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配关系与科场场域的变迁

社会支配关系与科场场域的变迁 1895-1913年的湖南社会 作者:应星 来源:学术网 来源日期:2003-1-29 本站发布时间:2009-11-21 23:05:09 阅读量:219次 一、导言 二、科场场域与1895年前的社会支配关系再生产 (一)科场场域的成型 (二)科场场域与其它场域的关系 (三)士绅惯习与社会支配关系的再生产 (四)湖南社会的地方性对科场场域的影响 三、新的支配关系的确立与科场的衰败:1895-1905年的湖南社会 (一)新文化资源与旧文化资本的竞争 (二)“原子式竞争”下的士绅惯习 (三)废科事件的发生 四、社会支配关系的再生产与后科场场域:1905-1913年的湖南社会 (一)学堂与权力场域的关系 (二)学堂的支配结构 (三)学生的反体制冲动与社会支配关系的再生产 五、小结 一、导 言 1905年中国科举制的废除一直被视为一个“大事件”，这是因为它在关于中国近世社 会变迁的经典叙事中被赋予了特殊位置。费孝通(1947，1948)首先了科举制的社会影响。 他认为通过科举实现的社会流动并不算大，但由科举所产生出的士绅是传统中国所谓“双轨 政治”的运转枢纽。科举制的废除大大加速了士绅阶层的蜕变，并因此成为近代中国发生“社会侵蚀”的重要导因。张仲礼(1991)对科举的安排作了较全面的分析，提出科举制虽曾是政府控制士绅的有效机制，但这种机制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便已逐渐从内部衰落了，而它本身又完全无法适应西方冲击所产生的新需要，废科是清廷顺应历史的必然之举。何炳棣(Ho Ping-ti,1962)以其对举子详实的家庭出身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清因科举而存在着频繁的社会流动，社会底层可由此途进入上层，统治阶级也因此建立在一个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上。科举废除的社会后果首先就是对这种社会流动机制的破坏。汪一驹(Wang Y.C.,1966)对科举制废除后兴起的西学教育的分析补充了何炳棣的看法。他认为，以留学为顶端的新式教育成了替代旧式功名的进阶之梯后，因它在教育费用上远高过以前，结果，社会流动率大大降低了，乡村社会由此而失去了稳定并进而影响到了社会变迁的方向。在当代，对废科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评价以桑兵(1995a)等许多大陆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废科是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与个人出路上的一次很大的解放，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次进步。另一种则以罗兹曼等一批美国学者(1988)为代表，他们将其视为重要性超过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断裂点:因为昔日主要由科举所维系的社会整合已被破坏殆尽，中国由此而失去了现代化所必需的条件。上述这些学者尽管对废科事件有褒有贬，但显然，谁都不否认它的重要性(尽管许多人可能并不象罗兹曼那样强调它。) 自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法国年鉴学派开始对中国研究领域发生影响，布罗代尔(1988)的“长时段”思想尤为人们所借重。斯坚雅(W.Skinner,1964-65)开拓了中国研究新的空间结构，魏斐德(F.Wakeman,1975)等人则认为中国十六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段时期构成了一个连续的整体。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事件已如布罗代尔所说的“泡沫”一样不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结构本身。贝蒂(H.Beattie,1979)根据对安徽桐城县的研究，发现从明到清都主要是由更具稳定性的土地与宗族而非科名来决定上层社会地位的。以周锡瑞和兰钦(J.Esherick& M.Rankin,1990)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学者着意区分出两种社会持续:一种是某种特定的精英类型在社会上的持续，另一种是精英个人在社会地位上的持续。他们认为，虽说科举制只是保证了保守的、同质的、整合的精英统治不被打断，而特定的精英个人是难以靠它来获得地位的持续，但他们往往可以通过其它途径(诸如宗族势力、财力或军力)来长期维系其地位。科举制的废除虽然打断了前一种社会持续，却未必能打断后一种社会持续。这与日本学者士古宙三(ChuZo Ichiko,1968) 很早前提出的一个观点相呼应，即强调士绅在辛亥革命的第一阶段(1900-1913)尽管遭遇到了包括废科在内的三次危机，但最后都顺利地巩固了其既有地位。孔飞力(1990)在剖析晚清地方军事化的影响时也指出:废科只是意味着原来用以确定士绅的几个正式特征不再适用，士绅阶层的特征有了许多变化，但士绅在农村中的地位却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是难以动摇的。正如一位学者用“辛亥革命之消失”来概括近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趋势一样[1]，我们也可以说，作为重大事件的废科之举随辛亥革命一起“消失”在了这种趋势中。 上述两种研究方向看似根本对立，实际上在思想模式上却存在着一些深刻的联系。正如李猛(1997)所指出的:“大事件”的确认是以一种人为构建事件等级制的历史目的论为支撑的;但企图在社会现象背后寻找一个楼房构架式的社会结构的作法仍然未摆脱“大事件因果性”(B.Eriksson,1990)中对日常生活事件的忽视。在社会史研究中要真正将事件作为分析的焦点，就不能不超越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采取关系主义的研究策略，即将任何一个事件总是作为关系去把握，而又不将关系化减为结构，而是始终视之为事件，这亦即“关系/事 件”的分析[2] 。正因为此，法国社会学大师布迪厄(P.Bourdieu)的实践理论为中国社会研究展示了一种崭新的可能性。 布迪厄早年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但他后来借以实现自我超越的一个主要理论资源却是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在他(1977a)看来，马克思通过对(经济)资本的解剖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直接再生产(即经济再生产)的机制;而他则要建立一门“实践经济的一般科学”，即揭示支配权力的各种再生产机制。布迪厄的分析不是立足于“浑然一体的社会空间”，而是在他所谓的“场域(field)-资本-惯习(habitus)[3]”三者的互动关系中展开的。他认为以往所谓的社会空间其实是被大大小小的场域所分割了的，在这些场域背后贯穿着的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斗争的逻辑。布氏这种分析思路与社会结构分析相通的在于他承认每个场域都有其独特的结构性的调控原则，而二者的不同在于场域是一种不断得到维系或改变的关系的构型-----其维系抑或改变端赖场域内行动者之间的斗争势态。它与社会建构分析相通的在于场域是一个行动者参予形塑的社会空间，而不同则在于行动者的形塑又受到场域既生关系与调控原则的制约。因此，要真正理解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就必须明白“场域”只是一个关系性而非实体性的概念。“场域”概念与另外两个概念“资本”、“惯习”是密不可分的。资本是布迪厄对马克思的“经济资本”概念的延伸----在布氏那里，资本的基本形态有三种: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资本既被当作场域内争夺的目标，同时又是赖以展开争夺的手段，(比如可以进行不同类型的资本交换)。而惯习则是场域在行动者身上体现出的一种性情倾向(disposition),它一方面是为场域所形塑的，另一方面又恰使得场域不断地生成出来。布氏的整个实践理论所体现出的都是卡西尔(E.Cassirer,1910)所说的那种关系性思维。例如，他多年来对西方学校教育体制的关注就与传统的教育社会学的视角绝然有别:在他眼中，西方国家中学校这个场域与西方社会支配关系无所不在的权力元场域有着特殊的亲和性，用他思想的一位阐释者的话来说，即学校是“在发达的民族国家中为社会等级制提供证明的极为重要的制度机制”[4]。当然, 一个社会再生产的机制是极复杂的,绝非某一、两个制度安排即可承担-----各种等级以纵横交错的方式构成,而各种价值体系也同样以复杂的方式影响着社会行动过程。但同时要看到:在特定的场域体系中,总是存在一种或几种主导性的制度构成了社会权力分割的基本格局。在当今西方是由学校及其文凭所代表的文化资本构成了整个权力场域斗争的主线。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布迪厄的思想对开拓中国近代社会分析新思路的借鉴意义。 我们首先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是:科举制与中国帝制权力运作究竟有何种关联以及是怎样关联着的?从理论上说，科场是向多数人开放的，但由于多数人并不具备进入科场所必需的经济条件与闲暇时间，也由于官僚权贵在科试的各个环节的插手，结果，科场内所实现的社会流动基本上是统治集团(由皇族、官僚、士绅、地主与富商组成)的内部流动。另一方面，运作于后台的支配权力在前台又有一整套堪称严密的形式上的平等机制。这种“平等”的实质意义是使被支配者与支配者都认同通过科场确立起的关系，都乐此不疲地去参与科场行动。故此，科场的争夺过程不仅是个分配科名、产生候选官员的过程，而且，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它还同时成了确立支配关系并使其合法化的过程。事实上，自有宋以来，科场就已被构型为社会支配关系从中被再生产出来的一个关键性的场域[5]，而使科场上的考生对这种关系产生认同的动力机制恰可称之为“士绅惯习”[6] ，考生们所争夺的也不再仅仅是特定的科名及与之相连的官职本身，而且是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7]。布氏(1977b)在分析西方学校时也曾提及中国的科举制在社会关系再生产中的特殊意义，新一代汉学家艾尔曼 (B.Elman,1991)在应用布氏思想时则具体分析了帝制国家、士绅社会与儒家文化是如何围绕科场场域这个中心而共生的。本文将在第二部分对“科场场域”概念作进一步的建构。 由此看来，科举制的废除必然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支配关系紧密关联着。在此意义上，废科仍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但它的重要性只能从关系的视角来看。本文即是要在一个省的史料基础上，从社会支配关系的再生产角度探讨1895-1913年间科场场域的变迁。 之所以将研究时限界定为1895-1913年间,是因为1895年的“公车上书”事件是科场场域变迁的肇端，而1913年《壬子癸丑学制》的颁布标志着现代学校场域开始得以构型。其间的十八年正是科场场域内展开的新式学堂教育取代科举制的过程，也是社会支配关系的再生产机制产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本文所重点研究的既不是某一事件-----辛亥革命也好,废科事件也好-----本身,也不是布罗代尔式的“长时段”的“结构”，而是各种社会力量在科场场域消长的局势史,借用萨林斯(M.Salins,1985)的话来说,即是科场场域的“局势结构”(structure of the conjuncture)。 中国地域本就存在着巨大差异，而北宋开始的儒学地域化(杨念群，1988)以及晚近开始的地方军事化(孔飞力，1990)更使地方在晚清社会政治格局的分量日重。我们之所以将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湖南省，一方面是因为它位于斯坚雅(1978)所划的长江中游区域，能相对地代表全国:从横向上看，它的社会变迁速率与深度居于长江上游与下游区域之间;从纵向上看，它不比岭南早受西风之袭，但又往往较华北得风气之先;即从长江中游区域内部而言，湖南的社会变迁也多介于湖北与江西之间。另一方面，湖南既是湖湘书院文化群落的所在地，又是地方军事化的重要代表[8];既是晚清绅权扩张最为强盛的地方之一，又是诸多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进程的政治、军事人物之渊薮。将本研究放在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省份去展开，或许能较好地兼顾全国与地方这两个层面。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我们主要采用斯通(L.Stone,1971)所说的集体传记的研究法(prosopography)。因为社会史研究既然是要“重建结构大变动中的普遍人的历史”(蒂利,1988)，那么，我们的研究就不是重在若干历史“大人物”的洪业上,而是要重建中国晚近变迁中普通湖南士绅的生活史。要遍寻上万名湖南近代士绅的有关资料已不可能[9]，但研究其中近150名各方面有一定代表性的士绅的生活史，还是可以得到一幅其轮廓接近全景的缩微图的。部分士绅的史料选自湖南出版社1992年和1993年分别出版的《湖南省志?人物志》、《湖南历代人名词典》以及《湖南文史》杂志1991年总第43期所辑的“湘籍辛亥人物小传”，但由于以上资料较多收集的是历次社会运动中的所谓“正面人物”，内容上也有一些讹传，我们从辛丑暨壬寅科(1902)与甲辰科(1904)的《会试同齿录》、清末出版的《学部官报》、民初出版的《最近官绅履历汇录》、台北1962年影印出版的房兆楹编的《清末民初洋学生题名录初集》及湖南各县市的文史资料中进行了较多的补充、校核与编纂。由于缺乏直接可用的原始史料，对这些士绅的选取也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抽样性质，无可讳言，本文在资料上是有缺陷的。但本文也兼及对湖南士绅作某些统计分析与个案对比分析，这或许能对此有所弥补。 二 科场场域与1895年前的社会支配关系再生产 (一)科场场域的成型 在闭关自守的帝制中国(尤其是其后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这句老话生动地道明了皇权这个元场域的“在场”[10]。隋唐开始的科举制[11] 本是企图通过仕进的开放来消抑贵族的发展、达致皇权的独尊。但当我们把有宋以后的科场作为研究对象去建构[12] 时，却发现此时的科场已经有了区别于元场域的某些特征，换言之，它已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场域。按布迪厄(1998)的看法，一个场域形成的标记,一是要有特定的场域边界,二是要以对某种类型的资本争夺为中心。科场是否已有这样的标记了呢? 1. 进入科场的制度化障碍 除了在应试资格上明文将“贱民”排斥了外,构成平民进入科场的主要障碍是起始经济资本的匮缺。据张仲礼(1991)的统计,科举中榜的平均年龄分别为:生员24岁,举人30岁,进士35岁。这即是说自5、6岁私塾发蒙起到金榜题名时,一般需要20-30年的读书应试生涯。要能投身在这漫长的读书与往往是长达数月、辗转千里的赶考生活中,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要有钱二要有闲。时间与财富成为得以应考的起始资本(在匮乏经济的时代中,闲暇与有产本就是一体的)。显然,这些资本在社会上的分配是极不平等的:只有那些在资本分配的既有格局中已居支配地位的家庭才有较大的能力支持其子孙年复一年地参考。对许多贫寒之家而言,纵有登进之心,却无买路之资-----这正如布迪厄(1998)所说的:要想真正把握住那些形式上向所有人开放的潜在机会,你必须占有最低程度的经济资本。 此外,参加科场应试还要求有特殊的语言基础:文言文与官话。前者与日常口语的巨大差别、后者与南方各方言的相互隔离使多数应考者不得不用相当的精力专门来学习文言与官话(对南方人来说)。在这一过程中,出身官宦富绅之家的考生显然有着平民寒士无可企望的优越条件。据宫崎士定(Ichisadu ,1960)的统计,要精通“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至少须熟记40万以上的古文字-----它对于世家子弟与农家子弟的过关机会显然是不同的。 2.科名:从文化资源到文化资本 一个社会的所有人都会有一套用以满足自己生存实践需要的知识,但只有少数人才别具用以社会行动的知识。费孝通(1985)称前者是“自然知识”,后者是“规范知识”。规范知识日益发展的复杂性的一个表现就是它与文字结合在一起,人们需有专门的闲暇和教育条件才足以掌握它。具备了这种知识的人在一个所谓“有语无文的乡土社会”里显然居于支配性地位(这正是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我们可称其为文化资源的占有者。科场刚开始只是使这些人的支配地位合法化、制度化。 但当科试越来越囿于以八股格式来阐释“四书五经”、宋明理学时，当学额越来越被严限(从而成为稀缺品)时，尤其当科名一旦在手就能够与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实现交换并藉此保障成功者及其家族对文化及社会支配地位的长期把持时[13]，由科名来承认的就不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对文化资源的占有，而是对某种特定文化资源的排他性占有亦即垄断。换言之，对科名的争夺体现出的已是文化资本的运作逻辑[14]。我们可以作个假设:就算第一代人在参加科举时是完全平等竞争的，到第二代人参赛时，他们就已经不可能是平等的了，因为那些父辈是成功者的人可以享有父辈的科名带来的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并将这些资本转化为自己参加科试的巨大优势，而父辈是失败者或未进过科场者的人则因无所继承而位居下风。到第三代人那里，祖辈父辈的优势可进一步积累。当然，继承科名这种东西不象土地那样直 接，前者对继承者的文化能力有相当的要求。但科举发展到后来，后天能力的竞争的确是越来越不如先天积累的较量了。何炳棣只注意到了科试考生的直系上三代的社会地位,而哈特威尔(Hartwell,1982)等人发现若同时分析获取科名者的直系亲属、姻亲的身份,那得出的社会流动率便会比何氏的数字低得多。 可见,科场虽宣称平等竞争,多数统治者也的确愿意“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但实际上,那些不具备起码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人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竞争行列之外----正是科场大门外这种看不见的社会挑选使科场已成为了科场场域。只看到科试本身而未意识到在此大门前便已经历了社会挑选的过程,这正是布迪厄与帕塞隆(Passeron) (1977b)所说的“误识”(misrecognition)。那么，那些有幸进入了科场场域的人是否就能展开公平的竞争呢?这须来分析科场场域与其它场域的关系。 (二)科场场域与其它场域的关系 若从实体的角度去看科场，看到的只有两种社会位置----考生与考官;但从关系的角度去深挖，就会看到远比考试本身复杂得多的东西。用戈夫曼(1989)的拟喻来说，科场上的考试就象是在“前台”搭戏，而作用在考官与考生身上的各种社会力量是在“后台”唱戏。 先拿科场场域的“考官”来说，他们都同时是皇权元场域里的“臣仆”和科层场域里的“官僚”，还将是民间统治场域[15]里的“士绅”。作为臣仆,他无权力可言;但作为官僚,他置身的是一个与皇帝保持着相对自主性的政治力量中,而这个政治力量往往是由各种派系所分割了的(艾森斯塔德,1992);作为未来的士绅，他不能不考虑退出官场后在家乡如何能稳固地立足。因而他自身的利益常是与派系利益、地方利益连在一起的。 而“考生”的情况比“考官”还复杂。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16]，有着悬殊的地位差别，是被各种背景与关系纵横切割开来了的。 实际上,科场场域里同时有两种结构，实现着两种支配。一种是科场场域的正式结构，考官与考生们是围绕着对文化资本的公平竞争而被组织起来的----但这不过是使皇族对其它所有人的支配得以实现而已。另一种是非正式结构,考官与考生们是围绕着文化资本与其它资本的非法交换而被组织起来的-----这时官绅富商是部分截断了皇权支配而实现了他们自己对穷苦百姓的支配。我们可以根据这两种结构的强弱构建一个连续统: 文化资本本身的逐求与分配----文化资本与其它资本的交换 在连续统的左端是科场场域完全按文化资本的分配原则与逐求原则来进行行动,也即考官与考生的关系是纯粹意义上的清廉公正考官与无所依托、仅凭学力竞争的考生的关系。在连续统的右端是科场场域完全实现文化资本与其它资本的交换,即徇私的考官将科名完全“售与”以关系或贿金来参与竞争的考生。在前者,是皇权支配在科场的彻底实现;在后者,则是派系支配或权贵富豪的经济支配在科场场域对皇权支配的完全排挤。事实上,这两者都是种理想类型,即完全公正的的竞与选以及完全徇私的买与卖都是极少见的。科场上绝大部分的考官与考生是处于这一连续统之间,至于说什么时候更靠近左端,或什么时候更靠近右端,完全依每一次的具体情况而定。但无论怎样,科场场域内发生的社会流动基本上都是整个 统治集团的内部流动:在皇帝的最高统治权不受触动甚至得到加强的情况下,实际治理权从原来的门阀地主、品官地主流向官绅地主、庶民地主[17]。 (三)士绅惯习与社会支配关系的再生产 尽管科场场域的实际运作是并不平等的,但它又有一整套显示“平等”的机制:从学额的精心安排到考试内容的形式化，从科场纪律的严肃性到对少数贫寒出身的问鼎者的着意渲染都仿佛在向每一个应试者昭示着平等的机会。纵然科场是多数人的“考试地狱”(Ichisadu,1960),但俨然严明的科场纪律使其只能为“三场辛苦磨成鬼”枉自嗟叹。而对富家子弟来说，通过考试实现文化资本的继承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若完全通过科场行贿来实现资本的交换又具有相当的风险性。此外,考生常年熏陶在儒家经典、文言官话、书法诗画、长袍顶戴种种有形无形之物拱拥起来的“身份文化”(柯林斯,1977)中,仿佛也产生了同在某个别样的“生活世界”的平等感。这一切都精致地遮蔽了科场的“后台”，使考生们获得了在“前台”乐此不疲地去参与的动力，我们将这动力称之为“士绅惯习”。正是这种惯习将科场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辉煌色彩、值得众人去投入的世界[18]，又正是在人们这些胜少败多却又无休无止的社会行动中,官/士、士/民、富/穷、上/下的支配/被支配关系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少数侥幸获得功名的贫寒之士可能会由此摆脱受支配的社会地位,但他们所出身的那个阶级仍始终被固定在被支配的位置上。更何况，他们也只不过是成为了布迪厄(1990)所说的“统治集团中的被支配者”而已。 社会学家特纳(L.Turner,1972)在分析西方学校教育时曾区分出“赞助性流动”与“竞争性流动”两种规范制度。科举制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有形式上公平竞争的一面,更有实质上由特定的权威集团及其代理人来控制筛选的一面。筛选“前台”的特殊主义标准保证了既有的社会权力格局之再生产,筛选“前台”的普通主义标准则赋予了这种格局的合法性-----我们可把这种筛选引起的流动称之为“集团内的竞争性流动”。正是这种流动模式使社会关系的不平等被顺利地被再生产出来。 (四)湖南社会的地方性对科场场域的影响 科场场域在运行规则上是覆盖全国的,即令是地方(省级)学务也是由中央派出的学政直接控制着的。但晚近以来,地方政治势力日增、儒学也有了地域化发展之趋势,加之各地的区域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些都会使各地的科场场域受到某些地方性的影响。湖南社会的地方性大致有三方面: 首先,湖南地方的军事化对科场场域有相当特殊的影响。湘军之兴除打破了中央—地方、满—汉的政治势力平衡外,还另开了一条新的晋升之阶----从军。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并非是抛开科场办团练,而是创立了“选士人领山农”的建军原则。据《湘军兵志》统计,官佐出生于从附生到进士一列的士人占有58%之多[19]。这即是陈志让(1980)所说的“军绅政权”的前身:绅军政权。湘人由此一改清中期以前科名寥寥的局面,形成了科名与军功的对流(即以士领军或以军功捐科名),湘运也呈蒸蒸日上之势。据张仲礼(1991)的统计,湖南太平起义后生员数增长了41%,在全国生员总数的比例由原来的4.8%提高到5.5%,这显然是湘军之功所致。军功作为一种新兴势力开始介入了湖南科场的运作。 其次，湖湘书院文化对科场场域的影响。儒学先后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原生形态、官学化形态和地域化过程。在第三个阶段,湖湘以书院为载体,以事功乡贤之崇祀为手段,以“朱(熹)张(拭)会讲”为契机,渐致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霸权(杨念群1988,1993b)。在科场场域中学校(书院)体系一般来说几乎是科举的附庸。但就湖南而言，因其文化传统、历史影响而在各种风浪中存留下来的湖湘书院(以岳麓为典型代表)与科场场域一直保持着或疏或密的张力关系[20]。 再次，湖南自有明以来几近一个移民社会,其人口有三分之二来自江西[21]。移民社会对湖南民风由古时的怯懦激变为近世的强悍(张伟然,1995)有极大影响。有人称移民而致的湖南民风是“朴实勤奋、劲直勇悍、好胜尚气、不信邪，甚至流于偏狭任性的乡俗民气”;而蔡元培则称“湖南人性格沉毅,守旧时固然守得很凶,趋新时也趋得很急”[22]。这种易走极端的民风在士子中自然也有相当的体现。我们很快就要看到,它对1895年以后走向波诡云谲历史中的湘士行为的影响。 三、 新的支配关系的确立与科场的衰败:1895---1905年的湖南社会 1840年前的科场场域被一个完全封闭的皇权元场域所覆盖。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的封闭性虽开始逐渐在被打破，皇权也屡受内(农民起义与地方势力)外(列强逞霸)两方面的挑战，但这个元场域还是基本上维系着。1895年甲午战败后签定的《马关条约》及随后开始的割地狂潮标志着中国国家权力场域真正被纳进了整个世界权力场域之中，皇权在中国不再构型为一个元场域，而是蜕变为受列强场域支配的一个场域。这种新的社会支配关系必然要渗透进科层场域、科场场域、民间统治场域等场域，同时，那些场域之间及其与皇权场域的既有关系也必然随之而有所改变。 外国强权进入中国主要是靠枪炮，但要长期维系这种权力，就不能不借助某些机制来遮蔽支配的不平等性，使这种关系合法化[23]。西方列强无论是在自己国家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来完成这一正当化过程的(Bourdieu,1977b)。大力发展西式学堂便成为这个权力场域的必然要求[24]。另一方面，在中国已无法自外于“世界体系”(Wallerstein,1974)的情况下，要在某种程度上仍维系国内的支配关系，就必须对列强的支配权力有所反拨;而要反拨列强的支配权力，就不能不首先进入到这个权力话语中去，(当时所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表达的正是将欲制之必先师之的思想)[25]。 为此，列强场域与中国国内权力场域之间所构成的张力使西式学堂有了进入科场场域的“入场卷”，科场的斗争也揭开了全新的一幕。 (一)新文化资源与旧文化资本的竞争 就在1895年当年，发生了“公车上书”事件。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说，这一事件是科场场域的转折点。首先，这种上书行动本身就是史无先例的。当年参加会试的举人约有3000-5000人,而参加上书的就达1300多人,占了总人数的约四分之一[26]。 而这样公开的、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又发生在科场的最高层次----会试的过程中，它意味着一时竟有那么多人甘冒丢科名、犯龙颜的风险。其次，这次集体上书内容的尖锐性是前所未有的:它明确、系统地提出要改革科举、兴办学堂、创设报馆与引介西学。虽说西学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开始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资源在沿海地带生长起来了，但它正式进入科场场域还是自此始算。 湖南士绅既是公车上书的主要发起者之一,又是随后维新活动的重要参予者[27]。当初兴的维新在京、沪受阻时,素以“欲新中国,必新湖南”自期的湖南就成了维新的中心，新式学堂的发展正是维新的要务。 ,谭嗣同在浏阳开始筹办算学格致馆,以介绍西洋科技知识为旨。次年,湘乡士绅 1895年 开办东山精舍,仿湖北自强学堂成法,分设算学、格致、方言与商务四斋。谭嗣同、欧阳中鸽等人也在这年正式开办了算学馆。湖南学堂建设的突出成就是1897年10月时务学堂在长沙的创办。它是在上层士绅诸如王先谦、熊希龄与省级官员诸如陈宝箴、黄遵宪的一致支持下的结果,后来又请进梁启超、韩文举等一批粤籍学人,使其成了名闻中外、专门培养新式人才的学堂。时务学堂创设后,刺激了各府县的开明士绅,他们纷纷改革书院章程。最让人瞩目的是,千年书院-----岳麓书院也“不用时文,课经史兼算学”,甚至还开充了外语[28]。 西学作为新文化资源在进入湖南初始所获的一致支持是因扣合在士绅暂时的危机共识与湘学的经世指向上。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会与科场场域里占据正统地位的旧文化资本相冲 它们必然为争取自己的文化霸权而展开曼海姆(K.Mannheim,1954)所说的“原子撞。事实上, 式竞争”(atomistic competition)。这种竞争先后在两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书院与学堂的斗争，其中，岳麓书院与时务学堂的斗争是特别有代表性的[29]。从这次斗争的表面结果看,似乎是书院最后成功地压制住了学堂的挑战，时务学堂于1898年被迫改为求实书院。但人们很少注意到的是:科场场域内的正统在斗争中已经发生了位移。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三十年前洋务初兴、同文馆开办时的情形。当年,清议派以其咄咄逼人之势使洋务派不得不左顾右盼,夹着尾巴做人。而在这次争端中,康梁之民权说虽被斥为妖孽,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观却无形间被簇拥成新的正统,清流则已基本上退出了话语的争辩空间，新的话语开始进入了科场。如在1898年的湖湘地区府、州、县试上已出现了这样的试题:“日本变政本末考”、“泰西议院学校相为表里说”、“罢谏官设议院议”[30] 。 斗争的第二个层面是学堂与科场的正面交锋。《奏定学堂章程》于1903年正式颁布施行----它标志着学堂被赋予了完全的合法性。湖南从新政揭开序幕的1902年开始发展学堂教育,到1905年时全省已有学堂227所,学生多达10232人[31]。这一变化的发生既是列强场域自《辛丑条约》后进一步扩大了对中国的支配权力的结果，也与中国的皇权场域从维新时期的慈禧/光绪二分格局复归到传统的一元格局中有关[32] 。由于科试的合法性暂未丧失，此时的科场场域是被两种文化合法性所切割着的。但从文化的特性看，儒教文化是具低度“生机控制性”(叶启政，1991)[33]且内控取向的文化，而西方基督教文化则是高度“生机控制性”且外控取向的的文化。学堂在科场获得合法性后必然构成对士绅惯习的强烈冲击。 (二)“原子式竞争”下的士绅惯习 要考察1895年后的士绅惯习，我们首先必须将科场行动者分别出两代人来。从生物上说，每二十年左右必代代相接;但从社会来看，一个世代(generation)指的是一个特定社会结构中因个体占据了相似位置而构型成的具体的社会群体，故此，某代人的社会构型可以迁延上百年不变,而另一代人则可能整代处于被遮蔽状态，其中的关节便在于社会的变迁程度(Mannheim,1952)。既然科场的根本性转折才开始，那么，我们可以将1895年前已获贡生以上功名的士绅视为上一代人,(因为他们是科场场域的主要既得利益者,其士绅惯习在科场场 域遭受挑战前便已较稳固地获得，我们权且称其为“1895届士绅代”)，而将此前仍处于科场底层的行动者视为下一代人。 1.士绅惯习的变异(i):1895届士绅代 我们可以从士绅的行动倾向来探知士绅惯习的变异情况，这即是作士绅的生活史分析。我们综合各种史料[34]可以复现出这一代中最富盛名的那些士绅的生活史轮廓。 请看下表: -1 湖南1895届士绅代的生活史(1895—1905)选录 表3 姓 名出生年份家庭出身科名* 主 要 活 动 贝允昕1865官宦举人书院山长;1904年留日。 陈家鼎1878士人举人1904年留日;次年筹建同盟会湖南分会。 陈荆1869?举人营救自立军人士;组织反清诗社 1902年留日习武;参加暗杀活动。 陈炳焕1860?廪贡留日学堂监督;中路师范学堂监督 崔柬1834仕宦 世家举人早年曾以“天下第一伤心人”为名撰反教之文。晚年侨居常德,卖书画为生。1902年逝。 戴展诚??进士参加公车上书,后自费留日。 冯锡仁1849?进士宦游回乡后任西路师范学堂监督。 黄忠浩1859富家优贡主讲书院;筹建新军;参办公司;支持明德学堂;任省教育会长;总理营务。 黄自元1840士人进士主讲书院;参办公司;参加《湘绅公呈》。 贺金声1853?附贡1900年卷入衡州教案,1902年组织“大汉灭洋军”，被人诱捕致死。 孔宪教??进士书院山长;参加《湘绅公呈》。 刘 煌??举人参加公车上书。 刘凤苞??进士参加《湘绅公呈》。 罗亮杰1865?举人书院主讲;参办学堂。 罗正钧1855贫家举人参加诱捕贺金声;赴日考察学务;任职省学务处。 罗杰1866?附贡留日;任学堂监督;组织反清团体“新华会”。 龙湛霖1837官宦进士支持明德学堂,任总理。 龙璋1854高官举人捐助明德学堂;支持黄兴及华兴会活动。 梁焕奎1868官宦举人参办实业;留日学生监督,1903年应经济特科试。 李树芳 富家贡生入湘按察使幕;后因受牵自立军事于1900年遇难。 欧阳中鸽1849士人举人办算学馆，入湘抚幕。 皮锡瑞1850官宦举人清末湖南三大儒之一，书院主讲;南学会会长;学堂教习。 彭施涤1869贫家 幼丧父举人参加“公车上书”;1898年留日;1905年入同盟会。 瞿方梅??举人学堂副监督。 唐乾一1878提督举人1904年留日，次年入同盟会，并在长沙办学。 谭心休1860?举人1903 年留日，1905年入同盟会。 王恺运1833商人 幼丧父举人书院主讲，清末湖南三大儒之一。 王先谦1842士人进士清末湖南三大儒之一，岳麓山长;开办实业;倡办时务学堂;发起《湘绅公呈》;任省师范馆馆长。 王礼培1864?举人学堂监督。 文俊铎??举人参加“公车上书”;参办学堂。 吴獬1841?进士书院山长;南学分会会长。 熊希龄1870军人进士时务学堂总理，开办实业，创设西路师范学堂，1904年赴日考察实业，1905年出洋考察宪政。 杨度1875总兵 过继;幼丧亲父举人参加“公车上书”，主讲书院，1902年留日办刊，1903年参加经济特科试，1904年参加护路斗争。 叶德辉1858富家进士参办实业，参加《湘绅公呈》，书院主讲。 阎镇珩1846士人举人 加官不就，书院山长。 宗棠子举人1897年在湘办保卫局。 左孝同1857左 曾广钧1867曾国藩孙进士曾与维新人士来往密切，也曾在湘开矿，后不问世事。 曾熙1862? 幼丧父举人参加公车上书，1903年中进士，学堂监督。 张祖同?富家举人参办实业，参加《湘绅公呈》，学堂监督。 涂启先1834?优贡书院主讲,支持办算学社,主持小学堂。 (*表中所列的科名均是在1895年前获得的。) 在湖南上万上层士绅中,本表所列的40人是留痕史迹的人物。不过,他们的名气是与性质极为不同的政治事件与个人选择联系在一起的:名冠“清末湖南三大儒”之首的王恺运不为任何时潮所动,一心沉浸于“帝王之学”;而他最得意的门生杨度则不仅与曾熙、彭施涤等一起参加了“公车上书”,而且在留日、办刊、参加经济特科试与护路斗争等各种浪潮中出尽风头。王先谦、熊希龄、叶德辉、张祖同等人曾携手共创实业,倡设时务学堂,不料,转瞬之间又分成水火不容之两股势力:熊希龄与皮锡瑞坚快地站在了维新队伍一边,王先谦、叶德辉、张祖同则会同黄自元、孔宪教等人上呈了一份痛斥“康门谬种”的《湘绅公呈》。同曾卷身于留日热潮中,回湘后有如罗正钧般循规蹈矩地服务于新政者,更有如谭心休、唐乾一般以教育作革命手段者,还有如陈荆般投笔从戎乃至不惜以身相拼者。在政潮起伏中,既有阎镇珩这样稳驻书院不动者,也有黄忠浩这样从学界游走到商界,再从商界游走到军界者。从所谓维新派到顽固派,从所谓反(洋)教辟邪之士到保(儒)教劝学之士,从所谓立宪党到所谓革命党,从不党不群的“王术派”到革命与保皇间的“革政派”(夏曾佑,1900),这形形色色极不相同乃至根本对立的思想倾向都可在这一代士绅中找到。据表3-1统计,始终坚持走科场道路、在书院执教或其它传统文人生活方式[35]的只有5人,而其它35人中,有13人赴日留学或考察,18人在学堂或学务处任职,7人曾参予公司创办,2人致力于新军或警务,另有7人投身于反清革命中[36]。 由于我们所定义的这一代横跨了近50年(表中年龄最大者在1895年是62岁;年龄最小者那时才17岁。)，所以,年龄自然是可以被考虑为解释其士绅惯习之差异的一个因子。但年龄并非主要的解释因子。事实上, 既得利益的大小(如进士与举人不同,有实任官职与徒有虚街不同)、各别的家庭出身背景(权贵子弟与贫寒子弟的不同)、家居的不同地理位置(是位居省城、县镇还是孤守僻壤)、尤其是个人生活史的不同轨迹是更重要的参数。这些参数的复杂组合决定了那代人1895年后对“道统”的固守程度和对西学的接纳程度。如果我们把崔 这类出身书香世家、去官遭讥也仍坚守士绅惯习的情况视为士绅惯习变化的起始端,把彭施涤这类既参加了挑战科场的“公车上书”又参加了反清排满的同盟会的情况视为士绅惯习 变化的终端,那么这一代的多数士绅正是游走在这两端之间。至于在这个续谱中倒底占据什么位置,则因受年龄、出身、出生地、既有地位诸因素影响而不同。不过,其中最重要的作用因素是个人生活事件。故此,在作了一个粗略的整体勾勒后,我们还须进一步作个案剖析。 1.1 个案对比研究之一:王恺运与王先谦[37] 1895年,62岁的王恺运与53岁的王先谦有颇相近之位势:并为名冠潇湘的大儒,同为著名书院的山长,(王恺运主船山书院,王先谦主岳麓书院)。后人还常将其齐视为维新和革命时潮中的顽固派,似乎只不过王恺运是无声地在固守,王先谦是公开地在卫道。其实,尽管他们出身小康之家,高踞举人、进士之名,享誉缙绅士子, 王恺运的偏离发生在1895年前。王早年科场顺利、仕途可望:19岁成生员,22岁中举,后入肃顺幕,为其所赏识。但他成年之后就屡屡受挫:会试不中,又因肃党受牵;入幕曾国藩后献策辄不被采纳,最后使他虽以经世高才自期却不能不蛰居故里。此后几十年,王一直执教于各书院,虽始终怀跃跃欲试之心,却历戊戌、拳变、新政各时潮而无异动。当然, 他对1895年以后的西学西政日进之势是固拒的:他认为康党维新必不久长;他反对其得意门生杨度的留日之行;他还颇不以学堂之设为然,认为“今之弊政„„根由起于学堂。„„其宗旨不过弋名求利,其流极乃至无忌惮。此迂生所以甘 伏而闭距也。”但是,他并非执意要维系既有的皇权专制格局。事实上,他的经学既重在与纵横霸道之术相通, 又引入了老庄之道以作韬晦之策,因而其思想更多打着重政治事功的湘学烙印。他虽崇奉原儒(以《春秋》为本),却根本鄙夷宋明理学之道。虽遭物议却对清廷实无二心的郭嵩焘对王恺运有这样的评论:“壬秋(王恺运字-----引者注)力求绝俗,而无一不与道忤,往往有甘同流俗之见以畔道者。但章,友之可也,师之可也。至与辨人才之优绌,语事理之是非,其言一入,如饮狂药,将使东西迷方,玄黄易色,颠沛蹉失,而不可追悔。”对郭语最好的映证便是:王恺运在咸丰年间曾游说曾国藩南面而王。所以,他在对新文化资本进入教育场域的态度上可谓固守,(他于1903年明言反对改变学制,并固辞学堂之请),但他并不卫道-----在他那里本已无道可守。士绅惯习早为纵横之心所替。 与王恺运不同的是,王先谦的士绅惯习是在1895年前后经历了某些蜕变。他生在文风最盛的长沙的一个士人之家,13岁应童子试,16岁中举,24岁成进士后即得到钦点翰林院庶吉士的地位,可谓少年得志。此后他在国史馆等任过职,并历任云南、江西、浙江分试的正副考官,官至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在这一道路上成长起来的王先谦对科场自有其特殊的感情。1875年, 王先谦曾坚决反对废八股的上疏。但另一方面, 王先谦也受到魏源经世思想的影响,并与遭到许多士人围攻、讥刺的郭嵩焘、曾纪泽相交甚契。他1889年回籍后接长的思贤讲舍正是郭嵩焘之推席相让。王“与侍郎(即郭嵩焘----引者注)日相磨德艺,纵论及瀛海,故晚有外国史地之作。”这为他在1895年后的思想转变打下了基础。1895年的国势使王先谦真真感到了“河山残列郡,天地胜危楼。„„倚剑听哀角,吾生浩荡愁。”故此,他认为救世“切要之图,莫过于洋务”,并提出了“以制器为先”的主张。正是本着这一思想,王先谦在湖南由守旧中心而激变为维新中心的过程中扮演了极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宝善成制造公司的创设,还是时务学堂的倡立,无论是南学会的诞生还是《湘报》的创办,都系由王先谦领衔或大力支持的。他甚至还毅然与“昨日之我”决裂,专门作了《科举论》,对八股取士提出了径直的批评:“今之时文,决裂横溃,其体已不能自立。昔人谓代圣贤立言者,去之弥远。”有不少论者说他到1898年时思想又发生一次逆转,这倒并未必如此。因为王在1895年所改 奉的是张之洞式的中体西用观,而到梁启超、谭嗣同、皮锡瑞等明倡民权时,他挺身出来卫道其实是在其情理之中的,谈不上是什么逆转。他领先发起《湘绅公呈》表达出的是立中体西用为正统的诉求。所以,他虽在1898年主导了对时务学堂的绞杀活动,却又在1902年出任省师范馆馆长,以后还出任过省学务公所议长----这表明他并非排斥学堂本身,只是要驱逐康梁这样的异端。王先谦确然是以一个卫道士自任,但他所卫的道也已经不再是传统科场场域下的“道”了。 1.2 个案对比研究之二:熊希龄与杨度[38] 如果上面分析的王恺运和王先谦是所谓的“顽固派”,那么,25岁的熊希龄与21岁的杨度就算得上是追波逐浪的人了。但这两个在1895年前一年分别获得进士与举人科名的人在士绅惯习的变化上仍有很大的不同。 熊希龄出身于一个湘军将领之家。12岁成生员,18岁肄业于沅水校经堂,21岁入长沙湘水校经堂,并于同年中举,次年中贡士。当时因怕书法不好影响殿试成绩,所以专门练字两年。24岁熊补应殿试,获进士功名,并被授翰林院庶吉士之职,顺利援梯登上了科场的最高峰。他此前完全是在传统教育的浸润下成长起来,士绅惯习自也随其少年得意之历程而积累。他当时虽颇有忧患意识,却是内忧甚于外患,对洋务不以为然。“今之谋国者,龄窃惑焉。言富强,则曰兴洋务,言战守,则曰习洋操。„„中国之财为彼用也,中国之人为彼用也,量其轻重,权其缓急,孰得而孰失乎?”他既没有向西方学习的观念,也就只能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养料,其开出的救世处方不过是“兴教养”、“严吏治”的那一套。同时,他与多数湘士一样还沉迷于湘军的辉煌功绩中。但湘西强悍刚劲之民风与少年血气方刚的冲劲使熊在甲午战败(亦即他获进士的第二年)后恍然大悟,顿生对洋务的趋步之心,并慷慨上书朝廷,说是“屈膝东洋倭寇之谬种,„„实乃养虎贻患也。与其坐而待亡,孰若革新庶政,与列强比 ,乃为上策。„„吾愿为爱国同仁,鞠躬尽瘁,临危救义,以拯吾国。”不料这番表白被慈禧批了个“妄言以害国政,欲毁我二百年圣祖之基业”,并将他发落回湘。熊就是这样负气回到湖南来一展宏图的。熊1896—1905年的活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96—1898年。此时从宝善成制造公司到南学会,从时务学堂到《湘报》,从不缠足学会到鄂湘善后航船局,他几乎介入了湖南维新的所有活动。尤其是由他任总理的时务学堂更成了维新开展的一个标杆。他在此期间也完成了人生的第二次转变:从对“西艺”的学习进而向“西政”的借鉴。在当时激烈而复杂的斗争中,熊实际上是站在了梁启超一边,为湖南的维新不惜舍身相拼。第二阶段是1898—1902年。他自戊戌被革职以来,被迫到衡阳、芷江蛰居闭户读书。第三阶段是1902—1905年。他重获起用,筹办了西路师范传习所(即西路师范学堂之前身)与常德中学,并于1904年渡日考察实业,回来后即兴办了醴陵瓷业及学堂。1905年他随五大臣出洋,随即开始了他的立宪活动。从熊希龄的生活史可以看出,他在1895年后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士绅惯习的断裂:西艺西学西政已被他整全的接受,尽管其出发点仍是以夷治夷。寻求国家的富强成了他不可遏止的行为冲动。 杨度出身贫家,但天资聪明。幼岁丧父后由身为总兵的伯父抚养长大,19岁即获举人功名。次年,他参加了世人瞩目的“公车上书”。但杨度与熊希龄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他是王恺运的得意门生,深受王氏帝王之学影响。所以,尽管他参加了“公车上书”,但他的士绅惯习并未受到太大冲击:1898年他又一次进京参加会试。当时正是新旧两党斗争白热化的阶 段,杨虽与谭嗣同等人交好,但却遵王氏之命回湘避祸。于是,他终成了戊戌维新中的逍遥派。这种情况到1902年才出现了变化。庚子拳变后的国势再无法让杨度“尽心听莺并看花,无心无事作生涯”了。他那时不顾王师的反对,决然赴日求学。同年,他与黄兴等人创办了《游学译编》。在杨度所写的发刊词中,明确可以看到梁启超“过渡时代论”与严复所译《天演论》对他的深刻影响。昔日作帝王辅的欣然自期为今日亡国之忧所替代:“大忧乎今日之中国,方为世界竞争之中心点,优胜劣败之公例,必为天演所淘汰,自此以后,又将为黄白存亡王欧交代之过渡时代矣。悲夫!”尽管他仍不想放弃对科场的最高科名----进士的追逐,但他却已从旧学改从新学了。1903年他回国参加经济特科试,虽名列一等二名,却终因被指为新党而被迫再度赴日避风。时潮就这样将王恺运这位弟子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异国成了他卷入一个接一个的风浪之间的暂时的栖息地:1904年他回国参加护路斗争,后又被迫第三次逃亡日本。但到1905年时,杨度又卷入了立宪浪潮中。从杨度这时期的行动可以看出:他终于已偏离了科场场域的思想行为准则,甚至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出了王恺运的师门,不过，他并不象熊希龄那样真正接受西方。在他骨子里仍摆脱不了对帝才之兴的寄望,这实际上已埋下了日后他拥袁复辟的基础。 2.士绅惯习的变异(ii):从士绅到学绅 对1895年届士绅代的生活史分析表明:除了一小部分人始终对时潮采取抗拒态度外,相当部分人的士绅惯习都开始发生变异,其行动的新趋向大致有三路:一是投身在新式学堂、学务机构中;一是参办实业,实现绅与商的渗透对流;一是投笔从戎,加入新式军队。这三路趋向正是近代学绅[39]、绅商与绅军(士官)的萌芽形态。如果说这代人由于年龄较大、地位较高，行动的分化还很模糊的话,那年龄较小、地位较低的士绅就可能有了更明显的分化。且不说那些已决然退出科场场域的人，就看那些留在科场场域的人，其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2.1湖南第一代学绅的生活史:整体勾勒 表3-2 湖南学绅的生活史(1895-1905)选录 姓名出生年份家庭出身科名 1895年前 主 要 活 动 毕永年1869官宦生员1897年成拔贡;联络会党反清。后赴日,参加兴中会、自立军。1900年参加惠州起义。后出家为僧。 蔡锷 1882农民生员1898年入时务学堂,次年赴日留学。1900年参加自立军起义,后赴日。1904年回国任军事学堂教职。 陈应轸?军人优廪参加1900年自立军起义。 陈犹龙 1870?廪生书院毕业,1900年参加自立军;1901年留日,办《二十世纪支那》,入同盟会。 陈文玮 1855巡抚廪生长沙学堂任职,1905年弃文从商。 陈润霖 1879贫家(幼 丧父)附生就读岳麓;1901年留日,1903年回湘办教育。 陈作新1870士人监生入南学会,参与自立军,上学堂;1905年入同盟会。 程子楷1872士人生员1897年成拔贡,1904年留日,入同盟会。 樊锥1872贫家生员1897年成拔贡,南学分会会长,支持《湘报》,参与自立军;1903年留日,办刊,后在学堂任教。 何来保?士人生员参与维新活动,后入校经堂就读;参加自立军。 何衢1871?廪生1905年留日,任教学堂。 胡元锬1872官宦生员1897年拔贡;留日回来后致力于办学,创明德学堂。 黄兴1874士人生员*书院就读;1899年赴日考察,1902年留日，参办《游学译编》,组织反清革命;1903年到明德学堂任教,发起华兴会,1904年到民立第一女学、实业学堂等任教,1905年筹建同盟会。 刘揆一1878差役生员*就读于岳麓,参加自立军活动,1903年留日,后回湘任中学监督,参创华兴会。 刘佐楫1850?廪生留日,后在明德任教。 刘师陶1876?生员1905年留日。 刘鼎和1870贫家(幼 丧父)生员1905年留日。 李执中1853?生员1897年成拔贡,1902年中举,1904年任中学监督;创湘西公学。 龙纪官??附生1902年留日,后任学堂临督。 欧阳振声1881?附生1902年入学堂,1904年入华兴会、科学补习所。 彭兆瑾1873?廪生1904年留日,参加华兴会、科学补习所。 彭润祥?官宦优廪参加自立军。 办刊,次年任同盟会湖南分会长。 仇亮1879?廪生1903年留日, 苏舆1874士人生员1897年成拔贡,1904年中进士。主编《翼教丛编》,攻击维新,驱逐樊锥。后赴日游学。 宋教仁1882士人(10岁丧父)生员书院就读,1903年入学堂;1904年创华兴会,组织科学补习所;后赴日留学,参筹同盟会。 谭延恺1880 总督生员1902年中举,1904年得会元、成进士。后回湘办学,任中路师范学堂监督;领导立宪运动。 谭人凤1860农民生员联络会党组织反清起义;办小学;1905年留日。 唐才常1867士人生员1897年成贡生。办算学馆,编《湘学报》,讲学时务,创南学会。后留日;组织自立军起义。1900年遇害。 唐才中1875士人廪生入时务学堂。(唐才常弟) 唐才质1880 士人生员入时务学堂;后留日(唐才常弟) 沈荩1872商人生员进岳麓书院;留日;参加自立军。 石陶钧1880寒士生员入时务学堂,留日。 田兴奎1874?生员1897年成贡生;就学新式学堂;1904年留日,1905年入同盟会,回湘办学。 王天曙1866富家生员后成贡生,卖家资支持自立军。1900年遇害。 文斐1872?廪生书院就读,又入湖南师范馆,1905年留日,入同盟会 杨笃生即杨度1872富家生员1897年中举,1898年成进士;任教时务学堂,后留日,编《游学译编》。 杨昌济1871士人廪生留日;学堂任教;后又留英。 俞诰庆1879?生员1897年中举。1902年留日,回湘后任学堂监督。 俞蕃同1875高官监生1902年留日,回国后办民立学堂。 颜昌尧1868?廪生留日,任学堂监督。 左学谦1876士人生员任教学堂。 姚生范??生员1900年参加自立军,入狱三年;1903年留日,回国后参加廷式为举人。 赵学圭??廪生1902年参加乡试的途中加入贺金声的“大汉灭洋军”,事败后去日。 袁吉六1868士人(3岁丧父)生员1897年成拔贡,书院主讲,学堂教习。 余焕东1877?生员就读书院,留日回国后考取工科举人;任师范馆监督。 张通典1859?生员入幕湘抚,参与维新。曾参与自立军事。后致力于办学。 (*黄兴,刘揆一均是在1896年获得生员科名的,本不属我们定义的研究范围。但考虑到他们在湖南近代史上的典型性,以及其获科名的年份非常接近1895年,所以,我们仍将其纳入研究对象中。) 上表所列的46人是成千上万下层士绅中有代表性的人物。由于1895年时他们平均年龄只有23岁(统计其中知道出生年份的40人而得),所以他们面临着两个基本路向的选择:一是继续攀援着科场阶梯由底层进到上层,一是到国内新式学堂或日本接受再教育,走出与科场别样的一条路来。在这46人中,只有4人选择了前者[40],余皆选择了后者,或说是被推向了异路。不过,这两条路并不是没有交叉。因为一方面在1895年后(尤其是1902年后)的科试中已渗透进大量的新学内容,另一方面,留学本身也是获取科名的重要手段。谭延恺以进士身份转而致力于新式学堂建设,姚生范以前党人之身留日回国后在廷试上获举人功名,即是两例最好的说明。当然,同样走学堂的新路,也自有其各别的意旨:既有如黄兴般寓身于学堂的坚决的革命党人,也有如俞诰庆般忠实地将学堂作为巩固既有秩序手段的学监;既有如杨昌济般倾心于教育救国的人士,也有如谭延恺般以学堂作为谋取地方自治手段的立宪党人。但无论怎样的分化,这一代学绅在共同向西学靠拢的过程中，其士绅惯习已较上一代士绅发生了更大的变异。两代人的一个重要不同在于:上层士绅中象陈荆那样去操刀动戈、组织暗杀的人是极为个别的，但在下层士绅中象黄兴那样虽然寓身于学堂但实际上已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人却屡见不鲜了。 2.2个案对比研究之三:谭延恺与黄兴[41] 从表面上看,谭延恺与黄兴甚少共同之处。谭出身于巡抚之家,即使是在1895年以后也一心走着传统科场之路,直到1904年他24岁时,在帝制最后一场会试中高中会元,被授翰林院编修。随后他回湘结交官绅商界,参与办学,为其日后成为湖南立宪党首领打下了基础。黄则出身于乡间一般士人之家,(其父为岁贡生,在乡间设馆授徒)。直到1896年他22岁那年方获得个生员科名,以致他自述“在校经堂读书时(时为 1898年-----引者注),尚无革命思想,惟觉科举之制贻害无穷。”随即他在1899年赴日考察后就渐生出反清革命思想,并在1902年的正式留日就读中成为革命社团的组织者,到1904年时,他已作为著名的革命领袖而身陷囹圄了。 尽管有如此之差别,两人还是因一条共历新旧两种教育的线而相连。正如曼海姆在分析西方现代知识分子时所指出的:“是教育使他们跨越了出身、地位、职业与财富差别,将所有受过教育的人联结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基础的独特性在于使许多千差万别的因素在此保留下来,也使许多相互对立的派别都可从中运作[42]。谭虽长期置身于科场中,但1895年后科试内容上的许多改变不容他不勉力去学习、接受新的文化。1904年会试中的一题即是有关新式学堂的:“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孰为最急策”。如此命题不仅显示出命题者接受西学熏染后所表现的史无前例的眼光与胸襟,而且也足以引导考生真正睁眼看世界,反思中国求变图强之策。因而,它也就有利于挑选出那些虽攀援在旧学进阶道路上却已颇具新学锐识的人才来。在这次考试中高中会元的谭延恺以恢宏之笔论述了“陶铸国民乃学堂之设的要旨”，表明了他对新学的鲜明态度。在他中进士后没有留京做官,而是回乡担任中路师范学堂监督、省学务公所议长。他甚至兑换其妻陪嫁的部分金器来捐助明德学堂办学。学堂被谭视为权力场域争斗的焦点之一。同样地,对于曾从旧式教育中走过来的黄兴来说,尽管他曾愤然作书:“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但他并没有象不少同龄人那样从此投身军营去操刀动戈了。他从日本留学归来后仍选择学堂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基地。因为这不仅仅是可以教员为身份掩护,而且更重要的是可藉此在新生代中播下革命的火种。故此,立宪派的谭延恺便与革命党的黄兴在湖南新式学堂楷模-----明德学堂中有过一段相携之中有相抗的历史,加上王先谦的门生刘佐楫等也在明德学堂任职,于是,明德学堂就成了当时湖南所有新旧势力交汇斗争之地。 (三)废科事件的发生 1895年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支配关系的确立已蛀空了科场场域存在的外部基础;而西式学堂所负载的新文化资源以其强劲的生机控制性使科场场域赖以运转的士绅惯习被破坏殆尽----从这一意义上说，废科是科场衰败后的必然结果。作为废科事件在这里值得研究的已不再是废科本身为什么会发生，而是这一事件为什么会提前九年发生。因为，按照清廷1904年1月批准的张百熙、张之洞等人的奏折，是计划自1906年始分三科减尽科试取额的。但到1905年9月2日，清廷又改采袁世凯等人的主张，决定次年即停止全部科试。按照袁世凯奏折上的说法是“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强邻环伺,岂能我待”[43] 。归纳起来即是两点:一是“强邻环伺”之外来威胁,二是“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而学堂则无以发展。前一理由基本可以成立，但确切的说法是:列强对中国的支配关系有一种加速深化的趋势。 在费正清(1985)所称之为“条约制度”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列强在中国的支配权力从1840到1895年这半个多世纪的扩展速度远不及1895-1905年这十年的扩展速度。从《马关条约》到割地狂潮再到《辛丑条约》，列强的支配力已经到了可以将清统治者逐出皇城的地步。而1905年在中国发生的日俄战争给中国的刺激不仅是被迫置身局外的蒙羞，而且是由日本胜利所再次显示出的立宪政体对君主政体的巨大威慑力。袁世凯等人所说的第二点则是对科场内竞争态势的错误判断:骤废科举并非因为士绅惯习还强大到足以构成发展学堂的主要阻碍，而恰恰是它已在几年间已被消弱到无法继续支撑科场的地步。但还有第三点是袁世凯未提到的，这即是革命形势的高涨。在废科前一个月，即1905年8月同盟会正式成立。这并不是一个巧合。尽管清廷当时很可能并不知晓这个确立了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组织，但它从种种迹象已多少感 觉到:中国的革命事态到1905年已接近没有转圜的余地了(参见史扶邻，1981)。正是在这些背景下，出现了1905年的骤废科举事件。 四、社会支配关系的再生产与后科场场域:1905-1913年的湖南社会 正如科举制度本身并不足以建构起科场场域一样，废科兴学的制度变迁并不意味着科场场域就会被新的学堂场域所替代。是否有了一个新的学堂场域，还要看学堂与权力场域的关系构型、新文化资本以及新惯习的出现与否。 (一)学堂与权力场域的关系 在科场衰败之初，虽然西方列强的支配权力已经通过中国的学堂初步实现了合法化，但由于中国学堂与西方学校场域尚未建立制度化的关系，其支配权力的合法性并不稳固;另一方面，中国本土的中央与地方之权力纷争也不凸现。在废科之后,这种格局被打破了:不仅以留学为桥梁而使中国学堂与西方学校场域形成了“边缘-中心”的关系,而且学堂与本土的权力场域之关联也被分割成与国家权力和地方权力的各自关联。 1学堂与西方的学校场域 在学堂大兴之际,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师资。大量派遣留学生成了一个主要的解决办法。在张之洞《劝学篇》的影响下，1905年前后是以对日本的学习作为向西方学习的桥梁。湖南的留日教育起步虽晚,发展却颇为迅速。到1904年10月止，2852名留日生中就有401名湖南人，占了其中的14%[44]。 从1906年开始，清政府开始限制留日规模，整顿速成教育。粗制滥造的“留日包装”有所减少，但货真价实的“洋奴”却一天天多起来了。尤其是游美学务处与留法俭学会于1909年和1912年先后成立后，留学欧美的风潮更取代了留日潮。中国的学堂由此与西方的学校建立起了直接的对应关系:中国许多学堂特别是大中学堂的监督(校长)和教师都是由西方学校的毕业生来充任的。希尔斯(E?Shils，1961)在研究印度知识分子时就发现留学的发展不仅没有能改变印度社会的边缘位置,而且恰恰成为西方社会作为中心对印度社会作为边缘的支配关系发生作用的中介。按张之洞对留学的理想设计,西学不过为中体所用之物。但中西两种文化不同强度的生机控制性却注定了中国留学生要成为建构西方学校对中国学堂的支配关系的中介。这种建构使西方国家对中国国家的支配关系的合法性被不断再生产出来。 2.学堂与中央权力场域 中央权力场域中有皇帝(或皇太后)与科层官僚两种位置，前者行使统治权，后者行使管理权。科举事务虽由礼部主掌,但由于科场场域与统治权的特殊联系,所以真正主宰科场场域的是皇帝本人---正是由他临时来圈选各次乡试的正副主考、各次会试的正副总裁,并由他亲自主持殿试,决定三年一任、与督抚平权的各省学政人选。科场从理论上说是皇族行权的私家园地。新式学堂兴起后,其归口的不再是礼部而是京师大学堂。废止科举后设立了学部,国子监归并学部;各省学政被裁撤,改设归督、抚节制的提学使。昔日，科层官僚对科场事务 插手的余地很小，而今学堂正式被纳入了国家科层的常规管理渠道,皇权的作用被大大削弱了。 同时，科场场域与国家权力的特殊亲合关系已不复存在。学堂虽然仍是权力角逐的重要阵地，但其重要性已相对下降了。军事与经济力量的分量在清末的陡然加重表明维系了几百年的文官主导的政治格局已被打破。 3.学堂与地方权力场域 在科举时代,地方上只有由士绅主导的民间统治场域(士绅既控制着有某些自主性、以书院为主干的民间教育系统，也参与对科场的实际操纵)，地方官僚虽与中央官僚一起参与对科场的操纵，但很少有多少独立于中央官僚的活动空间。在废科之后,一方面国家权力进一步分化,地方官僚的权力不断上升,(尤其是在回避制度逐渐被破坏后，地方官僚开始名副其实的地方化了); 另一方面,地方士绅在推广新式教育等方面权势日重。民间统治场域为地方官僚与士绅交叉作用的地方权力场域所代替了。 1906年各省学政遭裁撤,改设提学使。这使教育权很大程度上落入了地方。因为提学使名义上要接受学部考查,但实已成为督抚的属官。同年，又新设了省学务公所----它为地方士绅正式介入学务提供了合法的渠道。在湖南学务公所中有士绅20名,湖南籍士绅就有13名,担任了包含议长、副议长在内的所有重要职务;7名外地士绅有的担任一个课长,更多的仅为课员[45]。州县设劝学所,州县以下设劝学员,其职员均由当地士绅充任。同时,官方还允许士绅自行在省、府、州县设教育会,“藉绅之力以辅官力之不足”。原由皇权专控的教育一下成了“官绅并用,不得妄分畛域”之场域。1904年前，官办学堂占85%以上，而从1905年开始，公私立学堂一跃而上，公立学堂更占了2/3以上。1909年，湖南1262所学堂中，官立仅400所,占31%;而公立、私立学堂已占其69%[46] 统治者将学务一下拱手让与地方，并非心甘情愿，而是因经济状况迫不得已的。1895年以后，清政府庞大的军费开支及高涨的战争赔款，加上不得不偿付的巨额外债使它一天天捉襟见肘，面临财政破产之境地。1902年开始的新政又在军警编练上耗费甚多，结果，能用在教育上的开支屈指可数。1911年清廷的国家行政经费为2亿6千万两白银，而用于学务上的仅274万两不到,占行政预算的1%。1909年，湖南省学务开支100万元，而拔给官款仅40万元，所差的60万元均需靠地方措筹[47] 。不仅传统的地方教育公款，如学田、书院公产等均由士绅掌握，而且筹措新的地方公款也均需由地方士绅出面。学务公所也好，劝学所也好，实际上都以筹款为要务。因此，清政府的《劝学所章程》即规定，学堂经费由绅董“就地筹款，官不经手”。同年清政府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进一步确认学务为地方自治的内容，教育会、劝学所及各级学堂均被归入地方自治事务的范围。学务地方化成为日后地方割据的重要促成因素。 对于学堂与权力场域的关系较科场场域与权力场域的关系的变化，我们可以图示如下: 世界权力元场域 国家权力元场域 中国国家 权力场域 科层场域 科场场域 1905 西方学校 地方权力 学 民间统治场域 场域 堂 场域 (1895年前) (1905年后) 1895-1905年间科场场域与权力场域的关系变化主要表现在科场场域已不再为一个皇权元场域所覆盖，而1905年以后原来位于科场场域内的学堂与权力场域的关系则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西方学校在中国学堂获得了支配权力;皇权在学堂的支配力大大下降了;地方官绅对学堂的支配凸现出来。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将1905年的废科事件看成是科场场域的一个切口。但这个切口是否给以往的被统治阶级带来了更多的上升机会呢?在这个切口上显现的是怎样一种社会支配结构呢?这就需要进一步从学堂内部来分析。 (二)学堂的支配结构 在学堂初兴时就实行了“科名奖励”制度。1905年后虽然科试停止了，但科名奖励制度一直实行到了1911年。学堂与科名的相连使人们从对科名的追逐自然地转向了对学堂经历的追逐，而科名所具有的文化资本属性也被一起“嫁接”给了学堂。学堂一方面具有与科名显见的文化异质性，另一方面它又顺利地继承了科名的可交换性与可积累性，因此，学堂经历在1905年后确已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资本，而且是唯一的文化资本。正如张之洞等人曾提出的，废科后要使“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这种新文化资本是否体现出了一个全新的支配结构呢? 1.出身分析:我们可以先来分析一下西式教育最早在湖南兴起的维新时期的情况。维新时期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是“开民智”。以往不少论者将此比拟为西方的民主革命,其实大谬不然。梁启超当年在《论湖南应办之事》中已明确指出:“今之策中国,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以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湖南维新几乎都是围绕着“地域绅权”而展开的。专于教诲士绅的南学会不说,即使是如时务一类新式学堂也强调以旧学已有根柢为入学资格,因其培养目标是“学通中外、体用兼赅”。尽管儒学与西学是两种异质文化,但在维新时期,无论新派还是旧派,都将儒学教育自觉不自觉作为了西学教育的起点。从最早那批无师自“通”(其实大多只是一种认同)西学的人来看,其主力都是科场中的过来人。出于多种偶然的原因而自小就接受西学教育的人诸如容闳、唐廷枢不仅多家居于“香港——上海走廊”沿岸(柯文,1994),而且其在中国社会文化上的影响也始终是边缘性的。在科场场域内首先掀起轩然大波的无一不是象康、梁、谭那样出身富绅之身又跻身上层士绅行列的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说新文化资本的边缘接受者多是因缘于家贫之苦(无法供其进入科场参加角逐)与地利之便(沿海教会势力强大),那么新文化资本的中心获取者却恰是因缘于他们已跻身于科场的上层应试者。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利用家庭财力及赴考生涯中的各种关系、机会跨越地理障碍,最早接触到仅在沿海很有限地流传着的西书西刊;只有他们才能在周期性的投考会聚中相互砥砺, 沟通资讯;只有他们已具的基本文化素养才能感悟、辩析西学的意蕴;也只有他们才能有机会 成为最早出去留学访问沐浴欧风美雨的人。以“公车上书”作为新文化资源进入中心地带的 标志,这并不是偶然的。为此，我们可对时务学堂作一个个案分析。请看下表: 表4-1 湖南时务学堂绅董、教习名单* 姓 名 籍 贯 家庭出身 教育背景** 学堂任职 王先谦湖南长沙士人进士绅董 熊希龄湖南凤凰军人进士绅董、总理 蒋德钧湖南湘乡高官(前任知府)绅董 谭嗣同湖南浏阳巡抚(自学)绅董 张祖同湖南长沙富家(候选郎中)绅董 黄自元湖南安化富家进士绅董 李维翰湖南??绅董 陈海鹏湖南??绅董 邹代钧湖南新化士人生员绅董 陈三立江西义宁巡抚进士筹办人*** 梁启超广东新会士人举人/万木草堂中文总教习 韩文举广东番禺?监生/万木草堂中文教习 叶觉迈广东东莞?万木草堂中文教习 欧渠甲广东归善商人附生/万木草堂中文教习 王史福建龙溪??教习 李维格江苏吴县?(候选州判)英文总教习 杨自超安徽石棣??监督 唐才常湖南浏阳士人贡生中文教习 许奎垣???数学教习 *本资料汇自《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戊戌变法》、《湖南历代人名词典》等近十种史料。 **蒋德钧、张祖同等人的教育背景虽无从查考,但可从其官职判断其士绅身份。谭嗣同的情况比较复杂:他虽因父命而有候补知府之身份,但其思想所受的熏染几与科场无涉。 ***陈三立虽无正式的学堂任职,但他在筹办学堂中发挥了不容忽略的影响。 从表4-1可以看出如下特点:(a)在可查考的18名绅董、教习的籍贯中,有8名来自湖南省外,甚至远达广东、福建----这是旧式书院很少有的情况。(b)在可查考的11人的家庭出身中,没有一位出自贫家。他们不是士人富商之家就是官宦军人之家,其中三人都有头品顶戴的显赫家世。(c)在可查考的14人的教育背景中,估计有12人受过系统的传统教育并已在科场获得上层功名(仅已知的进士、举人就有5人)。谭嗣同可说是极少受科场熏染之人,但他本人却恰出身于巡抚之家。大概只有担任中文教习的叶觉迈是以平民之身而曾享得过新式教育者[48]。因此,从跨省区的流动、家庭背景以及教育背景看,新式学堂的教师辈几乎清一色地来自那些原就掌握着旧文化资本的家庭。 那时务学堂的学生情况又如何呢?时务学堂前后共招三班,头班40人,二、三班各数十人,加上外课生合计200多人[49]。现在要对这200多学生的身世进行查考似已不可能了。但我们可以从几个侧面进行推测。(a)报考者必得经官绅保送。“距省近之府县,由绅士保送,距省远之府县,由官绅保送。„„距省近者,必须保送绅士带领同到学堂报名(如系巨绅所保则须有亲笔信为凭)。距省远者,以府县官印文为凭。报名时自行填写三代籍贯”[50]。绅董之一的张祖同甚至提出7名绅董应每人占额4名,将各有情面之子弟直接送入学堂,免予考试[51]。此提议虽为熊希龄所拒,但它仍提醒我们注意士绅在决定保送什么人的子弟投考上的决定权。尤其要提到的是,时务学堂之毕业生可有三条出路:“或给予科名仕进之阶,„„作为生监,一体乡试,或资送京师大学堂及出洋学习,或保荐为使署翻译随员,与南北制造等局。”第一条出路意味着学堂成为继捐纳外又一条跨越院试直接进入乡试或获科名的渠道。因此,在以往科场场域内外进行的权争必然渗透进学堂中。据熊希龄称,他在办学堂中先后接到以百计的条子,但都付之一炬中了。尽付之一炬之说是否属实且不去论析，但作为学堂总理的熊系龄所面对的由官绅富商织就起来的厚厚的关系网,恐怕还是可以断言的。(c)此外,在学生名额的地理分布上也有可思之处。在初定120名生额中,长沙府占了24名,衡州与永州府各占12名,岳州、宝庆、常德各占10名。而据张伟然(1995)的统计,湖南在晚清(自1821至1905年)时期出了385名进士,其主要分布地是长沙府(254名)、衡州府(27名)、岳州府(24名)、宝庆府(22名)、常德府(20名)、永州府(12名)。在这两个分布中,除永州府有些例外,其余有惊人的对应关系。士绅聚集的地方正是学堂之门敞得最开的地方，而黄自元竟还向熊希龄抱怨说给长沙府的名额太少。为了进一步证实我们在时务学堂学生与官绅商富出身间的关系,我们对时务学堂常为人道的优秀毕业生的家庭出身进行了查证:唐才质,士人;蔡艮寅(蔡锷),农民;李炳寰,幕僚;蔡钟沅、蔡钟浩,士人;田邦睿、田邦瑜,士人;林圭,富家;范源廉,士人;杨树达,杨树谷,士人[52]。以上11人虽不过是时务学生的一小部分,但也可大致看出学堂学生以出自中下层士绅者为多。此外,兄弟双双入学的情况并不罕见,它表明某些士绅家庭希求其子弟接受新式教育(哪怕是以此作为获取科名的手段)的执意。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新政时期究竟又是谁在办学?谁在受教呢?由于新政一开始就明言废科举是迟早之事,所以尽管旧文化资本在1905年前并未丧失合法性,但在竞争中已落下风。稍有见识的人已可预感到:学堂将成为主要的进身之阶,因此,士绅利用既有的文化优势成为学堂师资的最主要来源:有些经过了留学的“热加工”,有些则以上层士绅的身份摇身而变为学堂监督。1902年,湖南派出第一批共12人赴日短期游学者,其中有举人3人、拔贡1人、监生2人、禀生3人、附生3人[53]。他们后来成为湖南各新学堂的主要负责人,如举人俞诰庆先后成为官办省高等学堂和半日学堂的总理、监督,拔贡胡元炎成为私立明德学堂的创办人。但“热加工”的数量远不能满足学堂师资的亟缺情况,于是,或所谓望重或所谓趋新的士绅便成了主要的人选。属于前者的情况有:翰林张鹤龄被聘为省学务处总办兼游学预备科监督,巨绅王先谦由岳麓山长而一跃为省师范馆馆长。属于后者的情况有:师范分路办学后曾分任中路与南路师范学堂监督的戴展诚、曾熙都是公车上书的参予者,原时务学堂的总理熊希龄则担任西路师范学堂的绅董[54]。在贺跃夫(1994)发现的一份1908年统计的湖北学堂3121名教职员身分表中,具进士身分的2.24%,举人9.68%,贡生13.1%,生员40.6%,监生7.3%,有官职衔者9.2%,其它仅占17.84%。这即是说在1905年废除科举后还只有17.84%的学堂的教员完全没有科场或官场背景,那么在学堂初兴之年这个比例应当高得多。虽说其统计的对象并非湖南,但考虑到目前尚未发现湖南这方面的史料,而湖北与湖南相邻而居,同为教育改革之先导张之洞治下[55], 如果说士绅作为最初办学的主体是很容易理解的话,那么受教一方的情况又如何呢?这里我们似宜以中学堂为界将各式学堂粗划为高级学堂与初级学堂。高级学堂因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各类学堂造就师资,所以其招生对象多明文规定为生员以上或具中学根柢者。如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2年至1906年共有师范生512人,其中422人有传统功名(举人1人,贡生48人,生员232人,监生84人),占82%。其中,湖南师范生29人,举人1人,贡生7人,监生7人,廪生3人,增生1人,附生7人,有官职者2人,其它类仅1人[56]。这类由士绅受西学再教育后又成为办学者,即是我们所称的“学绅”。学绅既是高级学堂的学生主体又是初级学堂的教习主体,因而成为二者的桥梁。初级学堂面向的主体是年龄较小的无功名者。问题是贫家子弟是否就此得到较前更多的受教机会呢?1902年学堂初兴时,湖南曾决定在省会先办12所半日学堂,专门招收贫家不能就读者,半日读书半日佣生,每生可得日给津贴缗钱10文。到1905年春,半日学堂被改为初等小学。当时长沙已有小学堂40所。为达到多设学堂目的,便将每所学堂费削砍到每年360串以内,原来半日学堂给学生的津贴被取消了,仅供其书籍、纸笔、墨砚及每年每人一套衣服。而这40所初小的分布是:有27所集中在城厢内外,离城不到5里。而其余13所分散在离城10里到120里的广袤乡土上,平均8里多才设有一所初小[57]。考虑到长沙作为省会对教育的相对重视,其它地方在多少方圆里才会有所初小就要大打疑问了。对贫家子弟而言,按额取士这道有形的限制取消了,但仍面临着无形的限制:日见高涨的教育费用(详见本文稍后的分析)。无论是学费之高还是地距之远,都使新教育之于贫家子弟成了一种奢侈品。 由此可见,新文化资本从一开始就没有给被统治阶级带来多少机会-----它无论是在教习还是在学生方面都基本上掌握在权贵富绅之家中。新旧两种文化资本的颉抗体现出的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抗,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 这种情况在1905年后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呢?根据表3-1、3-2、4-1与下文的表4-3，我们可对湖南清末民初受过新式教育的73人作一个出身分析，结果发现:出身官宦的25人(含高官出身12人),出身士人的26人,出身富家与商人的10人,出身农民与贫家的12人。文武官员、士绅富商的子弟在其中占了达83.6%之多。我们再以手头可得的湖北与广东的资料来对湖南的情况作某种程度上的印证。苏云峰(1981)与贺跃夫(1994)分别估算出清末受过近世“再教育”的湖北、广东士绅各为20337人与25000人。这个数量占其各自的省学生总数的比例分别约为20.5%与28.0% [58]。尽管获科名者中确有一部分系贫苦出身，但因为学堂里还有相当多未得科名的权贵出身者，故可以推断，这两省官绅富商的子弟在学堂学生中的比例远远高过30%[59]。 再从史料细察我们所研究的湖南那些出身寒士与贫家农民的进学者的家庭背景,可以发现几代赤贫出身的人极少,而由原来的殷富而堕入破败的人(即所谓的“破落户”)占了不少的比例。家庭破落各有其具体情况,但失父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男权社会,父亲是一个家庭的核心。父亲早逝会给一个家庭(哪怕是原来的官绅之家)带来几无可阻的地位下降。在上述那几个表中仅就已知材料统计就发现受新式教育者中有3位士人出身、4位贫家出身、2位商人出身、2位不明出身合计11人早岁丧父,占统计数的15.1%。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的统计对象中只有12人出身贫家,而其中竟有4人幼年失父。为什么破落户反倒较多出进学堂之人呢?韦思蒂(S.Averill,1995)曾在分析江西山区新式教育的最初发展时指出:破落的下层精英户比一般人更急于抓住新式教育这个机会----培养出一个新生的才子是挽救中衰家运的最后一线希望了。这个分析观之于湖南破落户热心新学的情况也很有启迪:也许学堂只有对那些在科举时代从富贵阶层败落下来的家庭才意味着是某种重新上升机会的到来;而对几代赤贫出身的人来说，无论是科场还是学堂都不可能给他们带来多少上升的机会。当然，证实这一点还须作进一步的分析。 2.总量分析:表4-2是废科后湖南的新式学堂发展情况: 表4-2 湖南1905-1910年的学务统计(括号内为该项占全国的比例) 年 代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学 堂 245 (2.96%) 486 (2.0%) 731 (1.93%) 1027 (2.14%) 1437 (2.4%) 教 员 ? ? 2593 3372 4069 学 生 10232 (3.95%) 19825 (3.6%) 30201 (2.9%) 41996 (3.2%) 52229 (3.18%) (来源:清学部三次教育统计图表;王笛,“清末学堂与学生数量”，《史学月刊》1986，2) 我们可根据张仲礼(1991)与张朋园(1982)的统计就湖南的学堂师生数与以往的士绅数作一比较。1903-1909年,湖南学生合计有60328人,而姑且以湖南1910年的2058万来估算头一年的人口数为2000万,则学生在全省人口中的比例数为0.32%。自太平天国后,湖南的正、异途士绅(生员以上)数稳定在91899万,而以1895年的湖南人口数2100万为基线，则士绅在全省人口中的比例数为0.44%。这说明作为士绅的替代----学堂学生(其老师也多是从学生生涯中走过来的)在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不是增加了而是下降了。从全国来说，在新式教育发展最快的1909年，学生在全国人口(约4亿人)中的比例也不过才为0.41%。这个比例不仅远远不能与日本同期的比例(12.65%)相比，而且比之太平天国之后士绅阶层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1.9%)也是大大减少了[60]。 3.学费分析:如前所述，要能进入科场，首先就得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与闲暇时间。不过，由于多数传统教育机构(如书院、义学和私塾)或是免费或收费极低，而以四书五经为经典、以死记硬背为诀窍的传统教育也无需多少书本笔墨等费用，所以，进科场的基本费用是周期性的赶考费用。现在要进学堂同样必需有金钱与时间，只不过由于学堂远在城里甚至国外，学生的路费宿费比以往的赶考费用高得多;又由于学堂教学多为全日制，对学生时间的要求之多也远非科举时代可比。更大的变化则是学堂要求交学费。在《癸卯学制》中明确指出:“除初等小学堂及优级初级师范学堂均不收学费外,此外各项学堂,(均需)令学生贴补学费。”另外，学生所需的书本笔墨等费用也较前增高了许多。那么,倒底须有多少学杂费才有望入学呢?据张骞对江苏南通地区的估算,在20世纪初，一个家庭要送一个孩子上初等小学,每年需花35—50元的总学费(而传统私塾的学费不过是几元。)。当时,一个普通农民每年平均收入仅12-15元,而在张骞工厂的工人每年也只有50—100元的收入。而湖南西路学堂每学期的膳宿及杂费就高达50多元,一年即要100多元(M.Bastid,1988:160)。 如果说科场场域以考试的方式来实现文化资本的积累还有一定的风险性的话,那么,在学堂体系中尽管依然存在着考试,但它在实现学堂经历所代表的文化资本的垄断与积累上已不构成阻碍了。是否完成学业并不影响其地位获得，这里最重要的是入学资格的取得和维持 -----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文化资本与其它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的直接交换关系。在留日潮与学堂热中,1901年—1909年曾有34080人留日,仅1458人正式毕业，占留日生总数的4.3%。1909年国内学堂有在校生共1639641人,可1905—1909年五年累计的毕业生才68082人,不到1909年在校生数的4.2%(实藤惠秀，1983)。但无论有否毕业文凭,只要有高等学堂经历(尤其是留洋经历)便可以在当时的社会位居上层。汪一驹(1966)曾统计了380名1916年时的各方上层人士的教育背景,发现有15.5%的人出身国内新式学堂,33.7%的人曾留过日,16.2%的人曾留学英美等国。只有35%的人出身于传统教育。这个统计表明了在1905年后谁有过学堂经历尤其是谁有留学经历,谁就能在过渡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 。 4.结构分析:从表4-2可知:湖南的学堂与学生数在1905-1909的五年内分别增长了4.86倍与4.10倍,教师数则在三年内增加了0.57倍。这个涨幅是不小的;不过,其绝对数在全国所占的比例并不大。我们以1909年的数据为例来进行两项比较分析。首先是对比湖南学生数在全国的数量比与位次。在清学部第一次教育统计中,湖南的学生总数在全国仅占3.18%,这个偏低的比例在全国当时23个省中还能排在第9位。这证明学堂在各地的分布是极不平衡的。事实上,仅直隶、四川两地合计的学堂数与学生数就分别占全国总数的37.0%与35.8%,与此同时，黑龙江、新疆两地合计的学堂数与学生数却仅占全国总数的1.10%与0.86%[61]。科举时代学额的规定维系着各地区间士绅数的大致平衡。而今学额的取消使各地因经济文化基础、地方官绅的态度等各种因素而在学堂发展上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沿海与内地、内地与边疆的差异尤为明显。这实际上为某些地区对另一些地区的支配提供了可能，并促成了地方主义在日后的兴盛。 再从学堂体系来说。1904年后，从蒙养院到高等学堂的各级学堂发展得是极不平衡的。以湖南1909年的情况为例:该省中学堂以上的学堂仅87所(占全省学堂数的6.9%),学生数仅8550人(占全省学生数的16.4%),教师数仅759人(占全省教师数的18.7%),但其岁入数竟高达675790元,占全省学堂岁入的52.5%。也即是说,中学堂以上的学堂每所平均岁入达7767.7元,而中学堂以下的学堂每所平均岁入仅520.6元,二者相差近15倍[62]。在清末的学堂教育中,整个资产重点都投在中学堂以上的高级教育上,中学堂以下的初级教育尽管对象较多,却因学堂散布、资产紧缺而多处于发展无力状态。许多小学堂都仅是对原来的书院加以简单的改装门面而成。这种不平衡的意含联系到学堂居所就更加凸现。京师大学堂、高等学堂、专门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全部集中在京城、省城或其它重要的城市,中学堂基本上都设在各府、厅、直隶州的所在地,连小学堂也多设在州县所在地。这即是说,学堂如此布局基本上将农村排挤出去了:新文化资本成了城市的专利,城镇对乡村的文化支配结构也由此而确立。而在学堂体系内部,由于对高级学堂的倾斜,结果又确立起大城市对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对小县城的文化支配。在科举时代的大部分时候,科场层级尽管实际上体现了权贵富家对平民寒士的支配,但并没有明显地与城乡分割结合起来。传统规定的为父母丁忧使宦游在外的官员会与其农村家乡始终相联,而多数士绅也愿意留居乡间充当一位民间领袖的角色。不过,自十七世纪以来,由于商业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及乡村的动荡等原因,乡居的绅宦家庭便越来越多地向城镇迁移,“不在村地主”日渐增多,城乡分割线与经济资本支配线开始重合起来。学堂的布局进一步使城乡分割线与文化资本的支配线相合。 总的说来, 虽然1905年后学堂经历是一种新的文化资本，但把持这种文化资本的仍主要是原来的官绅富商之家。在学堂提供给平民寒士的上升机会在总量上相对下降的情况下, 敢咬牙孤注一掷地去抓住那点滴机会较多是已没落下来的富家。新文化资本并未成为原来的被支配阶级用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有力武器。 不过，1905年后社会支配关系也有非常重大的变化。首先，统治阶级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在科场中，绝对意义上的统治者只有皇族，官绅富商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被统治者，他们至多只能获得对科场的部分控制权。而在学堂中，皇权被完全虚置了，官绅富商获得了全面的控制权。其次，遮蔽支配关系的合法化机制被破坏了。科场“前台”的一整套机制不仅使统治阶级内部得以整合，而且还使被统治阶级也认同了这种支配关系从而使这种关系有了合法性。但在学堂中，受教育者对未受教育者、受高等教育者对受初等教育者的支配关系是与富人对穷人、城市对乡村、沿海对内地(及内地对边疆)的支配关系不加遮掩地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学堂已经无法使既有的社会支配关系合法化了。无论贫富贵贱均被科场所吸附的场景与顽绅拒斥学堂、乡民怒烧学堂的场景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三)学生的反体制冲动与社会支配关系的再生产 科场场域中是士绅惯习推动着社会支配关系的再生产。既然社会支配关系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士绅惯习是否还会继续作用于学堂呢?我们还是须先分析第一代学生的生活史。 1. 湖南第一代学生的生活史 表4-3 湖南第一代学生的生活史(1895—1913)选录 姓名出生年份家庭出身 教 育 经 历 主 要 活 动 宾步程1879?两湖书院;1900年赴德入柏林工业大学在德入同盟会，回国任湖南高等工专校长。 陈天化1875寒士资江、岳麓书院;求实学堂;1903年留日参加拒俄运动，撰《猛回头》，组织华兴会，参加同盟会，后以死励人。 曹典球1877官宦时务学堂;留日1903年应经济特科试成进士。在学堂与湖南学务公所任职。 方克刚1887?学堂任教学堂;1910年办妙峰中学 又参 葛谦1885?长沙农校，留日参组光华会，入同盟会，谋杀权贵不成。后任教学堂;与起义，遇害。 何炳麟1871士人书院，1900年成生员，后入学堂，1903年留日学堂任教，办南路公学。 胡瑛1888?(幼丧父)学堂;留日入光华会，组织科学补习所，参加同盟会。因参加起义坐牢。 黄瑛??学堂1903年办女学，1909年任议员。 焦达峰1887士人县小学堂、湖南高等学堂，留日联络会党组织反清活动，组织共进会，1911年任湘都督，后遇害。 焦达人1891士人1907年入学堂，后留日入同盟会，组织会党。 蒋翊武1885工人1904年入西路师范，1906年入中国公学。因参加革命被西路师范开除。1906年入同盟会;组织文学社。 宁调元1883士人(幼丧父)书院;1903年入明德学堂，1904年留日。入华兴会;办中国公学、办报刊。1906年主持陈天华、姚宏业的安葬。 李剑农1880富农中路师范;留日、留英入同盟会。 李六如1887商人(幼丧父)经馆;小学堂;留日在新军参加反清活动。 李锡畴1891?小学堂、中学堂，留学东京工业学校入同盟会，参加学生军，1913年组织暗杀团。 黎锦熙1890士人1905年成生员，1912年优师毕业，留日。学堂读书、任教。 凌盛仪1872富家1904年留日。入同盟会。1907年毁家资办学。 刘道一1884差役1904年留日。入华兴会、同盟会，参加反清革命。 林圭1875富家时务学堂，留日。参加自立军起义，后遇害。 林伯渠1885士人西路师范;1904年留日1905年入同盟会，后在长沙办学。 聂雁湖1870?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参加自立军起义，入同盟会;任教学堂，办地方自治讲习所。 欧阳予倩1889巡抚1903年留日。学堂读书。 欧阳振声1881?学堂，留日。入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同盟会，参加反清革命。 仇鳌1879士人生员(1902年);留日入华兴会、同盟会，办学。 任凯南1884?学堂、留日。入华兴会、同盟会，参加反清革命。 舒新城1893农民书院;学堂，留学预备科。在各学堂任教。 苏鹏1880?留日。参组拒俄运动与暗杀团;学堂任教。 栗戡时1882?留日。1909年任副议长;参加护路运动。 唐群英(女)1871提督1904年留日。入华兴会、同盟会，学堂任教，办报刊，办女学。 覃振1884士人书院;常德中学。参加反清革命，入同盟会。 田兴奎1874提督肄业于西路师范，后留日。入同盟会，在湘西办学办报。 危道丰1884?1902、04年两度留日。任教南路师范。 吴景鸿1876?书院;1910年入明治大学参加华兴会、同盟会，任教学堂;1912年任湖南教育司长。 徐特立1877 士人 (过继)学堂;1902年留日。在湘办学，入同盟会。 萧翼鲲??明德学堂;留日。入华兴会、同盟会，参加反清活动，1912年任议员，法政学校校长。 向桑1864?留日。学堂监督，1909年任议员。 杨树达1885士人校经堂，时务学堂;留日任教学堂。 禹之谟1866商人(30岁丧父)1900年留日。参加自立军起义，开办实业，创办中学，入同盟会，任湘商会与教育会会长，发起公葬陈天化、姚宏业。 姚宏业1881?1904年入明德学堂;留日1905年入同盟会，参加学运;回国办中国公学;1906年以死明志。 周震鳞1875官宦两湖书院，1905年入日本法政大学。在湖南高等学堂任教务长，参创华兴会，入同盟会。 朱剑凡1883官宦留日1905年办周南女学。 曾宝荪(女)1893高官浙江高等女校，留学伦敦大学。学堂任教。 张汉英(女)1872?长沙女学;留日。1905年入同盟会;后办女学。 上表所列的43人同属中国第一代学生，他们在1905年废科之时平均年龄才25岁。尽管早年或多或少都接受过传统教育，有些还获得过生员科名，但他们自青年起所受的新式教育显然对其人生观的形成有更显著的影响。这时候很多人已不再象上一代人那样都挤在速成教育大军中了。他们中有了毕业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这样的名牌院校的学生，有了从县立小学堂到中学堂再到高等学堂这样接受完整新式教育的学生，也有了若干在近代史上第一次走进新式学堂或出洋留学的女学生。不过，他们的最大特点还不在此，而是在于他们与政治活动尤其是反体制活动有如此深的纠葛。在这 43人中，仅参加自立军、华兴会、同盟会等革命活动的就有28人，另还有3人成为第一届省谘议局的议员。第一代学生中尽管开始有了科技人员、新闻记者、现代学者、实业家、艺术家的雏形，但涌现得最多的、最突出的显然是政治斗士、职业革命家。同盟会成立最初两年即以学生为主体,而在979名会员中，湖南人就有158人，占了16%，是各省人数最多的[63]。读书与政治的密切联系一如既往。但在科举时代士绅是与清廷的一官半职相联的，而在1905年以后学生是与立宪改革或反清革命相联的。正如巴斯蒂(M.Bastid,1988)所指出的，士绅( 她将第一代学生包含在“新士绅”行列中)与统治者的关系在1906年前后发生了断裂:即在1901-06年时，两者基本上属于合作关系;而在1907-12年时，两者便已变成了对抗关系。究其实，是因为统治者是要将教育作为维系政治秩序的工具,士绅则是要将教育作为变革政治秩序的工具。废科兴学本来是两者基于应急救时的共识，但统治者要救的是自己的地位，而士绅要挽的则是日蹇的国势。当然，我们应该在此作一点重要的补充:对于许许多多为士绅惯习所浸染的人来说，本来已为应付科举做了多年的梦想、付出了如许的心血，而今科举的废除破除了他们的梦想，也使其心血为之白流。尽管为了谋得已经大大贬值的科名与可能性骤减的官职，他们如今不得不改换门庭，进入学堂或出洋留学。但他们利益的被侵害使其已极少对晚清统治者抱着死心塌地的忠诚了。事实上，在立宪与革命队伍中有相当多的学生主要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激情而是出于对个人利益的满足混迹其中的。不过，民族主义之追寻也好，个人利益之诉求也好，都是与清廷离心离德了。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科举时代主要产生的是体制内知识分子，而在二十世纪初之后的几十年中反体制知识分子竟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类型(黄平,1993)。我们把1895年的公车上书视为科场场域的转折点，其理由之一是它可谓是科场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科场的一大特点即是考生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极低。赴考前考生多分散在各自乡里规模很小、带浓厚私人性质的家塾、蒙馆、经馆与书院里，相当规模的集结只是在应考那几天短暂的时间里。而考生又是被无数根迥异的背景线所分割开来的，其唯一的共同纽带只是参与在对科名这种个人利益的残酷争夺中。在科场上，考生是以某个个体及其站在他背后的家族单独面对着考官及其理论上所代表的唯一仲裁者----皇帝。科场内发生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与组织化程度都是极低的。而学堂则判然有别-----它天然成为培植学生集体行动的场所。 2.学堂与学生的反体制冲动 本文用“学生的反体制冲动”一词来描述学生热衷于政治反动的社会心理动因。我们将在下面看到:这种冲动主要是在晚清学堂的特殊环境下孕育出来的。 (1)学生与家庭纽带的松动 科举时代的读书应试都绝非只是考生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整个家庭乃至宗族的维系(对富家来说)或获得(对贫家来说)。所以，一个孩子的读书应考生涯从一开始就寄寓着一大家族多少年的心血，而他一旦金榜题名也必负载着对这个家族的照顾、提携义务。费孝通(1985)把中国这种主要以家族为中心来构建社会秩序的结构称之为“差序格局”。考生既受着全方位的关心，也同时受着全方位的牵扯。他首先是属于他的家族而非他自己。他们就在父母身边读书备考，受着父母随时的关心与监督，甚至富家子弟到书院读书都有仆人陪读侍候。但位居于大大小小城市里的学堂则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求学生长年累月地过着寄宿生活。 尽管学生的读书费用仍全靠家庭提供，但他们与家庭互动的时间较前少了很多。正如莎瑞(Sarri,1990)所指出的:对于一个从十余岁就开始长年在远离家乡的学堂生活的孩子来说，尽管他仍知道肩上背负着家庭的厚望，但为士绅惯习所形塑起来的老一辈对他的思想影响却日渐式微。如果说上一代在父亲的板子相逼与母亲的温言相加下难以成长起一个独立于科场规制之外的自我来，那么，今天在松动了家庭纽带下的少年则有了充分发展自我的机会。对于大户人家中陈腐专制气氛的不满，是许多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产生反体制冲动的最初原因。著名作家巴金的《家》写出了一代士绅子弟叛逆的心路历程。他这样说过:“我离开旧家庭，就象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我没有一点留恋。”事实上,上完学堂、留完学的学生也的确很少再回到他们的父母身边了:不仅农村出身的大多可以留在城市，而且大大小小城市出身的也都密集或游移在京城，省会或少数几个大城市中。因此，他们对父母的反叛是少有后顾之忧的。学堂已使他们成了曼海姆(1954)所谓“自由漂移”(free-floating)的人了。 (2)同质群体的碰撞激荡 在科场上，同蒙“考生”之名，却无论是家庭背景还是在年龄地位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异。而1905年后的学堂虽仍有部分三四十岁的老童生，但十几、二十岁的少年已构成了学生的主体。如前所述，由于新教育的费用高昂，所以，能走进同一所学堂的学生，其家庭背景的差距一般不会过于悬殊。即使有,同样的少年意气、血气方刚也会使城市气息与乡土文化相撞而又相融，同样的青春的激荡、理想的召唤也会填平家庭背景与生活习性间的距离。他们刚刚从家庭的怀抱中挣脱而成长出一个萌芽状态的自我，现在又自然地让这些稚弱的自我相互呼应联结起来，增添独立成长的勇气与能力。 (3)书刊的鼓动与社团的组织 如果说一个学堂只是上百名学生的集结地，那它发生集体行动的规模既不会很大，也难以与其它学堂的类似行动相互呼应联结。但事实上，学堂内外书刊的流传与社团的组织使学堂成了学生进行更大规模联结的基地。我们这里所指的书刊主要还不是学堂的教科书，而是私下流传的思想性书刊。在1895-1913年间走在思想最前列的康、梁与孙(中山)、黄(兴) 等人都极其重视报刊宣传工作。早在湖南戊戌维新时期，《湘学报》与《湘报》便成了维新得以开展的思想阵地,而时务之类新学堂正是传播这些报刊的主要渠道之一。维新失败后，思想阵地转置到了日本。由于湖南留日学生数量很大,而他们回国后又多曾在各式学堂任教,所以,那些被官方视为“洪水猛兽”的禁刊就这样势不可挡地冲进了学堂,深深影响了正处于欲求独立却又还不知所向的学生们。严格说来,每一代人与青春作伴、与灵魂相激、直至从根本上塑造了自己一生路向的书刊大约只是少年时期可能因缘于某种偶然读到的某几本书刊。对于1895-1910年代在学堂里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来说,能发生这般刻骨铭心般影响的无疑是严复的《天演论》与梁启超主笔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参见史华兹,1989;张灏,1993)。即使是那些后来选择了革命道路的人也少有例外地是由严复或梁启超的“如椽之笔”打开他们最初的视域的。学生们藉此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属于一个家庭或一所学堂的,而且首先是同属于这个梁启超所谓的“过渡时代”的。正如1904年《湖北学生界》中有人所说的:“二十世纪之中国,学生之中国也。其兴也惟学生兴之,其亡也惟学生亡之。„„呜呼,美矣哉学生之位置!呜呼,重矣哉学生之位置![64] 既然学生在思想上受到了自成一“界”(学生界)的影响,那必然随之表现在实际的行动上。社团遍兴便是这种情况。维新时期,南学会等湖南若干新型社团的崛起打破了清廷维持已久的禁令,团结了一批开明士绅与学生。湖南在戊戌之后几年短暂的沉闷之后,于1901-1904年又涌现出8个新型社团。据桑兵(1995b)的研究,这类社团多是基于开明士绅与学生的结合,其表现形式有三种:一是学生先建立自己的社团,然后与开明进步人士对等结合,二是开明士绅在其社团内附设学生组织,三是学生以个人名义加入新式社团,(这种形式最为普遍。)如华兴会会员多达500人,其中许多人员是湖南明德、经正、实业等学堂学生,而归国留学生则担任各校教职。同盟会1905-07年可考出自的369名会员中,国内学堂学生与留日生竟有354人之多,占了近96%[65]。社团成了学生刚被唤醒的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的演练场,为其跨越学堂地限而采取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作好了组织上的准备。 学堂高压的反冲力 (4) 上述三方面造成的学生独立意识与社会责任感的普遍唤醒绝对是清廷所不愿看到的。早在《癸卯学制》中便明文规定了“学生不准妄干国政,暨抗改本堂规条”。1907年学部又颁布了《严禁学生干预国政事致内务府咨文》。这使得学堂监督们即使仅为保住其位置都须对“酿乱之阶”严加防范与惩戒。如此行径虽也会威慑住部分学生,但对于许多眼界已开、自我已生、志向已立的学生来说只会增添他们的逆反心理。因为学堂并无将学生的心收笼的内力。不伦不类的课程、新瓶旧酒的腐儒、残缺不全的书籍、虚张声势的管理,这一切都让已受新潮熏染的学生们失望与厌倦。学堂之设按其“中体西用”、“保教益智”之旨本是想通过课堂正统文化的传输培养“应时救急之才”。但对于无衣食之忧、父母之管、家室之累,却有青春之激荡、眼界之开放、同道之砥砺的学生来说,通过学堂这个基地孕生的却是反体制冲动。据统计，1905-1911年间，全国各地学堂爆发的见诸报端的学潮就有339起,其中又以集体罢课为主,共有171起,退学为次,共83起。在可查知起因的271起学潮中,220起是起因于对学堂内部的不满,40次起因于对社会斗争的直接介入,另有11起是为了反洋教习与教会(桑兵,1995a)。 3.反体制冲动下的老师与学生:个案分析 3.1禹之谟与徐特立[66]:个案对比研究之四 禹之谟与徐特立都是在湖南第一代学生中享有盛誉的教师,(他们本人早年都是从新式学生中走过来的),但他们的早年经历有很大差别,其历史影响也各具特点。 禹出身商家,小时虽好读,却根本厌弃科举,一成年便在军界与商界辗转谋生,与旧学无所瓜葛。1897年他与谭嗣同、唐才常、毕永年交好,后来参加了自立军起事。1900年,年已34岁的禹赴日留学,1902年回国后从事实业。但从1905年起,禹开始重视新式教育的发展:他先捐资办了湘乡驻省中学、邵阳驻省中学,(此举后为其它各州府学绅所效),次年又创办了唯一学校,招收了许多因闹学潮被开除的学生,并在校内暗设一阅览室,备有《新湖南》、《警世钟》等书刊。由于他在商界、学界的声望,他同时被举为湖南商会会董、教育会会长与学生自治会干事长。从唯一学校之设便可看出禹之谟的用意何在。他实际上成为那些年湖南学界风潮的主要鼓动者:或者率众收回路权,或者领军抵制美货。然其中最有影响者莫过于他1906年发起的各校学生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与痛惩阻碍学运的长善学务处总监俞浩庆的活 动。参加公葬的长沙各校学生竟达到数万人的规模,“适值夏日,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虽然后来禹本人为学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他却揭开了湖南日后轰轰烈烈学运的序幕。 从9岁开蒙起走过了由旧而新的受教历程。这个转折点恰是在他1905年 徐出身农家, 28岁那年发生的。那年他参加县试落第,也由此结束了以往在蒙馆、私塾间受教传教的生涯,开始在由周震鳞任校长的宁乡师范就读。毕业后,他先与同学合办了一所高小,后又应聘到朱剑凡任校长的周南女校任教。他当时有两件事名扬湖南:1909年在反对铁路国有的运动中他参与组织了长沙公私立学校的罢课罢教活动;同年在长沙修业学校的一次时事报告中,他竟自断左手小指,以示对西方列强欺凌中国的愤恨。1910年徐赴日考察,回国后在多所学校任教。 对比一下两人的生活史,耐人寻味。禹之谟阅历丰富,视野广阔,自小未受过传统教育的羁绊,又素与谭嗣同、毕永年、黄兴一类人物交好。所以他所从事的教育具有鲜明的革命性是很可理解的。而对徐特立来说,二十八岁时还在应中国最末一届科试,平素温文尔雅,1910年前又是足不出湘,人不离校,那么,他后来能表现出率众罢教与断指明志的决绝是很能说明新式教育所引发出的反体制冲动的能量的。 3.2.舒新城与李六如[67]:个案对比研究之五 在众多的1890年前后出生的湖南学生中选择当时还默默无闻的舒新城与李六如作个案,是因为前者经历过完整的学堂教育,而后又开创了中国近世教育史研究,其个人自述《我与教育》(1990)自有其独到真切的感觉;而后者著有一部完全以其个人经历为素材的小说《六十年的变迁》(1962),为他在那个过渡时代中的心路历程留下了很好的写照。 舒1893年出生在湖南溆浦一个农家。自5岁开蒙起断续读了8年的私塾,19岁进入本县鹿梁书院,次年转入县立高等小学堂。那时进学堂时也须考试,但录取面较宽,又还暂未开始收学费,因而使舒得以上了小学堂。他在感情上并不喜欢学堂那整齐划一的生活,但与此同时,学堂的阅报室却使舒能读到《新民丛报》《安徽俗话报》、《民报》与《猛回头》一类书刊,并深深为之吸引。他甚至利用上课时间去默写复述他看过的课外报刊。1910年他到长沙,本拟报考西路学堂,却又收费太高,无法承担,只好又回到小学堂。1911年武昌首义的消息刚传到他所在的穷乡僻壤时,他竟要求学校发给学生真枪实弹,操练革命。结果被学校开除。其后他任过教,上过县办自治研究所、省立二师单级教员养成所和长沙游学预备科。1913年他赴武昌就读文华大学中学部。 李1887年出身于湖南平江一个商家,7岁即遭父丧。由于母为庶出,备受族人欺凌,故拼力要送他上学做官,以撑门第。于是,十余岁的李离家上经馆就读。由于当时八股已废,科试改革,当时的先生鼓励学生读洋书,李也在那时第一次接触到《新民丛报》,并深为之心折。1904年在应科考期间,时逢米商哄抬物价,他率众童生与市民冲了米商的住宅。落榜归乡后,到一留日生处受教,并借此看了《扬州十日记》、《洞庭波》、《猛回头》等书。1905年,李进了县立小学堂,并从一留日教习处接触到了《民报》、《游学译编》等违禁书刊。次年,他母亲病亡。他随即从军,走上革命道路。 舒新城文墨一生,耕耘于文教事业;李六如戎马生涯,终成一著名的共产党人。两人的去路并不相合。但他们在少年时期表现出的相似的行为趋向----或倡导革命被开除,或率众冲击奸商-----确可反映出其所置身的学堂及其与之相连的《新民丛报》或《民报》对他们的影响力。 4.反体制冲动与社会支配关系的再生产 虽然第一代学生多出身于官绅富商之家，但左右他们在学堂行动的却是反体制冲动。我们可以说这一代学生的特点不仅是有不少不幸的丧父者，而且是有更多不孝的叛父者。如果说父母辈的士绅惯习是要维系现存秩序的意识形态，那么学生代的反体制冲动就成了专与现存秩序作对的乌托邦(K.Mannkim,1954)。反体制冲动一方面在统治阶级内部加剧了皇权支配的衰落，另一方面又由于反抗皇权支配所导致的最高统治位置的“虚位”，而进一步造成官绅富商之间的争斗与分裂。 但是，反体制冲动所驱动的主要是对皇权的反抗而非对原来的整体支配结构的重塑(也非对西方支配权力的反抗)。它既不曾给以往的被统治者带来更多的上升机会，也无法实现上层的某些叛逆者与下层的广大被支配者的稳固结合。那些多由富家出身的学生在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口号:“破坏上等社会、提携下等社会”，而他们自居于中等社会。事实上，破坏上等社会是做到了，提携下等社会却成了一个空话。他们的行动结果是将官绅富商的支配权力再生产出来了，尽管这是一个吉登斯(A.Giddens,1984)所说的“未预期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尽管这种支配权力处于分裂状态中。 不过，反体制冲动所推动的支配关系再生产与士绅惯习所推动的支配关系再生产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士绅惯习再生产出来的不仅是支配关系本身，而且是支配关系的合法化;而由于反体制冲动只是一种破坏性的驱力，它虽然也还能使原来的统治阶级的支配关系部分地被再生产出来，却无法将其合法化。因此，反体制冲动并非一种新生的惯习，学堂也无从构型为一个全然有别于科场场域、而类如西方学校场域的学堂场域来。虽然学历已然取代了科名成为这个场域的文化资本，但新生的惯习却一直无从孕育;虽然学堂并未曾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支配关系，它也仍是政治斗争的阵地，但它无论是在进行既有支配关系再生产还是在展开支配权力的斗争的重要性上都既无法与原来的科场场域相比，也不能与西方的学校场域相比[68]。我们把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域称之为“后科场场域”。 1911年9月,清朝覆灭的前夜,学部停止了对各学堂的实官、科名奖励。一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召开首次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制定出《壬子学制》。1913年,教育部陆续公布了一批教育法规,二者合构成了一个新的学校体制,史称《壬子癸丑学制》。这个学制一直通行到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为止。中国的现代学校场域在这十年才刚开始被构型出来。 五. 小 结 如导言中所述，学界在分析1905年废科事件对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影响时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将其视为一个“大事件”，另一种将其视为社会结构变迁中的“泡沫”。 本文借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通过1895-1913年湖南社会史的叙事揭示了科场变迁的复杂性。由于科场是原来的社会支配关系再生产之地，所以，科场变迁的前前后后都与社会支配关系的变化相互关联着。这种关联从时间上以1905年的废科事件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1895-1905年间，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支配关系的确立使中国皇权元场域不复存在，科场场域被列强场域与皇权场域交叉分割了。在这两个场域的张力作用下，西式学堂作为新的文化资源进入了科场场域。在这种资源与旧文化资本的竞争中，由于前者高度的生机控制性，传统科场行动赖以维系的士绅惯习发生了很大的变异。科举制在内外交困之下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而在1905-1913年间，学堂经历成了替代科名的新的文化资本，学堂与各个权力场域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皇权在学堂的支配实际上已为官绅富商所排斥。但是，学堂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支配结构，为原来的被统治阶级带来更多的上升机会，反而使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的交换日渐公开化，从而使这种支配关系的遮掩机制被破坏殆尽。学堂孕生出的反体制冲动在事实上仍然维系着官绅富商支配权力的再生产，但却已无法实现这种支配关系的合法化了。故此，新的文化资本虽然已经占据了场域的主阵地，但又没有出现与之相连的新的惯习;科场场域虽已不复存在，但西方式的学校场域却无法成形，结果在科举废除后出现的是一个特殊的“后科场场域”。 从上可见，我们固然可以将废科事件称之为科场场域的一个“切口”(cut,Delezue,1993)，但正如李猛(1997)所指出的:当事件作为关系去被把握时，就可看到它并不仅仅是连续性上的切口，而且是许多折叠(fold)在一起的事件系列上的切口。由于不同的关系/事件在时间链上的继替并非一个线性现象，所以，在废科事件所引发的历史变迁是“突变”或“渐变”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意义的。 本文展示了布迪厄“场域-资本-惯习”这个三位一体概念在实现社会学与历史分析上的生命力。不过，布迪厄(1997)虽然在分析北非带着前资本主义惯习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农民时，曾提出过惯习的“滞后(hysteresis)”现象，但他并没有在理论上提出场域变迁中的不同步性问题。本文虽然只是对中国科场场域变迁的经验研究，但它或许也能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思考,从而更好地理解社会变迁的复杂性。 主要参考文献: S.Averill,1995:“Local Elite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the Jianxi Hill Country”,in J.Esherick&M.Rankin(ed),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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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科场场域，即是按科场特定价值观与调控原则所构建出来的社会空间，是科场中各种社会位置的一种关系构型。在这种构型中，考生根据各自的位置去争夺以科举功名所代表的文化资本，维系或部分改变着科场空间的界限。 [6] 确切地说，科场上的考生与广义上的“士绅”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在此将“士绅”视同前者，是取其狭义。所谓的“士绅惯习”即是科场场域在士绅(考生)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性情倾向， 这种性情倾向构成作为文化资本携带者的士绅采取种种策略去维系科场场域的动力机制。也就是说，士绅惯习既被科场场域所形塑，同时也是科场场域得以不断生成的推动力。 [7] 文化资本是进入科场场域后被制度化了的文化资源。一方面，它是该场域内行动者进行相互争斗的手段——在科场场域中，文化资本此时表现为科场应试能力;另一方面，它又是行动者展开争斗的目标——在科场场域中，文化资本此时又表现为科试通过后所获取的相应功名。 [8] 孔飞力研究近代地方军事化的经典之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在很大程度就是根据湖南的史料得出结论的。尽管麦科德(E.Mc Cord,1989)对湖南军事化的高水准及其绅权由此得以扩张的看法表示了质疑,但无可否认的是,曾国藩亲创的湘军给湖南社会带来了深远影响,以致不少人称近代湖南人有一种“湘军情结”。 [9] 黄仁宇(1992)提醒我们:中国在历史上本就缺乏数目化管理的概念。而就算是有湖南士绅的总体统计材料，它们的准确性也是要大打疑问的。以分析统计数字为研究社会史的主要手段，在中国恐怕会有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 [10] 简单地说，所谓“权力元场域”是派生出所有其它权力场域的场域。关于此概念，可参见布迪厄，1998。韦伯《儒教与道教》一书所引起的争议以及柯文(1989)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批评无疑会提醒我们重视在皇权元场域覆盖下的各个场域的相对自主性及在晚近的重要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元场域本身是虚拟的。 [11] 科举制究竟始算于隋还是唐,在史学界尚有争议。本文存而不论,以隋唐并称。 [12] 关于建构研究对象的问题，可参见布迪厄(1998)。 [13] 张仲礼(1991，1962)对士绅的特权地位及由此而积聚的财富所作的详尽研究充分证实了科名是可以转化为社会与经济资本的。 [14] 关于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的区别及其前者向后者的转化条件，可参见布迪厄(1977a)。迪玛奇奥(P.Di Maggio,1991)对布氏的这一思想提供了一种解读。他认为,所谓文 化资源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任何一种可树立起符号优越性的文化手段;而文化资本则是文化资源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即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源,它被一套权威体系所认同。 [15] 我们把士绅所主导的(县以下的)地方权力场域称之为“民间统治场域”。 [16] 良好的家庭背景不仅是跨越进入最低一级科场的制度化障碍的首要条件了,而且在较高级的科场上仍有着相当关键的影响力。对有某些家庭背景的人而言,在科场上的优越性往往是被予以制度化保障了的。比如,高官显贵子弟的试卷常被标以“官卷”,并另设举额。据说此举最早的本意是给穷书生以较多的机会,但实际上官卷中试的机会是越来越优于民卷。又如,富家子弟可以捐例监生或例贡生的方式跳过童试,而直接参加乡试。而盐商子弟应试是另设商额,其中试机会也优于其他平民(张仲礼,1991)。 [17] 关于科场场域较详尽的分析,可参见应星,1995a。 [18] 《儒林外史》中有段话将这种士绅惯习简截地勾勒出来:“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要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 [19] 罗尔钢，1994:60-66。 [20] 虽然湖湘学人更多是以书院作为其权力凝聚的文化象征符号(杨念群，1993b)的，但应该看到:湘学与科场不是简单对立而是相互渗透的。务实重功的湘学固然熏染了许多湘人,但他们中并没有多少人能真正抵御士绅惯习更为强大的驱动与诱惑。即使是那些并不热衷于科名的人也还是乐意在它域建功立业的同时也能顺摘科名。 [21] 谭其骧，《中国内地的移民史----湖南篇》,转引自林增平,1988。 [22] 林增平，1988;王奇生，1996。 [23] 这正如韦伯所说的:特权阶层总是“希望看到他们的位置从纯粹的实质权力关系转化为一种应得权利的秩序，并确信他们的地位会通过这一过程获得正当性”。转引自华康德，1995:28。 [24] 虽然西学作为一种新文化资源早在19世纪中叶即已通过教会学校传输进了中国,但它不仅在地理的分布上集中于柯文(1994)所说的“香港----上海走廊”这个中国的边缘地带上,而且即使是在1860年后开始进入内地的情况下,仍然受到正统士绅们的排斥。其中湖南就是一个著名的排外中心。据张朋园(1982:106-7)的统计，湖南1861年到1893年发生的有案可查的教案就达19起，遍及从长沙到岳州的潇湘大地。所谓要大力发展西式教育，首先是指要从这种边缘地位挣脱出来。 [25] 这里存在着一个在原来的科场场域中就有过的复杂的悖论:你承认既有的社会分类体系固然是一种屈服，但将自己排斥在世界(或科场)的大门外，却是将自己始终固定在了 被支配的地位上。正如布迪厄(1998)所说的:抵抗可能走向异化，而屈服也许倒正是通向解放之路。 [26] 总人数据前一年乡试取额及前一次会试未中人数估算。史传参加上书的人数为1300多人,但随后有数百人又取消了签名,故汤志钧(1961)在《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中华书局版)中列名的上书者仅603人。 [27] 走在时代最前列的康、梁等广东士绅是以湖南士绅为首要支持者的。诚如杨笃生(1904)所说:“广东倡之,吾湖南和之,广东鼓之,吾湖南人舞之,吾于广东如骖之靳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1955，王忍之等编,三联书店版,第一卷,下册,P615) [28] 以上资料汇自《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1980,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人民出版社)与《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1980,陈学恂编,上海教育出版社)。 [29] 在科场场域中，书院既从总的来说是从属于科场的，但也有某些自主性。湖南书院与学堂的斗争有双重性质:它既是科场与学堂争夺(总体)文化霸权的前哨战，又是湖湘文化与西学争夺“区域文化霸权(杨念群，1993a)”的遭遇战。 [30] 汇自《湘报》，1897-1898。 [31] 据(清)学部总务司编《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1907)。 [32] 慈禧绞杀维新活动主要不是反对维新本身而是担心自身权力的旁落。至少到19世纪末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已基本上为她所接受了。为此，在消除了光绪借维新来夺权的危机后，慈禧同意大力发展新学堂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33] 所谓的“生机控制性”是指一个文化群体掌握其独立与发展所需有利条件的程度。对此概念的具体解析及中西文化在此方面的对比分析，参见叶启政(1991)。 [34] 表3-1、3-2、4-1、4-3的资料汇自《湖南省志?人物志(上)》(1992,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出版社)、《湖南历代人名词典》(1993,湖南出版社)、《清代人物传稿》(1982-1992,清史编委会编,辽宁人民出版社)、《民国人物传》(1979-1983,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中华书局)、《湖南文史》(43)(1991)、《常德文史》(三)(1991)、《湘乡文史资料》(三)(1988)、《桃源文史》(三)(1991)、《醴陵文史》(七)(1990)、《郴县文史资料》(二)(1988)、《长沙文史资料》(十一)(1991)等十余种史料。 [35] 科场场域除了科场本身作为主体空间外，还将书院等传统教育机构都覆盖在内了。对于尚未拿到最高科名的人来说，其士绅惯习集中表现在积极参与科试上;而对多数已获进士头衔的人来说，尽管不用再出入科场了，但仍是科场(场域)中人。其士绅惯习表现在对诸如在书院任教等传统生活方式的选择上。 [36] 对这35人的统计中,各项均有重复统计现象,因为很少有人留过学却又不致力于新式学堂建设,也很少人只办公司而完全不涉身学务。 [37] 以下有关史料主要来自《民国人物碑传集》(1995,卞孝萱等编,团结出版社)、《中华民国名人传》(1984,秦孝仪主编,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岳麓书院1010年纪念文集》(1986,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编,湖南人民出版社)等。 、《湘西文史资料》 [38] 以下有关材料汇自《熊希龄集》(1985,湖南人民出版社) (三)(1982)、周秋光“熊希龄与湖南维新运动”(《近代史研究》1996,第2期)、唐浩明“旷代逸才-----杨度”(《大家》1994年第5期)、杨念群“杨度和帝王之学”,(《二十一世纪》,1994,总第21期)。 [39] 中国近代历史文献有“绅商”一词,意即亦绅亦商或由绅转商者,诸如沈云沛。还有由绅转而为(新)学者的,俗称“学绅”,(但这一名号似乎在正式文献中见及,只有“绅董”一说)。当然,有些绅商是兼为学绅的,诸如张謇，但二者的含义显然是有差别的。 [40] 这里要排除1897年徐仁铸作学政时得以由生员而成拔贡的那批人,因为西学在那次选拔中所占的份量极重,与传统科试迥然有别。 [41] 以下材料主要引自《黄兴年谱长编》(1991,毛注青编,中华书局)、《甲辰科会试同年齿录》(1904)、《湖南文史资料选辑(22)》(1986,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1983-1993,朱有献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42] 详可参见应星，1995b。 [43]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二辑上册,P110。 [44] 《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1904)。那401名湖南留日生中竟有110人是挤在弘文学院的师范速成科里，41人在法政大学速成科里，可见当时的留日在很大程度上是原有旧学根抵者在日本所作的新式包装而已。 [45] 《学部官报》，1907.12.25,第43期。 [46] 《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1909)。但在1909年湖南学堂总数上，该资料前后统计不一:在分官立、公立、私立统计时是1262所，在分各级学堂统计时又为1437所。因出入尚不太大，本文分别不同情况而并用之。 [47] 同上。 [48] 据苏云峰(1971)的分析,万木草堂要求学生交纳学费、自备膳宿,甚至还须为学堂提供某些房屋,所以,入学者大多来自小康之家。 [49]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P352。 [50] “时务学堂大概章程”,同上引,P274。 [51] 熊希龄“上陈右铭中丞书”,《戊戌变法》(1953,中国史学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二册,P597。 [52] 以上资料汇自《自立军史料集》(1983,杜迈之等编,岳麓书社)等多种传记材料。 锷)虽出身贫家,但他的母舅樊锥却是身值得一提的是,时务学堂日后最著名的学生蔡艮寅( 为南学分会会长的拔贡。 [53]张朋园，1982:182。 [54]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22)》, P73-92。 [55] 周锡瑞(1982)在他的《改良与革命》中曾详述为什么可以将两湖联结在一起来研究的原由。 [56] 据《清末民初洋学生名录初辑》(1962,房兆楹编,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P78-136统计。 [57] 见《湖南文史资料选辑(22)》，p11-14。 [58] 据《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湖北、广东学生数分别为99064人与86437人。 [59] 初级学堂既以十余岁左右的少年为主,则时势之移会使许多权贵子弟来不及获取科名便会被送入学堂这一新的进身之阶。所以，在学堂学生中，未得科名的官绅富商子弟数远比有科名的贫寒子弟数多。 [60] 如果考虑到那些曾上过私塾、社学或书院但不曾考取生员的人数，那么，新式教育的普及面就显得更少了。据罗斯基(E.Rawski,1979)的测算，在1880年代，男人的识字率在30-45%之间，女人在2-10%之间，平均在16-28%之间。但在私塾、义学为新式学堂所取代的情况下，识字率已达不到这样高的水平了。二十世纪开始屡屡发生的乡民毁学堂的事件已再好不过地表明老百姓对新式教育所感受到的只是他们不得不交纳的沉重的学税以及学堂对宗族庙宇、祠堂的占用，所表达的是他们多数人被迫退出教育场域的愤恨与仇视。 [61] 据《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1909)。 [62] 同上。 [63] 《辛亥革命》第四册p275-311(1957,中国史学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64]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p453-454。 [65] 《辛亥革命》第四册p275-311。 [66] 以下有关资料汇自《辛亥革命在湖南》p360-376(1986,湖南史学会编,湖南人民出版社);《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中共党史人物传》(三)(1981,胡华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龙文出版公司);李六如《六十 [67] 以下有关资料汇自舒新城《我和教育》(1990,台湾, 年的变迁》(1962,作家出版社)。 [68] 事实上，由于新文化资本的可移置性(土地显然是不可移置的资本，而科名因与乡土、家族密切的联系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移置的;学堂教育的特点是使学生拥有了无形的、可移置的资本)，后科场场域内的许多行动者已作出了“退场”(exit,A.Hirschman,1981) 的选择。我们研究一下黄兴、谭延恺、徐特立那几代人的生活史便可发现:他们中许多人虽都曾在学堂里翻江倒海，但很快就退出了学堂，置身在兵戈相接的军事斗争场域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