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生的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

毕业论文 专业名称:新闻 选题方向:新闻理论 论文题目:黄远生的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姓名: 李晓凤 二0-一年三月 黄远生的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 [摘要]:黄远生作为一个体现了新闻职业化思想萌芽的名记者,其新闻实践与思想表现在三方面:首先,他是近代一位弃绝功名的名记者,身体力行地倡导了独立职业和新闻职业的“公共性”;其二,他反思政论,开创通讯的时代,他重视采访,追求新闻的真实、客观、全面、公正,这展示了他对新闻职业行为模式与准则的摸索;其三,他在忏悔中强调了记者职业化的“四能”素养,这是新闻职业自律精神觉醒的明证。然而,黄远生这些对新闻职业化的贡献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彰显,因为他的价值被以政治运动分期的新闻史的叙述淹没了。 关键词:黄远生新闻职业化 正文: 一、走向独立职业:近代一位弃绝功名的名记者 相对于王韬、梁启超、章太炎等一大批著名的报刊政论家,方汉奇先生称黄远生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名记者”,宁树藩先生视之为“首批以新闻闻名于世的记者中最负盛名者”,这种是很有道理的,体现了黄作为“记者”与前代“政论家”的差别,在“报刊从业者”的系统内部对黄远生作出了界定。但从更广大的视角来看,中国“报刊从业者”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分,黄远生在近代知识阶层由“传统士大夫”向“现代型知识分子”的转变过程中,应处于何种地位之上或者说他所持的观念更倾向于哪一端呢?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黄远生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是更为自觉和主动的,是一位主动弃绝功名而选择独立职业的先驱者。他年方21岁便高中了光绪甲辰进士,成为清末最后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个,然而他却绝意仕进,以新进士的资格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他被授予邮传部员外郎等职,他又不甘于“以极可爱之青年之光阴,而潦倒与京曹”,便经常为京、沪 报刊撰写国际时事述评,辛亥革命后,他弃官而全身心的从事新闻工作,从1902年创办和主编《少年中国》周刊开始,直至1915年遇害。 谈及“新闻职业化”(或曰“专业化”)必先考察“职业化”(PROFESSIONALISATION),再说“新闻职业化”的特殊意涵;而考察“职业化”又应当先说“职业”(OCCUPATION),黄远生对“新闻职业化”的贡献首先就在于上述他对于“职业”敏锐与深刻的认识。由于中西之间“笼统”与“明画”这一思想传统的不同,带来两种文化对于社会分工的态度迥异,中国几千年来受专制、科举毒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远生对于“职业”之平等、独立的呼吁,也就在中国“新闻职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了重要的意义,这一点鲜有人论及,故此处赘言之。 作为一个自觉的转型者,黄远生不再把新闻职业视为“宣扬国威、义切勤王”的工具,也不把它当成政治运动的言论工具,从他对新闻记者与“平民”、“政党”、“政府”三组关系的勾勒中,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其中不乏与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相吻合的成份。 首先,他认为记者应该“为民生社会请命”,他对真假“平民”的分析是一针见血、力透纸背的,体现了他真正为公众服务的理想。他深怀忧患地指出,“今日中国无平民,其能自称平民,争权利争自由者,则贵族而已,农工商困苦无辜,供租税以养国家者,所谓真平民也,则奴隶而已。”(《平民之奴隶奴隶之平民》)全国高奉而享乐之人不过百万,“而三万万九千九百万之国民则呻吟憔悴、困苦流连”,“非舆论机关之所屑为代表呼吁”,他警告那些仅有百万数的“贵族”,“多行不义必自毙”,“记者之流,亦能造作文字遇事生风,然何尝稍益于衣食我而恩厚我之同胞。 同时,他坚决与党派划开界限,他指出,“政客中因亦有志洁行芳不受贿者,然所标种种政论,所拥护种种之势力,今日宁代深论。”(《忏悔录》)他虽然曾与各党有过疏密有别的关系,但他的文章丝毫“没有偏袒哪一党的意思”,所用的是“不存成见公平评论的态度”。 另外,他还强调办报要“指斥权贵”,监督政府。他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力主办报要“主持政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在他许多通讯中,上至总统袁世凯,下至各级官僚,他都敢指斥揭露,他把袁世凯当权的中央统治集团描绘为“百鬼昼行,万恶皆聚,私蠹阗塞,危亡在前,而不为动”这在当时黑暗的报界和严厉的压制下无疑是需要极大的勇气。 民国初年各党派为各自利益争吵不休,互相攻讦,不惜假造新闻,人身攻击互揭老底,一些报纸和报人为政府或其他利益集团收买,黄远生痛心于“报馆之呼号为大总统之私或为政府之私或为官僚之私,或为党会之私,或为豪疆雄桀奸商著猾之私”,力图以上述努力坚持报纸的公共性,超越现实政治,避免使舆论成为私人的工具。所以黄远生这时的新闻职业化思想的萌芽可谓是在中国特殊语境下的一种自由主义职业思想。 二、对新闻职业行为准则的摸索:从反思政论和创立新闻通讯谈起 人们通常强调黄远生的采访、通讯,认为这些是他别于前人、开风气之先的,却常常忽略他也是一个大政论家,他对政论的发展和反思其实也是开风气之先的。黄认为“新闻记者,需尊重彼此之人格,叙述一事,要能恰如其分,调查研究须有种种素养。”他决不肯信口开河,也反对“凭恃理想发挥空论”。 另外,我们应该注意到,黄远生与前代的政治家报人不同。虽然他与前代报人一样都非常关心政治,但正如林志钧在序言中所说,黄远生“不是政客,也不是政治家或者政治学者,只为他作了新闻记者才不能不谈政治”。他常以“新闻记者”自称来关注政治事件,报道政治进程。因此,黄远生不仅开创了一个崭新的通讯时代,而且成为了拉开“新闻本位”时代序幕的第一人,尽管在他的新闻报道中仍有“强烈的政论色彩”,无法像西方新闻职业化理念中强调的那样做到事实与意见的分离,但相对于中国报界长期以来“文人论政”的传统,黄远生还是以自己对事实的重视在中国新闻职业化的道路上做出了有益尝试。 同时,黄远生自身种种破旧立新的观念和经历也使他最终成为拉开“新闻本位”时代的序幕的第一人。他学于日本,游于欧洲,受到西方近代科学精神的影响较大,对新文艺很有研究。他认为希腊艺术科学的精神是“不拘泥于习惯,凡百事物,以实验为主,从实验所得之推论,以发见事物之真理是也……希腊思想之特色,在认一切为自然之径路,而非其终极,凡人当以忠实之心,研究此径路所存,故其精神,在实验不在虚定,在研究不在武断”,他在1915年《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新旧思想之冲突》,无疑是五四革命前对“科学”精神倡导的一次创举,在当时的文艺界一片暮气沉沉的气氛中虽未引起反响,但却丝毫不损其创新的价值。 具体说来,他提倡新闻写作要做到“诚实无欺”,要“归纳”、要“具证”,那就需要注重事实,一一收集,第一手材料最可靠,能和事主对证明白,这样很自 然。黄远生中过进士,留过学,又在前清做过大官,对国际时事和国内政界十分熟悉,借此便利,他得以经常周旋于总统、国务卿和总长、部门长之间,消息特别灵通,他写新闻通讯的材料,大都是亲自采访获得的,在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之前,他决不“逞意悬谈”,一旦发现先前报道的事实或发表的意见有误,便及时更正。 三、强调职业化素质和职业自律精神的觉醒 黄远生指出,“新闻记者须有四能:一、脑筋能想;二、腿脚能奔走;三、耳能听;四、手能写。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很多新闻史的书都提到了这“四能”,认为这是黄远生对新闻记者提出的业务要求,但思考黄远生对“四能”的具体阐释,并与前人相比较,笔者认为这“四能”决不仅仅是业务要求,而是一种职业化的素质要求。 以往的报人虽感叹过报业人才不济,或缺乏记者人格,但很少有人自问能否以自身之才力完成所倡导的报业之职责,梁启超曾说过自己过去的“庸漏愚谬”,但他最终又回到归咎于民众素质低下的立场,像黄远生这样深刻的职业自律和拷问是没有过的。正如民国黄天鹏所编《中国新闻事业》一书中所说,“记者社会地位之高尚,是由于他负的重大的缘故”,“明达的记者,并不以社会上为人推崇而自夸自满,反而各外的谦恭,忠实的,公平的,努力的对他的职责负起责任”。 四、结语 黄远生所提倡和实践的远不止于客观中立观念,他首先作为近代一位弃绝功名的名记者,身体力行地倡导了独立职业和新闻职业的“公共性”;其二,他反思政论,开创通讯的时代;他重视采访,追求新闻的真实、客观、全面、公正,展示了他对新闻职业的行为模式与准则的摸索;其三,他在忏悔中强调了记者职业化的“四能”素养,这是新闻职业自律精神觉醒的明证。 综上所述,虽不能将黄远生视为新闻职业化在近代新闻事业史上的最早和唯一的渊源,不能说他“有意”地建构新闻的职业化模式,但由于他的新闻思想和实践符合新闻职业化的众多基本理念,称之为“新闻职业化的萌芽”应该是中肯的。 继续阅读