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传体断代史的创始者班固

纪传体断代史的创始者班固 司马迁死后约百余年，又出了个十分著名的史学家班固，他写了一部专记西汉一朝的历史书，定名为《汉书》。这是断代为史，也用了纪传体的体裁，是为纪传体断代史的始作俑者。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父亲班彪才高而好述作，对史学很感兴趣。自司马迁作《史记》，因无汉武帝太初年间以后的记载，许多 人都争着搜集那以后的史事加以续补，可是续补之作的文笔都很拙劣，难与司马迁的伟大著作相匹配。班彪不满意那些续作，就继续采集历史资料，并以调查了解到 的情况加以补充订正，作《史记后传》数十篇，想要续完西汉一代的历史，可是他没有完成自己的夙愿就去世了。 班固幼年随父亲到各地旅行，参观过名胜古迹。又由父亲教他识字读书，从9岁起就能写文章，铺读诗赋。据说有一次，父亲带他与自己的学生、当时已 很有名气的学问家王充见面，王充提了些有关历史的问题问班固，班固对答如流。王充听后高兴地抚摸着班固的背对老师班彪说:“师弟是棵好苗子，将来继承司马 迁的事业，记载汉朝历史的必然是他。”由此可见，班固在少年时代就已显露出具有史学的才华。 班固16岁那年人洛阳太学读书，与崔胭、傅毅、李育等同学，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很有名气的学问家。班固的成就也不亚于他们。大约在班固21岁那 年，父亲班彪开始撰写《史记后传》。在父亲写作过程中，班固帮助父亲搜集过资料，因而更增强了也对史学的兴趣。两年后，父亲去世，班固于守孝三年期满后， 下决心继承父业，开始继续撰写父亲没有写完的书。 在当时私撰国史是有罪的，班固刚刚在家写了四年，就被人告到汉明帝里，以私作国史罪被关进了监狱，已经写成的书稿，也全部被没收。但是幸运的事 情接着发生了，他的弟弟班超伏阙上书，为他申辩为什么要撰写史书的意图，汉明帝 埋没人才，特地拿班固已经写成的书稿读了几篇，觉得叙事清楚，文笔优美， 确实能成为一部好的历史书，于是就把班固释放出狱，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叫他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冀等共同撰写记载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 秀事迹的《世祖本纪》。接着，班固自己又撰写了西汉末、东汉初跟刘秀争雄的平林、新市等农民起义军和公孙述的事迹，成列传、载记28篇，呈交汉明帝。这 《世祖本纪》和28篇列传载记都不属于西汉一朝的历史范围，汉明帝叫班固写这些，无非只是进一步考验一下他的史学才能。看了这些新写的书稿以后，汉明帝才 完全相信班固确有能力完成史书的写作，就提升他为校书郎，典校秘书，正式叫他在兰台撰著《汉书》。 班固的父亲班彪，在作《史记后传》前曾写一篇前代史书得失的评论，他对于司马迁的《史记》“采获古今，贯穿经传”，“善述叙事理，辩而不华，质 而不俚，文质相称”等方面作了充分的肯定，称赞司马迁是“良史之才”。但是对司马迁作史不能“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进行了批评。班彪以儒家正 统观念来看待历史，认为写史书必须“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决不能用其他的道理来指导史书的写作。班固自幼受父亲的教育，他撰著《汉书》，当然也以儒 家正统观念作为指导。 班固对司马迁撰著通史性质的《史记》，把西汉前六个皇帝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表示不满，认为那样把汉朝的地位降低了。他认为 秦朝不是个正统王朝，项羽没有正式做皇帝，更谈不上为他立本纪。班固一心要抬高汉朝地位，因而他提出了所谓“汉绍尧运,以建帝业”的说法，认为汉朝的刘邦 建国是继承了尧的统绪。这样一来，不要说秦、项不足道，就是夏、商、周三代也难与汉朝相提并论了。既然“汉绍务运”，三代也难与之相提并论，那就只好把西 汉王朝写成一部独立的史书，所以他终于抛开了连他父亲班彪在内那样续补《史记》的写法，创造了从汉高祖刘邦建国写起，写到王莽篡位为止那样的断代史，这就 既能提高汉朝的地位，同时也提醒以后人们写东汉史的时候，也得从光武帝写起，不能采用续作《汉书》的办法，把光武帝续到王莽之后，与新市、平林并列起来 写。班固的这种正统观念，既源于他的儒家观念，同时也可能形成于汉明帝叫他与陈宗、尹敏、孟冀等撰写东汉开国史时的感触。 形成班固正统观念的另一个因素是:他在撰著《汉书》的过程中还参加了一次白虎观大会。建初四年门9年广在汉章帝的主持下，诸儒在洛阳白虎观讲论 了一次五经同异，最后由章帝亲临裁决是非。这次大会由班固负责作，会后编成了一部《白虎通德论》。白虎观大会其实就是东汉封建皇朝统一思想的大会，也 就是把儒家思想同阴阳五行、谶纬《汉书》书彩之学探合起来，把儒家思想宗教化，使之更加适应封建统治需要的大会。与会学者如杨终、魏应、淳于恭、李育、贾 逵、张酺、鲁恭、桓郁、丁鸿、召驯、楼望及广平王刘羡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他们多多少少都是与班固有共同语言的，加之当时诸儒的讲论最后由汉章 帝亲临裁决，实际上带有法定的性质。因此，班固的《汉书》自然得与白虎观会议的主旋律同调，不仅在断代为史这一点上要体现出来，并且在整部史书的内容上也 得处处与当时所认定的那种儒家正统思想相吻合了。 建初七年，班固51岁时，《汉书》完成，如果从永平七年(纽年)他33岁那年正式奉命在兰台写书算起，写了19年;如果把他在家私作国史的4年也算在内，则写了23年，所花的功夫是相当深的。 《汉书》共百篇，亦称百卷，即帝纪12篇，起自高祖,终于平帝。表8篇，把诸侯王、功臣、外戚、百官公卿的事用列表的形式记载，另有一篇《古令 人表》则破了断代为史之例而通记古今名人。志10篇，即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其中刑法、食货、五行、地理、艺文 不见于《史记》，是班固所新创，尤以食货志记经济发展，地理志记全国地方州郡，艺文志记文化典籍这三志更有价值。列传70篇，除了记大臣、王公外，有儒 林、循吏、酷吏、货殖、游侠、佞幸、外戚、元后等类传8篇，又有匈奴、西南夷两粤朝鲜、西域等3篇，王莽一篇，以及仿《史记?太史公自序》而作的《叙传》 一篇。除了不立“世家”以外，《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体例在《汉书》中全部得到了继承。 《汉书》虽然在体例上是摹仿《史记》的，并且在正文中于西汉前期史事亦有不少抄袭《史记》的地方，但是总的来说，它还是一部有所创新并具有自己特色的史书，在内容上和编纂学上都不失为一代史书的典范之作。 首先，如前所述，《汉书》开创了断代为史的体例，它是“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的西汉兴亡史。这样断代为史，虽然看 不出一朝一代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割裂了全史，但是因为只写一朝一代，就能把这一朝一代的方方面面全都写得很透彻，容易使人看清这一朝一代兴盛衰亡的 全过程，所以它也有胜于通史的地方。封建时代的史学家，要他描绘出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规律是有困难的，但是要他们为已经过去了的一朝一代描绘出其全过 程，他们还是能够应付裕如的。正是因为班固开创了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后世史家竟相仿效，这才有了后来“二十四史”这一套全书。二十四史中的《南史》《北 史》及两部《五代史》虽非断代史而是通史，但是前者只是改编已有的几部断代史为二部史书，后者则其所记载的朝代时间短，五代打通了写还顶不上一部断代史那 么丰富，并且事实上史书的作者也是把五代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 其次，《汉书》既具有创新精神，对《史记》已经写过的西汉前期史也并非原样照搬，而是作了大量的补充。它的创新精神主要体现在十志。这十志虽然 取法于《史记》的八书，但开拓的领域比八书要广阔得多。《食货志》所记的范围远胜于《史记》的《平准书》，并且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为后人研究自周朝以来 至王莽篡位时期的经济制度和生产发展状况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地理志》所记内容不见于《史记》，那是记载疆域政区为主体的篇章，实际上是我国较早的一部地 理专著，对各地区的山川户口、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及海外交通都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它不仅为后来的断代史开创了先例，并且也为后来出现的地方志创立了规模， 更为后来的地理学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沟洫志》取法《河渠书》，但所记内容和侧重点也远胜于他的前辈，其重点是叙述了战国至秦汉的水利建设，并且还 记录了水利专家贾让关于治河的策 论，为后世研究水利史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艺文志》所记内容亦不见于《史记》，它论述了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派别与是非得 失，是十分珍贵的学术思想史资料，它分类收记书目，也为后世的目录学开创了先河。应当指出的是十志中的多数记载都超出了西汉一代的范围，打破了班固自己所 定的断代为史的体例。由此可以看出，封建社会中政治史可以一朝一代的分割开来断代为史，但是经济、文化等史事自有其演变继承的关系，是不能割裂开来断代为 史的。第一个开创断代为史的班固，也承认了这一点，所以只好自乱体例，把十志中的某些志写成了贯通古今的通史。至于《汉书》补充《史记》的西汉前期史，主 要体现在它为《史记》不立专传的人物立了专传，如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李陵、苏武等传，都是《史记》所没有的。张骞的事迹在《史记》中也只是附 见于《卫将军骠骑列传》,而《汉书》则为之立了专传。以上这些人物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赖《汉书》的记载，我们才得以清楚地见到他们的辉煌事迹、伟大人格 及历史贡献。 再有，班固重记实而又有考辨精神。前者表现在班固非常 重视文献资料的搜集，在纪传中记录了大量的奏疏和策论，使后人能清楚地看到当时朝廷上对 某些问题的争辩，以及某些风云人物的政治思想脉络。班固搜集文献资料并非单纯为了记实，并且还有致用的目的，他在《贾谊传》、《董仲舒传》等列传中明确指 出，他是为了他们的奏疏与策论是“切于世事”，是能“切当时，施朝廷者”才加以记录的。后者表现在 班固对某些历史上的讹传做了“慎核其事”的考辨， 并非实有其事，而是后人附加的，如在《东方朔传》、《张汤传》等列传中都有这种考辨，而在《艺文志》中这种考辨尤多。“记实”是撰著史书最起码的要求， “致用”体现了史书作者的史学观点，“考辨”则是史书作者求实精神的伴现。这些都为后世史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班固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他作有《两都赋》等文学名篇。《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是东汉兴盛时期通过对首都洛阳的描写，以之与西汉首都 长安的比较，说明后胜于前、应当向前看而不应怀旧的作品，是两汉辞赋中的不朽之作。班固的文学才华在《汉书》中也有所表现，《汉书》的许多篇章描写生动， 是文学与史学的结合体，它不仅对后世的史学有影响，并且对后世的文学也有重大影响。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宋代文学家苏舜钦、黄庭坚都对《汉书》的文学成就推 崇备至，苏舜钦甚至一边读《汉书》，一边饮酒，拿《汉书》作为下酒的美味佳肴。直至今日，各高等学府的中文系亦往往开有“史汉文学”这一门课程，从文学的 角度来研究《史记》《汉书》。看来这实在是后世许多史学家望尘莫及的一个重要方面。 班固于61岁那年因受外戚窦宪的案件被牵连入狱，死于狱中。他死后，《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还只有草稿而未最后完成。汉和帝命令班固的妹妹 班昭(曹大家)续作八表，马续补作《天文志》，才将《汉书》最后完工， 但续补之作仅占《汉书》的极小部分，整部《汉书》的思想内容以及独创、记实、考辨、 文学等特色，都是班固所创造的。班固的正统史观以及表现在《汉书“五行志》中的封建迷信思想等，是不足取的，但小疵不掩大醇，《汉书》中的种种优点，说明 了班固仍不失为司马迁之后一位了不起的史学家。 文章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