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过去去、现在、未来

台灣的過去 台湾是一個汉人的移民世界,当年来台的漢人多屬羅漢腳之類的窮措大、冒險家,經過險惡的台灣海峽,到台灣以後要對抗瘴氣、瘟疫、颱風、地震。環境的險惡更加深早期台灣人狂躁不安的個性。 早期的台灣人以漳、泉兩地人為主。而據「福建通誌」摘錄的謝金鑾的話: 泉、漳之民性極拙而易怒,拙則闇於利害而無遠圖;易怒……有積怨深仇而鬥者,有因端起釁而鬥者……竊泉、漳之民無縣不鬥,無一歲不鬥。 姚瑩說: "台之民半泉人也……今夫逞強而健鬥輕死而重財者,泉之俗也;好訟無情、好勝無理……台之民彼此相仇…… 人心浮動,風謠易起,變亂之萌不知何時……" 台灣自古號稱難治。到了日據時代雖以日人之嚴刑峻法,也成效不彰,一直到兒玉時總督時代,民政長官用後藤新平以「生物原則」治台,以殘殺與利誘兩手策略對付台人,台灣治安才開始穩定。日治時代日本人以統治者的心態治台,其目的在在維持台灣的社會安定,以便榨取台洌的資源,根據後藤新平的「生物原則」,保留所有台灣人的惡習,包括鴉片官賣,而不考慮文化水準的提昇,所以雖然初級教育普及,但是台灣從來不是禮義之邦。再加上 日本人把台灣人視為二等國民,諸多歧視,當年所謂「皇民化」份子僅限於少數特權家族,一般台灣人只能接觸到日本警察、浪人。所以日治時代台灣社會結合了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最底層的部份,最惡質的部份。而日本的高層雅致文化對台灣社會影響極小。所以在日據時代偉大的台灣人蔣渭水先生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給叫「台灣」的病人處方。痛批台人性格惡劣的一面。其文日: 臨床講義──對名叫台灣的患者的診斷:現症—道德敗壞、人心刻薄、物質欲望強烈、缺乏精神生活、風俗醜態、迷信很深、深思不遠、缺乏講衛生、墮落怠情、腐敗、卑屈、怠慢、只會爭眼前小利益、智力淺薄、不知立久大計、虛榮、恬不知恥、四肢倦怠、惰氣滿滿、意氣消沈、完全沒朝氣。 今天我們以學術的角度回顧這上批評台灣人格缺點的文章,再印證二二八以後,台灣人很多瘋狂、殘暴的行為,如剖孕婦、割劉青山耳鼻、到醫院追殺受傷治寮中的外省傷患,令人不寒而慄。從清末到民初,中國因為社會動盪,各地發生過許多類似二二八的民變,各地方也有不少民間武力團體,如河南民間的紅槍會,抗日期間,因受湯恩伯部隊壓迫,在一戰區潰敗時圍住湯軍不准逃命,最後整師武器繳械才准放行。可見紅槍會武力之強大,但是大陸的動亂未聞有如二二八之殘暴者,二二八的暴民的暴行,只有日軍的南京大屠殺差可比擬。這些暴行都是二二八問題惡化的主因,在在都表現出當時台灣人性的惡劣面貌。 而當時台灣社會的結構也比較特殊,台灣是個新移民世界,是個農業省,日本人統治五十年,以經濟剝削為目的,台灣人又是二等公民,文官做不到科長,武官做不到校級,當年台灣從政的簡任台籍者僅一人而己,當年台灣社會除貧苦農工外,只有少數財閥,幾乎沒有中產階級,領導階級高級知識分子更少,其社會結構單純而缺少許多環節,更不具一個國家規模的結構。同時因為戰爭的關係,因為政權交替的關係,管理階層出現真空,台灣社會有十多萬台籍退伍日軍,有幾萬個日軍翻譯,同時也也有眷戀特權的皇民奉公會分子、逃亡日軍。在如此複雜的歷史背景、社會結構交互影響之下做二二八歷史研究豈可把責任全部推給國民政府。 當然台灣人性格除了上述的缺點以外,不可否認也有許多優點,如積極進取、冒險犯難、勤勞節儉等。假如台灣人沒有那麼多優點,怎麼可能在大陸易手以後,國府在以台灣人為主的台灣發展出震驚全球的經濟奇蹟。 「由此可知,台灣人的極端性格可以為惡、械鬥、造反、也可以為善,當義民開疆拓土,振興產業,使國家富強。」其間一個關鍵問題在台灣的政府領導人,或知識分子要正視台灣人的缺點。一個只知道卸責諉過、吹牛而不知檢討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台灣在明末開始,就有不少漢人冒險家渡海來台,到了明末清初,先後有西班牙人、荷蘭人在台經營,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以後,台灣正式變成一個漢人世界。清政府前期雖對台灣不甚重視,但是到了晚清,基於台灣戰略地位 以及大量移民的現實,台灣建省,沈葆楨、劉銘傳銳意經營之下,奠定了台灣現代化的基礎,但是好景不常,劉銘傳治台六年去職,甲午戰敗,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治台前期,台人激烈反抗,日本人頭痛之餘,國內甚至有人提議用一億元將台灣出售之說、日本西化論學者福澤諭吉在甲午戰前即提倡「台灣領有論」,為日本之安全、為日本之利益,日本必須統治台灣。日本佔領台灣以後,福澤諭吉又提倡「殖民地統治論」,視台灣人為野蠻人,對台灣人之反抗要「…苟不從我政之輩,一日不得存於我版圖之內………叛民凶徒之類,當然誅之,苟有抵抗我兵者,不同兵民,全數誅戮,使成焦類,以全掃蕩之功。」「……以兵力進行無容赦之掃蕩,枯其葉絕其根,殲滅一切醜類,土地等物盡皆沒收,舉全島為官有地。」 後來日本人治台之心態莫不以福澤諭吉之理論為圭臬。日本治台之教育政策,更是明顯的愚民政策,如兒玉總督在一八九八年之地方長官會議發言,「教育不可一日忽之,然必期不漫然注入文明流,養成競趨權利義務之論風,而使新附之人民於不測之弊竇。」愚民政策引起台人自覺與反抗。一九一二年林獻堂領導之中部士紳捐款興學運動。總督的態度傾向有限度的接受,但是日本中央如法制局長官高橋作衛反對,他的理由是:「土人(台人)能理解高度之思想,如果授與抽象之教育,助長其提昇文明意願,徒昂進土人之自覺心………而造成統治之困難………輓近列強關於土戈教育之施設,皆避免普及抽象之教育,防止其自覺心之增長,而講求安其民生之策。」其目的是培養 優秀的勞力,重點應放在職業教育。精神、文化方面也要「形骸化」為原則,後來因為台人對教育的強烈,以及台灣教育水準不高,受高等教育機會少,許多有錢子弟遠赴日本、中國大陸求學,日本當局被迫在台辦大學,提昇教育水準,二次大戰又推行皇民化運動,但是綜觀日本在台教育政策,其動機完全是殖民主義的思考,完全無意全面提昇台灣的文化水準,其遺毒流弊如下: 一、偏重職業教育,蓄意打壓政、經、法律等教育,使當時台人人文素養不足,加以日人壟斷所有官位,使台 灣社會缺少領導階級,造成二二八時期陳儀誤判情勢,以為尊重台人,用各種辦法把大量官位讓給台灣人,但是當時台灣人鮮有任官者,尤其是主管經驗者,突然任用大批沒有經驗的官員及民代,此乃二二八的原因之一。 二、日本時代教育其影響不只僅以學校教育為限,日人之政策、日本官員之身教、日本警察、日本浪人、日本 低級軍士,因長期直接與台人接觸,其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巨大而深遠,日本低層爛文化侵入台灣,日本人凶殘惡毒的一面在二二八時期表露無遺,日本低層爛文化影響台人性格至深。 三、日本教育除一般基礎外,其另一主軸是宣導日本文明之偉大,日本人之偉大以及全面醜化中國人、中國文 化,養成大批台人媚日情結,遺禍至今。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