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的思想》十、——URL地址库

黄宗智：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 摘要：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即没有工作保障，缺少福利和不受国家劳动法保护的劳工） 已占今天 2.83 亿城镇就业人员总数中的 1.68 亿，比正规就业人员要多出一倍半。正如国际劳工组织和 世界银行等众多研究所指出的，规模庞大并不断扩展的“非正规经济”是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 而自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已进入同样的社会经济状态。但是，今日的中国国家统计机构尚未真正正 视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统计。其部分原因是当前的主流经济（以及社会）理论——即主要来自 1960 年 代在美国盛行的“二元经济”理论、“三部门理论”和“橄榄型”社会结构理论——的误导。这些理论共同构 成了 1950 和 1960 年代风行美国的“现代化”模式。本文扼要论述该模式的关键论点，进而回顾 1970 和 1980 年代发展经济学“革命”中有关学者对其所作的批评，以及后来新古典经济学在美国新保守主义领 导下进行的“反革命”辩驳，重在揭示论争双方的意识形态化偏颇，并突出各自的洞见，提倡适当结合 双方正确的见解，由此建立去意识形态化的理论观点，以助于理解今天非正规经济的现实。 ( http://www.tecn.cn ) 关键词：统计数据、二元经济论、非正规经济、发展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社会公正 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非正规经济”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高速扩展。联合国的国际劳工组织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世界银行的“社会保护单位”（Social Protection Unit）以及 诺贝尔和平奖选拔委员会等众多机构，均一再指陈这样的事实。经历了市场化改革的中国同样如此， 但它的存在仍然被中国的官方机构所忽视。本文对现有经验证据进行检视和，同时分析学术界相 互对立的经济学理论对这个事实的不同理解，最终提倡摆脱意识形态偏颇，综合不同理论各自的洞见 以形成比较平衡的观点。 ( http://www.tecn.cn ) 中国的非正规经济 “非正规经济”今天已经变成发展中国家最大的非农就业部门，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们 的注意。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权威性数据，它在“亚洲”[1]已经扩展到非农就业的 65%（北非的 48%、拉美的 51%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 78%）（ILO 2002）。尽管 ILO 尚未把中国充分纳入其 分析范围（部分原因是缺乏数据），但事实上，即便是根据中国自己的有限的官方数据，这个现象在 市场化改革时期的中国已经不容忽视：1978 年，全国仅有 1.5 万（15,000）就业人员处于正规部门之外； 到了 2006 年，已经爆发性地达到 1.682 亿(168,200,000)人，等于城镇 2.831 亿就业人员总数的 59.4%（中 国统计年鉴 2007:表 5-2, 128-129 页；亦见胡鞍钢和赵黎 2006）。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这个比例还 在扩大。已有众多的研究一再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这个现象，其中包括世界银行的“社会保护单位”（Social Protection Unit）所发的多篇（例见 Blunch, Canagarajah and Raju 2001, Canagarajah and Sethurman 2001, Das 2003）。 ( http://www.tecn.cn ) 国际劳工组织在 1919 年组建于国际联盟下， 并因提倡社会公正而于 1969 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它 对“非正规经济”和其就业人员采用了合理和实用性的定义：[2] 即缺乏就业保障、福利和法律保护的劳 工。在中国，最恰当的例子当然是 1.20 亿“离土离乡”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以及 0.80 亿“离土不离乡” 在本地从事非农就业的劳工。[3] 这些总数两亿的农民工不具有城镇的正式户口，他们接受的多是城镇 居民所不愿做的最重、最脏和最低报酬的工作。 ( http://www.tecn.cn ) 他们之中有的以低报酬、无福利的临时工身份就业于正规部们，[4] 有的则在正规部门之外就业，包 括所谓的“私营企业”或“个体户”、或根本就没有在国家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在 1970 和 1980 年代，国际 劳工组织曾经将其注意力集中于当时被认定为可以和正规部门明确区分、处于其外的“非正规部 门”(“informal sector”)，但后来，鉴于众多受雇于正规部门的非正规临时工的事实，改用了更宽阔的“非 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这一概念，将在正规部门工作的非正规人员（ILO 2002）纳入其中。 ( http://www.tecn.cn ) 有关中国非正规经济的统计数据仍然比较简略，这与印度、墨西哥和南非等国 家有很大的差别，后者多年前已与国际劳工组织配合，对其非正规经济进行系统统计。[5] 目前最好 的计算方法，是以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就业人员总数为基数（这是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的数字，纳入了 在城镇工作六个月以上的暂住人员），减去每年经正规单位上报的人员数，而得出城镇非正规经济就 业人员数。[6] 这样，我们从 2006 年的 2.831 城镇就业人员数，减除 1.149 亿的正规单位的职工（按照 国家统计局采用的登记类型划分，即国有单位、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和外商投资单位——《中国统计年鉴 2007》：表 5-7，138 页），而 得出 1.682 亿的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数，包括经登记的“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以及未经登记的人员，如 表 1 所示： ( http://www.tecn.cn ) 表 1. 2006 年全国城镇分登记注册类型就业人员数 当然，在城镇的 1.682 亿非正规就业人员中，主要是 1.20 亿的农民工，而有关后者的最好材料是 2006 年的“中国农民工问题调查总报告”（下称“总报告”）。这是在温家宝总理指示下，由国务院研究室牵头、 召集有关部门和研究人员，在 31 省（市、区）、7000 个村庄的 6.8 万农户的抽样问卷调查基础上形成 的研究报 ( http://www.tecn.cn ) 告。[7] 根据这个报告，在 1.20 亿农民工中，有 30.3% （0.364 亿）在制造业部门工作，22.9%（0.275 亿）在建筑业工作。此外，约 0.56 亿就业于“第三产业”，其中 10.4%（0.125 亿）从事“社会服务”，如 保姆、社区保安、理发店员工、送货人员、清洁工、清运垃圾人员等等；6.7%（0.08 亿）是住宿餐饮 业服务人员；4.6%（0.05亿）是批发与销售业人员，如小商店、摊位人员和小贩等等。 ( http://www.tecn.cn ) 这样的农民工是不具有正规城镇户口的次级公民。他们从事的是低报酬和没有福利的工作。根据“总 报告”，2004 年他们平均工资只有 780 元/月，每日平均工作 11 小时。也就是说，他们的工作时间是正 规职工的 1.5 倍，而获得报酬仅是后者的 60%。他们中只有 12.5%具有工作合同、10%有医辽保障、15% 有退休福利。[8] 大多数要么在小规模的非正规企业内工作，要么就是自雇的个体户，一般都不会得到 国家劳动法规和工会的保护。因为不具备城市居民身份，他们只能负担更高的医药费用和子女教育费 用。在全国每年 70 万工伤受害者中， 他们毋庸说占了最大多数。这些基本事实也可见于众多较小规 模的研究。[9] ( http://www.tecn.cn ) 以上事实在一份国际调查中得到进一步证实。这是一个由国外学者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组成的 （1988、1995 和 2002 年三次调查中的）第三次“中国家户收入调查”（“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此项调查是以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为基础，根据经过修改的范畴而抽样进行的。[10] 2002 年的调查覆盖了 120个县的 9200农户以及 70个城市具有城市户口的 6835户，同时对“农村移民”（”rural migrants”）进行了次级样本调查。此项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工作报酬比城市居民平均要低 50%。[11] 而这个数字尚未将两者之间在工作时间、医疗保障和教育费用等方面的差别考虑在内。（Gustafsson, Li and Sicular 2008: 12, 29; Khan and Riskin 2008:76） ( http://www.tecn.cn ) 如表 2 所示，在 1.20 亿农民工之外，还有约 0.50 亿就业于非正规经济的城镇居民。其中许多是下岗 职工，在非正规经济重新就业，大部分在服务业（“第三产业”）就职。我们缺乏全面、可靠的材料， 但根据 1997 年一个相对系统的在 17 个省 55 个城市的问卷调查，大部分下岗职工是“中年”的人员（年 龄 30 到 50 的占 64%），只具备相对较低文化水平（其中和学历的占 56%，上过大学或大专 的仅有 5.7%），绝大部分成为交通运输、批发零售、餐饮和“社会服务业”等部门的非正规就业人员， 或在小型的所谓“私营企业”工作，或者变成自雇的个体户，大多只比农民工稍高一个层次。只有很少 部分的下岗人员（4.7%）认为国家的各项再就业工程对他们有过“很大的帮助”（城镇企业下岗职工…… 课题组 1997；亦见 Ministry of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n.d.） ( http://www.tecn.cn ) 表 2. 按登记注册类型和户口分城镇就业人员数（亿） 按照登记类型划分，1.682 亿非正规就业人员中有 0.696 亿是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过的，其 中 0.395 亿就业于所谓“私营企业”，0.301 亿则是“个体户”。如上所述，足足有 0.986 亿根本没有登记（见 表 1）。 ( http://www.tecn.cn ) 所谓的“私营企业”，按照国家的定义，乃是“由自然人投资或自然人控股”的单位。因此，它们不包括 具有“法人”身份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合作单位”、或“港澳台商投资单位”以及“外商投资单位”等单 位（《中国统计年鉴 2007》：表 5-7，138 页）。因此，绝对不应像在美国语境中（和有的美国研究中） 那样把“私营企业”（private enterprise）理解为所有的非国有企业。事实上，这些“自然人”所有的私营企 业的就业人员只占全部就业人员中的 14%，绝对不应被等同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全部或其最大部分（《中 国统计年鉴 2007》：表 5-2，128 页）。 ( http://www.tecn.cn ) 私营企业多为小型企业。2006 年全国共有 0.05 亿（5 百万）家经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在城镇登记 的共雇用 0.395 亿人员（在“乡村”登记的共 0.263 亿人 ( http://www.tecn.cn ) 员），[12] 每个企业平均 13 个员工（《中国统计年鉴 2007》：表 5-13，150 页）。 根据 2005 年对 这些企业的第六次（1993 年以来每两、三年一次的）比较系统的抽样（每一千个企业抽一）问卷调查， 其中只有 1.13%是规模大于 100 位员工的企 ( http://www.tecn.cn ) 业。[13] 极大多数乃是小型的、平均 13 位员工的企业，包括制造业部门（38.2%）、商店和餐饮部 门（24%）、以及“社会服务”（11.1%）和建筑业（9.1%）部门。如此的非正规员工绝大多数没有福利、 工作保障或国家劳动法律保护。 (“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 2005) ( http://www.tecn.cn ) 当然，在私营企业“就业人员”中，也包括那些可被视为小型“资本家”的 5 百万企业所有者，以及一些 高技术的高薪人员。但其绝大多数无疑是普通员工，也是待遇差于正规经济职工的就业人员。 ( http://www.tecn.cn ) 至于 0.301 亿（3 千 1 百万）在城镇登记的自雇个体户就业人员，以及 0.215 亿在“乡村”登记的个体 户就业人员，他们在总共 0.26 亿家的个体单位工作，亦即平均每单位 1.9 人员——大多是登记人本身 和一、两位亲朋。（《中国统计年鉴 2007》：表 5-14，151 页）这些“自雇”人员包括小商店、小摊子、 旧的和新型手工业工人及其学徒、小食品商人、各种修理店铺等等。如此的就业人员当然大多没有福 利和工作保障。 ( http://www.tecn.cn ) 最后是为数将近一亿的未经登记的非正规就业人员。在技能和工作稳定性方面，他们还要低一个层 次，许多是临时性的人员，诸如保姆、在自家从事生产的人员（如裁缝、洗衣服者）、运送人员、学 徒、小贩等。总体来说，以上三种主要的非正规经济类型（私营企业、个体户和未登记人员）共同构 成一个低报酬、低稳定性、低或无福利、没有国家劳工法律保护的就业图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非 正规经济。 ( http://www.tecn.cn ) 以上的 1.68 亿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基本属于同一层次或最多稍高于在“乡村”从事非农就业的 0.80 亿 人员，后者包括乡镇工业（第二产业）的工人和多种服务业（第三产业），诸如运输（包括卡车、小 拖拉机、三轮车、自行车、牲畜、人力）、零售业（小商店、摊子、小贩等）、社会服务（新、旧型 手工业工人、理发师、修理工等）。他们当然也符合我们“非正规经济”的定义。 ( http://www.tecn.cn ) 此外是大约三亿的农业就业人员（指的是广义的农业，即农、林、牧、渔业，并且，正如《统计年 鉴》注明，不排除兼营商业者 -- 《中国统计年鉴 2007》：表 13-4，463 页）。[14] 这些农民固然可 以计算在我们定义的非正规经济内，因为他们不具有正规福利和劳动法律保障，但他们多具有承包地 的使用权（劳均约 7 播种亩——黄宗智 2005），因此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工作保障，和其它许多发展中 国家如墨西哥和印度不一样。这当然是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的遗产之一，具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 但是，人们一般只能从土地得到比较低的报酬（这无庸说乃是外出打工的重要背景）。他们也许还是 应该用旧的范畴来概括，诸如“农民”、“农业就业人员”，“第一产业”等。相对来说，非正规经济主要涉 及城镇经济和非农就业。一旦将农业排除在非正规经济以外，那我们实际上是在使用一个三元的分析 框架——农业、非正规、正规。我认为如此的三元框架要优于农业/工业，现代/传统，甚或非正规/正规 的二元框架。 ( http://www.tecn.cn ) 这样，非正规经济包含的主要是 2 亿农民工和 0.5 亿非正规就业的城镇居民，总共是 2.5 亿人员。在 人数上略低于 3 亿的农业人员，但要比城镇正规职工高出 2.2 倍。[15] 如果不算 0.8 亿离土不离乡的农 民工，把“城镇”定义为县城关镇及以上（见上面的脚注 6），那么就等于 1.5 倍于正规职工。 无论如 何，非正规经济在中国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已经成为非农就业的最大部门，远大于正规部门。 ( http://www.tecn.cn ) 上述非正规经济的图像也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它有四个主要组成来源和部分：一是 1980 年代 乡村工业化和乡镇企业的兴起；一是 1980 年代后期开始的农民工大规模入城就业；一是 1990 年代中 期以后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的大规模下岗以及在非正规经济中重新就业；最后是非正规私营企业和个 体户从 1990 年代开始的快速兴起。这些变化是 1980 年代以来非正规经济快速扩展的主要来源。 ( http://www.tecn.cn ) 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历史视角来理解，即借助于马克思（可以视作批判市场经济者）和 韦伯（可以视作赞同市场经济者）所共同使用的阶级范畴“小资产阶级”（其所指原来主要是手工业工 人和小商业者）来分析这个现象。他们在 1949 年前的中国曾广泛存在。其后，或被组织起来，或被重 新划分，乃至于几乎完全消失，但在改革时期则又大规模重现。他们是今天的“工商个体户”的主要组 成部分，包括运输、零售和服务业，其中既有旧型的也有新型的。他们伴随着可以称作“新小资产阶级”， 亦即所谓“白领”职工而兴起。后者主要见于新型的正规服务部门。旧型和半旧型的小资产阶级尤其容 易被忽视，因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新古典经济学，习惯上多只重视实物产品，对非实物产品常常 考虑不多。新、旧小资产阶级这个范畴可以使我们在乡村工业和城镇工业的扩展之外，注意到旧、新 服务业的兴起。而它们兴起的部分原因来自新城镇工人的需要（廉价物品和服务），也来自连接农村 和城镇经济的需要（更详细的讨论见黄宗智 2008b）。 ( http://www.tecn.cn ) 上述经验图像如果基本准确，那么我们要提的问题是：该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来理解它？怎样来叙 述和构建它？ “二元经济”理论和美国模式 美国 1960 年代的主流发展经济学，也就是今天国内的主流发展经济学，是刘易斯（W. Arthur Lewis） 的“二元经济”理论。[16] 刘易斯的着眼的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人口过剩的事实。“无限的 人口供应”是他二元经济论的出发点，借此来区分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部门。前者的“工 资”徘徊于糊口水平，后者则相应资本投入、劳动生产率提高、利润扩大、信贷增加、更多的资本投入、 更大的产出、更高的利润以及更多的劳动力需求而发展。伴随如此的发展，现代部门吸纳越来越多的 农村过剩劳动力，直至其不再过剩而达到一个“转折点”（其后被人们称作“刘易斯转折点”）。此后就会 进入新古典经济学所勾画的劳动力（和其它生产要素一样）稀缺状态，工资将随之而快速上升。因此， 经济发展基本是一个减少过剩劳动力而达到整合现代劳动市场的过程（Lewis1954; 亦见 Lewis 1955）。 [17] ( http://www.tecn.cn ) 刘易斯的分析和一般的古典经济学分析有一定的不同。比如，1979 年和他同时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 奖的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则力争：即便在传统农业经济中，劳动力同样是一种稀缺资源，同样 通过市场机制而达到最佳配置。因此，并无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舒尔茨坚持把剩余劳动力理解为“边际 生产率等于零”的劳动力。[18] 另一个不同是舒尔茨（正确地）把农业视作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部门， 没有像刘易斯那样把它简单等同于停滞在糊口水平的部门（Schultz 1964; 亦见 Huang Zongzhi 2008a）。 但两人对由市场推动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信赖则是完全一致的。 ( http://www.tecn.cn ) 刘易斯的分析理路后来被费景汉（John C. H. Fei）和拉尼斯（Gustav Ranis）数学化（“形式化”）， 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推进。他们两人特别突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冗余”劳动力（redundant labor），正因 为是多余而无成本代价的劳动力，它能够在发展现代工业部门时起重要的作用——这个论点对近三十 年的中国无庸说具有特别的意义（Fei and Ranis 1964; 亦见 Lin, Cai and Li 2003 [1996]）。 刘易斯的模 式后来又被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延伸，加上了“城市传统部门”（traditional urban sector）的概念， 认为许多面对城市高失业率而仍然迁入城市的移民，其动机不在于实际的高收入，而在于对高收入的 预期。这样，他们的行为仍然是“理性的”，来自合理的收入概率估算，虽然是未来而不是眼前的收入。 其间，他们会在“城市传统部门”工作，暂时接受低于现代部门的待遇。(Todaro 1969; 亦见 Todaro 1989: 278-281) ( http://www.tecn.cn ) 鉴于中国劳动力的相对过剩，以及由国家从 1958 年以来强加的城、乡二元户口，人们认为二元 经济论特别适合中国实际乃是意料中的事。我这里的讨论仅以蔡昉先生最近一篇分量较重（《中国社 会科学》主题）的论文为例。（蔡昉 2007）[19] ( http://www.tecn.cn ) 在这篇文章里，蔡昉对刘易斯模式提出两点补充，但基本上接受其核心观点。首先，他加上了“人口 红利”的概念，即在人口从高生育-低死亡到低生育-低死亡的转型中，在一段时期内，不从事生产的消 费人口（儿童和老人）相对生产性人口比例会降低，形成刘易斯所没有考虑到的特殊有利条件。其二， 中国的二元户口制度，过去反映了二元经济的事实，但今后亟需改革，以便促成中国向整合的现代劳 动市场转型。但这两点并不影响刘易斯的基本论点，蔡本人也没有如此的意图。蔡实际上完全接受刘 易斯的模式，特别强调中国其实已经进入了刘易斯从二元经济到整合劳动力市场的“转折点”。 ( http://www.tecn.cn ) 吴敬琏先生差不多完全同意蔡昉的观点。和其他“主流”经济学家们一样，他特别强调中国“三农问题” 的解决只可能通过城市化，由现代工业部门来吸纳农村过剩劳动力。和刘易斯与蔡昉一致，他把农村 经济视作一个基本是停滞的部门，认为发展只可能来自城市现代部门。（吴敬琏，n.d.; Wu 2005: 第 3 章）此外，吴强调中国需要依赖中、小型私营企业，脱离过去计划经济思路下的那种大规模生产单位 （吴敬琏 2002）。[20] ( http://www.tecn.cn ) 作为上述分析的延伸，蔡昉还引用了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的理论。库兹涅茨在他著名的 1955 年对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演讲中论证，在早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不平等会加剧，要等到发展的 微波外延，才会导致进一步的平等（Kuznets 1955）。蔡昉没有提到的是，库兹涅茨的经验证据来自美 国、英国和德国；并且，库兹涅茨本人当时便指出，他的模式乃是“5%数据，95%推测”（蔡昉 2007： 5, 10-11; Kuznets 1955: 4, 26）。 ( http://www.tecn.cn ) 以上的这些美国 1950 和 1960 年代的主流发展经济学观点也引用了所谓“三个部门理论”（three sector theory）来充当现代化模式的另一理论支撑。该论始于早期新西兰经济学家 Allan G. B. Fisher （1935[1966]: 尤见 32-34 页）和澳大利亚经济学家 Colin Clark (1940: 337-373)，两人率先强调发达国 家中“第三产业”（服务部门）的兴起之重要意义，认为伴随收入的提高和基本物品需要的满足，人们 消闲时间上升，对私人服务（例如娱乐）的需求将会持续扩展。这条思路最为简洁明了的阐说来自法 国经济学家 Jean Fourastié。他认为，经济发展是从以农业为主，到工业为主，再到服务业为主的线性 演变。在“传统文明”（诸如欧洲的中世纪和后来的发展中国家）时期，“第一产业”（即农业）占就业人 员的 70%（工业 20%，服务业 10%）；在“转型时期”，农业所占比例下降到 20%，工业上升到 50%， 服务业 30%；最后，在“第三文明”时期，农业进一步降低到 10%，工业 20%，服务业则上升到就业人 员的 70%（Fourastié 1949）。 ( http://www.tecn.cn ) 这个“三个部门理论”及其观点也被许多中国学者接受，其中尤其突出的是中山大学的李江帆先生和 他的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李几乎完全接受了 Fourastié的概念框架，大力主张“第三产业”乃是中国 当前和未来发展的关键。（李江帆 1994；2005）。国内主流经济学相当普遍地引用了这个观点（例见 吴敬琏 2005）。 ( http://www.tecn.cn ) 以上主张并不限于经济学，也包含社会学领域。它集中体现于把“现代社会”等同于“橄榄型”社会结构 的概念。其理论来源是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1951 年的经典著作《白领：美国的中间 阶级》（Mills 1956）。 其核心观点很简单：当时的美国社会正戏剧性地向一个以“新中产阶级” 为最 大多数的社会演变，尤其显著的是在二十世纪上半世纪大规模扩展的“白领”阶层。在众多使用这个观 点来研究中国的著作之中，由陆学艺先生牵头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尤其突出。 陆认为，中国社会已经上了这条轨道，正在迅速地从传统和不平等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向“现代”橄榄 型结构转型。中产阶级正在以每年（所占社会就业人员比例的）1%的速度扩增。到 2020 年，陆预测将 达到 38%-40%的比例。（毋庸说，正是这样的好几亿中产阶级消费者的想像在促使跨国公司在中国大 规模投资。）其结论很明显：伴随经济发展，中国正沿着必然美国化的道路前进。（陆学艺 2002，2003， 2007； 亦见黄宗智 2008b 的讨论）。这也是吴敬琏（2008a）和蔡昉（2007）的基本观点。 ( http://www.tecn.cn ) 现今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和社会学观点可以说基本就是美国化或“美国模式”。它预测越来越高比例的 人员将从传统部门转入现代部门，从农村进入城市，从贫穷阶层进入中间阶层，亦即必然向美国模式 转型。这正是 1960 年代在美国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观点，也是当时组成所谓“现代化理论” （modernization theory）的核心。它从西方经验的抽象化出发，伸延到发展中国家，容纳了一定的修改， 例如农村劳动力过剩，以及短期的耽搁，例如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和托达罗的“城市传统部门”，但它的 核心概念一直没变，即由市场推动的资本主义发展必然会导致全面“现代化”，最终和美国一样。 ( http://www.tecn.cn ) 但在美国，这个现代化模式，连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前提，在 1960 年代之后广泛受到批 评，直至美国学术界几乎完全否定了现代化模式，甚至把它等同于头脑简单的观点（下面还要讨论）。 但是那个发展经济学的“革命”将被 1980 和 1990 年代的“反革命”所取代，而新古典经济学将因美国“新 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的兴起而在经济学界取得霸权地位，几乎被等同于经济学全部。其后 则明显伴随美国在伊拉克的失败、其国际声誉的下降以及 2008 年的金融海啸而衰落。[21] 这些观察已 越过了我们叙述的时间排序。下面，我们首先来讨论 1970 和 1980 年代对现代化理论的批评。 ( http://www.tecn.cn ) “非正规经济” 对二元经济模式和现代化主义的批评最初不是来自理论家而是来自应用经济学家和经济人类学家的 经验研究。事实是，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在 1960 和 1970 年代所经历的城市化规模要 远超过其现代工业部门所吸收的新就业人员；由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其实大部分没有进入现代部门而 是进入了传统与现代部门之间。我们看到，托达罗曾经试图用所谓“托达罗模式”来概括这个事实。但 后来在第三世界国家作实地调查的研究者们提出的“非正规经济”概念，才更精确、贴切地概括了这种 在城市中的低层次就业。 ( http://www.tecn.cn ) 首先是国际劳工组织 1972 年的肯尼亚报告（ILO 2002）。它是一个动员了 48 位研究者的大规模研 究，由 Hans Singer 和 Richard Jolly 两位英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主持（两位都在英国 Sussex 大学发展 经济研究所就职，后来于 1994 年和 2001 年分别得到英国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封爵）。当时肯尼亚的 现代企业多是资本密集、带有外国投资的企业，所雇用人员十分有限（虽然其经济是以年 6%率度增长 的）。在城市就业的人员，其实大部分不是在正规现代部门就业的工人，而是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被 调查者称作）“穷忙人员”（“working poor”），包括小规模的、不经国家管理、甚或是被国家法规压制 的企业、小贩、木匠、修理工、厨师等等，区别于受国家管理和支持的大企业。此外，很多非正规人 员从事的是“现代”而不是“传统”的经济活动，诸如机器维修、现代型建筑、销售、家具制造、出租车等 等。这些事实都不符合“二元经济”模式假设的传统与现代两部门对立和由此到彼的简单转型。为此， 报告的作者门没有采用当时影响极大的二元经济模式，而改用了正规与非正规相区别的框架。他们强 调政府不应压制非正规部门，应该为其对发展和就业的贡献而给予积极的支持。 ( http://www.tecn.cn ) 此后是经济人类学家 Keith Hart （后来执掌剑桥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对加那的研究。和国际劳工组 织的报告一样，Hart 使用了“非正规部门”这一范畴，特别突出其中的自雇者，强调要区别于受雇的领 工资者。他搜集的数据和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同样显示了此部门的规模和低报酬。（Hart 1973） ( http://www.tecn.cn ) 此后有很多类似研究，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荷兰经济人类学家 J. C. Breman 关于印度的研究。Breman 一方面进一步确认上述研究，同时也指出其中一些概念上的问题，尤其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在正规部门 中就业的非正规人员问题（Breman 1980）。其后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则证实，即便是在欧洲，城镇工人 的增加也造成了对廉价物品和服务的需求，多由旧“小资产阶级”提供，其中“自雇”的“个体户”居多。另 外，传统与现代经济的连接也推动了小商业、手工业工人、服务人员、运输人员等等在城市的兴起 （Crossick and Haupt 1995; Mayer 1975; 黄宗智 2008b）。 ( http://www.tecn.cn ) 国际劳工组织在整个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在全球范围搜集了基本数据，另一方面鲜明地 提倡要为非正规劳工争取“有尊严的”（“decent”）待遇。上面已经看到，关于第三世界这方面的经验信 息和数据积累是如此地强劲有力，甚至连世界银行这样的组织都建立了“社会保护单位”(Social Protection Unit，归属于其“人类发展网络”Human Development Network)，完成了众多的研究报告。它们 的目的，正如其组织名称所显示，乃是“社会保护”和“人类发展”。此外，Muhammad Yunus 之所以在 2006 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绝非偶然：他的 Grameen 银行一直为非正规经济中最底层、弱势的人员 ——孟加拉农村从事非农就业的妇女——提供关键性的金融服务。 ( http://www.tecn.cn ) 中国目前对非正规经济的关注仍然比较少。有分量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出现，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 胡鞍钢和赵黎（2006）的文章，虽然比较简短，但相当精确地整理出了一些基本的可用数据。此外， 上面已经看到，中国在 1998 年设立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于 2002 年召集了一个国际劳工组织的会议， 并积极创办了一些为提高就业人员的技术和教育水平，以及帮助安排下岗工人重新就业的项目。但是， 和问题的规模相比，他们所做的仍然显得远远不够。同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规划财务司）主管 的统计工程也仍然没有正视非正规经济（见下面的讨论）。 ( http://www.tecn.cn ) 意识形态化的理论争执 国际劳工组织打出的“非正规部门”，以及后来的“非正规经济”范畴，其实具有重要的理论含义，但是 在理论界的争执中，最显著的位置很快就被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间的论争所占领。对“二元经济” 提出挑战的影响较大的一位理论家是 André Gunder Frank 。他试图把现代化理论倒转过来，争论帝国 主义非但没有给后进国家带来发展，非但没有缩小城市与乡村间的差别，反而给它们带来了“一国之内 的殖民结构”，体现于“中心城市”与乡村“卫星地区”之间的关系。乡村的经济绝对不像“二元经济”理论 构建那样与城市隔绝，而是成为了城市的“依附”（dependency）地区，与拉丁美洲之成为美国的依附卫 星地带一样。帝国主义的借口是现代化，但其引发的结果实际是依附性和发展不足。对 Frank 来说，其 中关键的经济逻辑是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剥削——即从劳动者所创建的价值和付给他们的工资间 的差别所掠取的“剩余”。“依附性”说到底就是剩余价值的剥夺和流出，从农村到城市以及从卫星国家到 发达国家。（Frank 1973） ( http://www.tecn.cn ) 如果 Frank 对新古典经济学以及由其衍生的二元经济论的批评显得有点意识形态化，甚或是控诉化， 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可能显得比较客观。与 Frank 不同，帝国主义对华 勒斯坦来说不是出于某些国家或某些人的恶毒意图，而是源自 16 到 18 世纪一个世界体系的形成。这 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world capitalist system）结果分化成为三个地带，即“中心”地带（“core”）、“边 缘”地带（“periphery”）、和“半边缘”地带（“semi-periphery”）。剩余价值由边缘地带流向中心地带（而 半边缘地带则既是剩余的抽取者也是被抽取者，它在该体系统之内起到了免除两极分化的功能，由此 协助维持整个体系）。 华勒斯坦指出，如此的剩余流动并不一定意味第三世界的劳动者越来越贫穷， 事实上他们的经济情况多有提高，但是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间的差别没有缩小，而 是在持续扩大（Wallerstein 1979）。 ( http://www.tecn.cn ) Frank 和华勒斯坦这种来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带动了发展经济学界在 1970 和 1980 年代的“革 命”，但其后则被新古典经济学的“反革命”（这里又一次使用托达罗的用词）所取代。这一学术界的反 革命当然得益于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的瓦解，以及在里根（及其下的 “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 老布什和小布什总统任下的原教旨市场主义洋洋得意的霸权的兴起。其间的一个关键差别是对廉价外 国劳动力使用的理解：前者认为是剥削，后者认为是导致经济最优化的市场机制的作用。 ( http://www.tecn.cn ) 新制度经济学是伴随新古典经济学的“反革命”而兴起的，并对其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其主要理论 家包括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科斯（R. H. Coase）（都是芝加哥大学的）以及诺斯（Douglass North）。 哈耶克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强有力批评入手，指出它当作前提的完美理性、知识和信息都不可能在真 实世界的个体间存在（哈耶克 1948：第 1、2、4 章）。但是，在此书后面几章我们能看到，哈耶克最 终目的其实并不在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而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攻击。他认为，后者才真正 把“科学主义”的假设推到了极端。他的结论是，不完美的个人，通过价格机制而做出自由抉择，乃是 最贴近理想状态的经济制度。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当然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同上：第 6 章；亦见汪晖 2004,下卷，第 2 部， 1438-1492 页的精辟讨论）毋庸说，如此的视角完全排除用剥削概念来理解（非 正规经济中的）廉价劳动力的使用。 ( http://www.tecn.cn ) 至于科斯，他也是以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姿态来立论的。他认为，最佳的资源配置不可能像新古典 经济学假设那样，只依赖个人企业家和价格机制来达成。他特别突出了经济活动涉及的“交易成本”问 题，认为“公司”（the firm）和产权法律的兴起正是为了要把这些成本极小化。（Coase 1988）诺斯则争 论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国家”和“制度”。对他来说，“制度”所指最终其实只不过是清晰的排他性的产权 法律。在他对经济史的理论性回顾中，只有西方国家的那种私有产权法律才可能导致真的经济发展 （North 1981）。科斯和诺斯同样排除剥削劳动者的概念。 ( http://www.tecn.cn ) 他们三人——哈耶克、科斯和诺斯——都毫无保留地反对国家干预市场和提供福利。他们虽然似乎 是在批评新古典经济学，但每一位都保持了对市场机制的信念——认为唯有在自由市场下，个人追求 效率最大化以及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才可能做到资源的最佳配置而赋予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他们 对此所做的改动只不过是另加了唯有排他性的产权才可能降低“交易成本” ，由此提高经济效率这个概 念。最终，他们只不过进一步强化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信念：国家对市场运作干预越少越好。 ( http://www.tecn.cn ) 对许多追随新制度经济学的学者来说，这套理论要比简单的新古典经济学更具说服力，因为它似乎 考虑到了政治（法律）制度。对中国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出于对可怕的官僚制度和僵硬的计划经济的 深层反感，新制度经济学自始便具有特殊的吸引力。正因为它强调市场经济的创新力，也因为它提倡 私有产权，并要把国家角色最小化，许多“主流”中国经济学家都把它认作改革中国的良方妙药，其影 响在中国可能要大于任何其他经济学流派（例见 Wu 2005: 18-20）。有的固然把“制度”理解为广义的政 治“体制”和国家政策，不限于其原来狭窄的产权含义（例见樊纲 2008；樊纲、陈瑜 2005；樊纲、胡永 泰 2005）。有的更可能是在有意识地利用其理论来讨论比较敏感的政治改革问题。 ( http://www.tecn.cn ) 但是，今天回顾起来，原来在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制度经济学）间的争论，相 当部分其实关涉政治和意识形态多于学术研究，因为双方都只可能被卷入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 为此，哈耶克对古典经济学原来极有说服力的批评——它设想不符实际的完美理性和知识、它对平衡 分析过分痴情、它以理论设想替代实际、它对数学技术过分依赖——最终完全被他对计划经济的意识 形态化批评所掩盖。 他批判的火力最终完全转移到计划经济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国家干预的攻击， 哪怕只不过是凯因斯主义那样的干预，才是他最最关心的目的。同时，Frank-华勒斯坦对资本主义-帝 国主义的合理批评，指出其对第三世界廉价劳动力的剥削（和对其原料的榨取），最终无论有意还是 无意，都被等同于完全拒绝市场经济而采用集权的计划经济论点。 ( http://www.tecn.cn ) 计划经济的众多弱点早已被前共产主义国家之转向市场化所充分证实。毫无疑问，这种计划经济导 致了庞大而僵硬官僚体制的产生，更不用说结构性的“预算软约束”和“短缺经济”等等问题（Kornai 1980）。 至于马克思主义基于其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概念“剩余价值”，看来无法更充分地考虑资本和技 术以及市场供需对价值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计划经济的否定今天可能已经走 到了极端，有的论者甚至完全否认计划经济在重工业发展、有效医疗与教育服务和对劳动者的公平待 遇等方面的成就。 ( http://www.tecn.cn ) 今天，在新保守主义霸权衰落之下，以及使人们联想到 1930 年代经济“大萧条”的金融海啸的现实面 前，也许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新古典经济学的盲点和缺失。哈耶克多年前提出的学术性批评部分 是十分中肯的。此外，无约束的利润追求和市场机制显然引发了许多越轨行为，无论产权清晰与否都 如此。[22] 新古典经济学所理想化的理性行为，明显不能解释市场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多次显示的贪婪 和剥削、畏惧与恐慌（诸如 19-20 世纪的帝国主义、19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及 2008 年的金融海啸）。 制度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上附加了产权论点，但它，起码在其主流理论传统中，同样教条性地认同 于对国家干预市场和提供福利的完全反对。 ( http://www.tecn.cn ) 回顾起来，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论争双方都有失于意识形态化偏颇。在冷战的氛围中，两 者真正的洞见都被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所模糊。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制度经济学指出，市场经济和私有 产权能够触发企业创造力和竞争力，远胜于计划经济，这无疑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指出， 放任的资本主义利润追求会导致越轨行为、不平等以及对劳动者的虐待，帝国主义的过去如此，全球 资本的今天也如此。这无疑也是正确的。 ( http://www.tecn.cn ) 对经验现实的误导 中国主流经济学无保留地接受了新古典经济学和美国模式，不仅影响了有关数据的表述，也决定了 什么样的数据被搜集和不被搜集。非正规经济中对劳动者的不公平待遇几乎被认作不存在。比如，《中 国劳动统计年鉴》给出分别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全国平均职工工资”数，一是 20,856 元，一是 21,001 元，因此，给人以正规和非正规人员报酬十分接近的错误印象（《中国劳动年鉴》2007： 表 1-28，52 页；表 1-43，82-83 页）。实际上，这些数据主要只关乎正规职工，也就是 2.83 亿城镇就 业人员中的仅仅 1.15 亿，只考虑到少量的（总共才几百万）由所在单位正式上报的临时工，并不包括 承包正规企业工程的非正规（经过登记的）私营企业或个体户的人员，更毋庸说未经登记的农民工和 城镇非正规人员（《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07》：表 1-1，2 页；表 1-14，24 页；《中国统计年鉴 2007： 表 5-6，135 页；表 5-9，142 页）。我们已经看到，2004 年， 农民工的平均劳动报酬才 780 元/月，亦 即 9360 元/年，和《劳动统计年鉴》报道的那年的 16,159 元“全国”“平均报酬”相去很远。 ( http://www.tecn.cn ) 报道的每周工作时间数据也一样。根据被列出的数据，各年龄和教育水平组的每周工作时间全都介 于平均 40 到 50 小时之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07》：表 1-68，119 页）。这当然遮盖了《农民工 总报告》所得出的平均每天 11 小时，每周六到七天的事实。后者为一般中国公民所熟知，也是众多小 规模研究所得出的结果（见前文脚注 8 所提到关于北京、合肥和武汉等城市的研究）。 ( http://www.tecn.cn ) 有关“第三产业”的统计数据也同样具有误导性。在概念上，国家统计局把这个指标定义为“第一、二 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其下的划分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 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 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 化体育和娱乐业（原来的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现把教育分列）、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即原来的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中国统计年鉴 2007》：表 5-6，135-137 页；表 5-4， 131 页）。这些听来差不多全是相当“现代”的范畴，诸如信息企业（IT）、房地产、金融、大学和研究 机关、电视和电影以及党政国家公务人员，也差不多全符合“白领”“新中产阶级”的图像。因此，难怪李 江帆（1994，2005）等经济学家会毫无保留地把“第三产业”整体认作最先进的产业。[23] ( http://www.tecn.cn ) 这些统计数据再次限于正规经济，其中约 0.60 亿属于服务部门（约 0.50 亿属于第二产业，主要是制 造业和建筑业），完全忽视了 0.56 亿在服务业工作的农民工，以及大多在服务部门工作的 0.50 亿非正 规就业城镇居民。这样把非正规保姆、清洁工、垃圾清运人员、送递人员、餐饮和住宿服务人员、小 贩等等与信息技术人员、高级研究人员和公务员等混为一谈，便很容易把“第三产业”全想象为“白领” 或即将变作白领的人员。 ( http://www.tecn.cn ) 结果是，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通过对非正规经济的忽视，有意无意地歪曲了事实真相。具有讽刺意 味的是，这个误导工作是由名义上与国际劳工组织对口的单位来做 的。时至今天，国家也许应该更系 统地搜集有关这个庞大并在继续扩展的非正规经济的数据。那样，才有可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实际在 其统计材料中得到体现。 ( http://www.tecn.cn ) 系统统计材料的欠缺，结合来自原教旨市场主义和现代化主义教条的理论，乃是以理论企望来替代 实际的一个重要起因。如此才会使社会学界的部分领军人士，虽然掌握了相当翔实的农民工研究成果， 仍然坚持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的“橄榄型”结构，并预测白领新中产阶级将于 2020 年达到全人口 的 38%-40%。如此的预测完全忽视了非正规经济已经从微不足道的数量而爆发性地达到了城镇就业人 员的将近 60%，其扩增率要远比他们模拟的“中产阶级”快速。在全国非农就业范围内，它今天已比正 规经济人员多出 2.2 倍。 ( http://www.tecn.cn ) 这里可以简单地考虑一下刘易斯转折点问题。中国正规部门就业人员总数经过 30 年的改革之后只不 过增加了两千万人（0.20 亿），从 1978 年的 0.95 亿增加到 2006 年的 1.15 亿。[24] 要达到刘易斯的转 折点，即把所有的剩余劳动力纳入现代部门，尚需要吸纳 1.68 亿的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以及 1.50 亿 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根据农民工《总报告》的估计）。也就是说，正规部门就业人员数尚需扩增最近 30 年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