井技术、铜器铸造乃至城堡的出现，说明龙山文化时期黄河中游一带已在生产力、生产关系方面都有了意义重大的变化。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达，促进了劳动分工的发展，提高了生产力，出现了比仰韶文化时期更多的剩余产品，私有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在龙山文化晚期，黄河流域各地部落中都出现了奴隶和自由民，而氏族酋长则依据权势获取了更多的个人财富，成为新兴的贵族。为了保护本氏族部落的利益和私有财产，出现了环绕居住营地的高大的城墙、栅寨和深沟大壕。后冈、王城岗、平粮台等遗址的城堡规模很大，已经耸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了。 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2.海岱地区的经济发展 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下游各氏族部落也全面进入龙山文化的经济发展阶段。因龙山文化以山东章丘的龙山镇遗址而命名，为区别于其它地区的同期文化遗存，以山东龙山文化为主体的黄河下游龙山文化又称“典型龙山文化”。这种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中部、东部和江苏省的淮北地区，并对辽东半岛有所影响。碳14 测定的许多数据，集中显示这一文化的年代约当公元前2400 年—前2000 年之间。大量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山东龙山文化是继承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其后演变成夏代的东夷文化，即考古界定名的岳石文化。 黄河下游的典型龙山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诸文化中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和独特的成就。20 世纪经过发掘的主要遗址有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潍坊姚官庄、潍县鲁家口、胶县三里河、日照两城镇和东海峪、诸城呈子、泗水尹家城和江苏徐州高皇庙等。 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水平比较均衡，手工业也表现出同步发展的比较一致的特点，只是在一些山区和滨海地带，农业经济不够发达，系集和渔猎居于主要地位。 在大汶口文化的繁荣基础上持续发展的海岱地区农业经济，到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更明显的进步。粟作农业的生产规模和产量都在不断扩大和提高，家畜饲养成为一些氏族成员的经常性劳动，制陶业和石器制造等手工业生产也有了明确的分工，同时，采集和渔猎仍是许多氏族部落重要的经济手段。在大量遗址中，发现了丰富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翻挖土地的扁平穿孔石铲、蚌铲和骨铲;收获谷物的双孔半月形或长方形石刀、蚌刀、石镰及带锯齿的蚌镰，不但种类多，制作也都很精良;加工谷物既有用石磨盘、石磨棒的碾磨方法，也用杵和臼的舂捣方法。栖霞杨家圈遗址的窖穴中，曾发现粟的遗存，也有稻的遗存，说明自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的粟作农业基础上，水稻也开始在山东种植，扩大了农作物的种类。 大汶口文化晚期已比较发达的酿酒技术，到龙山文化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主要表现是饮酒器具大量、普遍地存在。鬶可盛酒温酒，各类杯子可做饮酒器。已具有礼器性质的薄胎高柄杯，主要是为饮酒制作的。酒的大量生产和饮用，是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随着农业的发展，家畜饲养与相应的畜牧活动空前繁荣起来。马、牛、羊、鸡、狗、猪六种中国古代的主要家畜家禽在龙山文化时期均已具备。从各地发现的动物骨骼数量分析，饲养的家畜以猪的数量最多，其次是狗，再次是牛羊，马和鸡的数量都很少。猪既是人们食肉的主要来源，也被视为能力和财富的象征，各部落的公共墓地中，都有用猪下颚骨随葬的现象，在家庭饲养业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潍县鲁家口遗址发现可以鉴定种属的动物骨骸标本315 件，其中猪骨占64,。猪的形象作为工艺装饰和造型艺术的题材得到广泛地应用，已渗透到氏族成员生活的各个领域。羊的饲养数量比大汶口文化有显著的发展。养狗是当时各氏族流行的风气。 以养猪为主的饲养业，在龙山文化时期有了很快的发展，既可以为长期定居的人们提供肉食，也可以提供毛皮制成衣物，还可以为人们驱使，丰富了氏族的物质生活，成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经济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饲养业的发达是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的，并以其自身的繁盛兴旺，将狩猎经济挤到了更为次要的地位。 虽然采集和渔猎经济已退居农业和家畜饲养业之后，但仍是氏族成员不可缺少的劳动。海岱地区的优越自然条件为人们提供了种类繁多的可食植物和水生动物。从事采集活动，既不需要特殊的工具，也不需要复杂的技术，有经验的老人与妇女儿童都可以经常从事。许多遗址都曾发现过炭化的果核;荏平尚庄遗址和泗水尹家城遗址都有成堆的蚌壳、螺蛳壳，兽家口遗址则发现大量蛤壳，可知采集活动仍是食物来源的补充手段。另外，各遗址普遍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石镞、骨镞、石网坠、陶网坠、骨鱼镖、骨鱼钩等，说明狩猎经济是继续存在的。主要的狩猎对象是鹿、獐、四不象、獾、貉等。在少数地区，如胶东的滨海一带山地，也存 在一些以渔猎经济为主的氏族。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繁荣。龙山文化时期在手工业生产领域里社会分工的规模和范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制陶、石器和玉器加工、冶铸铜器、纺织及建筑业都比大汶口文化取得更为突出的成就。 制陶业是海岱经济区内成就最大的手工业部门。专门从事陶器制作的工匠们不断总结前人的经验，使这一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手工业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各遗址出土的大批陶器，表现出先进的技术、科学的工艺、优美的造型和明显的实用性。当时已普遍采用了快轮制陶技术，这是制陶史上的一个巨大的飞跃。快轮制陶技术，包括在快速运转的陶轮上拉坯成型和修整定型两个方面，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且制作出来的陶器外型规整，厚薄均匀，棱角分明，纹饰简洁流畅，显得十分优美典雅。制作薄如蛋壳的黑陶，必须选用反复淘洗过的细泥，从而使器物光洁明亮。一些陶鬶则选用高岭土为原料，烧成后多是白色或桔黄色。许多圈足器、三足器和较复杂的平底器，采用分体制作然后粘接的方法。全部陶器的火候都比较高，尤其是白陶，一般达到1000?以上。从事制陶的工匠们在封窑、渗炭和掌握火候的各个环节都有很高的技巧，可能已脱离了氏族家庭的小规模生产状态，而是以较大的群体方式，经过内部严格分工来完成的。海岱地区的陶器，种类繁多，型式复杂，堪称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之最。有炊煮用的鼎、?、鬶、鬲、箅、箅子;饮食用的盆、豆、碗、盘、杯、匙;盛储用的瓮、缸、罐、大盆、壶、簋、尊、盒、圈足盘、带足(三足或圈足)盆等，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器盖、工具和装饰品。陶器上的附件也很多，??平和操作能力。 快轮制陶工业的兴起，需要制陶人员的长期固定，并有相当一部分人专门从事这项专业技术很强的劳动。于是，制陶业就逐渐由氏族中妇女和老人们的共同事业，转变为氏族内部一些富有经验的家族所掌握的手工业生产部门了。在这种背景下，掌握陶器生产技术的家族通过各种手段扩大生产，使大批陶器成为家族的私有劳动产品。为了生活所需，他们用陶器与其他家族或氏族、部落交换各种物品，一部分陶器具有了商品的属性。交换进一步增加了有特殊技艺的家族的财富，当然也增加了社会的财富。一些有非凡技艺的制陶工匠，遂成为在氏族中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他们不仅有很多个人的财富，而且拥有供其驱使调遣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将产生了。 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的石器、玉器制造业比大汶口文化有很大发展。这一时期的石器发现很多，据观察研究，大致都经过选择石料、打制成坯、琢制成型、磨制成器等工序，部分石器还要钻孔。人们根据石斧、石铲、石锛、石凿的不同用途，选择纹理和硬度不同的石料，采取部分磨光和全部磨光两种方法加工。石器的种类主要有:横断面椭圆形而平面略呈梯形的石斧，横断面长方形而平面呈梯形的石锛，长条形单面刃石凿，尖头拱背的石镰，略呈长方形的双孔石刀，扁薄的长方形或梯形石铲等。此外，还有种类和数量都很多的石镞、少量的石镢、石矛、石杵和细石器。大批石质生产工具的发现，表明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显示了石器制造业的发达。 在石器加工的过程中，人们长期以来积累了认识玉石并加工玉器的经验。日照两城镇曾出土过成坑的玉器或半成品玉材，说明玉器加工的规模是很大的。这一时期曾发现两面刻有纤细的兽面花纹的玉斧、穿孔玉铲、鸟形和鸟头形玉器，以及多种精巧瑰丽的小件玉饰品。不过，总的看来玉器制造的范围还比较狭小，制成品还仅限于少量礼器和装饰品，其发展水平不如江浙地区良渚文化早期那样进步。 手工业生产领域中，制骨业的发展十分突出，骨、角、牙、蚌器出土的数量相当可观。骨器多半是用动物的长骨经过劈削、截锯、切割、刮削、打磨等工序制成，种类以锥、镞、笄、针为最多，其它还有铲、镰、刀、凿、鱼镖、鱼钩、匕、钻等工具和一些装饰品;角器多为 鹿角经加工磨制产生，主要是锥、钻类;牙器原料多采自獐牙和野猪獠牙，数量不多，见于锥类和钩形器;蚌器的数量非常丰富，这是因为蚌类来源较多，加工也比较容易的缘故。荏平尚庄遗址发现蚌器近百件，超过了石器和骨器的比例。当时的蚌器可分为生产工具和装饰品两大类，生产工具有铲、刀、镰、镞、锥等，装饰品包括环、玦和穿孔蚌片。此外，有的遗址还发现蚌匙等生活用具。 海岱地区的纺织业，在龙山文化阶段比大汶口文化有显著的发展。不仅陶、石纺轮普遍有所发现，而且形制也更多了。在茌平尚庄遗址，大汶口文化的遗存中仅有两件纺轮，而龙山文化堆积中则出土了42 件;兽家口遗址的大汶口文化层出土两件纺轮，均系废陶片改制而成，到龙山时期则发现25件之多;姚官庄遗址出土龙山文化纺轮50 多件;尹家城遗址超过了100 件。其它遗址也都有较多发现。另外，在许多陶器的底部发现了布纹，紧密纤细，其质量明显超过大汶口文化的产品。 根据农业、手工业发展的水平，一些考古学家认为龙山文化晚期海岱地区已经出现了冶铜业。胶县三里河遗址发现了两件黄铜锥，很可能是利用当地出产的含有铜、锌的氧化共生矿，在木炭的还原气氛下冶炼得到的。在日照尧王城、栖霞杨家圈的龙山文化地层中，也分别发现过铜块和铜渣。虽然上述发现尚属少见，并且缺乏当地冶炼、铸造的确凿证据，但根据陶器制造技术和演变脉络，专家们认为龙山文化晚期出现冶铜技术是应该肯定的。 海岱经济区，是中国古代社会农业和手工业全面发展的重要地区。自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物质文化表现出持续不断的、稳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独立性、系统性和连续性，从而成为远古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黄河中游、辽东半岛及淮河流域、长江下游的经济发展有很大影响。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的各部落大都过着稳定的农业经济生活，随着农作物产量的增长，家畜家禽饲养业日益发达，手工业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重要方面，进步十分显著，一些部门已发展到专业化商品生产的程度，出现了商品交换的萌芽。在私有财富不断增加的基础上，开始出现了早期的城市，这些城市已为青铜文化敞开了大门。 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3.江汉平原屈家岭文化的经济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长江中游一带的屈家岭文化诸部落以江汉平原为中心，活跃在东起大别山南麓，西至三峡地区，北到豫西南，南抵洞庭湖北岸的辽阔大地上。这个部落集团继承了大溪文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以种植水稻为主，兼营渔猎和采集，为发展长江中游地区的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碳14测定表明，屈家岭文化存在的时间为公元前3400 年—前2600 年左右，相当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阶段，大约经历了800 年的发展历程。 屈家岭文化以1955—1957 年发掘的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定名，经过发掘的重点遗址还有湖北钟祥六合，京山朱家嘴，天门石家河，宜都红花套，武昌放鹰台，枝江关庙山，松滋桂花树，公安王家岗;湖南澧县三元宫，安乡划城岗，华容车轱山;河南淅川下王岗和黄楝树等，获得了极其丰富的材料。 新石器时代晚期，江汉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快，大体上与黄河流域齐头并进。不过，由于有更为广泛的植被和水域，采集和渔猎经济比黄河流域更为普遍与持久。各遗址发现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扁平穿孔石铲和石镰，地处鄂西北山区的郧县一带，较多使用打制的凹腰或双肩石锄。有些地点也曾发现很少的磨制长方形穿孔石刀。收割工具极少，可能是因为水稻 的收获方法与中原地区刈割粟穗的方法不同，只采取薅拔的方式的反映。许多遗址的房屋红烧土中都发现了稻壳的印痕。其中屈家岭、放鹰台的稻壳经鉴定，为人工栽培的粳稻，与现代长江流域普遍栽培的稻种相近。 家畜饲养业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也有相应的发展。不少遗址发现了猪、狗等家畜的骨骸，另外，还出土了一些形似鸡、羊之类的陶塑制品，很可能是氏族家庭饲养的禽、畜造型。 屈家岭文化的制陶业在手工业生产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陶器主要是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两个系统，与以前的大溪文化以红陶为主判然有别，而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则有相似之处，充满了时代气息。不过，这一地区陶器的特点较多继承了大溪文化的工艺技术，圈足器发达，凹底器较多，并常饰凸弦纹和镂孔。也发现了一些朱绘陶和彩陶。尤其是在大溪文化薄胎彩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薄胎晕染彩陶，极具地方特色。彩陶纺轮也是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各遗址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篦点纹空心陶球和极少的彩陶球，用途尚不明了。日常使用的陶器主要是鼎、?、豆、罐、壶、盂、盆、碗、三足碟、杯、缸等。 江汉地区与洞庭湖周围的部落，陶器种类和造型有一定区别，反映出两地先民生活习俗的差异。 在屈家岭文化后期，很多盆形鼎、豆、碗的腹壁仰折，形成双腹状，器身特点相当一致，说明部分陶器的生产已趋定型化，可能和较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生产有一定关系。 石器制造业比大溪文化时期进步明显，常见的石器有斧、锛、凿、镞。 石斧平面多呈长梯形或长方形，侧边较齐平，与中原地区的大不一样;石凿则以方柱体式居多;石镞主要为两面起脊或扁平的带铤柳叶形。一些遗址还发现了穿孔石斧、穿孔石铲和石镰。总的看来，长江两岸的部落使用石质生产工具比北方少，可能有许多工具是用竹、木制作的，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在划城岗遗址的墓葬中，发现了两件“风”字形穿孔石钺，其中的一件还朱绘卷云纹图案，制作精美，显然是有特殊意义的非实用器物。 从数量很多的纺轮可以看出，屈家岭文化的纺织业是比较发达的。妇女们特别喜欢彩陶纺轮，这些纺轮一般先在两面涂抹橙黄色陶衣，再在单面绘以红色或红褐色花纹。纹饰图案主要有同心圆、漩涡、对顶三角、平行直线、短弧线、卵点纹等。这种纺织工具十分美丽，是普遍使用的物品。 屈家岭文化早期，势力向北已扩展到伏牛山南麓的河南省南部，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相接触，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河南禹县谷水河、唐河寨茨岗及郑州大河村等遗址，都曾发现屈家岭文化的双腹豆、高领圈足壶、高圈足杯、盆形瓦足鼎等;在青龙泉、屈家岭也出土了河南龙山文化早期的喇叭口红衣小陶杯、圜底罐形鼎等，反映了两地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这种交流，既包含着生产技术的互相传播与借鉴，也包含着以物易物的产品交换，同时也暗示了不同地区间氏族的迁徙往来。正是这种交流，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交换的发展，从而使新石器时代的经济趋于同步。豫南、鄂北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交流，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4.长江下游诸原始文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一带生活着安庆地区的薛家岗文化、南京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和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诸部落，他们互相交往，共同为长江下游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些氏族文化之后出现的早期良渚文化和百越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1)薛家岗文化的经济状况 公元前3000 年前后，长江下游的鄂东、皖南地区以薛家岗文化为代表的部落，发展成一支很有影响的势力，活跃在大别山东南、巢湖以西的长江北岸冲积平原上。这个部落集团主要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生活和生产方式都与东部较早的马家浜文化基本相同，一些遗址发现的陶器和石器表明，他们也许是马家浜文化向西迁移的一支移民后裔，与当地受屈家岭文化影响的土著居民相融合的结果。这一部落后来世代生活在皖水及其上游长河、潜水两 薛家岗文化以最早发现于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而定名，目前安庆境内皖水流域已经发现这一古老氏族部落的遗址十余处，除大规模发掘的薛家岗外，还有安庆夫子城、张四墩、沈店，潜山天宁寨，望江汪洋庙，太湖王家墩、何家凸，岳西祠堂岗，怀宁黄龙、杨家嘴，宿松黄鳝嘴和一天门等遗址。考古发现表明，薛家岗人在皖水流域继承并发展了马家浜文化稻作农业的生产经验，进一步改进了生产工具，提高了水稻产量，并使手工业生产也向前迈进了一步。各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有又扁又薄的穿孔石铲、窄长条的有段石锛、横长梯形的多孔石刀和圆柱体陶锉等，这些工具都与其他地区的氏族部落大不相同。尤其是多孔石刀，穿孔皆为奇数，1—13 孔不等，最长的石刀达51.6 厘米。薛家岗遗址发现的几件石铲和石刀，穿孔周围规整地绘画着红色花果形图案，为中国大陆各遗址所罕见，可能是非生产所用的特殊器物。 这一部落的先民使用的日常生活器皿，主要是夹砂红陶和灰褐色泥质陶的鼎、鬶、壶、罐，在陶器中由甑鼎套合的?和敛口深盘棱柄豆独具风格。许多鼎足呈鸭嘴形和枫叶形，也颇有地方特色。一些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陶器还有缸、盆、钵、碗、纺轮等。 薛家岗遗址发现了几座残房基址，分为地面建筑和半地穴式两种。在房址的红烧土块中发现有稻壳的印痕，证明当时的人们过着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各遗址所发现的墓葬，随葬品多寡不一，其中随葬品较多的，陶器组合都有一定规律，基本是鼎、豆、壶、盆或壶、碗，反映出氏族内部比较严格的组织形态和丧葬习俗。在一些随葬石制工具较多的墓中，石铲、石刀、石锛等常叠压放置。属于这一氏族集团的湖北黄梅县塞墩氏族墓地，有一座墓随葬了很多工具，包括斧、锛、凿、三孔刀、磨刀石等石制工具，集中放置两堆，其大小和形制多样复杂，表明墓主人生前是掌握石器加工专门技艺的手工业者。 薛家岗遗址所表现出的特点，在南京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中有所反映，在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中也发现了较多相似因素，他们之间显然有一定交往。薛家岗文化晚期，制陶业也吸收了山东地区典型龙山文化的先进技术，出土了一些袋足鬶、蛋壳黑陶高柄杯等，说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的原始部落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出现了日益加强的交流与融合。 (2)北阴阳营文化的经济状况 从安庆顺江而下，到芜湖、南京、镇江一带，公元前3000 多年前的农业经济和物质文化，是由以北阴阳营氏族为代表的先民创造的。北阴阳营文化以20 世纪50 年代发掘的南京市北阴阳营遗址命名，主要分布在薛家岗文化以东的南京、镇江地区的河旁台地和丘陵上，向西到巢湖东岸与薛家岗氏族为邻，向东到太湖西部常州一带与崧泽文化相接，主要遗址还有江苏江宁太岗寺、卸甲甸、庙山，江浦蒋城子，安徽滁县朱勤大山等。 在上述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石制生产工具。石器都磨制得很精细，多见舌形穿孔石斧，环状大石斧、穿孔石锄、长条形拱背或带脊的石锛、楔形凿，也有与薛家岗文化相近的七孔石刀。从丰富的生产工具和庙山遗址陶器上的稻壳印痕可知，农业经济是这一地区氏族部落的主要经济活动，水稻是主要的农作物。从出土的动物骨骼可以看出，狗和猪是普遍饲养的家畜，猪下颚骨在不少墓葬中都有发现。 由于宁镇地区既有密集的河流湖泊，又多丘陵林莽，采集和渔猎是农业经济的辅助手段。北阴阳营等遗址有数量较多的骨镞、石球、陶弹丸等狩猎工具，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鹿、水獭、鼋和龟类遗骸。 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主要在制陶和石器制作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制陶工艺比较先进，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其次是灰陶，三足器、圈足器十分普遍。一些陶器的牛鼻式?耳、角状把手和弯曲的器足表现出与周围地区制陶工艺不同的特色。部分陶器施加红衣。有少量彩陶，大都先抹橙色或白色陶衣，再以红彩或黑彩绘成宽带、网状、十字、圆圈等简单纹样，其中有少量器物在内壁画彩。代表性的陶器有罐式鼎、双耳罐、三足盉、高柄豆、圜底钵、圈足碗等。总的看来，陶器尚处于手制并经慢轮修整阶段，胎壁较厚，造型也比较简单。 石器的磨光和穿孔技术较高，据勘察，石料多从遗址附近的紫金山及其它山岭取得。有两件穿孔石斧是用铁矿石制作的。大多数石器都磨制得非常光洁。制玉工艺同样比较先进，使用蛇纹石、透闪石、阳起石、石英和玛瑙等制作出丰富的装饰品，有玦、璜、管、珠、坠等各种饰件，玉器的抛光和钻孔技术在长江下游诸氏族部落中居突出的地位。 在北阴阳营遗址的253 座墓葬中，东部较晚的13 座墓出土物品与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出土物品很接近，一些灰坑中还发现了良渚文化的遗物，说明北阴阳营文化与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联系密切，晚期受到更为先进的良渚文化强烈影响，或者融入良渚文化，共同进入奴隶制的青铜时代。 (3)崧泽文化的经济状况 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继马家浜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是崧泽文化。 崧泽遗址位于上海市西部青浦县城东约4 公里处，地处太湖东岸。以该遗址命名的崧泽文化，碳14 测定年代在公元前3900 至前3300 年之间，大约经历了600 年的发展阶段。典型遗址除崧泽外，还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常州圩墩、浙江吴兴邱城、海宁坟桥港等。 从各遗址发现的生产工具和陶器的羼和料有较多稻壳可知，崧泽文化的先民主要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石器磨制得都很精细，有宽面穿孔石铲、长方形穿孔石斧、扁平和长条形石锛、小石凿等，此外还有陶纺轮、陶网坠，很少发现骨角器。在几个典型遗址中都出土较多渔猎工具，说明狩猎和捕捞水生动物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就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看，崧泽文化居民的活动地域和所处的时间都比较有限，经济生产状况还不十分清晰。 手工业生产较之马家浜文化时期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尤其在制陶业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多数陶器继续用泥条盘筑法手制，但已普遍采用了慢轮修整技术，有些器物看来是轮制的。陶器的器型规整，种类较多。一般以夹砂红褐陶和泥质灰陶为主，还有少量泥质红陶和泥质黑皮陶。泥质灰陶质地细腻，火候较高，在马家浜文化阶段极少发现，这时已跃居主要地位。泥质红陶有的颜色桔红，有的涂以红陶衣，内外壁和器表，胎质的色泽基本一致，也区别于马家浜文化时期外红内黑的陶器。各种陶器仍以素面为主，纹饰有堆纹、弦纹、压划纹、镂孔和彩绘等。其中压划的绞丝纹以及由圆孔、弧边三角孔组成的带状镂孔图案十分美观，特征鲜明。灰色和黑色陶器有较大比重，是用还原焰烧制的方法产生的，火候在760?—810?之间。常见的陶器中豆、鼎和壶在早、中、晚各阶段变化多样，表现出制陶工艺的发展过程。许多陶器有花瓣式的圈足，有的壶、罐腹壁连续折成瓦楞状，都是崧泽文化陶器的鲜明特色。在崧泽文化的遗存中，已不见马家浜文化盛行的腰沿釜、牛鼻耳罐等。上述制陶业中发生的种种变化，其中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从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薛家岗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和崧泽文化反映的面貌，可以看出公元前3000 多年的时侯，长江下游各部落集团都 在从事以稻作为主的农业生产，采集和渔猎经济仍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手工业的发展更多地从制陶技术的进步方面得到体现，而骨角器、玉石器的制作加工技术进展比较缓慢。 从薛家岗遗址各个发展阶段的文化遗存分析，这个部落可能是从苏北地区淮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一些氏族南下而来，在巢湖周围定居并发展到潜水流域的，后来又受到北阴阳营文化的较大影响，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地方性文化。相对来说，北阴阳营文化比西部的薛家岗文化和东部的崧泽文化都要早一些，但后来以崧泽文化为主体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发展迅速，使薛家岗文化和北阴阳营文化各部落的后裔都变成了良渚文化的附庸，终于融汇于青铜时代的“百越”之中了。 (4)长江文明的先驱——良渚文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一带继崧泽文化之后兴起的是良渚文化。这种古老的文化是1936 年发掘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命名的，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以钱塘江为界，西北至江苏常州一带，其影响曾达长江北岸的南通地区。据碳14 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 年—前2200 年，末期已进入中原夏王朝统治的开始阶段，并与夏代统治集团有密切的联系。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武进寺墩，无锡先蠡墩，张家港市徐家湾;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余杭反山、瑶山、汇观山和莫角山，宁波慈湖;上海市的上海县马桥，青埔福泉山等。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稻谷、玉器、刻纹黑陶、竹编器物、丝麻织品等，显示了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 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生产，主要体现在农业和手工业两个方面。水稻栽培是当时最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在仙蠡墩、徐家湾、钱山漾、水田畈和吴县澄湖等遗址的良渚文化堆积中，都发现了稻谷和稻米的遗迹。经鉴定，这些稻谷属于人工栽培的籼稻和粳稻。 除了水稻外，各个氏族部落还从事蔬菜、瓜果及一些油料作物的种植。钱山漾遗址出土了葫芦、花生、芝麻、蚕豆、甜瓜子、两角菱、毛桃核、酸枣核等遗物，有些是野生植物的果实，有些可能是人工种植的，这时的农作物品种显然比马家浜、崧泽文化增多了，农业生产的范围也扩大了。 良渚文化的农业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标志是新的耕作方法和生产技术的发明与推广。犁耕是良渚文化农业耕作的主要方式，在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当时使用的石犁，仅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石犁就有百余件。石犁有两种形制，一种平面呈三角形，刃在两腰，中间穿一孔或数孔，往往呈竖直排列，可以安装在木制犁床上，用以翻耕水田;另一种也近似三角形，??工具，故又称“开沟犁”。这两种石犁都是良渚人发明的新农具，对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同以前的耜耕生产相比，犁耕不仅可以节省劳力，提高工效，更好地改变土壤结构，充分利用地力，而且也为条播和中耕除草技术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使荒地得到更大面积的开发变成耕地，农业生产水平因此能够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是中国古代农业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变革，为夏代以后的农业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在良渚文化的大批石器中，还有一种形制特殊的器物，它两翼后掠、弧刃，背部中央突出一个榫头，其上常穿一圆孔，形制同后来这一地区使用的铁制耘田器十分相似，被认为是古代最早出现的稻田中耕除草的农具。中耕除草技术的出现，同犁耕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犁耕操作成直线进行，播种也随之成直线挖土下播，于是为先进的条播技术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就为中耕除草提供了方便。另外，在钱山漾遗址还发现一种形似畚箕的带柄木器，形制亦同该地区农民现代使用的木千篰一样，是一种取河泥施肥的工具。中耕除草同施肥结合起来，无疑会大幅度地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水稻种植要引水灌田。打井修渠，灌溉农田，是良渚文化诸氏族部落在河姆渡，马家浜、崧泽文化之后发展农业的又一重要成就。在吴县澄湖、昆山太史淀、无锡南方泉、江阴夏港、嘉善新港等地，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水井。澄湖发现了100 多口水井;太史淀的水井还设有木井圈;嘉善新港水井的井壁是用木筑的。这时的水井，修筑井壁的技术显然继承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的特点，并有所提高。更重要的是水井数量急剧增加，其作用不仅是为了日常生活饮用。徐家湾遗址发现了用于引水排水的沟渠遗迹，再联系到许多开沟犁的出土，说明良渚文化可能已经出现了灌溉农业，这一农业生产技术在中国大陆是首创的。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遗址都处于比较低洼的水网地区，主要农作物是水稻。水稻的生长既怕干旱，又怕水涝，控制适当的水量是保证水稻生长、丰收的基本措施。良渚文化的先民积累了自河姆渡文化以来3000 年水稻栽培和田间管理的经验，逐渐摸索并发明了农业生产中的灌溉技术，从而大大增强了抗旱与排涝的能力，使稻作农业置于更加稳定的基础之上，为南方广大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良渚文化晚期，中原地区已进入夏代统治时期，受到黄河流域青铜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这时也出现了国家的雏形，良渚文化的经济发展已为其打下了基础。 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各地出土的遗物表明，良渚文化已拥有陶器、石器、木器、竹器、丝麻纺织、玉雕以及髹漆等多种手工业，而且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中，以制陶业和玉器制作更为突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占有重要地位。 良渚文化的陶器已普遍采取快轮成型的方法，各种陶器造型优美，胎质细腻，器壁厚薄均匀，火候较高。当时已极少彩陶，常在器表用镂刻技巧加以装饰。一般的器物突出部位刻划出精美的花纹图案，既有形态生动形象的鱼、鸟、花、草等动植物，也有线条纤细、结构巧妙的几何形图案。上海青浦福泉山和江苏吴县草鞋山出土的良渚文化陶鼎，在丁字形足部镂以新月形和圆形的孔，器盖、盖钮及器身则精细雕刻着圆涡纹、蟠螭纹图案。带盖的贯耳壶有的厚度仅1—2 毫米，上面也分别细刻着繁复的圆涡纹、编织纹、曲折条纹、鸟形纹、蟠螭纹等纹饰。有一些陶器把手上附加的编织纹饰，竟是用细如丝线的泥条编叠粘贴而成，足见其制作之精良。良渚文化的许多陶器，既是美观、大方、实用的生活器皿，又是很精致巧妙的工艺美术品。 中国远古社会的玉器制造业，到龙山文化时期已相当发达，各地普遍发现了造型美观、制作精巧的玉器。在中原地区进入夏王朝统治之际，良渚文化的玉器在中国大陆成为首屈一指的工艺品，并成为商周礼器的一个渊源。良渚文化玉器出土地点多，分布面广，尤以杭嘉湖地区最为集中。仅浙江的吴兴、余杭等8 县市，就有20 多处遗址发现过玉璧和玉琮。青浦福泉山发掘的7 座墓，出土随葬品共677 件，其中玉器就有500 件以上。余杭县反山氏族墓地是良渚文化中期的遗存，时代约在公元前3000 年，墓葬中各种玉器占全部随葬品总数的90,以上，11 座墓中计出土3200 余件，其中有一座墓随葬玉器达500 多件。 良渚文化的玉器制造业，承袭了马家浜文化的工艺传统，并吸取了北方大汶口文化和东方薛家岗文化各氏族的经验，从而使玉器制作技术达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平。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有璧、环、琮、钺、璜、镯、带钩、柱状器、锥形佩饰、镶插饰件、圆牌形饰件、各种冠饰、杖端饰等，还有由鸟、鱼、龟、蝉和多种瓣状饰件组成的穿缀饰件，由管、珠、坠组成的串挂饰品，以及各类玉珠组成的镶嵌饰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出自同一座墓的玉器，玉质和玉色往往比较一致，尤其成组成套的玉器更为相近。选料有时是用同一块玉料分割加工而成的。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中有近百件雕刻着花纹图案，工艺采用阴纹线刻和减地法浅浮雕、半圆雕以至通体透雕等多种技法。图案的刻工非常精细，有的图案在1 毫米宽度的纹道内竟刻有四五根细线，可见当时使用的刻刀相当 锋锐，工匠的技术也是相当熟练的。大至璧琮，小至珠粒，均经精雕细琢，打磨抛光，显示出良渚文化先民高度的玉器制造水平。玉器的图案常以卷云纹为地，主要纹饰是神人兽面纹，构图严谨和谐，富有神秘感。 与反山氏族墓地相距5 公里的瑶山氏族墓地，也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这个墓地的玉器与反山所出大多相像，但十几座墓葬中均未出土玉壁，表现了两个相邻氏族在习俗上的区别。瑶山的一座墓中出土了玉匕和玉匙，是良渚文化首次见到的珍贵餐具。 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其数量多、质量高而超越同时期其它地区玉器制造业之上，充分说明玉器制作已经成为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手工行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长江下游三角区四、五千年前的物质生产水平是比较发达的，为吴越经济区早期国家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根据玉器出土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石器制作技术同样高超。制造石器的工匠们已经完全掌握了选择和切割石料、琢打成坯、钻孔、磨光等一套技术。 与此同时，竹木器制造行业也有了一定发展。许多遗址都发现了木器和竹编器物，钱山漾遗址集中出土了200 多件竹制品，说明这种手工业也成为一些氏族成员专门从事的生产劳动。良渚镇的庙前遗址，出土了木豆、木盘、木矛和木箭镞等一批罕见的木制品;宁波慈湖遗址也出土了木耜、木桨、木屐，还有用树杈制成的锛柄和镶嵌牙齿钻头的木钻，可见当时的竹木制品多么丰富。手工业内部不同行业的分工、在良渚文化晚期已经出现。 手工业的分工和发展使产品的交换发展起来。大量的、集中出现的玉器、石器、陶器、竹木器，在一些遗址或墓葬中显然并非生产者或墓主人本身生活的实际需要，而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许多手工业产品，已经具有商品的属性。反山墓地的大墓中，数量丰富的陶器和玉器，大多数只有通过各种方式的交换才能获得。另外，良渚文化的玉器，在黄河流域的山西陶寺和广东石峡等氏族墓地中都曾出土，在良渚文化的上海马桥、嘉兴雀幕桥等遗址出土了山东龙山文化的陶鬶，可能都是交换的结果。这一现象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手工业产品的交换活动不仅在氏族和部落集团内部经常地、频繁地进行，而且同生产活动一样，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项越来越重要的内容。 良渚文化晚期，已进入中原夏王朝统治时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地区的各氏族部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一些相对独立的“王国”可能已经存在。1992 年发掘的余杭莫角山大型建筑遗址，显然与国家的礼制有关。夏禹在会稽召集天下各部族首领聚会，“万国”赴会，是有一定根据的。 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5.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经济 新石器时代晚期，广东省北部丘陵地区生活着属于石峡文化的农业部落。 石峡文化主要分布在广东北江、东江上游地区的瑶山、滑石山、青云山、九连山一带，以1973—1976 年发掘的广东曲江石峡遗址而定名，主要遗址还有曲江坭岭、葡勺山，始兴新村，河源上莞墟，宝安大石寨，龙川坑子里等，碳14 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前2000 年。 粤北丘陵地区当时各氏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许多遗址都发现了农业工具和手工业工具，石器主要有、铲、锛、凿、镞等。石为长身弓背，两端刃，一宽一窄，最长的石达31 厘 米，是适于华南红壤地带挖土深翻的农具;扁平石铲均穿孔，分为长梯形或长方形两种。因收获稻谷普遍用薅拔的方法，遗址中大多不见或极少见刀与镰。 在考古发现的地层堆积和不少墓葬里，多次发现栽培稻的遗迹。有一个窖穴中残留着数百粒炭化稻米，颗粒基本保存完整，个别米粒还清晰可见米胚。有的是把稻壳、碎稻秆掺和在砌筑灶坑的泥巴中，也有的房址红烧土中有稻谷遗痕。石峡墓地的几座墓中发现了作为祭奠品放置的稻谷和米粒，出土时多已碳化。上述稻谷遗迹。均经科学鉴定无误，有的稻谷与中国大陆现代栽培稻种属相同，籼稻和粳稻均有，以籼稻数量居多。 石峡部落种植水稻的遗迹，是中国大陆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水稻遗存分布最南面的一处。表明长江流域的华南的远古农业生产主要是稻作农业，既使在丘陵地区也不例外。 岭南地区的手工业经济也是比较发达的，制陶业显示出强烈的地方色彩。陶器多呈灰褐色或灰黄色，以轮制为主，素面最多，器表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镂孔等，其中一些几何印纹陶，属华南如东南沿海地区这种陶器的早期阶段产物。各遗址发现的陶器数量很多，石峡墓地中主要随葬品是各类陶器，有鼎、盘、釜、豆、壶、罐等，其中以子母口的三足盘和盘式鼎更为典型。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石峡文化氏族部落的竹木器制作行业比较发达，虽然没有留下遗物，但是许多墓葬中随??凿居多，其中有一种凹口刃面的锛和凿，可以将木头凿出圆槽、圆孔，是相当进步的工具，反映出手工业生产中竹木器制作的专业化。玉器制作是手工业生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峡文化晚期的一些大墓中随葬着精美的玉器，包括琮、壁、瑗、环、玦、璜、笄等，一些玉器有明显的良渚文化风格，可能是交换的产物，但多数是当地制作的。 石峡文化与周围地区一些部落有一定的交往，特别是与鄱阳湖以南赣江流域的一些部落关系非常密切。石峡墓葬中出土的有段石锛、陶鬶、盘式鼎等，与江西清江筑卫城遗址下层和修水山背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集中出在石峡第54 号墓中的一组陶器，与江西修水山背遗址的1 号房址中出土的器物极其相似，考古学家认为赣江中上游的和粤北山地的这些部落可能有同一渊源。 洞庭湖以南的湘江中上游，也发现了一些与石峡文化有相同因素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主要分布在长沙、宁乡、望城、湘乡等地。其中湘乡岱子坪、长沙腰塘等遗址出土的陶器群，与石峡文化的陶器有许多共同特点，同时也与洞庭湖以北的石家河文化遗存有不少相同因素。这种现象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特别是中原地区进入夏代之后，华南地区的各个部落集团交往日益频繁，物质文化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同一性，从而形成不同地区的经济共同体。 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各地经济形态的差异在新石器时代仍然是明显的。在石峡文化分布区的南部，广东沿海地区的一些氏族部落当时是以渔猎经济为主的，在一些海岛上则没有产生农业经济的迹象。 珠江三角州地区，自云雾山以东到罗浮山、莲花山以西，自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就一直有人类生产活动，留下许多遗迹和遗物。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带的氏族部落仍然在群山环抱的滨海地区过着渔猎经济的生活。考古发现的典型遗址有高要蚬壳洲、珠海淇澳岛和三灶岛、深圳小梅沙和大黄沙、香港深湾、增城金兰寺、东莞万福庵、珠海南沙湾、中山市龙穴村等，主要是沙丘和贝丘遗址。 淇澳岛在南海珠江口的伶仃洋西南方，岛屿东南是伸进陆地呈弧形的海湾，这个海湾浪静风平，海产十分丰富。1984 年考古工作者在岛上发现并清理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展示出当时氏族先民在海上捕鱼和岛上宿营的情况。岛上发现许多当时炊煮用的灶坑，排列密集，无特定的形状，没有发现居住的遗迹，可知岛上没有定居的捕鱼人。这些远古渔民用过 的灶坑。有的用两面扁平的山石竖排成两行呈长条形，有的是用大块砾石和泥土随意砌成的简易灶坑。涂抹在灶坑里和周围的泥土都已烧成坚硬的红烧土。附近出土了较多煮鱼用的夹砂黑陶釜和少量红陶釜，还有一些放置陶釜的陶支座、器座。在岛上还发掘出一批石质工具，较多的是长柄有肩石锛、有肩有段石锛，此外还有梯形石锛、柳叶形右镞、河卵石制成的网坠和陶纺轮、石臂环等。这些工具主要用来捕鱼、修船和补网。 粤北丘陵和南海沿岸同一时期的不同经济形态，反映出自然环境对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巨大影响，在远古社会有十分普遍的意义。 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6.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市 龙山文化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使各个部落有了更多的剩余产品，从而扩大了以物易物的交换领域。氏族首领攫取到越来越多的财富，也不断追求从交换中获得的精美陶器、铜器和玉石装饰品。交换使人口集中、地点比较固定的一些集市成为周围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技术交流的中心，城市就在集市的基础上发展产生了。 为了维护本氏族的利益，保护新兴贵族的财富，许多氏族聚落周围过去的壕堑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而改之以修筑坚固的高大围墙，这就是中国大陆最早出现的城堡。主要用于防卫的城堡和附近的物资交易集市相结合，形成了分布在各地的城市。 龙山文化的城址，在黄河流域不断被发现，其中河南境内的有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安阳后冈、辉县孟庄等处。这批城堡遗址的发现，说明4000 多年前中原地区的城市经济、物资交换和交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山东境内，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有章丘龙山镇、邹平丁公村、寿光边线王村、临淄田旺村几座规模较大，遗存丰富，反映齐鲁大地的古代文明是与中原并驾齐驱的。此外，在内蒙古河套地区、辽西地区和长江流域，也有一些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发现。 早在20 世纪30 年代初，安阳后冈发掘出的龙山文化城墙就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当时清理出围绕遗址的西面和南面两部分墙址，长约70 余米，墙宽2—4 米。由于历代毁坏严重，很难窥测这个古城的全貌。 登封县位于黄河中游河南省的西部，著名的中岳嵩山横亘在县境北部。告城镇位于登封县东南，西北距县城15 公里，颖河与五渡河在镇西南交汇。这里地势依山傍水，土质肥沃，气候温和，适宜发展农业生产。著名的王城岗龙山古城就坐落在五渡河西岸。这座城堡有东西两城，城呈方形。西城的西墙长94.8 米，南墙长97.6 米，城内面积不足1 万平方米，规模较小。根据这座城堡所处的地理位置与时代，有些考古学家认为该城即为古史传说中夏禹最早建都的阳城。 淮阳平粮台的城址也是方形的，长宽各为185 米，整个城堡所占面积约5 万平方米，城内面积34000 平方米。发掘时清理城墙残高约3 米，墙顶宽达10 米，为小板板筑法砌成，夯层清楚。城角为弧形，南城墙有城门，门两侧有土坯建筑的门卫房。南门的路面下埋设着两条陶水管道以向城外排水，残存5 米多长。陶水管用榫口套接法安装铺设，管上拍印着篮纹、绳纹和方格纹。在这座城址内，发现十多座房屋遗迹、三座陶窑和一批灰坑，还有16座儿童的墓葬，成年人的墓则埋在城外。 辉县孟庄镇的龙山文化城址规模较大，面积达16 万平方米。这座城堡北依太行山，南临黄河故道，修筑在一处坡岗上。城址亦呈正方形，城墙长宽均约400 米。主城墙顶宽5.5 米，底宽8.5 米，残存高度为0.2—1.2 米左右，部分地段保存着高达2 米的墙体。除西墙大部分遭到破坏外，其余三面保存较好。城墙为黄花土夯筑而成，土质坚硬，内含较多料礓石及少量龙山文化时期的陶片，夯层厚约8—15 厘米。夯窝呈圆形，圜底状，直径约1.5 厘米，是用集束木棍夯成的。主城墙内外两侧都有宽约10 米的附加部分来巩固墙体。根据勘察，这座古城曾经修复过。城墙外有一周护城河，河底距地表深5.7 米，可见这座城堡的防卫是相当森严的。 中原地区的这些城堡，与同时期的大型村落显然是不同的。除了高大的城墙外，有的城门还设有守卫，城外有护城河，城内住房也比一般村落的半地穴式房屋更为先进优越，属于以军事防御性质为主的城堡。总的看来，这批古城的规模虽然都不很大，但确实已具备了城市的雏形。 黄河下游地区发现的几座龙山文化城址，规模和形制都与中原地区的大致相同。最早发现的山东章丘县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是中国远古社会极其重要的遗址，龙山文化即以此定名。该遗址在1928 年和1930 年经过两次发掘，首次揭示出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是中国考古学家发现和发掘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有开创性的意义。1990 年进一步勘察和试掘表明，这处遗址的“城子”是由龙山文化城址、夏代的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的城址三城重叠的，是中国早期文明在东方的一个中心。 城子崖的龙山文化城址，平面近方形，东、南、西三面的城墙比较规整平直，北面城墙弯曲并向外凸出，城墙的拐角处呈弧形。城内东西宽约430多米，南北最长处达530 米，面积约20 万平方米。深埋地下的城墙宽为8—13 米，这座古城4500 年前矗立在齐鲁大地时，气魄是很雄伟的。 修筑这座古城时，城墙大部分挖有基槽，少量部位则利用沟壕填实夯筑起墙身。城墙的夯土结构有两种，一种用石块夯砸，一种采用木棍夯筑，表明城墙的修筑时间有早晚之分，也显示出龙山文化不同阶段夯筑技术的发展。早期的夯土未能分层;中期重修的城墙夯层已较清晰，但层面尚不平整，夯窝也不十分清楚;晚期城墙夯层清晰，有较平整的层面。不过，当时仍未出现比较先进的板筑技术。 这座龙山文化的城址，面积之大在各地同时期的城市中居于首位。城内有丰富的文化堆积，各个发展阶段的堆积相互叠压、彼此打破的关系十分复杂，出土了不少精致的陶器和石器。这些迹象表明，这座重要的东方古城主要的性质已不是军事防御的城堡，而是一个具有一定水平的手工业经济和市场贸易的中心。 邹平县苑城乡的丁公村，1991 年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面积较大的龙山文化城址。这座古城平面呈圆角方形，面积约11 万平方米。城内的文化堆积厚3 米左右，出土文物的年代包括了龙山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在这座城堡的下面，积压着新石器时代中期大汶口文化的遗存，而龙山文化遗存的上面则是夏代东夷族的岳石文化及商代、周代的遗存，可见这里是从远古到三代人烟稠密、经济发达的地方。 寿光县孙家集乡边线王村北的龙山文化时期城址，是1986 年发现的。城墙和城内的堆积都已受到历代的破坏，但两圈城墙的基槽尚存，内圈基槽平面呈不规则方形，面积约1 万平方米，东、西、北三面各有一门，南面因挖土破坏，城门已不复存在。城墙的基槽口大底小，口宽6—8 米，深4 米多，在不平整的夯层面上有大小形状不一的夯窝。外圈基槽也呈不规则方形，面积57000 平方米，四面有门与内城城门相对应。据考古学家研究，这座龙山 文化的古城是分两个阶段修筑的，内圈城修筑较早，外圈城较晚，反映出城市的规模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扩大。 田旺龙山古城，1992 年在临淄田旺村东北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平面为圆角竖长方形，面积约15 万平方米。城内龙山文化堆积厚约2 米左右，其下也埋藏着大汶口文化的遗存，其上是夏代的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由此可知，这座城市与丁公??经荣衰，成为山东古代文明的历史见证。 山东地区龙山文化晚期出现的早期城市，已不完全是单纯用于防御的军事城堡，而是具有一定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地位的城市了，只是市场经济还处于以物易物的交换阶段，城市经济的主要标志货币还没有形成。比起中原地区，这些城市都有较大的规模，城内都有极为丰富的龙山文化堆积，反映出在城市中居住的人口已相当可观。在这些古城周围，都分布着一批不同规模的龙山文化遗址，城子崖古城周围的龙山文化遗址多达40处以上，说明这些古城是在一定地域中起重要核心作用的。发掘表明，城市中的手工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周围的聚落，主要表现在陶器制作十分精美。另外，这些古城的文化遗存都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城市的出现是当地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应该指出，龙山文化的这些古城，还不是夏代以后那种以商品交易为基础的城市，商业城市的产生是奴隶制王朝建立以后才实现的。 随着各地经济的发展，中国北方和长江流域的一些部落也出现了以军事防御为主的城堡，如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的伊克昭盟准格尔旗、辽宁西部西拉木伦河、大小凌河流域等地都在龙山文化末期出现了凭山据险、用石块叠起的城堡，有些城堡的影子已投射在夏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