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建筑与阴阳五行及堪舆学说

古建筑与阴阳五行及堪舆学说 兰溪市博物馆  陈 星 中国的古建筑，源远流长。从河姆渡木榫结构房屋开始，已有七千年以上的历史，可以说是一气呵成，血脉相承。中国的古建筑，历来以木骨架结构为主，又兼地处东亚大陆，气候复杂，不得不与飓风、沙暴、洪水、寒流作斗争，其中火患又是建筑毁灭的重大因素，古代由于科学不发达、人们认为这些都是由冥冥之中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主宰的，与建筑的定位、朝向等等密切相关，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兴起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专门讲究阴阳风水的堪舆学，几乎与中国的古建筑相终始。 堪舆一语，据东汉许慎注：“堪，天道也；舆，地道也。”张晏说：“堪舆，天地总名也。”引申为阴阳风水。堪舆学的起源很早。中国位于北温带，为了取暖，居室最理想的朝向应是朝南。《周礼》说：“唯王建国，辨方正位。”“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辩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周礼·考工记》“置槷（）以悬，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诗经· 豳风七月》：“塞向瑾户”，向是朝北的窗，户是朝南的。《诗经·大雅·绵》说古公  父，率周人迁岐，“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是说卜龟得兆，然后筑室。至公刘迁豳，公刘乃“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源泉，度其隰原，度其夕阳，于豳斯馆，止基乃理。”意思是说公刘测日影以定方向，观察山冈的南北和水源，才筑室于豳。这可以视为堪舆学的滥觞。至战国时代，出现了七雄并争，竞相高以奢丽，楚筑章华于前，赵筑丛台于后的大兴土木的局面，同时由于阴阳五行学说的兴起，应用到建筑上，就发展成为堪舆学。《史记·历》：“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封禅书》：“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五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秦始皇自以为得水德之瑞，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史记·日者列传》说：“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可见西汉时已有堪舆家这一名目。《汉书·艺文志》载有《堪舆金匮》十四卷、《宫宅地形》二十卷，阴阳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并介绍说：“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从战国时燕人邹衍开始，经汉代司马季主、严君平、晋代郭璞等人的添加附会，至隋唐时的袁天纲、李淳风，堪舆学发展到登峰造极。堪舆学与周代的礼制结合起来，成为古代建筑设计上的一种出发点，举凡城市、宫殿、陵墓、寺观、民居的定位形制及色彩装饰，无不贯彻了阴阳五行和堪舆学的种种原理。要研究欣赏中国建筑艺术，就不能不对堪舆学有所了解。 一、城市设计 都城是帝王子孙的万世基业，在风水的选择上，尤其慎重。《周礼》：“唯王建国，辨方正位。”“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就奠定了中国历代都城的格局。明代的北京城，布置了一条长达八公里的中轴线，堪称世界城市设计中最壮丽的作品。《诗经·定之方中》：“定之方中，揆之以日。”注云：“定，营室也。方中，昏正四方也。以知东西南北。”是说以营室星和日影来确定正南。据《史记》记载，武王灭纣，“定天保，依天室，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及成王时，“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秦文公时，至氵开     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至秦德公既立，“卜居于雍，后子孙饮马于河，遂都雍。磉狗邑四门，以御蛊灾。”汉代的长安城，南北两边都是不规则的折线，北城作南斗形，南城作北斗形，号称斗城，除了与河流的流向配合外，显然有风水之说的因素在内。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唐朝和清朝以外，每一个新朝建立，都要毁灭前代的都城，这几乎成了一个惯例，其原因就在于要破坏前代的所谓“王气”。最典型的是明军攻破元大都时，毁灭了当时世界上最壮丽的“汗八里城”。到明成祖营建北京时，还在元大都宫殿的遗址上用挖护城河的泥造了一座景山，以镇压元人的“王气”。在城门的命名上，也同样体现了阴阳风水的学说，如唐长安的宫城，北为玄武门，南为朱雀门，东为春明门，西为金光门。 就一般的中小城市的选址来讲，也是非常讲究的。以浙江兰溪古城为例，据《光绪兰溪县志·形胜》记载：“兰溪由金华玉壶山翔舞起伏，直走大河之滨，融结为县治，后枕层峦，前挹九峰，西北则寿昌。建德诸山排衙列乾，周回环拱，兰阴一山，屹立横亘，近如屏障，衢、婺两港皆数百里奔流至此，汇成巨渊，水陆通途，南出闽广，北入吴会，故形胜甲浙东。”从实际来看， 兰溪古城位于三江之汇，挂榜山（即大云山），青龙山（即金钟岭）回环左右，山河襟抱，正是综合了堪舆学上的飞龙饮水、金凤归巢之形。城以海拔1300余米的金华山主峰大盘山为祖山，以金台尖为来龙，具山林川谷之美，层峦朝拱，气象尊崇。城内又以天福山作为来龙的结穴，实际上起到一种内聚中心的作用。同时地势高敞，有利于防洪。兰溪于唐咸亨五年建县，为衢、婺之门户，杭严之屏蔽，地理位置颇为重要。 在沿江一带远眺，则有兰荫山如锦屏，如笔架，如卧龙，隔江相对，有浮桥可渡，正符合风水学上案山的要求。城东大云山原有能仁，同仁二塔，溪西排岭有辅仁塔，乘舟溯江而上，首先映入眼中的是三塔。最有特色的是横贯全城的官塘。官塘实乃一条小河，引后山溪之水从城北水阙门入城，经今人民路一带，从城南出城注入荷花塘，河上架着思亲、庆成等大小七八座桥梁，粉墙黛瓦，小桥流水，沿河又有官井亭，阁老亭等亭阁庙观点缀期间，真是典型的“水巷水桥多，人家尽枕河”、“岸上垂扬水上楼”的江南风光。按风水学说，北水南流，能给城市带来巨大的财富，实际上当时箬篷小船可直接驶入商家作坊门口作交易，益于古城工商业的繁盛。 二、帝王的居室和宗庙 宫殿的建筑几乎与都城同时。同样离不开堪舆学。帝王迷信堪舆的，代不乏人。《史记·封禅书》记载：“秦献公时，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而祀白帝。” 《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时代候星气者至三百人，“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已更名为信宫为极庙，象天极。三十五年，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为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阁。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史记》说：“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很可能是拆迁重建了六国的宫殿，其用意显然是为了把六国的王气集中到咸阳来。 汉高祖七年，萧何依龙首山作未央宫，“壮丽以重威。”文帝时，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冕焉。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於是作渭阳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武帝时，听方士公孙卿君言，作柏梁台、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又作通天茎台，取甘露玉屑服食，以为可得长生。又听了公孙卿“仙人好楼居”的话，在长安大兴楼观，出土的汉代陶阁楼，模型很多，有三至四层的，可见当时造楼风气之盛。其后柏梁灾，有人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於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唐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乃立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丈，辇道相属焉。其后武帝东巡，以迎仙人。武帝乃作五城十二楼于海上，命曰迎年。济南人公王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圈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以西南入，命曰昆仑。于是武帝命作明堂于汶上。据《礼图》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十一年，作明堂，上圆下方，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窗，八九七十二，法一时之王，室有十二户，法阴阳之数。又据《白虎通》：“天子立辟雍，辟者象璧，圆法天，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这种形制一直影响到明清天坛祈年殿皇穹宇和国子监内辟雍的设计。 古人正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择地者。再如宋哲宗“素精测验，常置《已己占》在侧。士木华侈，靡费金宝，何可计数，中殿宇用金箔一十六万余片。”《履园丛话》：初宋徽宗未有子嗣，听方士刘混康言，东城东北形势增高，富有多福多寿之祥。政和七年，遂命户部侍郎孟揆，于上清宝录宫之东筑为山林，象曰万岁山，周十余里。求天下奇花异木，太湖灵璧、珍禽异兽以进，号花石纲，飞楼繁阁，瑶岛琼台，雄奇壮丽于斯为极。在国之艮方，号艮岳。 三、在地方和民间的影响 由于历代帝王的提倡，上行下效，影响到地方和民间，凡官衙、寺观、学宫，王公府弟及民间村落、住宅，无不讲究风水。早期最明显的是毫无例外地布置一条中轴线，如学宫，中轴线上依次为棂星门，庙门、大成展、明伦堂、尊经阁等。儒家著作就有这方面的记述，如《礼记》：“南向北向，西方为上。”《尔雅》：“西南隅谓之奥，尊长之处也。不西益，难动摇之尔，”《风俗通》：“宅不西益，俗说西者为上。上益宅者，妨家长也。”《论衡·四纬》：“俗有大讳四，曰讳西益宅。西益室谓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左传》：“鲁哀公欲西益宅，史争不祥。”《涧时》：“世俗起土兴功，岁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诸术》：“阁室术曰：商家门不宜南向，徵家门不宜北向。”“坎宅巽门”之类的术语，在古籍中比比皆是，至于一般的堪舆书中，这一类的讲究就更多了。值得注意的是，隋唐以后，各地塔的兴建除了佛教的意义外，有许多还有风水的意义。在一个县城里，由于地势不好，如没有高山或东南、西南等一个方向地势低洼，空缺，必然要建设一座文峰塔以补充之。封建社会科举的风气，为期望本地文人都能中举，亦在县城建造文峰塔，以象征本县能出人材。有的地方所称的文笔塔，文光塔等，都属这类建筑。塔的式样变化多端，有的干脆设计成状元大笔的模样，如山西河曲文笔塔建于清朝隆年间，圆型，象一支朝天大笔，也叫文笔塔，远远望去肃然屹立，使原来平淡的天际线上奇峰突起，足以平添山河景色。历来赢得人们衷心的喜爱。有的还在塔的附近开掘湖池，兴建亭阁以象征砚池和笔架、墨碇之类，如浙江浦江县的龙峰塔下，就开凿一池，以象征墨砚塔影浸入池中，活象以笔蘸墨。文峰塔的位置，一般常在县城的东南或西北方向，这也与古代“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的传说有关。 在村落的选址上，以兰溪诸葛村为例，就诸葛村的地形、地貌、水文、气候、植被、朝向、景观等方面而言，在古代都是堪称理想的。在村落的正北有天池山，是流经村东的石岭溪的发源地，以它为祖山，岘山是近祖山，寺山是岘山余脉。大公堂正处在村中央的“龙穴”上，以大公堂为中心，左右各有两条“护砂”，除了各有一条为“蝉翼砂”外，“青龙”、“白虎”两砂脉络不断，向南偏东方向蜿蜒伸展一公里多。大公堂等祠堂前则设置了半月塘而非满月形，也是忌讳“月满则亏”之意。的谷地宽约70米左右，诸葛村的房屋就分布在两侧护砂的山坡上，谷地里的中明堂则保留为农田和水塘，“中水口”之外，是一片广阔无垠的稻田。而流经村东的石岭溪则曲折异常，风水上称之为“九曲水”。可见诸葛村的地形、地貌很符合形势宗堪舆家的理想模式。据《高隆诸葛氏宗谱·宁五公迁居始末》记载：“公讳大狮，字威公，行宁五。其先承载自岘峰迁葛塘，公其六世孙也。好义乐施，且精堪舆术，深歉故居之隘，谓不足裕后。因亲相宅址，始得田塘之南，未慊。及步至高隆，始忻然曰：此庶足称吾居也，时其地荒僻，惟王氏舍其旁，地亦其所有。即捐重价求之，垦平结构，携二孙瑞二公、瑞三公居焉。戒之曰：吾一生精力，尽在阴阳二宅，去后或有灾咎，慎勿疑。二孙唯唯受命。公殁，遂以其地葬焉。未几，瑞二公以运粮违限罪戍北，瑞三公以编鱼鳞图失格罪戍南，相继卒于卫所。目击者莫不指其地为大凶。王氏且避迁于今之王坞矣。安二公及弟三人确守先训，不以改图。及后资产渐饶，英彦辈出，由迁居得地，笃信贻谋之所致也。”《宗谱·重建中庭记》说：“祖大狮公堪天道、舆地理，视地面偏偶，规模卑狭，卜吉高隆上宅，聚族于斯。”由此可见当年村落设计者的良苦用心。 四、阴宅 由于古代有“奉死如生”的传统，同时相信葬址的选择足以影响后代子孙的盛衰，所以陵墓的选址和设计更是堪舆上的一种大事。《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辩其兆域而为之图。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讥日》：“葬历曰：葬避九室地陷及日之刚柔，月之奇耦。工伎之书，起宅盖定必择日。”《诘术图宅术》曰：“宅有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弟之。”儒家经典《孝经》也说过：“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至于一般堪舆书上，所谓龙沙、虎沙、神山、鬼山、牛角、蝉翼、虾须、蟹眼及龙脉、金钩、钩月形、龟形、鹤形、象形、狮形等等术语不可枚举，大都是根据地形而加以附会。《晋书·周光传》记载：“初陶侃微时，丁艰，将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丈，谓曰：前岗见一牛，眠山污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矣。侃寻牛得之，因葬其处。”陶侃后来果然做到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加征西大将军。所以后来一般把好坟地称为牛眠吉地。《非庵日纂》说：苏轼祖父号端正道人，“遇一异人谓曰：吾有二穴，一富一贵，惟君所择。道人曰：吾欲子孙读书，不愿富。于是偕往眉山，指示其处。道人遂以葬母。道人生老泉，泉生苏辙、苏轼，文章震天下，号称三苏。”《聊斋志异·姐妹易嫁》载：掖县相国毛纪公，其父为人牧牛。时邑世族张姓，有新墓在东山，频得梦警曰：汝家墓地，本是毛公佳城，何得久假此。于是徙葬。一日，毛父过张家故墓，猝遇雨，匿身废圹中，潦水灌注，遂溺以死。乃使就故圹葬焉。后毛纪果中举擢进士。这一类荒诞不经或偶然巧合的故事，经历代堪舆家的渲染，日益深入人心，有的富室豪门，为求得一吉地，往往有停柩数十年不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