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陈国符先生百年诞辰暨《道藏源流考》首发式

z陈国符先生百年诞辰暨《道藏源流考》首发式 陈国符先生(1914—2000)是现代《道藏》研究的开拓者，由其撰著的《道藏源流考》早已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经典著作和世界名著。他在晚年仍孜孜于《道藏》研究，并留下许多宝贵遗稿。胡孚琛研究员自1982年受教于陈国符先生并亲见陈师对《道藏源流考》的修订，在陈先生仙逝后又受其家人委托，与李显光先生合作完成了《道藏源流考》(新修订版)的整理工作，新书将由中华书局于近期出版。 为弘彰前贤，启示来者，由全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主办，江苏省道教协会、江苏省无锡市道教协会、西南大学宗教研究所、中华书局协办，江苏省江阴市道教协会承办的“第四届君山论道——陈国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暨《道藏源流考》(新修订版)首发式”于2014年11月8日在江苏省江阴市召开。首发式围绕陈国符先生对《道藏》研究的历史贡献展开，由江苏省道教协会副会长、江阴市道教协会会长瞿剑华主持，全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会长胡孚琛、江阴市政协主席薛良、江苏省宗教事务局王在郑副局长、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丁常云道长、江苏省道教协会会长杨世华道长、江苏省道教协会副会长、无锡市道教协会会长李纯明及众多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全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会长胡孚琛就“陈国符先生与《道藏》研究”进行发言，并详细介绍了他与台湾《宗教哲学》主编李显光对《道藏源流考》(新修订版)的整理过程:“陈国符老师的《道藏源流考》修订工程涉及化学、音乐、医药学、内丹修炼、斋醮科仪、历史学、文献学、地方志等多种学科，非熟读《道藏》者不能为，非有扎实的校勘学、训诂学、音韵学、考据学等小学功力者不能为。此书由中华书局用繁体字出版，现在各大学和社会科学院的青年学者已很少人有能力整理此书了。我邀请李显光先生将陈国符老师的《道藏源流考》以台湾的繁体版输入电脑，没想到李显光先生竟欣然答应，他把此工程当做自己学习《道藏》增长功力的机会，几年功夫李显光先生不但将全书输入电脑，而且认真校对了八遍。我和李显光先生再次相聚，发现他的学力水平已非止一般，俨然一大学者，已令人刮目相看了～这时我所患“特发性震颤”的病幸遇上海针灸高手左常波大夫、广州医学院邓铁涛大夫、南通良春医院朱良春大夫三位国医大师亲自诊治，基本痊愈。更可喜的是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将《道藏源流考》的整理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给予资助，遂确定和李显光先生共同承担了此书的整理。”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盖建民及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教授、博导强昱分别做了“陈国符先生在道教研究上的学术贡献与学术思想特色”、“致敬，道教学的巨人陈国符”的主演讲，众多与会专家对陈国符做了高度赞扬，最后中华书局编辑朱立峰就本书的出版发行情况进行发言，首发式圆满结束。 《道藏源流考》效果图 基本信息: 《道藏源流考(新修订版)》 定 价:98元 作 者:陈国符著 发布日期:2014-10-11 ISBN :978-7-101-10305-2 版 式:繁体横排 装 帧:精装 版 次:1-1 开 本:16开 内容简介: 《道藏源流考》，陈国符著，是世界上第一部对道藏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是学人研究道藏的第一梯航，是一部享誉国际的学术经典。本书初版于1949年，对三洞四辅经的渊源和传授、历代道书目及道藏的纂修与镂板进行了考述，附有《引用传记提要》、《道藏札记》。1963年出版增订版，除了对上述内容有所增补外，又增入《道乐考略稿》、《南北朝天师道考稿》、《中国外丹黄白术考论略稿》、《说周易参同契与内丹外丹》诸附录。此次新修订版，改正了原版上的一些错字，并根据陈国符教授在原书上的批示，补加了数百条新内容，对未及考据的疑点都尽量给出了确定的答案，又增加了陈国符教授《北宋玉音法事吟(线)谱考稿》和《明清道教音乐考稿》这两篇研究道教音乐的文章。 作者简介: 陈国符(1914—2000)，江苏常熟人，我国著名的道教学家、工业化学家和教育家。他是《道藏》研究领域及中国炼丹史的世界领先学者与权威。他长期致力于纤维素化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及《道藏》研究，他最突出的成就是开辟了《道藏》研究这一新的学术领域和对《道藏》的目录学及《道藏》中国外丹黄白术(即中国炼丹术)史料的基础研究。陈国符是我国三大宗教研究家之一(另两位是佛教研究学家汤用彤、回教研究家马坚)。 附: 胡孚琛:陈国符教授与《道藏源流考》简介 强昱:致敬，到教学的巨人陈国符 上一页123下一页 (责编:hff) 先师陈国符教授和先师王明研究员都是中国道教学研究领域的拓荒者，特别是陈国符教授的《道藏源流考》，是学术界第一部研究《道藏》的世界名著，他被日本学者称为全世界研究《道藏》的“第一人者”，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1992年12月间我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和根特大学讲学时，遇到从法国赶来的施博尔教授，他请我到一家中餐馆进餐并称他和我有同门师兄弟之谊，我惊异地问他此话从何说起,施博尔教授说他曾拜陈国符教授为师，详谈了他和陈国符老师的交往，并说他曾买了一付拐杖亲自送给师母。我久仰施博尔教授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研究道教文化的权威，得知他如此敬重陈国符老师的学术声誉，我随即邀他作《中华道教大辞典》的学术顾问，施博尔教授欣然应允。这些年来，几乎全世界的道教学者都密切注视着陈国符老师的学术研究动向。 1979年，第三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在瑞士苏黎世召开，首次邀请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会议。在经过漫长的“文革”之后，科学的春天来临，道教文化的研究终于在中国大陆解禁。第一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是由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发起的，于1968年在意大利北部的贝拉焦(Bellagio)召开，第二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于1972年在日本长野县蓼科召开，这两次国际会议都没有中国大陆学者参加。1979年9月3日至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明研究员和天津大学的陈国符教授代表中国大陆出席了第三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而当时中国大陆自20世纪40年代就锲而不舍地专门研究道教文化的学者也只有王明教授和陈国符教授两位了。 陈国符先生1914年11月30日(农历十月十四日)生于江苏省常熟市的书香门第，常熟古称虞山，自古名人显宦辈出，其父陈熙成是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的老学者，其母吴静贞乃江阴名媛，其姐陈树仪、陈树仁、陈树德亦为留学欧美的博士。陈国符先生少年时代秉承家教，初就读于颇负盛名的南菁中学，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此后陈国符先生曾就读于上海中山医学院，继之又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1937年获工学学士学位，随即飘洋渡海，至德国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工业大学化学系留学，在著名纤维素化学权威耶姆(G. Jayme)教授指导下主修纤维素化学。造纸是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之一，曾推进了全世界的现代化，然而近代中国的造纸术却落后了。1942年，陈国符先生和同在德国达城大学留学的李国豪先生是首批得到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陈国符先生首先将作为造纸术基础理论的纤维素化学引入中国，填补了国内这门学科的空白。1942年，陈国符先生受聘为国内西南联大化工系副教授，年仅28岁，开设工业化学、造纸与人造丝、化学德文等课程，结识了先师杨石先教授。杨石先老师生于1897年，比陈国符老师年长17岁。杨石先教授早年先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回国后执教于南开大学化学系，是我国教育界德高望重的一代名师。在西南联大期间，杨石先教授任理学院化学系主任，兼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当时西南联大工学院在昆明城外西南郊区的迤西会馆，理学院在城的北门外，两个学院之间无交通工具，步行去上课很费时 间，教授们不愿去，仅派助教去上课。杨石先教授见状亲自去工学院授课，大家见系主任以身作则，因之教授们都去接班。后来杨石先教授又被推举为西南联大教务长，和陈国符教授交往日深。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后迁回北平和天津，陈国符教授先是在南京任资源委员会纸业组技正，曾随钱昌照等人赴台湾接收日本留下的造纸厂。1947年又因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马大猷教授邀请受聘为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首任系主任，陈国符先生辞去南京的职务，回常熟家中与本邑女子孙曼华完婚后1948年携妻北上，到北京大学工学院任教。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陈国符教授调任天津大学化工系创建造纸专业，在国内首开纤维素化学课程，并在天津大学建立起一个纤维素化学教学与科研中心。当时杨石先教授任南开大学校长，全国化学会理事长等要职，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校园相邻相通，杨石先教授也多次帮助陈国符教授。例如陈国符教授的一些论著多由先师杨石先校长推荐出版，“文革”期间陈国符教授一度被迫调入天津轻工业学院，也是杨石先教授出面帮他重回天津大学的。 陈国符老师对《道藏》的研究开始甚早，还在浙江大学化工系读书期间，他在《科学月刊》(Science Monthly)上读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机化学教授戴维斯(Tenny L. Davis)介绍中国炼丹术的论文，出于一种民族自豪感将其译成中文，刊登在1936年《化学》杂志上，从此和《道藏》的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陈国符老师在德国达城大学留学期间，竟与美国的戴维斯教授相遇，戴维斯教授给他350元美金，请陈国符老师将《道藏》中的《丹经要诀》译成英文，从此二人书信往还，共同步入道教文化研究领域。1942年到西南联大任教之后，陈国符老师遂开始通读全部《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收集资料，投入道教文化的研究。当时陈国符老师半周时间在西南联大工学院授课，半周时间去昆明龙泉镇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阅读《道藏》。《道藏》全书卷帙浩繁，计5485卷，512函，影印本都1120册。陈国符老师每日晨6时至晚11时，除午睡及就餐外，倾力研读，历时年馀，终于通读全藏，积稿盈尺，初步厘清了《道藏》三洞四辅之脉络。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罗常培教授见陈国符老师日夜研读《道藏》，初以为其意在从中搜寻外丹黄白术资料，及经询谈，方知他致力于《道藏源流考》的撰述，遂大加赞赏，提出修改意见，尽力促成此书的出版，并为之作序。罗常培教授在学术上宗承章太炎和王国维以考据学为主的治学特色，而陈国符在南菁中学读书期间就曾广泛阅读有清一代国学大师的著作，尤其推崇王国维的学问。据其《简明自传》云:“先父喜购书，家中藏书不少。我自幼喜欢博览诸书，经、史、子、集无所不读，至1942年我的知识范围已包括文史、戏曲、金石、营造学等。1942年春，在昆明龙泉镇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始得见如此卷帙浩繁之《道藏》”，“《道藏》实为未开垦之广大的学术新园地，即决心研究《道藏》”。1943年《道藏源流考》形成初稿，陈国符老师又花数年时间反复修改，续加补苴。1946年陈国符老师任职南京期间，每日下午前往金陵大学图书馆翻阅全国地方志，又到国学图书馆、泽存书库翻阅宋、元、明、清文集，道教名山志，且亲赴龙虎山、茅山、当涂、武进、吴县调查收集资料，补入《道藏源流考》。《道藏源流考》经罗常培推荐自194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海内外学人为之轰动，《道藏》之研究遂得一入门钥匙。在天津大学任教期间，陈国符教授继续对外丹黄白术、道教音乐、宫观、道派、医药、人物传记深入研究，1963年又出增订版，在海内外赢得很高的学术声誉。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冯文潜教授，亦给陈国符老师阅览《道藏》提供便利，南开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郑天挺教授亦在学问上和陈国符教授多有切磋。《道藏源流考》是世界上第一部对《道 藏》经书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陈国符教授对《道藏》研究的开创之功是无人能替代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称陈国符教授是“道教炼丹术与早期化学的阐明者”，“是道教文献与炼丹史的权威”。在1972年日本召开的第二届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上，大会主持人指着主席台感慨地说:“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空位子是留给中国大陆学者陈国符教授的，可惜他未能如邀预会”。“文革”结束后，陈国符教授不仅于1979年参加了瑞士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还出访了欧洲，1983年又赴澳大利亚讲学，1985年他去香港参加道教法事音乐研讨会，一位美国教授对他说:“你是中国的国宝。”许多与会者说:“没有《道藏源流考》，我们就无法进入道教王国。”后来他又对中国古老神秘的炼丹术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研究了《外丹黄白经诀》，进行了词意考和用音韵学考据出经诀的写作年代，发现了一些《本草纲目》中未见记载的中草药和许多无机药物，特别是中国很早就发现和利用了锌，这些研究成果都被收入他的另一部名著《道藏源流续考》中。直到他2000年8月20日逝世，国际道教文化学术领域的学者们一直把他仰为泰山北斗，密切关注着他这一学科带头人的研究动向。 我于1964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化学系，深得恩师杨石先教授之赏识，“文革”期间毕业后分配到地方的医药卫生部门和化工技术部门工作，杨石先老师一直关心着我的学业。1979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广东省人大副主任、中山大学副校长黄友谋教授读研究生，结识了黄友谋老师的密友内丹学家无忧子师，得《周易参同契》丹道法诀之传，遂触发我对《周易参同契》这本书的研究兴趣。1982春，我从广州出发持黄友谋老师和杨石先老师的信拜访了南京医学院的曹元宇教授和北京的袁翰青教授，又来到天津南开大学杨石先老师的家中。杨石先老师向我介绍了陈国符教授的学术研究情况，称赞他是学术界文理 兼通的奇才，说由陈国符教授指导我研究《道藏》，将来必有成就，遂吩咐他的长子杨启勋兄带我到天津大学六村一号楼三门201室拜见陈国符教授。陈国符先生在家中接待了我，客厅的茶几和沙发上摆满《道藏》经书，他还带有纤维素化学专业的研究生，正在编写讲义。陈国符教授说他很忙，一般不接待来访也不招收道教方面的学生，这次因杨石先教授的情份破例赐教，要求我每天晚饭后到他家听他讲一个小时的课。我于1982年3月在南开大学芝琴楼招待所住了16天，月底才顺便回故乡吴桥探亲，连告别共有14日受教于陈国符老师。陈国符老师讲述了他个人研究《道藏》的历史和治学方法，要我先从阅读王国维的著作中去寻找治学之路，以考据学为根基研读《道藏》原典，要做他的学生就必须狠下心来通读5485卷全部《道藏》。陈国符老师自幼文理兼修，学无不窥，对全部《道藏》已翻阅多遍，熟烂于胸，在治学方法上私淑王国维先生。 我年轻时本自视甚高，从小学到大学甚得老师宠爱，在治学上很少遇到对手，这次见到学贯中西兼通数门外语的陈国符教授，自愧不如，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陈国符老师说:“杨校长能看中你不容易，你必有过人的特长。人一生要成就一门学问，光聪明是不够的，还要刻苦，锲而不舍，敢行人所不堪行者，就是要付出常人难以承受的心血和劳动”，这句话使我刻骨铭心地记了下来。陈国符教授把我每天时间安排得很紧，每次讲课后都把当天应看的书和资料叫我带回来，那时他正修订自己的《道藏源流考》，书上有许多改笔，还有没出版的《道藏源流续考》书稿和论文，都嘱我复印后细细阅读。那是一段十分紧张疲于奔命的日子，我每夜读到凌晨，白天到图书馆读书并将重要资料一律复印下来，中午稍睡片刻以便晚上精力充沛地听课，他的小女儿不时在一旁伺候父亲并默默听讲。陈国符老师这些书稿后来编成 《道藏源流续考》由台湾明文书局1983年出版，他对原《道藏源流考》1963年增订版重新修改的稿本也嘱我帮他查资料整理。当年我毕业分配到山东大学任教，遂按陈国符教授的指导终于写成《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一文，发表在山东大学《文史哲》1983年第6期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明研究员读到此文后，给《文史哲》编辑部来信询问我的情况，当得知这篇论文出自一个理工科学者之手很惊异，特别是知道陈国符教授曾指导我研究《道藏》更为赞赏，遂来信邀我报考他的1984级博士研究生去北京深造。钱学森教授也建议我改行研究道教，以便破解内丹学之秘，为人体科学作出贡献。在征得杨石先老师同意后，我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4级博士研究生，兹后追随导师王明老师八年，成长为道家与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这期间和陈国符教授续有交往，特别是1993年我收到陈国符老师一张贺年卡，邀我如有便到他家谈论学术问题。现在回想起来，是陈国符老师十四天的师生之谊彻底改变了我人生的命运，也给我的学术之路带来辉煌，他确实是我一生不可替代的恩师。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期间，我遵照陈国符老师的教诲，花三年时间通读了全部《道藏》，此后我又花费三年的时间邀全国学界同仁共同编成《中华道教大辞典》，并承担了萧克将军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志》中的《道教志》。同时我还遵照钱学森老师的嘱托深入全国民间山林访求“三家四派”丹道法决和佛教密宗修法，历时30年终于在2009年9月钱学森老师生前出版了《丹道法诀十二讲》三卷本，2013年12月又出版了《丹道法诀十二讲》的八卷珍藏本，该书计132.7万字，定价6300元，由广州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发行。再就是花费25年苦读《大藏经》和密宗法本，并于1998年亲自实修且于2012年辟谷320天同时辟水8天，获得了一些修持体验。这其中诸多挫折和甘苦皆非常人所堪承受，然而我时时记住陈国符老师的话，这都是按照陈国符老师的教诲身体力行的。 陈国符老师仙逝后，陈师之哲嗣陈启新先生将整理出版陈国符先生遗著和重新修订《道藏源流考》的任务委托给我并送来四麻袋陈国符老师生前留下的资料。我随即邀中华书局的责任编辑冯宝志先生共同操作此事，经过几度寒暑，我已经完成了《道藏源流考》上册的整理，原2006年底完工出版陈国符《道藏源流考》(新修订版)。然而没想到我在2006年春由同仁医院皮肤科专家庄逢康主任医师诊断患了“基底细胞癌”，后经肿瘤医院确诊，当时我只给自己预留了一年的存活期。由于钱学森老师也不断派秘书来催问《丹道法诀十二讲》的写作进度，我只得把《道藏源流考》的整理工作停了下来。直到2009年9月才出版了《丹道法诀十二讲》三卷本，随之我因疲劳过度和精神刺激被天坛医院和同仁医院有关专家会诊为“特发性震颤”，手端不住碗，握不住筷子和笔，几成废人矣。好在此前台湾学者李显光先生正在写作《混元仙派研究》，我建议他认真学习陈国符老师的《道藏源流考》，由此入门突破学术难关。几年后李显光先生对陈国符老师的《道藏源流考》情有独钟，摸清了陈国符写作《道藏源流考》的规律，并具备了考据学的功力。 2007年李显光的大著《混元仙派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为此书写了《序言》。陈国符老师的《道藏源流考》修订工程涉及化学、音乐、医药学、内丹修炼、斋醮科仪、历史学、文献学、地方志等多种学科，非熟读《道藏》者不能为，非有扎实的校勘学、训诂 学、音韵学、考据学等小学功力者不能为。此书由中华书局用繁体字出版，现在各大学和社会科学院的青年学者已很少人有能力整理此书了。我邀请李显光先生将陈国符老师的《道藏源流考》以台湾的繁体版输入电脑，没想到李显光先生竟欣然答应，他把此工程当做自己学习《道藏》增长功力的机会，几年功夫李显光先生不但将全书输入电脑，而且认真校对了八遍。我和李显光先生再次相聚，发现他的学力水平已非止一般，俨然一大学者，已令人刮目相看了～这时我所患“特发性震颤”的病幸遇上海针灸高手左常波大夫、广州医学院邓铁涛大夫、南通良春医院朱良春大夫三位国医大师亲自诊治，基本痊愈。更可喜的是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将《道藏源流考》的整理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给予资助，遂确定和李显光先生共同承担了此书的整理。今年是陈国符老师的百年诞辰，我和李显光先生已将陈国符《道藏源流考》新修订版整理完毕，中华书局将在陈国符教授百年诞辰的纪念会上隆重举行此书的首发式。 海内外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几乎每一个人都曾从陈国符老师的《道藏源流考》中得到教益，但他一生在国内却没招收过研究《道藏》的学生，仅有我算是他的学术传人，再就是朱越利先生和他颇有交往。我虽受教仅14天，但陈国符先生指导我写出的那篇《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一文却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为自己没能回报师恩而惭愧。但愿《道藏源流考》的新修订版早日在中华书局问世，以慰陈国符老师的在天之灵，并通过此书使海内外学人广沐陈国符先生之教泽。值此陈国符老师百年诞辰之际，仅以此文以志纪念。(文/全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会长 胡孚琛) 上一页123下一页 是中外前辈学人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努力，开辟创立了日渐兴盛的道教学这一学科。虽然这仅是宗教学领域中的一个具体的部门，但是对于深入认识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当下的精神生活，却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在奠基者群体之中有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陈国符，将与道教学一样永恒不朽。 一 方法论问题的再思考 任何对道教稍具常识的现代人，几乎自然地会把道教与炼丹联系在一起。外丹黄白术作为炼丹的又一名称，与中国的医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可是在近代宗教学诞生以来，被冠以巫术的尊称则是其曾经长期享有的待遇。而最初以科学的方法展开研究的陈国符，在这一领域取得的他人望尘莫及的巨大成就，显然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道教学的同仁同时也无不惊讶于陈国符对道藏之编修、道教音乐、天师道之历史的考察，乃至文献的辑佚诸方面，功绩同样达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因此追溯陈国符治学的方法论问题，至少包含着社会人类学的客观主义与体验主义，以及我们日常遵循的归纳演绎的基本程序，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等内容。这一话题的缘起，是之前曾撰小文说明自己对陈国符治学功绩的理解，其中将方法论的观察作为了重要的解释对象 。 如果承认陈国符的光辉典范正是建立在这种方法论的自觉的基础上，则接续的分析讨论不会漫无边际。当然也需要承认过人的天赋，与人生成长过程中的机遇，对陈国符的成长起到的应有的作用。如此在道教学包罗万象的世界里，自觉地对内在统一的原则方法的考察，无疑具有了十分重要的价值。换言之即是，后辈学人除了分享先哲的成果，还存在着推陈出新的历史使命。我们承认不同的学科对象的差别，产生了特定的要求，需要针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提出特别的手段，从而形成了方法论方面的区分。而这种区分永远贯穿着同一的原则精神，那就是求真务实与探颐索隐。差别与同一的交织，既决定着界限的客观性，又因为研究者自身的投入而实现某种统一。最为直接的表现，哲学的分析演绎归纳概括，由于只能遵循了概念内涵的明晰与一贯的原则，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陷入自相矛盾或出现思想环节的跨越的欠缺，自哲学诞生以来即被奉为信条。但是在哲学研究中，往往又把深厚的历史感与诗意的思考，作为了自己追求的目标之一。哲学家们一般更乐意承认自己，不以问题的解决为鹄的，而是把善于提出问题并且尝试解决的多种可能性当作了可以流芳万代的骄傲。 那么哲学是否因此而产生了排斥数学、诗与图式等其他的因素，介入到自己的领地之中的举动，显然否定的答案更会获得普遍的接受。与之相反的是，在科学的一些部门，历史上又周期性地不断出现向终极性、根源性与永恒性问题发展的倾向，实际上科学家思考的又变成了哲学问题，并且长久而深远地影响了哲学认识发展的方向。说明关键在于我们驾驭问题能力的大小，左右着研究成果的质量水平的高低。反映在陈国符一生的学术活动中，化学与道藏或道教的研究这两个重要方面，彼此渗透融会之处不容否认，可是其界限依然十分明确。对其化学的研究，作为外行的我们无容置喙的余地。值得反省的问题则是，我们又如何可以草率地断言，受到现代科学严格训练的一代巨人，在道藏与道教的领域没有自觉地把理性主义精神，贯彻于自己研究的一切环节。推崇乾嘉诸老治学态度的陈国符，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反复深入思索的问题。 陈国符对治道藏者，自然也可以上升为对整个道教学的研究者，提出了需要从整体上理解道藏这样一个明确而简单的忠告。这毫无疑问是难以企及的宏大目标。如果从较为简单的角度予以把握，应当是指不要把道藏或道教的各方面内容割裂开来，造成因为部分取代整体 而出现判断的错误。韩愈的“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认识则告诉我们，逾越雷池是极其可怕的行为。这种矛盾又为我们审视从整体上理解道教的内涵，提供了另外的可能。即整体指道教的终极的价值追求与思想信念，而这样的价值追求与思想信念贯穿于道教的各个方面。一旦较为准确地把握了道教价值观的核心，就能够据此枢纽中轴，揭示表象背后的精神园地的文化生态。 二 价值论问题的是非纷争 回顾“五四”以来的学人对道教所持的态度，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学术界熟知的章太炎与鲁迅，与梁启超、胡适形成了肯定或否定的截然对立 。就知识的积累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熟悉程度而言，处于对立的双方似乎实在难分轩轾。不过他们都未以道教的研究为职志，因此各自的判断依据的是经验感受，非以实证的调查或广泛的文献阅读为基本出发点。这也恰恰昭示了道教学成为专门的学问的分水岭，始于“五四”之后的下一代学人的事实。 虽然现代人的传统学问的素养功底，远不可及我们的前辈。但是具体的历史对象或现实存在的宗教实体，将其研究上升为一种专业的学问，专攻之术业的界限由此突出。而在不论中外的道教研究群体内部，汇聚了出身于不同知识训练的学人，则是令人诧异的一致。这固然说明了新兴的道教学的魅力，然而喋喋不休的争论形成的离心力，与凝聚力同时并存，距离达成共识的阶段尚遥遥无期。由于只有宗教与哲学才能为人类生活提供价值观，而作为哲学家个人事业的哲学思考，覆盖的范围不及宗教对社会成员的影响深入人心。对宗教哲学的研究，自然相应地提升了该宗教的精神品格。由对具体事实的真伪虚实判断，引导研究的内容进入到是非善恶的价值评价范围，一方面所以然的问题需要澄清，另一方面又是论述的议题已经转移。陈国符通过对道乐的研究，大致得出了不亚于西方宗教音乐甚至更佳的结论。也许西方人未必接受同意，可是我们稍有接触者，哪怕是乐盲，同样能够直观地感受到道乐独特的飘飘然韵味。道乐的妙谛深致唯达人可解，而其解者岂能游离于价值评价的范围之外。 学术研究遵循的方法，不能与道教的宗教实践等同。可是宗教实践服务于生死超越的自由解放目标，这种精神的乃至整体生命的升华突破，只能存在于人类群体之中，是人类文明创造的不朽的动力源泉。虽然真相的还原是历史学问题与事实问题，不论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表现得多么荒谬，但是毕竟为后人的成长积累的宝贵的经验教训，包含着与现代人相同的渴望精神满足的成分。一般事实的揭示既然不能与研究者个人的情感态度无关，那么同情理解与冷静判断就构成了不可或缺的双翼，一起支撑着我们试图建立的学术大厦。弱化或淡化甚至是有意识地排斥价值论的问题，介入到宗教领域的中枢地位的作法，一方面把宗教的神圣性与世俗生活等量齐观，另一方面又将使自己的见识局限于经验现象的狭隘领域。这种自以为是的隔膜将葬送每一个活着的宗教传统的延续，时尚所及亦将使庸俗化的学风愈加严 重 。陈国符的榜样表现为，非自己深有体会者不下肯定或否定的论断。以此杜绝似是而非的东西，在自己的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他的不断成熟的认识见解，集中体现于《道藏源流考》的对初版的修订中，如今无疑已经成为了后学效法的楷模。 对价值论问题的关注，始终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特色。作为道家的精神继承人的道教，发展了道家内圣外王的理想追求，自觉地为之赋予了可以付诸个人实践的内丹与外丹的操作方法。与其他社会化宗教相比，实践性则是中国道教精神气质的标志符号。因此规范化、程序化与标准化的实践反映着道教的价值观，而价值观作为灵魂支配着宗教实践的展开，哪怕是祈祷神灵的科仪，亦为其深沉的价值观塑造而成为文明的载体。教内理论家历史上持续不绝的对老庄经典注释，集中反映了这一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在此更需要理论思维发挥作用的广阔精神世界，真理的光芒初绽神采，而随着研究的拓展将会更加呈现其崇高的意义。必然是意义的发掘与现代诠释，为我们触摸精神追求一以贯之的道教的生命脉搏，贡献观照这一伟大思想传统的合理道路。把不同的分支学科有机整合，克服因为专题的分门别类的讨论造成的破碎。最终经得起灵魂的拷问，对得起知名的与不知名的创造者的辛劳。 或许我们可以有限度的承认价值论问题，在道教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如同别的社会化宗教一样，没有丝毫的例外。因为不论古人还是今人完全相同，在一切行为的背后无不隐藏着精神性的决定因素。只是现实中遭遇的困惑局面为星火燎原般缺少针对性的议论的云涌风起，达到了极端化的程度，放言者毫不顾忌价值论问题的研究应当遵循的程序准则。发表意见是我们每一个人天赋的权利，对此没有讨论的必要。这一作为哲学的专业领域，最低限度的要求不过是在规范的表达过程中，说出一个道理。哲学毕竟讨论的是最为普遍抽象的东西，思辩性的特点决定了逻辑的规范性要求。如果哲学把具体学科的逻辑化要求推向了顶点，这就是方法论与目标对象之间的界限所在。那么证诸扶桑学人的道教研究，陈国符对其扎实、肯下功夫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称赞。据此可以得出非不能也，仅仅是为与不为也的差别而已的结论。即进入到每一具体的研究对象时，确实存在着要求或工具运用的不同。然而把这种不同极端化，放弃了求真的基本态度，沟通对话的桥梁已经被信仰主义的桎梏彻底的葬送。荀子的“以学心听，以公心辩，以仁心说”的名言，能够成为在求真的共同理念下贯彻始终的纲领。一旦人为地建立起画地为牢的篱藩，党同伐异的偏见历来是大行其道。 各界学人对价值观问题的津津乐道，实际上早已对此决定道教的精神宗旨的归属的重要性心照不宣。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价值评价问题，由于渗透在不同分支学科的研究之中，共同推动了对道教的全方位的认知。而现代学人引以为自豪的成就之一，是梁启超与胡适出自情绪化的对道教的误判逐步得以澄清。还道教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公道，是因为我们和他人一样热爱我们的文化，珍视中国文化的价值。踏着陈国符的脚步一路走来的学人，初步达成这样的共识竟然是那样的曲折艰难。 三 从事实到意义的还原 价值论问题的重要固不待言，而对价值论问题的重视不等于对别的学科的研究价值的贬损。是坚实的形上学的理论支持，使我们能够确信那些被学人探究关注的对象，具有普遍平等的地位。在人类的知识体系的构成中，自然也不会因为各自的不同淹没其个体性独特性。 孔夫子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教导，的确是经验之谈。因为不止一次面临阅读的文献材料无不识之字，但是于其内涵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痛苦。陶弘景的“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自诩，只能是知识与信息非常贫乏年代的产物。如果我们通晓一切的知识，具备了深刻的洞察力，那么面对任何问题的挑战皆可迎刃而解。现代世界倘若还存在这类的人物，显然他已是神而不是人。展阅诞生于遥远的古典时代的道教的经典，深究包含着早已远离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不可计量的过去的信息，不能离开多种工具手段的运用。剥离种种与历史不符的臆想，使其真相得以最终还原。对象材料可以分门别类纳入到不同的学科，成为相对独立的专题。能够对其中的某几个领域具有发言权，业已成就了学者的令誉芳名。可是即使如此对道教的整体而言，不过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而非全貌。挣扎在这个浩瀚的知识与理念的海洋，恍然大悟时的快乐兴奋支持着我们继续探索的热情，而等待我们的更多的是星夜孤灯的煎熬。引导我们走出迷宫的典范人物，无疑陈国符就是其中之一。自由纵横多个学科中的陈国符以其卓越的能力，为后辈展示了多种知识运用解决问题的范例。这与民间流传的艺多不压身的俗语，说得是同一的道理。 知识探求的对象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关键还是取决于最后的结论，并且上升为普遍的原理。根据用韵的差别而考证道经的年代，时间跨度达数百年的情况，是我们寻求精确答案时出现的无奈。如果陈国符享受的科学进步带来的便利，与现代学者大致相当，那当然可以把各种数据输入计算机，通过对更加广泛的文献的追踪检索予以更加严格的定位。陈国符身上未能完全实现的目标，在今天则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可是这种遗憾没有因为历史的跨越，造成其研究成果的减色。深层的理由的在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人文社会科学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的作用。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的普及，几乎解除了文献不足征的枷锁，瓦解了信息匮乏无所参证的局限。那些远离了今天生活的历史事实，不会对现实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对当下人生能够产生影响的是，与事实或真相割舍不断的内在的意义。陈国符把沉睡的知识素材，用思想的多棱镜使其折射闪烁出夺目的色彩的非凡创造者。对历史的事实与真相的探索，不仅使我们对自己民族的过往以及传统，增加了更多的认知理解，而且因此架起了沟通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这是铸造民族灵魂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以回归心灵的意义的还原，支撑起民族文化及其独特的精神气质的宏伟圣殿。还原因此在普遍的逻辑抽象的领域指，与每一个人知情意的先验结构的冥合默契。得以充实怡悦的心灵，成为推动生命升华的风帆。克服了知性的不足与价值计较的片面。默契意味着被发掘出来的遥远的记忆，绝对不是博物馆中冰冷的陈列品，成为安顿每一个人心灵的家园。在中华民族灾难沉重的岁月，陈国符矢志不移地开始了这种为民族输入生命活力的努力。让我们吃惊的则是，在道教的研究上，陈国符几乎是一个没有同伴孤独的旅人。在陈国符本人已经变成了一个文本的今天，许多的议题 有待我们认真开启。 本来在科学的园地奋发努力的陈国符，不料命运的航船却把他带回了道藏的世界。在那个几乎视科学为上帝的年代，研究被时人当作迷信的渊薮的道藏道教不仅需要极大的胆识勇气，更需要高瞻远瞩的洞察力判断力。与语言学家罗常培的邂逅，可以理解为陈国符人生过程中的一个传奇。而我们也从这位才华横溢学识不凡的人物的文字表达中，感同身受地贴近了陈国符的生活状态。他的虚情若谷的风范与勤奋严谨的态度，结果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穿越了悠长辽阔的时空隧道，顿时变得鲜活形象栩栩如生。他是被同时代尊为前辈的学者，公认的学术权威，可是没有人留下丝毫的关于他的自以为是的记载，能够见到的都是对他为人为学的衷心折服。这些数量相当有限的，又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位一生始终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与形形色色自命不凡的大师的格格不入。根本不需要社会给他头上戴上耀眼眩目的光环，必将以历史的坐标与时代的丰碑的身份，永载民族的史册。 特殊的时代环境大大限制了陈国符释放出更加巨大的能量，这是时代的罪过或错误，非陈国符个人所能左右的问题。而回想起拙作那个貌似符合所谓的学术规范，却难以掩盖毫无个性的平庸刻板的标题不禁汗颜，实在是愧对长眠于地下的一代巨人。幸亏初始是以“道教学的巨人陈国符”为名称，今改回且加上“致敬”的前缀以表达一位后学，对前辈衷心的景仰之情。即使如此对陈国符的业绩功德，又区区何足道哉～(文/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强昱) 上一页123下一页 (责编:hff) 来源:免费全本小说 www.ipro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