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解答：沙健孙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解答：沙健孙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解答:沙健孙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主题和发展道路问题时需要首先弄清楚的一个问题。 马克思既曾认为英国在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时“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是不是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对东方社会的发展主要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并且给那里的人民带来了文明的福祉呢, 党领导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这是否意味着不需要同西方国家发生往来,这是否导致了对外封闭，影响了开放, 应当怎样回答这类问题,怎样看待这种主张,下面，我们就来进行一些。 一、应全面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入侵东方国家所带来的后果的科学论断 马克思是怎样估计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东方国家所带来的历史后果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全面地研究一下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这两篇文章中所阐发的思想。 马克思的确讲过，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尽管他们的行为是受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这种行为是既残忍又愚蠢，但是他们的蒸汽机和科学还是在印度摧毁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摧毁了农村公社的经济基础，由此在亚洲造成了“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66页。)在揭示这个历史作用的同时，马克思进一步指出: 第一，英国殖民者给印度人民所带来的，并不是文明和福祉，而是极其深重的灾难。因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同上，第772页。)“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同上，第762页。)。 第二，“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同上，第771页。)因为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将生长和发展起来，他们将成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掘墓人。 第三，殖民地人民不应当充当西方殖民者的驯服的奴隶，而应当为反对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的奴役、摆脱西方殖民者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锁而斗争。因为“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71,772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与东方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个问题所作的分析是科学的。他不仅没有为殖民主义辩护，而且强调进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摆脱外国的枷锁正是被摧毁的东方社会获得重建与新生的前提。这些论断，对于我们认识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也具有指导意义。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不是促进了，而是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是不是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如果中国依附于帝国主义而不进行反帝斗 争，中国能不能发展成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经验，已作出了科学的回答。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著作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这种入侵，“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6页、626,627页。)这就是说，与英国在印度一样，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不过，这还“只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一个方面”。这个变化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同上，第627、627,628页。) 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所起的这两个方面的作用，究竟哪一个方面是主要的呢,毛泽东同志认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他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8页。)因为对于它们来说，一个政治上经济上不独立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乃是一个极其广大的倾销商品的市场，一个理想的资本输出的对象和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当然还会同它们打交道并发生经济文化往来，但那时的中国将作为主权国家同它们在平等的基础上而不是如同半殖民地时期那样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关系，这是它们所不能容忍的。帝国主义列强既不愿意失去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成为它们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同上，第679页。)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是怎样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呢, 第一，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向中国发动多次侵略战争，并且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手段，强迫中国政府与之订立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种种特权，从而使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而在1931年至1945年期间，中国的部分地区还变成了日本独占的殖民地。 正是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和凭借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土地上滥施横暴。他们残酷地镇压和虐杀中国人民，粗暴地践踏中国人民的尊严和人格，贪婪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并役使中国的劳动者，他们还无情地毁灭中国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和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由此蒙受了巨大的屈辱，遭遇了深重的灾难。仅日本侵华期间，在侵华日军的屠刀下，中国即死伤万人;按1937年的币值计算，中国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为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为亿美元。事实证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扮演的并不是现代文明的传播者的角色;如同马克思当年揭露的英国在印度的行为一样，他们在中国也赤裸裸地暴露了“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72页。)。第二，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不但使中国在政治上不再拥有完整的主权，而且在经济上也逐步地形成了对它们的依附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 “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租界。它们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海上的、陆上的、内河的和空中的)。因此它们便能够大量地推销它们的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的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8,629页。)由于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在外国商品倾销的情况下，中国的民族工 商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在倾销商品的同时，“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由此，它们便牢牢地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在重工业方面，外国资本主义1936年控制了煤产量的55,和新法采煤量的77,;1937年掌握冶铁工业的95,，1936年掌握石油工业的99,，发电量的77,。在交通运输方面，外国资本1936年掌握铁路总长度的88,;1930年即已掌握外洋航运和国内航运吨位的81,。在轻工业方面，外国资本1936年也已掌握纱锭的482,，织布机的56,(东北日本纱厂尚未计入);在这前后还掌握了毛纺锭的62,，毛纺机的48,;1935年即掌握烟厂产值的63,以上。在抗战前夕，在中国的现代工业和运输业中，外国资本占到了71,。在银行方面，外国银行1936年的在华资产要比华商银行大1/3。这就是说，外国资本不仅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而且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以及若干重要的轻工业。它们“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9页。) 有必要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的最主要部分是商业掠夺性的资本，即投于进出口业以及与商品倾销相关的运输、银行、保险等事业的资本，而并不是工业资本。而且，这些资本的大部分并非由国外输入，而是在中国直接掠取的，如在中国取得的战争赔款、借款利息和强占的土地，以及积累的利润等。如1930年外国在华企业财产和房地产约值24亿美元，其中由国外输入的仅9亿美元。它们还把从中国榨取的巨额利润输往本国。“估计从1894年到1937年，帝国主义输进中国的资本和借款约合17亿美元，而同时期自中国输出的投资利润和借款本息达34亿美元，为输入资本的两倍。”(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它们在中国积累的资本还没有计算在内。这就是说，帝国主义投资的增加，乃是对于中国生产资金的强盗式的占有，这对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严重的束缚。 第三，帝国主义列强“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9页。)为此，它们到处致力于保持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乡村)，主要是封建地租剥削和高利贷剥削，并使之永久化，因为这些形式“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9页。)。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妨碍了中国工业的发展，使农村中的资本积累，不用来提高农业的生产技术，不投到工业里面去，反而再投到土地和高利贷方面来，更加量的用半封建的形式剥削农民。”(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42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农村受到封建剥削的束缚，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甚至陷于停顿状态，无力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及资金，从而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严重的制约因素。 第四，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主要是通过它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即中国的反动统治集团来实行间接统治的。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执政的军阀互相勾结，前者支持后者，一是可以造成它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二是可以延长中国的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成为消费国家，永远成为他们的市场;后者依靠前者，则是因为没有后者的支持，他们就很难上台，上台了也难以维持自己的统治。我们看到，从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到国民党新军阀首领蒋介石，都无不是以外国帝国主义为靠山的。由于中国的反动统治集团与中国的广大人民处于尖锐对立之中，他们的统治只能依靠赤裸裸的暴力、依靠封建专制的手段来维持。这样，外国帝国主义对他们的支持，就成了对中国独裁统治的支持，成了中国政治走向民主化的严重的直接的障碍。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中国的反动派进行反人民的战争，支持中国各派军阀进行争夺中央政权或地方势力范围的斗争，这也使得中国战乱频仍，广大人民无法安居乐业，从而严重地妨碍了中国经济和文化等项事业的发展。 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它所支持的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 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1页。) 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它所支持的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而在这少量的工业中，民族资本经营的又只是非主体部分。1949年，中国的民族工业资本按1952年人民币币值计算，不过20亿元。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以纺织工业、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它们规模小，设备落后，多数为工场手工业。中国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加工工业(即以外国的原料加工制成日用品)和装配工业(即以外国的零件装配成机器)而已。自从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来，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国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只是成了一个极度 贫弱的半殖民地。 历史经验示，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是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的必要前提。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举起反帝的旗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这完全是必要的、正义的，具有伟大的进步意义。而提倡中国依附于西方大国，这只能把中国引向灾难。这是违背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三、反对帝国主义是为了争得民族独立，并不意味着我们同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不需要往来 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口号，具有何种涵义,它是否意味着中国不需要同发达资本主义发生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往来,显然不是。因此，那种认为中国的封闭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有关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要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目的。换句话说，就是要争得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的目前行动政纲草案》中就把反帝国主义的具体内容归纳为以下7项: “A，反对列强武力干涉中国，全国民众应一致要求立即撤退驻华之外国海陆军。 B，收回租界，由租界居民组织市民议会管理之。外人之居住租界者，均需受中国法律之约束，并负担同等之纳税义务。 C，取消在华外国银行之一切特权，禁止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发行纸币。凡中国资本之银行，具有充分之担保金与合法之地位者，其纸币得通用于全国。 D，无条件交还海关，建立减轻出口税增加入口税之保护税则。 E，取消外国商轮自由航行中国内河及滨海各埠之特权，严禁私运军火及鸦片吗啡等类毒物。为发达本国航业计，应将招商局收归国有并加以扩充，得政府许可之私人航业，亦予以保护。 F，外人投资于大企业如铁路、矿山之类，因而获得之管理权及政治权利，应一律取消，并重新厘定其经济权。外人在中国境内开设之工厂，需重新登记，受政府之管理。不得国民政府之允许，外人不得在中国境内自由开设工厂。 G，外人在中国境内开设之教会、学校、医院、报馆及其他以慈善为名之机关，均需受中国法律之管理，不得国民政府之许可，不得借口此等名义购置地产。”(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09,210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显然，以上反对帝国主义的各项要求，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天经地义，不是搞封闭。毫无疑问，反对帝国主义并非是不需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往来。这一点，我们党在成立初期就是很明确的。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上就提出过吸收外国投资的问题。1946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中更明确指出:“我应采取直接与美国及英法等国政府及其个别商人进行经济合作的方针，在两利的原则下，我们政府及商业机关应和外国商人以至外国政府直接订立一些经济契约，吸收外资来开发山东的富源，建立工厂，发展交通，进行海外贸易与提高农业和手工业。”只是要“避免不致因此而受垄断、受控制及受外间政治上的攻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52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事实上，只有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真正赢得了民族独立，我们才有可能在平等 的基础上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互利的往来，并使这种日益扩大的往来不致 让中国陷于依附地位，而是促进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